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诠释的几个基本问题论刘宗周《大学》诠释方法之基础
王涵青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438000）
[摘 要] 对于刘宗周《大学》诠释的关注通常以诚意为主体。然而，《大学》文本与诚意说何以在其思想晚期逐渐成为刘宗周的核心关怀，此为以《大学》诠释为思考主轴时，所必须先厘清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厘析，首先必须以其思想发展的历程为基本结构，进一步透过其对《大学》与《中庸》关系问题、阳明学的理解问题、《大学》的诠释与改本问题等的思考，逐渐展现刘宗周《大学》诠释的整体轮廓，透显出刘宗周《大学》诠释的方法论意识基础。
[关键词] 刘宗周；《大学》；方法论意识
对刘宗周哲学的认识，一般以“慎独”与“诚意”为其哲学最高概念范畴。此两范畴先后在刘宗周的思想历程中成为核心主张。此归纳可由其年谱：“先君子学圣人之诚者也。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1]第九册，168与其弟子黄宗羲：“先生宗旨为‘慎独'。始从主敬入门，中年专用慎独工夫。慎则敬，敬则诚。晚年愈精微，愈平实，本体只是些子，工夫只是些子，仍不分此为本体，彼为工夫，亦并无这些子可指，合于无声无臭之本然。”[1]第九册，38两段文字为基础。黄宗羲在《子刘子行状》中接着点出刘宗周思想的四大主张：其一，静存之外无动察；其二，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其三，已发未发以表里对待言，不以前后际言；其四，太极为万物之总名。粗究其概念如主敬、慎独、静存/动察、意、诚意、已发/未发、太极等可知，宗周延续着宋明儒一直以来所思考的问题，概念使用与主张建构的论述资源，亦为宋明儒依据的《中庸》《大学》《易》等典籍。其中，源于《中庸》与《大学》的“慎独”概念成为其思想主体，而对慎独说的建构，又经历了“主敬”“慎独”“诚意”三阶段，因此，刘宗周思想发展是一套一体的一致性的思辨历程。在此思辨历程中刘宗周整合这些概念与主张的根基，则在于黄宗羲所言的“不分此为本体，彼为工夫”之说，此成为其强烈的哲学操作“设准”。① 关于哲学操作的“设准”，笔者使用劳思光于《新编中国哲学史》中提出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主张，即“基源问题研究法”。基源问题的研究径路，首先，在于对一个人理论、学派、思潮的主要提问的掌握，在此掌握过程中即涉及了往前之内、外缘问题的清理与往后的理论还原工作；次则，就此基源问题的掌握进行理论的重新展示，在“真实性”与“系统性”的要求下呈现；最后，则基于研究者个人的“设准”，产生全面性的判断。笔者认为，当代哲学研究者对过去哲学史的研究，透过基源问题的径路而会产生个人的哲学设准，以此对其研究对象产生判断，如劳思光的心性论中心或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立场；整个哲学史中的许多思想家，亦同样就着对过去思想的问题思考与解决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哲学设准，而对过去思想家的理论内涵有所批判，进而有所建构。 [2]10-13此种理论特色，劳思光以“合一观”[3]455-457、牟宗三以“本体论的即体即用之一滚地说”[4]394或“归显于密”[5]453、刘述先以“内在一元论”[6]25-29称之，又如张永俊指出刘宗周体用一如、上下一贯、内外一本的表达方式，是一种“统法”，但不能称之为“合一法”[7]，近年刘宗周研究如高海波，则以“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的一元论之坚持”[8]531-532描述刘宗周思想的此种特征。上述当代学者种种对刘宗周思想的定调，虽然彼此间有不一致的关注，甚至对彼此论述的反思与批判，而为当代刘宗周研究的讨论热点之一，但整体而言其共同处在于对刘宗周此种“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即本体即工夫”“一而二、二而一”（以上均为刘宗周常使用的语词）的哲学操作设准，亦即其体系建构的方法论意识① 此所谓“方法论意识”，意指思想家就着其基源问题展开其论述时，有意识地就“个人哲学基本判准、使用各经典概念构筑义理间架、处理单一经典内容”等各层面，所设定的处理方法，此三者以前者为基础层层迭加形成整体。“方法论意识”作为中国哲学理论建构者（包括现今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在论述过程中的自我设准，是具体落实于文本中的；在经典诠释层面，便使不同哲学家的理论内涵，与对相同经典以及经典中的概念建构，透显出不同的思路特色。因之，透过对文本/经典的方法论意识的研究，是理解一哲学家理论体系，或一学派、思潮的进路。 ，是非常明确的。
