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向政策”背景下的台湾地区与印度关系发展探析论文

“新南向政策”背景下的台湾地区 与印度关系发展探析

邱昌情

【内容提要】 “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当局所谓的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提升台湾地区对外经济格局的多元性,以减少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印度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国内市场庞大,人口红利优势突出,已经成为台湾地区“新南向政策”布局的重点对象。“新南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助印度的快速经济增长来推动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但由于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企图通过“新南向”政策来实现其“远中”“脱中”与对外布局多元化的战略目标,必然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要警惕台湾地区当局借“新南向政策”搞“政治突破”的可能性,也要防范印度借助与台湾地区的经贸领域的相互依赖发展与台湾地区当局的所谓“非正式外交关系”。

【关 键 词】 台湾地区 “新南向政策” 印度

蔡英文上台后,在过去李登辉、陈水扁时代推动“南向政策”的基础上,推动所谓“新南向政策” (New Southbound Policy),以东南亚、南亚市场取代大陆市场,降低台湾地区对大陆市场的结构性依赖。“新南向政策”出台的目的既有应对岛内经济情势不佳、开拓新市场的现实考虑,也有立足亚太地缘政治、提升台湾地区地位的战略考量。蔡英文在2016年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表示将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力图从原来单向强调台湾地区对外投资转变为台湾地区与各国的双向交流,并将合作范围拓展至印度等南亚国家。[注] 蔡英文就职演说全文,2016年5月20日,https://www.moea.gov.tw/mns/otn/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19313 2016年6月15日,蔡英文当局成立了“新南向政策办公室”与东盟及南亚智库,以双轨方式推动台湾地区与东盟及南亚地区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建构所谓台湾地区与东盟及南亚国家21世纪新伙伴关系。新南向办公室成立后,台湾地区领导人又陆续启动《新南向政策纲领》、《新南向政策推动计划书》、《新南向政策工作计划书》等政策规划三部曲。9月5日,台湾地区行政当局推出了“新南向政策推动计划”,正式启动“新南向政策”。“新南向政策”秉持“长期深耕、多元开展、双向互惠”的核心理念,从经贸合作、人才交流、资源共享与区域链接入手,深化与相关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台湾地区行政当局的“新南向政策”是对“南向政策”的延续和拓展,是一项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经济政策,企图通过“南向”这个跳板,使台湾地区获取更大的国际活动空间,提升台湾地区在亚太区域的角色。在印度总理莫迪上任之后,开始将印度实施二十多年的“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加强与东南亚和东亚、南太平洋等泛亚太地区的联系。[注] “India’s Asia-Pacific Policy: From ‘Look East’ to ‘Act Eas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September 9,2014,http://www.brookings.edu/media/events/2014/09/09-india/20140909_india-east-asia-transcript.pdf 在当前印度快速崛起的背景下,“东向行动政策”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使台湾地区与印度关系的发展有了新的动力和空间。但由于蔡英文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陷入僵局,使“新南向政策”成为了背负一定政治意义的经济政策,未来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

一、“新南向政策”提出的背景及发展进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行政当局为加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经贸合作,突破“外交困境”,曾先后三次提出和实施“南向政策”,以此缓解台商投资大陆对台湾地区政治、经济形成的压力。“南向政策”的出台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也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和安全目的。蔡英文执政后,民进党当局为了避免台湾地区经济对大陆地区的过度依赖,设法分散市场,再次提出了“新南向政策”,涵盖18个国家,将地理范围拓展至印度等南亚国家。

(一)第一轮“南向政策”

1987年台湾地区“解严”开放大陆探亲以后,台商受到大陆改革开放“磁吸效应”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纷纷赴大陆投资建厂,台湾岛内掀起了一波赴大陆投资的热潮,迅速带动了两岸经贸往来。1989年底,在大陆的台商企业发展到2000家,协议金额超过15亿美元。1993年4月27-29日,时任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并达成4项协议,带动了台商大陆热进一步升温,两岸贸易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促进了两岸经贸关系的密切发展。[注] 刘国奋:《两岸经贸交流20年:台湾当局七次降温行动分析》,载《台湾研究》,2007年第6期,第10页。 对此,李登辉当局担心大陆会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力量,强化对台湾地区“以经促统”的政治压力,于是提出了“以东南亚国家作为今后台湾地区行政当局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的“南向政策”,希望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经贸关系,拓展台商经贸关系网络,谋求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实质性“外交关系”。1993年11月,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公布了《南向政策说帖》,主张将东南亚国家作为台湾地区对外投资和贸易的重点地区。1994年1月又发布了《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工作纲领》,鼓励台湾地区企业家到东南亚国家投资和技术合作,扩大对东南亚国家的双边贸易,其实施范围涵盖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等东盟七个国家,这一时期的“南向政策”主要以越南和菲律宾作为重点对象。为推动该政策的实施,李登辉当局以公营或党营事业为先锋,带动民营企业,给前往东南亚国家投资的台商以相关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还成立了专门机构来负责实施。1996年9月,李登辉提出对大陆投资要实施“戒急用忍”政策,采取所谓“西进暂缓、南向推动、台湾(地区)优先”的投资原则,对大陆投资的企业进行限制。李登辉当局第一轮“南向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台资对大陆的投资,并借机增进了同东南亚地区各国的经贸往来。

