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成因分解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成因论文,中国论文,分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222.3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价格指数是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要参考指标，每年的政府经济报告中都强调“物价稳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政府采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有一点需要特别引起重视的是：每一个经济周期中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原因不尽相同，实际观测到的价格变动往往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应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应有所区别。引起价格变动的因素有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形成的技术冲击，货币供给变化导致的货币冲击，居民消费需求、企业投资需求或政府财政政策变动带来的需求冲击以及自然灾害引起的粮食等原材料价格波动或进口商品价格波动所形成的供给冲击。西方学者经过反思认为造成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原因就是将原本应该用来治理货币和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错误的用在供给冲击引起的通货膨胀上。近年来国内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石油、铁矿石等价格波动剧烈，特别是进入2010年，中国价格的变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促进经济摆脱世界金融危机尽快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较高的货币供给与逐渐扩大的总需求共同形成了2010年的通货膨胀压力。原材料价格、货币和总需求等多种因素共存形成的价格变动机制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2010年货币政策的选择十分重要，既要巩固来之不易的经济企稳回升的大好形势，刺激经济进一步复苏，避免经济再出现反复，又要预防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发生。由于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有必要考虑不同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合理运用需求、供给等政策组合，区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提高调控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整的作用会有一个滞后期，决定是否采取某项新的货币政策不应根据已经公布的价格指数，而是需要提前有个预测的数字，根据这个提前预测的数字，确定货币供应量。因此为了维持价格稳定就必须在准确区分价格波动的成因基础上对未来价格走势做出准确预测，以采取前瞻性的经济政策。
本文中我们使用1996年1季度至2010年1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给M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食品价格指数四个变量，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影响中国价格变化的各种因素进行结构分解，定量分析技术冲击、货币冲击、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对价格变动的影响机制，预测各种冲击对价格走势的影响效果，以便正确判断我国价格运行的总体状况，预测价格走势。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首先对价格变动的原理进行理论上的回顾与总结，然后应用SVAR模型对各种经济冲击进行结构分解，最后结合本文的估计结果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
一、通货膨胀成因的理论分析
传统教科书，如夏皮罗的《宏观经济分析》(1985)，通常将通货膨胀的成因分解为两大类——需求拉动型与成本推动型。如果价格水平的持续上升是超额需求造成的，这种通货膨胀称为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此时总需求的增长快于总供给的增长。如果企业的成本由于工资、利率、税收、进口商品价格或汇率而上升，并造成通货膨胀，则这种通货膨胀被称为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当前中国价格变动的成因较为复杂，简单地将通货膨胀的成因分解为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显然过于笼统，例如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既包含货币造成的名义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也包括消费、投资、出口和政府支出增加造成的实际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持续的技术进步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供给并降低通货膨胀。观测到的通货膨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往往同时出现，因此需要更为清晰的区分通货膨胀的成因。以下我们结合通货膨胀理论的发展，梳理通货膨胀的成因。
