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特点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化论论文,近代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原因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综合地考察了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近代社会中传播的主要过程，并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它的主要特点及原因。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C.Darwin,1809—1822） 撰著了《物种起源》（1859），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以后，不仅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得“欧美二洲几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1]，成为“西方近代科学的象征”，[2]而且还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征服了中国社会的第二时期（1895—1927）”，“形成了当时思想界的一个主流”，[3] 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试对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传播过程、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一下初步考察与分析。
一
从总体上看，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4 个时期。
（一）前期：从太平天国革命到甲午战争（1864—1894）
这一时期，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西方基督教、星云说、天体演化学等“西学”先后被传入到中国。其中，就包含着对进化论的传播。
1、与传教士共同传播进化论。1871年， 我国学者华衡芳和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J.Mac Gowan）合译出版了英国地质学家赖尔（C.Lyell,1797—1875）的《地质学原理》（1833年原本版， 1873年译本版）一书。该书介绍了“勒马克”即拉马克（J.B.Lamarck,1744—1829）的“生物之种类皆能渐变”和“兑尔平”即达尔文的“生物能各择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亦时变”等生物进化论学说，拓展了赖尔“地质渐变论”的范围，使国人能够全面了解物质进化发展的思想，也反映出中西双方学者对进化论的重视。
2、专题报道进化论。1872年，达尔文出版了 《人类起源和性选择》一书。翌年，上海《申报》就向国民报道了该书的出版消息。该报把达尔文称为“西博士”，把达尔文的上述著作简称为《人本》。这可能是有关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的最早报道。
3、在华传教士创刊著书译介进化论。1877年， 英国在华传教士傅兰雅（J.Fryer）主办了《格致汇编》， 并在其上刊载了“混浊说”一文，阐述了动物由虫、鱼、鸟、兽、猿到人的进化路线，提出了“人猿同祖论”的进化思想。 1881 年，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 ）撰著出版了《西方考略 》一书。1884年，北京同文馆学员将该书翻译并出版。该书介绍了拉马克、达尔文学说，阐述了物种起源一元论的进化思想。1891年，《格致汇编》又介绍了《物种起源》的进化思想。 此外， 在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主编的《万国公报》（前身是《教会新报》，1868年创办，1874年改名）等刊物、著作中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介绍了进化论学说。
上述可见，这一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传播进化论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当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由于西方传教士主要“向中国兜售殖民地的奴化思想”，他们这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把“迅速传播基督教”看成是对待中国的“唯一根治的办法”，[4] 再加上进化论思想与基督教神学思想相互对立，因此，他们虽然迫于进化论的巨大影响，在传教过程中不得不提及到它，但是，在总体上，比起传教来，还是消极的，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对进化论的实质进行了歪曲。可以说，进化论在这一时期并未产生重大影响。
（二）初期：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1895—1898）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所进行的“瓜分豆剖”式的侵略，促使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在此情况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便于1898年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迫于斗争的需要，资产阶级改良派严复（1853—1921）、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谭嗣同（1865—1898）等人积极传播进化论，试图把它作为变法运动的理论根据。于是，便掀起了第一次传播高潮。
1、翻译著作，传播进化理论。从1896年到1909年， 严复翻译了大量“西学”著作。其中，与进化论有关的著作有：赫胥黎（Huxley,Henry Thomas,1825—1895）的《进化论与伦理学》（1893—1894年原本版，1898年译本版），并取名为《天演论》、斯宾塞尔（Spencer,Herbert,1820—1903）的《群学肆言》（1873年原本版，1903年译本版）等。《天演论》是当时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著作，该书出版后，在10年间先后出版了30多种版本，仅上海商务印书馆从1905年到1927年间就先后再版24次。[5] 严复在该书中抓住了达尔文学说中的基本精神“物竞”和“天择”，指出，“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也，存其宜种也。……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他还介绍了关于人类起源的三部经典著作即，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1871）、海克尔（E.H.Haeckel,1834—1919）的《人类的进化》（1899）、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1860）。他推崇赫胥黎的“人猿同祖论”，主张“自禽兽以至为人，其间物竞天择之用，无时而或休。”《天演论》的出版标志着进化论在中国社会的正式传播。