(二)第二轮“南向政策”

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地区行政当局借金融危机造成东盟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再次推出以官方为主导、金融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南向政策”,这一时期马来西亚则成为第二轮“南向政策”实施的重点国家。[注] 王勤:《台湾对东南亚直接投资与南向政策》,载《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2期,第98页。 1998年初,台湾地区 经济主管部门制定了《加强对东南亚及澳新地区经贸合作纲领》,将“南向政策”的施范围扩大到柬埔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随后,台湾地区行政当局通过了《加强推动东南亚经贸合作行动方案》。为推动第二轮“南向政策”的实施,台湾地区行政主要官员也相继出访东南亚,如时任台湾地区行政当局副领导人连战、台湾地区经济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人江丙坤、台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萧万长都曾率团赴东南亚相关国家进行访问,以提供金融援助为诱饵,呼吁东南亚各国为台商投资提供便利和优惠。然而,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持续发酵,导致东盟各国金融形势不稳定,经济衰退、市场疲软,再加上一些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在印度尼西亚甚至还出现了极端排华事件,严重威胁到台商在东南亚投资的安全,使中小企业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金融危机后,台商对台湾地区当局所推动的“第二轮南向政策”普遍持消极态度,使得台湾地区企业对东南亚投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出现大幅度削减。据台湾地区经济管理部门数据统计,1997-1998年6月,与危机前一年相比较,台资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额减少了78%,而同期台资在大陆的投资却增长了78%。[注] 汪慕恒:《台湾当局的“南向政策”评析》,载《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1期,第38页。 由于台湾地区自身也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无力继续推动“南向政策”,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也不得不于1998年9月24日发布新闻稿表示:鉴于当前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定,并恐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政府”将不再鼓励台湾地区厂商到东南亚国家投资,因应国际经贸形势的新变化,需适时调整“南向政策”。[注] 冯邦彦、赖文凤:《台湾当局南向政策透视》,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2页。 至此,台湾地区行政当局的第二轮“南向政策”宣告以失败而终。

(三)第三轮“南向政策”

2000年,台湾地区首次出现了政党更替,民进党上台后,台湾经济出现下滑趋势,两岸关系也渐趋紧张,面对内政“外交”困境,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于2002年7月29日在“亚洲台湾(地区)商会联合总会”年会上宣布启动第三轮“南向政策”,强调台湾地区要走自己的路,不应过度期待中国大陆市场,呼吁台商在布局全球时要重视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以降低两岸经贸关系的重要性。2002年8月,台湾地区当局又召开“大溪会议”,提出了《南向政策行动纲领草案》,阐述了“深耕台湾(地区)、布局全球”的经济战略,其具体措施涉及海外投资融资、积极寻求与东盟国家签订避免双重课税等协定,建立在东南亚地区的台商经营网站,协助跟踪、搜集和研究商业情势,并提供给台商参考。此后台湾地区当局还设立了“东南亚投资贸易访问团”,并将层次由“次长级”提升为“部长级”,以扩大对东盟国家的经贸活动与服务。陈水扁时期的“南向政策”基本延续了李登辉时期的政策,希望以东南亚地区为突破口,开展“烽火外交”。鉴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地区影响力的增强,东盟国家对于“一个中国”政策执行更加严格,对于陈水扁当局鼓励台商投资东南亚的政策举动,东盟国家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考量并予以回应。陈水扁重提“南向政策”主要是为配合“台湾(地区)要走自己的路”的台独新战略,即通过鼓励台商投资东南亚,分散台商对中国大陆投资,避免台湾地区经济对大陆的过度依赖,为未来台湾地区独立创造条件。然而,由于大陆加速对外开放以及提高外资优惠的“磁石效应”,赴大陆投资的台商反而呈现上升趋势,两岸贸易总额和依存度远远超过台湾地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陈水扁的“南向政策”并没有起到遏制台商赴大陆投资热潮的作用,其“南向政策”也只是有南向之名,却无南向之实。[注] 宋镇照:《构建台湾与东南亚新世纪关系:南向发展之政经社场域策略分析》,中国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随着陈水扁和民进党当局的下台,“第二轮南向政策”也就不了了之。

2008年5月20日,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执政台湾地区后,主张“从大陆走向国际”的“对外”战略路线,确立了“壮大台湾(地区)、链接亚太、布局全球”的对外战略愿景,通过先搭上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推动两岸经贸关系,再经由大陆参与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在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两岸关系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机遇期,两岸经贸往来迅速发展。两岸签署了包括《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在内的21项协议,在商品、资金、人员等领域实现了自由流动,两岸经济交流取得了实质性的飞跃。台湾地区不仅分享了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而且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为台湾地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更大空间,也增强了台湾地区融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并与相关国家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信心。虽然这一时期马英九当局并未像李登辉、陈水扁那样明确提出“南向政策”,但也非常重视发展台湾地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事实上,东南亚地区也是马英九当局开展“活路外交”的重点区域,但马英九政府始终认为从“大陆走向全球”是其唯一可行的路径。在两岸和解和“活路外交”的背景下,马英九当局利用台湾地区的经济实力,积极开展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外交”,扩大民间交往,谋求与东盟国家签署经济合作协议,推动了台湾地区与东盟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四)蔡英文当局的第四轮“新南向政策”

