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诗经》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以《文学遗产》刊发《诗经》研究论文为主要讨论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经论文,遗产论文,六十年论文,对象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4-0005-07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4.04.001 作为构筑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重要典籍，《诗经》以其经典的地位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对《诗经》的研究也此起彼伏，由此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诗经》学史。随着社会和学术的不断推进，《诗经》学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成为学术思潮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审视《诗经》学的发展历史，它既具有共时性的特质，也呈现出历时性的痕迹。实际上，两千多年来，关于《诗经》的各种理念、学说、派别、思想等，皆与时代有着密切关系。政治因素的变化、社会道德的变迁，特别是学术环境的发展，势必影响到《诗经》学所关注的问题和角度。所以《诗经》学本身的发展趋势和倾向，也同时富有学术史和思想史意义。本文即以《文学遗产》创刊以来所发表的《诗经》研究论文为主要考察和研究对象，希望借此讨论建国后学术思想变革对《诗经》研究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诗经》研究的发展趋势做出一定的判断。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取样研究，乃是因为《文学遗产》作为国内一流学术期刊，堪称时代学术研究的风向标。据统计，从1955年9月刊发胡念贻先生的《〈诗经〉中的赋比兴》，到2013年第6期刊发吴洋《上博(四)〈多薪〉诗旨及其〈诗经〉学意义》，《文学遗产》发表以《诗经》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共计108篇。这些论文鲜明地体现出时代学术环境、关注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变化对《诗经》研究产生的影响，因此，以该刊发表《诗经》研究论文为主要讨论对象是有其代表性的。 一、文化意识的自觉追求与《诗经》研究视野的拓展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古代文学研究也重新起步，但由于此后三十余年政治运动、学科调整等因素的影响，这一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尽管如此，仍有一批学者坚守学术阵地，尽己所能，艰难地延续着学术的慧命，因此虽然五、六十年代古代文学研究整体水平不高，但其中的星星之火却足以让人感受到学术研究追求真理的那种执着和崇高。《文学遗产》即是这样一块重要的阵地，譬如1959年刊发的胡念贻先生《关于〈诗经〉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增刊》第7辑①)一文。受“五四”以来学者们的看法和五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诗经》是周代的民歌，而胡先生则认为“《诗经》里面的诗，除《颂》和一部分《大雅》、《小雅》可能为史官之类所作外，其余都是各阶级的群众性诗歌作品，其中包含有民歌，但为数较少”。今天看来，这个观点无疑是更加准确的。能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中勇敢地提出这样的观点，其中体现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也同样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佩。此外，胡念贻《〈诗经〉中的赋比兴》(《增刊》第1辑)、《〈诗经〉中的怨刺诗》(《增刊》第8辑)、杨公骥《论商颂》(《增刊》第2辑)等也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成果。但正如前述，这一时期的《诗经》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都没有超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并且由于种种限制，对《诗经》的解读也多局限于所谓文学本身，因而缺乏更为深入透彻的文化解读。 进入80年代，古代文学研究重新回归正途，研究领域更加广泛，研究角度和方法也更加多元，尤其是从文化学视角展开对古代文学现象的讨论，已经逐渐成为学者们采用的一种普遍方法。这一局面其实是伴随着80年代之后文化意识的重新觉醒和对闻一多等前辈学者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借鉴而出现的。由此古代文学研究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绩。《诗经》研究也不例外。除传统的《诗经》训诂学、《诗经》学史等研究领域外，《诗经》的文化学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对《诗经》的文化解读虽然不是新鲜的论题，早在汉代初年的《韩诗外传》就以三月上巳节桃花水祓除不祥的习俗来解析《郑风·溱洧》，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也通过对《诗经》中风诗的审视，得出秦人尚武、陈人尚巫、齐风多舒缓之体、郑风多聚会之诗的结论。注重发掘诗歌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习俗等因素，能够揭示《诗经》的真实面貌。而这种方法与现代的民俗学、文化学研究颇有相通之处。因此，当现代学者渐趋以平常的心态看待《诗经》，不再强调《诗经》中的“经学”内容时，述原《诗经》以及《诗经》学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就成为新时代《诗经》研究的一种自觉追求，从而也开拓出了《诗经》研究的新视野。 从《文学遗产》所刊发的论文来看，1980年代，学者们已经着意凸显《诗经》作为一种文化产物的身份，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将《诗经》作为北方史官文化的成果与同样具有鲜明特征的南方楚文化相对照进行研究。