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中国武术“主体性”研究的哲学阐释
刘宏亮1，张 震2
(1.南京中医药大学 体育部，江苏 南京 210029；2.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了解西方学者对中国武术哲学思想的研究状况是武术深度国际化研究的重要一步。只有了解以至理解他们的范式，才能知道用什么样的话语更好地与之交流，完成“走出去”的战略。目前，西方学者借助自身的哲学方法和话语，从主体性哲学视域出发，将中国武术阐释为一种具身化的身—心技术和教育，这其中包括：(1)武术修习对整体自我意识的构建和自信、自尊、自律等身体素养的养成；(2)通过与师父、与师兄弟和对手的身体“对话”，具身地将伦理情感和共同体意识印刻在自我实践当中，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将共同体所预持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融合到了身体认知之中；(3)通过武术修习，将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超越性自我释放出来，助人明心、见性、从容中道。在西方哲学家的阐释中，中国武术实质上就是一种“自我技术”，这种自我技术体现了人如何把自己构建成为自身行动的价值主体和超越主体。通过阐释西方哲学家的中国武术研究，能够以他山之石克服国内武术研究的“庐山之蔽”，对中国武术未来回归身体教育和实践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镜鉴意义，也为我们的武术研究进入西方学术话语提供了研究导向。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学；中国武术；西方哲学；主体性；具身；自我技术
近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程度、层次的不断加深，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热情愈加浓厚。武术作为中国文化最具身体表达性和传播力的符号，其内涵的深刻哲学思想备受重视，地位也越来越高，很多受西方哲学训练并长期从事中西比较哲学和身体文化学研究的学者，从西方哲学的视域和问题意识出发，把曾被西方人视为神秘主义的中国武术纳入到主体性的哲学解释学范式下，对其进行了明晰化的阐释分析。虽然这些阐释带有很强的西方思维模式和角度，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既是一个让西方人学会真正从逻辑深层读懂中国武术的切入点和契机，也是我们以他者的视域反观自身的机会。换言之，研究西方人的“武术哲学”，深入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术语，能够推动中国武术更深层次地“走出去”，继而反哺国内的武术研究。
根据张静先生的分类，从形式角度可以将动词AABB重叠式分为两类:“有的是‘AB’的扩展式……有的是‘AA+BB’。”①参照张静先生的分类标准，我们将东北方言AABB重叠式分为AB扩展式和“AA+BB”式。
1 具身的主体：西方主体性哲学范式下研究中国武术的切点
具身是西方主体性哲学与认知科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广泛和深度交叉后的前沿研究范式，被称作“第二次认知革命”，其强调：(1)身体本体经验对精神、意识和心智的决定作用；(2)身体对世界的深度嵌入和创造；(3)身体自身具备生成变化的发展能力；(4)历史文化等人类集体精神物在身体性上的显现。美国哲学家加拉格尔(Gallagher)将具身的这四组含义总结为4E：体现(embodied)、嵌入(embedded)、生成(enactive)和拓延(extended)[1]，实质上就是身体作为认知主体本身和认知过程的认知论。概言之：在当代西方研究中国武术的学者的视域中，武术修习的根本指向是：通过这项运动而回到我们的身体知觉自身，以身观身，体察、体认、体味身体的细微和妙用，其实质是一种具身化的“自我技术”。
很多以此视域“观察”中国武术的西方思想家和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亲身实践武术。美国当代逻辑哲学家Graham Priest习练空手道和中国功夫。英国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的艺术与传播学教授Paul Bowman先后学习咏春拳、形意拳和太极拳，长期从事“李小龙”研究。就职于范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从事中国军事思想史研究的Peter Lorge幼年时就有学习武术的经历，并在中国台湾地区跟随师父杨有为(Yang-Youwei的音译)习练中国武术。著名哲学家罗蒂的高足Berry Allen教授甚至是以学习和演练中国武术为契机，走上中国哲学认识论研究之路的。这些哲学家相信，具身性是实践哲学的要门所在，唯有身体亲自参与到其中，哲学才能够全然地成为生命的一部分，Priest还在其《武术和哲学：技击与虚无》中引用《楞严经》的“以手指月，以月譬法”(It is like a finger pointing away to the Moon)[2]来比喻这种具身化的认识论方法。
