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小娟[1]2004年在《西方圣经文学批评史略》文中研究说明西方圣经文学批评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完善的学科，并积累下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其中许多成果对我们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国内学界至今知之不多。本文意在简要勾勒西方圣经文学批评史的轮廓，为学术界提供一个深入研究的线索。 全文分绪言、正文、结语叁部分。 绪言部分首先介绍了西方对圣经文学批评的重视，接下来回顾了国内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进而确定了本文论题的意义和研究的着力点。最后，对圣经文学批评等概念进行了说明。 正文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勾勒和评介圣经文学批评史的不同发展阶段。 第一部分，“西方圣经文学批评的开端——18世纪中期以前”。这一时期是圣经文学批评的萌芽期，文学的方法主要体现在语汇、语法、风格、作者、写作年代等的考察上，批评成果散见于神学等其他研究着作中。在这一时期末，诗歌研究方面出现了卓越的批评家洛斯，提出影响深远的平行体理论。 第二部分，“历史批评的繁荣——18世纪中期—20世纪中期”。历史批评是圣经文学批评中发展得最为充分、成就最大的方法。这一部分以来源批评、形式批评、编修批评这叁种最具代表性、时间上前后承接的方法为线索，分为叁节进行梳理。每一节都介绍了相应的批评方法的主要特点、基本研究方法、重要的批评成果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对圣经文本形成历史的考察，研究的终极指向往往是宗教历史和神学。此外，这一部分还介绍了以摩尔顿为代表的一支文学批评的细流。 第叁部分，“杂语的时代——20世纪中期以后”。介绍20世纪中期以后，各种新兴文学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圣经批评的情况。这一时期的总体特点是，没有主流，多种方法并存，实践中倾向于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由于多数方法都尚未充分展开，因而这部分内容主要是理论与方法的简单介绍和研究状况的总括性描述，很少有代表性研究者及其着作的专门介绍。文章分六个小节，分别是:结构主义批评、叙事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及其它一些方法。 第四部分，“圣经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西方这类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更好地理解受圣经影响的文学。，本文对这类批评的梳理分两条线索进行:一是综合研究的成果;二是研究圣经影响具体作家作品的成果，其中主要介绍圣经与莎士比亚关系的研究成果。 结语部分总结了笔者对西方圣经文学批评史的总体印象，指出了不断变化的圣经文学批评对开掘圣经的生命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再次强调了研究西方文学批评对国内学术界的重要意义。
许丽青[2]2010年在《钱钟书与英国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题名为“钱钟书与英国文学”,主要还是一种“钱钟书研究”,并且区别于以往国内“钱钟书研究”的模式,试图在英国文学的背景和参照下对钱钟书的创作、学术和文人精神做一种新的相对全面一些的考察。钱钟书是40年代中国文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也是兼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位名家,其创作和学术成就早在上个世纪就引起学界的重视。钱钟书的创作、学术都呈现出一种中西学的兼收并蓄,原因在于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学者家庭,国学上亦有家学渊源；正是幼年的文学熏陶,使得他具备了更为敏感的文学感悟力和更为包容的接纳心态。林译小说所激起的兴趣,让钱钟书选择了英国文学作为自己在清华和牛津的专修学业,这六年的修习对于钱钟书的创作和学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钱钟书作为一个英国文学专业出身的学者角度而言,他与英国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研究他的创作与学术是不能撇开英国文学和西方其他国别文学的。本文分为七个部分,即序论、正文一至四章、结语和附录。各部分之间互相关联照应,但也各具体系性和自足性。本文篇章安排和各章主要内容大致如下：序论部分,一方面是对本论题相关研究成果和问题的综述,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对选题角度和方法论上的阐述。英国文学,对于钱钟书而言是一种可能的影响,更是一种有效的参照背景。本文第一章,有意将钱钟书的人生经历中有关英国文学研习的一段独立成章,目的即在于从钱钟书这段时间与英国文学的实际深入接触中去勘察他对英国文学的接收、消化和转化。此部分主要结合他所修习的相关课程、撰写的相关论文进行阐述。第二章,主要是针对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与英国文学的相关作品进行的一种比照分析。这部分涉及到的英国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钱钟书已有接触和阅读的,有一部分作品还是他深入细致分析过的。本章中的中英文学比照分析,主要从作品设置的空间格局、中心人物的群体特性、喜剧精神、对话艺术与修辞潜能五个层面展开。钱钟书在很多文学问题上常能找到一条贯通中西的通道,所以,第叁节则尝试对中英文学两种外源之于钱钟书的关系试做一种打通式的理解。第叁章主要探讨的是钱钟书的文学批评与英国文学批评的关系,他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对英国文学理论的一种更为直接的借鉴和参照关系。钱钟书一直很关注西方学界动态,对英国文学理论也有引介和评述,并且在实际的学术批评中也有借鉴英国文学理论,这主要以诗歌理论为主,又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20世纪I.A.瑞恰慈、T.S.艾略特的诗学理论为重点。第四章则跳开文学与学术文本层面的考察,回到钱钟书的现实人生,对他的文人精神做一种中英参照式的审视。首先是对中英文人精神传统的一种考察,其次的个案比较分析中主要选择了钱钟书关注比较多且与他个性气质比较接近的两位现代英国作家：A.L.赫胥黎和T.S.艾略特。
