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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从孔子到班彪，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确立时期；刘知己《史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成熟；隋唐以后，史学批评异常活跃，史学批评大家辈出，异彩纷呈。
关键词 中国古代 史学批评 孔子 刘知己 郑樵 章学诚
史学批评是一门亟待深入研究的史学分支学科，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则更是一笔有待认真挖掘、整理的宝贵遗产。本文旨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作鸟瞰式的勾勒，并力图从中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脉络与基本特征。
一、从孔子到班彪：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确立
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史学批评，而史学批评则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之前漫长的萌芽阶段，史学批评的某些因子或许已经产生，但严格意义上的史学批评并不存在。在中国古代，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对史学进行批评的是孔子。宣公二年，晋灵公被杀，史官董狐将其归咎于赵盾，作“赵盾弑其君”的记载，孔子对此评价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礼记·经解》谓孔子评价“六经”教化作用，认为“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子对董狐及其书法的评论是中国最早对史家及书法所进行的评判，对“六经”的评价是中国古代最先对史籍的评论，它们共同构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
孔子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山祖不是偶然的。首先，随着文字的出现，中国古代史学在经历了夏、商、周漫长的发展历程之后，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已形成了一批固定的典籍——《书》、《诗》、“百国春秋”，史学批评也就有了明确的批评对象。其次，春秋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史学冲破官府藩篱走入民间，这为身为布衣的孔子批评史学提供了可能。再者，作为中国古代私学的开创者，为教授弟子，有必要确立一套有一定体例的，能反映自己观点的教材，而这种教材不可能凭空产生，它只能来自对包括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因而对于孔子而言，有必要对传统典籍进行整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孔子对《诗》、《书》、《易》、《礼》、《乐》、《春秋》即后世所谓的“六经”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并形成了自己对它们的评论，从而促成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产生。
在经孔子整理的“六经”之中，史书性质最明显、最能体现孔子思想的是《春秋》。《春秋》一问世，便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引发了人们对它的评论。在中国古代，最先评论《春秋》的是左丘明。《左传》作者左丘明不仅以作《左传》释《春秋》来表示自己对《春秋》的重视，而且在《左传》中两次肯定《春秋》。其《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评论《春秋》影响最大的是孟子。孟子不仅提出要从“名”、“事”、“文”、“义”诸范畴把握《春秋》，而且对孔子修《春秋》评价极高，认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论《春秋》奠定了后世评论《春秋》的基本走向，后人论《春秋》基本上是沿着孟子对《春秋》社会功用的肯定和对所谓的“《春秋》笔法”的推崇而向前发展的。随着儒学独尊局面的形成，《春秋》作为儒家主要经典更是倍受推崇。然而，在中国古代，真正将《春秋》评论推向极至的却不是儒学经师，而是史家司马迁。在回答上大夫壶遂“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司马迁全面阐述了他对《春秋》的评价，认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从左丘明到司马迁，人们对《春秋》的评论围绕《春秋》这一具体史著而展开，而且前后承受，自成一系，逐步深化。因此，我们可以说，是《春秋》的出现促使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成为涓涓细流的。
如果说中国古代史学第一批原始典籍的形成促成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点滴之源，《春秋》的产生使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为涓涓细流的话，那么，促使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最终得以确立的则是《史记》的问世，其标志便是东汉班彪《论前史得失》一文的出现。
《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继《春秋》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著作，早在《史记》尚在撰述之际，上大夫壶遂就曾将它比作《春秋》。《史记》问世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它同《春秋》相联系、相比较，并由此批评《史记》是非得失。正因为有《春秋》为参照系，因而汉人对《史记》的评论虽毁誉参半，但观点极为接近，都肯定它“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堪称“实录”；都指斥它“是非颇谬于圣人”。东汉班彪因不满诸家的批评，著《论前史得失》一文，专论《史记》得失。在文中，班彪肯定了司马迁《史记》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同时认为《史记》“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外尚有“条例不经”、“刊落不尽”等缺陷。此文在史学批评史的意义不在于它对史学批评范畴的拓展，而在于它是中国古代第一篇以史学为其研究、评论对象的专文，它的出现表明史学已明确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史学批评已成为人们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因此，我们说，《论前史得失》一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确立。
