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政治态度——目前中国人政治态度的代际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度论文,政治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年与政治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话题。一方面，它涉及个体在其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伴随自我独立意识的增强以及与社会关系的确立，个人政治态度开始形成的过程及特点；另一方面，它涉及社会发展中的一股新兴力量，这股力量一旦参与到现实的社会运动之中，便具有了标定自身代际属性同时影响社会未来发展的能力；而在一个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它又被作为有关该发展阶段的一个隐喻，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期望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均在这一隐喻中，被表达得淋漓尽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青年与政治话题中所包含的丰富意义得到充分展现。由此，人们对青年与政治的话题给予较大关注，分析青年政治态度成为青年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天，80后一代的政治态度有何特点，而改革初期青年一代的政治态度又有何变化，目前政治态度的代际差异有何表现等，将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一、文献综述
以年龄特征为核心进行的社会研究通常包含两个角度，一是生命历程研究，即以某个年龄阶段人群为对象，描述和分析该年龄阶段人群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一是代的研究，即以某一代人为对象，描述和分析他们与其他代人不同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前者是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特定的生命年龄对人的经历起着决定的力量，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发展被认为是由人类的生命年轮造成的；而后者是浪漫—历史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和历史的因素将一代人联系在一起，并使其区别于其他代人①。
有关政治态度的生命历程研究认为，青年期的认知变化促成了更强的政治意识和批判能力，而中年期则处于青年的开放与老年的保守之间。但批评者认为，在因缺乏大规模的有关整个生命过程中政治行为的纵向研究，而忽略了社会因素和历史环境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得知老年的保守是由于生命发展所致，还是其在步出青年期后的社会因素变化所致。为此，代政治学研究主张以文献研究，来反映群体政治态度和行为形成的社会和历史的条件，以分析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他们假设并通过研究证明：“青年阶段所形成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为解释接下来发生的政治事件提供了基础，态度和行为并非随着年龄而明显地变化”②。
在本文所涉及的政治态度代际差异研究中，不仅缺乏各代有关政治态度的纵向数据，同时也缺乏代政治学研究所要求的完备的文献资料。我们仅可以在相关截面数据中，区分各代目前的政治态度特征，或从以往文献中获得对各代在青年期时的政治态度研究资料，但对于已步出青年期的各代，我们仍无法获得其政治态度变化的纵向数据及目前的政治态度研究文献。尽管如此，本文以有限资料，尝试对目前中国内地政治态度代际差异进行描述和分析。
(一)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政治态度研究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时代。当时青年一代对自身历史使命感的认识与代沟理论的引入共振，使文化反哺成为当时青年研究的基调，而关注社会现实并加以批判反思成为青年政治态度的主要特点。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同属一代，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说，此时的青年研究本身就是青年一代群体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政治态度的表达，当时青年研究的文献成为此后人们解读这一代青年的文本。
历史使命感与对历史及实现的批判是这一时期青年政治态度的基调。改革开放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而在这一时代的初期，对以往历史阶段的评价和反思成为当时社会上下的基本共识。而此时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书的翻译出版，使当时的青年一代以历史的非亲历者身份而获得了作为历史批判者的合法性。米德从史前文化、有史时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战之后的当代文化的历史跨度，所总结出的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概念，成为年轻的批判者们的武器。该书译者在译序中指出：“如果说在前喻文化(即传统社会)中，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中尚未成年的个人，那么，借用社会学的术语，后喻文化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以往，人们往往把代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年轻一代的‘反叛’上，而米德却进一步把这种反叛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之上……当代世界独特的文化传递方式(即后喻方式)，决定了在这场对话中，虚心接受教益的应该是年长的一代。这种经历或许是惨痛的，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③