庞希云[3]2006年在《“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文中研究说明处于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之下的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尤其是中西古典小说，有着许多根本性的差异。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差异?古典小说与宗教文化心理密切的交互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的角度，去解读中西古典小说差异性与同一性内在因素的可能。西方传统文化心理以基督教精神为核心。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则以儒释道思想为主宰。西方人关注的是灵魂，中国人关注的是人心；西方人祈求的是神的救赎，中国人注重的是现世的自悟；西方人叩问的是个人的心灵，中国人则在现世社会中去寻求和谐。“人心自悟”体现了中国儒释道文化中依靠自我力量获得超越的鲜明特征。它既是中国人自我修养的行为与方式，也是自我升华的一个过程、自我超越的一个途径。“灵魂拯救”体现的是西方文化中在神的关照之下实现个人完善的特征。它是西方人寻求解脱、追求永恒的心理行为方式，是个人灵魂得救的过程与途径。“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两者各自皆分别长期积淀于东西方人的心灵深处，持续对人类精神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各自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些文化心理的差异，也深刻地影响着作家不同的创作思维和创作倾向。受“人心自悟”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以正史之补，以经世致用、益于世道人心为宗旨摆脱“小道”的卑下地位；另一方面，也融入“澡雪精神”、陶冶性情的审美理想。至明清，这一文学关注世道人心与追求人心超然的创作倾向融合互补，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统摄了善与美的文学追求，注重社会人格与自然人格的理想融合，注重人与天地自然、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和谐追求，仁义忠孝与空灵无常、因果轮回一起共同构成了小说所寻求的善与美的境界。与中国古代小说关注世道人心不一样，西方小说更关注个体灵魂的净化与超越以及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它承继了西方文学忏悔意识与哲学思辨的传统，深重的罪感与虔诚的忏悔以及深刻的灵魂思辨与剖析，构筑了西方小说独特的感染力。处于“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不同文化心理制导之下的中西古典小说，有着双方共同关注的表现对象，共同的精神内核及共同的文学追求，也有着不同的创作心态和接受心理，有着各自独特的表现方式，不同的关注重点及相异的价值指向，双方既有各自文化所带来的优秀的传统，也有各自的局限性。由此而言，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文学，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不可磨灭的永久性价值，自然也有其不合理的甚至腐朽的部分；反过来，西方基督教文化及其体系之下的文学也如此。因而我们希望中国文化与文学可以融合西方文化与文学的精华，却不应以西方文化与文学来否定或归化中国的文化与文学。
张翠翠[4]2016年在《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时期,清政府渐开教禁,天主教各派修会纷至沓来。此一时期,天主教依旧秉持文字传教的传统,各修会出版机构的发展壮大使汉语写作书目于此一时期得以大量涌现。书籍作为文字的载体,不仅忠实记录创作者的思想,更可折射社会环境变化对其冲击与影响。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的宏观把握与个案研究,尽可能展现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对于明清之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的继承与发展。因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包含有再版明清之际、晚清新创两种书目,故而文章实际涉及两条主线。第一章中笔者首先略论学界对于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的研究现状。第二章对于晚清再版明清之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再版书目的版本比较。此章笔者择取《教要序论》为版本比较之例,借以分析出版机构及其修订人员在书目再版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通过不同版本中内容差异略窥晚清社会环境变化对再版书目内容的冲击与影响。第叁章、第四章就晚清新创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而言,笔者在对其内容分类及简介的同时以针对晚清天主教传教士为受众群体之汉语写作书目为考察对象略论晚清与明末清初不同时代天主教传教士的语言学习倾向。最后总结通过以上两条主线的设置,展示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及其在晚清全新社会环境中的变迁与调适,突出此一时期汉语写作书目在史学或宗教学等主题上的特殊意义。
