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文化的特殊思维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思维方式论文,民间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人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认识世界，思维被实践活动所制约，所以，思维是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曾指出：“人的思维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的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其意思即是说，思维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思维也相应地有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从原始思维向现代文明思维的发展过程。现代人类的思维主要是理性的、抽象的思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原始的、幼稚的思维方式远没有消失，而且民间文化中还保留着许多既非文明理性思维、亦非原始思维的特殊思维方式。原始思维的研究，随着弗雷泽、列维·布留尔、列维·斯特劳斯著作的翻译、介绍，在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对民间文化思维的研究，仍然一片空白。其实，研究民间文化思维方式的材料异常丰富，例如故事传说、民俗事象、民间信仰、民间美术、人生礼仪、墓葬方式等等，都是第一手的宝贵资料，只等待着我们去利用。再说民间文化思维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原始思维是怎样逐渐发展为现代理性思维的，了解现阶段的我国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是以怎样的思维模式思考着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日新月异的新鲜事物的。当然，这是一项宏伟的工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本文并非全面谈民间文化的思维方式，只是就其中几种较为特殊的思维方式拣出来略加介绍而已。
一、矛盾思维
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先生近几年写过两篇论述《老鼠娶亲》故事的文章，其中之一的《从文化史角度看〈老鼠娶亲〉》一文，介绍了民间年画老鼠娶亲的内容：“图中描绘娶亲（或嫁女）仪仗的景象，俨然人间嫁娶的情况，有花轿、彩旗、灯笼和鼓乐队等。只是那些‘执事’和坐在轿里的新娘（有的还有骑马迎亲的新郎），都是由鼠辈充当的罢了。而另外一些图像除了老鼠之外，却添了一只身体硕大的猫公。它神态威严，所占据的位置，在迎亲队伍前面或后面，有的甚至于生吃起那些‘执事’来。”〔1〕在《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论》中，他又介绍了一个流传于河北邯郸地区的《鼠妈妈选婿》的故事，说鼠妈妈生了一个俊秀的女儿，想嫁给无敌的大英雄，选来选去，选了一只大花猫，结果被抓住吃掉了。〔2 〕王树村编辑的《中国美术全集·民间年画》卷“老鼠娶亲”图版说明里，也叙述了一则有关的故事，结尾与邯郸地区的情节相符。老鼠嫁女（或娶亲）在民间文学中是篇流传很广，深受群众喜爱的故事，周作人《儿童杂事诗·老鼠做亲》咏道：“老鼠今朝也做亲，灯笼火把闹盈门。新娘照例红衣裤，翘起胡须十许根。”生动、亲切地表现了老鼠做亲的情趣。然而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又安排了一只老猫，而且两者都是被肯定的，这样，故事和年画就陷入了矛盾之中。钟敬文从文化史即历时性的角度解释这一奇特现象的形成，他说：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起来，这无疑是人类与动物关系变迁思想史的一种体现。