2、著书立说，宣传进化思想。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 《国闻报》上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丞”、“原强”、“救亡论”、“辟韩”等文章，在阐述“物竟、天择”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思想，并主张以此“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6]阐述了救亡之道。康有为在其著作中， 把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变异思想相结合，创立了人类社会应由“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进化发展的“公羊三世”说历史进化论。他主张“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的变革思想。梁启超吸收进化论思想，提出了中国社会应从“一君为政之世”经“君主之世”到“君民共和之世”进化发展的思想，倡导“竞争是进化之母”[7] 即进化之动力的理论。谭嗣同则在考察由“螺蛤、鱼、蛇龟、鸟兽到人”的“天地生物之序”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三世说”历史进化论，主张变革“封建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是社会发展之必然的思想。上述传播者的各自进论理论无疑对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三）中期：辛亥革命时期（1899—1915）
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内局势日趋恶化，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腐败的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联手镇压革命运动，致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又于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孙中山（1866—1925）、章太炎（1896—1936）、朱执信（1885—1920）、陈天华（1875—1905）、邹容（1885—1905）等人根据斗争需要积极传播进化论。于是，又掀起了第二次传播高潮。
1、译介达尔文原著及生平。1902—1903年，马君武（1882— 1939）翻译了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中之“生存竞争”、“自然选择”两章，并以《达尔文物竞篇》、《达尔文天择篇》单行本出版。1902年，《新民丛报》第一期刊登了“天演学初祖达尔文学说及其传略”一文，介绍了达尔文的生平。1903年，李郁翻译了《达尔文自传》第三卷。1915年，《科学》杂志发表了唐钺书撰写的“达尔文传”一文，介绍了达尔文个人及其学术思想。这些都有助于当时国民理解达尔文本人及其进化论。
2、生物学家传播进化论。 虽然前文所述的进化论传播者大都是非生物学家，但是，生物学家在这一时期也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传播进化论思想。1915年，生物学家秉志（1886—1965）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生物学概论”一文，阐述了进化论的意义。此外，他还摘译达尔文《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的部分内容，第一次将该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值得称道的是，生物学家在传播过程中，没有象其他人那样狂热崇信进化论，而是能够冷静、科学地评价达尔文进化论，以免产生片面认识。1915年，生物学家钱崇澍、胡先
分别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新天演学说”、“天演新义”、“达尔文学说今日之位置”等文章，反对盲目崇拜或否定达尔文学说，指出：“达尔文说，中情入理，根基稳固，动摇维艰，固也；然其弱点繁多，彰然可观，又平情之论也。”倡导“吾人为学，志在求真，是是非非，不宜偏党。”从而既肯定达尔文学说的真理性，又指出了他的局限性，体现出生物学家们对待进化论所持有的辩证、科学的态度。
3、通过日本传播进化论。早在19世纪70年代， 达尔文进化论就已经传入到了日本。1878年，美国动物学家莫尔斯（E.S.Morss,1837—1925）在东京大学讲授进化论并产生巨大影响。当时，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通过听讲、翻译等形式吸收进化论，继而向国内传播。例如，1902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弘文学院参加了日本生物学家丘浅次郎（1868—1944）所做的进化论讲座，并将听课笔记整理成文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此外，日本生物学家石川千代松（1860—1935）的《动物进化论》（1882年原本版、1903年译本版）和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1904年原本版、1926年译本版）都相继在中国被翻译出版发行。另外，严复、马君武等人还吸收石川千代松的“自然淘汰”和“生存竞争”等译语，并将其与“物竞”、“天择”等译语结合创新出“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等更科学的译语，这有利于准确、科学地掌握进化论的理论实质。
4、创新出自己的进化理论。 这时期的传播者不再是简单地照本宣科，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并结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创新出自己的革命进化论，并从哲学角度研究进化论。例如，孙中山把世界进化史分为“物质”、“物种”、“人类”三个进化时期；把人类历史分为“人同兽争”、“人同天争”、“人同人争”和“人同君主争”4个发展时期； 又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分为“草昧”、“文明”、“科学”3个时期和 “太古吃果”、“渔猎”、“游牧”、“农业”、“工商”5个时代。[8]他主张社会制度应由神权经君权向民权发展，中国要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以达到“后来居上”。他还提出，“生元”及其知觉和思维能力都是物质进化的产物，意识是物质进化的产物，二者“本合为一”且“相辅之用”、对立统一，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章太炎主张“恃革命”开“民智”，明“公理”，去“旧俗”。[9]他认为， 原子是一切物质的本质、万物的始基，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朱执信主张通过革命“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10]同孙中山一样，他也认为精神“依托物质”，是物质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陈天华倡导用革命“除旧布新”，使社会“雄飞突步”。[11]邹容则把革命看成是“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去腐败存善良之武器”、“除奴隶而为主人之动力”。[12]上述理论既为当时辛亥革命奠定理论基础，又促进了近代中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