四个年轻人骑行到市郊，休息片刻，合影。合影时楚墨非常想把手搭上静秋的肩膀，跟静秋商量，静秋二目圆瞪：“你敢？”楚墨当然不敢。四个人继续前行，至一条偏僻的土路，一辆农用三轮车如螃蟹般横行过来。三轮车在驶近他们的时候彻底失去控制，楚墨听到静秋高喊一声“妈啊”，回头看，静秋已经长出翅膀，飞落路边阴沟。阴沟里有污水，有石头，静秋栽在里面，不再发出任何声音。楚墨扔掉自行车，抱起静秋，一路狂奔。他一边跑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跑，后来阿芳说，她从未见过一个男人有如此之多的眼泪。
只是，在具有明确方向的方法论意识中，当刘宗周面对理论与概念建构根基的各种经典与经典中的各种概念，又该如何在经典诠释细节上，展现其方法论意识的操作？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回到《大学》诠释上，刘宗周就《大学》为题旨而现存的文献，包括思想中期其52岁（崇祯二年）所著的《大学古纪约义》、51岁以后为诸生讲《大学》而作的《大学杂言》，以及思想后期两次就《大学》篇章进行的改本与章句诠解，分别为62岁（崇祯十二年）编著的《大学古记》与68岁编著的《大学古文参疑》② 以上整理参见《刘宗周全集》第十册，《附录六：刘宗周著述考》。 [1]719-720，另外当然还有更多与《大学》内含的概念有关的各种论述著述。所以，若我们将思考脉络放置在《大学》文本的诠释问题上，会发现要厘清刘宗周《大学》诠释的面貌，首先要以刘宗周的思想分期与《大学》诠释的关系为本，逐步循着与此相关的如《大学》与《中庸》的关系、对阳明学的理解问题、两次《大学》改本问题等，种种问题进行澄清，才能更进一步就着刘宗周对《大学》诠释的理论内涵，进行方法论意识的考察。
一、刘宗周的思想分期与《大学》诠释
论及刘宗周的《大学》诠释，首要需处理的问题是关于其思想发展进程以及此进程对其《大学》诠释的影响。如前言所述，刘宗周之学以“慎独”为宗，在进程上有“主敬→慎独→诚意”的发展。以下借着表1刘汋《蕺山刘子年谱》的记载来看③ 以下之统整见《刘宗周全集》第九册，《蕺山刘子年谱》。 [1]58-159：
表1 蕺山刘子年谱（摘录）
续表1 蕺山刘子年谱（摘录）
对于刘宗周思想的分期，早期衷尔巨依宗周讲学历程分为东林书院（万历三十二至四十年，27-35 岁）、首善书院（万历四十二至崇祯三年，37-53岁证人社成立之前）、证人书院（崇祯四年至去世，54-68 岁）三时期[9]64-74，此种区分大抵仅说明了刘宗周在学术讲论活动上的阶段。回到其学术发展历程的时期来看，多半仍遵循刘汋与黄宗羲的标定，以及刘汋于年谱中的相关记录，近年如高海波的研究，便还原了此纪录，提示出刘宗周思想就年谱上可见的几项重点：① 以下之整理参照高海波之说，以及笔者个人之增添。 [8]43-46第一，在早期思想，即48 岁慎独说出现之前，刘宗周已有以心学为归向的想法，如37 岁时记载的“悟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之说，但从38岁与45 岁的讲学记录中，还是可见出其重躬行实践、渐修，不喜顿悟之说的立场，此时宗旨以“主敬”为主。第二，48 岁以后，“慎独”之说出，进入中期阶段，此阶段中刘宗周对阳明思想接触日深（50 岁之纪录），因此亦由早年的不喜其说转入信之不疑时期。第三，59岁以后，“诚意”之旨立，慎独姑置第二义，但此所谓“姑置第二义”非指刘宗周抛弃了慎独之说，而是整个学术发展内涵的深化与扩展，从中期专注于慎独说的建立，再以此为基础发展出诚意说，其实，不仅是诚意说，在思想后期刘宗周涉及的论述还包括《中庸》的已发/未发之说，以及《易》的太极问题等，均于其学术历程晚期被充分发展。另外，陈畅更进一步解析了刘宗周思想历程由中期向晚期转向的关键，应以57岁时，其对喜怒哀乐说的新诠为理解主线，以对《圣学宗要》的整理著述为界线，[10]130在转向时间点上，较一般59 岁立诚意之旨之说略早，陈畅就概念内涵上更细致考察明晰了刘宗周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与动力。
然则戴氏之传大学，早已成一疑案矣，后之人因而致疑也，故程子有更本矣，朱子又有更本矣，皆疑案也。然自朱本出，而格致补传之疑，更垂之千载而不决。阳明子曰：“‘格致’未尝缺传也，盍从古本。”是乃近世又传有曹魏石经，与古本更异，而文理益觉完整，以决“格致”之未尝缺传彰彰矣。[1]第二册，573
二、《中庸》与《大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中庸》与《大学》的关系，从刘宗周思想发展中期以来，即有“中庸是大学注疏”的主张，如52 岁时《大学古记约义·章句》中言：“今细绎二书（学、庸），中庸原是大学注疏。”[1]第二册，605但此处后续刘宗周是就两书作者问题进行讨论，回到概念内涵上，可以下面两则为代表：
9月，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离港，秘密前往东北解放区。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第一批离港，沙千里是第二批离开的。他到哈尔滨后，以民盟及救国会成员的身份和沈钧儒等一同参与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
问：中庸是大学注脚，其义何如？曰“天命之谓性”，善之主也。“率性之谓道”，德之体也，民之同体也。“修道之谓教”，止善之极则也。“未发之中”，即静中所得；“已发之和”，即虑后所得。其云“大本”，即修身之本。其云“达道”，即修身而齐治平之道也。其云“位育”，即明明德于天下之尽。而“慎独”一义，特见于“诚意”章，尤为吃紧，故曰中庸是大学注疏。[1]第二册，620
