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教育呼唤战略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战略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938(2006)04-0026-08
1 引言
19世纪末，在社会的专业化水平(specialization)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现代图书馆职业形成了。1876年杜威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宣布：“图书馆工作成为专业化职业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今天的图书馆员可以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工作称作专业化职业(profession)。”[1]稍后，为这个职业输送人才的大学教育也出现了，这事实上宣告了学徒式培养模式在这个领域的终结，为图书馆职业活动从技艺性定位 (artisan)转变为专业化定位(professional)添上了最后一枚砝码。从那时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职业一起经历了较快发展，并于60-70年代将新兴的情报学教育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目睹的却是另外一种景象：国内外很多图书馆学院（系）停办、更多图书馆学系改名、图书馆学专业规模压缩。在美国，这种状况被称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危机或疾患；[2][3]在我国，它被称为图书馆学教育的低落。[4]
面对图书馆学教育危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很多人把它简单看成图书馆学系的厄运，有些人甚至把它看成图书馆学系疏远图书馆实践的报应。根据Stoffle and Leeder的回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停办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Richard Dougherty曾建议ALA执行委员会制定方案声援教育界同行，但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图书馆学教育长期脱离实践，教育工作者理应受到惩罚。[5]在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也经常被理解为图书馆学系的经营范围，实践界则被视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市场。在这种思路影响下，我国也不时出现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对未来充满忧患、实践界同行冷眼旁观的现象。
我们相信，这样的思路不符合专业化职业与教育的关系，它既无助于图书馆学教育走出困境，也不利于整个职业的发展。图书馆职业与图书馆学教育的关系其实很像鸡蛋与蛋黄的关系：鸡蛋为蛋黄提供了存在环境，但它本身也不可能脱离蛋黄而存在；蛋黄一旦霉变，整个鸡蛋也将失去支撑。我们希望在阐释图书馆学教育与职业关系的基础上，呼吁我国图书馆职业从全局高度审视和干预图书馆学教育危机，并将这种全局性视野称作图书馆学教育的战略思维。
2 专业化职业及其教育
专业化职业(profession)是指由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从事的职业。在现代社会，只有少数行业(occupation)被赋予专业化地位。一个职业是否属于专业化职业连带着一系列社会及经济寓意：专业化职业通常拥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和相对优越的经济地位；它还通过垄断性服务（行业准入制度）掌控着可观的社会权势和影响力。因而，对于从业人员来说，专业化职业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如何判断职业的专业化资格是一个社会学命题。社会学领域对此提出了若干界定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被称作“特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个行业是否属于专业化职业取决于它是否具有以下特征：(1)具有大学水平的教育；(2)具有比较系统的、非大众化的知识体系；(3)具有正规的行业协会；(4)具有系统的职业道德。社会学认为，正是这些特征将专业化职业区分于技艺性行业，并赋予专业化职业较高的社会地位。还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个行业是否属于专业化职业取决于它对业界实施控制的程度。通过严格的行业控制，专业化职业可以在从业人员中建立起共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还可以依据法律或政府部门赋予的权力，对其成员进行约束和惩戒，维护职业声望。[6]