在分析当时青年一代政治态度走向时，有研究者认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压抑和开放、依附和自主的双重冲突之中，80年代里后者逐渐占据上风，五四道路在青年生活中再次延伸拓宽”，而走向叛逆、走向现代和走向成熟是青年政治生活的三大走向。“从逻辑联系上看，‘走向叛逆’是青年关注并进入政治文化生活的开始；‘走向现代’是青年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主体实现过程；‘走向成熟’则是青年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搏击风云、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④。
《第四代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60后”群体自我独立意识的最终形成。作者以代沟理论为基础，首次将“60后”一代视为独立的社会群体，论述了作为五四运动以来的第四代人的历史责任和特征。在政治态度方面，作者分析了改革初期重估历史所引发的第四代人普遍的怀疑情绪，也直接论述了西方政治思想对第四代人的影响。“在他们的精神结构中，西方文化起着重大的支撑作用。这种支撑作用表现在他们对传统和现实的评价上，也表现在他们对未来的选择上。西方文化一贯强调的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竞争等观念，在他们的精神结构中占有突出地位。”⑤
这种自认继承五四运动的历史使命感和基于代沟理论的批判意识，在当时的一项全国范围政治态度大型问卷调查中得到体现：94.6％的60后认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高于大部分年龄群体；但在问及是否同意“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政府给的”时，54.2％表示不同意，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62.38％对改革10年来国家的政治形势满意，其满意度为各年龄群体最低；51.27％表示会参加游行活动，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⑥。
此后有关20世纪80年代青年的政治态度研究寥寥无几。从零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80后一代对于60后青年政治态度的解读：“这一时期青年的政治价值观既不同于‘文革’期间的狂热与盲目，也摒弃了70年代末批判、反思后的悲观和失望，而是从悲观失望的政治情绪转向以独立思考和追求为基调的政治新思维……他们的政治责任感逐步增强，不愿意只做改革的旁观者……然而青年的这种政治激情在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转化为对西方政治体制和西式民主的顶礼膜拜，进而渴望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来完全代替中国的政治制度……他们的政治价值观逐渐偏离了社会主导政治价值观，也超出了体制所能容纳的极限”⑦。在代际对话中，60后青年一代所乐道的后喻方式最终转变为前喻方式。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青年政治态度研究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年政治态度的研究相对较少。一方面，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国际国内政治动荡后，人们对于政治的关注程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人们开始注意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物。同时，政府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从1994年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列入了国家高等教育专业目录。这就使此后的有关青年政治态度的研究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首先，研究者虽仍以青年为主，但多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师及学生范围内。这一方面使青年政治态度研究在公众对政治关注度下降的背景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也使此类研究被置于一个独特的学科框架内，而服从于该学科的固有逻辑。
其次，研究对象以80－90后大学生群体为主。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广泛采用，从研究成本及便利性考虑，大学生群体便成为青年政治态度的研究对象。
第三，研究风格的学术化。即在相关研究中，以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政治态度概念加以操作化定义，实施测量并分析，成为基本的方法。
第四，研究领域相对集中。从现有文献看，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成为较集中的领域。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青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如何分析青年学生政治态度特点并加以教育引导是一个关键问题，而针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态度特点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成为主要的对策建议。
第五，研究结论相对趋同。大多数研究均表明，当代青年大学生对现实政治具有较高认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给予较高信任、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制度给予较高肯定、对政府重大政策给予较高支持、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给予较高关注。但同时，青年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就群体内部分化而言，有的研究将大学生依政治态度倾向进行分类，认为政治热衷型占2％，政治关心型占55％，政治旁观型占35％，政治冷漠型占8％⑧。就群体自身冲突而言，有的研究指出了大学生政治态度的矛盾性，如政治价值取向上自主意识增强，但又存在政治功利化倾向；政治参与行为积极、健康，但又部分存在政治冷漠现象；日益重视社会实践，但又存在忽视政治理论学习的倾向；民主意识增强，但民主素质较差；思想解放，富有开拓精神，但部分学生民族精神淡漠⑨。总之，在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态度研究中，积极肯定其对现实政治要素的高度认同，同时指出其在其他方面的不足，成为普遍的结论模式。这种将现实的社会政治态度方面的矛盾冲突内化为青年群体自身的内在矛盾冲突的研究思路，与20世纪80年代将青年政治态度方面的内在矛盾冲突外化为现实的代际冲突的研究思路有着明显的不同。
