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写作”的新意义和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民间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 1999年北京“盘峰诗会”上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论争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因为《岁月的遗照》和《1998中国新诗年鉴》这两本书的出版。在代表“知识分子写作”的选本《岁月的遗照》里，没有合理选用诗人北岛、舒婷、严力、多多、王小妮、何小竹等人的诗，表现出了对另一些诗歌写作风格或者说是除了“知识分子写作”之外的诗歌写作的忽视。《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可以说是对这种“知识分子写作”似要垄断诗坛的趋势的一种反抗。我想《岁月的遗照》也许并没有有意排斥别的诗歌风格的意思，但已明显透露出一种审美趣味的狭隘，并因此把子坚和王小妮这样当代有自己独特风格、在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的诗人轻易忽视和抹杀，这种诗歌的狭隘趣味和自我优越感无疑是诗歌发展的大敌。《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一些被排除在这种独有趣味之外的诗人争取自己的诗歌史地位并因此反戈一击的努力。笔者认为，这种努力是有效的。盘峰诗会让这种论争和分歧更加凸显出来，与会的诗人自觉地分成两派表明了对两种风格的诗歌潮流的明显分歧。我们不应该仅仅从表面去评判谁对谁错、哪种诗学主张和写作立场更合理。在诗歌的创作道路上，没有哪种写作路向更合理的问题，只有允许多条创作道路并行的问题。没有西方和传统到底应该倾向于哪一方面的问题，有的只是真诚，还有诗意和诗艺。“民间写作”概念的提出，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方法和立场的问题，我们更要警惕那些垄断趣味将会把中国诗歌带向死气沉沉的单调和死亡。在诗坛表现出一种趣味风格的垄断时，同时也意味着诗歌在被一种权威话语控制，诗歌不再是广阔的、民间的，取代意识形态话语的将是知识、权威的话语。在面对诗歌的创作资源时，无论我们借鉴的是西方传统还是民族传统，都应有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我”的存在。这个我可以是虚拟的，也可以来自于现实，但一定要真实、要真诚。 正是因为这场论争，使得“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和价值对中国诗坛的现在与未来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知识分子写作”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有价值的，就像“民间写作”这个概念在适当时候的应时而生，都有着他们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机缘，他们所包含的内涵远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知识分子写作”概念的价值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诗作的价值。笔者更看重在这场论争中，在这两个概念的对立中，他们所透露出来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机缘以及这些写作趋向和诗学理论对未来诗歌发展走向的意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取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诗歌“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新鲜，他们的探讨却很有价值。特别是在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对抗中，“民间写作”理论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命题永远都会是诗歌发展史上不能绕过和忽视的。 在这之后，诸如“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九十年代诗歌”“个人化写作”“口语写作”“70后诗歌写作”“下半身”“中间代”“荒诞主义诗歌”等等的命名让中国现代诗坛眼花缭乱，但都是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衍生出来的概念。除了用年代来命名诗歌外(这种以年代命名诗歌创作的方法，笔者认为依据不够充分)，“个人化写作”是知识分子写作提倡的核心，他们首先秉承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意志，是相对于文学创作上的个体缺失而言的，不管是膜拜西方的知识分子偶像，还是特别看重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知识分子写作都有着它的时代历史、诗学意义。“口语写作”“下半身”，是从“民间写作”而来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民间写作”这个包罗万象的自由精神中的产儿。在我看来，“第三条道路写作”“中间代”这些诗人群，崇尚的都是一种民间写作方式，他们不把自己定位为特殊身份的人，比如“知识分子”，或者“人民的代言人”等，他们的写作，坚持的就是一种自我本真的写作。他们与官方、主流不相关，他们在自己的园地里自由地耕耘、自由地劳作。这也是一种理想的写作状态，“民间写作”的理想可以延伸到现在和未来的所有自由的区域里。正是“民间写作”所包含的胸怀，使中国现代诗歌特别是网络诗歌呈现出了一些无可比拟的佳作。我想这些珠贝一样的佳作在未来一定会得到纸质诗刊的大力青睐，甚至会成为诗歌史上最重要的当代诗歌。 “知识分子写作”主要着意于对立意识形态特别是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有时不自觉地集体透露出了像意识形态一样严肃而呆板的神情。“民间写作”反拨意义除了对立于各种意识形态，它还包括反对传统文化的束缚、词语的隐喻、西方的知识和西方知识分子偶像以及一切生硬的、技术的、不在生活场中的写作等等。 1987年诗人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等在当年的“青春诗会”上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诗人西川说：“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我对用市井口语描写平民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倦，因为如果中国诗歌被十二亿大众的庸俗无聊的日常生活所吞没，那将是极其可怕的事。”①“知识分子写作”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王家新、臧棣、西渡为代表的，强调“学识”和“技术”的一个诗歌写作流派。1991年，西川、欧阳江河等人创办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机关刊物《倾向》，到1998年程光炜编“90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岁月的遗照》，“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个流派已经成熟并有统领诗坛的愿望。当时评论家谢有顺出于自己的良心写了一篇《内在的诗歌真相》的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没想到引起轩然大波。他们有的认为这是《中国诗歌年鉴》在争座位，难道只允许他们“理所当然”的垄断，却不允许诗坛有多重风格的诗歌，而且还要用忽视和回避的方法来对中国诗坛做一个仿若公正的裁决吗？这种仿若公正的裁决实际上是在无形之中改写诗歌历史，不仅不能呈现一个全面的中国当代诗歌的面貌，它的最坏的影响应该是防止了诗歌领域的多种风格和趣味的发展和探讨。谢有顺的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仍然闪耀着真知灼见，简洁却字字珠玑，透露出了一个年轻批评家的敏锐。“诗歌所体现的是美的力量，是欲言又止的力量，它们共同指向生活的内部，不屈从于某种权力话语或知识体系，而是努力使自己成为生活的挚爱者和参与者。还诗于民众，也许可以从这里开始，无论是生存的希望，还是诗歌的希望，都是从生活的隙缝中生长出来的，而不会从天降下”②。谢有顺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生活”这个字眼，并把“民间写作”归之于“民间精神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③，认为“《1998中国新诗年鉴》当然不仅是给我们提供了好诗，它更主要的是第一次如此显著地实现了两种不同写作道路的分野”④，谢有顺把90年代的写作分成“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个阵营，虽然笼统，却有醒目的意义，也是对于中国诗歌走向、分化的一种敏锐观察和判断。一种概念的提出是对一种创作思潮和现象的敏锐观察与判断，有它的时代、历史意义，也是一种置身现场的体验性判断。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来看“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影响以及意义，都是非常可贵的真知灼见，特别是谢有顺提出诗歌写作的资源应该是“中国经验”，这个“中国经验”的提出，看似抽象，在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合适的词语来代替时，笔者认为这个“中国经验”的提出是非常有价值的。在“知识分子写作”唯西方马头是瞻，罗列着一批批西方大师的名字时，其实表现的是他们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对自己民族文化和自身独立精神和品质的不自信。 而中国的好诗、大诗一定不是向西方大师致敬的文本，是立足于自我、民族传统，也不排斥西方的有效影响的一次中国经验的表达，它是个人的，特别是在吸收民族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的一次真正的属于中国诗人的个人性创作。它最有价值的部分应来自于中国的文化意象、文化谱系、文化精神，是一次个体投入生活、历史、文化的大的行动。海子曾经试图写出真正的大诗，他曾说：“我不想成为一名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⑤海子在这里提到了“民族和人类结合，诗歌和真理合一”的大诗，海子也意识到没有民族就没有大诗，甚至没有好诗。丢弃自己立足的大地和文化，去西方寻求诗歌的根本，这一定不是真正好诗的写作道路。海子以西方文化为构架的史诗创作就是一次没有完成的凤凰涅槃。我刚看到一篇署名为林童的题名为《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的网络文章，里面提到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代表谯达摩的《凤凰十八拍》，这是一个立足民族传统文化、又不排斥现代和西方的典型的成功创作范例。