无论依据什么理论来确认专业化职业资格，大学教育似乎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根据“特征理论”，教育对职业地位的支撑首先体现在，它通过行业组织认可的专业课，传授从业所需的专业知识，为职业培养新成员。其次，它通过传授专业知识和职业精神，在新成员中培育职业认同感，使他们在观念上认同职业的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分工上认同职业身份、在组织上认同行业协会或学会，从而为职业道德的运作奠定基础、为行业协会的扩大提供保障。再次，研究型大学的职业教育机构还是职业知识的创新平台，它们利用得天独厚的科研条件，通过教师队伍的研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职业知识创新。因此，在“特征理论”看来，大学教育不仅本身构成了专业化职业的特征，它同时还决定着其他特征——职业道德、行业组织和知识体系——的完备程度。
在“控制理论”看来，对行业实施控制的目的就是建立职业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准入制度和自律机制。职业教育可以通过专业课程、讲座、实习、教师影响、同学交流等途径辅助上述目标的实现。Kyriaki-Manessi在谈到教育的这种作用时指出，“大学不仅［为学生］打下专业知识基础，它也是专业研究和探索起步的地方。因此，专业课程不仅提供知识，而且塑造态度，造就学术和职业活动方式。”[7]
大学教育对专业化职业的支撑见诸很多职业的发展历程。在建筑设计领域，17世纪中叶以前的建筑设计培训主要依赖学徒制。1671年，第一所专业化的建筑师学院在法国巴黎出现；19世纪中叶，美国建筑师行业在走向专业化职业过程中将这种正规教育模式引进美国，开始了美国建筑师行业的大学教育。[8]在工商管理领域，专业经理人地位的提升是与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连在一起的，而MBA教育直到1910年以后才陆续被各大学接受。[9]在社会工作领域，早期的社会工作主要表现为慈善性救助活动，从业人员主要接受学徒式培训。19世纪末，随着各类慈善组织及其协会逐渐萌发专业化职业意识，该领域的大学教育才被提上议事日程，1899年第一所社会工作学院在阿姆斯特丹成立，随后，同类教育机构也开始在世界其他地区出现。[10]
由于专业化职业教育(profession-based education)对应着特定职业，并为这个职业培养专门人才，因此，它的发展除了受到教育过程的影响外，还受到教育以外的职业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影响教育兴衰的最显著的职业因素就是从业人员的经济待遇。很多研究都发现，经济待遇是影响择业的主要标准。[11][12]为了跻身待遇优厚的职业，很多人会选择相应的高等教育专业，从而给这些职业的教育带来繁荣。此外，职业发展机会和职业形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职业吸引力，从而决定职业教育的竞争力。Harris认为，[13]职业形象是图书馆职业和社会工作者等职业逊色于其他传统职业（如律师、医生）的重要原因。
显然，对职业教育来说，决定其兴衰的很多因素都不在教育工作者的控制范围之内。例如，职业待遇和职业形象问题就和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如保守政治力量对图书馆职业的疏远）、女性问题、社会偏见等密切相关，几乎没有哪个因素可以由图书馆学教育自行解决。即使是教育过程因素，也常常受到非可控因素的决定，迫使教育工作者在实施教育过程时做出身不由己的选择。以教育过程中的课程设计为例，从表面上看，课程设计是教育机构的选择，但在很多时候，这种选择受制于学生的价值取向或学校的学科发展规划。
3 当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破坏性因素
如上所述，教育对于维持职业地位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教育同时也是职业肢体中比较脆弱的部分。在任何时候，它都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破坏性影响。根据近年来有关图书馆学教育的调研结果和相关讨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目前面临的主要破坏力似乎来白生源不足、教育过程失当、就业困难、图书馆学的“殖民化”等。①
3.1 生源不足
生源不足对任何职业教育都能构成严重威胁。生源减少首先导致相关专业在全校学科建设中被边缘化。对学校来说，生源意味着资源：每个学生不仅带来可观的学费，还能带来政府按人头拨发的教育经费。生源还意味着对人才的选择，热门专业可以从众多报名者中优中选优，挑选余地越大，选出优秀学生的可能性也越大，这些学生将来为母校带来荣誉和实惠的可能性也越大。所以，一个专业在学校的地位与它吸引的报名人数密切相关。生源开始减少的时候，往往也是它在学校中被边缘化的时候。较温和的边缘化表现为学校压缩其招生规模或在资源分配时给予歧视性对待，而更惨烈的边缘化则是将之从专业设置中彻底除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已持续受到生源不足的威胁。很多图书馆学系已经由于生源不足而停止招生。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学系的数量减少了一半。[14]一些幸存的图书馆学系（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学系）主要依赖考生调剂制度维持招生。考生调剂制度虽然暂时避免了专业停办，但也带来了其他破坏性。被调拨的学生往往对调剂结果持极端消极的态度：他们怨恨图书馆学系选择了他们，长时间缺乏专业学习兴趣；一旦获得了双修或辅修机会，他们分给图书馆学的兴趣和精力就会更小。