2015年9月22日,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民进党29周年党庆“外交使节”酒会上宣布,将在未来推动第四次“新南向政策”。[注] 民进党29周年党庆外交使节就好蔡英文主席致辞全文,2015年9月22日,http://www.dop.org.tw/news_content.php?sn=8211 4月13日,在距离蔡英文宣誓就职还有一个多月之际,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黄志芳在中常会上作了《新南向政策—以人为本的台湾(地区)对外经济新战略》专题报告,以建构台湾地区与东盟及南亚国家21世纪新伙伴关系。为达到这一目标,蔡英文当局成立了“新南向政策办公室”,以提高决策及整合层级,并设立了东盟及南亚研究智库,双轨并进,希望以5年为期,积极推动与东盟及南亚国家的人才、产业、投资、教育、文化、观光、农业等密切的双向交流与合作,以建构台湾地区与东盟及南亚国家21世纪新伙伴关系。[注] 《小英新南向政策,政策办公室与智库并进》,载《中央通讯社》,2016年4月13日,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604130356-1.aspx 新南向政策包含经贸合作、人才交流、资源共享、区域链接等四大方面,也聚焦于包括产业人才发展、医药卫生领域的合作与产业链发展、创新创业合作、区域农业发展、新南向论坛与青年交流平台等“五大旗舰计划”,以共享资源、人才与市场,创造互利共赢新合作模式。较之于前三次“南向政策”,蔡英文“新南向政策”凸显了与以往不同的诸多新特点:一是区域范围大为拓展,过去的“南向政策”主要是针对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此次加入了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不丹、尼泊尔六国,共涵盖18个国家;二是除了投资与贸易外,还强调要加强与各国的民间交流、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社会连接,希望从单纯投资到以“多元”“双向”为内容;三是突出双向互惠的双赢,包括吸引东南亚、南亚国家高科技优秀人才赴台,推动与各国在文化、教育、人才交流与观光旅游等领域的合作,这也是“新南向政策”相比以往单纯侧重促进经贸往来的“南向政策”最为引人注目的新特点。

台湾地区和印度之间的军事来往始于冷战期间,包括台湾地区行政当局与印度私下进行军事合作,交换军事情报,在印度设点监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印度军事合作与美国从中穿针引线密不可分,美、印、台湾地区合作制定了“后门计划”的信号情报合作项目,由台湾地区当局和美国负责出钱,印度出人力,主要搜集西藏、新疆、青海和四川的情报。近年来,蔡英文当局上台后,为对抗大陆,不断寻求“外援”,而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印度便成为台湾地区当局眼中的有力“合作伙伴”,台湾地区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甚至有升级之势,例如双方利用手中掌握的主战飞机为对方提供训练和参数,互派飞行员到对方训练。虽然、台湾地区和印度官方无直接的战略对话机制,但却透过二轨的互访和会谈保持着密切沟通。2016年3月,前台湾地区外事主管部门田弘茂率团出席由印度外交部主办的印度版的“香格里拉对话”“瑞辛纳对话”(Raisina Dialogue)。2017年,台湾地区智库执行委员赖怡忠率团代表当局在此参加该对话,曾一度引起中国参会代表李肇星的离席抗议。[注] 刘宗义:《瑞辛纳对话:消弭还是彰显地缘政治分歧?》,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4期,第35页。 随着亚太安全局势的变化和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2017年12月11日,蔡英文在会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时表示台湾地区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攸关方,可以在这个区域做出更大的贡献。2018年1月20日,台湾地区行政主管部门经贸办公室与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联合发布的报告称“新南向政策”与美国提倡的繁荣、自由与和平的印太战略愿景相符,台湾地区有意愿且有能力与美国在印太地区开展安全合作。[注] 洪鑫诚:《台湾新南向政策”要抱“印太战略”大腿?》,2018年2月22日,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HongXinCheng/2018_02_22_447557_2.shtml 2018年3月2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斯(Ed Royce)访问台湾地区,成为《台湾(地区)旅行法》通过后第二名访台的美国高级别官员,并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和“立法院”首脑苏嘉全会面,表示要对台湾地区的安全和国际参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注] 《蔡英文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访问团》,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3214 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框架下,随着两岸关系陷入僵局,未来美印两国和台湾地区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互动方式也会越来越多。

