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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表现得十分活跃，表现为研究者不仅从方法论、本体论、哲学观、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与现实对话等不同视阈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日益深入和颇具鲜明个性的解读，并从个体“独白式”研究上升到学者之间以商榷、笔谈等形式进行的日趋激烈的交流与对话。本文通过追踪近期学界讨论最为热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态度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等问题的研究状况，力图较为全面、动态地把握近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与未来发展走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与难点。这一问题的兴起，一方面根源于时代发展和社会实践所呈现的各种新现象、新问题与新趋势，以及由此引发的理论创新需求，另一方面则在于消除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阐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误解与遮蔽的需要。学者们主要是从本体论、哲学观、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等不同思考路径出发，在阐释与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挖掘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或当代意蕴方面颇为用功。
1.本体论视角
学术界普遍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一种哲学新形态，它宣告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实现了哲学由过去单纯地解释世界向内涵解释世界于一身的改造世界的革命性转变；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内在所指及其真实意义问题上却众说纷纭、纷争不休。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是否具有本体论意义，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成为争论的焦点。
争论一方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中彻底消解了本体论哲学，开辟了现代哲学的新思路与新视野，因而，反对任何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争解读，认为，“任何学院式的玄谈或机械僵硬的比附与马克思的哲学都是不相干的”（注：张汝伦：《马克思的哲学观与哲学的终结》，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产、生存、生成、社会存在、文化精神甚至人学等各种本体论“承诺”都是对现实社会统治关系的无意识抽象，都将在实践的世俗基础本身中遭到瓦解（注： 参见孙麾：《本体论的限度与改变世界的哲学》，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刘怀玉：《论马克思的现代哲范式革命》，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5期。）。在此基础上，持这一主张的学者们或者把马克思哲学看作是为全人类解放提供科学方法论的精神武器，它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径直地用经济的眼光、以历史的辩证法来实证地分析现实的社会问题（注：孙麾：《本体论的限度与改变世界的哲学》，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7期。）；或者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是反对一切本体论哲学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哲学不从“现成的”概念与“永恒的”实体出发来解释感性的世界与历史，而是以“历史的差异化”（而非“本真统一”的生存体验）为终极视野的、“多维透视”的辩证法，是一个不断自我扬弃而形成的多层次的历史-逻辑提升与展开过程（注：刘怀玉：《论马克思的现代哲范式革命》，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5期。）；此外，有的学者还认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而是对实践的人道批判，即马克思所自谓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并提出了一系列实践人道主义哲学纲目。（注：丛大川等：《我们的马克思哲学观——实践人道主义论纲》，载《东方论坛》2003年第1期。）
与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主张相对，有相当多的学者仍然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本体论意义，在他们看来，本体论虽然不能涵盖全部哲学但对于一个哲学体系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关于本体论的理论，就没有哲学，因此，把本体论从马克思哲学中人为地抽去、否定从本体论上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探索的结果可能是真正抹杀了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发动的革命性变革的深层意义以及与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根本区别。然而，在具体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时，学者们见解各不相同。归纳起来，除了坚持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的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注：陈先达：《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及其当代价值》，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的主张之外，还有社会存在论（注：旷三平：《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的“纠缠”》，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感性实践生成本体论（注：韩庆祥：《实践生成本体论：马克思本体论思想解析》，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物质本体与实践本体论（注：安启念：《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现代意义》，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客体本体论（注：罗晓梅、陈纯柱：《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确立与哲学史上的本体论革命》，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人的存在相统一的本体论（注：杨学功、李德顺：《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问题》，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生存论本体论（注：俞吾金：《对马克思实践观的当代反思》，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种种本体论言说虽名谓与意蕴不雷同，但都紧紧扣住实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变革中的根本地位与作用，并从态度、存在方式、思维方法等不同方面深入解读了实践的本体论意味。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种种争论，无疑为我们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路径与思路，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学人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框架、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努力，这种努力推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
