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对国际政治影响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10余年间，国际政治学的显著走势之一是拓宽了视野，把宗教作为影响国际政治的因素纳入研究领域。导致这一新趋向的动因有二：一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改变了波斯湾地区地缘政治的格局，作为一种战略回应，美国和西方开始重新审视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二是冷战结束后，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不复存在，宗教与民族主义成为争夺和维护权益的合法外衣，导致连续不断的地区冲突，成为影响国际政局的活跃因素。
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是个宽泛的前沿性课题，非一篇短文可以尽述。本文想表明两个意向：一是澄清事实，驳斥西方散布的伊斯兰威胁论；二是转换视角，从伊斯兰教三大层面评估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一、西方舆论误导：伊斯兰威胁论
过去的15年间，西方传媒突然对异质的伊斯兰教产生浓厚的兴趣，有关原教旨主义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形成一种近乎地毯式轰炸的舆论效应。这些舆论宣传反复提醒世界：西方正受到原教旨主义扩张的威胁。
事实果真如此吗？
西方关于原教旨主义主要有三种舆论。一是盛行于80年代初的“连锁反应论”。声称当今的伊斯兰世界危机四伏（诸如信仰危机、政治合法性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经济困顿、社会混乱等等），凡伊斯兰教驻足之地皆是原教旨主义的温床沃土，皆可能发生动乱，而“霍梅尼现象”只是席卷全球的伊斯兰狂潮的一个信号〔1〕。 二是不久后出台的“伊斯兰威胁论”。这一耸人听闻的舆论强调，原教旨主义的崛起是对西方安全的巨大威胁，西方应当保持高度警惕，“防患于未然”。三是更加离谱的“文明冲突论”。它转换一个切入角度，预设了一些假想之敌，企图证明未来的国际冲突不再是因为国际行为主体争权夺利所引起，而是根源于人类文明固有的差异性。自不待言，文明冲突论同样把异质的伊斯兰文明连同“东亚的儒教文明”“定格”在排拒西方文明的“被告”席位上。〔2〕
上述舆论的共同特点是夸大事实、混淆视听。为此需要把西方说成是“弱者”，而把原教旨主义摆在“强者”位置上。“易位”意在国际舆论中取得法理道义上的优势，可是这样一来人们也就容易看穿其虚伪性。人们不必一定要赞同原教旨主义，但却不能不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是西方无端地受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因而需要“自卫”，还是伊斯兰世界受到西方强权政治的威胁因而引起原教旨主义的抗议？答案是明明白白的。
显然，伊斯兰威胁论的用意是在谴责原教旨主义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把伊斯兰世界一切无视西方强权政治的力量都打入“另册”，视为反西方势力。当然，如果不问缘由而只看表象，伊斯兰威胁论也确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主要是：
第一，80年代以来，在对西方至关重要的伊斯兰新月地带出现了一系列的“异常现象”。阿以冲突、两伊战争、海湾战争、波黑战争、黎巴嫩教派冲突、塔吉克内乱、阿富汗内战、库尔德民族运动等热点问题使这一地区不得安宁。疲于应付混乱局势的西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精力，感到力不从心。
第二，原教旨主义力量的崛起使中东的政治格局发生相应的变化。中东出现了伊朗、阿富汗、苏丹三个奉行原教旨主义路线的国家，一些亲西方的伊斯兰国家在原教旨主义的困扰下陷于混乱，西方担心中东和平进程会受到逆反冲击。
第三，国际暴力恐怖活动有恃无恐。近年来，极端伊斯兰组织出于对西方的报复，在纽约、巴黎、波恩、罗马、日内瓦、布鲁塞尔等西方大城市制造了多起爆炸、暗杀恐怖事件，使西方感到不安。
第四，原教旨主义力量出现了联合的趋势。1993年各国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于苏丹召开了“阿拉伯伊斯兰人民大会”，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成为显示实力的一次“誓师大会”。
为了遏制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势头，近年来西方也确实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一是北约组织新近调整了防卫战略，把防范原教旨主义扩张列入制止地区冲突的战略范围。二是美国国务院有史以来首次成立了专门研究伊斯兰问题的机构，开展跟踪研究，为政府提供调研报告和对策建议。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与俄罗斯情报机构联手合作，共同对付原教旨主义。三是在投资战略上，世界银行和西方跨国公司已把是否能有效地遏制原教旨主义势力作为评估伊斯兰国家投资环境的重要依据。
伊斯兰威胁论是西方从“最坏情况”出发提出的防范战略构想。它不是从实际力量对比分析形势而是把整个伊斯兰世界假想为潜在的反西方力量，因而水分很大。实际情况是：1.当今的“伊斯兰世界”是从共同宗教信仰角度对世界所作的一种切割区分，它早已不再是统一的政经实体，且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其中有许多是亲西方的国家，真正在政治上对抗西方的只限于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少数国家。而且，这些国家之间也有矛盾，甚至发生过战争，如两伊战争。2.从地理和人力资源上看，伊斯兰世界确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迄今世界穆斯林人口高达10亿之巨，分布在亚非欧大陆75个国家中，其中有51个号称全民奉教的伊斯兰国家。但宗教信仰认同与政治认同无涉，现代民族国家是以维护共同的民族利益为宗旨，泛伊斯兰主义缺乏共同利益的驱动，没有真正成为联合反对西方的旗帜。3.作为伊斯兰世界躯干的中东地区，在石油能源上确有抗拒西方的实力，过去也曾以“石油武器”同西方较量过，但现已时过境迁。自从原苏联退出中东政治舞台后，美国实际上已成为主宰中东政治的霸主，确立了无可争议的地位。〔3〕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伊斯兰威胁论的意义在于为西方提供了一种“居安思危”意识，如同近年来冒出的“中国威胁论”一样，是在冷战后时代美国和西方求之不得的一种思想武器。