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和龙一样为汉族的民族图腾，常用来象征祥瑞。谯达摩不是用西方的文化意象而是用中国的具有象征意味的凤凰来写生长、追求爱情、蜕变、修行、普度、涅槃的过程，这是一个多么壮烈而又美丽的人生和精神探索的故事。并且诗人在其中融合了中国儒道释文化结合的人生状态和精神追求，最终让生命像凤凰一样涅槃，到达完美极致境界。凤凰涅槃既是一次生命结束，也是新生命的一次开始。也表现了生命不灭、循环的思想。无限次的过程看似劳碌、虚无，却也坚韧、永恒。也可把这看作是一种中国人生命状态的表现。它与浮士德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探索形象不同，是中国文化中的个体生命的无数次开始和结束。歌德的《浮士德》里面的浮士德在经历了求学、恋爱、婚姻、事业等一系列的人生历程后看到人们劳作的场面时说了一句“你多美啊，请停一停”就倒地而死，这种死也是美的，是歌德的人生追求的总结，它包含了西方文化不断进取的精神。从《凤凰十八拍》和《浮士德》的创作，我们可以寻求到经典创作的一些要素。我想，这就是“中国经验”的价值和意义，它需要在以后的创作中不断得到开发、补充，是一个开放性的词组。 谢有顺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明确把知识分子写作归于一种流派，他只说是一种写作道路。我想这是非常合理和准确的。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流派吗？还是一种现象？或者是志趣相投的诗人的一种写作风格？把知识分子写作归结于一种流派不是很恰当，它是一种风格，相对于“民间写作”来说，知识分子写作的范围要狭小一些，用流派勉强说得过去，如果说“民间写作”是一种流派，那是说不通的。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看作是一种写作风格和道路更为合适。把“知识分子写作”归于一种流派不仅不符合“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的主观愿望和想法，这场争论的价值也会因之缩小。一个流派和另一个流派是不需要那么剑拔弩张地进行争论的。知识分子写作意欲把自己标立为一种中国诗歌的最好的写作方向，而不是一个流派的写作方法，正是这种唯以西方为荣，忽略生活，在模拟的状态中刻画自己的独立形象的诗歌，让一些有识见的批评家和诗人不得不提醒另一种知识、话语的霸权的危害。中国现代诗的历史还不足一百年，所有的思考和探索都将有意义，应该允许多种诗歌探索道路的存在。 在《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我之所以要用‘旅居’一词，而不是用‘流亡’……并且那一时期也完全有可能是他(指诗人王家新)在物质与精神双重苦闷的日子，是因为我看不出他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流亡，即失去家园与无根的痛苦，这与西方作家的流亡实在是有本质的区别。”⑥这里作者非常重要地指出王家新与西方流亡作家的本质区别，王家新并没有失去家园与无根的痛苦。所以，在追崇帕斯捷尔纳克时，这两首诗确实并没达到一种深刻的痛苦体验和心灵的自由超越。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初王家新的这种自省和探索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才会带起一股诗界的“向西方大师致敬的文本”。“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更多让自己生活在一种模拟的状态中，他们在追索自己的灵魂时，因为远离现实和生活，而让他们的诗歌更多的带有玄想的性质，痛苦的心灵探索没有根植于民族和生活的大地，心灵的痛苦不是来自于生活和生活中的自我感受、自我精神困境体验。“由观念更新所达到的‘深刻’，与一种个人心灵历史积淀并由生命本身呈现出来的深刻”⑦的区别显示着不同的创作特色和创作深度。这样的诗歌只是一种风格的诗歌无可厚非，如果要让中国诗坛全部呈现出这样一致的语词、主题、气味等，是可怕的。程光炜指出，90年代诗歌所怀抱的两个伟大诗学抱负是“秩序与责任”⑧。秩序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有效，如果让整个诗坛遵守一致的秩序，这确实有使诗歌走向一模一样的神情和语调的危险。“秩序与责任”确是20世纪90年代诗坛以《倾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理想。程光炜也清醒地看到：“九十年代诗人所做的恰好是对‘两种诗歌态度’的纠偏工作：一种是服务于意识形态或以反抗的姿态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态度；另一种是虽然疏离了意识、但同时也疏离了知识分子精神的崇尚市井口语的写作态度。”⑨对于第二种纠偏，程光炜认为“虽然疏离了意识、但同时也疏离了知识分子精神”，他说，这种纠偏“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⑩。可以看出程光炜把知识分子的身份看得较为重要，我想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之后力图在历史上表现出自己的独立价值的努力。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价值，一方面是中国现代汉语诗歌怎样能在“秩序和责任”中建立一个诗歌王国的问题。“我们对所谓的‘国际诗坛’抱有足够的警觉性，另一方面，我们却极其渴望得到它的承认，藉此获得一个什么是伟大诗人的标准”(11)。而在《岁月的遗照》的序言中，程光炜写道：“西川的诗歌资源，来自于拉美的聂鲁达、博尔赫斯……庞德。”张曙光的“作品里有叶芝、里尔克、米沃什、洛厄尔以及庞德等人的交叉影响”，欧阳江河“同波德莱尔一样，把一种毁灭性的体验作为语言的内蕴”，而“阿波利奈尔、布勒东是怎样渗透进陈东东的诗句中的，这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王家新对中国诗歌界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在他自英伦三岛返国之后”(12)。作为一篇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综论和诗选集，对于于坚、韩东、王小妮等一些重要诗人的忽视和回避，可以看出这本以“九十年代诗歌”名义出版的诗歌集是有纰漏和缺陷的。在当时的中国诗坛，确实盛行着一股西方风潮，就是现在的很多诗人、学者都是以西方为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仍然缺乏发现的眼睛和领会的能力。在这两篇内容大致相似有所改动的文章中，程光炜带给了我们很多思考。比如，关于中国诗歌在中西文化中的两难写作处境，诗歌语言的位置和诗意语言的控制，他引用的巴尔特的“任何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也只能构成一种副文学，那是不可以称为文学的”等等，在模棱两可的纠缠阐述中，可以看到程光炜对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困境和出路的思考。也许程光炜并没刻意去喜欢哪一类诗歌，他的直接的选择和诗歌理念足以表明以智性、玄思、技巧为特征的“知识分子写作”趣味已经有掩盖其他诗歌风格的势头和事实了。 我是这样想的，一首好诗放在于坚的面前，即使没有标榜是“民间写作”，于坚还是会赞扬它。于坚曾列举了一些他认为中国最好的诗人的名字，其中包括翟永明等等，翟永明被一些人归为“知识分子写作”群体，可以说，于坚绝不反对好诗，即使不是像他那样的“非诗”。在这一点来说，于坚提倡的“民间写作”只是一个诗歌写作的理念，它对应于“知识分子写作”的学院气质、知识崇拜等。如果没有这个“民间写作”的诗歌潮流和理念，我不敢想象“知识分子写作”最终会把中国现代诗歌引向何处，又将让中国现代诗歌呈现怎样的千篇一律的面貌。因为“民间写作”内涵的意义的容量，我更看好“民间写作”的边缘自由姿态和心态以及包容的可以继续开发的潜意义。 大多数人把“民间写作”当作一种流派，并且认为它的特征是用口语写作。我不这么认为。《中国新诗年鉴》的宗旨是“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民间立场到底包括哪些元素？不仅仅是口语写作，甚至不一定要用口语写作。口语写作只是“民间写作”的一个重要突破点。韩东认为“诗歌在民间，真正的诗人在民间，真正的诗歌变革在民间”。民间这个藏污纳垢、相对处于写作边缘的场所正是孕育伟大的自由的诗歌的温床。 于坚认为“当代诗歌九十年代以来全面向民间转移”(13)，这个看法是成立的。“而大陆诗歌向民间的转移使远在海外的诗人都知道，他的作品要出现在哪里才是有效的”(14)。谢有顺也认为：“我们谈到民间的时候，说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有一种在野的身份，这对诗歌界是成立的，因为它的确有这样一个在野的阶段，而且大多数优秀的诗人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地下的、被遮蔽的状态，他们最初写的优秀作品，几乎都只是在朋友之间互相传阅、彼此鼓励，现在看来，那是非常纯粹的，一种边缘的、民间的、在野的、被遮蔽的状态，在当时，反而成了诗歌艺术革命的保护，同时也是诗歌更接近于一种内心的形式。”(15)谢有顺指的是一些优秀诗人都曾经有过的在野身份，于坚指的是整个诗歌界已落入民间的事实，他把那些在官方发表的诗歌反而称作当代诗歌的“无效部分”。这两种看法从不同的方面指出了当代诗歌民间身份的确实性、有效性。从《今天》开始，杰出的诗人无不是首先出现在民间刊物，再被公开刊物接受。这种传统产生了一个新的传统，诗歌在民间才是有效的。这种有效性的认同同样具有民间的性质，诗歌慢慢地被文学史抛弃了，处于边缘地位。正是诗歌的这种文学史的尴尬地位和它在民间的依然茁壮成长，诗歌有一天又终会得到文学史的大力青睐。那时诗歌不再处于边缘地位，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也会慢慢缩小，失去了民间这个广阔天地，诗歌之树会慢慢萎缩，到最终被文学史抛弃，最后又会落入民间再积蓄生长。这也许就是未来诗歌的文学史历程。“可以说，中国当代诗歌历史的主要部分是写在《今天》《他们》《非非》《大陆》《葵》《诗参考》《一行》《现代汉诗》《倾向》《象罔》《锋刃》……以及最近的《下半身》《朋友们》……的目录上”(16)。仔细想想，于坚的这句话一点不虚。现在谁还会去看在公开出版的诗刊上发表的诗，那些刊物远不能反映当代最好的诗歌的面貌，甚至可以说是无效之作。“仅仅有发表权而没有美学上的权威性的‘百花园’，只是依靠体制才可以苟延残喘”(17)。 作为一种写作潮流的命名，“民间写作”出现在“盘峰论争”之后，而作为一种写作实践，“民间写作”由来已久。“他们”“非非主义”诗群、“大学生诗派”“莽汉主义”诗群等等，这些诗人“反中心”“反传统”、重视日常生活的体验、感受，用口语写作，他们是后来被称为“民间写作”的部分，而且“民间写作”的主要人员几乎都来自于这些诗歌社团。 我想“民间写作”主要可以从这四点去理解：一是文本，着重口语和日常生活(作者与世界的关系)；二是写作者自身所处的边缘状态(写作定位)；三是发表的刊物(主要是民刊和网络)；四是“民间写作”的读者(多而杂)。同时，“民间写作”的概念是混杂的、未定的。把“民间写作”当作“一种运动精神”，在笔者看来是其支持“民间写作”的重要原因。“民间写作”的特定意义不是仅仅重视日常生活、口语化的写作，它的意义即在于完全自由状态下的写作精神。它包括反官方反主流的边缘姿态，发表的场地(大多是民间刊物或者网络)，不被主流诗坛承认，甚至被排斥，也暂时没有被专修文学史的学者重视。