2.从哲学观的角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不仅仅是本体论意义的，而且也是哲学观意义上的。哲学观即哲学家通过哲学反思对哲学本身规定性的独特理解和根本看法，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从哲学观维度揭示马克思哲学观对传统哲学观的彻底颠覆，阐释马克思哲学观的现实性与当代价值。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观以生存论结构为特征，强调实践最能体现出人的生存方式的特征、实践的双重品格体现着人的生存的双重特征，强调能改革世界、产生“真实的结果”的哲学为精神实质，并将哲学返归于现实问题、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体现的“形而上”哲学境界；马克思哲学观与以返归到“日常生活世界”的生存论研究维度、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形而上研究指向的当代哲学精神内在契合，彰显出其当代意蕴与时代特征。（注：陆杰荣：《论马克思哲学观的当代意蕴》，载《长白学刊》2003年第1期。）
有的学者从马克思哲学观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的超越出发，认为，“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马克思对自己哲学观最为凝练的概括，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凸显了“实践优先”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立场，将理论的真实根基奠定于现实的生活实践之中，至此，通过批判性的“诠释”活动以实现“解蔽”和“显现”，通过反思和批判性活动来“改变世界”，哲学不再是高居于生活之上的神圣之物、不再是提供整个世界的终极知识和发现的绝对真理，而真正成为一种“自由的思想”，成为马克思哲学观的灵魂和核心。（注：贺来：《哲学：一种批判性的“自由思想”——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灵魂和核心》，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1期。）
有的学者则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观的演变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把哲学当作关于人的外化即人的实践活动的科学来看待，是马克思关于哲学本质所做出的最具特色和最为重要的规定，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于哲学观所做出的贡献以及所实现的哲学观的革命变革：把人的劳动、人的实践活动理解为本质上是物质性的，并把这种物质性的劳动或实践作为哲学认识的主要对象，这在哲学发展史上无疑是空前之举。（注：侯才：《马克思的哲学观》，载《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赞赏和肯定的“真正的哲学”是捕捉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的哲学，是作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的哲学，是“同自己时代的现实接触并相互作用”的哲学，是走向“世界化”的“一般哲学”，马克思哲学成为“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并为哲学开辟了一条现实道路：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宗旨，以时代性问题为对象，以实践反思为根基，以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为灵魂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注：孙正聿：《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
另有学者考察马克思哲学观发展的三个阶段：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借重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表达了个体自我意识的自由，开始意识到哲学的实现就是哲学的消亡；从《莱茵报》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期，马克思已与青年黑格尔派和鲍威尔兄弟彻底分手，正式提出“消灭哲学”的命题，这意味着“把哲学变成现实”，使自身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环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马克思告别黑格尔法哲学走向现实政治生活，全面清算黑格尔哲学在内的“一般哲学”，哲学意识到了自身固有的实践性，不再是那种与现实生活对立的“纯粹哲学”。（注：邓晓芒：《论马克思对哲学的扬弃》，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3期。）
在哲学观的视阈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内在意蕴，通过马克思对哲学本身的特殊规定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和当代价值，对于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理论探索。马克思哲学观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已进一步深入到哲学本身的内在层面。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角度
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解释模式，建构既能真实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面目和创造性特质、又能积极回应时代理论呼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为此，学者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研究的同时，也将视野转向了现代西方哲学，普通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性，（注：例如，李荣海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从“同中有异”向“异中求同”的转化》（载《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于相同的社会条件和理论背景，从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的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存在着类似性；二者不是以实体和本原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实践或现实生活为基础和出发点，不是追求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体系，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不是在理性独断和心物二分基础上使人的发展片面化和异化，而是回到活生生的、知情意统一的具体的完整的人，并为人的自由和创造开辟广阔的道路；邹诗鹏也撰文指出，马克思思想的致思取向、怀疑与批判方法、超越西方中心的人类性的价值关怀、社会理论的旨向、特别是对于当代思想的全景式的对话意义等方面表现出某种特有的后现代性，两者都致力于实现从实体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向实践的和关系性的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而废黜了传统哲学的存在论的理论结构，转向了生存论的哲学形态。参见《马克思思想与后现代性》，载《现代哲学》2003年第2期。）展开了两种哲学形态之间的对话，各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话语孕育而生，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分野日益凸显。对此，学者们从哲学境界、哲学立场和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等多方面理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差别与对立。
