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利益——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与《兴国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寻乌论文,利益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1）06－0059－04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在这些农村调查中，以1930年5月所作的《寻乌调查》和同年10月所作的《兴国调查》内容最为详细。近日重读这两篇调查报告，对以下几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一、大中地主“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
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了比较巩固的赣南根据地。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分散到寻乌及附近各县发动群众。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他这次调查，主要采取调查会方式。参加调查会的人员，有曾任过县商会长的杂货店主，有做过铸铁工人、做过小商人、当过兵的县苏维埃政府的委员，有做过裁缝、当过小学教师的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有当过县署钱粮兼职征柜办事员的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有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的老童生，有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的老秀才等各色人物共11人。调查会开了十余天，在调查会上，毛泽东自己既主持会议又亲自记录。
毛泽东进行寻乌调查时，了解的内容甚是详细，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分、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等。其中，寻乌旧有的土地关系是毛泽东调查的重点之一，他从寻乌农村人口成分、旧有田地分配、公共地主、个人地主、富农、贫农、山林制度、剥削状况、寻乌文化等九个方面，对此作了详细调查。
在革命年代，因为革命的地点在农村，地主阶级也就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除了抗战时期中共在农村执行减租减息政策之外，不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对地主都采取没有其土地财产的政策。应当承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对待地主的问题上，有过“左”的地方（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其简单地采取肉体消灭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土改中，也曾出现过比较严重的“左”的偏差（如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部分地方甚至发生乱打乱杀等）。在研究中共历史的时候，对于这些“左”的做法不应回避，而应认真总结其历史教训。但同时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地主阶级该不该打倒，旧的土地制度有没有必要改变。因为当下有人认为，当年的土地改革其实没有必要，理由之一是当时中国土地集中并不严重；理由之二纵使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土地的集约经营比分散经营更有利，何况许多地主是通过勤劳致富而积累土地的。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从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似乎可以得到一些解答。
毛泽东既然要调查寻乌的土地关系，当然就要了解寻乌地主们的情况。他在调查中发现：“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这种地主家中普通都是请一个工人，只有‘万户’以上的大地主而又人丁单薄的方才请两个工人。为使工人不致‘闲嬲’（‘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除开做杂事外，便要他耕点田。”① 地主与富农之所以被称为剥削阶级或阶层，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有相当部分来自于对农民的剥削。地主与富农的差别在于，前者的剥削收入主要靠收取地租，后者的剥削收入主要来自雇工。于是，地主并不怎么关心已租给他人耕种的土地的生产经营状态，包括对于土地的改良与生产工具的改进，而富农则正好相反。可见，这种以收租坐视为目的之地主，他们手中的土地并非为了集约经营。从这个角度上，在革命的过程中该不该将地主阶级打倒，答案似乎不难得出。当然，革命要打倒的是地主这个阶级，要消灭的是其对农民的剥削，并将之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不是对其肉体消灭。不论是土地革命还是土地改革，对此一度没有很好的把握，都曾出现过肉体消灭地主富农的做法，这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对于这个问题，1948年初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指出：“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并解释说，消灭地主阶级是因为它代表的是反动的生产关系，“但废除地主阶级的私有权，并不等于连他的人也不要了。地主和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全国共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社会的劳动力，是一种财富。”他强调：“我们对封建剥削要非常恨，但地主本人还是劳动力，经过改造过几年还有选举权。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会出乱子，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② 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二、小地主对革命的态度因人而异
根据毛泽东的调查，寻乌农村剥削形式，分为地租剥削、高利剥削和税捐剥削三类。在地租剥削中，比较普遍的是见面分割的收租方式。即在禾熟时，地主和农民同往禾田，农民将打下的谷子与地主对半分，然后由农民将给地主的那部分送到地主家。放高利贷者，多为中小地主特别是新发户子，大地主及公堂仅占5％。大地主之所以较少放高利贷，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在图享乐而不在增值资本”；而那些商业化的大地主，“拿了钱去做生意，因而无钱借给别人”③。