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对于老鼠是抱怨和惧怕的，因为它虽然体形不大，为害却不小——经常要偷吃人们的粮食和损害衣物。它精灵而又狡猾。在人们智力还幼稚，实际上是还不能有效地制御它的时候，就只有尊敬它，甚至亲热它，以冀“和平相处”。在民间艺术家开始创作《老鼠娶亲》图景时，他们的思想、感情上还和广大群众一样存在着那种尊敬或友好心理。但是，钟先生接着说：对于老鼠这种害人的小动物，人们终于发明了那些控制它们的方法（例如养猫去捕吃它）。这样一来，就自然要在传统的画面上添上那个令人注目的猫公了。〔3〕从文化史角度来解释这种奇特的现象，独具慧眼，然而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如何从共时性的角度来分析其内容？是站在为民除害的猫的立场上，来分析作品呢？抑或是对老鼠表示亲热、友好，站在老鼠的立场上来分析作品呢？而无论你站在哪一边，作品都是不可分析的，因为，从共时性的角度看作品，它的内容是自相矛盾的。
类似的自相矛盾的思维方式在民俗事象中也经常出现，冀中以正月十二日为老鼠节，活动中心即扮演老鼠成亲故事，形式类同元宵踩街，吹喇叭、扛彩旗的老鼠喜气洋洋走在队伍前头，接着是新娘的花轿，花轿后紧随着骑驴的新郎，最后是且歌且舞的送亲队伍。既风趣又热闹。虽说是异类，表现出来的亲热如同对人类自己。然而就在这一天，每家的主妇们都要将剪刀绑上红布条，藏掖在被子下、抽屉中，为的是压住老鼠嘴，不让它啃坏东西；还要手执木棍，拨弄、敲打家俱、水缸，这样能使老鼠变瞎，不至于到处乱窜。傍晚，小孩子们挨家挨户收集破鞋，堆成堆来烧，说是烧去邪气；小孩子又往火堆去点燃火把，然后扔到村外野地里去，象征着驱逐走邪气。这些活动又是将老鼠视为人类的害物了。同样是自相抵牾的。民间故事、歌谣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存在的。王仿先生在研究了江苏南通的叙事民歌《红娘子》的形成与发展情况后，得出了一条规律：“在箭垛式人物、传说人物身上，经常会附着矛盾的东西，阿凡提聪明而‘笨’；孟姜女脱胎于贵夫人，后来却变成员外的千金；‘市本’（指南通市郊陈状姑娘唱本）、‘县本’（指南通县英雄乡陈秀姑娘唱本）中的红娘子虽然同名，但却是两个人，两种性格。”〔4〕指出箭垛式人物、传说人物，存在着矛盾的东西，甚至是两个人，两种性格，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发现，其原因，却不仅是“由于社会生活的不同，由于生活不同的歌手的塑造”，不同的歌手固然可以塑造出某一个箭垛式人物、传说人物不同性格的两类对立形象，即使是同一个歌手，照样可以塑造出性格矛盾的某一个箭垛式人物、传说人物的两类对立形象。不过，这些我们不必细究，王仿先生的主要意思是，在民间故事中，箭垛式人物、传说人物，往往被塑造成对立着的两个人、两种性格。比如秦始皇、汉高祖、宋太祖、乾隆等皇帝，有的故事歌颂他们的智慧才干、治国御敌、镇压权奸的业迹，有的故事却抨击他们的愚蠢昏庸、残害百姓、养奸贻患，甚至流氓习性等恶劣品质。一句话，有时将他们视作好皇帝，有时将他们视作坏皇帝。对这些作品进行阶级分析，可以说有些作品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有些作品是反潮流而动的。但是，从思维学的角度出发，将所有这些故事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那么，它正好体现出了民间文化矛盾思维的特点。
辩证思维讲从运动发展中、从矛盾转化中去把握和研究事物，而矛盾思维只是将对立的双方静态地并列，并没有在更高层次上将矛盾双方统一起来，使之发生联系，所以也就谈不上运动发展，谈不上矛盾的转化。这种思维我们很容易将它和常说的一分为二看问题混淆起来，其实根本是两码事。