先儒谓中庸是大学注疏，直是字字体贴出诚意工夫。[1]第三册，409
从文本中可见刘宗周对《中庸》与《大学》在概念上进行了许多对等连结，其中最重要的，则收摄于“诚意”概念，《中庸》与《大学》均有所论的“慎独”于《大学》中特以“诚意”进行了发展，就《大学》文本脉络而言，诚意的原始意涵在于意念的真实无妄与确定，而达到诚意的工夫法门在慎独，因此，《中庸》的慎独之论是对诚意说的体贴。但此还仅是见到刘宗周以《中庸》的各种概念一一贴合《大学》，并意识到在此对照中，《大学》言“诚意”有其独特意义，无法就此分别出《中庸》与《大学》在诠释上定调的异同。若再就其思想晚期之后的陈述可见：
利用数据库进行文献资料检索是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通过Seminar可以让学生提早接触文献资料检索，并逐步熟练操作。学生通常根据自身研究专题，通过CNKI、维普、万方等数据库查找相关资料，进行辨别、分类和引用，使自己的Seminar报告更加充实、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文献查询能力的培养，也为学生日后进行学术研究、撰写学位论文奠定基础。
方法 采用定量问卷调查与定性深入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查问卷由本研究团队自行设计，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信息、“校园行”活动基本情况、高校防艾活动情况、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采用国家明确规定8条大众应掌握的艾滋病基本知识，正确回答6个及以上视为知晓，否则为不知晓。以下简称“国八条”)等。利用班会时间集中调查，现场发放问卷，学生自填，当场回收。定性调查由研究团队自行设计访谈提纲，内容主要为对“校园行”活动的评价及建议。一对一面对面访谈。
至子思子直指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阐尧、舜以来相传之意，其言“未发之中”，即意诚之真体段，故皆以慎独为本教，而十六字精神尽括于此，乃知学、庸二书相为表里，示后人以入道指诀，未有深切着明于此者也。[1]第四册，136
同样指出《大学》言诚意，且于诚意章中言慎独，宗周在此时更就《大学》文本言格致之说本身无传，而是透过诚意发挥其说，诚意章中又以“君子慎其独也”为核心，所以，慎独应为格致说的第一义。此时刘宗周对慎独的理解，已非仅就《大学》原旨作为达到诚意的工夫操作而言，若仅就此理解则宗周的论述是不合理的，慎独仅出现于《大学》诚意章中解诚意工夫，与格致如何有必然联系？格致本身无传是否是因《大学》作者认为由诚意解中的慎独说已满足格致之解？这些连结基本上都是刘宗周就着理论需求而有的连贯。而当《中庸》不论诚意而仅言慎独时，其所着重的是“微之显直达天载”的思路，此则显示出《中庸》论慎独的关注焦点与《大学》是有别的。就后一则引文，虽加入了虞廷十六字心诀，但主轴还是就着《大学》与《中庸》而说；此处可更清楚地显示，刘宗周思想晚期所关注《大学》的诚意与《中庸》的喜怒哀乐、已发/未发问题，同样“以慎独为本教”，因此两书“相为表里”，但各自有其理论建构上的责任归属。如此，再回到所谓“《中庸》是《大学》注疏”之说，发展到晚期，并非在经典关注与取舍上比较重视《大学》而以《中庸》为辅，而是透过慎独为核心，说明了《大学》就诚意说慎独的重要意义，且与《中庸》就喜怒哀乐、已发/未发言慎独的不同，因此刘宗周言：
其次，提升路基养护管理效率。一方面，要求提升养护人员专业水平，并确保人员能够定期对路基加以检查，如发现路基路面出现鼓包、车辙以及裂缝等现象必须及时对这些区域进行检查和维修，并加强养护力度，对于维修后和其他正常区域进行有效维护，同时及时对维修区域、维修面积、养护次数、时间等加以记录，为日后的养护和施工留下资料；另一方面，翻浆现象存在一定季节性，为此必须在春、夏两季内增加养护次数，加强对地下水位的检测和控制，如发现有翻浆现象应对该区域立即进行维修和施工处理，提升路基质量和公路使用效率。
大学言心到极至处，便是尽性之功，故其要归之慎独。中庸言性到极至处，只是尽心之功，故其要亦归之慎独。独，一也。形而上者谓之性，形而下者谓之心。[1]第三册，351
中庸之慎独，与大学之慎独不同。中庸从不睹不闻说来，大学从意根上说来。[1]第三册，343
慎独是学问第一义。言慎独，而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一齐俱到，故在大学为格物下手处，在中庸为上达天德统宗，彻上彻下之道也。[1]第三册，357