寻乌的高利贷剥削有多种方式，如钱利、谷利、油利等。其中谷利是“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六个月乃至三个月就要付，50％的利息。贫农还不起债，或生活不下去了，就只有最后一条路：卖奶子（即卖亲生子）。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写道：“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农民，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调查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所以毛泽东说：“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④
革命为什么发生？最根本的是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严重的贫富不均导致一部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没有生活出路，这是造成革命最根本的社会根源。中共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组织动员固然重要，但没有这种社会矛盾，革命不可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群众运动。如果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安逸，他们对于现状没有强烈的不满，革命就不可能有浓厚的群众基础。当年，许多人参加革命之初，未必有多高的政治觉悟，也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理想，但由于度日艰难，生活无望，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反抗，革命也就由此发生与发展。
毛泽东在寻乌还详细地调查了小地主的情形。他了解到，在寻乌，大地主只占地主全数的1％，中地主占19％，小地主占80％。小地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做小生意的多。“他们开小杂货店，收买廉价农产物候价贵时卖出去”，这类人大约占小地主的10％。二是他们有派遣子弟进学堂一事。小地主子弟进初等小学是全部，进高等小学也几乎是全部，至少十家有八家，进中学的亦十家有三家。⑤ 寻乌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部分人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32％。依据他们的经济地位，其政治态度又有三种区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0.96％，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22.4％。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8.64％，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调查。就整个阶级而言，地主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土地革命必须打倒的对象。但对这个阶级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其中的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不能一概而论，有相当一部分小地主其实也是愿意革命的，有的甚至有较高的革命热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小地主“在全般政治生活中是受中地主阶级统治的，即是说他们是没有权的”，“他们这阶级的大多数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破产得非常厉害的原故”⑥。由于其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参加革命并不使其经济利益受损。不但如此，小地主由于派遣子弟进学堂，“接受新文化的形势是比哪一个阶级要快要普及”⑦，这对于他们参加革命亦不无关系。红四军到来之前，在寻乌领导当地革命斗争中，有的人就是出身于这类小地主家庭。
毛泽东在调查中还了解到，普通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48％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他们的经济情形是一面自己耕种（雇长工帮助的很少，雇零工帮助的很多），一面又把那窎远的瘦瘠的土地租与别人种而自己收取租谷。”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粮食年有剩余，并且有许多不是把谷子出卖，而是把谷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以期多赚几个铜钱。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所有放高利贷，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这班新发户子看钱既看得大，更不肯花费钱米抛弃劳动送他们子弟去进学堂。所以他们中间很少有中学生，高小学生虽有一些，但比破落户阶层却少很多。至于破落户阶层为什么进学堂的多，就是因为他们看钱看得破些（因不是他经手赚来的），而且除了靠读书操本事一条路外，更没有别的路子可以振起家业，所以毕业生就多从这个阶层中涌了出来。”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写道：“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⑧
实际上，不论是土地革命，还是土地改革，冲击最大的往往是这种刚刚由普通农民上升的“新发户子”。前面提及的那种老税户传下的小地主，那份家业是祖辈遗留下来的，这种地主往往不善于经营而坐吃山空，又有送子女读书求学的习惯，对于土地财产并不十分看重。“新发户子”则正好相反，他们好不容易发了一点财，购进了一些土地上升为地主，对这一点费尽辛苦积累的家业十分看重，并且他们刚刚尝到发家致富的甜头，自然想积累更多的土地财产，所以他们不但把土地财产看做是自己的命根子，而且一门心思进一步扩大家业，于是对他人十分刻薄吝啬，甚至连子女上学的费用都舍不得出，又“放很恶的高利贷”等等。这种“新发户子”无疑是广大农民最痛恨的。在土地革命或土地斗争中，他们也自然成为被斗争的主要对象。
三、农民对革命的态度与利益增损密切相关
1930年10月初，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占吉安，进到袁水流域。这时，兴国县送来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毛泽东趁此机会作了一个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他找了八个刚刚参加红军的农民，开了一个星期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1930年10月底，调查会的地点是新余县的罗坊。
《兴国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八户农民。对于这次调查的情况，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⑨