台湾地区当局宣称“新南向政策”是“以人为本的台湾(地区)新经济战略”,除了要发展台湾地区和印度经贸关系以外,还要积极促进民间社会、观光旅游、人文科技、教育人才、农业产品等方面的双向交流与合作,以展现台湾地区的相对优势和软实力。2018年8月,民进党当局所公布的五项旗舰计划书与三项潜力领域,特别强调在区域农业发展、医疗合作与产业链发展、产业人才发展、新南向论坛与青年交流平台以及产业创新合作等旗舰计划书,从软件、人才和管理经验等,着手与印度等国家促进产业的交流与连接。[注] 杨昊:《关注西进与南向前行之间:台湾的亚太深耕路径之契机与挑战》,载《台湾安保通讯》,2018年第43期,第44页。 截止2017年,台湾地区和印度双方核准研究科技计划书72项,双边研讨会16场,涵盖领域包括材料科技、医疗卫生、灾害管理、数码软件以及农业食品等。在人员流动方面,台湾地区与印度人员来往年均30000人次左右,常住台湾地区的印度人已经从2001年的1052人增至2017年的1520人,且呈现逐年上升之势。2015年8月,印度政府宣布给予台湾(地区)民众电子观光签证待遇,减少了签证障碍,带动了台湾地区和印度双方的人员交流。[注] “新南向政策”专网,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Content/upload/editor/otherfiles/觀光.pdf 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吸引了大量台湾地区游客,台湾地区对印度的悠久文化及在电影艺术方面的成就也较为推崇,宝莱坞的电影在台湾地区也比较受欢迎。在人才培养方面,强调教育深耕,扩大台湾地区奖学金覆盖面,吸引印度等南亚国家的留学生,配合国内产业需求,建立产学合作班、外国青年技术训练班,鼓励台湾地区高校赴印度开设分校或专班,强化对南亚国家语言及区域贸易人才的培养。台湾地区“政府”除每年核发多名台湾地区奖学金及“教育部”华语文奖学金由驻印度代表处甄选优秀学生来台“留学”外,各大专院校也提供相当数额的奖学金招收印度籍学生赴台学习。自2011年台湾地区当局在印度设立第一所台湾地区华语教育中心以来,至2017年已增加至7所台湾地区华语教育中心,目前已经有超过4000名印度学生修读华语课程,其中获得台湾地区奖学金的印度学生达200余人。2016年度印度籍在台湾地区的学生共计1310人,目前台湾地区已经有59所大学与印度相关高等教育机构签订合作备忘录,以吸引印度学生赴台攻读学位,培养经营新南向市场的尖兵,作为“新南向政策”的连接基础。为了推动印度了解台湾地区,2016年5月,台湾(地区)高雄师范大学还专门举办了印度华语营,这种合作方式在未来正呈现加速推进趋势。此外,台湾地方当局还积极于当地设置“台湾链接”据点,作为衔接“驻外”单位,教育研究机构、“留台校友会”的网络中心。[注] 杨昊:《检视台湾的新南向政策:议程、网络与挑战》,载《问题与研究》,2017年第1期,第128页。 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蔡英文多次强调,要善用台湾地区的文化软实力,推广具有台湾地区特色的中华文化,提升台湾地区的软实力,以此向国际社会展示台湾地区的形象与价值。近年来,台湾地区电影每年在印度各主要城市的国际影展放映,双方文艺团互访演出频繁,其中赴印度演出团体包括十鼓击乐团、明华园歌剧团、台湾地区竹乐团均受到印度民众的热烈欢迎,以强化多层次、多面向的社会连接。

台湾地区当局的“新南向政策”是“南向政策”的升级版,通过发展与18个国家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意在摆脱对大陆市场的依赖。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利益需求的加大,台湾地区和印度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持续升温,单就经济层面而言,印度是一个正在持续发展和具有潜力的发展中大国,台商赴印度等南亚国家投资或开展双边贸易是一个很正常、自然现象,但中国坚决反对印度与台湾地区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往来。由于蔡英文上台后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使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南向政策”的发展空间。目前台湾地区与印度关系的发展,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发展的趋势,更无法实现蔡英文强调的“告别以往过度依赖单一市场的目标”。

二、“新南向政策”实施背景下的台印互动

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目前正在以“21世纪世界工厂”的姿态快速崛起,印度国内的人口红利、经济快速发展和劳动力成本低等优势日趋明显,已经成为当前台湾地区企业投资布局的新选择。自20世纪90年代印度提出“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起,印度和地区双方就开始接触,1995年双方互设代表机构,台湾地区当局在新德里设立了台北及文化中心,印度则在台北成立印度—中国台北协会,负责推动台湾地区和印度各领域的关系,2001年,台湾地区和印度双方签署了《民航通航谅解备忘录》,双方开始直航,同年签订了《投资保障协定》,双方经贸往来逐年增长。为了协助台商布局印度市场,台湾地区当局于2005年建立“次长”级对话平台——“台湾地区—印度“次长”级经济咨商会议”,由印度工商产业与推广部门与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共同主持,讨论产业合作、投资等各领域双边议题。2012年12月,台湾地区当局驻清奈办事处正式成立,设有签证组、经济组、教育组和科技组,分别办理领事签证业务、侨民服务、推动台湾地区和印度双边经贸投资、教育文化交流和科技交流合作等业务。自蔡英文当局提出“新南向政策”以来,一直把印度作为其在南亚地区开拓市场的重点国家。正在迅速崛起的印度经济潜力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18年印度经济增速将达到7.4%。[注]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8,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8/01/1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ary-2018 印度内需市场为主的计算机电子业、机器产业、汽车工业、养殖业与农业等,都是推动台商对印投资、降低对大陆经济依赖的“理想市场”。莫迪政府上任以后,全球更是掀起了一波“印度旋风”,特别是莫迪政府大力倡导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数字印度(Digital India)、智慧城市(Smart City)国家计划,积极推动税制、投资法规、营商环境等改革,已经使印度成为备受全球企业青睐的国家。此外,莫迪政府还将印度的“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使印度走出南亚地区和印度洋拓展至更为广泛的泛亚太地区,以强化印度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注] 张贵洪、邱昌情:《印度东向政策的新思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91页。 台湾地区作为连接马六甲海峡、南海的海上要冲,这为印度发展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提供了动力与空间。近年来,台湾地区和印度双方在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交往的规格不断提升,投资规模也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一)强化台湾地区和印度经济关系,积极谋求台湾地区和印度之间更广泛的交流互动