更重要的是写作者的个体自由写作状态。如果说“知识分子写作”代表的是一些学院作风的写作，“民间写作”给予了诗歌爱好者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它看起来是“另类”的，与现代新诗传统、意识形态诗歌、朦胧诗、“知识分子写作”都有着不同的写作方法和表达方式。从这点来说，“民间写作”又可以看作是一次诗歌的先锋突围。它不仅仅表现为所提倡的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它的价值即在于它来自民间的自由精神。 二、口语化写作及其“雅”的追求 口语化写作包含的意义远远超过其字面本身的意义。它的意义可以在口语化诗歌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时代社会背景、诗歌的发展历史，还有写作者本身、读者的心态变化等等方面得到多面立体的阐释。可以把口语化写作看作是一场新诗的革命。它的革新意义是在探索新诗的另一种发展路向和表达方式。新诗在内容内涵方面将会投向另一片天地。来自于自然的、日常生活的、身体的这些词语，将会给诗歌带来新的生活气息和活力，给诗歌增添新的表现元素。这种写法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涵养，很容易写成浅薄。自然与生命体验相结合才是天人合一的感应。日常生活需要有沉稳的表达，不是柴米油盐，而是柴米油盐之中的真理。身体不是纯粹的性，而是个体自由灵魂的翅膀。一些浅薄的所谓口语化诗歌，甚至一些口水诗也被人称之为“口语化诗歌”，提倡口语化诗歌的真实意图和它本身概念的意义越来越被一些写作者和读者误解。要让口语化诗歌更加纯洁起来，不是要剔除它里面包含的生活、情欲，而是要让口语化诗歌真正地与中国传统诗歌的天人合一的情景文化联系起来，让生命沉潜到自然中，把日常生活的神性提炼出来，在母语和母语文化中，找到一种崭新的清新的诗歌表达方式，不受政治意识形态束缚，脱离出80年代诗歌言志抒情的传统，找到一种真正的与真实生活，与内心、身体，与自然相结合的方式。让诗歌成为一种慢的、倒退的写作，而不是快的、一往无前的写作。 口语化诗歌要想出杰作，除了于坚的《0档案》那样的诗作外，还要出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民间文化能够很好沟通的诗作。苏格兰诗人彭斯、爱尔兰诗人叶芝等，这些诗人的创作可以给口语化诗歌怎样创作出经典提供启示。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在当代是处于边缘状态的，而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拾起来，无疑是中国诗歌走向另一种新生的最好路途。“民间写作”，特别该重视落到边缘、乡村民间的传统中国文化，甚至在乡村有时都找不到这种文化生存传播的土壤。“民间写作”的任务，是要把遗落到边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拾起，方才显示出“民间写作”的大气象和正大一途。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天人合一、隐逸心态、在自然中找到心情的对应物、随物赋形、心动风动、劳作心态、热爱劳动，还有四季的轮回，还有于坚所说的“中”，不左不右的态度，一种平稳生活的态度。现在中国文化中静的一方面，沉淀在历史底层的一方面全被“动的”“赶的”中国人丢在一边。中国诗人也普遍犯有这种躁狂症，跟西方，跟潮流、跟时代，就是不按照自己内心的节拍、内心的真实愿望写诗歌。一些诗歌就像是没有生命的陈词滥调，彻底地表现着诗人的创作力的枯竭，也表征着一个时代的急躁空虚。这在无论是号称“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的诗歌中都有大片地存在。 于坚认为：“汉语本来是一种最生活化的语言，方言众多但并不影响人们看懂汉字。字与文化有关，方言则与身体有关。这种特点使汉语既是统一的又是有具体的地域、身体的。但普通话取消了汉语的身体性，将无数方言的身体统一成了一个身体，所有的声部统一成了一个声部，一种高音喇叭可以播出来的那种声部——朗诵。我觉得，一个诗人应该对通过教育获得的这一套公共话语，一直有一种永不停息的、自觉的反省和怀疑。”(18)于坚认为方言、母语才能表现出一个人的产地和身体，普通话不过是公共话语。认为普通话是公共话语和意识形态工具，这是于坚的独有体会。于坚认为普通话主要是革命话语，“它摒弃了旧官话方言中的肉感和形而下的、具体、私语、卑俗、淫词秽语、边缘化、不规则的土话，精炼了能指的范围，在所指上进行革命与深化”(19)。普通话以毛泽东著作、鲁迅的著作、社论、文件作为现代白话文的典范，他们反映的只是典范的一类偏硬的风格。像沈从文、徐志摩一类的作品文学史都只是简略带过，更别说传播和影响了。于坚认为：“口语——在区别于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普通话的白话——原生的、日常的、人性的汉语这个意义上，乃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伟大旗帜。”(20)于坚的很多观点是一种凝练的感悟，比起来自于西方理论的灵感、阐释更有价值。用西方的观点来发掘文学的真理有可取之处，它可让我们的视野开阔，来自于自我的感悟，是需要时间、经验和思考的，这样原创性的想法于中国当代诗坛弥足珍贵，而且不是转瞬即逝的，是像宝灯一样会照耀在探索诗歌的道路上的。于坚曾说过不愿用普通话说话，这是他自己的私人体会，他说每次他说普通话时会感觉到舌头转不过弯来，这种独特体会也是于坚固守内心、固守母语的一种表现。因为他的听力不好，普通话会变得特别异于自己，让他觉得普通话与他之间有着一个天然的难以克服的障碍。他曾说，他的祖辈没人见过玫瑰，所以他不会歌唱玫瑰，他只歌唱他见过的花草虫鸟。于坚的这种观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或许是我们被知识、文化熏陶得太久了，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如果在诗歌中出现秋天，一定是悲的，可于坚坚持拒绝词语的隐喻。他的诗中所写的语言主要来自于自己的感官、感觉，而不是来自于对某一个抽象的事物的阐发。这让于坚的诗歌具有日常性的品格，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这种写法有时又会陷入到另一种让人担忧的单薄浅显。如果一篇诗歌通俗易懂，又让人感觉写得好，这是非常需要功夫的。就像民歌，简单易懂却意味深长，是千百年来通过自然筛选最终流传下来的硕果。这让我不难体会于坚对于“民间写作”“口语写作”的推崇。于坚是一个真实的诗人，他只写自己真实的体会，“知识分子写作”也是写的真实的自己，有时却有反体制却在体制中之嫌。只有民间，于坚眼中的民间，包括使用口语、母语、不歌唱玫瑰，尽量不使用词语的隐喻、不炫耀知识甚至是西方，这让于坚的诗歌成为诗坛的“异类”声音，他的尝试是有价值的。 口语、母语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使用的语言，它自然地具有民间性质，方言的魅力也会因此呈现出来。挖掘口语、母语中的一些有生机、个性的词汇，特别是在口语、母语中，我们有时可以找到一些书面语不常用的词语，这些词语捡拾起来，我们可以在其本来意义上的还原上赋予这些民间词语新的诗意、意境和意义。让词语回到最初的意义上来，也是一个找回过去和诗意的过程。这会让词语回到本身，给我们呈现一个词语带来的清新、真正古朴民间的世界。谢有顺认为：“必须将乏味的大白话和闪光的口语品质区别开来，以维护诗歌语言的魅力。”(21)同时，口语具有反对意识形态的功能。它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是消灭不了的最基础的生活。“汉语的更丰富的可能性，例如它作为诗歌的非抒情方面、非隐喻方面，坚持从常识和经验的角度，非意识形态和形而上的而是生命的、存在的角度方面以及从芸芸众生之一员的立场与世界对话的方面实际上在外省的窃窃私语中蕴藉着”(22)。“口语诗歌不是从书本、从纸上、从文化、从诗歌教育出发，而是从身体、存在、从当下的生活世界、从经验、从感觉出发，它是创造者的诗歌。口语是第一语言，也是诗歌的语言”(23)。于坚认为口语诗歌不是一种诗歌流派，它是诗歌的原生地。好的诗歌是从口语中来的，不是从书本上来的。“口语绝不是诗，但比书面语，它的品质在自由创造这一点上更接近诗”(24)。“口语是不确定的，混沌的，对于词典来说它常常是非法的，词是产品，口语则是一个生殖过程。它可能会成为词，也可能自生自灭，它在已经明确了所指的词和黑暗的无言之间，它还有着生殖过程的不确定性、乱说、快感、无意义，这些特征正可以激发诗人的创造冲动”(25)。口语具有生殖作用，它是不确定的，在这种不确定性中诗人常常可以寻觅到由于词语带来的新的诗意和意蕴。 “用口语入诗，这就是一场革命，它不仅是语言的变革，还意味着语言背后的思想、意义、秩序也要发生变革。一种语言建立一种秩序——精神和语言的秩序，语言方式的变革，最终必将颠覆与这套语言相关的秩序”(26)。语言变革不仅可以颠覆与这套语言相关的秩序，而且可以创造新的思想、意义和秩序。白话文改革带来了一次中国文学的前所未有的革命，语言有它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它的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革命，由原有语言构织的大厦在语言肌理的改革中渐渐产生新质，新的语言附带的思想、意义就将渐渐代替原有的语言建立的秩序和意义。肌理和血液换了，新的思想也将产生。 “专制的语言暴力，它合法地强迫人在既成或现成隐喻的意义系统中思想。所有的人都是隐喻的牺牲品”(27)。“如果隐喻、象征玩得过头，客观化的结果是使他们成为工具”(28)。反对文化、反对词语所携带的文化信息，这个想法是对中国诗歌的一次大胆的思考和革新。虽然我们已经处于文化中，同时因为每个词携带的文化让我们感到文化的美好、厚重、它的多彩的意义。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它与世界的关系是诗意的。回到词的原初意义，去除词的文化积尘；拒绝词的隐喻，重新命名事物，在词的回归中，诗显现。“拒绝隐喻，就是对母语隐喻霸权(所指)的拒绝……诗人应当在对母语的天赋权利的怀疑和反抗中写作”(29)。在对语言的回归和重新结构中，可以看到一个诗歌的新世界。诗人应“拒绝任何价值的诱惑，‘诗之彼岸’的诱惑，抒情的诱惑、深度的诱惑、所谓‘先锋派诗歌’‘纯诗’‘拯救世道人心’等等的诱惑”(30)。在于坚坚称这些“拒绝”时，他自己的诗歌实际上仍然在走向另一种意义，在解构深度和价值时，又不自觉地建构了另一种价值和意义。纯粹的词语游戏不是诗，只是梦呓。于坚认为诗的显现是诗写作的这个过程，不是读者和文学史的名词“诗”。诗就是“写诗”的状态中诗意的呈现，生命与诗合为一体的美妙状态。 一方面于坚坚信口语写作会给新诗带来革命，但于坚在呼吁用口语写作的同时，并不是要让口语写作陷入浅薄、烂俗，口语是一种新生力量，新的语言有机分子融入诗歌，将会带给渐渐僵硬僵化的诗歌新的生命活力。所以，于坚是在呼吁一种口语写作之后的复雅，就是让诗歌在走向口语、生活之后再回复到口语、生活之上的雅。既来自于生活，又保存了诗意。所以，于坚说“雅的复活是当代诗人的一个使命”(31)。“如何写其实就是建造一个‘雅’的现代标准”(32)。现代白话文的写作在对古代雅驯的突破中，在没建立新的现代白话之“雅”前，它也容易形成新的语言暴力，这之中有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整体势力(包括语言和思想)，有来自于口语本身的浅陋粗俗等等。李白写作是因为“大雅久不作”“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他的写作是为了复归古雅，追崇《诗经》的清真、自然风格。