王冬梅[5]2016年在《百年中国的英国文学史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中国大陆的英国文学史为研究对象,考察从民国时期到当前近百年间英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哪些变迁?和西方的英国文学史书写有何不同?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体现了哪些特征?等等。论文运用文学史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从文学观念、文学史观、文学史书写体例和文学史经典建构四个方面讨论了英国文学史在国内的发展历程,最后选取了不同时期的四个个案,来进一步说明以上讨论的问题。除绪论和结语,论文主体部分共分5章。绪论部分简略地介绍了英国文学史在中国书写的学科背景,英国文学史在中国的发展概况,研究现状,写作目的,写作思路等。第一章从文学观念的角度讨论英国文学史的书写问题,说明文学观念是如何影响和决定着文学史家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并对比了西方的几部英国文学史来说明中国的英国文学史在文学观念上的书写特色和所受影响。近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是西方传入的纯文学观,纯文学观念对国人影响极大,国内的大部分英国文学史都坚持纯文学观念,收入的是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泛文学观念影响下文学史把历史、哲学、书信、日记、箴言、小册子都纳入文学史料的范围内。后理论时代的大文学观念对国内英国文学史书写最大的影响就是收入了原来的亚文学类属的文本,妇女文学、地区文学、族裔文学、通俗文学进入文学史,而跨学科性质的文学史在国内并未出现。第二章从文学史观的角度讨论了英国文学史书写问题,并分为二个主要的时期,即民国时期以进化论为主导的文学史书写和建国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主导的文学史书写。无论是进化论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文学史观在进入中国后,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本着改变落后,争取富强的目的,被变形处理。以进化论为指导的英国文学史书写强调文学与国民性的关系,以开民智,启民力为目的,旨在改变中国国民素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文学史观最初一度变成阶级论的文学史观,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被打上阶级的烙印。进入新时期后,文学史的书写则强调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作家生平,作品的思想内容,也适当强调作品的艺术特征。最后一节针对英国文学史书写中的史观问题提出了以人性论为指导的文学史书写问题。第叁章首先从文学史的书写体例角度讨论了英国文学史书写中的分期和撰写体例问题,对比了西方的几部英国文学史,找出异同并阐明了原因。在分期上,国人倾向于大杂烩式的分期模式,即政治朝代+世纪+文艺思潮等混合体模式。在撰写体例上,受传统史书书写的影响,作家纪传体模式盛行,其次便是分类合编体。而评论体和辞典体则凤毛麟角,应用极少。第二节针对国内分期问题提出了以文学思潮、文学传播方式为依据的分期模式,针对撰写体例问题提出了以编年体、故事体为模式的撰写方式。第四章从文学史经典建构的角度讨论了百年来中国的英国文学史经典演变过程和中国文学传统对经典建构的影响问题。发现中国的英国文学史经典是一步步中国化的过程,是历史、现实、文化和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经典的选择、经典作家的评价和经典作品的阐释上都有异于英国本土的文学史。第五章选取了中国不同时期四个比较独特的英国文学史书写案例来进一步说明以上问题,以期从中窥见出百年来英国文学史在中国(大陆)书写历程和变迁问题。民国时期国人所着的第一部英国文学通史—王靖版《英国文学史》在观念和方法明显带有中国传统的印记；80年代中期杨周翰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在观念和方法上则体现出突破极左路线,尝试新的书写方法；新世纪王佐良版五卷本和常耀信版《英国文学通史》则是新时期跟进时代潮流,独具特色的代表之作。最后结论得出百年来中国(大陆)的英国文学史书写既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社会现实的制约,并吸收西方的思想和观念,是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西方与东方共同作用的产物,并最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李伟昉[6]2004年在《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将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加以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富于挑战性的课题。所以这样说，基于叁个原因：(1) 受以往既定的政治标准和阅读思维定式的影响，国内对产生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哥特小说这样一个曾经深刻影响过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黑色小说”流派，在译介和研究上显得非常滞后，国内读者对其还十分陌生。从国外方面看，20世纪80年代前，哥特小说的研究明显不足，且评价不高。80年代后，西方对哥特小说的研究出现日趋高涨的热潮。