或许有人会否认这是一种思维方式，认为这只是思想混乱、缺乏完整思想体系的表现，是对事物的片断的、局部的表述。我们不否认这种意见有其正确的一面，因为体现矛盾思维的作品往往是把不同时期的两种不同形象、情节层累地积加在一起而形成的。如“老鼠娶亲”故事的尾巴续上猫吃老鼠的情节，钟先生说“恐怕是流传过程中由讲述者所增添的”，因为“它已带有现代民众文化思想演进的色彩”。〔5〕矛盾思维的形成有的是由于表现不同性格、思想的故事是分别散见于不同的诸作品之中，而不在一篇作品中同时出现（就民俗说，是分散在不同的习俗行为中）。这些都是事实，问题是，我们如果将民间文化的创造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将不同时期层累地堆积起来的作品从共时性角度来看，你就无法否认矛盾思维的存在。原始绘画、民间美术中，画面的视角大多是不统一的，有些形象是从左边看的，有些形象是从右边看的，有些是俯视的，有些是仰视的，甚至被挡住看不见的事物，照样被画出来了，这也是一种矛盾思维，视角的矛盾思维，然而现在称之为散点透视，《清明上河图》、《长江万里图》成了散点透视的结晶。冀中的老鼠节，对老鼠既友好又厌恶，能说不是完整的节日？体现出来的不是矛盾思维？再说，也不应该忽视矛盾思维对我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古代文学中与民间文学有亲缘关系的那部分作品，如《长恨歌》、《水浒传》、《西游记》等，人们对其主题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与矛盾思维有很大关系。《长恨歌》是歌颂李杨的真挚爱情，还是批判其政治的腐败？宋江、孙悟空是英雄还是投降派？其对立的形象与主题，与民间文化的矛盾思维是分不开的。这些例子反过来也证明了矛盾思维的真实存在。
当然，说矛盾思维是一种思维方式，并不是说这一种是成熟的、精细的思维，而只能说是种缺乏逻辑联系的、主观感情强烈的、未形成完整体系的思维方式，带有许多原始思维的、粗陋的性质。
二、二元对立思维
二元对立思维已发现，并形成了对世界认识的二元观念。他们将人类已经认识的世界万物分别赋予成对的两极，空间的上下左右，时间的昼夜晨昏，人类的男女，动物的雌雄，道德的善恶，情感的喜怒悲欢等；而且也初步认识到二极是运动着的，可以互相转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可以说是矛盾思维的发展，但使用得更普遍，构成了民间文化的鲜明特色。
我国民间美术如绣花、窗纸、版画、雕塑，讲究图案的对称平衡，这即是二元对立思维两极并存，成对呈现观念的体现。成对思维成为根深蒂固习惯，就出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妈祖是由福建莆田走向世界的海神，因其“灵验”，祭奉的庙宇很多，善男信女们念她未婚而亡，庙宇凄清，于是让保生大帝——吴夲共祀。保生大帝是北宋同安县人，名医，宋朝封为“妙道真人”，也是未婚而亡，民间自作主张，让两人配对成为夫妻。《蓼花洲闲录》收录一条妙文，说：“温州有土地杜十姨无夫，五髭须相公无妇，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须，合为一庙。杜十姨为谁？杜拾遗也；五髭须为谁？伍子胥也。若少陵有灵，岂不对子胥笑曰：“尔尚有相公之称，我乃为十姨，何雌我邪？”性别相同，时代也不合，怎么能成为夫妻呢？可老百姓不管，老百姓只知道阴阳须搭配，即使乱点鸳鸯谱也在所不顾。二元对立思维的思维习惯，导致了民间文化中常常赋予事物的二重性质。《列子·汤问》云：“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这里的大墟是大山谷的意思。《山海经·海内西经》又云：“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墟又是大丘的意思了。所以墟既可指大谷，又可指大丘。鸟，既可致雨，又可预报大旱。《山海经·西次三经》：“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这是鸟与雨相对应。另一方面，鸟又与旱相对应，《山海经·南次三经》：“令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颙。其名自号也。见则天下大旱。”借助墟与鸟的二重性，构成了丘与谷、旱和涝的二元对立统一。甲骨文中有不少字正写反写都可以，也透露出民间文化二元对立思维具有久远的传统。