具身化的主体，其最核心的范式就是身心一元，一切心灵的、精神的、意识的、道的都需要以身载之。Bolelli认为，武术是一种“运动员哲学”(athlete philosophy)，它锻造肌肉和心灵，脱胎于“身心一体的实用主义和乌托邦的身体情感和战斗的决断”。他还指出，武术对少年儿童来说是最好的修身术(bodily cultivate)，其训练本身就包含了性格塑造和人格锻造，是以身体载体(physical vehicles)转化和升华精神(spiritual transformation)[3]的具身性哲学。事实上，武术的知识本身是一种具身知识(embodied knowledge)，这种具身知识的本质就是身体知道怎么做(body knows how to act)，知识看起来是印刻在身体中的，而不是基于某种精神意识[4]。身体的本体自知、自觉是武术的高级状态，达到这一状态的人不仅能够先人而动，更能够先“己”而动，是身体的“随心所欲不逾矩”。Allen提出，我们观察中国武术时应当持有具身化的视角(embodied perspective)，知(cognition)和智(intelligence)有更加广义的维度，一切关于理解的意象结构都起源于身体[5]。质言之，武术的练习本身即是具身知识的积累，如张载所言：“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武术的这种知识最终的指向就是身体全然地知道自身，知道如何应对变化万端的世界，而不是萌于“我思”层面的“见闻之知”。
具身主体的第一个层面所强调的是本体体验，强调“自我”是从对自己的体认当中生发出来的空间性的坐标中心。Farrer和Whalen-Bridge在《作为具身知识的武术》提出，具身化是理解武术训练和方法论路线无可回避的实在(ineluctable fact)，身体是首要开端(chief starting)，具身则是一种存在的情态(existential condition)，身体是主体性的本源，也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6]的经验基础。在西方学者看来，丹田、气就是具有主体性的一种具身范畴，是身体本体经验的创造，也是习武者感知劲力存在的一种的“索引”(index)。心理学家荣格曾在其《炼金术研究》一文中指出，丹田是一个“回旋运动和中心点”(Die Kreisbewegung und der Mittelpunkt)，当一切意识指向这里，人的对象意识就会消失，进入一种具身的“完成”(Die Vollendung)[7]体验中。换言之，丹田实质上就是劲力体知的中心或核心，它既符合人体整体发力的原理，又蕴含着一种引导人“身体知”或“具身知”的身体意象；同样，作为劲力运发机理的阴阳二气，也是身体劲力流通和发放的意象，Allen从庄子呼吸于踵的思想出发，提出：武术练习者以脚踵为气化具身的立基之本，建立起了身体的周流(corporeal circuit)[5]知觉，这种具身的体验引导了武术劲力练习和发放的整全而不滞。
不具备条件情况下，可采用在水稻收获前套播小麦，然后收获水稻秸秆切碎覆盖还田。要求在水稻收获前3天内稻田套播小麦，套种时套施基肥。在秸秆全田匀铺的基础上，及早进行机开沟覆土压草盖籽，防止秸秆镂空透风跑墒影响小麦出苗。
Jennings、Brown和Sparks三位学者撰写的论文《作为世俗宗教的咏春功夫》[25]则直接将Secular Religion赋予咏春拳，认为咏春拳包含了一种道(ways)，一种从日常宗教实践中获得的，对习武者而言具有神圣意义的日用人伦之道。武术所追求的精神修养不同于西方基督教式的神祇论，他强调“仁”的主体性价值，而仁的本义又是“二人”，其中包含了深刻的主体间的和谐。Jennings等还认为，所谓世俗宗教，具备一种“历史性情结”，将历史上具体的人(祖先)作为崇拜、敬仰和祭祀的对象，武术的传承和传播是以“师父”(Sifu)这个符号为意义载体的。师父不仅是具体的人，他还承载和涵摄了一种不可被颠扑的伟大人格和神圣价值，在武术技术的谱系构成过程中，“师父”是主线。Kauz则从西方哲学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武术与古罗马的斯多格学派的修炼精神有相通之处，在这样的哲学观下，学艺是为了养成和发扬一种精神，一种锄强扶弱(helping the weak)和蓄养君子人格(gentle person)的精神，其内核是人格训练教育(education for training character)和孝敬(filial piety)的社会规范养成教育[17]。如果说，《大学》八条目的前四目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属于个体主体修养的话，那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一种社会化的主体间性之培育。
具身主体的第三个层次是身体性在背景中生成和拓延，Farrer和Whalen-Bridge认为，武术人从不是孤立存在于自我意识中的，而是与他/她的身份、历史和文化紧密不分的。习武的生成过程即身体在文化中的投射、拓延，更是作为“亚洲身份”(Asian identity)和“英雄实践者”(heroic practitioners)的主体生成过程。因而，武术的技术风格具有某段时期的相关倾向，并且会体现(embodied)在武术“话语”(discourse)中，这些话语有的是宗教表达(如武当/少林武术)，有的属于文化意识形态(如习武先习德、尊师重道、点到为止)，有的则直接体现在运动表达(如：后发先至、运劲如抽丝)和身体姿势(如：三体势、龙形猴象)上。在两位学者看来，武术的修习并不应简单地被解释为从艺到艺、从文化到文化，而是武术究竟如何塑造意识形态、族群身份、道德和自我心理模式的个体浸入共同体的具身认知历程[6]。Kato则指出，武术文化的具身化，不仅是共同体(团体、社会、民族、国家)对个体的塑造，像李小龙这样的武术巨星，反过来具身化地显现了两种中国的叙事模式：象征性表达(symbolic articulation)和运动感表达(kinetic articulation)[10]。Bowman进一步指出，习武者具身知识的习得是在特殊的历史文脉(historical context)中，在“身体—在—文化场所中”(place the body-in-cultivation)[11]完成的。Allen教授也认为，武术事实上是宗教实践(religious practice)[12]的一部分，尤其是禅宗，它构造了中国的少林武术话语和日本的武士道话语，使得武术秉持了佛教的意蕴，也使得习武者的身体性无论从技术体系还是攻防意涵上都具备了佛教尚生、不杀的意识形态。质言之，宗教文化既是武术具身的生成背景，也是人身体性的拓延，武术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武术人与历史、文化和宗教的相互塑造。