二、意识形态层面：排拒西方政治制度
原教旨主义之所以引起美国和西方的“特别关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原教旨主义排拒西方的政治道路。西方对原教旨主义的忧虑，主要是出自政治考虑。早在冷战时代，原教旨主义就是一支独立不羁的力量，霍梅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呼唤为此作了最贴切的脚注。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转入攻势，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公开亮明旗帜与之对抗的，当首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一异常现象是由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特性所决定，它也是观察伊斯兰教与当代国际政治不应忽视的一个层面。
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西方称为基要主义）是西方学术界首先采用的一个词语概念，用来指称当今世界所特有的一种宗教社会现象。西方学术界选择这一词语是以价值判断为前提，特指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宗教意识形态。作为伊斯兰教信仰的一种形态，原教旨主义的突出特征是坚持伊斯兰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并把这种宗教—政治信念付诸行动。在精神价值层面，宗教信仰的本质特征是高扬宗教价值的“超越性”，因而必然要与一切非宗教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可见，原教旨主义排拒西方实际上只是宗教价值超越性的一种体现。这种价值冲突亦存在于西方世界，西方的基督教神学也曾积极干预现实世界，只是近代以来基督教转向政教分离，满足于在精神领域“救人灵魂”，才与政治无涉。伊斯兰教则不同，它从真主统一性出发，否认物质与精神、神圣与世俗、宗教与政治的二元对立，提倡一种绝对服从“主命”（真主的意志）的观点。“认主独一”的宗教信念在意识形态层面不仅要排拒西方，而且首先要排拒伊斯兰国家的世俗政权。公正地说，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在政治思想上都有排拒西方的倾向，这是长期的殖民统治留给伊斯兰国家的一份文化遗产。区别在于：民族主义思想源自西方，在价值观上同西方不乏某些共同之处，而原教旨主义源自宗教文化，在价值观上同西方格格不入。因而，西方宁愿与民族主义者而不愿同伊斯兰主义者打交道。反之，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软弱的民族主义不足以战胜西方，唯有自强不息的伊斯兰精神才能为穆斯林民族带来光明和希望。
原教旨主义在政治上反对西方。在意识形态层面，原教旨主义针对伊斯兰国家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提出了“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的主张，其永恒主题是：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净化信仰、消除腐败。它把一切现实的问题都化作信仰问题，笃信“宗教兴则民族兴”的理念，主张以复兴信仰来解决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
所谓原教旨主义在政治上排拒西方，是指它以宗教意识形态来抵制西方意识形态。这种抵制根源于原教旨主义宗教观念，集中表现在对二战后兴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否定。针对当今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化倾向，原教旨主义者提出了“重建”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方案，企图改变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方向。政治道路选择是个时代话题。原教旨主义这一主张非自今日始，而是自伊斯兰世界第一个实行世俗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土耳其建立后原教旨主义派别的一贯主张。所以，原教旨主义是对世俗主义、民族主义的一种反动。原教旨主义国家观是以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思想为基础，本质上是一种宗教神学的现代诠释。它企图重建的是一个教权至上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原教旨主义国家观可归纳为“四论”。为了行文方便，简述如下：
一是真主主权论。这是从伊斯兰教基本信条（“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中抽引出的一项原则。意即真主既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主宰者，当然也是国家唯一的主权者。因此，一切无视真主“绝对主权”的国家政权都是“非法政权”。
二是先知权威论。这是从“圣训”中抽引出的一项原则。意指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是真主在人世间的“代治者”，其生前的言行即“圣训”对后世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凡违反圣训、悖逆伊斯兰传统的国家政权都是非法政权。
三是代行主权论。这是从传统伊斯兰政治思想中得出的结论。意即国家本身并无主权，但国家作为真主意志的执行者，有权“代行”原本属于真主的政治、法律主权。也就是说，国家有限的主权仅仅是为了履行对真主的义务。
四是政治协商论。这是从伊斯兰法理中得出的结论。按此原则，国家政体可以灵活多样，但都必须实行政治协商制度，由民选的政治协商机构推举国家元首，决定国家大事，以充分体现“伊斯兰民主”。〔4〕