不仅如此，生源的减少及调剂生的消极态度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师的表现。“教学相长”是我国古老的教学思想，学生对老师的促进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学识可以成为教师学习的对象、他们的批判性可以成为鞭策老师的动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滋润着教师的激情。当教师不再得到学生求知欲的督促和鼓励，当他们的努力不再产生预期的成果，无论他们采取以下哪种行为都将是不足为奇的：失去教学激情，甚至放弃教学生涯；失去对职业的自信，有意边缘化图书馆学内容以迎合学生；自贬图书馆职业，告诉学生图书馆学系也能培养出非图书馆从业人员。所有这些都会使已经萎缩的生源和专业兴趣雪上加霜，同时还会影响教学质量。
3.2 就业问题
就业过程形成的对图书馆学教育的破坏力，一是来自学生对图书馆职业的背离；二是来自图书馆职业实践对求职学生的背弃。
学生对职业的背离是指图书馆学教育输送的职业后备军在就业时优先考虑其他领域的就业岗位，只把图书馆职业当成不得已的选择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背离自己的职业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根据中山大学2003年的一项调研，2002年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只有不到4成去图书馆就业，其中硕士研究生只有15.7%、博士生无一人去图书馆。[15]这组数据说明，学生就业竞争力越高，他们去图书馆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此推断，那些最后去了图书馆的毕业生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出于无奈。他们能够在职业岗位上停留多久，是一个不容乐观的未知数。因此，中山大学调研组的数据所揭示的，似乎并非调研者所相信的“图书馆工作魅力依然”，而是一个非常暗淡的职业竞争力现实。如果将这组数据与美国和英国的同类数据相比，这个现实就更加昭然。一项2001年的英国调研显示，图书馆学情报学(LIS)的本科毕业生有78%直接就业，22%继续深造；就业者和继续深造者分别有56.4%和 54.5%选择了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或深造领域。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硕士毕业生有96.6%直接就业；3.4%继续深造。就业者和继续深造者分别有92.9%和66.7%选择了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或深造领域。[16]美国的情况与此相似：绝大多数图书馆学情报学毕业生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具体数据参见本期“学术方阵”潘笔耘论文）。
学生对职业的背离势必给图书馆学教育带来新的打击。首先，它向潜在的报名者传递这样的信息：图书馆职业不可为业，最好在选择专业时就远离她。其次，毕业生一旦背离了图书馆职业，他们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关注也将渐渐淡漠，这导致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匮乏校友支持。此外，学生对职业的背离也难免打击教师的士气。试想，一个以培养职业人才为己任的老师，虽殚精竭虑，却“种豆得瓜”，心里该是一种怎样的无奈和悲哀！
图书馆职业实践对学生的背弃是指实践界在补充人才时，优先考虑其他专业的相同学历毕业生，然后才考虑本专业毕业生的现象。近年来，这种现象在我国虽然不是非常显现和公开，却有很多迹象表明它至少在某些地区存在。2005年，本文作者的不少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都因此受挫。“老槐也博客”在谈到上海图书馆界的情况时也提到，“本市图书馆进人虽不少，但近10年来进图书馆学本科生从未超过10人。”[17]
不少人把图书馆职业实践对本专业毕业生的背弃解释为市场对产品（如果毕业生可以理解为教育的产品的话）的自然选择。②这是一个很难令人满意的解释。在媒体、广告、资本共同塑造市场的时代，即使是在纯粹的经济领域，自然形成的市场恐怕都是海市蜃楼，更何况是在图书馆职业这种公共活动领域。在图书馆职业领域，所谓市场，可以说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图书馆管理者意识和制度因素的塑造。在排斥图书馆学毕业生的现象背后，其实流淌着对职业知识的自贬意识。这种意识的典型表征就是相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只要稍加培训就能掌握图书馆学知识，因而他们比图书馆学系的毕业生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在有关图书馆学教育问题的讨论中，不少讨论者都提到了这种意识。例如，在“老槐也博客”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图书馆界对本专业毕业生态度的解释：“据说以前图书馆很穷很穷留不住人时，馆长要图书馆学毕业生的理由之一是‘留得住’，现在图书馆有穷也有富了，别专业的人也留得住了，这一理由就废了。”在同期“编目精灵博客”上，有一段更无奈的职场独白：