具身哲学提供了打通个体主体、主体间和群体间的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和视域，使得我们在研究武术的主体性问题时，获得了身心一元、群私合一、文质中和的总体性工具。武术的知识是身体知识，是body-knowing，西方学者通过“具身”这一哲学范式敏锐地抓住了武术的要义所在，虽然使用的是“他者视域”，但对中国的武学研究者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西方思想家的观念中，中国武术是一种修身的技术，其核心就在于将自我的内心、自我与他者、自我与国族的历史/文化/政治化作“自我的技术”，成为塑造鲜活生命主体的一部分，以下我们将按照主体性包含的三个维度分别阐释这些西方学者的武术解释理路。
2 自我的给予：中国武术作为塑造个体主体性的自我技术
酚酞变色范围是pH 8.2～10.0。当pH＞8.2时为红色的醌式结构，酚酞的醌式或醌式酸盐，在碱性介质中很不稳定，它会慢慢地转化成无色羧酸盐式。酚酞试剂滴入浓碱液时，酚酞开始变红，很快红色退去变成无色，当遇到氢离子后即变回红色[2]，在pH＜8.2的溶液里为无色的内酯式结构。通过溶液中酚酞颜色突变时计算机显示溶液的pH了解中和反应接近完成。
哲学家Zahavi指出，自我(self)并非仅仅是(名词性的)我(mineness)，而是在整体的经验结构中被第一人称视角所反观(reflexive)的存在；自我意识也不仅是意识到自我，而是一种能够揭示(reveals)意识结构的有效经验主体。也就是说，自我意识不是一种孤立的、无世界性(worldless)的意识，也不是位于或藏在大脑中的意识，而是“世界—沉浸—自我—意识”(world-immersed-self-awareness)[14]。质言之，自我的耸立或绽出，前提是拥有沉浸在世界当中持续被构成为整体的本体感受，这个过程充满了对世界、同时对自身知觉体验。沉浸、体验和参与到世界当中，意味着必须切身介入，而武术训练就是这样一种切身活动。首先，武术需要习练者充分地自我选择，否则技术进阶不可持续；其次，痛苦和乏味的训练体验是让人充分感知自我的过程，因为它需要一个持续的自我来维持；再次，高超的技击能力能给与人充溢的自我感。因此，这种自主选择在痛苦和适应痛苦的历程中给予的自我是自信的(self-esteem)、自尊的(self-confidence)、自律的(self-discipline)和自省的(innermost self)的自我。Hurst[15]和Blomberg[16]认为，即便是在日本武术中，通过训练之苦最终达到自我的体现和升华，同样带有中国儒(包括儒家和新儒家)、释、道(包括道家和道教)宗教或类宗教(quasi-religious)内省和启蒙文化的特质。
实质上，无论是自我的建构、超越还是内省，根本上都不是单个主体的精神活动，而是以主体间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尤其对于中国武术人而言，在学艺和搏斗中的师门伦理、宗教伦理、宗族伦理是深度镶嵌在习武活动当中的，是中国式价值——英雄形象构成的重要源头。“我”是主体间的“我”、社会性的“我”，这一点对于中国武术更为根本。
Kauz认为，中国武术是追求指向自我完美(self-perfection)或自我实现(realization)的主体意义构建活动，他用“为训练人格的教育”(education for training character)来概括武术的主体知识(knowledge of subject)[17]。作为专业的哲学研究者，Allen对武术的哲学意义阐释更加深刻，他说：
武术不是被身体主体实践的技艺，而是在与技艺遭遇(encounter)过程中构成的主体性(formulates subjectivity)，它并非一个预先就被规划好的主体，而是处在一种未完成状态(incompetent)的生成主体，……在武术循序渐进但积累不息的上升过程中，习练者能够体验到强烈的愉悦感和力量感，这种感知既是心理上的，也是生理上的，它重置了因为现代生活而碎片化的人生体验，促进人们无意识的身体在自反性中不断整体性地构建出来。[5]
Bowman还指出，中国武术包含有一种“权力的真实”(power authenticity)[28]，他认为历史传统是被持续发明着的，所谓“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预先持存了历史的某种图式(graph)，例如太极拳就不是真正的“古拳”，也不是无变化的和无时间性的拳术，而是从创生到十九世纪集体意识形态的继续发明。Judkins和Nielson也认为，咏春拳的当今形态与“演义传记”(quasi-biographical)[29]化的香港电影密不可分，各个版本的“叶问”和“李小龙”影片，“创造”了咏春拳的历史图景。法国哲学家利奥塔(Lyotard)提出了两种知识：叙事知识(narrative knowledge)和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在他看来，知识不仅仅是对象性的外延或指示性说明(denotative statements)，而更多的是“知其如何”(know-how)，知道“如何行事”“如何生活”和“如何倾听”(savoir-faire，savoir-vivre，savoir-ecouter)[30]。Bowman明确提出，武术的知识就是叙事知识，它与实践活动本身同一，无论是技术训练还是搏击，都是实践性的具身嵌入(embodiedness)。质言之，中国武术的技术并非一种科学化的高效搏击知识，而是根生于历史文化层累的主体间性之上的自我技术。