二、分析框架
所谓政治态度是个人对政治的稳定的、有组织的心理状态。它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反映了社会政治领域的基本关系，即个人与政治的关系，包括：社会成员对于国家、社会制度的认同，对政府的评价，以及对其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政治学研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一反早期政治学以国家政治制度为研究重点、以历史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传统，把政治现实中可以实际观察的行为作为研究重点，将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政治学，从而产生了一批新的政治学研究课题。“政治态度”便是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政治态度研究主要关注人格与政治态度的关系，其选题围绕政治人格展开，如：“权威性人格”、“开放与封闭心态”、“政治疏离感”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选举研究及民意测验为中心，建立政治态度量表，主要研究“政治功效意识”、“公民责任感”、“民主与反民主量表”。到20世纪60年代，政治态度研究出现较大发展，以跨文化研究为特点的“政治文化”研究最终奠定了政治态度研究的基础。正是因为“政治文化”概念的出现，使政治态度研究脱离了人格心理学层面对个体政治行为特殊性及个体间政治行为差异性的关注，从而转向社会心理学层面对群体政治行为特殊性及群体间政治行为差异性的关注。
尽管在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就提出“政治文化”概念，但系统、全面、实证地论述政治文化的著作应属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在该书中，阿尔蒙德认为：“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文化’一词代表着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制度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自己在这种政治制度中的作用的态度”⑩。而当我们不以跨文化比较作为研究目的，而仅考察某一民族在特定时期所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时，“政治文化基本等于政治态度”(11)。
为以量化研究方式描述和分析政治态度，阿尔蒙德从政治取向模式和政治目标分类两个方面对政治态度概念进行了操作化定义。就政治取向模式而言，包括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就政治目标分类而言，包括政治体系(即特定角色和结构及角色承担者等)、输入目标(即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政策诉求)、输出目标(即政策贯彻和实施的结果)和自我政治角色(即个体作为政治制度中的一员而对自身的理解)。在此后与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阿尔蒙德再次整合了政治文化的含义，将对政治体系的取向称为体系文化；将自我政治角色的取向称为过程文化；将输入、输出目标的取向合称为政策文化。
本文以2008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CSS2008)(12)，依照上述政治态度分析框架，对相关变量进行整合。为了解人们对未来政治稳定性预期，我们还加入了社会冲突预期指标。每个政治态度指标包含若干项目，采用李克特量表计分方法，每个指标得分为其所包含项目得分加总并除以项目数。
三、数据分析
(一)80后群体的基本特点 80后群体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80后群体是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实施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围绕独生子女家庭可能产生的“养尊处优”、“有求必应”等教育问题及其对独生子女未来人格发展的影响，人们从一开始就对80后群体的心理健康、社会交往能力、社会责任感等方面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其次，他们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伴随物质资料生产的日益丰富和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崇尚物质需要的满足而轻视社会关怀、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轻视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奉献。这些社会环境变化使人们担心80后群体形成功利性价值观念。第三，该群体中最先亮相于社会的一批文学青年所表现出的叛逆精神，也令人震惊。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展示了颠覆传统、权威、主流的个性，而被社会贴上了“垮掉的一代”的标签。
事实上，此前有关80后的种种评价都是人们在80后尚未正式踏入社会时所做的推测。直至2000年以后，80后群体才相继完成学业而真正步入社会，开始向人们展现其不同以往的特点。因此，我们在分析其政治态度之前，有必要描述其现实的社会特征。
为更好地描述现阶段80后群体的社会特点，我们将2006年和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中的相关变量加以合并分析(13)。结果显示：
1.与其他各代相比，80后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即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17.9％。这与1990年代末期以后的高等教育扩大招生有关。