蔡英文当局的“新南向政策”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为核心,以多元出口和延伸内需市场作为引擎,深化与新南向国家的产业链合作关系。印度作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人口规模已超过13.1亿,其中25岁-5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数的40.74%,市场潜力巨大。[注] “ India: The Land of Unlimited Opportunities”, https://www.investindia.gov.in/why-india 其庞大的消费市场潜力及对创新产业的需求,无疑是台湾地区“稳定”和“可靠”的经贸合作对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地区行政当局一直不愿看到大陆台商“西进”,深忧两岸经济日益密切会造成台湾地区经济愈加依赖大陆,因而想方设法对台商投资大陆进行分支截流,引导台商到东南亚国家和其它地区投资,从而通过开辟新的海外投资基地,分散、减缓甚至取代台商对大陆的投资热潮,进而遏制两岸关系迅速发展的势头。对台湾地区而言,印度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拥有全世界优秀的高科技人才和廉价的劳动力;国内市场庞大,在信息技术、医疗化工、高等教育等领域拥有相对优势,积极发展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可以平衡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印度还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锰矿等矿产资源,适合密集工业的发展,在要素禀赋结构方面与台湾地区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政府持续放宽外资投资的限制,在外资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的资金流入电力、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部门。台湾地区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印度在技术、硬件和管理人才方面具有优势,而台湾地区是全球重要的硬件产品生产与软件外包中心,在企业全球研发布局的地位不断提升。因此,台湾地区和印度在纺织业、机械加工、医疗、航空航天、能源开发、教育等领域有较大合作空间。

对于具体教学方法的设计而言,上述第二条基本原则是首要的,也就是说,首先要分析清楚所要教学的度量和度量单位是通过什么形式得到的,进而可以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在确定了教学策略以后,再合适地融入第一条和第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基本原则是为了明确教学过程的核心思想和基本框架,在教学过程中突出数学的本质.第三条基本原则强调注重学生认知过程,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还要关注学生数学素养的形成.下面,简单描述这样的教学设计过程.

(二)以经促政,谋求发展与印度等无邦交国家的实质性关系,提升“国际能见度”

“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当局“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图通过加强与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多元合作关系扩大其政治影响,落实经贸实力转化为“外交利基”的企图。近年来,台湾地区行政当局锁定南亚地区作为其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重要地区,试图通过与印度等国的广泛接触,互设相关机构,便利相互往来,积极营造台湾地区和印度交流平台。1995年2月,印度与台湾地区同意互设经贸代表处,2006年2月,台湾地区第一个以推动拓展印度市场为宗旨的具有浓厚官方背景的社团——“台湾地区和印度协会”正式成立。2012年4月,马英九访问非洲时过境印度孟买,就是在近年来台湾地区与印度关系发展颇为热络与上升的背景下实现的。2013年3月,台湾地区和印度签署《暂准通关证协定》及议定书,2014年台湾地区行政当局副领导人吴敦义率团过境印度新德里国际机场,系印度政府首度同意台湾地区高层过境首度新德里。2015年8月15日,印度政府给予台湾地区电子观光签证待遇正式生效。2015年12月,双方共同举办《台印互设代表处20周年研讨会》,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沈荣津到印并出席第九届台湾地区和印度经济咨商会议,双方签署《台湾地区和印度中小企业合作备忘录》;2016年9月,台湾地区和印度双方签署《农业合作备忘录》与《航空服务协定》。随着中印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印度政界也开始通过打“台湾牌”谋求对华外交利益,台湾地区和印度经济关系的发展开始逐渐走向机制化合作阶段。

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不遗余力地推行“新南向政策”,其目的在于加强与印度在经贸、科技、文化、观光、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关系,而这也是当前印度所欢迎的。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减速和劳动力价格优势逐渐丧失的大背景下,“世界工厂”的重心可能正在向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转移,未来台湾地区和印度经贸关系发展的空间还很大。由于印度与台湾地区不可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印度对台湾地区关系也仅仅聚焦于经贸、投资、教育、观光、文化、农业等层面的关系,在政治上会保持一定距离,以更加务实、灵活的方式发展对台关系。但蔡英文当局则希望以加强对印度的关系为契机,利用印度的资源和市场规模,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拓展台湾地区“新南向政策”的空间,降低台湾地区对大陆的经济依赖,重新定位台湾地区在亚太地区的角色。