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英国哥特小说都是一个值得充分重视并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2) 在中国小说史上，六朝志怪小说是研究得最为不够的领域，突出表现在把六朝志怪小说作为小说文本，立足于文学性、艺术性等方面开掘的深广度还远远不够。尤其是，以往对六朝志怪小说的研究多为封闭式的孤立研究，即在民族文学内部来研究，缺乏比较文学视阈下的世界性眼光，很少从世界的范围内以世界性眼光来看待它的具有世界性的重要价值和意义。(3) 将两者加以比较研究，以彰显它们共同的审美特性及其各自的独特性与价值，从而实现由浅层次的异同比较进入到深层次的文化探源，这还是一次新尝试。 笔者所以选择这个论题，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作为同属于鬼怪小说的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都在各自民族的文学史中居于边缘地位，曾经长时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但却都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它们共同的遭遇中是否蕴涵着某种相同或相似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它们中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共性的魅力?笔者尝试着把它们纳入比较文学视野互为参照，相互印证，以彰显它们共同的审美特性及其各自的独特性与价值，从而既实现由浅层次的异同比较进入到深层次的跨文化探源，又在某种理想的层面上，寻求一些创作通则和小说之为艺术殊途同归的真谛。 本课题主要运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附以阐释学、接受美学、叙事学等理论，本着跨异质文化平等对话与沟通互补的立场和原则，通过对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的比较，突出其各自的文学特色，显露、阐扬其各自的文学传统及其存在价值，进而探寻它们作为鬼怪小说所共有的审美本质与基本规律。本课题强调可比性、突出异质性、彰显对话性。在研究中，以小说构成的几个要素(如情节、主题、人物、叙事)来结构、贯串本文，突出问题意识，以问题带动比较研究。 本文的创新性突出体现在四个方面:(l)从比较的角度，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英国哥特小说的思想价值、艺术成就及其在西方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对几部最具代表性的哥特小说作了细致的分析，填补了国内英国哥特小说研究无专着的空白。(2)首次较为全面、细密地考察了六朝志怪小说作为小说文本的文学成就与长期被遮蔽的艺术魅力，并将其与英国哥特小说互为参照，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单一的封闭的研究思维模式，推动了它在深广两方面的发展。 (3)首次促成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的比较研究在世界文学整体系统中展开，促进并加强了这两种具有明显异质性的小说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补，使原来彼此隔离的两个世界成为融合的世界。(4)首次清理了两种小说怪诞与恐怖的表现形态，并深入探讨了怪诞与恐怖的理论内涵及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意义。 绪论部分主要考察了处于比较两极的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各自的研究现状及其研究价值，并详细阐明了比较研究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的思路、方法、目的及其意义。 正文由七章组成。 第一章“背景论”:通过对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生成背景的考察，旨在揭示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学历史传统，是更好地认识、把握本文后面各章所呈现出的它们之间异质性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为显出其生成过程中所面临的类似的历史境遇，以及因这种历史境遇的类似所带来的创作思维上的某些共性审美特征。 第二、叁章“情节论”:分别从情节的怪诞与恐怖两大表现形态入手，比较英国哥特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的异同，认为在情节上，志怪小说于怪诞中显温情，令人流连往返;哥特小说则于怪诞中见恐怖，让人毛骨惊然。而且恐怖是哥特小说的主导性特征;志怪小说多是开始颇让人有些恐怖，但随后演绎出来的故事却不都是恐怖的，而是别有洞天，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此基础上阐明其怪诞与恐怖的理论内涵及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并对两者所表现出来的重大差异进行详细的文化分析。 第四章“主题论”:具体探讨因果报应、爱情、复仇叁大主题在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中的异同表现及其生成原因。两者均通过因果报应主题，来彰显鲜明的道德伦理观念与善恶是非的评价，充满了惩恶扬善的思想精神，但志怪小说的因果报应主题与儒家等思想传统与佛教观念息息相连;而哥特小说的因果报应主题则与基督教思想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而且，前者多集中于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故而显得内容狭窄，简单明了，缺乏启迪人心、引人回味的厚重感和思想哲理上的阅读魅力:而后者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则具有相当的超越性，它除了?
