走进陈平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也许，由我来写关于陈平原的文章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对于他研究的许多领域，我都是陌生的。而且，就个人交往而言，我与平原相识也迟，相知也晚。虽然当他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而名噪京城的时候我也在北京，并且因为无法抵抗当时北京大学活跃气氛的诱惑而常去偷听，然而，一次次奔走于未名湖畔，却与平原失之交臂。反思这失之交臂的原因，当然与我不善主动与人交往有关，更重要的是，我当时不但顾不上他们的话题，而且对其心存疑虑。虽然我知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却同时有一种担心：努力打通不合理的文学史断代格局，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会不会因为强化其整体特征而模糊其时代断痕和质的区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将得不偿失。80年代中国学界曾经制造过一只橡皮口袋，把相互冲突和对立的人物统统装入，而且在口袋上贴上“现代”标签。文学史的重写也很像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打人者与被打者被安排到同一条板凳上就座。当然，曾被打入地狱者能够获得与他人平起平坐也许已经可喜可贺，但是，彼此之间真的不存在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根本区别吗？因为心存这种疑虑，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话题没有表现应有的热情，而是仍然注目于当时文学创作中的某些倾向：如改革文学在歌颂改革者时对专制主义的歌颂，寻根文学在文化选择中的误区，启蒙主义者在鲁迅道路上前进的艰难，以及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冲突，等等，而这时的陈平原正忙于他的“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距离不远也不近。
90年代最初的一年，我们第一次相聚。当时大家心里都有点闷，有点不知路该如何继续走的茫然。在我的印象中，陈平原是比较心平气和的。然而，此时的他却正酝酿着学术上的转向：从小说史的研究转向学术史的研究。很快，他创办《学人》杂志，并且在《读书》上发表《学者的人间情怀》等一系列文章。陈平原的新姿态引起了许多朋友的关注。记得当时读《学者的人间情怀》，短短几千字，却使我无法一气读完，因为许多问题不能不停下来久久地默想。说真的，我的感觉非常复杂，有赞叹也有疑问，有认同也有排斥。比如，面对鲁迅著名的“高升”、“退隐”和“前进”之说，陈平原以惊人的平和与公允立论，认为这三种情况难以区分正负高低，因而不赞成坚持前进者对高升或退隐者作过苛评价，这就使我颇费琢磨。不过，我以为此中仍然不过是一种宽容。宽容他人并不意味着放弃自身立场。陈平原的姿态明显地透露着胡适的影子，因为这时他更进一步地走近了胡适。差不多整个20世纪，改良主义在中国一直没有好名声。但是，历史却鲜明地昭示着人们，那些改良主义者往往比激进主义者更清醒。我这样说，很容易与陈平原一起陷入保守主义的阵营，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的中国，“激进”与“保守”并不容易说清，“革命”与“复辟”也往往难以划清界限。胡适究竟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从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同的回答。
记忆犹新的还有他的“独上高楼”。90年代初，我作过几幅写古人诗意的抒情画，其中自己比较满意之作一是“过迟千帆皆不是，肠断白萍洲”，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后者正是读陈平原《独上高楼》一文之后的心得。他从“独上高楼”中读出了“抵抗寂寞极目远眺带来的刚毅和旷达”，而我也从这种解读中读出了他本人独上高楼的心境中所含有的坚与韧。后来，见有批评文章提出《学人》及其重建学术规范的努力是把无奈的选择改变成了主动的抉择，把逃避与拒绝混为一谈。我佩服这种见解的犀利，却仍然认为只要能够于人格和价值上有所持守，至于来路是逃避或者拒绝，倒也可以不问。在“西风凋碧树”的时刻，有人能独上高楼，而且“望尽天涯路”，无论如何，我已不忍指责。也许正因为这样，尽管我对90年代的所谓“新国学”不以为然，对知识分子的隐士化倾向多有非议，却从不愿像一些朋友一样把陈平原当作代表。因为无论如何不能忽视陈平原以独上高楼的姿态进行的精神守望。在中国，历来不乏高潮逐浪的激烈者，但是，激烈者却往往在落潮之时逃跑也快，倒戈也易。鉴于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教训，我觉得应该重视的是那些脚步沉稳者，他们也许不是先锋，也许不在前沿，却能对选定的价值作韧性的守护。