致知在格物，中庸明有疏义，曰“明善”是也。然中庸言五者之目，而大学止言格致，不言所以格且致者，何也？曰：此五者之目，已括在大学二字内，此直言其所谓道耳。故曰：“如切如磋，道学也。”此格物之功也。[1]第三册，415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伴随着我国“城中村”改造，兴起了大批的居住建筑。一方面建筑材料的生产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另一方面，人们居住环境在不断地改善，为了营造一个适合生活、生产及开展各类社会活动的环境，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会不断的消耗能源。建筑的能耗非常严重，约占社会总能耗的1/3，我国是人口大国，居住建筑规模巨大，其耗能的总量占总建筑能耗的57%左右。如果不注重居住建筑节能，房屋建得越多，能源耗费就越大，将会给社会和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由此引发的能源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社会及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因此，居住建筑节能十分迫切。
湖北省作为渔业大省，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推进水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方式调结构，为湖北省渔业发展提供新动能。
此不同即是就着慎独之说，展现出的从心宗（《大学》）以及从性宗（《中庸》）两不同脉络主述慎独主张的区别。① 关于从心宗（《大学》）以及性宗（《中庸》）论慎独的区别，本文在此不再详述，而仅就着《大学》的脉络进行说明。此区别的说明可参见《哲学与文化》2018年第1期王涵青《刘宗周〈中庸〉诠释方法研究》一文。 [11]就本文所关注的《大学》诠释方面言，则可知《大学》之论慎独所发挥的核心概念即“诚意”之说，而“诚意”之说的开展，一方面是关于本体论层次的“意根”“诚体”之论，另一方面则是关于工夫论层次上的格致之说，格致之说相应于《中庸》为“明善以诚身”的主张，但《中庸》还需透过“学、问、思、辨、行”五者梳理“明善以诚身”之道，《大学》则就着格物致知包括了这些细节，如此，成为呈现慎独说在工夫论述上的最佳理论内涵。因此，在两书关系上言“《中庸》是《大学》注疏”，不是义理高下深浅的判断，而是显示出了就着慎独之教，两书在论述面向上的差别，而言作为《大学》注疏的《中庸》“直是字字体贴出诚意工夫”。则正可显现出刘宗周在立论关注重心上的改变，就着《大学》言诚意之说言心宗之慎独，确实逐渐成为其立论核心。
三、对阳明学的理解问题
如前言所列，刘宗周与《大学》直接相关的文献包括思想中期的《大学古纪约义》（52 岁），中期后延伸至晚期的《大学杂言》（51 岁以后），以及思想后期的《大学古记》（62 岁）与《大学古文参疑》（68岁），后两者是就《大学》篇章进行的改本与章句诠解。除了《大学古记》与《大学古文参疑》两次改本，在《大学古记约义》与《大学杂言》中，刘宗周最着重的发挥，不出《大学》开头的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段，以及“所谓诚其意者……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段，其他较多关注篇章则是“平治”段及其中对“絜矩之道”的发挥，其他段落则偶一提及。再加上除了以《大学》本身为题旨外的其他撰著，这些论述中，就概念范畴的选择而言，刘宗周最关注的即是慎独与诚意二者，另外，包括明明德、格物、致知、知止、正心、修身、诚、意、心、独体、独知、“心/意/知/物”架构，基本上就是刘宗周《大学》诠释所着力的概念范畴主体。
先生于阳明之学凡三变，始疑之，中信之，终而辨难不遗余力。[1]第九册，143
另黄宗羲亦有“先生于新建之学凡三变；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辨难不遗余力，而新建之旨复显”[1]第九册，41之说。牟宗三谓激发宗周思想的内缘因素在于王学的流弊问题，所引即刘宗周此所谓“情识而肆”与“玄虚而荡”二者[5]454，此二者为针对王学所发的批判。但细究刘宗周对王学的批判，实需分为对王阳明本人，以及对王门后学两个部分来看。循着牟宗三的厘析，在“情识而肆”的部分，主要针对泰州学派的“混情识为良知而不自觉”，在“玄虚而荡”的部分，主要针对王龙溪的“专讲那圆而神以为本体，而不知切于人伦日用，通过笃行，以成己成物”[5]452。因此对阳明后学（甚至陆象山后学），刘宗周的批判立场坚定，所以早年会有“（象山、阳明思想）苟即其说而一再传，终必弊矣。观于慈湖、龙溪可见，况后之人乎！”这种感叹，由此亦可见出宗周早期思想持“主敬”为核心，强调工夫践履的原因。但实际上，刘宗周的倾向心学立场，于中期思想奠立之前，即逐渐开始转向（如前述年谱所见），而就此时心学影响力最大最为重要的王阳明，随着认识的深刻，便产生了上述的“始疑之，中信之，终而辨难不遗余力”三阶段，这三阶段随着刘宗周自身思想历程的转化，早期的疑之，逐渐至中期慎独之教确立后，读阳明而开始信之，最后随着中期到晚期慎独与诚意说的逐渐成形与完整，而有“辨难不遗余力”的立场确立。
大学言格致而未有正传，独于诚意章言慎独，明乎慎独即格致第一义，故中庸止言慎独，而微之显直达天载，后之入道者必于此求之矣。[1]第五册，287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1]第二册，575-577
四、《大学》的诠释与改本问题