表 1台湾地区与印度友好合作网络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地区“外交”年鉴整理

(三)通过参与新兴区域议题增加政策新动能

倒闸操作完毕后电脑钥匙插回传送座,五防子站根据电脑钥匙回传信息通过记忆方式将D5000系统未采集的设备(如手动操作设备、临时接地线等)状态反馈给五防主站,五防主站将上述信息回传五防服务器,五防服务器将设备状态更新,运维人员也可持电脑钥匙直接回到控端五防主站进行信息回传。

(四)军事互动成为台湾地区和印度关系新议题

总体来看,蔡英文当局的“新南向政策”是对过去“南向政策”的延续和深化,其地域范围和合作领域得以大大拓展,更蕴含着台湾地区当局推动台湾地区经济转型、提升台湾地区战略地位的政治意图。蔡英文在“新南向政策”中将印度等国家作为拓展重点,认为印度是当前台湾地区稳定和可靠的经贸合作对象。但蔡英文当局的“新南向政策”提出的一大考量是以“南向”抑制台商“西进”,特别是在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背景下,使其提出的“新南向政策”成为了背负一定政治意义的经济政策。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两岸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贸易总量、进出口占比均显著提升,蔡英文当局为“远离大陆”而推行的“新南向政策”将很难达到其预期目的,未来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

近年来,在经贸关系领域,台湾地区和印度双方贸易额逐年增加,根据台湾地区行政当局驻印度“办事处”统计数据,1992年台湾地区与印度的贸易额为3.92亿美元,印度对台出口为2.41亿美元,从台湾地区进口为1.587亿美元。2016年台湾地区和印度双边贸易额为50.07亿美元,其中台湾地区从印度进口为21.84亿美元,出口28.23亿美元,台湾地区和印度双边贸易占台湾地区全球贸易比重的0.98%,出口比重的1.01、进口比重的0.95%。2017年台湾地区和印度双边贸易额为63.65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了10.4%,其中台湾地区出口额为33.01亿美元。到2017年底,台湾地区与印度的双边贸易仅占台湾地区整体对外贸易的0.95%,在所有外国投资中只排第45位,占印度FDI比重的0.05%。印度是台湾地区的第17大贸易伙伴、第16大出口市场与第22大进口来源国。[注] 台湾(地区)贸协全球资讯网,http://www.taitraesource.com/total01.asp 目前有106家台湾地区企业在印度投资布局,累计直接及间接投资金额约15亿美元,主要为电子、通讯科技、航运、钢铁、制鞋、汽车零部件、金融等产业,投资据点分布于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清奈等地区。[注] 台湾行政当局经贸谈判办公室:《新南向国家国情及金融分析报告》,https://www.moea.gov.tw/mns/otn/content/SubMenu.aspx?menu_id=25477 大型台商企业在印度投资的企业包括台橡公司、鸿海集团、美达工业、中国钢铁、台达电子、万邦鞋业、中华航空、宏基科技、长荣海运、华硕电脑等企业。[注] 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投资业务处网站,https://www.dois.moea.gov.tw/Home/invest 目前印度境内已经成立了德里台湾(地区)商会(2010年)、孟买台湾(地区)商会(2011年)以及南印度台湾(地区)商会(2013年),该三地台湾地区商会于2013年10月共同成立了印度台湾地区商会联合总会。台湾地区和印度双方为正在为双方经贸往来创造有利条件,包括台湾地区和印度签署的《投资促进及保障协定》(2001年)、《避免双重课税协定》(2011年)、《关税互助协定》(2011年)、《中小企业合作备忘录》(2015年)、《台湾地区和印度农业合作备忘录》(2016年)、《台湾地区和印度航空服务协定》(2016年)、《台湾地区和印度铁道遗产合作意向书》(2016年)、《优质企业相互承认行动计划》(2017年)、《产业合作备忘录》(2017年)等文件。为协助台商赴印度投资,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于2017年5月18日在驻印度代表处专门设立“台湾地区投资窗口”,为赴印度投资的台商提供最新商情以及投资、财税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注] “台湾(地区)驻印度办事处”,https://www.roc-taiwan.org/in/post/4063.html 目前印度也是继新加坡、新西兰之后第三个宣布要与台湾地区进行FTA可行性研究的国家。未来一旦进行协商并完成签署工作,将有助于扩大台湾地区和印度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对台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意义十分重大。

(3)残留有机物、矿物质和焦炭分解阶段:温度范围为400~720 ℃。在该阶段,污泥中的一些固定碳和矿物质在高温下发生分解,热解生成的大分子含碳有机物进一步发生缩合、聚合等二次反应,从而造成失重现象。由DTG曲线可以看出,此过程中最大失重速率较小,DTG曲线比较平坦。该阶段总失重率约为18.62%,在720 ℃后,随着温度和热解时间的增加,污泥样品的质量不再改变,热解反应基本趋于停止。

三、“新南向政策”背景下台湾地区与印度关系发展的前景

性状:薏苡仁呈宽卵形或长椭圆形,长4-8mm,宽3-6mm。表面乳白色,光滑,偶有残存的黄褐色种皮。一端钝圆,另端较宽而微凹,有1淡棕色点状种脐。背面圆凸,腹面有1条较宽而深的纵沟。质坚实,断面白色,粉性。气微,味微甜[11]