原教旨主义国家观是为了夺取政权、取代现行伊斯兰国家政治制度的工具。过去的10余年间，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世界各地勃然兴起，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颇为流行的社会舆论，已对部分亲西方的伊斯兰国家构成巨大压力，这也是西方不敢小视原教旨主义的原由之一。
原教旨主义以国家和社会“伊斯兰化”为基本策略，企图以和平过渡或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原教旨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在伊斯兰世界产生广泛的效应，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精神文化角度看，下述原因不容忽视。一是民族主义先天不足。战后在伊斯兰世界居主导地位、包括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内的各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皆是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形成的一种“政治民族主义”，而作为民族认同基础的“文化民族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较之被视为“舶来品”的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具有更广泛的凝聚力和更高的权威。伊斯兰教作为反帝的旗帜，同样经历过民族独立运动的洗礼，而作为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它在价值层面上要高于民族主义。因为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真主的权威是不容怀疑的，民族主义企图融合但未能包容和取代伊斯兰教。民族主义的脆弱性，使伊斯兰教在特殊的情况下完全可能成为一种替代性的价值选择。二是民族主义过于重物质而轻精神。民族认同的基础是维护和满足共同的民族利益，这一基础容易因为功利主义目标的暂时实现而受到削弱，只有不断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才能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分为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而利益分配最容易导致冲突。伊斯兰国家在社会分配问题上的贫富两极分化，使民族主义的信誉受到巨大损害。相反，宗教价值认同属于精神认同，其价值准则主要是在信仰者的内心世界实现的，无需以物质利益的满足为前提。三是民族主义缺乏传统力量的支持。对超验真主的信仰是以厚重的伊斯兰文化传统为依托，以宗教制度和历史传统为保障，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对民族主义的信仰则不仅需要理论开拓、政治制度的保证，而且需要战后创建的现代民族国家以良好的施政记录来证明。战后阿拉伯国家在四次中东战争中的惨败，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挫折，使民族主义大伤元气。如果说“易帜”是民心所向的标志，那么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兴起以及泛伊斯兰主义的抬头，在客观效果上都有改变旗号、贬损民族主义的效应。
简言之，以宗教意识形态来贬损、抵制和取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导致伊斯兰国家政治动荡的内因之一，由此决定了它与国际政治主要是中东政治的关联性。
三、传统文化层面：排拒西方价值观
近代以来，西方经常以其“强势文化”作为殖民扩张的工具，而处于弱势的东方被压迫民族也以自己的本土文化为武器与之抗争，由此形成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范式。东方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和抵制，是独立的民族意识觉醒的一种体现，由此形成的排拒西方的文化情结一直延续到今天。过去的10余年间，在伊斯兰世界，不仅在宗教意识形态上显示出排拒西方的倾向，在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念上也展现出疏离西方的走向。在原教旨主义著述中，这一倾向从反思近代东西方关系史，定位在对西方发展道路的断然拒绝。
发展观的重新定向以反思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迷失为主题。〔5 〕不仅原教旨主义排拒西方的发展模式，海湾地区温和的伊斯兰国家也坚持走独立自主的“伊斯兰发展道路”〔6〕。 后者的目的在于通过“价值转化”吸纳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经济管理经验，以振兴民族经济，而前者则以复兴传统为依据，全面排拒西方。
原教旨主义排拒西方的发展观，其现实根源是对伊斯兰国家（如巴列维统治时期的伊朗）盲目引进西方发展模式的强烈不满，转化为对世俗化、西方化的强烈批判。原教旨主义的基本命题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和世俗化，伊斯兰教不反对现代化，而主张在弘扬伊斯兰文化传统基础上实现现代化。
原教旨主义以四方面理由来排拒西方化和世俗化。一是世俗化不符合伊斯兰文化传统。西方的现代化是以世俗化为前提，而世俗化必然要把一种外来的西方社会伦理强加于东方穆斯林社会，从而导致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异化。二是西方化即殖民地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殖民文化”，接受西方价值观势必使伊斯兰国家丧失政治独立，成为西方的附庸，而按照西方模式调整传统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是变相地使伊斯兰国家殖民地化。三是世俗化使教育迷失方向。认为伊斯兰国家世俗化必然导致教育体制的混乱：一方面是源自西方的现代世俗教育，另一方面则是立足于本土文化的传统宗教教育；前者推崇科学理性和物质文化，而后者则重视人文精神和宗教文化。四是世俗化导致政治危机。认为西方化、世俗化必然导致政治领导层的结构调整，随着传统政治精英的解体，亲西方的世俗化的政治精英逐渐掌握了国家的政经实权。但新兴政治精英脱离民众、没有根基，势必导致政治危机。
