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兼论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世界历史论文,两个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不少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现代意义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从总体上来看还处于浅层次。我以为，要把对这方面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科学的世界历史观或全球历史观，必须首先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搞清楚：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之间是否存在着批判继承关系；第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否带有“西方中心论”倾向。
（一）
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形成、建构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对前人所遗留下来的有关思想材料批判继承的过程。我曾在有关论文中指出，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其中，作为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最高成果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的“批判与继承”过程中处于“头等”重要的地位。〔1〕当然，在马克思那里， 没有哪一本著作集中、系统地表述了他是如何具体地批判继承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但这种系统的批判与继承又的确内在地存在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整个学说体系不断全面辩证扬弃的过程中。
目前学术界有些人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范畴在其“指向性”上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指向人类总体历史，后者指向18世纪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在他们看来，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能否泛泛地说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来源。我认为，上述问题提出的前提是不可靠的。因为，问题的提出者在尚未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范畴时，就匆忙断定这两者的“指向性”是根本不同的。当然，从“问题学”的角度看，上述问题的提出并非毫无意义，它毕竟从反面向人们提示：搞清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范畴在其“指向性”上的关系，是正确考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间的批判与继承关系的重要逻辑前提。
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范畴有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为了研究的需要）。一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共同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2〕， 其含义就在于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又对“世界历史”的这层含义作了进一步的唯物史观的表述：“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 二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系统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直接的或间接的、纵向的或横向的）的总体。马克思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4〕当然，这一总体是一个特定的动态过程。 衡量这一总体发展程度的尺度是“每一个单独个人的解放的程度”。因为，“每一个单独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5〕。三是专指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 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发达的货币制度）、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6〕。 四是特指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产生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共产主义”，既是现时的历史运动，又是人类所追求的崇高目标。只有在消灭劳动异化和经济关系异化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7〕
马克思“世界历史”范畴这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是不可分割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四层含义构成了科学的“世界历史”范畴整体的规定性。如果把其中任何一种含义与其他三种含义割裂开来，那么，不仅这种含义本身会被扭曲，而且原本科学的“世界历史”范畴也将丧失其正确规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而分别从上述这四种不同的含义上使用“世界历史”范畴。不过，每当从其中的某种含义上使用“世界历史”范畴时，决不能在逻辑上忽略这种含义与其他三种含义的相互规定性，否则，当研究主体走入歧途时，还误以为沿着正确的思路行进。
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范畴也有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从“世界理性”是世界历史的本原和基础的意义上讲“世界历史”。如黑格尔说：“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发展……”〔8〕。 二是泛指人类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整体联系：不同的（或各具特点的）世界历史时代在其相继更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纵横联系“使我们达到全体的联系——达到以世界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概念”〔9〕。 三是专指“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历史（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黑格尔有时也把“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历史称之为“新世界”。在他看来，这个“新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种国家的体系和国家相互间的一种关系出现了”〔10〕。四是指历史的终极目的即个人自由全面实现的历史过程。黑格尔认为，历史终极目的实现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概念’的发展”，因此，个人自由实现的程度是衡量世界历史发展程度的标准。〔11〕
从以上笔者粗略的阐述中可以看到，在其方法论功能上，这两位思想家各自对“世界历史”范畴所作的规定有四个方面的近似点：都用“世界历史”来表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共同基础；都用“世界历史”来表示人类社会历史纵横联系的整体性及其发展过程；都用“世界历史”来表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都用“世界历史”来表示人类不断实现和追求的特定目标——自由和解放。
为了不致于使人们对笔者的上述比较产生误解，在这里有必要对这样两点加以说明。其一，上述方法论功能的近似之处，只能说明（在逻辑上）为什么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抑或说，只能在逻辑上断定这两者间存在着系统的批判与继承关系，而不能进一步说明这种特定的批判与继承关系本身。不过，确认上述之点，却是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考察这种特定的批判与继承关系的重要的逻辑环节。如若跳过这一环节，考察本身将会流于形式。其二，上述近似之点丝毫没有抹煞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之间所存在着的本质上的差别，即便上述近似之点的本身也包含着明显的差别，这应是不言而喻的。
（二）