《诗经》里大多是来自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歌谣因为来自于民间的真实生活，民间生活的清新、活力和美好使《诗经》几千年来成为人们生活、爱情、理想的精神向往之乡。 “语到了雅，诗就必须回到言重新汲取创造活力。雅驯其实是一种体制，它不是创造，有时候甚至是无形的行政。雅是一个巨大的传统，诗人反传统是必须的，因为诗是对雅的激活。但如果把雅作为全社会的革命对象来革命，那就是灾难”。怎样反叛传统的“雅”，于坚希望在口语中找到诗歌革新的新鲜血液。同时，于坚认为“但如果把雅作为全社会的革命对象来革命，那就是灾难”。于坚提倡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传统之“雅”，并不是要推翻“雅”，而是要激活“雅”，不要让雅渐渐僵化，失去活力。同时，于坚希望在对“雅”的激活中创立新的“雅”的标准。文学、诗歌就是在这种又破又立中不断地发展、丰富。 雅化不是士大夫化。于坚在坚决反对隐喻和传统文化的束缚时，其实他内心里是非常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他曾说过他的第一首诗写的就是古诗，他第一次接触的诗歌是李白杜甫的诗歌，而且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于坚在阐释自己的诗学观点时，与他的创作有一定的差异。他的诗学观点要服从于理性的思考，又要为自己的口语写作做注解，有时会出现一些冲突的说法，这是很能了解的。当我们要推广一个事物时，我们只能站在它的立场才能将它推出去，如果讲中庸，将是鲁迅所说的“最终只是一个不走而已”。于坚在他的诗学笔记中特别提到了“中庸”“无”这些概念，这又与他稍显极端的一些策略性的诗歌理论不和。“中庸”是坚守一些日常性的事物，“无”是指诗歌的无用即文学审美特性，诗的无用即诗的大用。“无”也是一个辽阔的空间，这个空间类似于民间这个大场域。在这个大的生活场域里，日常的生活、基本的事物构成了诗歌的永恒基础和背景。“民间写作”要坚守的就是我们赖以维持生命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有一些不变的伦理纲常，有亲情爱情等各种情，有生存有挣扎有矛盾，这些构成生活的基本部分。 大多数人认为“民间写作”就是口语写作，这是需要甄别的。“民间写作”提倡口语化写作，但不是“民间写作”一定是口语化写作，不用口语写作的诗歌就不是“民间写作”吗？非也。“民间写作”主要是一种自由的更边缘的写作精神，它和写作者的立场以及所处的边缘地位相关，这些决定了“民间写作”者的不服从于主流、官方的品格。口语写作随着口语诗歌的泛滥，口语化诗歌出现了一批庸常的口水诗歌、俗不可耐的下半身诗歌等，诗歌似乎变成了人人都会胡诌几句的分行体，这是口语化诗歌革命中必将出现的弊端，口语是一把双刃剑，怎样让口语变成能飞翔的诗歌语言，这是一个需要诗评家和诗人不断探索的问题。口语化诗歌提倡者于坚也说：“在八十年代，作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崇拜者，我曾经相信口语是一个引领新诗飞翔的天使，而在今天，对此我已经没有那么迷信了。”(33)“诗歌比起小说来，它对语言的要求更高，它是语言性的，或者说，诗歌所有的价值和意义也许就在于它的语言。”(34)诗歌是语言的桂冠，怎样在口语中捡拾诗歌的语言，怎样组织结构语言，在语言的美妙组织中彰显语言的诗意张力，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诗歌的创造力和美就在语言的变幻无穷中得以呈现。 三、日常生活的诗意建立 歌唱熟悉的切身的事物，不玄想，这是诗歌的一脉。玄想本无可厚非，玄想有浪漫的、理想的色彩，相对来说，于坚等“民间写作”提倡者更喜欢现实、真的事物，不是虚的、悬空的事物。也许是那些悬空的诗歌充斥着当代的诗坛，有时让我们感觉到诗人是在无病呻吟，就像是一个时代的软弱症，弥漫着腐朽、自说自话的气息。“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伊沙写过一首诗《饿死诗人》：“城市中最伟大的懒汉/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麦子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我呼吁：饿死他们/狗日的诗人/首先饿死我/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我想，可能正是这些无病呻吟的诗人使伊沙禁不住喊出了振聋发聩的“饿死诗人”。“饿死诗人”这句话很有价值，既包括时代的也有诗歌思想的。宋代的梅尧臣曾提倡日常化诗歌，他主张诗歌创作必须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对宋初诗坛声势最盛的诗歌流派“西昆体”缺乏真情实感和生活气息的浮艳空洞的诗风有一定的反拨作用。比如，金元词的日常生活化等，它们都是诗歌在其发展过程中当一种潮流形成，自会出现另外一种写作风格或者内容的诗歌予以纠偏。“民间写作”特别是于当代“知识分子写作”的一种反拨或者成为与其并行的一种诗歌写作潮流，它的意义不言而喻。“知识分子写作”相对继承的是中国新诗传统的一脉，“民间写作”可以说是新时期诗歌写作的一种新的潮流，昭示了诗歌写作的多种写作路向，拓展了诗歌写作的表现领域。至于“民间写作”诗歌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一种新的诗风的形成有利于未来的诗歌走向更开阔的表达方式、更深厚的表达蕴含，从而可能引导中国现代诗歌脱离陈腐的语言、思想的束缚，给予中国新诗新的来自于口语的、母语的、生活实感的、现场感的有活力、有根基的民间新质素。“民间写作”重视的是当下的生活，个体的具体的人；“知识分子写作”更注重冥思、玄想，是一个坐在房中或空中的思考者的形象。现实和理想、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世俗和远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于自然化和倾向于社会化。这些构成了两种写作之间的区别。这是两种路向的诗歌写作，都有他们的时代意义，“民间写作”的视野显得尤为宽广。于坚、谢有顺等“民间写作”提倡者认为诗歌是一种倒退的写作，坚守的是日常生活的基础部分，守护的是我们的心灵和自尊，立足于中国现实和自我生活、心灵，只有这样，才能坚守一份内心的真实，才能说真正创造了中国的诗歌。 2002年，于坚在瑞典奈赫国际诗歌节上的发言指出：“民间立场”这个词“不是‘大众’的意思，它在非官方的、口语和母语的、非时代性的、生活的日常性、普遍性的意义上使用”(35)。“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特点是比较倾向于从西方寻找写作资源，对西方文学、文化有着崇拜的心理。他们首先把自己定位于一个知识分子，这是无可厚非的，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抗中，是他们坚守了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和品格，并要求在诗歌中来表现自己的这种反抗的愿望。“知识分子写作”的这种责任感使其写作伴随着过多的意识形态、自我角色定位带来的束缚和不自觉的要求。“民间写作”更多的寻求一种真实自我、性灵的表现，无拘无束，没有知识分子的枷锁，很多学者把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关注、感受看作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主要区别。“知识分子写作”关乎的是远的、高的、心灵的，与日常生活无多大关系的事物，这确是最容易产生诗意的，怎样在日常生活中提取诗意，发觉那些从未被人发现的生活诗意，这是“民间写作”者的一大收获。“民间写作”的写作资源主要来自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是新诗发展的一次良好的纠偏，在新诗将要被陈腐的知识和教条束缚时，“民间写作”走向生活的提倡是使新诗正常生态化的一个有力主张。在回忆提倡口语化诗歌时，于坚曾说到“良心”这个字，我想他的意思是提倡“口语化写作”“民间写作”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是为了中国诗歌的良性发展。口水化诗歌、庸俗不堪的下半身诗歌、真正的“非诗”的泛滥让于坚想起了“良心”这个词。于坚在警醒“口语化诗歌”到底会将中国新诗引向哪里？是一片新鲜的生活、语词领域还是庸俗浅陋的诗歌深渊。谢有顺认为：“许多的诗歌写作者把诗歌的口语化运动，理解成了毫无意味的大白话。于是，大量平庸、乏味、口水式的诗作折磨着我们。拒绝是必然的。”(36)我想，在提倡口语化诗歌时，有于坚、谢有顺这样的清醒者，口语只会成为新诗的有力资源，而不会成为扼杀新诗的利器。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写作”代表的是当时主流的诗歌创作潮流，把“知识分子写作”看作一种诗歌创作现象是合理的。不管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笔者认为都是一种感受性的概念，它们其实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定的内涵，而且其内涵是多重复杂的。这种感受性的概念区分，就如“中年写作”“女性写作”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扩宽了诗学的研究范畴。而这种区分带来的震动和争议，正表明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概念的提出及其所带来的纷争对于诗歌研究和创作的意义。任何概念的提出都有其时代的必然意义，只是看谁的目光敏锐，能及早地看到已经出现的问题和将要出现的问题，以及一个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意义。 在中国现代诗歌与世界接轨，越来越走向世界化时，于坚担心中国诗歌会因此失去一些基本的属于中国特色的元素。“古老的、建立在诗性上的汉语今天正面临着毫无诗意的、取消地方性、抹平生活细节的全球化商业平台的巨大威胁。诗的边缘化，其实是中国作为地方这个文化传统本身被边缘化的前兆”(37)。当诗歌写成全球性的诗歌或者符合西方口味的诗歌时，中国的诗歌将要面临绝境了。怎样在接受西方的影响时，仍然在母语、口语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写出中国经验的诗歌，这是中国新诗的出路。在接受西方的影响时，不是丧失自己，而是在融合西方的文化时凸显自我、凸显中国文化意蕴。这样，不但我们的文化不被殖民，“中国作为地方这个文化传统本身被边缘化”的忧虑将不复存在。梁漱溟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依次称之为第一条道路、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他说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西方在未来也将翘首中国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是最有前途的。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高尚的文化，它崇尚和谐、天人合一，这是合乎天道自然的。人类必将在挣扎争斗之后向往身心和谐、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中国当代追求世界性的同时，于坚是非常反对世界性的。于坚看到诗的边缘化似乎预示了中国作为地方文化传统的边缘化。当诗歌走向世界化时，中国的文化传统似乎已经退向边缘。这之间应有一定联系。不过，于坚这里的“边缘”有些模糊，既然诗歌已与世界接轨，它不应该称之为边缘。