2.与其他各代相比，就业人群中，80后群体在非公机构中的就业比例较高。这与改革开放以后，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发展格局，极大地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有关，其表现为：一是农业就业比例大幅下降，数据显示，其从事农村家庭经营的比例为27.7％，远远低于其他各代；二是非公有制机构就业比例大幅上升，数据显示，其在私营企业就业的占32.5％，在三资企业中就业的占5.4％，自己作为个体工商户或受雇于个体工商户的占17.8％，合计约有55.7％。
3.与其他各代相比，80后群体中流动人口比例相对较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成为现实。尤其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社会现象。但受制于户籍制度等政策因素，目前更多地表现为人口流动而非人口迁移。为此，我们以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为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计算，80后群体，目前在区县内流动的比例为11.2％，在省内流动的比例为7.4％，在省际流动的比例为12.4％，合计约有31％的流动人口，远远高于其他各代。
4.与其他各代相比，80后群体中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较高。互联网的出现拓展了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表达意见和社会交往的方式。数据显示，80后群体不使用互联网浏览信息的不足半数，而几乎每天浏览互联网的占19.2％，一周多次浏览互联网的占11.8％。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80后从长辈的标签化和自身文学小群体所标记的叛逆形象中，开始步入社会。其上述特点不仅使80后群体与其他各代相区别，同时也影响着其政治态度。
(二)政治态度指标的描述 为分析80后群体政治态度并进行代际比较，本文采用7个线性回归模型，每个模型针对一个政治态度指标。模型的因变量为政府满意度、官员信任度、公平 — 效率倾向、生活安全感、社会公平感、政治责任意识和社会冲突预期7个政治态度指标；模型的自变量分别出生于1959年以前、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群体，其中以出生于1959年以前群体为参照组；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以男性为参照组)、教育年限、政治面貌(以非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为参照组)、所在地区(分为东、中、西部，以西部地区为参照组)、户籍(以农业户籍为参照组)、就业类别(以在公有制机构就业为参照组)、流动状况(以非流动人口为参照组)、互联网使用状况(以不经常浏览互联网为参照组)。
从下页表6可以看出，就总体而言，目前公众政治态度指标呈现：政治体系取向方面，对政府满意度略高而对官员信任度较低；输入目标取向方面，公平诉求的倾向明显；输出目标取向方面，个人生活安全感较高而社会公平感相对较低；自我政治角色取向方面，公民意识不强，政治责任感较低；社会冲突预期方面，冲突预期较低，对社会保持稳定的预期较高。表明目前人们对政府具有信任，相关政策结果也给人们的个人生活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社会稳定是目前的基本共识，但就对个人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看，人们均较少意识到自身应有的公民责任，习惯于服从政治权威，而仅以对官员个人的激烈批评的方式表达政治意愿。
表7列出了各项政治态度指标的线性回归模型系数，以帮助我们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更为深入地分析80后政治态度及其与其他各代的差异。
1.政府满意度方面。其代际的差异不显著，而教育年限、所在地区、户籍、就业类别等因素的影响则较为显著。非农户籍人口较农业户籍人口，对政府满意度较低；东中部经济较发达地区较西部地区，对政府满意度较低；非公机构就业人群的政府满意度较低；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政府满意度评价越低。从政府满意度指标所涉及的具体项目看，主要侧重于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与基本公共服务有关的方面的评价。表明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公众对政府认同的标准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方面，人们依然将经济是否得到发展作为政府满意度评价的标准；另一方面，在部分人群中，人们对政府的认同开始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政府公共职能发挥的程度，而非单纯的经济规模增长。因此，地方政府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能否实现由地区经济发展的大力推动者向辖区公共服务的积极提供者的转变，就成为能否提升人们的政府满意度的关键。而这一点对于不同代际的人群而言则是相同的。
2.官员信任度方面。其代际差异显著。尽管社会公众总体上对官员的信任程度较低，但90后、80后对官员信任度高于其他各代。就各年龄段而言，呈现出年龄越高，对官员信任度越低的特点。非农户籍人口较之农业户籍人口对官员的信任度低，中部地区较之西部地区对官员的信任度低，但东部地区则相反对官员的信任度高于中、西部地区。
3.公平效率倾向方面。其总体表现出倾向公平的政策诉求，而代际间在这方面又存在显著差异，其中，80后、90后和70后均在强调公平倾向的同时，表现出对效率的追求。相对于60后及以上的群体，青年一代更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中部地区较东西部地区更为注重公平；非农户籍人口较农业户籍人口更注重公平；而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公平与效率兼顾。
4.生活安全感方面。其总体上公众的评价较高。但就代际而言，80后和70后与其他各代相比，其生活安全感略低一些，且差异显著。非农户籍、东部地区、女性、互联网使用者以及受教育年限越高的人，其个人的生活安全感略低。这一方面与城镇、发达地区等的交通安全、食品安全问题高发有关，同时也与上述人群较高的安全意识有关。而互联网使用者则对于个人信息隐私安全的关注程度更高一些。