目前学术界有不少人虽然也一般地承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直接、重要的思想来源，但由于缺乏对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系统的批判与继承关系作具体、深入的考察，故而产生了种种误解。例如，在他们看来，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西方中心论”，这就不能不影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建构，换言之，马克思在继承或吸取黑格尔学说中合理因素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受其“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从批判的历史角度上看，批判与继承是相互联系（相互规定）、相互渗透的。
马克思对黑格尔学说（包括世界历史理论）中合理因素继承的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他对黑格尔整个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从而也内在地包含着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的批判。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在他对青年黑格尔学派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德国中心论”的深刻剖析上。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批判的批判”者们的带有浓厚的“德国中心论”色彩的历史观，作了深刻的剖析。他先是把“批判的批判”者们有关“德国中心论”的观点摆了出来：“批判继续滔滔不绝地说：‘古往今来还没有一个民族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假如有一个能在精神上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民族，那末这只是那个能够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认识普遍颓废的原因的民族。’”〔12〕进而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如果批判的预言正确无误，那末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因为所有的欧洲文明民族——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现在都在批判‘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认识普遍颓废的原因’。最后，硬说‘批判’、‘认识’即精神的活动能提供精神的优势，其实只是一种词句上的同义反复；而踌躇满志地把自己摆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各民族匍匐于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的批判，正是通过这种漫画般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唯心主义，证明他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13〕可见，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的一个特定表现形态即“德国中心论”，在方法论上的剖析是极为深刻的。
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世界主义”已成为“西方中心论”的同义语。因此，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必然在逻辑上导致对“世界主义”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的一篇题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章所宣扬的“世界主义”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这篇文章使我们再一次认清，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德国人认为自己有着对“人的本质”王国的领导权，他们把“这个虚无缥缈的王国、‘人的本质’的王国同其他民族对立起来……他们在一切领域都把自己的幻想看成是他们对其他民族的活动所下的最高判决，因为他们到处都只能是观察者和监视者，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对全世界进行审判……这种傲慢的和无限的民族妄自尊大是同极卑贱的、商人的和小手工业者的活动相符合的。如果民族的狭隘性一般是令人厌恶的，那末在德国，这种狭隘性就更加令人作呕，因为在这里它同认为德国人超越民族狭隘性和一切现实利益之上的幻想结合在一起，反对那些公开承认自己的民族狭隘性和承认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民族。不过，在各国人民那里，现在只有资产者及其著作家中间才可以看到民族保守性”〔14〕。
以上笔者征引马克思从多种角度对“德国中心论”和“世界主义”的批判的论述，旨在说明两点：其一，马克思继承或吸取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合理因素，是不可能脱离开对“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形态的批判的。其二，由于青年黑格尔学派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欧洲中心论”的倾向或因素加以发挥和扩大化，因此，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学派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德国中心论”及“世界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在逻辑上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的批判。
二、从方法论和社会阶级基础的角度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必然拒斥“欧洲中心论”。
首先，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要求人们在考察世界历史时，必须立足于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因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这一事实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愈发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5〕从方法论上看，把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视为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基础，必然会在逻辑上拒斥“西方中心论”，反之亦然。因为，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是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基础这一点对各个民族和国家都是“非常平等”的。而唯心史观与“西方中心论”则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唯心史观在方法论上的确易导致“西方中心论”的倾向。例如，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虽然不能把他的世界历史理论简单地称为“西方中心论”，但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的确是明显的。因此，唯心史观在分析社会历史的演变时是立足于社会的表层如意识、种族、国家等等，而这就很容易（在方法论上）把某一或某些种族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优势”抽象化和绝对化。