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挫折，也许就在于这种守护者太少，而一味追潮逐浪者太多。因为在某些情况下，重要的已不是前进，而是抵御没有底线的溃退。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学者随时都可能面临陷阱。这不仅在于学术成果和学术态度都可能被用作某种武器，而且在于知识界不同的选择。有些话要看在什么时候说。一些朋友对平原表现出的“张力”不以为然，因为它意味着某种妥协。直到今天，人们在论述世纪末知识分子分化和转变的时候，还往往把陈平原当作退回书斋的代表人物来谈论。一般地说，这大概不算冤枉他。因为他的姿态明显，《学人》创刊号的“后记”中宣称：“几年来，孜孜以求，不想惊世骇俗，但愿能‘理得’而‘心安’”。他认为：“与其临渊羡鱼或痛骂鱼不上钩，不如退而结网。文化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是否值得欣赏是一回事，知识者自身的选择和努力又是一回事。”如果把这作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它当然意味着一种后撤。正因为这样，它被看作是“后退几十里下寨的言论”。因为从这种声音中，至少可以看到陈平原们决非多事之徒，绝无非分之想，只想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作文，为学术而学术。当然，有心人不难从中读到一份秋风落叶般的心境。
关于这种心境，陈平原后来曾有表白：
90年代的前三个春天，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实在过于阴冷。尤其在北大，“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受到严重挫伤的学生们，颇有废书长叹，就此“金盆洗手”的。作为教师，眼看那么多昔日的好学生一脸茫然地闲逛，或一头扎进“托福”，心里真不是滋味。可是，“一脸茫然”的远不只是入世未深的青年学生，我之所以剖析章太炎“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的学术风格，标榜“学者的人间情怀”，谈论“独上高楼”与“超越规则”，何尝不是在苦苦挣扎？
退而结网是一种事实。但是，陈平原并没有成为冷血学者。真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这一代人能够真正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人实在不多。陈平原努力维护学术的纯正，为了学术的纯正，不仅反对曲学阿世，而且反对借学术而发牢骚，但同时又大谈特谈学者的人间情怀，把自己的学术织进了历史运行的经纬。他主张“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却并不反对学者关注政治，而是认为关心政治不是学者的份内职责，只是学人“有情”和“不忍”的本色体现。这种对“责任”的推拒事实上是在捍卫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学者可以为学术而学术，正如艺术家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但是，真正的学者与真正的艺术家一样，重要的是独立人格和精神持守。
在90年代新的语境中，知识分子将以何种姿态扮演何种角色？人们有不同的选择。但事实上不外两种：一是学者，二是观察者和批判者。选择后者的朋友虽然也往往表示尊重“学术中人”，但由于更关心社会问题，一般并不赞赏完全退回书斋之举。选择前者的朋友则往往以学术规范看取社会文化批判，也难免在微笑中有所讥讽。所以不少人梦想的是二者兼而有之。一方面是学者，于社会边缘的寂寞位置以求真知为业，一方面是生活的观察者，以自身的知识洞穿积尘而对社会现象特别是毒菌和病灶作出独立的评论，以参与社会文化进程。然而，如何处理集于一身的二者关系，却仍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陈平原的“学者风范”与“人间情怀”之说至少提供了一种方式：一方面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进行学术研究，决不为现实效用而牺牲学术求真的本色；一方面保持着人间情怀，密切关注生活的现实并且在选择研究课题时充分注意现实的意义。关于学术，有各种不同的误解：好像越与现实无涉，才越有学术价值，于是，辛辛苦苦大半生，致力于弄清历史上某个三流诗人到底长了多少根胡子，兢兢业业几十载，最终证明的不过是某个历史人物也是两条腿走路。报刊上一些学术文章之所以让人不忍卒读，并不在于作者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太差，而是因为缺少生命的投入。学术如果离开了学者生命的热度，文章当然会散发着僵尸的气息。正因为这样，也就导致了重视思想而鄙视学术的偏见，以为学术本身就是济世无路退居书斋后的自慰与自娱。真正的学术最不可缺少的正是学者的人间情怀和历史洞察。陈平原的学问之所以为许多朋友所看重，当然首先在于他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学风，同时也应该看到，正是一个具有独立品格的现代学者在具体历史时空中的生命现实感给了它勃勃跳动的精魂。