中国武术的表演性身体表达是促进自我内感(interoception)和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生成的杰出运动，无论对于哲学还是心理学，这两种感受都是自我构成的核心要素。在身心一元论的哲学范式下，拥有健全心智的前提是健康的身体知觉感受力和运动能力，作为主体性的理智与情感都不是凭空内生的，而是通过在世的知觉运动反求诸己的结果。在Schrenk看来，“艺”的丰富与生动能够充分让身体知觉运动所“遭遇”的情景也愈加多彩多姿，相应地生成了更具创造力的主体。但武艺又不同于其它艺术形式，它的训练对身体的磨砺更加残酷，正如我们以上所论述的，忍受乏味和痛苦是武术进阶的重要步骤，Monahan博士在其《自我克服的实践》一文中借用尼采的哲学提出：与恐惧、不安、愚昧和狂妄的内在冲突与斗争，都是自我不断超越与升华的过程。武术的超越是内在超越，最高理想是与自我竞争，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出我们人类体内全部潜力[20]。其中，强烈的主体情感是其源源不断的动力，而这种动力的源泉正是身体主体的知觉运动，不夸张地说，没有比武术更能够激发人情绪震颤的运动了。Mainland博士用“钢铁与抽丝的以身显道”(Embodying The Way of the Iron and Silk)[21]来概括武术内在的这种主体性张力，形象地描摹了武术作为自我技术的哲学意蕴。
均减少了8.17s，两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触杆反应测试和十字绕杆跑测试中，标准舞练习组女生使用时间分别平均减少了3.06s和3.09s，标准舞练习组男生分别平均减少了2.05s和2.86s，两组之间差异不显著。全身协调测试中，虽然两组之间差异显著，但因标准舞班女生前测数据影响较大，对标准舞练习组女生与标准舞练习组男生全身协调测试再次进行协方差检验，检验结果P值为0.961，两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地温方面，松桃县、碧江区、德江县主要传统花生种植区4月的第一侯5厘米深处地温已达15摄氏度以上，万山4月第4侯已超过15摄氏度(表2)，满足播种所需的地温要求。
3 自我价值的生成：中国武术作为塑造主体间性的自我技术
哲学家舒茨(Schutz)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定义为：“与不同的人和在各种情境下分享的主体性(shared subjectivity)，它是作为生活世界中所有直接人类经验的先决条件，通过分享的方式，人们可以在面对面(face-to-face)的接触中、人际交往和对话中理解他人和自身”，我们所谓的主体自觉和自由意志，实质上“总是被某些观点的解释所左右和决定的”[22]，任何一种观念形式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生成的，无论这种生成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质言之，习武的活动本身就是与他者、与历史文化高度融通、融合的历程。
埃克赛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的Jennings认为，中国武术的招式和运动技能既是在易变万端的劲力适调情境中与“他者”(师父、师兄弟、对手)建立某种“技术—情感”(skills-emotion)关联，他说：“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武术是一种社会语言资源(socio-linguistic resources)，其技艺中包含了极浓厚的流派和文化”[23]，这就使得本来具备普遍性的搏击术，发生了多歧的变化，衍生出千姿百态的身体姿势和训练方式，各个门派的宗师们并不是出于搏击有效性，而是出于文化标定(cultural marking)(如：标定门派、拳路等)的目的来创作套路和动作，并能够给予一套自圆其说的阐释。因此，中国武术的攻防技击融合了大量的叙事(narration)。他例举了咏春拳的搭桥/黐手和太极拳推手两种对练形式，认为此类师徒或同门间的训练就是通过镜像身体(mirroring bodies)来表达太极拳和咏春拳的意蕴，例如“根”“气”等哲学和文化范畴通过身体的柔性对抗被切身地知晓了，使得中国古典哲学的话语真正被身—心体认、体悟和体验。在他看来，中国武术技术的化拳为掌、跌而不伤、点到为止等都是社会伦理通过主体间的亲自交往而产生的道德具身化和主体化。
对于西方人文学者而言，中国武术研究的中心论域之一是它的价值主体性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武术强调一种生态性，是生态化的主体，其追求的是完满的社会角色塑造，一切技击术不是抽象的搏杀技术，而是在宗教伦理浸染下的行为艺术。墨尔本大学的Young认为，日韩武术中的“道义”和“礼仪”就源自中国武术所秉持的伦理准则，其通过武技修炼自我的核心本质上是“社会性”(social)的，自我不是无界限的(immense)和个体自我中心(egoistic individuals)的，而是始终位于社会关系的有限判断当中。因此，习武者的主体性是作为关系角色(relational)、对话实用主义(dialectical empiricism)和日常经验(experience)的主体间性，是以儒家价值为核心，释道为佐辅的“伦理生活”(ethical life)和“载道日用”(burdens the way)[24]的功夫。
具身主体的第二个层面是“嵌入”，Cave提出，武术具身的嵌入有三个层次，(1)运动/招式的内在原则之嵌入，即：身体能够轻松自然地发挥技击技术的固有本质；(2)与世界的嵌入，即：寻找一个内在于身体且可以普遍应用(applied everywhere)的形式；(3)与他者的嵌入，即：在所有隐而不显的动作/招式中探寻一种原则，一种能够通过自我肉身的显现和活性(present and alive in flesh)深度理解他人行动模式的原则[8]，恰如《太极拳论》所云：“无过不及，随曲就伸，……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我与身体运动原则、与世界、与对手(他者)的全然融合，实质上就是武术具身嵌入的具体表现。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武术技击中，彼与己是深刻地相互嵌入着的，因此，顺人之势、借人之力、随曲就伸才是上兵之法。加拿大学者Douglas Wile认为，顺(along with)、借(borrow)、随(follow)都是一种与他者身体的深度嵌入与耦合，其根本旨归即是“后发先至”(Be last to shoot，first to reach)[9]，在身体完全与彼方共融的前提下，可以预知彼方用力之意向，从而动其根基，使其自己失重、失序。如此，在当下“活的身体”中运用“活的原则”(living doctrine)才是无往不胜的众妙之门。