尚晋蓉[7]2017年在《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初,我国学界涌现出了一股文艺思潮研究的热潮,而其中以“思潮”视角论述中国古代文艺史的专着尤其值得重视,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即是当中较有价值的一部作品。该书借用了西方的思潮理论来梳理中国叁千多年文艺思潮的历史,作者立足于“民族性”,探讨思潮背后的哲学、宗教、地域文化、时代风习等因素,将理论批评同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并运用中西比较研究的方法,展示了我国文艺发展史上独特的精神内蕴。朱维之作为一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的研究专家,其早年在文艺思潮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独到贡献值得关注。本论文从《史略》的成书背景、逻辑建构、理论特色、内容阐发、时代意义和局限等方面展开研究,总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将根据学界的研究动态,尝试回溯到《史略》原初生发语境中,考察朱维之当时的时代环境、学术经历、撰写缘由等,带着问题意识去勘探其思潮研究赖以萌动与展开的动因;第二章主要对《史略》的逻辑建构和理论特色进行整体分析,以展现朱维之在当时“思潮”研究热中的独特性;第叁章是对《史略》涉猎的主要内容的历史还原,通过详细地文本分析来呈现朱维之的文艺思潮观;第四章则是对《史略》问世之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接受史意义上的考量,首先对其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局限进行探讨,其次对《史略》及其后来的增订版作比较研究,最后余论部分是审视由“思潮史”延伸出来的“思想史”研究路径,探寻其中的学术继承性,以期为今后的学科发展提供一些启示意义。
苏艳[8]2009年在《回望失落的精神家园：神话—原型视阈中的文学翻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译界在对“文化转向”和“解构范式”的反思之后,提出了回归本体、回归语言的呼吁,对于文学翻译研究而言,还要回归文学性。在这种回归的过程中,本研究将视角投向了语言和文学的本源——神话,试图将神话-原型理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通过回归本源、结构、共性和整体,在解构主义范式走入困境之后,为译学研究提供的一种新的建构策略。本研究是一项多学科的理论建构,有助于恢复译界对语言和文学的神性起源的崇拜,认识到差异中的共性和分裂中的秩序;通过关注文学翻译中的诗意性和身体感受,在目前过分张扬理性的译学传统和语境下,凸显文学翻译中的无意识成分,尤其对具有神话-原型特质的隐喻性文学作品的翻译批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文主要遵循学源追溯—合理性论证—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翻译批评方法建构—典型译作评析的研究思路,形成由远及近、由理论向实践转化和落实的研究路径。神话和原型因其内在的紧密联系常常被相提并论,神话是原型的语言载体,原型是神话故事中稳定性成分的凝结,许多对原型的认识本身就是神话研究的成果。由于是将译界一直较少关注的神话.原型理论嫁接到文学翻译研究的初步探索,文章第一章对神话和原型的研究史做了一番简要的回顾与梳理,为后续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理论铺垫。除了回顾已有学术成果的要点之外,本章也初步总结了翻译界目前与神话-原型理论相关的一些隐性研究,作为后文理论建构的基础和参照。在理清相关学源之后,第二章从哲学、语言、文学和文化四个方面为将神话-原型理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合理性论证。本章首先肯定了卡西尔通过引入神话思维重新确立了人文学科及其认识论基础的学术贡献;其次,阐述了弗莱关于语言的起源和演化与神话有着割舍不断的牵连的思想;再次,重申了弗莱的观点,即文学是置换变形的神话,文学创作是原型的置换变形;最后,强调神话是一种文化模式,认为这使得神话-原型理论的引入与当前译学研究的文化大潮相契合。在论证了引入神话-原型理论的合理性之后,文章的第叁、四、五章探讨了文学翻译研究中的叁个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文学翻译的可译性、文学翻译的本质及译者的精神结构。关于这些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以神话-原型理论为新的观照视阈和理论依据重新阐释这些问题,其中可译性试图回答文学翻译以何存在的问题,本质研究回答文学翻译如何存在的问题,而译者的精神结构回答文学翻译因何存在的问题。这一部分也是本研究力争在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中有所突破的地方。第叁章在论述文学作品的可译性时,依据原型的稳定性特征,在弗莱对原型具体形态描述的基础上,将原型具体化为主题、结构、意象和语言四个文学作品要素。研究认为,1)初级关怀神话为文学作品的主题提供了可译性;2)结构主义关于民间故事叙事形态及其叙事语法的研究为文学作品深层叙事结构的可译性提供了依据;3)隐喻性文学作品最深层的原型意象体系使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作品回归共同的本源,并使同一文化语境下的作品之间跨越时空而组合为一个依据一定传统前后延续的整体;4)本章还以本雅明的“纯语言”、弗洛姆的“象征语言”和利明的“神话语言”作为文学语言的理论原型,对文学语言的可译性展开了论证。