二、从班彪到刘知几：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成熟
秦汉是中国古代史学长足进步期，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学繁荣期。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进步，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确立之后继续向前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
班固是继司马迁之后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又一位大师。与司马迁相比，班固史学批评意识更明确。在《汉书》中，班固多次对古代史学进行回瞻，进行评议，其《艺文志》“春秋家序”叙述历代史籍撰述、流传情况，肯定孔子、左丘明对史学的贡献，发展了目录题解式史学批评。《汉书·司马迁传》为史家司马迁立传，并在其“赞”中对司马迁史学进行了集中的评议，开创了传论赞式史学批评。班固谓《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更是千古不易之确论，它对中国古代“实录崇《史记》”的史学批评标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班固之后，东汉王充、张衡、仲长统，西晋傅玄、杜预、张辅，东晋干宝等都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作出过贡献。
张辅《论班马之优劣》一文突破过去史学批评重在史著思想性的局限，首次从史著文辞的烦与约、采撰的去与就、褒贬的得与失、体例的创与循、文采的华与实等方面对司马迁、班固进行比较，认为“迁称良史”，固不如迁。从此马班优劣，聚讼千古，莫衷一是。张辅《论班马之优劣》一文立论是否公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拓展了史学批评的视野，丰富了史学批评的范畴，强化了比较作为史学批评基本方法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因而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体例完备，史料丰富的编年体巨著，并在中国古代史著中以叙事简要，文辞洗练而见长。东晋干宝突破过去评论《左传》重在对其解“经”功用的肯定的局限，开始推崇《左传》文辞简要。自此以后，《左传》文辞简要遂得以世人肯定，“简要宗《左传》”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又一标尺。
秦汉、魏晋史学的发展，特别是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进步，孕育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高潮，这便是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的出现。在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中，刘勰将“史传”视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并以专篇加以评论。要而言之，《文心雕龙·史传篇》史学批评主要内容有：
（一）宗经矩圣重凡例。
经，即《春秋》；圣，即孔子。《文心雕龙》以《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开篇，“经”、“圣”既是刘勰论文的依据，也是他评史的准绳。刘勰十分推崇《春秋》、《左传》，强调史籍的重要性，提出史籍应“宗经矩圣”。他认为，“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因而“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据此原则，刘勰指斥司马迁“爱奇反经”，肯定班固“宗经矩圣”，批评《汉书》为吕后立纪“违经失实”，指责张衡欲为元帝王后立纪“谬亦甚矣”。孔子《春秋》有义例、书法，刘勰也十分重视史著凡例，推崇《春秋》“举例发凡”，肯定司马迁纪传体“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批评“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总之，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继承并发展了前人以《春秋》为准绳论史的传统，其“宗经矩圣”原则的提出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是非据《春秋》”的批评标尺在理论上的反映。
（二）审正得失贵信实。
刘勰认为史学的功用决定了史贵信实。然而，“俗皆好奇”，加之史家又易为“世情利害”所左右，因而信史难得。刘勰根据史贵信实的原则评判过去史著得失，肯定司马迁“实录无隐”，批评“《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指斥薛莹《后汉记》、谢沉《后汉书》“疏谬少信”，强调史著应“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与以前的史学批评相比，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不着眼于某一具体史家或史著得失，而是将史学从艺文、经籍中分离出来，将“史传”视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将众多的史家和史籍放入同一范畴，并就其共性的东西进行考察、评论，因而其批评的深度与广度是过去任何史学批评都无法比拟的。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刘勰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大师地位。
唐初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又一重要时期。为吸取历史教训，总结历史成败得失，唐初统治者十分重视修史，并十分注意对史学的控制，史馆制度日臻完备。唐初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史馆制度的完备直接促成了刘知几《史通》的问世。刘知几《史通》“商榷史篇”，“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代表作。要而言之，刘知几《史通》史学批评主要表现为：
（一）循名责实，重体例纯正。