二元对立思维表现最普遍、也最富特征的是对立事物、观念的互换和转化。这主要表现在反思维或称颠倒思维上。小孩换乳牙，上牙要扔在床下，下牙要扔上屋顶。婚丧喜事中，类似习俗更为常见。周作人说：浙江绍兴“新娘……借穿别人家的‘寿衣’……是在扮死人”〔6〕。《续汉书·五行志》注说汉灵帝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
，酒酣之后，续以挽歌。”而魁乃“丧家之乐”。婚礼杂有丧礼成份。又有为死者办丧事中夹杂有生育之欢乐的，湖北一些地区“跳丧鼓”活动中有类似歌颂性爱和生殖的内容。布依族人当着死者的灵柩演出生殖系列内容。难怪林语堂在谈到我国的葬礼和婚礼时说：“我至今分辨不出葬礼与婚礼仪仗之不同，直到我看到一口棺材或一顶花轿。”〔7〕。生与死、死与生的对应和相通，是二元对立思维的绝好说明。民俗中还经常出现反向思维的另一表现形式：反用。广西三江一带侗家，闹房的小伙子故意打扮得奇形怪状，穿破烂衣服；甘肃民勤永丰闹房小丑，一个头戴破纸帽，耳挂红辣椒，反穿着一件烂皮袄，一个将向日葵盘、西瓜皮反扣头上，身披花床单，脸上用红黑墨水和白粉画大花脸。这样便可不拘常礼，尽情嬉笑逗乐。有的地方则给新郎的父亲以及叔伯长辈在脸上涂锅灰，翻穿衣袄，象征性地将手脚用铁链锁起来，按在翻倒的四脚桌里，抬起来示众。中国戏曲在角色扮演上也往往阴阳颠倒，男人扮女人，女人扮男人。这是一种反用。还有另一种反用，明明是好事，别人会为之高兴、支持的，偏出以偷，招来骂。《清稗类钞》云：“广州元夕妇女偷摘人家蔬菜，谓可宜男。又妇女艰嗣续者，往往于夜中窃人家莴苣食之，云能生子”。《中华全国风俗志》载贵州过去有中秋“偷瓜送子”的风俗：“偷瓜于晚上行之。偷之时，故意使被偷之人知道，以讨其怒骂。而且愈骂之利害愈妙。将瓜偷来之后，穿之以衣服，绘以眉目，装成小儿之状，乘以竹舆，用锣鼓送至于无子之妇人家。受瓜之人，须请送瓜之人，食一顿月饼，然后将瓜放在床上，伴睡一夜，次日清晨，将瓜煮而食之，以谓自此可以怀孕也”。〔8〕送子是好事，瓜园主人乐于帮助，可执行者偏要偷，要招骂，且越骂越灵。这真是正面文章反面做，骂是疼打是爱了。陈靖姑是被福建闽江流域和浙江南部广泛受尊祀的“扶胎救产，保赤佑童”女神，她为生育而亡，得年仅24岁，也无养儿经验，民间偏让她掌管生育保婴之事。前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在论述狂欢式形象的两重性和反用现象时指出：“狂欢式所有的形象都是合二而一的，它们身上结合了嬗变和危机两个极端：诞生与死亡，祝愿与诅咒，夸奖与责骂，青年与老年，上与下，当面与背后，愚蠢与聪明。对于狂欢式的思维来说，非常典型的是成对的形象，或是相互对立或是相近相似。同样典型的是物品反用，如反穿衣服（里朝外），裤子套到头上，器具当头饰，家庭炊具当作武器如此等等。”〔9〕文中所说狂欢式形象的二重性以及成对形象，物品反用，实际上与上面所说我国民间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和反向思维是一致的，这说明了二元对立思维的普遍性，也说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实在性。
为什么民间老百姓爱用成对反向思维和反用物品呢？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有相反相成与调和阴阳的作用。《东方朔神异经》说：“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王母欲东，登之自通。阴阳相须，惟会益工。”神话本只有西王母，而东王公是后人给加上去的，不这样，阴阳就失调了；西王母不与东王公按期相会，同样会阴阳失调。这就是民间文化的理论。同样道理，必得给妈祖配吴夲，给杜十姨配伍子胥；生中有死，死中有生；骂是为了爱，爱就得招骂；旦儿得男人演，生角必得女人扮等等。唯有如此，宇宙才能保持平衡。由此可见，二元对立思维是与劳动人民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