借着前几节的述阐，已可见刘宗周思想到了晚期《大学》为何成为其建构论述的核心的缘由，现进入其《大学》诠释与改本问题。
刘宗周对《大学》的诠释随着思想历程的发展，又与其对王阳明思想的认识逐渐深刻有关。见前述年谱记载，宗周26 岁时“蚤年不喜象山、阳明之学”，50岁时“读阳明文集，始信之不疑”，到了66岁（崇祯十六年）时的记载：
对于单点串联接地，各单元之间相互耦合，参考电位相互影响，往往在低噪声电路设计中很少采用；而单点并联接地中，忽略各单元电路之间的互感，各单元地电位只与本电路地电流、地线阻抗有关，而与其他电路单元无关。由于各电路单元之间相互独立，无相互干扰。是一种常见较好的方法[10]。本次实验设计采用单点并连接地方式进行处理，系统接地方式如图6所示。
再就《大学》改本问题看，在思想中期刘宗周对《大学》一书已有基本立场，其云：“大学虽一篇文字，而自始至终，命意之法，有纲领，有支节，不可得而混也。其立言之法，或简严，或曲畅，不可得而混也。首言三纲，次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后，次言所先，次言所后，一开一阖，文理完整，更无欠剩。”[1]第二册，605可见其认为《大学》本身具统体性，架构清晰并与细节兼备，但《大学》的诠释与对章节的区分，在宋以来随着其备受重视而愈发混乱，在68岁最后的《大学古文参疑》中，刘宗周言：
笔者认为以上种种分期方式并无立场上的抵触，只是更细化了刘宗周思想历程发展脉络。就整体而言则可发觉，通常指称刘宗周思想在中晚期由慎独说进入诚意说，若仅关注于此，很容易忽略刘宗周在此时期竭尽精力地处理理论体系的统合与建构的问题。就其关注的问题面貌与诠释的典籍范围而言，包括《中庸》的已发/未发、喜怒哀乐问题，《大学》的诚意之说，《易经》的太极概念等，当然不能仅说其晚期学术重心仅仅在于就着《大学》诠释而立的诚意之说。那么，为什么我们又可以定调其晚期学术宗旨为诚意之说呢？陈畅在此的解析可供参考，其指出喜怒哀乐新解的出现成为刘宗周用以处理王学流弊之良知说玄虚猖狂的解药，而《大学》诚意说的发展，亦奠基于此，[10]128因此《大学》与《中庸》成为刘宗周思想发展的两项利器，两者有共同核心，即“慎独”，此时刘宗周一面就着《中庸》的喜怒哀乐、已发/未发等概念发展慎独说，另一方则就着《大学》诚意概念发展慎独说，此外，还透过易学脉络的诠释充实慎独之说。所以，若仅就着思想分期中各种对于刘宗周思想后期的记述来看，目前我们只能知道，《大学》以及诚意说为此时期的立论核心之一。
这里串联谈到了二程、朱熹、王阳明、石经等《大学》改本，此先不论刘宗周在此时最后所根据的石经，而回到其问题意识上看，其主要处理的，在于朱熹《格致补传》的质疑与阳明响应而回到古本的主张。从刘宗周开始关注《大学》问题以来，这一直便是很明确的针对，如其云：
大学本出于小戴礼……自是一篇文字，其分经、分传始于宋儒，且特表章之，以配四书，嘉惠后学，其功良伟！而后之人犹以不睹古全经为恨，至朱子“格致之传”，理本经旨，事同射覆，不善读者，又以为支离，而王文成之古本出矣……故古本序首言“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然独不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乎？又曰“修身为本”而不及“诚意”，则“诚意”章不可以提宗明矣。且以后杂引诗、书，凡以曲畅明亲止至善之义，而于诚意了无当也。其云“格致在其中”，凡以迁就其“知行合一”之说而已。[1]第二册，604-605
由此段引文可见，早在思想中期，刘宗周对《大学》问题的关注，主要便放在朱熹与阳明的《大学》诠释上，就朱熹言讲《格致补传》的支离，就阳明叹其虽立“诚意”主旨，却在诠释中失其主旨，反转以“格致”贴合其“知行合一”主张。至于为何刘宗周认为朱子与阳明的处理方式是错误的，在此先不就批判的义理内涵分析，而将重心放在框架性问题上。
（一）朱熹《格致补传》与《大学》格致意涵
就朱熹《格致补传》的问题上看，刘宗《格致补传》的内容，将其放回《大学》中，以明《格致补传》的不必要，且于《大学古记》与《大学古文参疑》中就着《大学》文本中分出释格物致知意 涵的段落。考察其处理脉络，整理如表2：
表2 《大学杂言》《大学古文参疑》与《格致补传》《大学》的义理对照
在《大学杂言》中刘宗周还未完整将《格致补传》对照于《大学》文本，而在《大学古文参疑》中完成了此义理对照，但就此前后不同时期的处理可见极大的差异，刘宗周两次将朱熹《格致补传》文义放回《大学》的段落选择，几乎完全不同。又再对照刘宗周于《大学古记》与《大学古文参疑》两次的对《大学》中释格物致知义涵段落的选择，也都可见到不同差异，可以见得对于此问题，刘宗周可以肯定的是，朱熹的处理方式，即为《大学》的看似缺乏格致一段的说明问题，补上一段解释，这是错误的，但回到《大学》文本，究竟何处才是关于格致一段的准确说明？或许是刘宗周未定案的问题，毕竟对于其生命最后一年所更订的《大学古文参疑》是不满意的，年谱中记载：“临绝，先生谓过于割裂，并古小学通记命削之。”[1]第九册，159因此亦无法视此为其定论。
再由《大学古文参疑》中刘宗周将朱熹《格致补传》放回的《大学》文本，以及《大学古文参疑》中刘宗周所借着《大学》文本标示出的“释格物致知”章来看：