刘知几论史，首重“名”、“实”。在名实关系上，刘知几认为“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其基本要求是名实相副，不能名不副实。在《史通》中，刘知几反复运用“求名责实”、“考名责实”的方法评论史著，认为一些史著“名实无准”，“再三乖谬”。在史著中，名与实体现在多方面，但体例是其最主要的方面。从名实相副要求出发，刘知几十分注重史著体例，要求史著体例纯正，反复批评包括《尚书》在内的一些史著“为例不纯”。不过，刘知几有时走向了极端，如认为记事体不应记言，记言体不可叙事，不编年者不应叫《春秋》，内容详尽的不可称“略”，这未免以文害义，因“名”伤“实”了。
（二）贵直贱曲，倡爱憎至公。
史之为务在于“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而关键又在于史家能否秉笔直书。刘知几力倡直书，反对曲笔，认为直书有可为不可为之分，齐太史、司马迁、韦昭、崔浩于不可为之时仍秉笔直书，虽防身不周，但遗芳永存；相反，王沉、董统等窃位偷荣，为君子所不耻。在刘知几看来，能否秉笔直书，关键在史家品德。“苟循私忿，忘夫至公”，写不出信史。贵直贱曲，是刘知几史学批评的一条基本原则，但受“名教”影响，笃信“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刘知几认为“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直书”、“曲笔”论有很大的局限性。
（三）去烦尚简，主文史相别。
秦汉以降，史例渐驰，采摭日宽，史著渐趋芜累。魏晋文风淫丽，修史文士喜用浮词，史著更是繁不胜繁。针对史著“失在繁富”，刘知几反复申论“文尚简要，语恶烦芜”这一主旨，批评一些史著尤其是魏晋史著“妄入编次，虚张部帙”。刘知几认为，保证史著简要的关键是文史相别，不能用文士修史，不能滥收文章。刘知几主张纪传体史著另加一“书”部，专门收录制、册、章、表。
（四）讥循重革，贵因俗随时。
史学是一个世代相承的事业，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前人的批判、继承，因而循旧与革新是史学中不可忽视的现象。刘知几对此给予了足够的关注。首先，刘知几强调变革，认为“时移世异”，“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其次，刘知几认为变革应“因俗”、“随时”。不能“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司马迁将汉初异姓诸侯王同古之诸侯一样编为世家，刘知几认为“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而班固“厘革前非”，一概称传，值得称道。刘知几批评孙盛、孔衍、陈寿、王邵、何之无“好奇厌俗，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再者，刘知几承认史学可以因习、模拟，但认为因习、模拟不能照搬照抄。总之，刘知几认为史学可以循旧，但更重视史学的创新。
（五）辨职忤时，论史馆之弊。
唐初统治者在重视修史的同时对史学控制日益严格，国史官修制度化，史馆制度渐趋完备。刘知几在《史通》中作《辨职》、《忤时》篇，畅论史馆之弊。刘知几认为史馆修史有五不可：1.史馆史官众多，相互观望，延宕时日。2.史馆史官不能如古时广泛收集资料。3.史馆人多口杂，史臣下笔，多所忌讳。4.监修各持己见，一国三公，史臣无所适从。5.监修既不指授，又预刊削。刘知几所论是否全面、公允，姑且不论，但他将批评的锋芒直指时事，这种精神无疑是可贵的。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已经逐步形成，是非据《春秋》、简要宗《左传》、实录崇《史记》、周赡重《汉书》这四大标尺已经逐步确立，到刘知几《史通》，其史学批评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名与实、直与曲、文与质、简与烦、创与循这些基本范畴，包括了史学批评的方方面面。在《史通》问世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史通》知之甚少，《史通》影响不大。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特别是随着史学批评的发展，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这颗耀眼的明珠终于显露出了它应有的光彩。《史通》以其博大精深的体例、娴稔自如的批评方法以及深邃精当的见解折服着后来者，并被后人推许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第一书。因此，我们说，《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成熟。
三、从刘知几到章学诚：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繁荣
隋唐以后，随着国史官修制度化，修史程式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史学兴趣转移到了对传统史学的总结与反思上来，他们不断地对前人的史学实践进行批评，从而直接促成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繁荣。其表现之一就是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名家辈出，论著连牍。刘知几以后，柳冕、杜佑、皇甫湜、王钦若、欧阳修、曾巩、司马光、郑樵、朱熹、洪迈、叶适、陈振孙、李贽、顾炎武、王夫之、王鸣盛、纪昀、章学诚等或论说史家，或臧否史著，他们都是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名家，其中郑樵、章学诚更是大家。《史通》之后，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洪迈《容斋随笔》、叶适《习学记言序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郑樵《通志总序》、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章学诚《文史通义》等都是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名篇，其中《文史通义》是《史通》之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又一代表作。