从哲学境界出发，有的学者指出，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罗蒂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哲学的“终结”只是在于哲学没有正确地使用语言而造成了许多伪问题，或哲学无法思考存在的前提等，他们没有发现现代性的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和本质主义特征不仅在人的思想中、更在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中有其根源，从而陷入了在宣布“哲学的终结”的同时却代之以一种新的哲学的悖论之中；相反，马克思把哲学危机看作一定时代危机的表现，批判哲学，必须批判哲学生存的现实，消灭哲学，必须消灭哲学依附的制度，马克思真正使哲学变成了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对哲学的超越。（注：张汝伦：《马克思的哲学观与哲学的终结》，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从哲学立场与内容出发，学者们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鲜明的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有自己的思想和风格，通过指导工人阶级革命找到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具体途径，从而使哲学站到了时代的制高点与现代历史达到真正“入口处”，而现代西方哲学尽管花样不断翻新，但总是遮遮掩掩，它们的哲学立场和思维方式没有真正跳出传统的旧哲学抽象思辨式地解释和说明世界的思维方式和逻辑，它们从来没有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结合与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离开实践和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认识论的思路之外去讨论哲学的变革问题，而是以辩证的态度审视哲学史，对近代哲学进行了创新性改造，现代西方哲学则对近代哲学采取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和否定一切的僵滞态度，仅仅从心理学、生物学、文化学、病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现有理论和方法出发去阐发哲学世界观和社会历史理论，落入实证主义的泥沼。（注：参见李荣海：《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从“同中有异”向“异中求同”的转化》，载《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孙伯鍨、杨思基：《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西哲学的关系》，载《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还有学者则具体分析了马克思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分歧，认为，从胡塞尔的先验意识到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论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存在论，包括德里达的延异思想，都是在寻求某种绝对的自明性，而马克思则把自明性看成是人通过自身实践活动呈现出来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自明性，这种自明性是历史性地生成的，而不是前定的和给定的；马克思强调的是历史的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则强化了历史相对主义，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态度对后现代主义构成了一种批判性的对话，后现代主义所消解或终结的“历史”不过就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而作为“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的“人的真正的自然史”还远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及思想能力之外。（注：邹诗鹏：《马克思思想与后现代性》，载《现代哲学》2003年第2期。）
二、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态度与方法论
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理论研究与争论的不断深入，“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等各种口号或主张也纷纷亮相，反映出学术界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研究中存在着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的研究方法。那么，在新时期，应该以何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返本”与“开新”的关系，引发了学者们广泛的争论和探讨。针对这一问题，学者们对文本研究与比较研究、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文本解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意识形态研究与学术研究乃至学术规范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1.文本研究的意义及其与比较研究、现实研究的关系
在新时期，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有真意、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理论意蕴、适应时代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共同承担的理论使命，从而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返本”与“开新”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不同学者那里，对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意义及研究方法，马克思文本研究与比较研究、现实研究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与评价。
一种主张是高度肯定文本研究的地位与意义，认为，文本研究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底蕴具有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既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理论创新与回答现实问题的需要。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根据与理由。例如，有的学者要求采取“以马解马”的新方法替代过去流行的“以苏解马”、“以恩解马”、“以西解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既克服透过其他思想棱镜间接折射马克思哲学的局限，又能比较全面系统地把握马克思哲学创新的精神实质；（注：王东：《论文本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关系》，《开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文本研究至今仍有不小空白的研究现状，如没有一部囊括马克思全部著述的全集出版、马克思原始手稿相当部分没有面世等，肯定把马克思及其文本还原为一种历史性存在，并指出，对于学者来说，马克思研究首先是历史研究、人物研究、学派研究，其次才是现实研究、实践研究和时代研究。