(一)“新南向政策”实施中的两岸关系因素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台湾地区对外关系的合理参与无可避免需要面对“一个中国”原则,从大陆走向世界才是最能维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以及增进台湾地区民众福祉的可行路径。但“新南向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使台湾地区经济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同时希望以此来实现“从世界走向中国”的目标,以稀释大陆因素对台湾地区的影响,这种对抗性思维决定了“新南向政策”难以成功。目前,台湾地区和印度不可能建立任何所谓“外交”关系,中国的态度是印度发展与台湾地区经济关系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台湾地区当局在发展对印关系的同时必须顾及两岸关系以及“一中原则”,不能触碰大陆的政治底线。蔡英文当局“新南向政策”启动以来,台湾地区当局希望在地域范围有更大突破,积极发展与印度等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企图在“国际空间”问题上能在非邦交国家也能有突破性进展。台湾地区方面一直努力将印度作为分散市场、降低对大陆依赖的重要选择,但两地民间经贸往来仍然十分有限。事实上,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台湾地区经济对两岸经贸已处于高度依赖状态,两岸经贸在台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反观“新南向政策”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无法代替祖国大陆成为带动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外部动力,台湾地区对大陆市场的依赖程度要远远大于印度。此外,台湾地区与大陆在开发印度市场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2017年,印度与大陆的贸易量为720亿美元,而台湾地区与印度的双边贸易为69亿美元,为大陆与印度贸易量的8%。[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in.mofcom.gov.cn/article/zxhz/ 由于“新南向政策”的出发点不是建立在单纯的经济区域发展布局基础之上,而是告别以往过度依赖大陆单一市场现象为目标,旨在推动远中、脱中,这种对抗性思维与区域发展战略会让本来就已脆弱并陷入僵局的两岸关系发展更加困难,甚至导致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印度在发展与台湾地区关系时,也不得不考虑中国大陆的反应。印度虽然欢迎台湾地区的投资,但期望其通过加强与台湾地区当局关系而得罪大陆是不可能的,对台湾地区而言,印度更像是一个看得到却不容易吃到的市场。[注] 陈牧民:《新南向政策中的印度与南亚》,载《全球政治评论》,2016年第55期,第20页。 2016年8月18日,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谈及“新南向政策”时指出,经济问题要符合经济规律,若舍近求远,违背经济规律,对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对台湾地区企业家都不好。[注] 张志军谈“新南向政策”:经济问题要符合经济规律,环球网,2016年8月18日,http://taiwan.huanqiu.com/article/2016-08/9329591.html 为了便利台商台资到大陆投资发展,中国政府相关部门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台政策,即31项惠台措施。[注] 国务院台办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2018年2月28日,http://www.gwytb.gov.cn/wyly/201802/t20180228_11928139.htm 这些政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台湾地区企业和两岸贸易往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新南向政策”的发展空间。台湾地区想借“新南向政策”发展与印度的经贸关系,不仅离不开两岸关系,而且还得首先处理好两岸关系。

(二)“新南向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与融合是台湾地区行政当局面临的挑战

台湾地区与大陆的融合不断加强是不争的事实,台湾地区经济作为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促进两岸的交流与融合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两岸共同繁荣之所在。在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落实的大背景下,蔡英文当局“新南向政策”试图撇开大陆发展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这种做法是不切实际的。未来,当“新南向”遭遇“一带一路”,没有“九二共识”的缓冲,不但经济上将形成竞争格局,“一中原则”更可能成为影响双边合作的重要因素。由于“新南向政策”在时间、前进方向和内容等方面都与大陆正在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有较大重叠,“新南向政策”涵盖的主要范围是东南亚10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在内的南亚等18个国家,而这一区域同样也是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自“一带一路”提出以来,已经在该地区取得了诸多早期成果。事实上,台湾地区在地理区位上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位置,如果台湾地区能走出与两岸复杂的政治因素,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寻找到新的发展机遇,促使“新南向”政策与两岸关系相辅相成,共创区域合作的典范。但是蔡英文当局上台后,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使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缺失。蔡英文当局以“新南向政策”来应对“一带一路”而服务于其“柔性台独”和“去中国化”的目标,未来“新南向政策”或许逃不了被“一带一路”倡议稀释和消解的结局。[注] 林红:《一带一路视角下两岸经济合作关系与新南向政策》,载《台海研究》,2017年第2期,第15页。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大陆也非常重视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台湾地区如果要真心开拓“南向”市场,也应吸取过去“南向政策”的前车之鉴,正视区域经济整合的趋势,采取包容性而非对抗性的策略,在承认“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与大陆开展深度合作,特别是推动“新南向政策”与大陆的“一带一路”建设对接,这才是推动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台湾地区拓展“新南向”空间的最佳选项。

3.青年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和方法。青年价值观教育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特点和青年的身心特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青年价值观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之义,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析研究方法,明确青年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和方法对我们开展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三)印度国内的整体投资环境不是很理想