只要系统看一看陈平原十多年来的学术足迹，大概很容易看到，他从小说史到学术史，从学术史再到教育史，领域几经转变，但变化中有一条不变的精神线索。这条精神之线在其深层将他的全部研究穿为一个整体，并且赋予它鲜活的生命。那么，一个问题是值得提出的：陈平原在寻找什么？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大概并非易事，但有两点是明显的：一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二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他的退守书斋体现着一种独立人格的守护。尽管他很宽容，并不指责他人以依附为代价换得高升，也不指责他人帮闲或者帮忙，但这不过意味着一种并水不犯河水的洁身自好，透露的是一种边缘的独立姿态。他平和而宽容，一般不作激烈之语，却并不影响他精神立场的坚定。陈平原的学术天地有一个鲜明的主题。这个主题显示着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自觉，显示了一种带有某种悲壮意味的历史承担。他的学术史研究最直接的意义就在于中国现代学统的寻找和重建。论现代学统的建立，人们可能有不同的见解。陈平原选择的是章太炎与胡适。而这两大基石恰恰是被历史的灰尘掩埋了。透过《老北大的故事》和《北大旧事》，我们看到的仍然不是一个激进前倾的陈平原，但是，看看他努力寻找和守护的东西，却不能不为他的勤奋努力和良苦用心而肃然。他把“老北大”限定在1898--1937年间，因为虽然抗战胜利之后北大人得以重返红楼，但几年后就永远告别了“令人神往的沙滩马神庙”。在这里，他赞赏的是老北大不自承太学传统、不与同文馆挂钩、而只认1898年的“大学堂”自我身世认定，强调的是老北大既不同于传统的太学又不同于传统的书院的现代性质。他津津乐道的是老北大“不可救药的自由散漫”，感兴趣的是那些充分显示教授们个性风采的趣事轶闻。虽然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世人多以科学和民主嘉许北大，他却认为绝大多数北大人更看重的是“独立”和“自由”……关于这些，我不想以同样严谨的态度去考证陈平原的结论是否正确，我感兴趣的只是它所透露的属于陈平原自己的志趣和情怀。
对我来说，印象更深的是《北京大学：从何谈起？》和《北京校庆：为何改期？》。文章的学术价值究竟如何？我不懂考据之学，不敢妄下评语。但是，仅凭一般读者的感觉，运用《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学堂纪事》里保存的大学堂总理告示，得出大学堂创立时间为1898年12月30日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在北大校庆期间，我也看过不少关于北大校庆的文章，有深刻记忆的并不太多。陈平原的两篇文章是印象最深的。当然，我更喜欢的还是后者。作为一个学者，他从求真的目的出发，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理论，去解决一些历史的疑问，严守学术的界限，并不作越位之论。但是，难怪有人特别敏感，因为每一个读者所感觉到的，都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的完成。无论作者怎样解释自己的动机，即使像金岳霖那样解释为“好玩”，也掩盖不了故事叙述透露的更多的内容。对老北大故事的讲述与对新大学的感受无关吗？读陈平原的高校史论文，人们很容易感觉到，他所关心的并不只是北京大学的历史。他所寻找的是已经丢失的某些珍贵，他使人想到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种种教训。
近期以来，一个现象引人注目：钱理群“拒绝遗忘”，反思“精神死亡的大悲剧”，寻找“精神战士”及其遗产；夏中义一个个拜谒先贤，对本世纪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进行严厉的审视与诘问；许纪霖剖析一个个知识分子，发掘他们的精神奥秘与现代中国历史的奥秘；谢泳一再述说“文人旧事”、“教授当年”、“逝去的年代”、“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面对老大学和隔代知识分子，耐心地进行着历史的找捞。我把这种现象称作“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寻踪”。虽然有人急于在中国宣布“现代性神话”的破产，但毕竟有人不以追寻现代性为耻。毫无疑问，陈平原的高校研究也是教育现代性的一种“寻踪”。因此，这种对于高等教育历史的研究与此前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以及再前对于现代小说史的研究，都是一个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平原变中自有不变之处，这不变之处又恰恰是“五四”和80年代留给中国学界的最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