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之“德”：老子哲学的政治关怀及其现代价值
左秋明
摘 要 ：基于对前时代“德”观念的反思和批判，老子创立了由“自然之道”通往“无为之德”的“玄德”观念体系，该体系通过对“下德”（“伪德”）的思辨性重建，推动传统“德”观念进入形上状态，摆脱了孔儒哲学的“教化性”倾向，使“德”观念回归于自然理性状态，开启了中国思辨哲学之先河，为中国政治哲学树立了全新理念。“无为”根本之意在于“勿妄为”，它要求减少强制、慎战惜战、节制私欲、拒斥“伪德”。追寻老子哲学的政治关怀，并发掘其“无为”之“德”的现代价值，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政治改革和政治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道德经》；无为；上德；政治关怀；现代化；借鉴价值
一、老子言“道”究“德”的历史语境
老子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中国正处于礼崩乐坏、战乱频繁的时代。作为史官并热心于先贤王政的老子，面对连年战乱和残酷社会现实，深感民间百姓的疾苦和贵族的残暴，开始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思考。老子精通礼制，最初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周王室恢复王权，让整个国家回到礼乐时代。但周天子不思进取，王朝的威望一落千丈，无可挽回。老子振兴周王室的幻想彻底破灭之后，他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则能使社会宁静、使人间太平？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针对时弊，怀着一种“道家式责任感”[1]和国家意识，老子开始了对天地真谛的思索、考问和追寻。
专案组人员说，像谢晖这样霸道、贪婪的官员令人咋舌。他的人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无限放大“主观能动”，疯狂地把权力当作谋取私欲的工具。执法犯法，践踏法制，一步步“搬进”了自己亲手筑起的牢笼。案情披露，在对谢晖立案审查前，纪检部门已掌握其涉嫌收受张某等3名私营业主650万元人民币，兑换外币480万元，将2000余万元交由张某等保管的违纪违法事实。其余涉及收受私营业主及干部贿赂、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法持有私藏弹药等违法问题，均是对谢晖审查期间，其本人如实供述的。公诉机关在起诉时，并未就谢晖所供述的非法持有、私藏弹药行为提出控诉。
老子言“道”究“德”的另一个语境是，“以德配天”的“德时代”背景。殷周以降流行一种“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学者曾用“德时代”来描述诸子以来的殷周时期。这种德观念充满着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主要是为王政提供合法性解释，借以树立王政的道德根基，具有浓重的德政意义。但老子洞察了这种“德政”之弊，通过截然相反的改造路径对传统的“德”观念给予深刻批判、反思与改造，提出了一种“老子式德论”[2]。老子一反传统“积极有为”的王德观念，提出“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法自然”“为而不恃”的“无为”观念，完成他对“道”和“德”的思辨性哲学阐释。
《易经》所揭示的自然辩证法文化氛围是老子哲学的第三个语境。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文明典籍，《易经》是中华文化之“根”，标志着中国当时已经进入文明社会。老子认为，《易经》中阴阳八卦揭示了自然界阴气和阳气的运行规律，代表着宇宙中万事万物的阴阳平衡，阴阳此消彼长、相互转化、生生不息、变幻无穷，构成万物之本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经·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源，“道”生于混沌元气，元气产生阴阳，阴阳混合成万物，阴阳既无形存在，又按一定法则运作，绵延不断，无穷无尽。“道”概念的诞生是东方理性文明在精神文化上的一次觉醒。但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被尊称为“智者”的老子也面临着无法改变的坎坷命运。公元前516年，周景王驾崩之后出现了王位争斗，周王室中最为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连同保存了数代的周朝典籍被洗劫，流散各国。周朝的收藏室被毁掉，老子与周朝缘分已尽。“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道德经·二十章》）。“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离开中原故土，不再回返。“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疆为我著书。’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随后便隐居于终南山中。公元前516年于是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它自此开启了中国人文理性哲学的大门。
2）在简易垃圾填埋场封场治理中，采用柔性垂直防渗技术，一方面阻止污染物通过地下水往外渗漏，另一方面阻止了地下径流进入填埋场，防止产生更多的渗沥液。
简言之，老子是在“变乱时代”对传统“德政”天命观的批判并吸纳《易经》辩证思维中完成对天、地、人和“道”的哲学思考的。老子哲学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动荡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理解老子言“道”究“德”的具体历史语境，有助于深刻理解老子“德”观念的来源及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核心思想的深刻内蕴，从而为理解老子“道”“德”观念奠定背景基础。
二、“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老子、孔子皆言“道”，而道言“人事”，“人事”之归在于“德”。但二者对于“德”的解读特别是对“德”来源的解读却具有不同的路向。老子之道乃“形上之道”，具有自然性与无为性，而孔子之道则是“伦范之道”，主要是指宗法封建礼制及人伦规范[3]。由此差异决定了二者对“德”的不同理解：老子之“德”即“得道”，“德者得也”（《管子·心术》），“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五十一章》）。而孔子之德为“德性”或“德行”，更具传统德政意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那里，“德”与“礼”相互为济，“德”仍是以周礼为基准，“三年无改之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冯友兰先生说:“孔子所讲的‘爱’是一种封建的意识形态，是和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又说：“孔子讲‘仁’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宣扬一种宗法的道德，巩固家长制的统治。”[4]