毛泽东深入调查了八户农民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支出、人口、劳动力、婚姻、文化、政治地位、对革命的态度等。这八户农民，在土地斗争中分到了土地，欠的债也不要还了，而且百物都便宜了，因此他们总是“叨红军的恩典”，这也正是农民拥护共产党，革命根据地能够建立和巩固的根本原因。但是，这八个农民也反映，盐和布匹的价格太贵，甚至比土地斗争前贵出很多。毛泽东认为，这是工农政府应当引起注意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革命还使妇女得到了解放。农民陈侦山家的“几个妇娘子都赞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债主逼债，逼得她们过不得年”，而且革命之后，抗租、抗捐、抗粮、抗债，故而她们“心里喜欢”，赞成革命。
分到土地之后的农民，对于参加红军总体上积极的。当然，也有的人不愿当红军，这些人并非不拥护红军，而是家中缺少劳动力，生产离不开。
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生活有了改善，但也有的人革命之后生活仍苦，甚至“困苦不堪”。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土地政策不好，而是有的人好赌、好吃懒做所致。毛泽东之所以对农民的家庭生活情况了解得如此细致，是因为他认为，“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⑩。
毛泽东详细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地主多数反对革命，有的参加反动武装靖卫团，有的革命后逃跑。但也有的地主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且红军来后“自动拿出契来烧，田都平了”(11)。富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阶层，他们多数反革命。当革命初起时，他们参加革命的颇多，但有不少人是投机革命，经过反富农宣传周，大部分富农分子被清洗出去了。
中农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的，主要表现为：平分土地后他们的土地不但不受损失，而且多数还分进了部分土地；过去娶亲要花很多钱，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财产，土地斗争后，婚姻自由，娶亲不要钱；过去办丧事要花很多钱，有些中农由此负债破产，土地斗争后破除了迷信，这个钱也不用花了；土地革命后牛价便宜；地主和富农的权利被打倒，中农不再向他们送情送礼了，也可节省一项费用。更重要的是，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的统治之下，没有“说话权”，事事听人处置，土地斗争后，他们与贫雇农一起有了“说话权”。因此，中农参加革命很勇敢，“和贫农一样出发（谓编在自卫军中，有时要出发作战），一样放哨，一样开会”(12)。
贫农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最大的阶层。因为他们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分了山，解决了没有柴火或柴火不足的问题，可以从山上伐了松柴到集市换油盐，山上有茶油树可以解决以往没有油吃的问题；革命初起时，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物价便宜了能吃便宜米；过去娶亲非钱不可，为此许多人娶不起老婆，革命后废除了买卖婚姻可以“由”（苏区实行婚姻自由，江西农民将“由”字就成动词）到了老婆；分了田后家家能养猪，不专卖钱供别人吃，自己也可以吃肉了；最根本的是取得了政权，他们成为农村政权的主干和指导阶级。
由此可见，农民参加革命与否，在革命的过程中积极与否，很大程度上与革命能否改善其政治、经济地位密不可分。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13) 这确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
四、腐败总是与没有约束的权力共生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还了解到区、乡政府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一些弊病：
一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欢接近群众。有群众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的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时答他们一两句，不欢喜时理也不理，还要说群众“吵乱子”。
二是没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与贫民，拿了卖钱。群众想买没收的东西，如果向政府里头讲不起话的买不到手，有情面讲得起几句话的才买得到。并且只有比较有钱的人才能买到，雇农及极穷贫农当然无份。
三是调女子到政府办事。乡政府总有一个二个女子，区政府总有三个四个女子。生得不好看，会说话会办事的也不要，生得好看，不会说话不会办事也要。乡政府的人下村开会时，也是一样，漂亮的女子他就和她讲话，不漂亮的，话也不和她讲。
四是强奸民意。政府委员由少数人指定，代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竟出现了会议主席说赞成某人的举手，有些人不举手，主席就说不举手的人是AB团(14) 的情况。而且规定“一定要共产党员才能在政府办事，不是共产党员，即使是群众领袖，也不能到政府办事”(15)。
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向参加调查会的人表示：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原因之一是区乡政府工作人员成分不大好，将来都要改变的。
毛泽东进行这项调查的时候，兴国的革命政权还只建立一年多的时间，区、乡政府工作人员就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可见当下人们极为反感的干部腐化问题，并非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新事物”，而是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权力的伴随物。只要权力得不到约束，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现象就难免发生。由此也可见，要预防与遏制腐败，建立健全制度是何等重要。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⑩(11)(12)(15)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第146－147页；第147页，第150页，第153页；第127页；第127页，第128页；第127页；第129～131页；第183页；第212页；第217页；第245～246页。
⑨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页。
(13)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3页。
(14) AB团，北伐战争时江西国民党右派建立的反动组织，后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联合打压下不复存在。1930年之后赣西南苏区误以为AB团组织不但存在而且是反革命急先锋，曾开展以反A B团为主要内容的肃反运动，AB团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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