更为重要的是，武术不仅是在儒、释、道浸染下的实践活动，它反过来也在创造一种整体化的世俗宗教，卡迪夫大学的Brown认为，太极拳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它托生于宗教，诞生于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宇宙论和道家的自然观，并将这些抽象和潜在于意识的文化形态转化为身体实践活动，使得中华文化成为活在具体身体上的、不断进化的技艺，与宗教和整体化的精神形式浑成，应而物无伤(intermingles religious and holistic forms of spirituality without contradiction)地成为习武者共同的信仰主体[26]。Brown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中也提出，武术的主体活动是将碎片化的宗教精神和宗教信仰通过运动整合于身体当中的重要方式，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借助文化这个身体层累(bodily accumulation)进行主体间交互和获得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如果将此应用到学校教育环境中，则非常有利于自我身份的识别、建立和与他者建立共情的共同体，因为武术是直接通过体验实践而切近身体的教育，是通过身体接触的方式接近人的伦理精神的修炼哲学[27]。事实上，中国明清的很多社团组织、民间堂会都包含有武术“教育”活动，质言之，中国武术本身也具有“世俗宗教”的意味。
在2014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间,根据患者的自愿性抽选出中耳炎患者80例,参选者均进行乳突根治术,在手术期间分组给予不同的护理模式,每组各有40例患者。
武术是中国式英雄创生的沃土，对大多数习武者来说，英雄化的人格包含了自信、自尊、自律和自省等完满自我。Bowman教授援引哲学家巴特勒(Butler)的观点，认为英雄人格是一种幻想的的实在(fantasies reality)，它具有一种动态化(dynamically)的联结力，能将社会规范(价值)与作为精神真实的活着的主体桥接起来，构成同一的自我。这个桥接过程，并非精神的自我塑造，而是处身—于—世(being-in-the-world)的伦理熏习(perfumate)和文化构型。Bowman指出，李小龙的“英雄主体性”(heroic subjectivity)[11]源自多重的遭遇(encounter)和糅合，其中包括中美文化背景的、亚裔种族的、媒体导向的等。虽然，英雄主体性是建立在李小龙的功夫技术表达上的，但这种表达之所以能够成为被接受的表达，就在于它具有主体间的普适性，其背后存在一种内在结构，它可以把想象的价值实践化，不同的群体、民族和国家的人通过习武这项活动产生了某种身体主体化的共鸣，他们/她们被普遍的英雄人格所感染、所聚集、所团结。Bowman还认为，李小龙的电影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他已经成为具有结构的符号，桥接文化，变革了武术，重塑了西方人对亚洲男性的想象，使得两种英雄文化在历史中深度交叉和嵌合。
过程即意义与结果，在Allen教授的视域内，武术的要义是创造着(creating)的主体性，技艺(arts)本身就意味着创造，艺与主体性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两者都是一种未完成形态。法国哲学家们(如福柯、列斐伏尔、萨特等)尤其喜欢使用“
uvre”一词来表达未完成的创作性活动，Whalen-Bridge将此解释为：在对抗中“适调”(adjustment)[6]，武术就是典型的主体适调运动，借用魏源的话说：“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默觚》)。昆士兰大学的Lloyd在以福柯的谱系学作为方法论阐释武术时也使用了该词，他认为武术是一种“前哲学”[18]的塑造活动，它变化无端的适调运动，为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提供了无限可能。Schrenk指出，武术之“艺”能够(1)给与人审美品质的体验；(2)表达情感；(3)成为非实际用途的纯粹自觉；(4)具足潜在意涵；(5)虽变化万端却理为一贯(formally complex but coherent)；(6)是始源性的(original)……，等[19]。Martial arts一词虽然不同于Kung-Fu，是各国武术的通用词汇，但用arts表达中国武术却最为贴切，中国武术“艺”的成分最为浓厚，哲学、宗教、审美、民俗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理论化和形而上化的水平最高，强调教化而非搏杀的人格塑造最为突出。
4 无为无我：中国武术作为超越主体形成的自我技术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Deleuze)在其著名的《千高原》一书中，准确而深刻地描述了东方武术的本质，他说：