其次，从覆盖面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立足于全球或整个人类，而“西方中心论”则立足于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这决不是单纯的量上即研究所涉及的民族国家多少的区别，而是整体的质上即是否真正立足于世界历史的整体及其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区别。换言之，说“欧洲中心论”立足于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并不是说它全然无视“中心”以外的民族和国家，而是说它否定或贬低其他民族和国家在不断变化着的世界历史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看成是“非历史”的，无视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先进民族和国家与落后民族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世界历史总体及其发展过程和趋势。笔者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立足于全球或整个人类，并非指它已将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状态包揽无遗，而是说它在方法论上确认了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它把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视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间的相互联系（直接的或间接的、纵向的或横向的）、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并能正确、全面地揭示世界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方向，把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真正地置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来考察。例如，马克思曾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16〕当马克思道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时，无需把当时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状况都“扫”一遍。目前学术界不少人正是不能正确把握划分“立足于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还是“立足于全球或世界历史”的标准，所以才断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并无根据地把这归之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消极影响）。这说明，他们对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规定性还缺乏认识。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对于马克思来说，对历史材料把握得越广泛、越丰富、越准确，也就越有利于他发展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但这与上述“划分标准”不是一回事。
再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旨就在于为人类的彻底解放指明道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两段有关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7〕；“各个个人的全面的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18〕。可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而“西方中心论”的主旨则在于把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扩大”为全人类的利益，以使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地区对这一或这些民族和地区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权威顶礼膜拜，从而为其服务，受其统治。“欧洲中心论”实质上是“放大化”了的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它以扭曲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不平衡发展规律。
最后，在确认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以其特定的方式参与世界历史演变发展过程的前提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并不否认某个或某些民族和国家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的一定时期内的领先或“中心”地位。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机器生产中心区”和“为中心区发展工业服务的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区”。〔19〕恩格斯也曾形象地说：“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20〕但是，这与“欧洲中心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依据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以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演变规律，来确定“中心”和“非中心”的，而“西方中心论”则是依据所谓种族的优劣、国力的强弱、战争的胜负等，来确定“中心”和“非中心”的。其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一定“中心”的形成是世界历史时代的整体作用的结果，而“欧洲中心论”则认为，“中心”是与生俱来的（或是其自身发展的产物）。其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中心”是随着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这里所讲的“发展变化”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心”本身的变化；二是“中心”的转移。因为“中心”是由世界历史时代的整体所规定的。而“欧洲中心论”认为西方世界的中心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其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中心”与“非中心”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离开这种相互作用就无所谓“中心”，而“西方中心论”则撇开这种相互作用，把“中心”及其作用绝对化或“超世界历史化”。其五，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说，确定“中心”也是对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及其演变规律作典型分析的需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多次说明，他们把当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心脏的英国确定为主要研究对象（指“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当然，马克思对英国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是与他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特有的生产国际关系和交往关系的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凡是研读过《资本论》的人，恐怕都不会否认这一点。而对“西方中心论”来说，确定“中心”则与“典型”分析是毫不“沾边”的。这一点应是不言自明的。由上可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体系的“中心”概念与“西方中心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目前学术界有的人为了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欧洲中心论”区别开来，断言前者不承认世界历史时代中有什么“中心”，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准确的，尽管其“用意”是良好的。
综上所述，搞清楚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以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西方中心论”之间的区别这两个问题，不仅为从整体上深化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奠定了逻辑基础，而且也将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批判各种类型的非科学的世界历史观提供方法论基础。
注释：
〔1〕参见拙文《论近代资产阶级的世界历史理论》， 载《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7期，商务印书馆，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7页。
〔3〕〔4〕〔5〕〔6〕〔7〕〔14〕〔15〕〔17〕〔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0～41、41、42、68、140、555、52、40、 42页。
〔8〕〔9〕〔10〕〔11〕黑格尔：《历史哲学》，114、113、 478、503页，三联书店，1956。
〔12〕〔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4、194～19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2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9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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