（四）后期：五四运动时期（1915—1923）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的旗帜，它引导人们更加积极地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理论，并以此抨击旧中国封建反动的制度和文化，也促进人们对进化论进行更加广泛而深入地传播。随之又掀起了第三次传播高潮。特别是由于这一时期的传播者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1879—1942）、鲁迅（1881—1936）等人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因此，就使得进化论在该时期的传播又具有新的意义。
1、翻译经典著作。1920年， 马君武翻译出版了达尔文进化论巨著《物种起源》（原译名为《达尔文物种原始》），从而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更准确地向国人传播，使他们能够了解到达尔文的真正思想。同年，他还节译了海克尔的《一元哲学》（即《宇宙之谜》）。《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从1920年到1936年，该书先后再版了12次，[13]影响甚大。1922年以后，又有许多经典著作如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马君武译）、海克尔的《生命之不可思议》（刘文典译）、《自然创造史》（马君武译）以及进化论通俗读物如《进化论十二进》、《进化论发现史》等书都先后在国内出版发行，促进了进化论知识的广泛普及。
2、宣传进化思想。传播者除了翻译以外，还以报刊为阵地， 撰文宣传进化论思想。1922年以后，《民铎》、《博物》、《科学月刊》、《东方》、《新潮》、《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先后刊载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陈独秀）、“人之历史”（鲁迅）、“未有生物以前之地球”（王星拱）、“科学的唯物宇宙观”（宗自华）、“我的宗教观”（恽代英）等大批文章，阐述了“宇宙大化”乃“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生存竞争，势所不免”；“创造就是进化”；新趋“壮”、旧趋“死”，“便是进化之路”等进化论思想，并以此批判封建迷信和保守思想，从而起到了教育国民，催人奋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
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相继传入中国。李大钊等传播者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了进化论的实质及其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用阶级的观点深入考察中国社会，主张“创造的革命”，[14]经济制度的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创造历史”的“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15]从而由原来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史观转变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进化论则是他们完成这种伟大转变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传播进化论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可见，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
纵观上述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可以看出其大致有以下特点：
1、传播者紧密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国民心态进行传播。 近代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国人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以及封建制度及其迷信思想理论的反动。因此，他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催人醒悟，奋起抗争。而传播者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积极宣传进化论中的进化、发展观和“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的危机思想，从而能够迎合国人的心理需要，成为开展各时期斗争运动的理论根据和抨击封建反动理论的思想武器。
2、 传播者注重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与进化论相结合进行传播。“变易”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进化论中的进化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如果能将二者结合起来，就会使国民更容易理解和承受，提高传播效益，这也不失为一条传播捷径，传播者们正是这样做的。如，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历史进化论是他吸收了《易传》、《春秋繁露》、《春秋公羊解诂》等古籍中之“变易”思想并将其与进化论相结合的产物；谭嗣同的“两三世说”历史进化论也是他吸收了王夫之（1619—1692）的“无其器则无其道”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周易》中之“卦辞”说并将其与进化论相结合的产物。严复则将赫胥黎的“与天争胜”、“天有理而无善”观点与刘禹锡（772—842）、柳宗元（773—819）的“人力胜天”观点相结合，号召国人奋起“自强保种”，振兴中华。