（注：北京大学：《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意义与方法——马克思文本研究三人谈》，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4期；聂锦芳：《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一份清理与辨析》，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有的学者还认为，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而不是根据后来变化了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用后人或别人的思想去理解他们的思想，甚至把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著作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注：赵家祥：《阅读原著，澄清误解，继往开来》，《开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相对立的主张是反对过于或一味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版本、考证研究，通过指出纯粹文本研究的缺陷以及当代哲学发展趋势，提出应当“面向当代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例如，有的学者强调今天的文本研究不是简单地重复或张扬历史上的某种解释，而是为了带着当代的问题意识，通过新的解释揭示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如果刻意回避或淡化自己的“问题视阈”，文本研究则仅仅成为“知识考古学”或“精神古生物学”，其研究意义大打折扣。（注：杨学功：《从解释学视角看马克思文本研究——兼评解读马克思的两种学术取向》，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有的学者则将“面向当代实践”视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发展的根本性思路，认为，仅仅局限于“返本”思路或“对话”思路，有可能在强调马克思文本的重要性的同时陷入某种“原教旨主义”，或者突出了哲学学科的学理性和可交流性而淡化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和差别性，使马克思哲学变成非马克思哲学的东西；（注：张明仓：《虚拟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2期。）以时代实践和时代视野为尺度重新反思“当年马克思哲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返本开新的基本路径。（注：任平：《新全球化历史语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创新路径》，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有的学者则指出，回到马克思文本与回到马克思主义真精神并不是一回事，不能停留于只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解释者，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即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彻底的批评精神（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强调敏锐地抓住当今人类生存活动中面临的时代的问题，创造性解决现实生活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把握新事物变化规律，实现理论超越与现实超越，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注：杨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精神》、马拥军：《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原则》，载《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3期。）
上述两种主张代表着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种不同取向和目标诉求：一个通过对文本的悉心解读，还原马克思当年思考的特定语境，客观地把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另一个则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来捕获时代问题和激活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在当代的意义。两者都肯定了文本研究的基础性地位、肯定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联系，重视文本研究的一派充分意识到，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仍占据着当代思维的制高点，文本研究必然离不开现实问题的观照，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必然使文本研究的方式由学理式转向理论与现实对话式，从而既推进文本研究又使现实问题得到坚实的理论支撑。（注：北京大学：《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意义与方法——马克思文本研究三人谈》，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4期。）另一方面，强调“面向实践”的一派也肯定了马克思文本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提供了事实依据，意识到对“当年马克思”的深度理解需要“回到马克思”不仅是摆脱“误解”的必要方式，而且是“开新”即重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的必要前提。
2.文本解读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
与学者们关于文本研究的探讨密切相关的一个话题是文本解读本身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既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学理层面思考的日益深入，也证实了当代哲学解释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引入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巨大影响。文本解读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实际上要解决的是文本解读何以可能、解读者是否可能以及如何能够理解文本原意、甚或理解作者本意。
有的学者坚持了一种强调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客观性的立场，肯定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一个客观的、不依赖于读者的文本对象，认为马克思文本的意义是马克思赋予的，读者只是通过马克思的作品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同时虽然肯定了哲学解释学所揭示的理解的条件性、历史性、相对性，但反对文本的意义随时代和读者的变化而变化的解释学观点。（注：王金福、陈海飞：《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解释学问题》，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有的学者则倾向于文本主观性的立场，根据解释学的“解释处境”概念，即解释者无法摆脱个人的特殊“视域”而达到“以文本为本位的理解”，因而，同一文本的不同内容方面会因为解释主体“问题视域”的转换而发生迁移，甚至从同一文本可以生发出对立的观点。相应地，“以马克思的文本为本位”的学术研究取向忽略了解释学处境，把马克思的文本封闭起来，割断文本与环境现实之间的联系，其结果可能陷入某种“文本中心主义”的误区。该学者进一步提出，必须区分文本的含义与文本的价值，文本的含义是文本内在具有的或文本“给予”的，反对从“作者意图”方面去作“无限衍义”；文本的价值是在与解释者的关系中生成的，为文本意义的当代延伸开辟广阔的阅读空间。因此，对马克思文本的解释历来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人为的定于一尊。（注：杨学功：《从解释学视角看马克思文本研究——兼评解读马克思的两种学术取向》，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