老子之“德”来自于老子之“道”，“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德经·二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五十一章》）。老子认为，世界万物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相互间的联系与和谐统一。他说，“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是谓‘玄同’”（《道德经·五十六章》）。合和不同智慧的光芒，协调同一目标下的步伐，消除引起失谐的锐利之处，排解造成失序的种种纠纷，便可造就玄妙的协同与和谐，这就是“和而玄同”。老子用“和”字揭示了天地万物的共同发展规律，唯有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才能使人心获得抚慰，让世界彼此圆融。广义的修道是一种生命意义的探行，就是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达到一种和谐的境界，这种和谐不仅包括肉体的和谐，也包括心理的和谐、身心的和谐、精神的和谐，然后扩展到人与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最终是宇宙普遍的和谐，即“道”的和谐。老子认为，万物和谐、协调自然是“道法自然”的根本之德，而“德”则来自于“道”，“道”乃整个宇宙之根本规律，遵“道”而行即为“德”。而遵“道”则是顺其自然，不干预，不据己，不自恃，不主宰，即“无为”之“德”，这才是最深厚之“德”。
三、“无为而无不为”：“上德”的至高境界
与孔子把对“德”的界定与“礼”和“仁”联系在一起不同，老子把对“德”的界定与“道”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德”是物得之于“道”的本性，即顺“道”而为，他还将“德”区分为“上德”与“下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道德经·三十八章》）。“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德经·二十一章》），“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於朴”（《道德经·二十八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五十一章》）。此处的“孔德”“常德”“玄德”都是同义词，都是“上德”的不同表达形式。老子认为“上德”完全合乎“道”的精神。老子强调指出，儒家“德政”从主观意志出发，而置客观实际于不顾，这是“不德”，而不是“上德”。
与孔子一样，老子怀有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和抱负。《道德经》五千言多为治道，而老子的“无为”之“德”多指“政德”，老子胸怀天下、情系社稷，《道德经》中“天下”一词共有61处，分布于29个章节中，足见老子对政治的关注程度。综合而言，作为理想王政载体的老子“无为”之“德”共有四层蕴含：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两种低复杂度的改进球形译码检测算法.改进算法以统计分布为基础，并充分利用其统计特性来估计更新半径中的冗余项，进而得出了更为紧凑的更新半径，加快了更新半径的收敛速度.仿真结果表明，改进算法在保证最优误码性能的同时能够显著降低ML检测的计算复杂度.
只有敬畏政治，才能慎用权力。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道德经·六十章》）。老子的告诫提醒政治家，虽然权力是一种诱人的力量，但掌握治国理政权力的政治家一定要慎用政治权力。胡锦涛曾经用“不折腾”来解释自己的执政理念，这种理念正是慎用政治权力的体现。老子还说：“道恒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道德经·三十七章》）。“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盖有心则未免于借助权力之位之势，以己心为百姓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和世界，从而以有为、粗暴的方式占有和主宰世界。这正是人世间人主的常态，老子称之为‘强梁者’。老子主张君主必须要节制自己的权力，节制主宰的冲动，给百姓更大的空间。这不仅是为了百姓，也是为了权力自身。为政者应该意识到，在给百姓更多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就给自己留下了更大的空间。”[12]
第二，当政者应恤民情、节物欲。历代君王沉湎于物质享受，荒淫奢侈、害民误国的史实并不罕见，针对这种状况，老子希望当政者坚持节俭原则，行节欲之德，认为这是“有国之母”、国之根本，为国家“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道德经·十二章》）。“圣人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二十九章》）“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六十七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道德经·七十五章》）。老子把“君王”坚持“治人事天莫若啬”的原则视为为民“重积德”的先决条件，而这是作为哲学家的老子比其他先秦诸子更具有辩证思想的体现。王弼指出，无为治国含有戒贪欲的诉求。“贪欲无厌，不修其内，各求于外，故戎马生于郊也”（《道德经注·四十六章》）。他提出，戒贪欲须“崇本息末”；“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自朴也。此四者，崇本息末也”（《道德经注·五十七章》）。恤民情、节物欲，正是针对统治者沉湎物欲、荒淫奢侈、害民误国而提出的“无为”之“德”之一。
老子所言之“上德”的基本含义为“为而不恃”，具体说就是统治者不要带有功利动机，并且不能不顾客观规律，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才是“有德”。“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三十七章》）。治国理政者不是事事都做，而是顺势而为，不做不该做之事，更不应该强行而为，强制干预，也就是主观要服从客观规律，促进事物发展。概言之，“无为”就是不妄为，尽量减少人为的不必要干预，让事物自己发展。
第三，当政者应慎用武力、少战慎战。战争是政治的某种形式的体现，特别是在变乱的时代，战争在所难免，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就是普通老百姓。因此，老子一贯主张慎战，认为战争是“不祥之器”“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而且主张即使是打了胜仗也要“以丧礼处之”（《道德经注·三十一章》）。战争的唯一目的是“除暴救民”，而穷兵黩武则会带来灾难。老子这种“和平”之德体现了老子惜民贵生的情怀，成为“无为”之“德”的重要内蕴之一。
杨译：“So you see, sister, even if I'd been as wise as Han Xin or Zhang Liang, such talk would have frightened me out of my wits.”