“记得去年有个全国高考状元，立志考北大——竟然是为了学图书馆学，将来做一个图书馆馆长……我当时曾想，要实现成为图书馆馆长的志向，学图书馆学恐怕是最艰难的一条路——先学个实用性的专业，毕业后如果还没有改变主意，再选择进图书馆还来得及，而且比学图书馆学更容易找到好的位置，也有更多的上升空间；或者先在别的学科奋斗，事业有成，却没有忘记儿时的梦想，再转往图书馆，更可一步登天，实现成为馆长的理想。”[18]
塑造图书馆就业市场的另外一种管理者意识是性别意识。近年来，由于受就业形势影响，到图书馆应聘的男女生人数都有所增加。在更大的人才选择余地面前，不少图书馆开始优先考虑男生，有些甚至坚持非男生不用。由于图书馆学系的学生构成向来是女生占多数，因而，他们的学生就在更大程度上受到这种意识的影响。
除了图书馆管理者意识，制度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图书馆就业市场。在我国大多数图书馆，管理者并不拥有人事自主权，用人标准（例如录用本科生还是硕士生还是引进人才的家属）主要由人事部门决定。近年来，高等学校人事部门为引进人才家属预留图书馆岗位的做法，已成高等教育界的公开秘密（这种行政指令往往导致图书馆减少甚至取消图书馆学毕业生的进人指标）。同时，由于片面追求机构人员的总体学历水平，有些地区（如天津）的高校人事部门已经禁止图书馆接受本科毕业生。
对于如此复杂的图书馆就业市场，“让市场决定一切”的建议事实上豁免了职业领袖（如图书馆管理者）的许多责任：不必自省意识或潜意识中的误解和偏见；不必去和人事主管部门据理力争；不必与他们的教育界同行们携手面对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而领袖们一旦卸去了这些责任，背弃本专业毕业生的趋势就可能愈演愈烈。
这样的趋势将从若干方面对图书馆学教育构成破坏。首先，它可能导致生源的进一步萎缩。四年寒窗，一片徒然，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小的人生弯路。对于那些逐渐培养了职业认同感的毕业生来说，更是巨大的打击。前车之鉴，后世之师，这样的结局无疑会让更多的人在选择图书馆学专业时产生迟疑。其次，它导致图书馆学教育失去更多的校友支持：那些不得不转业的图书馆学系毕业生会在各自的岗位上淡漠他们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关注，而来自其他领域的图书馆从业者则往往缺少图书馆学教育体验，更可能产生对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和图书馆学教育的轻视。此外，职业对毕业生的背弃还给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带来必须直面的道德问题：明知自己传授的知识和技能不能为学生谋得稻粱，他们应该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招生计划？如何诚实地面对学生？他们应该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还是反其道而行之？在道德的拷问下，如果他们选择修正图书馆学教育（如在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中增加其他内容或改办其他专业），又岂能让他们背负教育失败的责难？
3.3 教育过程
教育过程指教育机构对学生实施职业培养的完整过程。这一过程包括教师、学生、教学目标、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模式等因素，也包括课堂讲授、实习、研究等环节。近年来的图书馆学教育文献大都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过程出现过很多失误。肖雪、王子舟将这些失误概括为六大误区：院系更名引发的全盘信息化倾向、对“宽口径”教育目标的误读、重点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偏见、课程设置的轻重失衡、教与学之间的持续对立、对教学科研质量的忽略。[19]
这段时间，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过程出现的最具破坏性的失误莫过于教育目标的迷失及由此出现的课程体系混乱。20世纪90年代初的更改系名给图书馆学教育目标带来了第一次冲击。在新名称下面，图书馆学的教育目标应该如何调整，这个问题显然比名称的更换更加复杂。很多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来不及对此做出思考，就匆匆更名。当学生发现新名称带给他们的期待与实际的教学内容相距甚远时，教学机构只能用增加非图书馆学专业课程来安抚学生。在 1998年专业目录调整中，图书馆学教育提出了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目标，但什么是“宽口径”，宽到什么程度才算适度，很少有人确切地知道。在模糊的办学目标下，很多学校开始片面强调“宽口径”，大量删减图书馆学主干课程，增加其他学科课程。[20]不少研究都认为，这样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既不宽口径，也不厚基础，而且没有职业认同感的学生。[21][22]此外，学生对专业学习缺乏兴趣、教师对职业前景缺乏信心、教育与实践之间的相互疏离甚至对立，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教育过程的实施，从而降低人才培养质量。
3.4 环境因素及图书馆学的“殖民化”