3、传播者有目的、有选择地进行传播。 进化论传播者大都是当时各时期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或参与者，他们传播进化论的目的主要是启发和团结国人，批判封建理论，为政治斗争奠定理论基础。这就要求他们对原本是生物学理论的进化论的思想内容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进行取舍和再创造。例如，严复不翻译“文繁衍博，不可猝译”，[16]不易被一般国人理解的《物种起源》和《综合哲学》（1864），而翻译篇幅短小且通俗易懂的赫胥黎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并将其易命为中国人容易理解的《天演论》。其原因在于严复感到赫胥黎著作中所蕴的“与天争胜”思想“与吾古人”如荀况（前313—前238）、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人力胜天”思想“甚合”，[17]即“真正迎合严复深切的危机意识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需要。”[18]更重要的是，严复在翻译过程中，“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是“取明深义”，“题曰达旨”，“取便发挥”。[19]在理解原著思想的基础上，还通过附加“自序”、“按语”等形式，并介绍赫胥黎的“人猿同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进化学说，以此进一步补充、发挥原著思想内容，“尽量扩大民族生存斗争方面，缩小个人生存斗争方面”，[20]尽量突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危机思想。以便激发国人的危机意识，鼓励国民变法图强，自立自主，抗争列强。
4、传播者都注重在哲学、社会学领域中传播。 传播者出于自己的传播目的并迫于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需要，纷纷用原出自于生物学的进化论解释社会、人类、文学和道德的发展。他们认为进化论不仅适用于生物界，而且还适用于人类社会，进化规律是适用于动物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例如，严复认为，进化论将使宗教神学和“天命”论破产；[21]孙中山则把进化论看成是“自然之道”；[22]李大钊认为人类社会也遵循“自然之法”、“自然进化”，[23]陈独秀用进化论研究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他认为，道德“无时无在变化即进化之途”，[24]文学艺术“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25]他们这样做虽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根本出路问题，但却有力地打击了封建腐朽思想的统治，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发展的科学世界观，促进了上述各时期斗争运动的开展。总之，通过传播者们的上述努力，使得进化论作为一种世界观、思想武器和革命理论，促进了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批判了腐朽的封建思想，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并在短时期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
众所周知，达尔文进化论本来是一种生物学理论。恩格斯称之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但为什么它却能够在近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得到积极传播并迅速产生巨大影响，而虽然也在生物学领域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但却未产生与之相当的影响呢？为什么与其同时期传来的星云说、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也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等自然科学理论却没有产生象进化论那样巨大影响呢？另外，按照英国史家汤因比（A.J.Toynbee ）的“文化放射”理论即“当一移动的‘文化光’因被它所冲击的一个外国社会体抗拒而反射为多种的光线——技术的、宗教的、政治的、艺术的等的时候，它的‘技术的光线’常较‘宗教的光线’穿越得越快及越深”，[26]就是说，技术之所以具有大于其它“文化光线”的“穿越”力，是因为它“不致于因威胁到被冲击的社会传统生活方式而引起剧烈痛楚的干扰”。[23]近代中国最先引进的西方文化是军事技术（如洋务运动时期）。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中国传教时也是“身穿儒服”，“自称儒者”， 并先拿来西洋时钟、浑天仪等技术物以“吸引人们”。[28]清政府采取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策对待西方文化，而对非技术的其它科学理论特别是与封建文化相抵触的社会科学理论则采取拒斥，打击等手段以阻碍其传入和传播。然而，进化论一则是非技术的科学理论；二则它倡导的进化、发展思想恰与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文化相对立，为什么进化论却能冲破重重阻碍在当时的社会中迅速传播呢？前者大概与中国传统的进化思想和进化论的自身特点有关；后者恐怕与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和传播者的传播意识、目的有关。
1、 中国古代朴素的进化观为进化论能在其社会科学领域中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古代生物学、农学中记载着大量对生物遗传性和变异性的认识成果。[29]其中，许多关于动植物的变异认识的记载都先后被达尔文引证，尤其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则是直接受到我国当代人工选择的方法和原理的启发”。[30]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先哲们也在其著作中阐述了进化思想。例如，古籍《礼记》中就有“腐草化为萤”的论述。庄子在寓言中曾说，“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汉代王充（27—104）提出了类似于分类学家林奈（1707—1778 ）的“物种”概念。明代王廷相（1474—1544）在他的《慎言·道体篇》中提出了类似于生物学家魏斯曼（1834—1914）的“种质说”的“气种说”。他认为人世代体貌相同是“气种之复其本也”的原故。唐代的颜真卿 （709—785）、北宋的沈括（1031—1095）、南宋的朱熹（1130—1200 ）等已经发现了化石及其与海陆变迁的关系。此外，《齐民要术》（533—544）、 《便民图纂》（1497）、《三才图会》（1609 ）等古籍也都记述着大量有关生物进化方面的知识，并成为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重要源泉。[31]另外，在古代哲学自然观中也包含着浓厚的“变”、进化的色彩。早在3000年前的殷周时期，古人就已有了“变易运动观”，以后又形成了“沧海桑田”的地壳变动思想和古老的宇宙演化论和地动说。《周易》中就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春夏秋冬）、四象生八卦（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的演化论。《老子》中更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物质进化论思想。可见，中国古代的进化知识思想与达尔文进化论之间形成了一种密切的渊源关系。它自然使其成为近代中国人容易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基础，使得“西方的进化思想——不论是拉马克的，或达尔文的，一到中国，就很快地为中国人所接受，毫无一点阻碍。”[32]