姜亮夫、姜昆武的《〈楚辞·九歌〉“灵保”与〈诗·楚茨〉“神保”异同辨》(1983年第2期)，韦凤娟的《〈诗经〉和楚辞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1987年第1期)，都将《诗经》视为与楚辞一样的某种地域文化的产物。如韦文所言，《诗经》主要反映了黄河流域一带中原文化的特点，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则带有浓厚的江淮流域地方色彩。由于江淮流域与中原地区在社会生活、地理环境、民间习俗方面的极大不同，楚辞与《诗经》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对于自然美的认识上，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廖群《原始与文明的交响曲——楚辞艺术形态考察，兼论楚辞与〈诗经〉的逻辑关系》(1988年第5期)一文，认为从逻辑发展角度看，楚辞并非与《诗经》并列，更非在《诗经》之后，而是处于《诗经》之前的发展环节上。这些文章都试图通过辨析《诗经》所产生的文化阶段和环境特点，揭示《诗经》的文化传统与南方楚辞所代表的文化传统的差异。到王泽强的《〈诗经〉中楚国歌谣缺失的原因》(2007年第4期)，则已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探析楚国歌谣为何未能入选《诗经》了，认为楚国虽然有着发达的音乐艺术，但楚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最为疏远，而且长期与周王室为敌，因此楚地歌谣不能入选。这个结论也是在对《诗经》文本文化背景的充分讨论基础上而得出的。同类型的还有刘冬颖《出土文献与先秦时期的楚地儒家传〈诗〉》(2009年第2期)一文。这些论文实际上都将《诗经》学研究置于更大更广阔的文化网络中，将《诗经》同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成果对照研究，从而拓宽了《诗经》学研究的广度。 同时，学者们仍注重从《诗经》所特有的“经学”文化品格中发掘跨领域的课题，特别是《诗经》同其他四经所包含的文化内蕴之间的关系。将《诗经》作为经学看待，本是传统《诗经》学的本色当行，但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反复，在当今学术氛围中，《诗经》学重新回归“经学”似乎有着“螺旋式上升”的意味。无论是《诗》、《书》、《礼》、《乐》，还是《春秋》，随着出土文献、器物的实证以及学者再次对基本文献的爬梳，都展现出更加贴近当时历史和文化的原生态面貌。刘丽文《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2004年第1期)，从礼学角度论证了春秋时期政治舞台上普遍出现的“赋诗言志”现象的渊源和形成的机制原理，认为“赋诗言志”是对燕享礼仪中固有乐歌形式的模仿和意义的替换。这是兼及礼学和诗学的一种讨论。李洲良《论春秋笔法与诗史关系》(2006年第5期)，认为尚简用晦的“春秋笔法”是源于《诗》的比兴寄托手法和美刺褒贬精神在史书写作中的拓展和延伸，并与赋比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是史蕴诗心的集中表现，这是《春秋》学和《诗经》学的跨领域研究。许继起《周代助祭制度与〈诗经〉中的助祭乐歌》(2012年第2期)一文，重点考察了《诗经》中的助祭乐歌以及此类乐歌所表现的助祭内容，认为两周时期的助祭制度不仅推动了周代射礼礼仪文化的发展，完善了择士选官的政治体制，同时丰富了上古乐歌的题材形式和创作内容，礼学同《诗经》学的相关研究也进一步深入。不但如此，常森《论简帛〈五行〉与〈诗经〉》学之关系》(2009年第6期)，从《诗经》学背景上来阐释《五行》，复现思想史的一些重要发展脉络，揭示《诗经》学在思想学术界的巨大影响。 总之，建国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意识的觉醒，众多《诗经》研究者认识到《诗经》首先是一种文化产物，从而开始了对《诗经》以及不同历史时期《诗经》学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的探索和追求。这种追求使得《诗经》学研究的背景更加宽广和深厚，过去人们不曾注意到的问题或角度也开始浮出水面，而这也正是《诗经》学在新世纪获得新发展的一大契机。 二、学术史研究热潮与《诗经》学史研究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古代文学研究也呈现出复苏之势，经历了“文革”洗礼的老一代学者重回科研一线，一批年轻学者也开始崭露头角，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接续受政治运动影响中断了多年的学术传统，重新确立古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和目标。而完成这项任务，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全面系统地梳理古代文学研究的“遗产”，看一看我们的“家底”究竟有多少，然后才能谈得上在此基础上的拓展和深化。基于这种学术自身内在的驱动力，学术史研究迅速成为一个热点，《诗经》学史、“楚辞”学史、《庄子》学史、《史记》学史等等，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以此为基础，古代文学学科也在反思自身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科自省所形成的研究热潮一直持续到现在。 作为《诗经》学的一个领域，《诗经》学史研究对于梳理历代《诗经》研究成果，揭示其内在发展理路和逻辑关系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诗经》学史研究主要包括历代《诗经》著述的版本、体例、内容以及古今学者的《诗经》观等方面。《诗经》研究的高峰主要出现在汉代、宋代、清代和现代，这几个时代自然就是《诗经》学史关注的重点。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领域可谓成果丰硕，并且鲜明地呈现出学术发展的时代特点，即就研究角度而言，逐渐由宏观走向微观；就研究方法而言，开始注意吸收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些在《文学遗产》1980年后发表的《诗经》学研究论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80年代初期，夏传才等老一辈学者依靠自己精深的学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撰写了《论宋学〈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夏传才，1982年2期)、《先秦〈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夏传才，1984年1期)等高屋建瓴的文章，此外加上《〈诗经〉研究史概要》等著作，共同建构起《诗经》学史的基本框架，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也更加明晰。