在此过程中，回到理论内涵本身，刘宗周面对的，当然就是阳明致良知之教的理论内涵问题，阳明的致良知之学，其就经典依据的根源来看，最重要者为《大学》（当然《孟子》也是其重要依据）。而就阳明本人思想的内缘因素考察，则又不脱离其早年学程朱之学而对格物穷理工夫的质疑。如此，从程朱到阳明，就着《大学》文本的格致诚正架构而跃发的格物穷理、致知、致良知等论述，当然成为刘宗周必然需要关注的问题，《大学》文本为此而成为在其思想中晚期，尤其是晚期所恃重的诠释面向。同时，亦如陈畅之解析：“学界一般认为刘宗周之学乃乘趁阳明后学玄虚、放肆之流弊而起。此说诚有所见，却容易忽略刘宗周思想的另一重要面向：修正朱子学流弊……刘宗周一生自觉承担的学术使命之所在：寻求能够全面克服朱子学和阳明学流弊的哲学立场。”[10]207-208若就着年谱审视其学术由理学（朱子）往心学（阳明）发展的历程，实则上就是站在宋明理学发展的末端，试图解决理学与心学各自引发的困境并调和二者的历程。① 又如杜维明所论，刘宗周思想发展的特点无疑深受阳明与其后学影响，此影响当然比受朱熹的影响大，但刘宗周的理论向度基本上是要回到朱熹，刘宗周的整体思路发展并非顺着阳明的路子发展下来。因此虽然我们今天一致地评价刘宗周思想为心学一脉，且着重其与阳明的联系以及其对心学的改造，但实际上就其问题处理与理论建构的整体性而言，是包含着理学与心学发展，或更精准地说是朱熹与阳明学发展的总体响应。 [12]95而此学术使命就着刘宗周自身思想的成熟，就经典诠释层面来看，又与其对《大学》的诠释有深刻关联。
在讨论格物致知之内涵时，刘宗周十分明确的借着《大学》中本有的几个与“知”有关的概念，如“知止、知本、知至”等，作为解释的主要内涵，因此与《格致补传》相对应的，即是其“释格物致知”此章节中所选择的相关文献。由此可见，无论朱熹释格致的本义应为何，刘宗周本身已有很明确的且自认为是立基于《大学》本旨的诠解模式。
休闲农业就是在农业的领域进行田园景观、农业文化等方面与旅游业可以很好地联系，游客可以前来这样的休闲农业场所，可以体验农村人民的日常生活，但是在农民单薄的经济来源上做不到高级化，这就让旅游产业介入，不仅提供了资金，对开发商来说是很好的旅游场所，对于农村来说可以增加自身的收入，所以要对农业上进行更多的创新。
因此，在《大学古文参疑》的章句诠释中，刘宗周将《大学》在宋明理学发展所遇到的种种疑案，以及此些疑案之归结，即格致诠解的问题，透过以诚意为主体，贯串格致等《大学》中的其他概念为模式的义理结构处理之，为《大学》的诠释问题，提出了极具特色的诠释路径。虽然宗周对《大学古文参疑》的改本更动并不满意，但此次改本先就处理格致问题的架构检视，仍可见其明确的立场与操作方式。
重砂5的主要成分为云母类以及部分石英、长石等矿物，浮选富集云母样的X衍射分析结果表明，其矿物成分简单，主要为云母，其次含少量石英。其化学分析结果(表7)可以看出，铷主要在云母中得到富集。
（二）诚意为专义：两次改本的重心移动
在《大学》文本，一直有着不见格致一段解释的问题，就宋明理学发展而言，则就着对格致概念的重视，产生了概念发展与定义，与概念在理学家义理结构中不同位置的放置，而有的各种争议；处理朱熹的《格致补传》，与处理阳明的回归《大学》古本，基本上都在此论域范畴中。就前述已知刘宗周认为《大学》本身骨架与细节兼备，但同一文献最后，他还是指出了调整《大学》文序之可能性：
本章中分析的数据均为年度数据，为了消除数据量纲和异方差性，在实证中需要对部分数据取对数形式。对于数据选取过程中以百分比形式出现的变量(X2、X5、X6、X7、X8、X9)，不再取对数，其它变量均取对数后再放入模型。根据以上分析，建立以下线性回归模型：
大学虽是一篇文字，既可剖一而为六，则断不可不剖首段之一而为二，以厘正八目，八目只是一事，既可分“诚意”以下，遂段详明，则断不可不分“修身为本”以下为“格致之传”。[1]第二册，605-606
此时刘宗周受崔铣① 崔铣，明宪宗成化14年至明世宗嘉靖20年，与王阳明约略同时。关于崔铣《大学》改本之说明详见《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一书。 [14]190-194《大学》改本影响，主张《大学》不分经传而为六段文字，而之后其《大学古记》的第一次改本即为崔铣《大学》改本之修改，② 刘宗周此次的改本虽是依据崔铣的《大学》改本，但其是由高攀龙处所得，且崔铣之改本备受重视的因素也在于受到高攀龙的推崇。另外，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中认为与刘宗周此次改本有关的《大学古记约义》与《大学古记》均成书于52岁（崇祯2年）时，就今之考察，其二者成书有十年之间距，《大学古记约义》为先，于52岁时成书，《大学古记》的第一次正式改本则于62岁完成（如年谱62岁时纪载：“大学则从高先生古本次第而章句之。”）。 此改本将《大学》分出七段文字，首要处理的问题即上述将格致的解释在《大学》文本中标示出来。另外，此改本之时，虽已进入刘宗周的思想晚期，诚意说被受重视，但如释“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其云：
自欺云者，自欺本心之知也。本心之知，善必知好，恶必知恶，若不能好恶，即属自欺。此正是知不致处。毋自欺，则“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意斯诚矣。故欲诚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而其功归于慎独。独者，藏身之地，物之本也，于此慎之，则物格而知至矣。[1]第二册，592