武术的修身育人价值不仅是国内学者，更是西方学者尤为关注的问题中心，而无论是建立健全的人格，还是构建自我的完满，在哲学的术语中都是有关主体性的问题，有关“第一人称的给予”(first-personal givenness)的问题。奥克兰大学的田中博士(Tanaka)从佛教《阿含经》(Nikāyas)的自我观出发，提出：客体认知和经验的构成，是在包含着整体的“我”的创造中发生的，而且“我”本质上是稍纵即逝(fleeting streams)的意识流[13]，武术训练的价值就在于，在攻防的身体意识流中时刻感知和校准“我”的在场，并在动作着的反身自省中将在时间流中的“瞬间我”构建为“整体我”，尤其是训练中遭受的痛苦和超越自身极限的努力，是自我“绽出”最重要的力量。
武术总是让速度(speed)凌驾于武器之上，尤其是(绝对的)精神速度，因此，它也是等待和静止不动的艺术，……武术不陷入国家体制符号认同，只是随着自身情动(affect)通路作反应，人们从中学到让身体变成武器，但也学到不用(unuse)这个武器，就好像力和情动的疏理本身，就是它的真正目的，至于，让身体成为武器，不过是修炼的副产品。学会无所作为，学会无我无碍，正是战争机器(war machine)的特性。也就是说，战士学到“不战”，自我学到无我。[31]
作为一名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竟窥见了武术中的最高境界——无我，其中的不用、无我、无碍、无为无不为、不战都是无我的具体体现。道家的最高理想就是无为、无待，继而独化于玄冥之境，佛家的最高旨归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亦相无寿者相。在老庄的思想范式内，无用谓之大用，无为谓之大为，这在武术上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技击技术的臻于神明，人能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射亦保；第二层是个人主体性的超越，如通过武术训练而明心、见性、从容中道。
水电龙头长江电力（600900）2018年全年上涨6.51%，国投电力（600886）上涨 12.27%，桂冠电力（600236）上涨3.69%，只有上市新股华能水电由于上市初期被炒原因全年是大跌的。水电板块上市公司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因为水电板块经营业绩比较稳定，业绩受外界影响较小，从而成为A股市场最抗跌板块之一，且由于现金流太好，分红收益率普遍较高。长江电力2017年度10派6.8元，分红收益率4.28%；国投电力2017年度10派1.667元，分红收益率2.07%；桂冠电力2017年度10派3.3元，分红收益率更高达5.87%。水电股成为熊市防御品种的典范。
(1)就第一层“无我”而言，武术最讲求唯快不破，而“快”并不是让人体达到远快于常人的水平，德勒兹所说的“凌驾于武器之上的精神的速度”，其本质是“先敌而动”和“无意识动”，如《太极拳谱·固有分明法》所言：“乃运动而知觉也，……夫运而知，动而觉；不运不觉，不动不知”。也就是说，太极拳技术的根本大法在于：运动先于知觉意识。心理学家Csikszentmihalyi在其著名的《心流》一书中提出，无为是存在于当下(being in the moment)的活的自发性(lived spontaneously)[32]，这是道家思想对西方文明的重要启示。汉学家森舸澜(Singerland)《为与无为》[33]一书中采用了“心流”的理论，用以解释中国哲学中的无为。他认为，庖丁解牛的以道进技，实质上就是进入了心流的状态，庖丁用刀而不伤，全在于他身体运动与空间的高度嵌合，使得庖丁能够无需一个分析判断的“自我”，就能够游刃有余、自然无碍地精准切分空间。武术技艺层面上的“庖丁解牛”强调：不以目视、而以心栖，其旨要在“气”的畅行无阻。
李小龙武学研究者John Little认为，身体的气机自然，表现方式是放松，是身体和精神双重的自由与机敏(free and agile)，他援引李小龙的话说：“身心的安宁与平静(quiet and calm)源自‘无思’(wu-hsin/no-mindedness)的身体对一切原则的掌控。”Little认为，李小龙意义上的无思现象，并非脑子一片空白(blank mind)或停止思考和禁绝情绪，也非简单的思想之平静和安宁，而是“无执”(non-graspingness)。一个好的习武者能够用心若镜(employs his mind as a mirror)、不将不迎(grasps nothing and refuses nothing)、应而不藏(receives but does not keep)。其本质就是整体性，没有其他杂乱思想或自我(ego)干扰的整体性，情绪对于他而言并非全然不存在，而是“发而皆中节”，无挂碍、无惧、无执才能真正做到集中于一点，就像是一条河流，万物都能够无所停滞和障碍地流过。达到这个境界，人的身体运动就上升到到非对象化的自觉、自发行为当中，无我即无意向性、无所取(unintentionally without ever trying)[34]，物我、他我一体。如此，所谓“不破之快”，根本上成为一种身体的洞察力，敌人无论有什么运动企图，都能够事先被无意识的我的身体所提前洞悉，《太极拳论》所谓“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人不知我，我独知人”就是对此能力的一种描摹和写照。
(2)就第二层“无我”的意涵来看，是通过习武达到“超自我”意义上的“无我”，Allen教授说：“武术真正的‘学’不是学习如何搏斗，而是一种‘舍却所学’(unlearning)的自我取消，将搏杀问题视作一种冗余(superfluous)”。他以少林武术为例，提出：少林功夫的首要目标不是武术的技击技术，习武者就像雕刻家用锤子和凿子揭示隐藏在花岗岩中的形体一样，使用武术来揭示和实现我们内心原初的佛性，少林武术的修行和战斗是为了消灭自我，直到它一无所有[35]。Kauz也认为，中国武术训练的根本指向应当是精神超越和明心见性(enlightenment)，类似站桩、引导功等各种各样的练习方法，实际上是半动态化的“沉思”，中国武术首要强调的就是这种耽于冥想的明心(meditative character)[17]277、见性(meeting ideals)[17]283和从容中道(calculate a middle way)[17]284。这些结合了儒、释、道三家的修行旨归，都意在消解和解构一个迷幻和假象的自我身份，也就是说，之前在主体和主体间阶段构建起来的定义人、规训人和随时坏灭的自我在这一阶段要予以舍弃。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这种舍弃自我后的超我状态是“随心所欲不逾矩”，道家的话语为“逍遥”“坐忘”“独化玄冥”，佛教的话语为“寂静”“本觉”。