那么，作为一国之长的领导人应该怎样厉行王政呢？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六十章》），治理大国就如同烹饪小鱼，不要反复折腾，否则会破坏小鱼的完整性。其实，老子所强调“无为”的用意是要求当政者遵循客观规律，即顺应自然，其正面表述应该是顺势而为、顺其自然。这才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真正含义。王弼区分了“有为”与“无为”的不同结果，“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矣……俞为之则俞失之矣”（《老子道德经注·第五章》）。“离其清静，行其躁欲，弃其谦后，任其威权，则物扰而民僻，威不能复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天诛将至”（《老子道德经注·七十二章》）。这是“有为”的后果；“无为”的后果则是“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老子道德经注·五十八章》）。“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然后仍能广德众心矣”（《老子道德经注·六十章》）。
第一，当政者应顺应自然之道，节制权力、慎施外力，尽量减少强制性干预。根据政治哲学原理，政治自形成之始便具有扩张性和干预性，这是政治权力/行政权力的天然本性，但这种本性一旦超出必要的限度便会成为政治的弊病。老子劝告当政者顺任民情，不要把个人意志强加于自然和社会，不可强作妄为。在老子看来，有“德”之当政者应悟自然之道，顺人之天性，切忌进行强制和干预，好政策应是“无为”的政策。“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五十一章》），是老子所理解的“无为”之“德”，它消解了当权者控制臣民及世界的欲念，代之以节制的美德。一个国家、社会要安定，最好的办法是当政者节制权力、慎施外力。“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道德经·三十七章》）。“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榖。此非以贱为本邪？”（《道德经·三十九章》）“这就是权力的自我节制。也只有在自我节制中，权力才发现了自己真正的道德。”[7]
第四，当政者应拒斥违反“自然之道”的“伪德”礼制。老子认为“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道德经·三十八章》）。可见，老子反对“礼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礼义违反了自然之道。扬雄指出，“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法言·问道》）。班固则说:“（道家）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汉书·艺文志》）。韩愈也说，老子的“德”是“去仁与义之言也”（《原道》）。“《道德经》思想的深刻性在于从哲学上深入反思了‘仁义’，而且深刻质疑、批判了仁义建构于其中的礼乐制度，甚而批判了一切扭曲和掩盖素朴人性的‘文’与‘伪’（文化符号）。《道德经》彻底颠覆了仁义（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设施），从而质疑、反思和破斥了儒家标榜的人文理性；深刻地怀疑任何道德、文化和大多数制度的价值和意义，慧眼独具地看到了自然人性在知识、意识形态、话语和制度性场合中的必然困境。”[8]尼采曾说，“各种伦理系统从来都是违反自然而愚昧之至的”[9]。老子“道之华而愚之实”之谓正是针对违反自然的人为礼制而言的。此为老子与孔子在政治哲学观念上的最重大实质性分野，由此也产生了中国两种不同特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四、“无为”政治哲学的现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他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比作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并将之作为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来源。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10]道家哲学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我国政治现代化提供精神养料和可鉴资源。“老子‘无为’政治哲学厘清了历代‘有为政治’、‘积极政治’的弊端，主张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性政治’和‘上德’的治理策略，这正是历经几千年的以儒家‘积极政治’为圭臬的中国社会所欠缺和需要的。”[11]具体而言，老子哲学的现代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敬畏政治
什么是政治？按照孙中山的说法，“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按照现代的说法，政治就是治国理政。可见，政治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民生福祉的头等大事。因此，老子哲学把“圣人之治”即政治问题置以最大篇幅予以阐说。历朝历代统治者只知道政治和权力的好处，没有确切理解政治和权力的本质，尤其对政治和权力缺乏敬畏之心，以至于将政治和权力私人化，成为其满足个人欲望的手段和工具。只有深刻理解政治和权力的本质，才能深知政治的责任重大，从而对其怀着崇敬和敬畏的态度，才能肩负起治国理政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国家才能获得良性发展。
（二）慎用权力
按照老子的本意，就政治哲学意义而言，“无为而治”并非要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而是强调人类行动要顺应自然规律，李约瑟把它称为“抑制违反自然的行动”[5]。“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它要求统治者不强作干预，以顺应自然。老百姓无苛政之苦，无重税之忧，社会自然就会平静而稳定。赵汀阳则把老子哲学中的“无为”看作一种“自然主义原则”：“无为等于无伪。凡是超出自然而然的事情都是人为的，也就是‘伪’的。自然不会犯错，人为才会出错，因此，如果有非做不可之事，就必须尽量接近自然的方式去做，所谓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因时成事。这是自然主义原则。”[6]
（三）厉行德治
老子政治哲学对“玄德”“上德”给予高度关注，他强调，作为一代政治精英的政治家必须树立“德治”观念。需要指出的是，老子把他的德治观与儒家的“德”观念区别开来，更加强调一种“无为”之“德”：“无为则无不为。将欲取天下者，恒以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道德经·四十八章》）。“无为”之“德治”主张一种“自然主义原则”：“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搏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监，能如此乎？爱民治国，能无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十章》）。此即为老子所指之“玄德”。老子哲学强调的“德治”与儒家“德政”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此。
（四）节制欲望