刘宗周并非专挑出诚意之核心地位，而仍将格致、诚意、慎独连贯，提点出通过格致以诚意，即就《大学》言慎独的意义。因此在释“修身先正心”时，其会说“身”之“有所忿懥、恐惧、好乐、忧患”而导致的不得其正是因“皆从物不格、知不致、意不诚来。意不诚，则发而为喜、怒、哀、乐，无往而不陷于有所”[1]第二册，593。主要目标在显示出格物、致知、诚意的序列，但可见此序列将收摄于“诚意”之中的企图。
到了第二次改本，此时刘宗周又受石经《大学》③ 石经《大学》出现于明嘉靖43年（1564），传出后即流传于学者、公卿间，至万历13年，唐伯元还上书朝廷准颁石经《大学》列于学官取代朱子《大学》章句，可见其在明代的地位与影响。 [14]137-143影响，虽然明白石经《大学》为伪书的可能性极高，但面对着“古本、石本皆疑案也，程本、朱本、高本皆疑案也，而其为‘格致'之完与缺、疏格致之纷然异同，种种皆疑案也”[1]第二册，574。即各种《大学》版本出处疑案、改本（或古本）适当与否的疑案、是否缺格致传的疑案、是否补格致传的疑案等，均为疑而难解的困难，但刘宗周接着说明了其此时的想法，而云：
宗周读书至晚年，终不能释然于大学也。积众疑而参之，快手疾书，得正文一通，不敢辄为之解，听其自解自明，以存古文之万一，犹之乎疑也，而滋厖矣，因题之曰参疑。[1]第二册，574
因为酒店管理专业有着自身的特点，所以学生在对这一专业进行学习的过程中，不仅仅学习理论知识，更应该得到更多实际操作的机会。所以教师在对这一专业进行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对理论以及实践实现有机的结合，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使得学生的主动性以及积极性得到有效的调动，还可以使得学生对课堂的学习也实现积极主动的参与[2]。
刘宗周企图通过《大学》篇章的改本整理与扼要的章句诠解，进行整合的整体回应，但就其说明也可知，其自己对《大学古文参疑》的整理论述仍是不满意的，毕竟此次对《大学》文本更动幅度极大，而其根据的版本又有伪书的质疑，因此最后以“参疑”订名，而临终前，交代了此次改版应削之勿以示人。不过，我们现仍可就着没被削删的《大学古文参疑》，检视刘宗周于此次改本的企图。
就着此次改版的章节诠释与说明内涵看，极为明确的是，刘宗周标示出了“诚意为专义”，对照《大学古记》释诚意一段时强调的仍是格致、诚意、慎独概念的序列连结，在此刘宗周则言：
此章首喝“诚意”而不言在致其知，以诚意为专义也。致知为诚意而设，如中庸之明善为诚身而设。盖惟知本，斯知诚意之为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亦惟知止，斯知诚意之为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即诚即致，故曰专义也……“诚意”之说晦而千古之学脉荒。[1]第二册，578-579
在此同样先不涉及概念内涵分析，而就着框架已可发现，诚意成为刘宗周《大学》诠释的核心，因此为“知本”之所本者、为“知止”之所止处，为本为止，为源头根基亦为最终目标，又在释格物致知的部分，宗周解释言：“止之，即所本之地。知止，所以知本也。致此之知，是为致知；格此之物，是为格物。”[1]第二册，576可见此所本与所止的即源头根基即最终目标之一贯，而如何得以完成，即要透过格物与致知，且所致之知与所格之物亦同在于“此”而非外求之，因此，“‘格致、诚意'二而一，一而二”[1]第二册，580。且除了释格致与诚意的章节，在“释修身之先义”章，刘宗周有“止言修身在正其心，而更不言正心先诚其意者，正以见诚意之为专义也”[1]第二册，580之说，在“释齐家之先义”章中有“则修身为本，正是诚意为本也”[1]第二册，582之说，在“释治国之先义”章有“絜矩之道，即诚意推广之大道也。”[1]第二册，583之说，最后“释明明德于天下”一章，刘宗周以“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开头，释之曰：“承上章而言，释明明德于天下之义而归之诚意。忠信，即诚意之别名”[1]第二册，586。由各章节的章句诠解可知，刘宗周试图将《大学》中的各观点与概念与其所认定的核心范畴——诚意，做出连结，说明诚意之所以为专义的义理内涵。
总之，《大学古文参疑》作为最后的改本，在不甚满意且堪有割裂之虑的思考中，我们还是可以借着其内容，明确地呈现出刘宗周思想后期在《大学》诠释上的特殊之处：一方面，诚意成为《大学》诠释的主旨，极其清晰地展现于其中，另一方面，刘宗周还将《大学》中的几个与知有关的概念串联，如知本、知止、知至等，以解致知，① 关于刘宗周将知本、知止、知至几个《大学》文脉中本有的与“知”有关的概念与致知的连结，以及用以贯串诚意致知等范畴的论述，牟宗三于《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中有精彩评论，尤其对在此贯串下的“心意知物”关系的发挥上。而回到《大学》诠释面向上，牟宗三认为刘宗周执意在《大学》诠释的脉络中将良知说逐出，以良知回归孟子，认为良知非究竟义，为何不如将《大学》放下，重新理会孟子，则良知终究为究竟义实可透显。此评述可显示出牟宗三在个人哲学设准下，对其归结为“本体论地即体即用之一滚地说”或“归显于密”的宗周之学的不同意处，在操作上是藉阳明致良知教为基准对刘宗周的体系进行评价，其评论确实具有代表意义，且对着刘宗周的几处文本分析极为精彩，但在评述立场上，似乎又忽略了刘宗周自身哲学的基源问题关怀以及方法论意识的展现。然而本文在此仅先处理了刘宗周《大学》诠释方法论意识的几个基本问题，后续才能就此为基础，再深入《大学》诠释义理内涵做更进一步的探讨，因此关于牟宗三的相关评述与讨论，亦仅先进行以上说明，不再赘述。 [5]458-484进而贯串诚意，此亦为独特的操作，值得关注。
