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能力来源及其生成机制——基于浙商“低学历高效率”创业现象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企业家论文,浙商论文,学历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浙江低“人口素质”与高经济实力的反差
浙商已经成为全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平均每万人有市场主体476户，远远高于全国263户的平均水平，居全国第二。其中每万人个体户数为361户，比全国197户的平均水平高83.2%，位居全国第一。浙江私营企业占全国比重为8.2%，每万人在册私营企业数为82户，是全国平均水平（38户）的2.2倍，在各省区中排名第一①。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行榜，是目前国内权威的民营企业综合实力排名，浙商已经连续11年领跑全国。2006年浙商以203家名列榜首，一个省所占比例为全国的40.6%，而浙江私营企业占全国比重只有8.2%。按人口平均，浙江省每万人拥有全国民企500强的比例是全国平均的10倍以上。而这一数据尚未包括上海复星等浙商在外省创办的500强企业。
与浙商的经济实力相比，浙江的“人口素质”与经济地位并不匹配。浙江人均受教育程度、成年人的识字率等指标在国内都位于后列。每万人口中高校毕业生、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等人才比例在国内各省市中位居中下游，与其经济位次相比，反差很大（表1）。
浙商的平均学历亦明显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根据表2显示，以高中为界，浙商低学历段（含文盲、小学、初中、普高和职高）四级学历的比例均高于全国私营企业主，而高学历段（含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浙商的四级学历均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浙商总数的11.6%，而同口径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7.2%，高学历段浙商比全国平均低了1/3左右。其时浙江私营经济主要指标已经排名全国前列。
2003年的调查显示浙商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占28.95%，比1998年和1994年分别提高了9.55%和17.35%，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减少了2.35%。浙商学历的逐年稳步提高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在全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提高的背景下，九十年代后期创业者出现年龄下降和学历提高的趋势；其二则是企业家学习成为潮流，针对企业家的继续教育和在职进修培训在政府和社会的推动下蓬勃发展，使得浙商的学历水平提升较快。如以原始学历作为参照依据，此项数据将会相应降低。
因此，浙商的草根性非常鲜明。以首届风云浙商评选(2004)的10位资深贡献奖为例：冯根生、沈爱琴、宗庆后、邱继宝、施继兴、南存辉、徐文荣、徐冠巨、鲁冠球、楼忠福等10位当选人，属于浙商群体中创业最早资历最深影响最大的一批。以原始学历论，这10位资深浙商中只有一位国企出身的施继兴具有大学学历，其中农民出身的7位，初中及以下学历的8位（其中小学2位），白手起家的9位。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创业的第一代浙商，往往因为处于较低社会层级生存压力大而机会成本低，需要支付的身份转换的社会成本亦低，他们的潜在企业家能力更容易激活。
上述对比产生了本文的核心悖论：为什么自然资源供给不足，专业技术人员较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浙江人反而成为最富活力的创富先锋？学者们普遍认为：浙江经济的活力来自于浙江人力资本供给的质量十分突出，也就是浙商的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富集。但这里的悖论是：创造浙江奇迹的浙商人力资本，却是文化程度较低，受教育较少的人群。那么浙商的受教育程度与人力资本绩效度量以及经济竞争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微观层面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的教育水平及工作经验对收入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普遍认为劳动力质量的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存在正向线性关系②。卢卡斯的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根据大量“巴罗”式的增长回归分析提供的证据③，入学率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人均GDP每年增长1到3个百分点；而国民教育年限增加1年，也将导致经济增长提速1个百分点（陈秀山 张若2006）。
二、企业家禀赋与学历教育的弱联系
但是，上述传统观点无法解释“低教育程度与高创业活动”这一浙商悖论。
熊彼特、柯兹纳等人认为企业家能力全部来自先天禀赋。企业家与艺术家、科学家等一样，是一种特定的职业，“需要特定的自然禀赋”。马歇尔认为企业家是“具有特殊天才的人”，正是他们的作为使企业与其他组织不一样。而舒尔茨则明确提出了“异质性”概念，指出“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的异质性对企业有决定性的意义。凡是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异质型人力资本(Idiosyncratic Human Capital)，而其他人力资本则是同质型(Coessential Human Capital)人力资本。而企业家正是拥有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异质型人力资本所有者④。