古典经济学家如Hume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体现在货币数量论，货币数量论可以由以下货币数量方程表示：
MV＝PY
如果像古典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样产出Y与货币流通速度V在短期可以看成是常量，则价格水平P只与货币供给M同比例增长，即通货膨胀只是一种货币现象。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将需求冲击作为通货膨胀的原动力，尽管原本的IS-LM模型未涉及价格的变动，但在IS-LM模型中加入菲利普斯曲线形成的IS-LM-PC模型体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思想，即投资、消费、净出口和政府支出等需求的变动将影响价格。根据这种理论，由于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超过了现行价格下可能的供给，一般物价水平上升了。用IS-LM模型来表示，拉动物价水平上升的过度需求可能开始于任何一个或任何一组可以使IS曲线或LM曲线向右移动的变动。使IS曲线移动的是实际因素，而使LM曲线移动的因素是货币因素，实际因素包括政府支出和税收变动这样一些财政行动以及自发投资与自发消费的变动，货币因素则是货币供给量的变动。IS曲线或LM曲线的移动表明总需求曲线的移动。IS-LM-PC模型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思想：供给是确定性的而需求的变动是造成短期价格变动的原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承认货币数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是更强调货币数量通过利率影响投资和总需求进而影响价格水平。货币引起的投资变动与消费、净出口和政府支出等需求的变动表现为AS-AD模型中AD曲线的移动。
货币主义经济学家Friedman更重视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指出实际因素即使对总需求有影响也是不重要的，由此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也不可能持久的，引起总需求过度的根本原因是货币的过量发行。Friedman(1963)认为：“通货膨胀经常是并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只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比产量的增长更快，才能产生。”这意味着，通货膨胀由实际因素所引起的或被实际因素所推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Friedman(1968)在菲利普斯曲线中引入适应性预期与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自然失业率的变动反映了总供给的变动，Friedman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新的经济思想：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来自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两方面的作用而不仅仅是需求。Friedman的菲利普斯曲线体现了供给因素对价格变动的影响。总之，对于货币供给量持续不断的扩大是价格水平持续不断上升的充分条件，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对实际因素引起和维持物价水平持久上涨中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看法。
供给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受到重视。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把石油价格提高了3倍，1974年美国的进口价格上升了44%，进口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对1974年美国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具有很大影响，而抑制通货膨胀的紧缩性经济政策又导致了经济的停滞。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后美国出现的滞涨未能做出合理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第二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Prescott、K·land和Plosser等人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由实际冲击（总供给冲击）而非货币或需求冲击引起的，总供给冲击是指技术进步、新材料新能源的发现、食品与能源价格的变化、恶劣天气或实际汇率的改变。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本意是只有总供给冲击对产出的长期趋势有持久影响，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总供给冲击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的新视角。总供给冲击中的技术冲击属于价格变动的长期因素。技术冲击反映了由技术进步、知识积累等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永久提高。技术冲击表现为AS-AD模型中总供给曲线持续的、缓慢的向右移动。而食品价格或石油价格的上涨相当于成本的上升，表现为总供给曲线向左上的移动。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只有持续的技术进步才能降低通货膨胀。Akerlof、Stiglitz、Mankiw、Blanchard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既承认在长期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也强调工资、价格的粘性导致短期价格调整缓慢。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与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周期与价格波动的观点开始趋于一致，双方都承认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坚持的货币冲击与需求冲击对价格的影响，也都承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坚持的供给冲击对价格水平的影响。