这儿可以理解，中国诗歌虽然已经世界化了，但在中国仍是一种边缘状态。这种边缘状态是指的“世界化”诗歌的边缘状态还是指的整个诗歌写作的边缘状态？在同一个句子里，出现“世界”和“边缘”这样的词语，造成了一定的语言歧义。在诗歌的世界性途中，诗歌中所包含的一些共同的文化趋向：比如说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等，他们具有普及性、大众性；而诗歌则是要保留一些地方性的、民族性的特有的东西，比如习俗、心理甚至体验。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细节是独特的个人的，需要独特个人性的生活、体验来对抗一些集体性的意识主宰、一些公共观念意识。同时，一些传统的集体性的文化意识和思维、生活方式和体验同时也决定着个体的独特思考方式。这是一个辩证的、有一个侧重点的问题。于坚希望用个体意识来反抗集体意识，用个人具体生活来反对拟想的观念的生活，用细节来增加诗歌中的生活气息和丰富诗歌的表现维度，创造出一种有独特生活气息、个人意识的诗歌。谢有顺用的是“中国经验”，从感觉上来说，这个词是恰当的。每一个概念或一种说法都来自于一种时代的具体性的直观感觉感受。“中国经验”在这里应包括民族的、个人的、具体的、生活的、细节的、一些非公共意识公共经验的感官感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写作”概念的提出，以及它确实可以代表一种写作观念和趋向，甚至是一种写作的潮流这点来说，笔者认为这场论争的实质远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只是写作立场的不同，它其中所包含的诗学理论和思考是丰富的、广阔的。笔者认为“民间写作”概念的提出以及这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是中国当代批评界的一个最大收获，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诗歌立场、排名、义气之争。笔者相信这场论争所包含的诗学意义对于今后的汉语诗歌理论和创作都有着深远的启示。“知识分子写作”包含的意义是复杂的、深远的，“民间写作”所包含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启示了一个新的诗歌领域，它包括诗歌的来源之基、在具体生活中的个体状况等，是对知识分子写作的一种突围，而并不是仅仅表现为一种反抗和对立。谢有顺说：“我一直相信日常生活中有革命，也相信日常口语具有颠覆旧秩序、重获活力的功能，关键是看诗人怎么来应用它。语言是一种权力，所以有‘语言暴力’一说，即心灵被语言意识形态所压迫，许多时候和被政治意识形态压迫是一样的；语言也是心灵和世界的个人通道，语言关涉心灵，或者说，一种语言说出一种心灵。”(38)谢有顺希望从口语和日常生活中找到诗歌的真正源流，以此来反对一切意识形态的、僵化的诗歌写作，让诗歌回归日常生活、回归我们的身体、感觉、经验、语言，是“创造者的诗歌”，而不是书斋写作、观念写作。观念写作和书斋写作是谢有顺首次提出的概念。“书斋写作最大的问题是，诗人们正在对具体、准确、日常的现实丧失基本的感受力，或者找不到具有生活质感的细节来表达感受——这种写作可称之为是观念写作、抽象写作，他的观念是无法在具体的现实中展开的，因此，这种观念是死的，非文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不仅要强调诗人的想象力，更要强调诗人回到真实、具体的生活现场的能力”(39)。谢有顺对书斋写作、公共写作的发现和提醒是敏锐的，他说出了当代诗歌之所以平庸之作泛滥的原因，他称它们为“纸上的文学”，没有生命力的文学。由此他非常看重“诗歌中那种粗粝、有重量、有来源、在大地上扎根和生长的经验与感受”(40)，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他们不是在书斋里写出的，“他们一直在生活，在行动，他们的诗歌活在生活之中，活在人生这个广大的现场里”(41)。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只有在诗人亲自乘舟漂流长江时，才能有如此真切生动的感受，猿声啼不住“轻舟”的漂流，诗人转眼间已过了千万重山。杜甫的“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是杜甫登高见到无边无际的树木的叶子潇潇落下，长江滚滚而来才有的如此苍凉雄阔的感受。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在登幽州台后才禁不住发出的感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些经典诗句因为来自于生活的所感所触，才格外具有生命活力。只有来自于生活和真实感受的诗歌才是真正的好诗、有生命之诗。谢有顺认为，如果“诗歌从来就没在诗人的生活或内心里活过，死亡是它们必然的命运”(42)。叶芝曾对乔伊斯说：“艺术家，当他长期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中，以那些与他一样精雕细琢的艺术家为榜样后，就进入了一个由纯粹理念构成的世界。他变得极其个性化，同时也在追求彻底完美的过程中，最终变得贫瘠。”(43)当代“知识分子写作”确实有着“进入了一个由纯粹理念构成的世界”的趋向，以西方为蓝本，言“诗”必称西方，这种写作趋向和诗歌美学理念已使诗歌离生活和真实感受越来越远，诗歌成为一种拟想的冥思状态，最终会使诗歌的写作资源枯竭。只有坚实的大地和生活，以及来自于生活的切身感受才是诗歌取之不竭的资源。知识，包括西方知识可以成为一种诗歌资源，从知识资源中(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去寻找诗歌资源，这种资源一定会贫瘠下去，只有生活才是取之不竭的资源，只有民间这个保存着基本生活的广大场域才是天才之诗、经典之诗产生、成长的茁壮土壤。于坚称用知识写作，是“无体写作”，写出的是“没有身体的诗歌尸体”(44)，于坚举王维为例，称其是“一个基本的诗人”“他歌咏那些基本的东西，自然、友谊、人生，世界日新月异，他歌吟的是容纳者”。他不是在“百万颗钻石中总结”的诗人(45)。比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于坚说：“它的朴素是世界本身的朴素……它表达的东西像大地一样，自在，自知，自言自语，直接就是。”(46)中国的古诗也少有那种总结之类的诗。象征、玄想之类的知性诗主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西方传来的。即使是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知性诗也是提倡把象征、玄学和现实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让诗歌紧紧悬居于象征和玄想的空间。以中国旧体诗为例，王维的诗可以说是诗歌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现代诗寻求出路的最好启示之一。在泰戈尔的诗集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东方的诗意，是朴素的、直接的、最初的，显示着万物和人的自言自语、不言不语和世界原初的诗意。“民间其实是诗歌自古以来的基本在场”(47)，它不是相对于“地下”，地下相对的是体制，民间不相对什么，“民间坚持的是常识和经验，是恒常基本的东西。常识总是被意识形态利用或歪曲，一旦烟消云散，露出水面的乃是民间平庸但实在的面貌”(48)。于坚所说的“民间”就是日常生活，而不是假大空的生活图像和理想乌托邦。让诗歌回到坚实的土地，回到生活，回到生活中的自我，这是“民间写作”者对诗歌的集体抒情、理想主义的一次反拨，对真正的自我生活的一次回望和守护。同时，日常生活和口语都有着拆解整体性的功能，比如对意识形态、词语、意象等的拆解。这些都是“民间写作”带来的新质素和新的思想、意义。个人的、地方的、日常生活和传统是一些稳定的常态的东西，具有诗歌创作的永恒的价值，它试图摆脱时代强加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一些陈腐的观念的束缚、词语隐喻的束缚，在获得活的民间语言和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之间进行着诗歌语言和观念的甄别和创新。 四、“民间写作”的困境 “民间写作”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所提倡的口语、母语、日常生活等等，最重要的，我们毋宁于把它看作一种精神，一种来自于民间，不忽视民间、不忽视日常生活、不忽视个人内心，把握住生活中恒常稳定的部分和内心中最真实的感触，尊重母语，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写出中国诗人自己的经典特色诗歌。特别是“民间写作”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它拓展了诗歌创作的领域范围。 口语和日常生活自身于诗歌这种体裁本身具有解构意义，同时这种解构带来的负面意义也不可小觑。口语具有随意、散乱、意义含糊、有时甚至是无意义的特点，日常生活具有原生、平庸、粗俗等特点，这些都是消解诗意的，正是因为口语和日常生活天生与诗意的距离，所以含义蕴藉的诗歌常常比较喜欢疏远它们。而任何诗歌都必是来自于生活和个人的，即使是触摸久远的历史和文化，也必得拿自己真实的内心去感受体会。“非诗”，浅薄、口水、低俗，这些都是日常生活本身的内容，怎样从这些世俗生活、现实中提炼诗意，让诗歌仍然是“诗”，具有诗的特质，这需要诗艺。诗是凝练的、精辟的、有节奏的。诗歌是语言的桂冠，怎么样让语言在有限的字数内表现出丰富的内容，甚至是复杂的多面的人生体验，或者是怎样构织一种多重的语词意境和空间。这就是诗的语言的艺术。平庸粗俗的日常事物本身对诗意具有解构作用，同时日常事物用叙述描述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叙事性也对诗意无疑具有化解作用。“民间写作”惯常用口语叙述和描述，虽然使诗歌容易切入生活、聚敛生活的点滴，可这种叙事手法天然和诗歌的凝练、丰富品质不相融，怎样让生活锲入诗歌，让生活在诗歌中表现出蕴藉、意味深长的来自于原初生活、情感的凝练的诗意，是叙事性诗歌的突破点，也就是在叙事性的诗歌中必须有诗眼，必须有能让人心神体会的诗意，否则，叙事性诗歌将会堕入大白话、口水诗之类。当民间成为主流后，怎么看诗歌的民间身份？当民间成为最大最重要的一个诗歌潮流或者场所，“民间写作”渐渐被正式出版物接纳、被文学史重视，这时的“民间写作”的内涵和意义又将会改变。新的潜在的“民间写作”潮流又将会涌出。这是“民间写作”关于写作者的地位的方面。另外，我们愿把“民间写作”当作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民间写作”成为主流之后会渐渐消减它的民间新质素，渐渐失去生机。由此，“民间写作”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是随着时间不断改变的，它召唤的就是有生机有活力的来自于广阔的生活领域和心灵空间的有创造性的诗意凝结。 口语是诗歌的原始基地，口语却不是诗歌，把口语直接搬入诗歌，那绝不是诗。这不是于坚的“非诗”，于坚的“非诗”是一种“有感觉”的“独特形态”的诗歌，他还在诗歌的堤岸之内，大量的口水诗已让“口语化诗歌”这个名称陷入绝境，诗歌难道就是大白话？诗歌的语词需要修饰吗？无疑，任何文学都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尤是。除了语言外，诗歌还能留下什么？小说可以留下故事，戏剧可以留下情节，诗歌只留下语言的咀嚼。