就翻译的本质而言,第四章遵循从起源考察事物本质的思路,基于文学是神话或隐喻思维的产物以及翻译语言转换的普遍本质,尝试将文学翻译的本质界定为一种创造诗性隐喻的艺术。本章具体从词源考证、更新创造、求同存异、部分提取、身体在场和生存体验六个方面对文学翻译和诗性隐喻做了类比研究,突出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多义性、体验性和生存本体论意义。这些都是隐喻本质属性的表现,也保留了原始隐喻(神话)思维的痕迹。在引入神话-原型视阈之后,第五章从集体无意识、社会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叁个层面论述了译者的精神结构。研究认为,具备神话-原型特质的文学作品指向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深处,这些作品的翻译因此成为一个民族重要的精神诊疗手段。由于神话内在的文化和政治功用,文学翻译成为压制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塑造社会记忆和书写国家神话的符号行为。本章借鉴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以及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重新阐释了归化和异化的策略选择,认为归化翻译体现了一个民族集体的精神自恋,是一种逃避自由的虚假认同,而异化翻译释放了原本在译入语文化中被压制的无意识成分,以“异化的语言”来对抗语言的异化,是译者对原本充满爱欲的拥抱,达到了主客体同一的隐喻式体验状态。将个人无意识理论引入之后,本章拓宽了翻译的概念内涵,并发现了文学翻译与精神诊疗之间的相似性。翻译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翻译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中介,在探讨了基本理论问题之后,第六章将弗莱提出的文学的“后视”批评法引入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获得了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层次意识、文类意识和互文意识。层次的意识就是从语言符号、多层意义、文本结构和原型模式四个层面展开对译作的评价,强调把前后相继的水平换喻式文本结构解读为向纵深挺进的垂直隐喻式结构。文类意识在文学翻译批评中具有基础地位,不仅为译者提供了书面表达的规范,也为翻译批评者提供了“期待视域”,是其接受和批评译作的起点,并且文类的差异、混杂和界定要素对于文学翻译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的翻译批评都立足于文本的空间维度,引入原型因素后增加了时间维度,产生了翻译批评的互文视角,其中,译本链、文学传统和文化语境在文学翻译批评的互文意识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七章按照第六章建构起来的文学翻译批评的“后视”法,选取两部具有神话-原型特质的隐喻性文学作品的译本予以评价,包括艾略特的诗歌《荒原》的多个中译本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的余国藩英文全译本。评价过程有意识地贯穿了层次意识、文类意识和互文意识,试图通过对具体译作的评析,证明本文提出的翻译批评体系具有一定的实践转化能力。总之,本研究是将神话-原型理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的初步探索,在吸取结构主义强调共性与解构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互文意识等合理性成分的同时也有意识地避免了其中的一些弊端,因此本研究既能与当前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大潮合流,又能纠正文化范式对文学翻译本体的偏离,使文学翻译研究向着文学性回归。与此同时,本研究展现了当代文化与古老文化传统之间的承继关系,凸显了翻译过程中的无意识层面,强调了文学翻译批评的层次意识。作为一次跨学科理论建构的尝试,本研究期待能有助于译界对文学翻译的新认识。
佟大群[9]2010年在《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文中提出清代文献辨伪学是一个学术性和思想性兼具的课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尚未有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笔者有感于此选作该题,勉力为之。本文主要讨论以下五方面内容：(1)探讨了有关辨伪学、文献辨伪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并对二十世纪初年迄今,文献辨伪研究的状况进行回顾。同时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理论方法等进行了简要说明。(2)回顾了清以前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历史及其成就。文献辨伪学发端于先秦,形成于两汉,复经隋唐、宋明数百年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清人的文献辨伪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分析了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动力和环境问题。文献辨伪学的存在和发展同所处时代和社会息息相关。