鉴于上述，本文将引起中国价格变动的冲击划分为四种：技术冲击、货币冲击、需求冲击与食品价格冲击，其中技术冲击与食品价格冲击均属于总供给冲击，货币冲击既包括长期货币数量变动对价格变动的影响也包括短期通过实际需求渠道对价格变动的影响。国外学者一般将食品和石油价格冲击作为价格短期波动的成因，本文之所以选择食品价格冲击而未选择石油价格是因为根据我们测算在中国食品价格占CPI的比重大约为25%，而石油价格对CPI的直接影响很小。
国外学者引起价格变动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Fischer(1983)建立数理模型分析了供给冲击在经济对价格、投资、产出等经济变量间的传导，结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供给冲击只是在短期造成美国的通货膨胀，如果货币政策保持稳定将不会发生衰退，但是当时货币当局错误地采取了收缩性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了经济的滞胀。Ball和Moffitt(2001)研究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关系的影响；Ramcharan(2002)研究了进口商品价格变化对国内价格的影响；Batini和Nelson研究了货币政策引起通货膨胀的时间滞后。Karanassou等(2003)证明欧盟国家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产出缺口）存在长期替代关系。Karanassou和Sala(2009)使用联邦基准利率、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通过长期约束建立SVAR模型，进而根据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对货币冲击的响应函数分析了美国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交替关系。H
lzl和Reinstaller(2004)通过长期约束建立SVAR模型，分离出奥地利19个工业部门技术冲击与需求冲击。近年来，我国对价格变动规律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石柱鲜等(2004)、赵昕东(2008a，2008b)使用不同方法估计了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并分析了产出缺口与价格变动率之间的关系。高铁梅(2003)利用ARCH族模型分析了产出缺口、货币供给与预期对价格变动的影响。卢锋、彭凯翔(2002)研究了1987～1999年中国粮价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赵昕东(1998)利用主成份分析方法分析了1978～1998年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贡献率。通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工作可见关于价格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产出缺口、货币冲击与供给冲击中的一项或两项进行研究，缺少对价格变动影响因素的综合研究，更加缺少将技术、货币、需求与供给冲击综合考虑的模型。
二、通货膨胀成因分解的方法选择
SVAR模型是对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结构化的一种方法。尽管VAR模型在多元时间序列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引用，但也经常受到批评，因为VAR模型的新息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不具有直接的经济解释，导致脉冲响应函数的经济含义模糊不清(Enders，2004)。如果只对预测感兴趣，VAR模型的新息的构成是不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区分不同冲击的影响，就需要从经济理论出发，对VAR模型的新息进行结构性分解，获得结构性新息，即结构冲击。这种对VAR模型进行结构性分解方法即SVAR模型。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了一种施加基于经济理论的长期约束的结构化方法。
实际增长率可以分解为随机游走的潜在增长率与平稳的增长率周期成分，根据自然率假设，只有技术冲击影响潜在增长率的长期趋势变化，货币冲击、需求冲击与食品价格冲击只能使实际增长率暂时偏离其长期趋势，而不能影响实际增长率的长期趋势，即货币冲击、需求冲击与食品价格冲击在长期对增长率一阶差分的累积影响为零，这就构成了三个长期约束。其次，货币存量是由中央银行确定的，需求冲击、食品价格冲击只能在短期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但在长期正向的需求冲击、食品价格冲击与负向需求冲击、食品价格冲击的累积影响为零，这就构成了两个长期约束。由于在丰收的年景食品价格会降低，向下拉动通货膨胀率，而在歉收的年景食品价格会上升，向上抬升通货膨胀率，而从长期看，食品价格冲击对通货膨胀率的累积影响互相抵消，因此我们建立了第六个长期约束：食品价格冲击在长期对通货膨胀率的累积影响为零。
三、模型估计