图书馆职业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母体机构环境都可能对图书馆学教育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后，职业环境之于图书馆学教育的关系大致是敌意多于友好。这段时间，图书馆职业环境的最显著变化之一就是信息经济的兴起以及由此出现的信息职业新版图。在信息经济中，知识和信息取代了土地、资本等传统资源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信息的这一地位在各类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当中创造了巨大的信息管理需求——信息既然成为如此重要的企业资产，它就需要像其他资产一样得到有效管理。这种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催生了名目繁多的信息管理工作：信息管理、信息咨询、信息系统管理、知识管理。这样一来，在图书馆职业曾占据垄断地位的领域，逐步出现了一批颇为拥挤的信息职业群。[23]
职业版图的变化对应着知识领域(Intellectual domain)的变化。到20世纪末，在图书馆学情报学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领域，已经立起了众多的新兴学科：信息管理与系统、企业战略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等。有人可能认为这种变化不过是学科分化的正常表现，如同17世纪的自然哲学分化为物理和化学等具体学科、19世纪的化学细分为各类分支化学一样，其本身对已经存在的学科并不构成威胁。但图书馆学与各类信息学科的分化却有些特别。在这里，新学科的出现在很多时候并非自然分化的结果，而是代表企业利益的话语对原有学科内容和思想进行改造的结果，例如，将图书馆学情报学中的文献／作品组织整理改造为信息组织，把“知识是社会的财富”的观念改造为“信息是组织的资产”，把知识和信息的启蒙价值（消除蒙昧的价值）改写为经济价值。在这种改造中，图书馆学很快就发现，它逐渐成了自己地盘上的“灰姑娘”。这种地位变迁的最显著表现就是它的一些研究团体、教育机构开始耻于在自己的名称前冠以“图书馆”字样（在国外被称为去“L”化）。在我国的一个表现，就是图书馆学将情报学“割让”给其他专业。如果借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概念，这种状况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其他信息学科对图书馆学的“殖民化”(colonization)。这种“殖民化”从学科基础上瓦解着图书馆学教育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对图书馆学教育构成了巨大的内在破坏性。
不仅如此，“殖民化”还具有延伸的破坏性。这些新兴学科一旦在高等教育机构设置为独立的专业，它们就开始扩张性地与图书馆学教育竞争资源：学生、教师、经费、研究项目等。这种竞争的结果往往导致图书馆学教育进一步萎缩。
4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问题的职业后果
如第二部分所述，图书馆学教育问题对整个职业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它们通过威胁图书馆学教育的生存而动摇职业的专业化地位。教育的持续萎缩可能导致图书馆职业彻底失去大学教育平台，因而失去支撑图书馆职业之专业化地位的基本条件；其他条件（如职业道德规范、职业知识体系、职业思维方式、行业协会等）也将因失去教育的支撑而遭到削弱。这与我国其他职业（如律师、会计）通过教育改革、资格认证、协会建设、科研活动强化专业化地位的趋势形成了鲜明对照。
除了威胁图书馆职业的专业化地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问题还可能对职业带来若干直接影响。生源不足的直接后果是专业人员数量减少。如前所述，生源不足几乎必然导致教育机构压缩招生规模甚至停止招生，从而造成新一代专业人员数量下降。学生背离职业的直接后果就是人才流失。这种流失，一部分发生在职业的新生力量触手可及的时候（即毕业生选择职业的时候），另一部分发生在新生力量把图书馆当作跳板做短暂停留之后。根据中山大学“世界图书馆学教育调查组”的考察，到本世纪初，我国每年培养的图书馆专业人才只有500人左右，[24]傅文奇等估计，在这些毕业生中，大约只有200多人最后选择加入图书馆职业。[25]如果扣除那些把图书馆当作跳板的毕业生，真正充实到图书馆职业队伍的新成员数量更低。
几乎所有的教育问题都会影响专业人员的质量。生源不足意味着人才选择余地狭小；由于缺乏人才选择余地，图书馆职业在吸纳新成员的时候，就已经站在了比其他职业 （如医生、律师、会计）更劣势的位置上。通过考生调剂制度录取的学生由于缺乏专业学习兴趣，对专业知识的吸收往往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这使人才质量在培养过程中又打了折扣。此外，教学目标的迷失、课程体系的薄弱、教师职业自信心的丧失等，都会使我国图书馆职业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蒙受损失。
由此可见，图书馆学教育的破坏性因素同时也是图书馆职业的破坏性因素。职业的领导者们（如馆长们）除非自己就不喜欢这个职业，否则就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5 图书馆学教育问题的战略防御和整治