清代的文献辨伪学能够继续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是清代学术和社会对其提出的内在要求和它们所给予的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4)分清初、清中期和清后期叁个阶段,系统考察清人文献辨伪研究的状况。笔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顾炎武以降数十名学者的文献辨伪成就进行个案分析,还专设“图书”辨伪、《古文尚书》辨伪、《周礼》辨伪、《竹书纪年》辨伪等专题,此外还对《总目提要》的辨伪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研究。(5)最后总结了清人文献辨伪学研究的学科体系、辨伪学成就和清代文献辨伪研究的现代启示等。本文对清代文献辨伪学、中国学术史及社会现实均不无意义,其主要创新点可概括如下：(1)首次明确规定文献辨伪学的学科体系,确立文献辨伪学研究的理论框架。现代的文献辨伪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如混淆文献辨伪与考订文献作者及其成书年代的关系、混淆文献真伪考辨和史料真伪甄别的关系、仅仅视文献辨伪为文献整理的方法、往往阉割文献辨伪的思想性意义,等等。这突出反映了文献辨伪学理论研究中的阙失,因此亟需对其进行完善。笔者所为,是对既有理论框架的突破,是对文献辨伪学史的重写。(2)全面清理清以前文献辨伪发展的历史,为考量清代文献辨伪成就提供合理的参照标准。清人的文献辨伪研究渊源有自,因此全面把握清以前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历史,是正确认识清代学者文献辨伪研究状况、准确把握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程度、合理定位清代文献辨伪学学术成就的基础和关键。在这一点上,学界目前还作得不够。(3)系统考察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动因和外部环境,这是以往学界多忽视的问题。笔者将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归纳为守卫圣经圣道、处理遗留问题等七个方面。同时也综合考察了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探讨了文献辨伪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出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深刻社会背景和原因。学界目前对文献辨伪学发展动因和环境关注的不足与对文献辨伪认识的片面之间有着因果关系。(4)整体把握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定位清代文献辨伪研究的学术地位。就阶段性特征而言,清初文献辨伪气势磅礴,清中期精益求精,清后期则能推陈出新,叁者各具特色,鼎足而立。清代辨伪学家,初步统计有213人,考辨文献涉及783种。从文献辨伪学通史的角度,其巅峰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以往学界对清代文献辨伪学特征和学术地位的认识不清,且多有妄论,笔者的结论,不无意义。(5)全面分析清人文献辨伪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思想观念。在辨伪方法问题上,参照前代,笔者认为清人少有发明；一些学者动辄十几种、数十种的罗列办法,也非允当。在辨伪思想方面,笔者特别强调了清人文献辨伪的思想性因素,特别是对维护经学正统、治学以经世的问题阐发颇多。已有成果中多将文献辨伪视为文献整理的方法、或无视其思想性意义,笔者以为不妥。(6)驳正对清代学者文献辨伪学成就的不恰当定位。笔者通过重点考察和宏观描述相结合的方式,以重要学者的深入分析支撑起宏观描述,以宏观描述的广泛开展给个别学者的学术定位以合理的参照系统。通过这样的方式驳正了已有研究成果中对个别学者过高估计或贬抑太过的问题,前者如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等,后者如毛奇龄等。(7)订正清代史料中的记载及其解读中的错误。如《阎若璩年谱》、乾隆本《古文尚书疏证》中记载的阎若璩东归过灵璧的时间；朱彝尊等关于万斯大《周官辨非》考条数量的记载等,都是清代史料记载中的错误。如林庆彰等所谓黄宗羲在“十六字心传”问题上态度有“重大转变”问题；如司马朝军的《辨伪书目》中误收67种文献,却漏掉224种文献的问题；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中考辨伪书的确切数目等,都是对清代史料的错误解读。诸如此类问题,笔者多有订正。
刘永文[10]2004年在《晚清报刊小说研究》文中提出晚清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剧烈动荡、深刻变化的时代。晚清文学，无论是文学格局、文学观念，还是文学创作的形式内容及文学的传播方式，都出现了迥异于往古的变化。在这其中，“小说”的兴盛应是晚清文学的一大特色，以至于1906年就有人惊叹：“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寅半生)。