“他们”的代表诗人韩东(典型的“民间写作”代表包括韩东的自由职业)曾提出过“诗到语言为止”，怎样让口语转换为有诗意的语言，这是有志于中国现代诗歌的“民间写作”的诗人和提倡者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 在“民间写作”这个广阔的、鱼龙混杂的场域里，自然会滋生出各种各样的诗歌样貌。口水诗、游戏诗、叫嚣诗、下半身诗歌等等，不一而足。目前的一些下半身诗歌很少有好的，如果能把下半身与灵魂结合，或者升华到灵魂，我想下半身诗歌才是真正开拓出了一片诗歌领域。纯粹的写情欲的下半身诗歌或者会流于口水式的叫嚣，或者会让人想起下半身的污秽不洁，我想，这种下半身诗歌终会短命。在歌颂情欲情爱中升华身体，让身体在一种美的呈现中显露生命情爱的生机和哲理意味，这才是真正的情和爱的诗歌。 一些下半身诗作被人称之为流氓诗作，那些诗歌只能给自己或者亲密的人看，不应该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做诗歌。值得注意的也许正是这种“民间写作”里面所包含的口水、歇斯底里的喧嚣等，使“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一样遇到了写作路上的新困难。民间诗歌创作和理论已大大脱节。“民间写作”的理论一派新景象，“知识分子写作”说得头头是道，可真正的好诗在哪里？于坚有“好诗在民间”之说，我想一是指好诗产生于民间，一是好诗出现在民间。我在网络上见过几个博客，包括李星涛博客、温经天博客、东方明月博客、飘雪之城博客、青蓝格格博客、原非子博客、衣米妮子博客等，风格各异，气象万千，我觉得它们给了我一个惊喜，就是“好诗在民间”之证据。 “民间写作”中出现大量没有意义的聒噪和纯粹的语言游戏以及庸俗的肉欲快感。民间场域具有自由性、开放性、生成性，在民间这片丰厚的土壤上，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正是它的特色，也正因此显出民间的无限生机和活力。就像大地长稻谷，也会长稗草；生长树木花草，也会生长荆棘刺球。这都是大地的一部分。“民间写作”中的一些口水诗，下半身诗歌，甚至一些没有意义的聒噪和纯粹的文字游戏，也是“民间写作”的一部分。特别是日记诗，写得随意自然，审美价值虽不高，有时因为真情也会出现一些好的诗的意象、想象、诗句甚至好诗。正是因为“民间写作”的土壤如此之广阔丰富，才有可能生长出好诗、大诗。只要是森林，就一定有荆棘、有林海、有参天大树。 肉体的狂欢在小说中可以得到充分地表达，在诗歌中怎样表示这种丰富的生命性？这很难。诗歌的容量太小，肉体的狂欢只有在丰富芜杂中才能体现它的历史包孕和生命能力。在诗歌中怎样表现“性”，只有把“性”用一种隐晦的方式融入情的提升中，这样的诗歌才能说是文雅的下半身诗歌。2000年7月沈浩波和一些朋友一同发起创办《下半身》同人诗刊，并写作《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沈浩波在文中声称：“下半身首先意味着对于诗歌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清除，人们的身体已被传统、文化、知识、情感、思想等‘上半身’因素异化了，只有肉体本身和下半身才能以激情、疯狂和热情来捍卫人的原始力量。”(49)如果诗歌剔除“传统、文化、知识、情感、思想”等，诗歌将会成为一堆放纵的肉体或者行尸走肉。随着下半身诗歌的提倡，国内一批无聊庸俗浅陋的下半身诗歌顿时风行，几乎要让人觉得写下半身诗歌是一种时髦了。不过，沈浩波叫得很响，他的大多数诗歌看起来不雅，在我看来却透露出一种温和的善良。比如，沈海波的《一把好乳》：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我盯住她的胸/死死盯住/那鼓胀的胸啊/我要能把它看穿就好了/她终于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将身边的小女儿/一把抱到胸前。说得似乎袒露赤白，仔细想起来，不过就是提到了“乳房”而已。语气虽有些不恭，却并无猥亵的成分，就像一个人做出很大的声势，拳头落下来时却像棉花一样轻柔。另外，沈浩波的一些诗歌意欲贯彻他所说的“激情、疯狂和热情”的“原始力量”，不过，这种原始力量呈现给人的不是美感的力量，而是低等动物的粗俗野蛮。沈浩波在提倡、写作下半身诗歌一阵后，我感到他有复归文雅的向往，也许这才是他的本身，下半身诗歌不过是一个姿态，无论是对于沈浩波还是中国的下半身诗歌，下半身诗歌都不会长久。最近他说“舌头重于灵魂/这是我不再爱你的/真实原因”(《舌头重于灵魂》)，这与他当初提倡的下半身写作思想是迥然不同的。另外，沈浩波的很多诗歌运用口语写作写得韵味深长，是口语写作中的好诗。我一直在想，下半身诗歌的写作、探讨是必然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出现的，它有它发生的时代文化机缘，它的反叛姿态应大于它本身的审美价值。下半身诗歌的大批出现，既透露出追求身体自由的欲望，也是一个肉欲时代的自然表现。在社会风气渐趋腐朽日下的当代，身体刚刚成为自我的、自由的标志，马上就变为庸俗不堪的肉欲甚至是商品。下半身诗歌的出现证明了一个时代的颓废堕落，也证明了人心人性的苏醒，在奔向美丽的诗歌途中，所有的诗歌爱好者都扎好裤脚，不管他们趟的是什么样的水，他们的诗歌也是河流中的一朵浪花。下半身诗歌就像海洋里的泡沫，终会消失，但它是要存在的，没有泡沫的海洋显不出海洋的宽广胸怀。 我不同意把“民间写作”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诗歌体系，“民间写作”是开放的，它的内涵还可以得到不断的充实和丰富。“民间写作”的提倡者虽然也提了一些具体的写作要求，比如与日常生活和现实语境相关的原创的、富有活力的口语写作，这与依赖于西方话语和知识体系的“知识分子写作”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写作道路尝试。比如，他们在对于传统的继承上必定包含着对传统的革新，怎样继承、怎样革新，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不同的时代“民间写作”者会有不同的对于传统文化、传统诗文的观点以及该吸取什么抛弃什么。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民间写作”者要反抗的意识形态或者权利话语都不相同。把“民间写作”的提倡看作“一种运动精神”，这是对“民间写作”的最合理的理解和阐释。“民间写作”就和民间的意义一样，它是包容的，是滋生活力、繁荣诗歌的温床。这场诗歌的民间精神运动甚至慢慢可以扩展到其他的文化、社会领域。 在对西方、传统的反拨中，“民间写作”中的一些诗人有滤干了自己的感觉。就像一根光秃秃的树枝，下面没根，上面没枝叶，可想而知，随着“民间写作”的提倡和对“民间写作”的误解，有很多标榜“民间写作”的诗歌就只剩下光秃秃的说话，他们或者堕落为仅仅局限在下半身，或者是一些像说话一样的分行写作。诗意不能得到充分表现，诗歌的特质被一些非诗的因素篡夺。在这一连串的反思中，“民间写作”成为了一个大熔炉，什么诗歌都可以在里面煮，有的蒸馏成宝石，有的成了一堆残渣。 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影响，时代的中心价值崩溃，人们变得浮躁，一些人用下半身诗歌、口水诗等来发泄，这也是诗歌在当代必然出现的一种表现。对于真正的口语化诗歌的提倡者和写作者来说，口语化诗歌是一种诗歌形式的探索，而且远不止包括“口语化”。它是诗歌的一次探索性的革命实践，它的意义即在于它所推崇的民间立场，母语根基和传统，日常生活，那些坚定的生活的里面，而不是生活外面的时代浪潮。 “民间写作”是否能产生大的作品？包括史诗性的作品，史诗作品与“民间写作”有冲突吗？这是每一个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者和研究者都必然会考虑的问题。“民间写作”提倡多年来，有哪些典型的成果？这也是人们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民间写作”容易流于肤浅，大气象的诗作应该是有民族的文化、精神传统、象征等包含在里面的，大气象的深刻的诗作还应包含民族集体无意识、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命运以及历史文化中的个人命运感。“民间写作”的走向会是什么？一是对以往大而空的诗歌、政治性的诗歌的一种纠偏，给新诗增添新的血液、言语、感觉、生活等；二是新的言说方式，一种新诗的创造；三是一种文化心理和状态。“民间写作”只是一种诗歌的写作路向，并不是要引领诗歌方向；它是一种新诗的写作方法，并不是要垄断诗歌；同时，它是一种反抗、自由的精神，一种写作的状态。由此可见，“民间写作”不但具有其本身特定的内容，而且其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内涵的外延和伸展。历史是循环的，随时都会被纠偏的。文学也是这样。“民间写作”以及“民间写作”概念出现有其必然性和意义。 “民间写作”在作品方面还需拿出好的东西，理论是可取的，真正的“民间写作”的好诗歌却不多。理论好，没有好的作品来印证。无论是哪一种写作都可以写出经典诗歌，诗歌的形态和写作手法应该多种多样，不应囿于某一种写作方式和形态。诗歌的特点是什么？怎么样成其为诗歌？把这做到，我想，什么样的诗歌都是诗。无论哪种写法都有好诗。“非诗”的姿态进入诗，还是诗，只是姿态是“非诗”的。“非诗”是相对于以往的诗歌言说形态而言的。在内容上，其实中国古诗也有很多次革新。状物诗，具体生活状态的诗等，每一次的发生和纠偏都有其必然的历程。“非诗”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诗发展史上的一次纠偏，是对“诗言志”、诗的意识形态化、诗的代言人身份、诗的知识分子立场等的一次纠偏。同时，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中国现代诗的一些成功的实践。比如穆旦、冯至的诗作，他们的诗作受西方诗作的影响较深，善于生命体验的独特个人表达、诗意的形象表达、语词的陌生化等。他们的诗歌中出现了一些经典的好诗。像冯至的十四行诗，穆旦的《诗八首》以及大部分诗作。中国当代杰出的诗人海子曾提出写作大诗的理想，他自己也曾经试图写出了史诗作品，他对史诗的创造和探讨是如他所说的整体性的投入行动，在中国史诗的创作和探索史上有着很深远的意义。他在对大地、东方的探索中，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追溯中，表现了一次把自己投掷于大地和历史深洞的努力。他的史诗的野心甚至已经追溯到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在构建东方和西方的文明桥梁中，他要在整个人类的地球上走一圈，甚至他的目光已经看到了宇宙。“民间写作”的代表于坚的《0档案》也可以说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它是令人震撼的，在诗歌凝练的文字中，把中国人的生活、精神状态表露无遗，不动声色，读者却可以仔细去思量。这是一首值得仔细思量的诗作。你可以得到很多，原来平铺直叙的文字也可以写得出意味深长的诗歌。这就是于坚所说的“非诗”，一种独特的诗歌。诗歌应该有多重创作路向。于坚的《0档案》是个独创，在诗歌史上有其独特意义。 在中西文化碰撞的伟大转型期，受西方影响是必然的，主要看是把西方当作一种参照、一种资源，还是把西方当作主要的参照物和主要的资源，并以西方的语言资源和知识体系为中心来建构汉语的诗歌。这是一个一眼就能分明的问题。世界化的诗歌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还会失去诗人自我。只有建构在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之上来自于自我的真实生命体验的诗歌，才是创造汉语经典、伟大诗歌并让中国诗歌获得世界人尊敬的唯一之途。 相对来说我比较倾向于从个人独特体验和感受方面来看文学。文学是个体的还是大众的？