关注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人可能会认同以下判断：我国当前的图书馆学教育已经是四面楚歌，它已经受到太多因素的威胁。更糟的是，这些因素几乎都超过了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可以自行解决的范围。以生源减少现象为例，即使图书馆学系可以通过更灵活的招生宣传和更严格的教学质量来吸引学生，它们也无法改变这个现象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整个职业（特别是实践界）形象的暗淡、从业人员职业发展机会（如培训、对外交流）的贫乏、社会价值观的转变等。至于就业因素和职业环境因素，图书馆学教育机构能够干预的程度更低。
显然，图书馆学教育问题的防御和整治需要整个职业的努力。必须承认，有些因素（如制度因素、职业环境因素）即使对整个职业而言都将非常困难，但职业的力量几乎肯定大于教育肢体的力量。如何从全局的角度干预图书馆学教育不是这篇短文能够完成的，但在本文作者看来，以下措施是符合全局性战略思维的：
第一，放弃图书馆学教育问题的市场思路，避免让“市场决定一切”的商业话语来误导我们。这样的话语扭曲了图书馆职业实践与图书馆学教育的真实关系，屏蔽了我们对很多问题（如管理者意识问题、人事制度问题）的关注，引导我们把职业实践与职业教育对立起来。这不仅无助于理解和解决图书馆学教育问题，而且可能加剧图书馆学教育对职业的疏远，从而累及整个职业的地位和发展。
第二，在中国图书馆学会领导下，成立由图书馆学教育界、实践界共同参加的图书馆学教育指导委员会，逐步完善整个职业对图书馆学教育问题的讨论和干预机制。目前，对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承担咨询指导责任的组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学术研究委员会领导的教育分委员会；另一个是由教育部成立的图书馆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前者是面向图书馆学教育的学术性组织，后者是连接教育部和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的专家咨询组织，两个组织的成员都来自图书馆学教育界。而这里所建议的指导委员会应该是在图书馆学会领导下、由教育界和实践界共同组成的行业组织。在教育认可制度(accreditation)阙如的情况下，该委员会至少可以发挥以下作用：通过加强教育界与实践界沟通、开展相关调研和评估教学计划等，引导教育的发展方向，尽可能防御教育过程的失误；一旦教育过程出现了失误，该委员会可以通过组织教育界与实践界的对话，提出解决方案。
第三，在加强教育界与实践界对话的基础上，考察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在办学层次及办学性质方面的新动向及其对整个职业的影响，为图书馆学系调整办学方向提供战略指导。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在办学层次上的新动就是关于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争论，一些图书馆学系在争论未果的情况下已经取消了本科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在办学性质方面的新动向就是将教育过程从职业教育 (profession-based education)转向学科教育(discipline based education)。诚然，我国以往的图书馆学教育一直比较注重学科意识培养，疏于职业意识培养，但它毕竟是为特定职业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因而属于职业教育范畴。但近年来，一些原有的图书馆学系已经放弃了特定的职业目标，改为按学科——信息科学或信息管理——组织教学过程。从理论上说，由此培养的学生可以从事信息职业群中的任何职业，如同中文系的毕业生可以从事教学、文秘、出版等相关职业一样，因而属于学科教育(discipline-based education)的范畴。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很多教育机构事实上是在同步实施上述两种转变，即将本科教育办成学科教育模式，将研究生教育办成职业教育模式。在这样的模式成为普遍趋势之前，我国图书馆职业（特别是实践界）亟待考虑以下全局性问题：一，现在和未来的图书馆职业活动究竟需要多高的教育程度门槛，因为归根结底是职业门槛决定教育层次；③目前的研究生教育能否维持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并撑起整个职业的专业化地位；如果研究生教育不能支撑职业教育，那么中国图书馆职业即使建立了职业准入制度，也不得不继续豁免“职业教育”这个准入门槛；二，从职业教育向学科教育的转变将对整个职业产生什么影响，它是否会导致职业意识的进一步削弱，是否会导致职业身份和思维方式的进一步模糊。如果图书馆职业不能从全局高度回答上述问题，教育机构的调整就很可能走向盲目，而任何盲目的调整都可能对未来的图书馆学教育带来进一步的破坏。
第四，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协调下，思考如何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增强图书馆职业的竞争力。图书馆职业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经济地位相对（相对于医生、工商管理等职业）羞涩的职业，但它对择业人员并非完全没有吸引力。 2000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一项调研显示，公共图书馆对于择业人员的最大吸引力就是它的服务精神。[26]这说明，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图书馆职业的价值观——对人的关爱、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服务质量的追求、对知识和图书的崇尚等——比其他职业更贴近于他们的个人价值观。问题是，我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改善人们对图书馆职业的了解，增强这个职业对志同道合者的吸引力。