从以往视小说为“小道”到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从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到小说创作的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晚清小说形成了中国小说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也因此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重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阿英《晚清小说史》以降，许多研究者都参预了晚清小说的研究工作，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晚清小说不同于以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多数作品都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包括许多长篇小说也多是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再出版单行本的。当时，不仅文学杂志、特别是专业小说杂志刊载小说，日报和其他类型的报纸也发表小说。因此，研究晚清小说，必须注意晚清小说与报刊之间的关系及其作为“报刊小说”的特点，而首要的任务就应该是全面考察这些“报刊小说”的情况。在这方面，日本学者樽本照雄以严谨求实态度所编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被学界认为是目前有关晚清小说最详尽的目录，但正如他所言，外国学者做小说目录整理所面对的难题主要是资料的缺乏，因此他的目录所用的大都是第二手资料，而且对大量“日报”刊载的小说也未加以着录，因而实际上是不完全的。五年前开始做有关晚清报刊小说的硕士学位论文时，我的导师就指示我要首先从搜罗第一手资料做起。于是从读硕士到读博士，在漫长的研究生学习期间内，除了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我的大部分时间就都消磨在上海的几个图书馆里了。通过几年的努力，我查阅了上海各图书馆所藏1872年至1911年的全部期刊，共查出106种期刊登载小说计1065种(短篇小说也以一种计)，完成了《晚清期刊小说目录》；另外，我还查阅了上海各图书馆所藏1912年以前的日报，检索了全部有关缩微胶卷，查出有47种日报开辟了小说专栏，共发表小说1456种，从而基本上完成了《晚清日报小说目录》。总计这两个目录对樽本照雄《目录》着录的晚清小说补充了1000余种。在做晚清报刊小说的调查时，我不仅有机会阅读了大量小说，也关心报刊上小说理论文章以及小说广告、销售、反响等有关问题，收集了大量资料，从而对晚清“报刊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各方面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本论文就是在以上考察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全文除“导论”和“余论”外，共分八章。“导论”回顾了百年来海内外对晚清小说研究的历史，介绍了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资料考察情况，并对本文的内容和一些特点加以说明。第一章多方面地讨论了晚清报刊小说兴盛的原因。第二章介绍晚清“期刊”刊载小说的情况。第叁章是有关晚清“日报”刊载小说的考察，其中重点介绍了《时报》、《神州日报》、《申报》发表小说的情况。第四章介绍“画报”刊载小说的情况。第五章研究研究报刊小说的传播，对晚清小说如何通过报刊这一新的媒体得到广泛传播的情况加以介绍。第六章介绍晚清报刊小说的分类和有关内容。第七章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分析晚清报刊小说。第八章再从其他一些方面分析晚清小说因通过报刊传播所形成的一些特点。最后的“余论”则对如何深入研究晚清小说提出了一些看法。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晚清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进行了比较全面和集中的考察和研究，除了资料建设意义外，也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希望本文能有益于晚清小说研究的深入发展。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将《晚清期刊小说目录》、《晚清日报小说目录》、《晚清报刊所登广告》、《晚清登载小说的报刊》、《晚清以小说命名的出版社(表)))作为附录载于文后，实际上这也应该是本文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西方圣经文学批评史略[D]. 程小娟. 河南大学. 2004
[2]. 钱钟书与英国文学[D]. 许丽青. 复旦大学. 2010
[3]. “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D]. 庞希云. 上海师范大学. 2006
[4]. 晚清天主教汉语写作书目研究[D]. 张翠翠. 上海大学. 2016
[5]. 百年中国的英国文学史书写研究[D]. 王冬梅. 武汉大学. 2016
[6]. 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D]. 李伟昉. 四川大学. 2004
[7]. 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研究[D]. 尚晋蓉. 山西大学. 2017
[8]. 回望失落的精神家园：神话—原型视阈中的文学翻译研究[D]. 苏艳. 南开大学. 2009
[9]. 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D]. 佟大群. 南开大学. 2010
[10]. 晚清报刊小说研究[D]. 刘永文. 上海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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