原教旨主义排拒西方、回归传统的价值取向，根源于西方影响的不断增强。而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后果，则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价值的失落，这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一种现象。由于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发展中的伊斯兰国家将面临着愈益沉重的来自西方的压力，由此而引起的价值冲突也将愈益凸显。故此，原教旨主义对西方价值观的回应，可以作为观察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的一个窗口。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关于这一复杂现象，可以从多层面予以解释，这里主要从宗教价值层面予以分析。首先，原教旨主义排拒西方价值观固然是从诸如伊朗的“白色革命”、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的挫折中引出的教训，但全面否定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结论则是从对传统宗教价值的认定中得出的。从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上看，原教旨主义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内向的运动。原教旨主义者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得出结论：伊斯兰文明远远高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是一个自足的包容一切的体系，凭借自身的资源，它完全能够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回应时代的挑战。只要原教旨主义不改变这一内向的态度，它同西方价值观便永远处于对立之中。这正是西方忧虑的原因之一。
其次，从宗教价值观的特征看，它永远无法填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宗教价值观根源于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欲求向往，宗教价值所追求的真善美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它实际上是一种难以企及的高远目标。它的正面价值在于批判现实、否定现实中的假丑恶现象，而欲改变现实，它本身又无能为力。问题的症结在于：欲改变不完美的现实，还得靠弘扬人类的主体意识，而宗教的负面价值恰恰在于否定人的主体性。原教旨主义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全盘西化”，而它留给自身的活动空间相对狭小，只能靠传统价值的转化来开创未来。
第三，从人类历史长河看，人类文明是互补的，伊斯兰文明正是吸纳多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创造的一种文明方式。一般认为，近代兴起的西方文明的强势在于“工具理性”，而传统的东方文明的优势在于“价值理性”，它们功能不同，本应是互补的关系。原教旨主义排拒西方价值观的主要理由是担心传统宗教价值的失落，担心宗教道德沦丧失衡。然而，原教旨主义所珍重的宗教价值、宗教道德也是一种历史范畴中的现象，而并非游离于人类经验史以外的东西。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包括宗教价值观在内的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和新价值观的兴起都是不可避免的。科学态度是顺应历史潮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在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基础上面向现实，开创未来。
四、社会群体层面：组建政治反对派
近10余年间，以政治反对派面目出现的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极其活跃，成为伊斯兰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据有关调查资料，仅活跃于阿拉伯国家有影响的原教旨主义组织就多达上百个。〔7 〕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应当从社会群体层面研究伊斯兰教与政治反对派的关系。
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本属伊斯兰国家的内部事务。只因其影响波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加之西方国家的介入，才闹得沸沸扬扬，被看作一种“国际政治现象”。实际上如同在前两个层面一样，在社会群体层面，原教旨主义派别并非以反西方为根本宗旨。只是因为原教旨主义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具有潜在的反西方倾向，后来才被惯于寻找“对立面”的西方视为异己力量。
从伊斯兰教历史看，求本溯源、复归传统的思想倾向，可以说是古已有之，未曾中断。但作为具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现代观念的宗教派别组织，原教旨主义是本世纪所特有的一种现象。作为对社会危机的一种回应，原教旨主义是介于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新传统派”。当代最早的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当推始建于1928年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其后陆续兴起的组织包括各国的兄弟会组织、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促进会、印尼的马斯友美组织等。什叶派原教旨主义产生较晚，大部分是在伊朗革命后兴起的。