此外，图书馆职业还需要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协调下，针对图书馆专业人员的待遇、人才流失等问题与相关政府部门保持密切沟通，为改善从业人员的待遇做出努力。例如，在人才严重流失的时候，系统地收集有关流失情况及其后果的数据，及时报送相关政府部门，呼吁政府关注；在某些地区尝试更合理的人事制度和更优惠的馆员待遇的时候，密切跟踪和系统收集其效果证据，报送相关部门，促进其推广。对违反图书馆职业活动特点的人事制度和其他行政指令，及时提请相关政府部门给予干预。例如，对有些高等学校图书馆拒绝接受本科毕业生的行政指令，提请教育部关注。
5 结语
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当代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她所从事的职业的地位，而职业的地位取决于职业门槛所要求的专业化教育程度。图书馆职业作为专业化职业的一部分，同样需要图书馆学教育的支撑。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已经受到多种破坏性因素的威胁。虽然有些因素来自教育过程本身，但大多数因素超出了图书馆学教育机构能够抵御的范围。目前，这些因素正在逐渐蚕食图书馆学教育的生存空间，迫使图书馆学教育不得不通过自我变易来适应新的生态环境。自我变易的结果是使教育过程产生了许多连图书馆学教育本身都难以解释的“教育异象”：课程体系不再突出图书馆职业核心能力、学生不再以图书馆学知识和技能为职业生涯基础、教师不再以培养图书馆员为荣耀。显然，这样的图书馆学教育事实上已经偏离了对图书馆职业的支撑。
面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困境，一些图书馆专业人员已经开始步美国同行的后尘：冷眼旁观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在挣扎中变易，在变易中萎缩。这种姿态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决意用市场的办法惩罚图书馆学教育，在录用毕业生时优先考虑其他专业学生；让已经在生源压力下萎缩的图书馆学教育继续萎缩下去。
专业化职业与教育的关系注定了职业整体迟早要背负教育衰落的后果，包括专业人员数量的减少、人才质量的降低、职业归属感的缺失、职业思维方式的欠缺、职业凝聚力 （或组织性）的降低直至专业化地位的动摇。为了整个职业的未来，我国图书馆职业需要将图书馆学教育问题提升为职业的全局性问题。这意味着我们首先需要调整思路（例如放弃图书馆学教育问题上的市场思路），然后从组织上完善整个职业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引导和干预机制。
在第七届(2005)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曾有学者用“一级学科保卫战”形容图书馆学教育的严峻形势。如果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战役”来维护图书馆学教育，那么它将不仅仅属于图书馆学系，而是属于整个图书馆职业。
后记：
2005年末，我目睹自己的学生在图书馆管理者意识和制度因素决定的就业市场上遭受求职挫折，便借用李超平老师的博客发出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往何出去”的疑问。我的本意是呼吁实践界把教育的尴尬看成整个职业的尴尬，从全局高度关注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但后来的讨论却很少涉及这个思路，而是集中于对教育过程提出批评或建议。显然，那篇短小的博文没能完成它的使命。当《图书与情报》的学术方阵栏目邀请我就某一专业问题组织一批稿件时，我便选择了图书馆学教育。感谢《图书与情报》杂志提供的机会，感谢方阵成员们的积极参与。
收稿日期：2006-07-04
注释：
①这里的“殖民化”含义取自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当［源自于生活世界］的系统及其结构变得日益多样、复杂、自给自足，它指挥和控制生活世界之事物的权势和能力也不断增长。这种含义常用于文化和语言学研究。
②2005年底，本文作者曾因自己的学生在图书馆界求职受挫发起讨论，“市场决定论”是这场讨论中出现的最频繁的观点。
③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职业活动不以研究生学历为职业准入要求，因而大多数图书馆学系都在本科生层次开展职业教育； 20世纪50年代将职业门槛提升为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本科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就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