证明的思路容易想到，证明过程也不复杂，但有学生提出，教材中的推导方法是以(*)为基础，由于以前没学过(*)，因此得到tan α2=tan (90° +α1)后，也就想不到去证明(*)，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想？
Lorge博士认为，儒、释、道的无我或超我体现在武术技艺表达层面，皆为以“气”的自然无滞而复见超越性的“天心”，表现为呼吸以踵(breath with heels)，显现为生命活力(life force)，体现为德充符(soul-stuff)[36]。中国武术充分吸收了儒、释、道三家“复性”的理论，讲求通过训练去除我执、观复本心、照见天心，让人的气质之性与天理之性相统一，将构成人体的“气”复归于自然而然的本来状态，就可以达到无执、无我和中道的在世情态。质言之，武术通过练“气”而指向无我的终极训练，本质上也是一种“自我技术”，一种“技道并建”的技艺。中国武术并非仅仅作为“道”之载体，而是作为“功夫所至即是本体”的体用一源的实践哲学、功夫论哲学。
5 小结
借助西方汉学研究成果和现代哲学的新范式，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武术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和准确，这其中既包括像Allen、Priest这样的专业哲学家，也包括像Bowman、Jennings、Brown和Sparks这类的符号学家、哲学人类学家，也包括Lorge这般历史哲学学者。他们的研究已经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历史文本研究，而是进入了哲学本体和方法论层面，尤其是中国武术技艺的学习和训练对人主体性的创造和生成之教育意义，这其中包含了个体主体性、主体间的价值意义和无我的超越三个层面上的培育作用。借用福柯的一本文集——《自我技术》的题名和其中蕴含的意味，在这些西方哲学家的阐释话语中，中国武术实质上就是一种“自我技术”，这种自我技术决定了人如何把自己构建成为自身行动的价值主体(伦理的、审美的)和超越主体。可以说，武术本身就是一种不滞于文字的实践哲学和具身哲学。通过阐释西方哲学家的中国武术研究，能够以他山之石克服国内武术研究“身在庐山之中”的自我遮蔽，对中国武术研究未来回归身体教育和主体修行有着重要的镜鉴意义，也为我们的武术研究进入西方学术话语提供了研究导向。
参考文献：
[1] Newen A,De Bruin，Gallagher S(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4E Cognition[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353-368.
[2] Priest G，Young D.Martial Arts and Philosophy:Beating and Nothingness[M].Chicago：Open Court Publishing,2010:2.
[3] Bolelli D.On the Warrior’s Path:Philosophy,Fighting,and Martial Arts Mythology[M].NY:Blue Snake Books,2008:3-4.
[4] Jaquet D,S?倠rensen C F.Historical European Martial Art a Crossroad Between Academic Research,Martial Heritage Re-creation and Martial Sport Practices [J].Acta Periodica Duellatorum ,2015,3(1):5-35.
[5] Allen B.Striking Beauty:a Philosophical Look at the Asian Martial Arts [M].NY:ColumbiaUniversity Press,2015:93,15-16,220.
[6] Farrer D S & Whalen-Bridge J,eds.Martial Arts as Embodied Knowledge:Asian Traditions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M].NY:Suny Press,2011:1,3-9,48.
[7] Jung C G,Jung-Merker L & Rüf E.Studien ?倝ber Alchemistische Vorstellungen [M].Walter -Verlag,1978:11-12.
[8] Cave P.The Tai Chi Space:How to Move in Tai Chi and Qi Gong [M].London:Aeon Books Ltd,2017:8.
[9] Douglas Wile,Tai Chi’s Ancestors:The Making of an Internal Martial Art [M].NY:Sweet Ch’i Press,1999:119.
[10] Kato T M.From Kungfu to Hip-Hop:Revolution,Globalization and Popular Culture[M].Albany:State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41.