我们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反映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这是因为所有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都是使个人福利最大化，而CPI与IPI或GDP平减指数相比能够更好地反映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实际上不仅中国的政策制定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将CPI作为监测的对象，世界上所有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都将CPI作为监测的对象(Roger，1998)。模型中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反映产出的变化，使用货币供给M2增长率反映货币供给的变化，使用食品价格指数反应个别商品价格的变化。CPI同比增长率、GDP增长率、M2增长率与食品价格同比增长率四个指标均为季度数据，时间跨度为1996年1季度至2010年1季度。具体数据见表1。
模型估计步骤如下：
第五步，计算CPI同比增长率对技术、货币、需求与食品价格冲击的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对于本文的模型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样本数据的长度对结果影响很大，因为应用SVAR模型时需施加长期约束，这里的长期是经济学意义的长期。长期约束要求货币冲击、需求冲击与食品价格冲击对CPI的累积影响为零，这个假设需要样本足够长，即包括两种冲击向上拉动CPI的时期，也包括向下拉动的时期。如果时间长度过短估计结果必然不准确。我们的数据是1996年1季度至2010年1季度共14年1个季度的数据，这个长度的数据可以满足模型的要求。
四、中国通货膨胀成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1979～1980年，1986～1988年与1992～1994年发生三次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其中个别年份如1994年CPI同比增长率高达21.7%。2008年出现近一次较轻微的通货膨胀，CPI同比增长率为5.9%。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价格监测分析小组(2009)的研究报告，以上历次通货膨胀中都存在明显的货币因素，同时也有其他因素起作用，例如1992～1994年通货膨胀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总需求的膨胀，例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92年比上年增长44.4%，1993年上半年增速高达70%。自然灾害与流通环节不畅导致的短期供给冲击是我国2008年的通货膨胀的助推因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价格监测分析小组(2009)的测算，2008年2月由于雪灾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加快，食品价格拉动CPI同比增长率上涨7.6个百分点，对CPI上涨的贡献度达到87.7%。
图1 CPI同比增长率（实线）与GDP增长率（虚线）
图2 CPI同比增长率（实线）与M2增长率（虚线）
图3 CPI同比增长率（实线）与食品价格同比增长率（虚线）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是各种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图1至图3中可以直观看到，GDP增长率、M2增长率与食品价格指数增长率分别与CPI同比增长率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计算表明三个相关系数分别为0.5545、0.7297和0.9075。1996年1季度至2010年1季度反映国家货币政策的货币供给M2增长率的均值为17.6%，最大值为2009年3季度的29.3%，最小值为2000年4季度的12.3%；样本区间内反应总需求变动的GDP增长率的均值为9.5%，最大值为2007年2、3季度的12.2%，最小值为2009年1季度的6.1%；样本区间内食品价格同比增长率的均值为2.8%，最大值为2008年1季度的21.0%，最小值为1999年2季度的-5.3%。可见货币供给、总需求与食品价格都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同时三者均与通货膨胀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来自货币、需求与食品的冲击必然对通货膨胀率变动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以及新技术的引进，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某些商品的价格逐步下降，技术进步的冲击也必然产生使价格水平下降的动力。因此观测到的通货膨胀率是上述技术、货币、需求与食品价格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
图4为根据SVAR模型估计得到的CPI同比增长率对一个标准差的正向技术冲击与食品价格冲击的响应函数，图5为CPI同比增长率对一个标准差的正向货币冲击与需求冲击的响应函数。对四种冲击的响应函数的图形符合经济理论。正向的技术冲击（例如一项新技术的使用）导致CPI同比增长率在第1季度开始下降，此后效果逐步减弱，其持续时期超过20期。食品价格冲击的影响当期即达到最大，这是因为食品本身是组成CPI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食品价格的波动当期就将被统计到CPI的变动中。食品价格冲击对CPI的影响在第7期接近零，而在第8期开始对CPI的影响为负值，这也符合蛛网模型的思想。由图4和图5，正向的货币冲击与需求冲击导致价格变动的时间路径比较相似，呈向上隆起状，但是响应函数的最大值出现的时点不同，需求冲击导致的CPI增长率从第1季度开始增加，2期后的第3季度达到最大，此后逐步下降；货币冲击导致的CPI增长率在6期后的第7个季度后达到最大，此后逐步下降。
2010年1季度的GDP增长率达到11.9%，总需求出现明显的扩张，必将在2010年第3季度后开始拉升通货膨胀率，而2009年1季度开始货币供给出现明显的上升，将在6期后即2010年下半年开始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并将在2010年底影响达到最大。综合货币冲击与需求冲击，2010下半年通胀压力较大。
图4 CPI同比增长率对技术冲击（实线）与食品价格冲击（虚线）的响应函数