其后《诗经》学通史、断代史以及个案研究层出不穷，《诗经》学史研究也开始朝着更加微观、细致的方向发展。其中，既有对一些“老问题”更为深入细致的思考，如沈心芜《重审“孔子删诗”案》(《增刊》第17辑)、曹道衡《试论〈毛诗序〉》(1994年第2期)、马银琴《〈毛诗〉首序产生的时代》(2002年第2期)、王洲明《关于〈毛诗序〉作期和作者的若干思考》(2007年第2期)。又有对以往较少被讨论的《诗》学著作和学者的个案分析，如王学泰《明代诗学伪作与〈鲁诗世学〉》(1999年第4期)、徐志啸《陈子展先生的〈诗经〉研究》(1995年第2期)、王长华《余冠英的〈诗经〉研究》(2000年第2期)，以及朱杰人、戴从喜《程俊英的学术思想渊源与〈诗经〉研究》(2007年第1期)、马银琴《子思及其〈诗〉学思想寻迹》(2012年第5期)等。此外，更为令人欣喜的是，以往较少被注意的一些问题也进入到学者的视野之中，如《诗经》的结集与其在战国时代的传播问题，马银琴先后撰写了《齐桓公时代〈诗〉的结集》(2004年第3期)、《战国时代〈诗〉的传播与特点》(2006年第3期)、《周秦时代秦国儒学的生存空间——兼论〈诗〉在秦国的传播》(2011年第4期)等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又如汉代之后《诗经》的传播问题，聂鸿音《西夏译〈诗〉考》(2003年第4期)利用出土文献考察了《诗经》在西夏的传播情况。此外，三家《诗》和《诗纬》研究也有了一定突破，如郝桂敏《〈齐诗〉的亡佚时间纠谬》(2008年第2期)，房瑞丽《〈韩诗外传〉传〈诗〉论》(2008年第3期)、《〈齐诗〉、〈鲁诗〉亡佚时间再辨》(2012年第4期)，曹建国《〈诗纬〉二题》(2010年第5期)等。 上述研究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吸收借鉴了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因此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如谢建忠《论〈毛诗正义〉对李益诗歌的影响》(2006年第1期)以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为视角，深入揭示了李益诗歌特点的思想渊源。又如韦春喜《论汉代人才培养、选拔对〈诗经〉的影响》(2011年第6期)借鉴汉代教育史和制度史的研究成果，剖析汉代《诗经》学特点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上述仅是80年代以来所有研究成果中极少的一部分，但窥豹一斑，足以看出这一时期《诗经》学史研究的动向。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对海外《诗经》学研究成果的反映相对较少，这一方面的研究其实是亟待注意和加强的。 三、现代学术观念的建立与《诗经》训诂的新成绩 《诗经》训诂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自汉至清，学者们对《诗经》的词语、文字、音韵、名物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释，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由于受封建社会政治教化观念的影响，传统《诗经》训诂又存在着概念不明晰、不重视语法等诸多问题。二十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西学东渐，随着社会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现代学术观念逐渐取代传统学术观念而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导精神，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汲取现代语言学术语和方法重新释读《诗经》，酝酿着向现代《诗经》训诂学的过渡，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传统训诂学有了重要的发展：一方面是章太炎、黄侃等学者的努力，促使传统训诂学开始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另一方面是闻一多根据‘三百篇’的特点和训释的需要，创立了从文化视野解读作品的新的训诂学”。[1](P330)无论在学术观念、研究方法、治学目的乃至话语系统等方面，均与传统《诗经》训诂学有着明显的不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后30余年由于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乏善可陈。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 进入80年代，以高亨、程俊英、余冠英、袁梅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接续章太炎、黄侃、闻一多等前辈学者开创的传统，勇于创新，《诗经》训诂学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为适应古代文学普及的需要，大量《诗经》译注类著作开始出现，其中重要者有高亨《诗经今注》，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余冠英《诗经选》等。《文学遗产》也应时而动，刊发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论文，如王宗石《〈诗〉难义三则解》(1985年第2期)，姚奠中《〈葛屦〉新说》(1987年第3期)、《〈衡门〉新说》(1987年第4期)、《释〈绸缪〉》(1987年第6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就字词训释看，对传统传注和训诂择善而从，避免繁冗，同时又断以己意，凡立新说，必有依据，不附会臆断。以姚奠中《〈葛屦〉新说》为例，其释“要”云：“‘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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