表现之二是目录题解式史学批评的大量出现及“史评”概念的确立。目录题解式史学批评源于刘向《别录》，发展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隋唐以后，目录题解式史学批评有了较大的发展，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有目录题解式史学批评。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在目录学上的反映便是“史评”类的确立。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首立“史评”类，其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分类法。《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评类叙”谓：“《春秋》笔削，议而不辨。其后三传异词，《史记》自为序赞，以著本旨，而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班固复异议焉，此史论所以繁也。其中考辨史体，如刘知几、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至于品骘旧闻，抨弹往迹，则才翻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书动至汗牛。”在这里，《四库全书总目》作者不仅沿用了“史评”这一分类法，而且说明了“史评”概念所包括的内容，分析了史学批评著作少，历史评论著作多的原因。“史评”概念的确立，表明人们已从理论高度对史学批评活动进行认识、概括与抽象，直至今天，一些学者仍将“史评”误认为就是史学批评，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隋唐以后史学批评的代表人物是郑樵、章学诚两位史学批评大师，其代表作为《通志总序》、《文史通义》。
在《通志总序》中，郑樵全面阐述了史贵“会通”的主张，并据此对司马迁、班固进行了评判，《通志总序》史学批评主要表现为：
（一）匡正史迁，益以博雅。
郑樵认为，惟有“会通”，才能“同天下之文”，“极古今之变”。“会通”反映在史学上就是通史，不能断代为书。司马迁《史记》贯通古今，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故深得郑樵赞许：“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于秦汉之世，勒为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当然，郑樵认为司马迁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博不足；二是雅不足，“全用旧文，间以俚语”。
（二）贬损班固，讥其因袭。
郑樵批评班固一是指责他“失会通之旨”，导致通史衰微；二是指责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郑樵认为班固“非迁作《史记》，侧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渐；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稀。……后世众手修书，道旁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显然，这已不是心平气和的评论，而确乎是“贬”“损”了，无怪后人多认为郑樵所论有失公允。
尽管郑樵所论有失公允，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后人将他与刘知几、章学诚一道视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大家不无道理。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既是一部史学理论巨制，又是一部史学批评的杰作。概括地讲，《文史通义》史学批评主要表现为：
（一）论文重文德，评史贵史意。
古人论文辞，刘勰论文心，苏辙论文气，章学诚更进一步提出“文德”说。什么是“文德”呢？章学诚认为，“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其基本要求是“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也就是说论文要知人论世与知势论人。在这里，“文”包括史，因而“文德”说运用于史学批评就是要求历史地、逻辑地对待史家及其史著，在评论史家和史著时应考虑史家及其史著所处的时代氛围，考虑史家的个人际遇的影响，做到不工苛古人。这里章学诚对史学批评方法在理论上的总结与创新，值得重视。对于史学，章学诚特别重视史家“心裁别识”，“独断于一心”，强调史意，自谓“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在章学诚看来，“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谓史学，则未之闻矣”；“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正因为章学诚注重史意，因而《文史通义》以总体上讲史学批评的范畴不及《史通》广泛，史学批评的色彩不及《史通》浓郁。与《史通》相比，《文史通义》更多地偏重于史学理论。
（二）申郑主会通，扬马崇创新。
中国古代史著就其体例而言不外乎通史与断代，自《汉书》断代为史，纪传体断代史比较发达，而通史渐趋式微。郑樵力主会通，其《通志》上起三皇，下讫隋唐，贯通古今，然而郑樵史学批评有失偏颇，《通志》缺乏新意，因而为史学批评家所诟病。章学诚评史贵史意，认为《通志》“成一家之言”，故作《申郑》推崇郑樵。同郑樵一样，章学诚力主会通，主张通史，认为通史有“六便”即“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牴牾”、“详邻事”， “二长”即“具翦裁”、“立家法”、“三短”即“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章学诚十分注意史学的变化，推崇创新。在章学诚看来，古今载籍可分为撰述、记注两大类，“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章学诚认为“《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迁书一变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章学诚认为袁枢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值得推崇。总之，章学诚强调史贵变通，推崇史学的创新。
章学诚认为刘知几言史法，他自己言史意，两者截然不同，不可比拟，殊不知史法是史意的表现形式，史意有赖史法来反映。确实，刘知几《史通》主要着眼于史著具体艺术技巧，而章学诚《文史通义》则从理论高度把握、阐述史著艺术性，从这一点上讲两者有所区别，但是两者不仅可以比较，而且可以将后者视作前者的进步与升华。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最后一位大师。此后不久，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包括史学批评在内的传统史学走向终结，史学开始了新的历程。在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史学中，虽然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些基本原则、方法、范畴等仍为后人所借鉴，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这已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了。
收稿日期：1995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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