企业家作为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主体，表现在企业家素质、能力的定义、内涵与其他人力资本相比的差异性。
通过检索数十篇相关论文，对涉及的80种（某些表述近似或重复）企业家能力或素质指标进行了合并归纳，并将企业家能力或素质指标大致概括为7种类型：①创新能力；②决策管理能力，主要包括计划、分析、策划、决策、战略管理能力；③组织指挥能力，主要包括组织、控制、指挥领导、投资经营、营销能力；④沟通协调能力，主要包括协调、谈判、竞争合作、人际交往、信息沟通能力；⑤人事管理能力，主要包括用人、激励、评价、关心爱护下级能力；⑥专业技术能力，主要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⑦基本能力，主要包括记忆、适应、表达、预见、学习、自控、心理承受、想象、洞察、判断、自信、问题解决、实干等能力⑤。
根据简易的分类统计，在上述五十余项关于企业家能力和素质的表述中，约七成以上的选项与自然人的个性相关，包括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而与学历高低无关或关联度不高，仅有第六大类“专业技术能力”与学校教育直接相关。说明企业家禀赋（能力）与学历教育（学校编码知识的教育）之间的弱关联度。而浙商的企业家能力的生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特殊禀赋形态，二是他们特殊的学习机制。
三、浙商特殊禀赋的生成
企业家的特殊禀赋可以分为生理天赋和理念行为习惯两个层面。通常地说，前者集中表现为智商，后者可以表述为财商。
从生理天赋即智商上说，浙商并不存在优势。因为在两个足够大的人口群体之间，人口结构特征基本趋同。比如浙江和广西，常住人口总量接近，其总人口中特定人群的数量，比如智商处于某一区间的人群数量应该差不多。但不同区域人群的财商，包括理念认识和行为习惯在内的社会价值观，会呈现较大的差异性。财商主要是个体的财富观和相应的商业行为方式，外化为一个文化区域内社会价值观的一部分，主要受到特定地域人文传统和经济历史活动的影响。
我们经常说“温州人头发都是空心的”，温州人“天生会做生意”。“温州人”这样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之所以呈现这样一个共同的特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对于商机的敏锐，具备机会感知的信息收集和决策机制；二是敢于行动，并以“行易知难”的知行观快捷执行，弥补生产要素的不足乃至错误决策的损失。前者是对稀缺性的判断；后者则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以“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麦克莱兰(D.C.Mcclelland)发现，从根本上影响个人绩效的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是智商、技能或经验，而是诸如“成就动机”、“人际理解”、“团队影响力”等一些可被称为资质的东西。而主动与否是预测绩效的众多胜任特征(Competency)中的关键因素。
而敢于行动正是浙商的突出禀赋，也是企业家区别于其他专业人士的主要特征。中国有一句俗语“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明了企业家决策和专业人士决策的理性差异。一般而言，企业家决策具有非理性倾向，其理性程度显著低于专业人士。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受教育和专业知识的多寡，编码知识较少和理性信息不足的浙商更敢于挑战不确定性。
一般认为不确定性是不可知的、无法度量的，不确定性导致的结果事前无法预期。而企业家就是“镶嵌于”(Lock-in)不确定性之中，通过对不确定的把握获得一种不确定性剩余。
企业家决策属于“概率性事件”，也就是说决策过程就是对不确定性的把握能力和风险的承受能力。浙商创业是在资源匮乏前提下的机会识别和实现过程。在创业初期，除了企业家资源禀赋，企业家往往一无所有。浙商对风险的偏好与厌恶程度与常人不同，与中国其他省市的企业经营者相比，浙商的商机捕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均更为突出⑥。
特别是创业初期的浙商，其决策风格呈现出“彩票现象”即小数定律——“高估极小概率，而低估中高概率”。购买彩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场景——在购买者认知模式中，丰厚回报所产生的诱惑急剧放大，从而夸大了几乎不可能的事件。这一非理性的创业特征在大多数第一代浙商的创业史中都可以找到。⑦
这种风险偏好和决策特征是浙商大面积生成的逻辑前提，而浙江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环境又为之创造了社会土壤。因为浙江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水平，生存压力大而进入工商业的机会成本低；其次，浙江民间拥有深厚的“艺商”传统（费孝通1986），包括各类手工艺活动在内的地方性知识在民间的代际传承并没有因为社会变革而中断，创业的机会较多而且门槛较低；同时浙江地域性文化价值观里的重商主义倾向认为，经商创业与致仕为宦一样是人生的选择，以及舆论对自主创业的激励和失败的宽容。而上述这些因素均为企业家能力的构成要件，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路径，促进了大批浙商潜在企业家禀赋的外化、显化和固化。
四、基于非编码知识偏好的浙商创业学习机制
浙商创业知识的生成和储存包括先天和后天两方面，一是先天性知识的生成和传承；二是后天性知识的搜索与流动。前者属于默会知识，天生就会；后者则具有低成本特点，易于生成、流动和传播。浙商的社会资本存量积聚丰厚，而且社会资本筹集成本较低，得益于地方性知识和产业集群这两大供给源。