第三种立场是把文本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有机融合，确认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在肯定文本客观性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文本随着读者所处时代境遇的变迁而呈现自身的“意义多重性”。有的学者根据读者“期待视野”的历史性和开放性决定了读者对所读文本的基本态度、取舍标准和评价，认为，客观地看待马克思文本的意义，看待马克思文本在历史流变中的不同效果，要参照马克思文本接受的历史性，考察不同的接受者和接受活动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梳理不同时代接受状况的变化；要具体地辨识马克思不同文本的“隐含读者”、“有意向的读者”和“具体读者”及其反应。（注：张立波：《读者批评与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不可能带着一块“白板”式的心灵去解读文本，必然会有自己现实的考量、自己预设的观念参与到具体的文本解读过程当中；通过评价解释学的“视界融合”说否定了所谓解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的说法，而强调作者思想的本真性与解读者的主体性的互相促进，认为对作者思想本真性把握的程度与解读者主体性运用得是否适当、发挥得效果如何很有关系，解读者解读文本的过程，就是其解读模式发挥作用与解读模式获得修正、变更相结合、相统一的过程。（注：聂锦芳：《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一份清理与辨析》，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
显然，文本的客观性立场与文本的主观性立场虽都侧重于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并没有完全否定问题的另一方面，而是分别肯定对方的积极意义与合理性，两者并非势如水火。相比之下，第三种观点既有见于文本的客观意义又积极肯定了解释者赋予文本以意义，更为全面合理。
3.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识形态取向与学术取向
马克思主义研究是走意识形态取向的路线还是走学术取向的路线，可以看作是由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孰轻孰重讨论的延续。一般地，文本研究总是具有极强的学术性，如何对待理论学术性要求与理论研究的意识形态性，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识形态取向与学术取向应分离，这是克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思想性上跟不上政治发展的要求、在学术上面临来自非意识形态学科巨大压力的理论危机的需要，也是接受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约束的需要。意识形态取向的研究在学理上不能是无本之木，任何成功的意识形态创构都离不开有扎实学术功底的研究成果的支持，另一方面，任何学术取向的研究成果尽管主观上可以不含政治动机，但客观上仍会对政治和意识形态产生复杂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自觉走向意识形态取向与学术取向的相对分离，二者间较为合理的状态是：相对分离、各尽其责、功能互补，两性循环。（注：徐长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向何处去？》，载《求是学刊》2003年第4期。）
有的学者则主张思想性与学术性相结合。以往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政治性和学术性纠缠不清的状况使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随着意识形态的转换而转换，对立的观点由同一文本生发出来，割裂和肢解了原始文本的完整性和真实内涵，损害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恒定性；因此，要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水准，必须回到学术层面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路径和原则进行探讨，不能极为张扬了思想性，却损害了研究的学术性。学术与思想密切相关，学术离开了思想犹如躯干没有了灵魂，而脱离学术基础的思想则更是一种虚妄。（注：聂锦芳：《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一份清理辨析》，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
还有学者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世界视野的问题框架中间接地表达了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同等重要的观点。该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过程和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研究的问题总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而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研究的问题却要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研究而展开。前者旨在解决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后者旨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两个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缺一不可。没有前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失去了活水源头，没有后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面对现实时，就缺乏足够的理论解释力度。在这里，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研究，世界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是学术研究。（注：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世界视野》，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
不难看出，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思想理论支持的意识形态研究与遵循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进行学理上的探讨，被学者们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是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重，有的热衷于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有的则发展了学术研究的兴趣，无疑，两种努力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观问题研究
面向时代发展，注重对当代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建构的应有之义。发展问题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大主题，也是近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1.发展的含义
如何正确理解发展，什么是科学的发展观，仍然是近期关于发展问题探讨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学者们从哲学一般意义、特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具体的社会发展维度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地阐释。