[11] Bowman P.The Fantasy Corps of Martial Arts,or,The “Communication” of Bruce Lee [M].Farrer & Whalen-Bridge,eds.,NY:Suny Press,2011:70,69.
[12] Allen B.Games of Sport,Works of Art,and the Striking Beauty of Asian Martial Arts [J].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2013,40(2):241-254.
[13] Tanaka Koji.Self-awareness and the self [M].Farrer & Whalen-Bridge,eds.,NY:Suny Press,2011:130.
[14] Zahavi D.Subjectivity and Selfhood [M].Massachusetts:MIT Press,2005:125-126.
[15] Hurst G C.Death,Honor,and Loyality:The Bushidō Ideal [J].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90:511-527.
[16] Blomber C.The Heart of the Warrior [M].Tokyo:Japan Library,1995:187.
[17] Kauz H.The Martial Spirit [M].the Overlook martial arts reader(volume 2),Donohue J ed.,NY:WoodstockNew York,2014:274,277,283,284.
[18] Lloyd H M.The Martial Arts as Philosophical Pre-active [M].Philosophy and the Martial Arts,Priest G&Young D,eds.,London:Routledge,2014:78.
[19] Schrenk M.Is Proprioceptive are Possible? [M].Philosophy and the Martial Arts,Priest G &Young D,eds.,London:Routledge,2014:103-104.
[20] Monahan M.The Practice of Self-Overcoming:Nietzschean Reflections on the Martial Arts[J].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2007,34(1):39-51.
[21] Mainland M.Kung Fu is Inside the Body:A Phenomenological Inquiry into Cultivating Martial Art Practices[D].University of Waterloo,2018.
[22] Schutz A.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1st ed.)[M].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7:190.
[23] Jennings B G.Fighters,Thinkers and Shared Cultivation:Experiencing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Traditionalist Chinese Martial Arts[D].University of Exeter,2010:289.
[24] Young D.Bowing to Your Enemies [M].Philosophy and the Martial Arts,Priest G&Young D,eds.,London:Routledge,2014:212-213.
[25] Jennings G,Brown D,Sparkes A C.“It can be a religion if you want”:Wing Chun Kung Fu as a Secular Religion[J].Ethnography ,2010,11(4):533-557.
[26] Brown D.Taoism Through Tai Chi Chuan:Physical Culture as Religious or Holistic Spirituality?[M].Spiritual Across Disciplines Research and Practice,Souza M,Bone J,Watson ,ed.,Switzerland:Springer,2016:317.
[27] Brown D.Seeking Spirituality Through Physicality in Schools:Learning from “Eastern Movement Form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 ’s Spirituality ,2013,18(1):30-45.
[28] Bowman P.Making Martial Arts History Matter[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16,33(9):915-933.
[29] Judkins B N,Nielson J.The Creation of Wing Chun:A Social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Martial Arts[M].SUNY Press,2015:3.
[30] Lyotard J F.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 [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18.
[31]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trans.Brian 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400.
[32] Csikszentmihalyi M.Flow: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M].NY:Harper Perennial Publisher,2008:72.
[33] Singerland E.Trying not to Try:Ancient China,Modern Science,and the Power of Spontaneity[M].Broadway Books,2014.
[34] Little J,eds..The Tao of Gung Fu:A Study in the Way of Chinese Martial Art[M].Rutland,Vermont:Tuttle Publishing,1997:123-127.
[35] Allen B.Asian Martial Arts:The Anarchic Legacy of the War Machine[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16,33(9):882-892.
[36] Lorge A P.Chinese Martial Arts:From Antiquity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11.
Research of Western Scholar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Subjectivity
LIU Hongliang1，ZHANG Zhen2
(1.P.E. Dept., Nanjing Univ.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9, China;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western scholars’ research into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philosophy is important in the in-depth study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artial arts. Understanding their paradigm can help better communicate with the western scholars and help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better accepted internationally. The western scholars adopt their own discourse and philosophical approaches, starting from the philosophy of subjectivity in interpreting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as an embodiment of body, mind,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he martial arts practice builds for self-awareness and self-confidence, self-esteem, self-discipline, self literacy cultivation. Through the physical practice with the masters, teachers, brothers and rivals, the ethical emotions and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 the self has been imprinted. Meanwhile,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ideology preconceived by the community has been unconsciously integrated into the physical cognition. Trough martial arts practice, the transcendental ego is released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unmindful and uninspiring, and helps people to enlighten, embracing idea, being mediocre. The interpretative discourse of western philosophers of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reflects how people build themselves into the value subject(ethical, aesthetic) and transcendental subject of their own actions.
Key words :traditional sports study; Chinese martial arts; western philosophy; subjectivity; embodiment; self-technique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0X(2019)09-0067-08
收稿日期： 2019-06-20；修回日期： 2019-07-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TY002)。
第一作者简介： 刘宏亮(1980-)，男，山东东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
通讯作者简介： 张震(1985-)，男，山东淄博人，博士。研究方向：武术哲学、身体哲学。
标签：民族传统体育学论文; 中国武术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主体性论文; 具身论文; 自我技术论文; 南京中医药大学体育部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