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单一主导与多元化发展_社会思潮论文

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单一主导与多元化发展_社会思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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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5)03-0037-06

       [DOI编码]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3.007

       我国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党的意识形态摒弃了过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绝对化、神圣化,随之由革命型、高度一元化向建设型、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转变。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网络信息化、社会多样化的深刻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是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差异性、选择性、多变性明显增强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遂由建设型向和谐型、主导型转变,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的局面得到进一步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加强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管理,加强了对媒体的管理和舆论引导,加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全社会的主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主导型”意识形态工作局面逐步显现。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存在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主流意识形态(或主导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或某些人身上主导不能、主导不力、引导力不强、引导多样化意识形态的方法有待创新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对多样化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分析欠缺、研究不够等问题。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的关系,有效地进行意识形态主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导,统一人们的思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同时促进、引导、规范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共同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成了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1 我国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的理论基础

       我国古代哲学家们对“一”与“多”关系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原理,为我们正确处理我国当代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1.1 “一”与“多”的哲学启示

       “一”与“多”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世界上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从本质上都可以纳入到“一”与“多”的考察和研究之中。中西方的早期哲学家们均对这对范畴进行了研究,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探讨的“the one and the many”,我国春秋时期哲学家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都是谈论“一”与“多”的关系问题。

       但是,由于中、西方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的不同,中、西方所探讨的“一”与“多”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西方思维中,正如雅斯贝尔斯在他的《轴心时代》所表述的那样:“这是人,作为个体。通过‘超越’高度和‘主观’深度,对‘绝对物’的体验。”[1]在这里,“绝对物”是“一”,各种不同的“个体”是“多”。“一”对“多”就像神对人一样,是单向的超越和主宰的关系;“作为无数‘个体’人而言,他们之间是没有联系的,每个一己个体都是孤立的、只与神这个‘一’构成被决定的关系。”[2]我国古代哲学家们对“一”与“多”的关系分析蕴含着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大都认为“一”与“多”之间的关系涉及的是整体和部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两者相互渗透、彼此不分。“和而不同”正是我国古代哲学家们所追求的“一”与“多”的相互融合的状态。

       1.2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原理。与我国古代的“和而不同”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同时又超越了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统一于物质的客观实在,这种统一是无限多样的事物和现象的统一。

       我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的关系反映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在我国当代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体现为“统一性”,而意识形态的多样发展体现为“多样性”,一元蕴含着多样,多样统一于一元。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不仅能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他还为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指明了方向,并且,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所以,在我国当代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多样意识形态发展的指导方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本质性的东西统一到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发展中去。

       1.3 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原理

       我国当代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的关系,反映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原理。在我国当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可以归纳为两大矛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处于非主导地位的、非敌对的多样化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矛盾。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坚持不懈地与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作斗争,一旦我们失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将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危及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处于非主导地位的、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构成威胁的多样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虽然是次要矛盾,但是如果他们之间处于无序、杂乱的局面,也会对我国当代的意识形态建设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危及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在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和多样发展这对矛盾中,一元占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我国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和性质;多样是辅助地位,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次要方面的发展和解决,矛盾的次要方面也会反过来影响主要方面的发展和解决,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相互转化。所以,坚持我国当代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我们不但要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根本原则,保证我国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要给予多样化的意识形态以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保证多样化之间的有序、和谐发展。

       坚持我国当代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就要正确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多样化的意识形态有:西方的思想观念、封建社会的思想观念、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思想观念、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共产主义思想观念等等。我们既要同敌对的意识形态作斗争,又要有益地借鉴多样化的意识形态,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并对多样化的意识形态进行有效地引领和整合,使其和谐相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2 我国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的实践基础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了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的相结合之路。从建党开始,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建党时的萌芽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阶段、建国之后尤其是三大改造之后的正式确立阶段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改革和创新阶段。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革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以及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网络信息化、社会多样化的深刻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遭到了多样化意识形态的挑战,国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并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实质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元主导的前提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引领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凝聚力量、推动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革和创新,是我们坚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的实践基础。