从哲学一般抽象出发，有学者对现有的发展观念进行哲学反思，通过对西方哲学发展观念演变的揭示，区分了发展概念的世界观含义和社会历史领域含义，指出，现代发展观念越来越局限于社会发展领域，而在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中，社会历史领域的发展即社会发展则是实践基础上的人类不断趋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而发展的世界观含义意指一个由内在必然性决定的前进的普遍过程，这两种含义之间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其中，发展的世界观含义，为社会发展树立普遍性的根基。（注：郝立新、李红专：《发展含义的哲学反思》，载《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出发，学者们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与当代发展观的根本区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性质。他们指出，发展范畴、发展观念、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马恩是在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的层次上谈论发展，社会发展也是指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而今天所讨论的发展，则是指一种社会形态在其性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情况下的发展，是指总体上处于量变过程中的一个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的改善；（注：屠春友：《“当代发展观的哲学阐释”研讨会综述——从哲学的视角研究发展问题》，载《学术界》2003年第3期。）还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现当代意义的理性主义发展观，是兼顾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与具体运行层面的发展观，是立足于实证而又超越实证的发展观，是倡导社会各因素持续协调的发展观，是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个维度出发进行研究的发展观，它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的发展规律，而且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为人类指出一条通往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注：侯衍社：《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性质定位》，载《烟台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此外，有学者将发展哲学视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潮，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指导和帮助人们确立新的发展观，新的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优化，追求的是社会各个领域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整体推进、协调发展。（注：江涛：《发展哲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潮》，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8期。）
从具体的社会历史维度出发，学者们归纳与定义了几种不同的发展观，粗略地勾勒出社会发展观念的历史演进。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发展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模式、方法、道路、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最基本理解和最根本观点，是对社会发展现象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现象的最一般说明和最高层次的概括，并作出了以物为中心、为价值取向的发展观与以人为中心、为目的的发展观的对立性判断。（注：邱耕田：《新发展观的确立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8期。）有学者以经济伦理为标准，区分了三种发展观——全面价值的发展、作为经济正义的发展、作为经济与伦理结合的发展，强调新的发展观需要从单纯经济的理念转变为社会整体的、融合正义的、强调伦理的理念。（注：孙君恒：《经济伦理视野下的新发展观》，载《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还有学者归纳了另外三种发展观及其价值取向，认为单纯经济增长论以经济为价值目标，而忽视了人的价值和自然价值；综合社会发展论以社会的整体发展为价值取向，强调了人的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统一，可持续发展理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以人类中心价值观为核心的自然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是一次价值观的革命。（注：董清义：《当代发展观的演进及其价值取向》，载《学术论坛》2003年第3期。）
以上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对发展观念进行了诠释，但不难看出，学者们对科学的发展观的理解都自觉地指向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来被社会发展遮蔽了的人的价值日益突显并走向与社会发展相统一。这是发展观念的一个新质的规定，也是发展观念的新境界。
2.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人的发展，是当代发展观念的应有之义。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当代阐释、对马克思的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讨论，以及实践中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信息传播迅捷和市场化发展倾向导致人的发展的种种问题，都将人的发展问题推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台。总体上，学者们充分肯定了人的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并进一步探讨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体系等问题。
人的全面发展所指何谓？学者们对此各抒己见。有的学者在肯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人论的最终命题的基础上提出，“发展”是指人从自然界那里获得的感觉、思维、直观、愿望、活动、爱等诸多类特性或机能被充分开发出来；“自由”是指这种开发不是出于生存的逼迫或社会关系的强制，而是以人自己占有和享受自己的全面本质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注：徐长福：《重新理解马克思人论的四个命题——种反思性的探讨》，载《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有的学者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指个人自由个性的生成、培育和建构，并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分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明确界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或人的自由个性，就是在人的生理和心理、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本质的理想与人的活动产品、人的活动和人的类本质等现实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生成、培育和建构起来的。（注：谭培文：《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与现实的二难解读》，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6期。）