2、进化论的自身特点使其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传播成为可能 。①进化论的研究对象之一（人）既具有生物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这就决定了生物界进化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密切联系，也为研究者和传播者们把生物界规律推演到人类社会或把人类社会规律反推演到生物界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把“有机界的人口规律”（即养料量制约繁殖）称为“存在于动植界的抽象人口规律”，恩格斯则以此考察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马尔萨斯则又把上述“抽象人口规律”无限制地推演到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所谓“绝对人口过剩”的谬论；达尔文又从中获得启示，“把人类社会现象用到生物种的进化上去”，[33]致使“一些哲学家、文学家”，“将这一自然界的规律用到社会上去，把它当作社会发展的规律”。[34]而深受主张天地与人有共同结构和规律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理论影响的近代中国人特别是上述进化论传播者们更容易将进化论推演到人类社会中去并积极传播。②进化论的思想内容既具有生物学特征又具有哲学和社会学特征。进化论中所包含的关于生物进化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突变和渐变、遗传和变异、偶然与必然、内因与外因等范畴，不仅是生物进化规律中的重要因素，而且还超出了生物学领域，内含着丰富的哲理，使马克思、恩格斯等许多哲学与社会学家从中吸取丰富的科学思想，丰富发展他们的哲学思想（马克思曾说，进化论为我们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更主要的是，进化论所阐发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等危机思想恰与近代中国人的危机意识相共鸣，容易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危机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广泛承认并产生巨大影响。可见，进化论的上述特点是其它自然科学理论所不具备的，也说明它能够比其它自然科学理论更容易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传播。另外，中国近代生物学不发达，古代生物学虽然内容丰富但多不成体系。因此，包括上述传播者在内的广大国民的生物学素质水平不高，很难从生物学角度把握进化论的实质，而真正懂得进化论的生物学家又相对很少，所以，进化论虽然也在生物学领域中传播但未产生巨大影响。
3、 因丧权辱国而产生的民族危机感以及维新变革运动的客观需要对进化论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状态。外强势力的强大，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迫使近代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了封建制度及其迷信思想的腐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玄学”的弊病和西方科学的实证精神，滋生出要改变现实的心理愿望和对能够指导维新变法理论的心理需求，而且产生这种需求的人已从一般国人上升到领导维新运动的各时期领导人乃至部分统治者。这样，与这种需求相符合的进化论自然倍受欢迎，而与之相背离的诸如“天命论”等腐朽的封建理论也自然倍受抨击。在此新形势下，进化论在中国传播所受的阻力大大减弱，它作为各时期斗争运动的理论根据和批判旧思想的思想武器，赢得近代中国人的普遍承受。由此看来，能够在异质社会中迅速传播的并非只是具有无阶级性或中性的，作为一种手段或物质的技术及其产物，只要该社会需要，科学理论也同样能够得到传播。不管它与该社会传统相符合还是相背离，汤因比的“文化放射律”似乎有些绝对，还是马克思说得好，“一个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35]
4、 传播者的传播意识和目的对进化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传播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正如前文所述，进化论的传播者大都是哲学与社会科学家、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们自身的主观意识、行为目的（即推翻旧统治，建设新中国）以及斗争的需要，迫使他们试图通过传播进化论，启发教育国民，把他们引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来。为此，他们分别在上述各个时期内，将进化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进化论中国化，从原来旨在阐发生物进化规律的外来的生物进化论转变成为旨在突出“变”的思想和“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的危机思想的中国式的社会进化论，使其能在广大国民中迅速地传播开来并产生巨大影响。这已在第一、二部分中体现出来，在此不再冗述了。
研究历史旨在正视当代，预测未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如果我们能从进化论在近代中国传播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批判性吸收西方文化基础上，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并促进其健康发展，也就达到了本文的目的。
注释：
*1993年，笔者应邀赴日本东京大学等5所大学进行了学术演讲及交流。本文是笔者在日本东京大学教养部和京都同志社大学进行讲演的部分内容。撰写此文时，笔者又对其进行了修改和整理，并得到了导师远德玉教授的指导以及日本学者铃木善次教授，铃木良次教授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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