对于二元对立思维中的事物是对立而又转化的内容，我们不能估计过高，但又不应该低估，因为从许多民间传说的描写与构思看，劳动人民是运用得相当纯熟的。《皇帝演小丑》传说写唐明皇在宫中排戏，剧中有恶少，专门偷香窃玉，太监、宫女都不肯扮演，唐明皇在自己鼻头上方方正正地画了块豆腐干，串起戏来了。《刘秀坟》说：刘秀的儿子是个犟筋儿，专门和刘秀对着干，刘秀叫他往东，他偏往西，叫他打狗，他偏撵鸡。刘秀一心想将陵寝修建在邙山上，担心犟筋儿子偏将他葬在黄河滩低洼地里，于是在弥留之际，来个正话反说，嘱咐儿子，死后将他埋在黄河滩上。这一次他儿子又一反常态，发誓说：“不孝儿子从没听从过父王的话，辜负了您老人家的养育之恩。父王的后事，我一定按照您的嘱付办！”结果刘秀还是被儿子埋在黄河滩上了。第一个故事是皇帝与小丑的对立与转化，揭露唐明皇的小丑本质；第二个故事是正话反说与反话正说（也包括正听、反听）的对立与转化，是挖苦刘秀的下场“活该”如此罢。民间故事中常常见到黄金变狗屎、狗屎成黄金，神仙装成乞丐、乞丐化作神仙，富有者最贫穷，贫穷者最富有等情节，都是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生动运用。民间传说中的这种思维，遵循的是情感逻辑，类似梦，梦常与事实相反，所以，弗洛伊德说：“把一件事扭转到反方向是梦运作最喜欢的表现方式。”〔10〕
苗启明曾指出：“原始思维可以直感到的二极性现象。不仅如此，原始思维还可以有意识地从二极序上对事物进行解释和划分。”二元对立思维显然超越了原始思维这一水平，它已经向我国传统的太极思维迈进了一步，但距离太极思维还相当遥远。太极思维是通过阴阳的对立、统一与转化，求得宇宙、自然、社会、个人的平衡、完整、系统，达到了互补辩证思维的最高水平，是二元对立思维难以望其项背的。
三、混沌思维与联想思维
混沌，按王充《论衡·谈天》引“说《易》者”的解释是：“元气未分，浑沌为一。”是天地形成前的元气状态。据此，可以说混沌思维是视天地万物为一个未加划分的混沌体来认识的。最典型的混沌思维是早期原始人的思维。在原始人那里“整体与部分、个别与一般还没有成为原始人意识的思维的根据。……是一种混沌有灵观念，或称之为泛灵论，这是一种主客不分、物我互渗、整体与部分等价、个别与一般混同的世界。”〔11〕随着原始人知识的增长和丰富，他们学会了区分外物、观察殊异的本领，与自己生活、劳动、狩猎有关的事物，区分得甚至比我们还要详尽、精细，不少人类学家报道说，原始民族能精确地根据足印判断动物的种类、性别、年龄，辨别出自己氏族的每一个成员。但是，对他们未认识到的其他领域，仍停留在混沌状态。民间文化中的混沌思维是文明社会中原始思维的遗留。民间百姓虽然明白地将空间依自己的情感划分成上天、人间、阴间三个层次，将神、人、鬼分别安排在三个空间居住，但是混浊思维又使他们认为神、人、鬼可以自由出入于不同空间，或共居于一个空间之中。福建仙游盖尾举行夫人妈陈靖姑出巡活动中，在她的驻扎地要搭新床铺，摆新沙发和生活用品，如同招待贵宾的客房，戏台前摆椅子，让她和群众一起坐着看戏。福州菩萨出巡，神、人、鬼杂处一起。还有一种介乎神与人之间的香头，香头可以代表自己的神与别的神对话，也可以代表神与人对话，代表人与神对话。宋代洪迈的《夷坚志》中说，南宋舒州吴十郎在家中祭奉独脚五通，每逢时节和初一，便举行供祭仪式，半夜，全家男女老少赤裸裸端坐默祷，开门让神自由出入。因此，妇女有与鬼感接，而产鬼胎的。这都是将看得见的真实的存在与看不见的虚幻的存在混淆了。至今，乡间丛祠仍不分道、佛、儒、民间小神，将他们混杂供在一庙之中，也是对诸神性质不分青红皂白，浑然一体对待的结果。
民间口头文学，歌谣也好，故事传说也好，戏曲说书也好，几乎是一古脑儿地将古代与现当代人物、事件错综交融在一个作品中，故事总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下面所讲的却掺杂入很晚很晚以后的事，使作品成为似古非古、似今非今、又古又今的大杂烩，层累地将不同朝代、不同地域的人和事拉扯在一起，形成了关公战秦琼的荒诞、滑稽的场面。许多民族都流传的兄妹婚神话，据钟敬文先生的研究，最初产生于原始的族内血缘婚时代，到了族外婚时代，血缘婚成了社会禁忌，神话被修改、增益了。他说：“这类神话是产生于血缘婚还在流行（至少也是还被容许）的时期，而在后代长期传承的过程中，才被自觉或不自觉地修改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样子。”钟先生又说“‘洪水为灾’母题和‘兄妹结婚再殖人类’母题，原来大概是分别存在的，后来，在流传过程中才被拼合到一起的。”〔12〕这样的连接就势必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故事拼合在一起。