       2.1 从“革命”意识形态到“建设”建设意识形态(1978年到21世纪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冲破了当时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两个凡是”的思想,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毛泽东思想给予了客观和公正地评价,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可以说,邓小平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邓小平不但回归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即意识形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本质功能,并且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扩大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革命性、斗争型”到“建设型”的改革。首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上层建筑服务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两者不可割裂。其次,提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对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描述的充分理解上提出的,不但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让人们对社会主义有更清醒的认识并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再次,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针对“姓资”、“姓社”的辩论,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的确立扫除了精神障碍,也扩大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整合性,使人们一心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服务,不再动辄搞思想斗争;只要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幸福的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最后,提出了关于人的思想的“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邓小平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思想上的对内开放,让人们从各种束缚社会主义发展的落后观念和错误思想包括极“左”思想中解放出来;思想上的对外开放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就是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取其精华来丰富发展我国的意识形态。邓小平还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思想、“一国两制”的思想等,都极大地充实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扩大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性和包容性。

       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取代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到二十一世纪初,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积聚,人们生活大大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2.2 从“建设”意识形态到“和谐”意识形态(21世纪初至党的十八大)

       进入21世纪之后,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问题也相伴而生。国内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利益与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比例失调,资源高消耗,环境破坏、生态脆弱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弱化,面对日益复杂和多元的价值体系,其整合功能和主导地位面临巨大的挑战。

       基于这种现实背景,我们党及时地对意识形态进行了调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实现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从“建设型”到“和谐型”的转变。科学发展观是在国内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其整合功能十分突出。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人本观念既接续了执政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具有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优秀思想成果,同时还可以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精华的批判性继承。”[3]此外,“和谐社会”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的深化。把中国建设的总体布局从原先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体现了当代社会不同群体与成员追求平等与幸福生活的共同追求。和谐不是静止的、无矛盾的,是“和而不同”,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维护其主导地位的同时,不断包容、整合多样化价值体系的过程。

       2.3 从“和谐”意识形态到“主导”意识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转变党的作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媒体管理等,牢牢把握了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习近平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4]这是新一届党中央“主导型”意识形态的充分体现。主导意识形态首先表现在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其次表现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求党员、干部要抓好理论学习,要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坚定理想信念。再次表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我们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并以此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最后,主导意识形态还表现在对社会舆论的引导,要敢于旗帜鲜明地发声,加强对媒体特别是新兴媒体的管理,打造先进的主流文化,抵御不良文化侵蚀,反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引导人民、动员人民、吸引人民、凝聚人民,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

       3 实现我国当代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的理路思考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实践,为正确处理当代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的关系提供了经验,指明了方向。相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丧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致使全党、全国思想混乱、社会动荡、民族分裂,这一惨痛教训为我国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提供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苏联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指导下,曾取得过辉煌的业绩,一度成为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然而,自苏联和东欧七国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签署《赫尔辛基协议》以后,始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反对斯大林体制的形形色色“持不同政见者”便首先在一些东欧国家公开化,继而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呼声。及至1985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化和多元化,鼓励思想自由,苏联全面放弃了党和国家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而加速了东欧国家和苏联的政治自由化,最终导致了东欧的剧变和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5]“历史和事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6]

       在我国当代意识形态建设中,处理好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的关系,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共存、共生、共进,共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必须厘清意识形态包容、整合和引领三者的关系,把握多样化意识形态特点,实现“一元”对“多样”的整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包容力;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扩大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力;必须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结合,掌握舆论话语权。

       3.1 厘清包容、整合和引领三者的关系

       在意识形态建设中,没有多样化意识形态的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缺乏活力;反过来,离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必将导致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要实现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和多样发展,首先要实现“一元”对“多样”的包容、整合和引领,明确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主导意识形态对多样化意识形态包容的态度。第二,主导意识形态对多样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吸收。通过扩大主导意识形态的包容性,能够使马克思主义更具公正性、合理性和批判性,成为全社会的一种“重叠共识”。“整合从实质上说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对社会存在中的各种差异进行重组,在保持各自性质特点的前提下,彼此衔接、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6]马克思主义对多样化意识形态的整合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前提下,坚持层次性策略,对多样化意识形态的导向和批判相结合的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引领主要强调的是主导意识形态的风向标作用和主导作用,更体现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和结果。三者之间可以说相互包含、相互联系:包容是整合和引领的前提,整合和引领是包容的目的和结果。坚持“一元”对“多样”的整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在具体处理“一元”和“多样”的关系时,要发挥好主导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不但体现为对相近的社会意识形式进行转化、聚合,还体现在对异质和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分化和瓦解。与引领相比,整合在强调维护和导向的同时,更注重批判和聚合。