5.社会公平感方面。公众总体的社会公平感趋于中性，即没有表现出很公平的评价，也没有表现出很不公平的评价。改革至今，一方面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分配不公问题较为突出；但另一方面，个人回归其经济行为主体地位后，人们的自由发展空间也较以往有了较大的扩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公众不满现实的收入分配不公，但在对成功的归因方面又较注重勤奋努力等个人因素，因此在社会公平感上表现出中性的态度特征。在这方面，代际差异不显著。而非农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女性及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其社会公平感相对较低。
6.政治责任意识方面。服从权威而自身参与意识薄弱是目前公众政治责任意识的主要特征。尽管如此，从70后到90后群体均表现出了高于其他各代的政治责任意识，尤其是80后，其政治责任意识又高于70后和90后，且差异显著。非农户籍人口、互联网使用者、东部地区居民、流动人口、女性及受教育程度高者的政治责任意识也略高于相应人群。而中部地区居民的政治责任意识则低于东、西部地区。
7.社会冲突预期方面。公众对社会冲突预期总体平稳，但从代际看，80后的社会冲突预期略高于其他各代，且差异显著。互联网使用者及非农户籍人口的社会冲突预期高于相应群体，而中部地区居民的社会冲突预期低于东、西部地区。
四、讨论
(一)公众政治态度分析 基于政治文化研究而展开的政治态度研究，其最终目的是对某一地区特定阶段的政治文化特征进行概括。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以跨文化视角对政治文化类型作出了基本分类：地域型、依附型和参与型。他认为，这三种基本分类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结合、融合及混合的。甚至以参与型文化为主导的政治系统，也包含着地域型或依附型政治文化。为此，他继续区分了三种混合型的政治文化：地域—依附型文化、依附—参与型文化以及地域—参与型文化。其中，在依附—参与型文化中，一部分国民取得了专门的输入取向和活跃的自我取向，同时大多数国民适应于一种政府结构而依然保持着相对消极的自我取向。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研究者确认了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这一特征：即参与观念开始萌芽，中国的政治文化正处于由臣属文化向参与文化的过渡之中(14)。
以目前的政治态度总体看，就公众的政治责任意识而言，的确表现出顺从权威的特点；而就公众的官员信任度而言，又表现出激烈的否定特征。顺从依附于权力、权威，但又激烈否定拥有权力、权威的群体，表现出目前公众政治态度极具传统性的一面：即将道德政治化，强调执政者个人的道德自觉，在放弃自身应有的政治参与权利的同时，保留了对官员进行道德批判权力。因此，就中国政治文化而言仍需要经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而从具体的政治态度指标看，短期内又面临着两个积极的变化。其一，在对政府满意度评价方面所表现出的，由政府推动经济规模增长标准向政府公共职能发挥程度标准的转变，表明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开始从单纯经济利益转向社会民生利益。这一转变，不仅使社会公众的利益更加现实化、具体化，同时也为社会公众影响及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条件。其二，在对社会公平感评价方面所表现出中性的态度特征，表明公众对于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发展空间表示认可。在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08)中，当问及是否同意“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孩子与其他人的孩子一样，都能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时，有63.3％的人表示很同意或比较同意。而在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11)中，这一比例上升到72.7％。人们对个人自由发展空间的认可，有助于全社会在一个新的公平公正的起点达成共识，以重新整合因单纯追求经济规模增长所造成的社会分化。
(二)公众政治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从政治态度指标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群体可能成为影响今后政治态度发展走向的关键。一个是以非农户籍变量所表示的城镇人口，另一个是以互联网使用变量所代表资深网民群体。
就非农户籍群体而言，与农业户籍群体相比，其在政府满意度、官员信任度、生活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等指标上评价偏低，同时在公平效率倾向上更强调公平，在政治责任意识上具有较高独立性，在社会冲突预期方面又表现出显著的冲突预期。改革以来，在城市化进程得到推进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城市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目前公众反映强烈的物价、住房、交通、就业、医疗、教育、治安等社会问题，无一不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关。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城市管理理念、手段的相对滞后，使这些社会问题成为顽疾。城市居民较高的独立意识又进一步增强了其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也加剧了其对未来发生社会冲突的预期。
就资深网民群体而言，与非资深网民群体相比，其在政治责任意识上表现出更高的独立性，同时在对社会冲突预期方面有着更强的冲突预期，而在其他政治态度指标上则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互联网正在以虚拟方式现实地改变着人们的政治参与方式：海量的信息提供了人们丰富的消息来源，便捷的联络扩展了人们的交往范围，共同的话题聚合了各类团体，匿名发表言论降低了相关风险，实时的传播又极易在短时间内形成民意。相比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参与，互联网在表达民众意见、形成社会舆论、影响政府决策方面有着极为明显的作用。因此，互联网使用因素仅在促进政治责任意识和强化社会冲突预期方面作用显著，正说明互联网在今后人们的政治态度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政治态度的代际差异分析 就政治态度的各项指标而言，各代在总体趋向上是基本一致的。表明在当前并不存在像20世纪80年代那种较为明显的代际冲突。在社会政治环境较为稳定的背景下，各代依据自身的社会经验和生活阅历，调整着各自对政治的看法，从而在具体政治态度指标方面表现出循序的差异。