还有，根据笔者研究，占婚的情节是在进入族外婚以后由简到繁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滚磨盘情节是占验的重要一环，是建立在以磨作为男女交合隐喻的基础之上的，而以磨比喻交合，是元代才出现的。张可久《寨儿令·妓怨》云：“水性娇娥，爱他推磨小哥哥”；季子安《粉蝶儿·题情》云：“俏冤家风情万种，他也待学七擒七纵，把我似勤儿般推磨相调弄。”可见滚磨盘情节是几千年之后才加上去的。将相隔几千年的内容融铸在一个故事中，故事就成了“元气未分”的混沌体了。类似情况在民间口头文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是下层人民混沌思维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巩固了混沌思维的定势，进一步培养了混沌思维，成了混沌思维的温床。我国戏曲有古装剧、现代剧之分，古装戏的服装、装饰不分朝代，一套武旦、青衣服装，秦汉人可穿，唐宋人可穿，明清人也可穿；一色的半文半白语言，秦汉人说，唐宋人说，明清人也照样说（当然他们对忠奸、君臣之辨是清楚的）。一切都在“古代”这口锅内一道煮，煮的全是“共时性”，没有“历时性”。鲁迅曾经说：“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地存在。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和，也只能煮个半熟；伙计们既不会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店铺总要倒闭。”〔13〕鲁迅说的是近代社会的停滞、古今混杂的状况，是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并非混沌思维，但我们若借用他所归纳出来的“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的社会状态来说明民间文化中对社会的混沌思考，却是非常形象而且准确的。
混沌思维的形成、消解与人类对宇宙、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己的认识、理解息息相关，当人类对周围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低下，科学知识极端贫乏的情况下，他们的思维更多的只能是充满情感体验的、神秘的、主观与客观不分、人与世界不分、实存与虚灵不分的混沌思维，而随着科学知识的增长与丰富，主观的混合的思维向区分的、整合的思维发展，逐渐走向客观化，随着对未知领域的不断加深认识，混沌思维的范围也就逐渐缩小，神秘色彩也就渐渐消退。上面我们所举的混沌思维例子中，民间故事和民间戏曲的神秘成份较少，而民间信仰中则保留较浓厚原始思维的色彩。这是否预示着混沌思维将逐渐地被人类所遗忘呢？
说民间文学中的混沌思维或许将被现代的文明所取代、否定，这只是原始思维向现代文明思维发展的一种情况，更多的情况是古代的思维方式被现代理性思维所包容，向现代理性思维转化。联想思维就是这样的。联想思维早已有之，《周易》的核心即建立在联想思维的基础之上，《大过卦》说：“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大壮卦》说：“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就是联想思维。朱长超说：“从神话看，古代人类是通过事物某一形象特征的类比来认识事物的因果联系的。原始人类往往从没有内在联系的事物之间找出某种相似性，然后用原始的思维来推演出它们之间的关系。”〔14〕这是古代的联想思维，现在的联想思维仍被广泛运用，然而已注入了理性的内容，性质不一样了。