图5 CPI同比增长率对货币冲击（实线）与需求冲击（虚线）的响应函数
图6为估计得到的货币冲击，可以看到2009年1季度正向的货币冲击高达1.5个标准差，高于1995年以来的任何一次，而2010年1季度负向的货币冲击达到1个标准差。2010年1季度负向的货币冲击具体体现在：2010年3月末，M2余额为65.00万亿元，同比增长22.50%，增幅分别比上月和上年末低3.03和5.18个百分点，M2增速已连续4个月回落。M1余额为22.94万亿元，同比增长29.94%，增幅分别比上月和上年末低5.05和2.41个百分点，M1增速连续2个月回落。3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42.58万亿元，同比增长21.81%，增幅分别比上月和上年末低5.42和9.93个百分点。2010年1季度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2.60万亿元，同比少增1.98万亿元。2010年3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5107亿元，同比少增1.38万亿。图7为估计得到的需求冲击，由图7可见，负向的需求冲击在2009年1季度高达3.8个标准差，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次，而2010年1季度的正向的需求冲击也高达2.6个标准差。2010年1季度正向的需求冲击具体体现在：2010年1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6%，比上年同期和上季分别提高14.5和1.6个百分点。据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测算（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0），反映供求矛盾的工业增加值产出缺口已经为正值并且连续7个月扩大，表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程度在持续增加。
货币冲击与需求冲击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发生了剧烈变化，两种冲击的剧烈变化交织在一起必然造成2010年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根据冲击响应分析结果，货币冲击有6个季度的滞后，2009年1季度正向的货币冲击高达1.5个标准差，随后逐步下降而2010年1季度负向的货币冲击达到1个标准差，因此货币冲击对物价上涨压力的最大值将出现在2010年3季度，其后压力逐步降低。需求冲击有2个季度的滞后期，2010年1季度的正向的需求冲击也高达2.6个标准差，因此需求冲击引起的通胀压力的最大值也将出现在2010年3季度，食品价格在2010年1季度也出现较大幅度上涨。食品价格同比上涨5.1%，拉动CPI上涨1.7个百分点；其中粮食价格同比上涨9.5%，拉动CPI上涨0.3个百分点。综合各种因素2010年下半年通胀风险较大。2009年4季度货币供给增长率开始下降，2010年1季度出现1个标准差的较大负向货币冲击，因此货币因素导致的通胀压力将在2011年2、3季度消失，2011年通货膨胀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总需求与食品等初级产品，避免较高通货膨胀的发生必须将经济增长率控制在合理水平，对货币供给可以保持相对稳定。
图6 估计的货币冲击
图7 估计的需求冲击
图8为CPI同比增长率对一个标准差的正向技术冲击与食品价格冲击的累积响应函数，图9为CPI同比增长率对一个标准差的正向货币冲击与需求冲击的累积响应函数。正向的技术冲击对CPI增长率的累积影响逐渐减少，但在长期将稳定在一个周定水平，正向的食品价格冲击对CPI同比增长率的累积影响长期为零，正向的货币冲击与需求冲击导致CPI同比增长率逐渐增加，但在长期也将稳定在一个固定水平。以上结果符合经济理论也符合本文建模过程中的长期假设。
图8 CPI同比增长率对技术冲击（实线）与食品价格冲击（虚线）的累积响应函数
图9 CPI同比增长率对货币冲击（实线）与
需求冲击（虚线）的累积响应函数
图10是CPI同比增长率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技术、货币、需求与食品价格四种冲击的特征存在显著不同。食品价格冲击对通货膨胀率变动的贡献较小，当期达到20%，但在长期为10%。技术冲击在当期对通货膨胀率变动的贡献超过40%，5个季度内对通货膨胀率变动的贡献率在30%左右。5个季度后稳定在20%左右。预测短期（6个季度左右）的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主要需要考虑需求冲击的影响，而货币冲击的影响则相当小。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因素对通货膨胀率变动的贡献逐步下降，而货币因素的贡献逐步增大，大约10个季度后，需求因素与货币因素的贡献基本稳定在45%和25%。
图10 CPI同比增长率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五、小结
本文应用SVAR模型估计了技术冲击、货币冲击、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进而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了分解，结果显示预测水平在6季度内，价格变动的绝大部分归因于需求因素，随着预测水平的增加，需求因素的贡献逐步下降，而货币因素的贡献逐步增大。此外本文还对我国2010～2011年的价格变化趋势做出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除本文所估计的技术冲击、货币冲击、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这四种冲击外，预期、汇率、国际石油价格等因素也对我国价格变动有显著影响，在模型中加入预期等因素是我们未来的研究重点。
注释：
①传统的经济思想认为经济波动是由需求冲击引起的，增长率的长期趋势是确定的。依据传统思想，增长率应该是包含截矩的平稳过程。国外较新的文献均认为增长率是单位根过程，而潜在增长率服从随机游走过程（Garnier和Wilhelmsen，2005；Harvey，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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