政治权力具有很强的诱惑性和腐蚀性，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甚至没有法治的社会中，获得权力可以满足自己的私人欲望。欲望膨胀的最终结果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并最终导致覆灭。历代政权的更替也正是在这种“历史周期律”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成为统治者们挥之不去的千古魔咒。老子用人的感官触觉快感告诫统治者，治国理政务必节制滥用政治权力的欲望，否则将会招致腐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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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政治哲学是研究政治权力的来源、行使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等核心问题的一门科学。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以寻根求源、广泛而系统的方式探讨人类政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一种尝试，旨在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本性以及正当的或好的政治秩序。”[13]而这正是政治哲学所孜孜追寻的“应然”的“政治真理”。
老子创立的“自然之道”和“无为之德”的“上德”观念体系，与孔子的“仁德”观念体系在意蕴、归宿及进路方面均有着实质性分野。老子这种“超道德论”[14]的“德”观念体系通过批判“下德”重建“上德”，摆脱了孔子哲学的“教化性”倾向，使“德”观念首次回归于自然理性中，开辟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先河，这种开创性和颠覆性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树立了全新理念。
“无为”之“德”是“王德”的最高境界，也是老子“无为”政治哲学理念的最高价值和最好体现。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为当今的政治家们提供借鉴，不仅为中国政治家治国理政提供新的治理理念和指导思想，也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正当行使时时提出警醒。如今，中国正在积极进行现代化建设，在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政府权力清单”已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并成为政治改革关注的重点对象。因此，政府要顺应“自然之道”“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理应成为当今中国政治哲学的重大课题，更应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诉求。这正是老子“无为”政治哲学的现代价值。
观察组患者平均手术时间比对照组长,出血比对照组多,骨折愈合时间等预后指标比对照组短(P<0.05)。治疗前两组的HSS评分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性(P>0.05),治疗后两组均有所改善,观察组更加明显(P<0.05)。观察组治疗的优良率是91.2%,对照组是70.6%,两组优良率存在统计学差异性(X2=4.660,P=0.031)。观察组共有1例尿路感染、1例褥疮、2例深静脉血栓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是11.8%,对照组有2例尿路感染,1例褥疮,2例深静脉血栓,并发症几率是14.7%,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性(X2=0.128,P=1.0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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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rtue of Inaction：Political Concern and Its Modern Value of Lao Tzu's Philosophy
ZUO Qium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concept of"virtue"in the earlier era,Lao Tzu created the conceptual system of"virtue"from"the way of nature"to"virtue of inaction".Through the speculative reconstruction of"virtue",this system pushed the concept of"virtue"into a metaphysical state for the first time,and got rid of the tendency of"enlightenment"in Confucius'philosophical system.The idea of"virtue"returned to natural reason,pioneered the forerunner of Chinese speculative philosophy,and established a new concept for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The fundamental meaning of"inaction"is"not to act rashly".It requires reducing compulsion,being cautious in warfare,controlling selfish desires and rejecting"hypocrisy".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ursue the political concern of Lao Tzu’s philosophy and to explore the modern value of his"virtue"of"inaction",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modern politic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ractice.
Key words: Tao Te Ching;inaction;supreme virtue;political concern;modernization
中图分类号： B2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502（2019）01－0075－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公民教育与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4BSH001；重庆市2017社科规划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儒家金规则实践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 ：左秋明（1968—），男，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公民道德与社会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翟 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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