纵观原教旨主义初生、发展的历程，可以引起一些有益的思考。从其初始形态看，二战前各国的原教旨主义力量都是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进程中与民族主义同时兴起的群众组织。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原教旨主义并非主力军，它们同各国的民族主义力量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合作，而西方从未把原教旨主义力量放在眼里、认真对待。二战以后，随着民族独立目标的临近，伊斯兰国家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宗教组织政党化，战前各国的原教旨主义组织纷纷升格为宗教政党，并制定明确的政治纲领，企图夺取政权，它们同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也正式决裂，成为宗教政治反对派。战后从50年代到70年代，伊斯兰世界居主导地位的是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取得国家政权的各国民族主义力量，原教旨主义者未曾在一国掌权。政治上的失落使各国的原教旨主义力量把全部的不满情绪发泄在执政党政府头上。从此，在野的原教旨主义派别同本国政府的矛盾和斗争，成为战后伊斯兰国家政治生活的显著特色。对这种现象西方可以说是熟视无睹，直到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西方才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认真思考原教旨主义对西方的政治含义。所以，如果说原教旨主义构成一种“威胁”，那么首先受其威胁的并非西方，而是伊斯兰国家。至于对西方的所谓“威胁”，只有承认“强权即公理”的逻辑才能成立，而那样人们所讲的就是强权政治的话语了。
这里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两个问题是：究竟是何种生存环境导致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兴起？伊斯兰国家缘何会出现宗教政治反对派？关于前一个问题，我国学者已作过不少研究，这里不再重复已有的结论。而关于后一个问题，似乎仍有深层探究之必要。
宗教政治反对派的兴起，可以从历史、理论、现实三个层面予以解释：
（一）从历史传统上看，伊斯兰教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政教合一、族教混同、两世兼重的宗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伊斯兰教把虔诚信仰真主的精神需求与追求物质利益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彼此互为依托、相辅相成。久而久之，在人们的观念中，以信靠真主来实现现实目的成为固定不变的思维方式，中世纪和近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就是最雄辩的证据。此外，传统的知识结构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伊斯兰教的认知方式是内向的非理性的认知方式，作为认知基础的首先是超验的、不证自明的天启知识（《古兰经》），其次是源自宗教文化传统的传述知识（“圣训”），而作为次要知识渊源、含有理性因素的推论知识（宗教法学）只得到有限的承认。这一认知方式决定了当穆斯林社会出现危机时，往往以传统的方式，从伊斯兰教内部作出回应，包括成立诸如“真主党”之类的宗教组织。
（二）从宗教理论上看，传统的伊斯兰政治理论（哈里发学说）虽然也从宗教角度肯定封建王权的合法性，但它在一个根本点上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君权神授”之说。它在肯定王权的同时，从宗教法理上捍卫了真主主权的超越性，王权只是在符合“主命”的意义上才是合法的。这意味着，对不合主命的“非法政权”不仅可以推翻，而且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应尽的义务。当代的原教旨主义者正是根据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学说，组建“伊斯兰革命党”，形成政治反对派的。
（三）从现实层面看，宗教政治反对派的兴起同伊斯兰国家政治制度不健全、民主生活不充分有直接的关系。最典型的实例是革命前的伊朗。巴列维国王一方面大力推行以“白色革命”为标志的现代化改革方案，而另一方面经济与社会改革所要求的政治环境并不具备。在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人民，长期生活在高压之下，缺乏起码的民主权利。而且随着各阶层人民不满情绪的不断高涨，国王下令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合法的表达民意的渠道被堵塞，人们只好通过宗教活动来宣泄不满情绪，于是清真寺成为政治反对派活动的中心，宗教领袖成为人民意志的代言人，传统的宗教思想成为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思想武器，而伊斯兰政治反对派最终成为巴列维王朝的掘墓人。
注释：
〔1〕约翰·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复兴之呐喊》导论部分，纽约，1983年版。
〔 2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载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
〔3〕参见李荣、李绍先：《冷战后伊斯兰势力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2期。
〔4〕约翰·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复兴之呐喊》，第115～119页。
〔5〕参见约翰·埃斯波西托：《伊斯兰教与发展》，纽约， 1980年版。
〔6〕参见胡尔希德·阿赫默德：《伊斯兰经济学研究》， 伦敦，1982年版。
〔7〕海拉尔·迪克米坚：《革命中的伊斯兰》附录部分， 纽约，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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