联想思维在民间文化中屡见不鲜，下层人民习惯于将某项发明、计谋，体现智慧的应急措施，归之于联想。鲁班发明锯子，是受带刺草叶的启迪，伏羲制网捕鱼是得之于蜘蛛网网住昆虫的暗示。说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推理、抽象思维）来，其实多是得到某事的启发（联想）而来。河北传统剧目《空印盒》写年轻巡按何文秀到杭州私访，不慎丢失的官印，被杭州知府陈坚所得。陈是水贼孙龙同伙，兵围察院，想以会印为由，杀害何文秀。何文秀束手无策。他担心被孙龙迫害的李月英的诉冤状子落入陈坚之手，拿起想烧。老仆人周能正抱着空印盒想计，看何文秀烧纸状，急将空印盒推在何文秀怀内，去扑灭着火的状子。周能见何文秀抱住空印盒默默呆立的情景，计谋有了：深夜在按院马棚放火，陈坚来救火时，让何文秀将空印盒推到陈坚怀中交他保管，而自己领大家去救火。回来验印，就说官印是被陈坚偷去的，这样陈坚就会乖乖交出官印。这个好计谋来自正在发生的一个动作的启示。民俗中也有联想思维例子。端午节在门上挂艾蒲，春节贴桃符，新娘上轿时泼水，出葬队伍前头有鸡引路，送灶用胶牙糖，七月半在屋脚插香一直插到村头野地等，人们以为这样做会起到招福去邪的功效。这是联想思维在起作用，在物与观念之间架起了一道类推的桥梁。当然，至今仍保留在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习俗，与原始文化的联想不完全一样，因为在原始文化中，联想主要是感情联想。今天，科学方法的发展，客观与主观之间的情感联想逐渐消解，感情因素逐渐淡薄，最后剩下的只有象征意味，
上面说过，原始文化中的一些思维能为现代理性思维所包容，向现代理性思维转化，那么，中国古代（包括民间文化）的联想思维怎样才能转化为现代理性的联想思维呢？林语堂曾说：“格物致知，没有逻辑不成。宋人讲格物致知，其实是全盘失败的。……朱子虽言，‘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不过是推类至尽的意思，但不同类而要推知其理，就犯了逻辑上的大毛病。”〔15〕朱熹是研究过《诗经》表现手法“兴”的类比联想的，林语堂对朱熹的批评也包括这点在内吧。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的思维重直觉（体会、体悟、妙悟），不注重逻辑，西方人重分析，讲究逻辑的推论。宋人不讲逻辑，专谈“格物致知”，所以全盘失败了。那么有鉴于朱熹等宋人的失误，古代的联想思维要向现代思维转化，得在“逻辑”上下功夫了。
注释：
〔1〕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学·从文化史角度看〈老鼠娶亲〉》，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
〔2〕《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论》，见《中日民俗的异同和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从文化史角度看〈老鼠娶亲〉》，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
〔4〕王仿等《民间叙事诗的创作·试论红娘子的人物个性》，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5〕钟敬文《中日民俗的异同和交流·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6〕《自己的园地·花煞》，岳麓出版社。
〔7〕《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8〕《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八卷。
〔9〕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92年。
〔10〕佛洛伊德《梦的解析·梦的改装》。
〔11〕苗启明《原始思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钟敬文《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见《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
〔13〕《鲁迅全集》第1卷。
〔14〕朱长超《思维的历程》，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
〔15〕林语堂《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见《林语堂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