五、结论
以上种种问题，是就着以经典诠释为目标，经典诠释的方法论意识探究为思考，将此问题放置于刘宗周思想中的《大学》诠释上，所必须先处理的几个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显示出厘清刘宗周《大学》诠释的问题复杂性所在，藉由以上问题的探讨，首先我们可更清楚地理解何以刘汋与黄宗羲对刘宗周后期思想的评定以诚意为主轴，而诚意之成为主要关注范畴又是如何在刘宗周的思路历程中，逐渐从对阳明学的理解，以及《大学》与《中庸》文本的关系思考中，显现出来；其次则进入刘宗周《大学》诠释的几个重要文本，同样可以见出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另外更可发掘其最终在诠释《大学》时，包括诚意范畴的核心地位与“知本、知止、知至”几个概念的特殊使用等，将成为理解其《大学》诠释的重要脉络，亦透显出其《大学》诠释的方法论意识之操作。本文的各项厘析是就刘宗周《大学》诠释方法论意识研究的基础工程，然此基础的各个面向又均为不可忽视的，立基于此，才能就着刘宗周的《大学》诠释，进行理论内涵的深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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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undation of Liu Zongzhou's Interpretative Methods of The Great Learning in Light of the Basic Questions in The Great Learning
WANG Hanq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Huanggang,Hubei 438000,China)
[Abstract] The attention to Liu Zongzh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eat Learning is usually focused on“sincerity of the will.”However, how the text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sincerity gradually became Liu's central concern in the late period of his thoughts is what we have to clarify here while contemplating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eat Learning.To clarify this issue,we have to show the total sketch of Liu's interpretations of TThe Great Learning and highlight the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his interpretations by mea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understanding ofWang Yangmin's doctrin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and revis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al procedure of Liu's thoughts.
[Key Words ]Liu Zongzhou;The Great Learning;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2991（2019）02-0044-10
doi： 10.3969/j.issn.2096-2991.2019.02.007
［收稿日期］ 2019-01-25
［作者简介］ 王涵青（1978－），女，台湾高雄人，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宋明理学，明清儒学转型，中国哲学方法论。
［责任编辑 孙守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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