90后是正在成长的一代，尽管其同样具有80后所为世人关注的各种理由，但因其并非第一代而少被议论。有研究者在检索“90后”关键词后描述说：2008年12月，在中国知网搜索，题名输入“90后”共39篇文章，其中，2005年及之前无相关论文，2006年8篇，2007年9篇，2008年22篇。2009年10月，在中国知网搜索，题名输入“90后”，共108篇文章(15)。这与80后自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关注形成鲜明对比。该作者指出了“90后”不同于“80后”的两个社会背景因素，一是“90后”成长于经济发展黄金期与社会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社会环境中；二是“90后”成长环境的网络化。就政治态度而言，90后在多数指标方面较其他各代显得积极。尽管在政府满意度、生活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预期等指标上与其他各代差异不显著，但从均值看大多较其他各代略为积极；而在官员信任度方面略高于各代且差异显著。目前90后中的一小部分已步入社会(16)，但其绝大部分则正在就学，因此，90后的政治态度基本反映出前喻的政治社会化进行状态。值得肯定的是，在政治责任意识上90后所表现出的显著的趋向独立倾向，体现了自我独立意识与政治态度同步形成中的青春期特点。
然而，在以往描述80后成长的特殊社会环境时，人们较少提及一个特点，即80后是第一代在完全没有计划体制保护下，需要依靠自己努力立足的一代。高等教育收费并轨、高等教育扩招后的就业竞争压力、半数以上的人就业于非公机构、相当比例的人处于流动就业状态、步入婚龄却要面对高房价等等，均是80后一代需要面对的问题。在失去计划体制的保护下，家庭背景成为唯一的重要保障，这也是目前“拼爹”问题频现的原因。因此，在政治态度各项指标方面，从均值看，80后在政府满意度、生活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等方面的评价为各代中最低。而互联网使用经历也促进了80后的政治责任意识，表现出显著的独立特征，同时在社会冲突预期方面也更趋向于冲突。与本文在综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青年学生政治态度研究文献中所描述的情况不同，当时以政治社会化为线索的，突出政治认同特征的80后政治态度，在目前已发生较大变化。对现实的批判色彩增加，但又绝非叛逆。
70后是跨时代的一代，处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之际。因此，在政治态度的具体指标方面既有与80后一致的部分，又有与60后一致的部分。如在生活安全感方面，其与80后一样面临压力；在政治责任意识方面，表现出趋向独立的倾向。而在公平效率倾向方面，则更趋向公平；在社会冲突预期方面，则与60后均值近似，表现较为缓和。可以说，温和的独立倾向是70后政治态度的主要特点。
而60后在政治态度的具体指标方面，已与50后一致。政治责任意识上的顺从权威与官员信任度上的激烈评价，表现出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较高的生活安全感和较低的社会冲突预期也使60后没有了其青年时期政治态度的鲜明特征。
曾以激进方式展现自身历史使命感的60后一代终归于保守，而刚步出前喻政治社会化阶段的80后则表现出鲜明的独立倾向。正如实证主义所言：特定的生命年龄对人的经历起着决定的力量。群体生命历程中政治态度由开放向保守的变化轨迹，凸显了青春期政治态度的独特性。
注释：
①②理查德·布伦盖特、玛格丽特·布伦盖特：《生命过程与代政治学》，［北京］《当代青年研究》1990年第5期。
③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2页。
④叶南客、唐仲勋：《论当代青年政治生活的三大走向》，［北京］《青年研究》1989年第6期。
⑤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⑥(14)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70、78、185页，第237－238页。
⑦董翔：《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政治价值观变迁研究》，天津商业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⑧周威：《大学生政治态度及其政治教育研究》，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⑨岳宗德：《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⑩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尔巴：《公民文化》，徐湘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1)转引自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12)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08)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提供的区市县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抽样框设计，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覆盖全国28个省市区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的7200个家庭户。并通过户内抽样的办法得到有效问卷7139份。
(13)2006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06)与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08)采用相同的抽样框设计，共得到有效问卷7014份。
(15)苏明明：《“90后”大学生的职业期待视野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6)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11)数据显示，18岁及以上90后中，26.6％的人已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