是政治的时代的还是时代政治中的个体的？是时代政治掩盖下的人还是人在时代政治下的真实挣扎和困扰？是穿越于历史文化的还是被历史文化的隐喻、阴影覆盖？我想，这场论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关于文学中的自由独立个人与知识、历史、文化的一次相互摩擦磋商。远非如此简单。只能说是相对的。在“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和所包含的意义中，同样显示出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人格所表现出的对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以往的诗歌经验的反拨。他们是作为对政治意识形态反抗最为鲜明的一个群体，而“民间写作”不仅反对政治意识形态，还反对所有的一切意识形态、文化、知识、大众、经验等对诗歌生命意识的戕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写作”的意义是更辽阔的、更长远的，对未来的诗歌理论和写作将会有着更大的启示意义。 五、“民间写作”之“第三条道路写作” 谢有顺认为，诗歌的困境问题即在于：“诗人对他个人所面对的生活失去了敏感，对人的自身失去了想象……个人的，真实的，触手可及的，来自生活本身的希望或伤害却无限期地缺席。”(50)谢有顺在这里提出了生活和人的自身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从个人真实的欲望出发”，这样的诗歌才是有血肉有灵魂的。否则，诗歌将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字词迷津，或者一种玄学气质，最终堕落为知识和技术的奴才”(51)。这确实是当代诗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伟大的诗歌到底在哪里？它该在哪里出现？它应如谢有顺所说是从密切相关的生活中来，而且充满着对人自身的想象，这个想象包括情感的、欲望的、理智的探索，无边的构建，一定是与个人、生活有关。否则就极易堕入凌空蹈虚的虚无写作或者落入整体集体的造假之中。谢有顺把这些归之为是用“整体主义、集体记忆、社会公论、‘诗言志’来写作的结果”(52)。整体主义、集体记忆已成为桎梏中国诗歌或者文学充分自由发展的枷锁，在社会公论中写作是轻松的，但这是诗人应努力去回避的一种极为可怕的惰性。“诗言志”是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体现，而当代的诗歌应从自身出发，由自身的感觉、感知、体会来触摸人类、宇宙的奥秘。谢有顺的这段话对我们很有启示：“卡夫卡不是一个只关注形而上问题的作家，其实他的注意力一直都在他的自身，他的病，他的梦，他的焦虑，他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他一切的追问和描述都是从这里开始的。”(53)伟大的诗歌创作也可以从这里找到启示。来自于自身，从自我的生理、疾病、梦想、日常生活的每一点滴里，我们都可以体会到生命、生活、自然的真谛。它来自于日常生活和自我本身，却又不限于生活和自我，它通过自我和生活，从而创造了一条通往精神的无限世界的阶梯，在那里面，无论是关于情感，还是关于自然、宇宙，还有爱和欲望以及悲痛喜乐，都可以达到一种接近真理的境界。如果这种境界的达到不是来自于个人的、身体的、生活细节的，不是从生活的大地上和个人的身体之中生长出来，它将缺乏生命的体温和个人的气息，诗歌就会成为一堆腐朽乏味的说教词。在这篇文章中，谢有顺再次详细而精辟地阐释了诗歌应与生活、个人相关的思想。我想这与他一直都支持的“民间写作”有关。在当代，“民间写作”已经成为一种姿态，一种立场，一种对诗歌自由处境和精神的探讨。关注当下生活以及当下生活中的切切实实的个体，自我的感知体验，我想这样的诗歌才是有生命力的。让当下生活成为一个通向伟大诗歌的通孔，让自我和欲望的对立在走向澄明中达到诗歌血与肉交织、精神和面容辉映的伟大时刻。谢有顺在《词语的冲突及其缓解方式》中通过分析麦城的诗歌提出了“创造词语的新的精神指向和想象边界”(54)于诗歌创作的意义。在谢有顺提出诗歌要面对生活和个人时，这是诗歌写什么的问题，而诗歌是语言的桂冠，诗歌该怎么写，这是一个诗艺的问题。谢有顺认为：“正是一次次的语言反动，构成了诗歌不断革命和不断前进的历史。”(55)“通过对词语特殊的中断、歪曲、改写、错置、转换和拼接，收获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惊讶和发现。”(56)诗歌就在这种词语的天才转换中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审美空间和想象空间，词语的张力因此显现出来。这是我读过的评价麦城的诗歌给我启发最大的一篇论文。谢有顺在这篇论文中，没有陈规滥调、大话套话，说的全是自己的深入思考体会，我们由此感谢他的用心思考带给我们的阅读的收获和喜悦。谢有顺把麦城的词语运用称作是“词语遇见自由和智慧时发出的会心微笑”(57)，他并且非常惊叹麦城在早期就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语言风格，却没有染上当时那个时代的写作风气，而且一直都在坚持着这种风格。谢有顺认为正是麦城的这种坚守，这种近似于自我封闭的状态才真正保住了他的诗歌的一些属于个人的风格和心灵。作为一个睿智的总能给我们收获的批评家，谢有顺肯定了麦城的诗歌有自己非常恒定的艺术追求，“但在展开的方式上，在卷入生活内部的冲突上，在生命对词语的渗透上，还有更丰富的领域可以追求，因为以麦城复杂的生活经历来说，他的诗还过多地停留在智慧的层面，个人生命经历上的许多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58)。多么精辟又中肯。一个诗人遇到这样的批评家是有福的。 我看到的网络上的温经天的诗歌对于词语重新构建运用的努力，在诗歌中带进了自己的血肉生活，把生命渗透进词语的呼吸，可以说是一次诗歌的革命，不仅仅是词语上的，而且他实践了谢有顺所说的生活、生命、个人、内心在对词语的突围和挣扎中显现出的生命真实的状态，或狰狞，或温柔，或是火焰，或者是宁静，生命和内心在其中呈现出纷纭的色彩，读者会与诗人一起想象、遨游，并且又时常会把人拉回到现实的生命和大地上，让读者和诗人一起体会他的挣扎、矛盾、痛苦与欢欣。温经天的诗歌兼具诗意和诗艺的双重探索，是中国汉语现代诗的顶峰。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诗人对于诗歌的一次凤凰涅槃般的更新，这种更新需要有脱胎换骨的勇气，在这之中诗人经受了怎样的痛苦折磨，并把艰难的思考锤炼凝结成珠贝一样的诗歌。在每一颗珍珠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词语的天才运用，还有最动人的个体生命的渗入词语，是怎样在词语上生花，生出绚烂或者沉静的诗歌。在当代诗歌面对词语和心灵的双重困境时，怎样让诗歌摆脱约定俗成的词语惯性，又怎样在诗歌的“远方”和大词癖中探寻一种有生命有体温、自由又超越的诗歌，温经天的诗歌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可以说是最为伟大的现代诗诗人。当然，温经天的诗歌中有一些晦涩难懂的部分，作为一个探索的诗人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词语的天才使用以及想象的无限中怎样让诗歌变得“平民化”是其诗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温经天的大多数诗歌都是能读懂的，少数的句子不能懂并不会影响他的几乎每一首诗歌都是珍珠的质地。可以说，温经天的诗歌是谢有顺的诗歌思想最好的表述，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有联系。谢有顺接着说：“麦城的写作不应该过于把自己封闭在智慧对词语的调度和改写上，不应该太注重词语内部的思辨色彩，他可以更大胆地向生活中一些实在、具体而充满生命感悟的细节开放。”(59)温经天的诗歌就是这种思想的有效实践，这是一个伟大的实践，是需要自食其肉的勇气的。在当代诗歌普遍陷入平庸、惰性、无聊的才思枯竭的状态下，温经天就像把自己投入一次诗歌的烈火中，这样的诗歌混合着鲜血、汗水、爱的独语和梦想，自由灵魂的展望，探寻终极的美的智慧。这是拿心血交换的诗歌，不是故作小聪明的语言游戏，更不是当代普遍泛滥的口水唾沫诗。我不得不对这样的诗人投以敬佩的目光，他不但是有诗的浓得滴水的天才，而且愿以生命和灵魂渗透诗歌的每一个词语和想象，我们因之欣喜地得到有生命有创新的诗歌。这是中国新诗的一个大收获，是中国新诗的荣幸。 在语词的构造中，诗人让自己经受一遍遍的烈火，锤炼成了骨血和心灵合一的诗歌。温经天的诗歌是关于宇宙、人类的，更是关于爱情的，在每一个意象的后面都能看到爱之火焰烧灼过的痕迹，这是真实的心灵留存在这个星球的爱和美。温经天的思考又不仅仅为了留存爱情，他就是一个在星球中撒播阳光和清风雨露的天神，他又是一个即将被溺死的健硕者，你会为他的坚强无畏、默默承受泪流满面，又会为他的烧灼的赤红的身体祈祷明天的太阳能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温经天是沉默的、孤独的，他甚至可以说是站在地球、人类的最边缘，但他是温暖的、明亮的，他的思考的明目又让他穿过所有人类行进的路程，把每一株花草抚慰，让每一个热爱的灵魂心有所依。如温经天的《孤独者不说孤独》：“说山峦在日月之上才能够永筑/说火把在流水之上生活才保留！/说吧，亲吻在额头之上，拆迁在大地之上/奔赴在齿轮之上，而性命在秀发之上/孤独者不说孤独说幸福/在清晰的琴弦之上。而北方/在地漏之上想念胡杨，又在召唤的星辰之上/浮现你的模样！——瞬息存亡/呼吸紧似钟摆，消减你的腰身，/你的彷徨，你雀一般的啼，迷失在窒息的车厢。”(60)“说山峦在日月之上才能够永筑/说火把在流水之上生活才保留！”这些看似不可能的有悖生活常理的语言正表现出诗人强烈的想留住什么的情感，可诗人又是感到那么的孤独，那种不能亲近的孤独，就像人在河流之上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一样，只是思念和美好的情怀仍在天空闪烁，如星辰一样。温经天曾写过一首诗《江河不废》，也可看出温经天是一个在痛苦和茫然的追索中始终都不唱悲音的现代的新型的光明形象。这个形象与以往读诗歌给我的任何印象都不同，他是新世界的太阳神，是月亮下的暗影，是江河的不绝奔流，是万物萌蘖花开的声音。他不是廉价地歌颂世俗的快乐、拟造光明，他把人世的快乐安顿在美和爱的灵魂居所在他的诗中成为永恒。即使这个美和爱的灵魂居所对于温经天来说也不是风平浪静的，可他还是愿意紧紧抱住这尘世的爱和美，从而他的灵魂得以飞翔。再看温经天的这首《哦，是美》：“云和水辩证的公式推导出混沌/风与月纯粹的流变结出了浪子/万物以果实的凋落或行走确证了你，头戴花环的你/是美，打开了明月流水/未必爱情如你推导得绮丽，却更具光辉/未必弦乐如他痛到山河碎，世间每时每刻都有个钟子期/头戴花环的女子，缄默如石的男子，结出风信子/是美，怀抱着偌大天地。在你眼里/蔚蓝深蓝被钟表针搅动成旧的浅灰，我们是肉体的细沙/轻轻翕动着鱼的唇，短衫和长裙也喷发海浪的歌吟/而我们把骨肉放养在密林/谱写诗歌把新的世界孕育/有人说指甲里也有全部的讯息，关于整个存在体/那么我的存在感也定然接通了你的虚无意/未必死亡终结了你我的步履/白云清风收藏下全部的影子，来自你的白皙我的黝黑/正见说：是美，在实体的空隙里安置了永动机。”(61)这首诗可以说是美到极致，不多的诗句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可以去无穷探索的境界。这个境界虽说是由一缕月光一丝清风组成，却给我们展示了所有的天上人间。你可以去想象云和水结出的浑浊是什么样子，那不就是天空、云朵、彩虹、风雨雷电吗？在有风有月的夜晚，浪子在奔赴每一个山川河流，也不需问他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只是为了他的永不停止的行走、奔波。