       3.2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包容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首先要承认多样化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共存的合理性。可以说,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的包容力的大小,通过与那些有益的和无害的意识形态间的开放、共存和协调,发展壮大自己,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对多样化意识形态的引领和整合;通过容纳各种不同的利益,倾听不同的声音,使各种社会积极的力量都能在主导意识形态那里找到思想归属和价值认同,从而达到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和力量的目的。当然,对多样化的包容是有限度的,包容的底线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否造成危害。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要积极吸取其他多样化意识形态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也汲取了西方的人本理念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对多样化意识形态有益成分的吸收,提高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主导力。

       3.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扩大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力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要求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要以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和需求为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当今,社会结构和利益主体多元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资源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公问题突出,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利益性、复杂性和群体性的新特征,一些弱势群体甚至沉淀起“仇富、厌世”等消极情绪,个体间的矛盾通过网络、微博等新兴媒体的传播和渲染,往往引发广泛的群众情绪和社会影响,演变成群体性的、阶层间的对抗性矛盾,等等。可以说,当今利益主体间、社会阶层间的矛盾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以及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最重要的障碍之一,处理好多元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也是实现马克思大众化和认同的重要任务。此外,现在人们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趋向趋于理性化、务实化和多样化,只有发挥意识形态的利益整合机制,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关注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才能提高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力。

       对此,我们应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并把它贯穿于为整合利益问题而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措施之中,对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做出明确的价值界定和道义评判;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渠道,“从通过人民代表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信访制度反映情况,到各类便民热线的开通、基层党组织的‘连民心恳谈室’,再到网上市长信箱”[8]等渠道,让老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意见表达,帮助和引导他们树立法制观念和意识;了解和把握人民群众的思想脉搏和社会心理,及时地进行正确引导,缓解和化解矛盾,防范突发事件发生。

       3.4 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结合,掌握舆论话语权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不断催生出新的传播手段和方式,网络、直播卫星电视、移动电视、手机等新兴媒体不断出现;网上聊天、短信、博客、论坛、网上发帖、网上评论等信息交流和传播方式层出不穷。从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从报纸、广播、电视、电脑到即时通讯、博客、短信、MP3、宽带、3G、IPTV等。新兴媒体因传播信息速度快、信息量大、交互性强、覆盖面广,更容易抢占舆论先机,形成舆论强势。”[9]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经常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在全球推行文化霸权,实行意识形态渗透。我们充分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就能有效抵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并变被动为主动,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就能适应新兴媒体条件下人们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的新变化,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教育的时代性、时效性、吸引力,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报纸、广播、电影、电视、书籍、报刊等传统媒体仍是我们意识形态宣传的主渠道,仍在各类社会群体中发挥着巨大的宣传作用。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结合,例如报纸、杂志网站的成立、电视类节目在网络上的即时上传、网络电视台的建立等,一方面扩大了传统媒体的覆盖面,增强了传统媒体的吸引力,提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功能,巩固了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实现了传统媒体的改革和创新,保证了传统媒体对新兴媒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引领和主导。

       3.5 把握多样化意识形态特点,实现“一元”对“多样”的整合

       实现“一元”对“多样”的引领和整合,是建立在对“多样”的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间,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社会思潮因其广大的传播性、流变性和社会批判性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很大的挑战。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对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进行定性、分类是十分有必要的。首先,根据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态度,我们可以把社会思潮分为维护型、中立性和反对型。其次,不同社会思潮影响的重点领域、群体和时期是不同的。第一,重点领域不同。在制度安排和发展安排上,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学等影响较深;在社会发展措施和实践原则方面,未来主义、生态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影响较深;在社会心理和个人观念方面,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影响较深。第二,重点群体不同。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青年学者尤其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影响较大,后现代主义主要影响的群体是大学生。第三,影响的重点时期不同。改革开放初期的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20世纪90年代的是新儒学思想,进入新世纪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最后,社会思潮的传播是建立在一定阶层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的,社会心理产生于人们的生活实践,与一定的利益相关,而且社会心理是自发的、凌乱的。所以,掌握社会心理的产生规律,并对其进行正确引导,也有利于主导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和整合。

       社会思潮往往是潮来潮往,“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时候结合着“社会热点”一起传播,在社会各领域表达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社会理想和实践路径,并彼此争夺话语权。只要掌握其特点、类型和传播规律,并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整合,就能够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掌握主动权,做到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把方向,巩固和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支持、鼓励思想文化领域的创造性发展,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从而“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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