国内外企业发展史均表明，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是其创业机会的主要来源。企业家的关系网络是信息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企业家们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关系维持的社会网络可以增加商业机会。而机会感知是创业过程的核心要素，企业家感知的创业机会往往以特定产业与工作背景为依托⑧。
产业集群是浙江经济的特色，浙商与产业集群互为因果关系。因为集群企业之间的协同关系，使得集群内企业获得知识更加容易。集群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形成知识的“乘数效应”，能大大加快集群内知识的孵化和创新，同时，由于集群内企业知识溢出效应的外部性，使得整个系统的知识总量不断增加，因而更具有知识比较优势。知识的流动、溢出和共享，提高了集群内浙商的学习效率和质量，降低了创业的社会总成本，提高了创业成功率。
浙江嵊州市拥有全球最大的领带产销基地，区域内拥有各类领带企业近2000家，从业人员5万人。而在数千领带企业业主中，存在千丝万缕的“五缘关系”（血缘地缘亲缘业缘行缘），领带企业主的“辈份关系”十分清晰。
以五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商业关系，对企业家能力的滋生具有很大的催化作用。这种“分蘖式”的企业主生成机制具有明显的社会先导性。产业网络往往按照社会网络的指向而延伸，也就是说，市场主体（企业主）生成在先，产业主体（企业）的诞生在后。
嵊州领带产业集群网络组织当中包括了许多以不同强度构建起来的企业谱系。这些谱系既是产业集群的内部产业网络，又是以社会网络维系起来的。其中以佳友谱系最为典型（表3），从中可看到嵊州领带产业是在怎样的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相互作用下发展壮大的。
佳友领带有限公司是嵊州第一家领带企业，它就是嵊州领带企业的“黄埔军校”，培育了一代又一代领带企业家。如梦天娇董事长曾是佳友第一任总经理，巴贝董事长也曾是佳友的第三任总经理。嵊州许多领带企业都曾经在“佳友”担任管理人员、销售人员或技术人员，经过“佳友”的“培训”，他们掌握了创业办领带厂的经验和销售渠道之后，就从“佳友”跳槽出来独闯天下。
表3 嵊州领带企业的“佳友系”一级衍生图
（第三行指的是衍生企业创办人在佳友的原职位）
这些从佳友脱离出来的企业事实上继续发挥着“培训”的功能，许多骨干“羽翼丰满”以后，也从这些企业出来独立创办领带企业，如此经过几代的衍化，形成庞大的佳友谱系。以上谱系示意图仅列出了一级谱系的较有名的企业，如将所有谱系企业列入其中，将会十分庞杂，估计起码会占到嵊州领带企业的三分之一以上⑨。
在浙江，产业集群与社会资本的空间分布呈现较大相关性，产业集群密集的地方创业者社会资本总量也较高，前者的经济属性与后者的人文属性存在线性关系，呈现“双网络共振效应”。因此，在产业集群内部或者同一文化区域，为浙商提供了匹配度很高的特定知识体系和学习机制。这些知识形态主要表现为非编码知识，比如工商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祖传手艺，商业习俗，生意经，共同的产业选择等。这些知识的流动和共享不但弥补了他们受教育偏低的不足，而且符合他们信息吸收的偏好，因而学习收益很高。传说的永康人天生就会做五金，义乌人生来就会做生意⑩，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地方性知识，即默会知识，属于“无字学习”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路径，最后表现为浙商的学习能力及其信息转化能力很强。
五、小结
浙商的特殊禀赋和特殊的学习机制，对非编码信息的偏好和创业知识的易流动性优势，与创业者人格兼容性强，而且契入的时空匹配好，因此其效率很高。创业教育不同于一般的学历教育，创业知识的生成与传播亦与其他编码知识不同。发现浙商的这一特点，对提高创业创新效率和持续提升企业家能力有较大启示和现实意义。
但是，以“低学历高效率”为特征的浙商模式在短缺经济和市场经济早期特别有效，在市场竞争进入到体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浙商开始遭遇困难和挑战，其先发优势和先天优势开始削弱，这一点在2008年开始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因此我们需要在保持浙商既有优势的基础上，对浙商的学习机制和竞争模式进行有机更新，植入新元素。在决策理性（有限理性）、社会资本和产业集群双网络的信息流动共享与更新保护（自主创新），以及对知本等新的异质性竞争要素的重新配置组合以激发持续竞争力等方面巩固和提升浙商的新优势。
注释：
①浙江省工商局：《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报告》内部资料2007年。
②陈秀山、张若：《异质型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差距中的贡献研究》，《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3期。
③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丁栋虹：《制度变迁中企业家成长模式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1页。
⑤Baumol,W.J.1990:"Entrepreneurship:Productive,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 (5)等。
⑥⑦杨轶清：《浙商制造——草根版MBA》，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⑧杨俊、张玉利：《基于企业家资源禀赋的创业行为过程分析》，《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年第2期。
⑨姚向军：《集群的力量》，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版，第89～99页。
⑩陈立旭：《区域文化与经济发展——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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