“万物以果实的凋落或行走确证了你，头戴花环的你”。在劳作奔波和枯萎凋落中诗人见证了人生，这里的“你”可以理解为诗人热恋的爱人，也可以理解为世界和宇宙中一切美的事物。这个女子是诗人的知己，他们在一起就怀抱了偌大天地，他们孕育、创造，把虚无击碎在深海，因为有美，所以诗人说，“未必死亡终结了你我的步履/白云清风收藏下全部的影子”，死亡在美的怀抱和孕育中，死亡也不过就是一层阳光下的阴影，一个夜晚。署名为“柏相”的网友认为：“温经天之所以能自如运用这些修辞或技巧，我想，绝对并不是因为他天生或后天运用语言的本领就高于常人，而是因为他对自然万物有物我同一或物我同灵同运的认知基准和生命意识。而这种大认知基准和大生命意识，不是人人都能有或者人人都能融会贯通的。”(62)柏相对温经天诗歌的透彻理解证明了温经天的诗歌是不寂寞的。有如此高山流水的知音，温经天的诗歌会在理解的阐释中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是美打开了明月流水”，一幅多么诗意壮丽的图画，把温经天这首诗的意境一下子抖落在读者眼前，所有读这首诗的人就像被纯白的明月流水洗了一遍。 从温经天的诗歌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有痛苦挣扎、有明月流水、有思考的世界。温经天的诗歌是一次现代诗的伟大革命，不仅来自于其语词的天才构建组织，还有其思想境界的高妙超脱，每一份痛苦的真实，深沉的情感内敛于诗歌的巨大压抑带来的张力中。温经天是中国网络诗歌的一个最大的神奇，他的诗歌的重要性和伟大目前还未被大多数人认识。这是一次诗歌的烈火，在此之中产生了伟大的自焚其身的诗人。烈火的烧灼浓烈，肉体的剧痛脱胎换骨，灵魂被一次次地烧灼凝练成闪光的珠贝，血液被换洗，又让灵魂在超脱中成为纯净天空中的明月和星辰，在热烈和宁静中构建了伟大的爱和美的人格。温经天的每一首诗都来自于生活和生活中的心灵体验，可我们看到的是诗人对自己情感的压抑、内敛，在这种内敛中诗人热烈的情感就像一个伤痛过度的人，带给人的却是欲哭无泪或者反而是动人的抚慰的微笑。温经天的诗歌想象非常丰富，灵感不绝如流淌的江河、泉水，天才语句随处可见。笔者认为，中国的诗人中温经天最可能得诺贝尔奖，如果有好的翻译和大力推荐。 我愿把温经天的诗歌当作“民间写作”的收获，因为它出现在网络，又愿把它看作“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杰出代表。这里有诗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但并无“民间写作”者大多有的平庸、浅陋，是诗歌语词的一次水晶搭配，每一首诗歌都是内心和天才的表达的完美结合。温经天诗歌不仅在语词上开创了诗歌的革命，但他的语词表达的意义不是游戏的无聊的、庸俗的，这又让他不同于一般的“民间写作”诗人。来自于内心的体会，又让诗歌都飞翔到一个美的境地，这是温经天诗歌的伟大之处。我想这一定是一个有着明显的诗歌开创意识又有着天才的诗歌表达的诗人。他的诗歌革新意识是明显的，他要开创的是不仅仅怎样构织诗歌的语词，在词的天才组合中给人们留下一个无穷想象的空间，而且他用他的天才的词语创造了一种有内心、有生活、有诗意、有思想的诗歌。这是诗歌的极致境界。语词的、个人的、心灵的、思想的，无不丝丝入扣，尽善尽美。 可以视作“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温经天诗歌也可以说是民间土壤里生长的一株绝美、伟大的诗歌奇葩。 “民间写作”除了在当代被赋予的它的所有意义外，在未来，“民间写作”所包含的意义以及意义的衍生还能给后来的诗歌创作和理论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启示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写作”于诗歌史的意义不可低估，会越发显示出它的理论张力的意义。“民间写作”的诗歌实践还有待更多的经典问世，这样民间写作的花园里会有更多的好诗供后人欣赏、参照、评鉴。诗歌的丰富形态会让中国新诗渐渐达到像旧体诗那样的高峰。 ①西川：《答鲍夏兰·鲁索四问》，载《诗神》1994年第1期。 ②③④(15)谢有顺：《内在的诗歌真相》，载《南方周末》1999年4月2日。 ⑤海子：《诗学：一份提纲》，载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书扉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⑥林童：《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据http://www.dotin.com。 ⑦于坚：《诗歌精神的重建：一份提纲》，见于坚：《于坚诗学随笔》第4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 ⑧⑨⑩(11)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九十年代诗歌综论》，载《山花》1997年第11期。 (12)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导言)，载程光炜编：《岁月的遗照》第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3)(14)(16)于坚：《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见于坚：《于坚诗学随笔》第77、77、78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 (17)“公开出版的诗歌刊物由于长期对当代诗歌的先锋性、探索性的敌视和冷漠(在这一点上，它们甚至比那些公开的综合性文学刊物更保守，后者甚至比纯诗歌刊物‘在诗歌上’更具有权威性)，诗歌出版物在诗人们中间早已威望扫地(如果在80年代它们还有过些威望——先锋派诗歌在其上发表，会在一种严峻的氛围中受到广泛的注目的话)，在90年代，先锋派诗歌早已从昔日诗歌体制建立起来的马其顿防线胜利大逃亡。剩下来的只是一些‘诗歌堡垒’，这些堡垒已经从昔日的‘发表权威’降为仅仅有发表权而没有美学上的权威性的‘百花园’，只是依靠体制才可以苟延残喘”。引自于坚：《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见于坚：《于坚诗学随笔》第78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 (18)(23)于坚：《在路上的诗歌》，见于坚：《于坚谢有顺对话录》第106、108-109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22)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诗歌研究草案：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见于坚：《于坚诗学随笔》第40、50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 (20)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序言)，载杨克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第5页，[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21)(36)谢有顺：《诗歌在前进》，载《山花》2000年第5期。 (24)(25)于坚：《诗言体》，见于坚：《于坚诗学随笔》第67、68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 (26)(34)(38)谢有顺：《在路上的诗歌》，载《于坚谢有顺对话录》第113、144、112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7)(29)(30)于坚：《拒绝隐喻：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见于坚：《于坚诗学随笔》第10-11、14、16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 (28)(31)(32)(33)(37)于坚：《在喧嚣中沉默，自由派诗人的成熟》，见于坚：《于坚诗学随笔》第135、133、133、144、143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 (35)于坚：《关于中国当代诗歌》(在瑞典奈赫国际诗歌节上的发言)，据http://goto53.nwnu.edu.cn。 (39)(40)谢有顺：《追问诗歌的精神来历——从〈出生地〉一书说起》，见谢有顺：《从密室到旷野》第199、199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41)(42)谢有顺：《乡愁、现实和精神成人——为诗歌说一点什么》，见谢有顺：《从密室到旷野》第179、179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43)转引自戴从容：《乔伊斯与爱尔兰民间诙谐文化》，载《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44)于坚：《诗言体》，见于坚：《于坚诗学随笔》第62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 (45)(46)于坚：《从王维进入诗歌》，见于坚：《于坚诗学随笔》第75、7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 (47)(48)于坚：《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见于坚：《于坚诗学随笔》第82、83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 (49)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载《下半身》(创刊号)2000年7月。 (50)(51)(52)(53)谢有顺：《诗歌与什么相关》，见谢有顺：《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第192、192、193、194页，[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4)(55)(56)(57)(58)(59)谢有顺：《词语的冲突及其缓解方式》，见谢有顺：《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第202、202、202、206、208、211页，[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0)温经天博客：《孤独者不说孤独》《怀抱破碎星球多少昼夜》，据http://blog.sina.com.cn/laile。 (61)温经天博客：《哦，是美》《怀抱破碎星球多少昼夜》，据http://blog.sina.com.cn/laile。 (62)柏相博客：《是美打开了明月流水》《在人世》，据http://blog.sina.com.cn/u/2712232494。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于坚论文; 诗歌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谢有顺论文; 王家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