由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比较落后、风俗文化与台湾地区差距较大、物流网络欠发达、对外资进入限制严格、种姓制度与宗教冲突、行政体系比较官僚化、腐败严重、语言沟通困难等,使台商在印度投资成本高、风险大。印度作为全球人口数量最多的民主国家,但因民族、文化、城乡差距、教育程度等的差异,导致印度全国难有完整的法律体系。在政治清廉度上,目前印度在国际透明组织清廉指数排名第79位,联邦部门管辖业务多有重叠,官僚层级众多,组织架构复杂,决策与执行速度很慢,增加了台资企业在印投资的不确定性。印度的税收体系也十分复杂,大致可分为中央政府、邦政府和城乡三级,每个等级税种名目繁多,以中央税为例,它包括公司所得税、资本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等各种科目。因为各邦都有权按市场需要设置不同税法和税率,结果往往导致重复征税的现象时有发生。尽管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对税制进行改革,实行统一税制,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进展十分缓慢。此外,印度宗教信徒占总人口的80%以上,是世界上宗教和教派种类最多元的国家之一,国内犯罪、宗教种族冲突、武装组织猖獗、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发生,印度在2017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7)榜上排名第8位,仅次于伊拉克、阿富汗、尼日尼亚、巴基斯坦、叙利亚、也门和索马里。[注]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7》,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1514/global-terrorism-index/ 恐怖主义形势严重影响印度的国内安全局势,对台商投资活动带来相当大的威胁与风险。

(四)缺少熟悉和掌握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小语种人才和智库的智力支持

“总统府”新南向政策办公室主任黄志芳就曾表示:“新南向是一项以人为本的新经济战略,在当今多层次整合的国际体系中,全球竞争人才,人才问题处理好,才能在国际上真正扩大台湾(地区)的优势。”[注] 陈佩修:《新南向政策中的东南亚》,载《全球政治评论》,2016年第53期,第9页。 尽管台湾地区当局已经筹建了新南向国家人才培育策略规划推动小组,推行台湾连接计划,利用现有“驻外”单位、台湾(地区)教育中心、“留台”校友组织、等加强人才的培养与招揽。[注] 《新南向人才培育计划》,http://www.edunsbp.tw/intro.html 但目前台湾地区缺少熟悉和掌握进军印度方面的小语种人才,台湾地区岛内各高校开设印地语专业等小语种的高校较少,起步晚,在课程、师资上都远远不足,专门从事印度等南亚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智库机构更是凤毛麟角。到目前为止,台湾地区官方智库、高校和科研院所尚未成立与印度相关的研究中心,这无疑使台资企业走近印度面临人才匮乏的困境,不利于“新南向政策”的顺利推进。

在中国快速崛起和亚太地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情势下,台湾地区当局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虽然无法达到其预期的“政治目的”,但台湾地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在经贸合作、观光旅游、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等方面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政府不是完全反对台湾地区的对外交往,允许台湾地区在国际上有“与其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活动空间”,但坚决反对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把台湾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坚决反对台湾地区以主权国家名义开展的对外活动。在坚持“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的框架下,台湾地区发展与印度的经贸关系,在投资、贸易、人员往来以及教育文化交流等方面开展密切的互动与合作,这客观上有利于台湾地区“新南向政策”拓展至南亚地区,并进一步“走向世界”。但当前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企图通过“新南向政策”来强化对区域经济整合的参与,扩大台湾地区的“国际空间”和“国际能见度”,这注定难以达到其预期目标。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上升和国家利益的拓展,印度在台湾地区“新南向政策”中的地位将会更加重要,我们必须防止印度通过利用台湾问题制衡中国,谋求更多对华外交利益,目前中国台湾地区与印度的关系正处于嬗变时期,其走向值得警惕、廓清和辨识,以便有效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结 语

“台湾地区和印度关系”是目前蔡英文当局“新南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印度在全球和区域战略中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台湾地区当局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南向”脚步不会停息。台湾地区发展与印度的经贸关系,在投资、贸易、人员往来以及教育文化交流等方面开展密切的互动与合作,这客观上有利于台湾地区“新南向政策”拓展至南亚地区,并进一步“走向世界”。但由于“新南向政策”包含着蔡英文的政治谋划企图,希望以经贸投资作先锋,弱化台湾地区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希望通过对印度等南亚国家的投资增进“实质性关系”,来避免“以经促统”,无疑是一种经济上的“去中国化”策略。由于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必然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地缘政治与国际影响力来看,印度作为中国周边最大的邻国,且中印存在着领土争端等结构性矛盾,台湾地区与印度关系的加强可能会对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新的变数,要警惕蔡英文当局借“新南向政策”搞“政治突破”的可能性,也要防范印度借助与台湾地区的经贸领域的相互依赖发展与台湾地区的所谓“非正式外交关系”。

遂昌金矿国家矿山公园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东北部,距遂昌县城16公里。公园于2005年7月由国土资源部批准建立,成为全国首批28家国家级矿山公园之一,是全国唯一挂牌“中国黄金之旅”的景区。公园总面积33.6平方公里,矿业展览区面积6.3平方公里。

【 DOI编码】 10.16717/j.cnki.53-1227/f.2019.02.005

【作者简介】 邱昌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讲师、博士,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印度外交战略、中印关系问题研究,电子邮箱qiuchangqing@uibe.edu.cn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关系发展的新趋势、影响与我国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CGJ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得到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备案)云南大学孟加拉国研究中心资助。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53-1227( 2019) 02-0082-17

(责任编辑 冯传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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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政策”背景下的台湾地区与印度关系发展探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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