还有学者认为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而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能力（包括潜能）的充分发挥以及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全面满足等等都可能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些表现，还不足以说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质特征；认为，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价值体系，要求重构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物质生产活动的价值取向、精神生产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注：姜义华：《论“人的全面发展”与当代价值体系及制度体系的重构》，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包含着深厚的价值意蕴，学者们对这个总是有较多阐发。有学者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现实本质而趋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理想本质；在价值定位上，是以个人为本位，以社会为取向的有机统一；在价值基础上，是人的普遍性与个性特征的内在结合，是人的需要、活动、能力和关系的全面发展与个性的丰富性、主体的自主性的统一；在价值基点上，人的全面发展是超越单纯的自然主义和单纯的人道主义而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注：沈晓阳：《“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价值意蕴》，载《探索》2003年第2期。）还有学者则将“三个代表”、党的十六大报告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统一起来，深刻阐明，建立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最高纲领，而现阶段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从而构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注：姜义华：《论“人的全面发展”与当代价值体系及制度体系的重构》，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3期。）
此外，还有学者具体分析了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认为，两者密切联系、相辅相成，自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一个人只有在成为自身的主人、能自由支配自身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和社会的需要去发展自己；同时，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人的自由的一个重要条件，一个片面畸形发展的人，不可能占有现代化的生产力和普遍交往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不过，自由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价值指向，在这种意义上说，人的自由发展比人的全面发展更重要，它规定和影响着人的本质和发展。（注：许全兴：《人的自由，人的解放——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点思考》，载《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上述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种种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走向深入，特别是从现实出发、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出发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先进品格，也将大大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与创新。
四、评价与展望
上述介绍仅仅选取了近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颇受关注的诸多论题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决定论、文化问题、东方社会理论问题、物质生产方式等问题的讨论也在热烈地进行，共同促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从总体上看，近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论是在倾向于学理层面的文本研究、比较研究方面，还是在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理论研究方面，都在不断向前推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现实品格。一方面，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性问题的研究与争论，通过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与研究方法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品位不断提升，生发出许多新的学术观点，这对于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加强与国际哲学研究的交流与对话，从而提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具有极为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面向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新课题、服务于实践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与智力支持，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两个方面互相促进，互相支持，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同时，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有许多方面需要不断努力与提高。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统一的尺度，似乎任何人都可以个人理论兴趣或喜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随意解读，而各种解读版本也因缺乏公度标准而一时难以评判，以致于在学术自由口号的遮蔽下为一些实际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观点提供了生存空间，混淆视听，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发展；另一方面，即使坚持了正确立场，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往往囿于种种原因而缺乏一定的创造性，不仅研究主题相似，甚至观点多有雷同，而且有时滞后于实践发展对理论的需要，从而充当的仅仅是实践发展的“解说者”、“诠释者”，不是实践问题的“发现者”、“解决者”，更谈不上成为现实世界的“改造者”，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世界、改造世界的真精神。
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在坚持学术研究与实际问题研究齐步并进、增进融通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强化主动意识、创新意识与实践意识，既要坚持学术自由，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要明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所公认的科学的标尺，以有效地甄别、评估各种观点的本意及价值，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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