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演化及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转型经济学是近20年中在国家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兴起的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分支之一。转型经济学所研究的转型经济问题不同于改革问题，改革问题是在保持原有经济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引入某些市场因素，来完善原有的经济体制，而经济转型问题则研究的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问题。因而其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对分析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一、西方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演化
转型经济学是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而兴起的。由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形成了转型经济学的最初思想，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诸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失业、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则进一步推动了转型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转型经济学重点研究转型国家的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问题。
(一)转型经济学最初的思想渊源：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
最初的转型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市场化计划，主要针对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问题。其最初的思想渊源来自于东欧的经济学家布鲁斯、兰格、锡克、科尔奈等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20世纪初期，在经济理论界曾经展开过一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兼容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界曾经有人进行过研究。190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把他所发展起来的最优福利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认为两者是兼容的。1908年他的学生巴罗尼发展了他的思想，并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1920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在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私有制，带来了生产资料市场的缺失，使得社会主义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经济核算，从而引起了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在论战中双方围绕的主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进行经济核算，能否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以哈耶克、米塞斯、罗宾斯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原因是：(1)计划经济不能解决信息问题；(2)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消费偏好问题；(3)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激励问题。而以兰格、布鲁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则提出了著名的“兰格模式”，认为社会主义经济遵循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可以解决上述问题，进而认为计划经济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可以实现经济核算。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论战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得以提出，并为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促使了改革经济学的产生。兰格模式的缺陷在于它虽然自理论上逻辑一致地证明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这一模式却不能有效地实施。这样来看，改革是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的，因而必须进行全面的经济转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全面的经济转型浪潮。对转型经济问题进行解释直接导致了转型经济学的兴起。
(二)转型经济学的进一步形成：对转型国家经济稳定和增长问题的研究
随着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沿着不同路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出现了显著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严重等问题。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实行渐进式转型的中国则稳定地向市场经济推进，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因而被当作成功转型的范例。针对这些问题，1995年世界银行组织了一次转型问题的讨论会，与会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布鲁诺就第二次转型提出了三个问题：(1)转型国家的稳定、自由化和经济增长的依赖关系；(2)企业的重组问题；(3)法律规则，主要涉及到腐败问题。[1] 关于转型的第一个问题：转型国家的稳定、自由化和经济增长的依赖关系，涉及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即如何解决一些转型国家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等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解决的方案，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斯坦利·费希尔提出的关于稳定增长的思路是：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汇率制度、改革财政制度。关于转型的第二个问题：企业重组，主要涉及到宏观经济调节和产权之间的关系，即要依据市场化要求改革所有制结构，在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基础上调整和优化企业结构。对此问题转型经济学家提出的基本思路是私有化，对包括公有产权在内的企业进行以明晰产权为内容的改革，企业间通过产权交易进行并购。关于转型的第三个问题：法律规则问题，涉及到通过法制建设克服转型阶段的腐败问题。腐败是造成转型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耶鲁大学的苏珊·罗斯·阿克曼教授认为腐败是在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产生的，计划经济通过分配稀缺的物品和服务为“寻租”提供刺激，转型阶段腐败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国家控制着“钱袋”，克服腐败的途径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减少补贴、贸易限制和政府购买中享受优先待遇以减少“寻租”的可能性。
(三)转型经济学的新理论：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
在转型过程开始之前，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长期被忽视。其主导思想是：改革导致的效率提高使补偿改革的受损者成为可能，因而改革中的政治因素可以不予考虑，而且经济学家认为研究这类问题是政治学家的工作。华盛顿共识对转型的政治认识主要基于三个方面：(1)改革一定会带来收益，也就是说改革的收益是确定的，从而改革的受损者可以得到补偿；(2)特别强调市场体制元素的互补性，认为整个市场体制应该同时一起引进来，如果改革不是整体上，不是全部性地同时引进，而实行局部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有可能会阻碍改革。另外，缓慢的局部改革还会使改革的受损者有时间组织起来反对改革，故应全面快速地推进大爆炸式的改革；(3)强调改革的不可逆转性。要使改革产生良好的结果，改革的不可逆转性是非常重要的。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是只要你改革效果立刻就有。但是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思路在现实中并没有发生，中国的产出在转型过程中是持续地上升，而俄罗斯则是持续地下降，波兰是初期先下降，然后再持续地上升。转型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不是华盛顿共识所认识的效率的全面提高，而是改革绩效的千差万别。通过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形成了转型经济学的新理论。这一新理论基于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改革的总和具有不确定性，第二个要素是改革的互补性，第三个要素是政治约束。
二、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
转型经济学不同于标准的西方经济学，也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采用制度分析方法和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一些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一)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解释世界的科学，它以经济理论为工具对经济现实进行解释。作为解释之学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四大问题：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效益、经济增长与发展和经济安全。经济学研究是抓住经济理论范畴与经济学研究的规律，求得对经济现实问题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制度分析，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则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分析研究资源配置以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转型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Transformation Economics)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其研究对象可概括为以下方面：(1)大规模制度变迁中的经济和政治的动态机制，理解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发生的条件和动态的运行机制；(2)理解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组成部分或基本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理解市场经济中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3)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的制度基础，或者说，经济增长型式从“二元经济模式”转变为“现代增长型式”的制度基础；(4)经济转型中的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质，初始的制度安排会强化现存制度的激励惯性，会使制度沿着原有的路径和方向前进，也就是现有的制度惯性会对新制度的选择产生影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性质表明了经济转型的艰巨性，也说明了解决路径依赖的各种环境的改变；(5)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从公平与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研究经济转型中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
(二)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任何经济学都要以实证分析为主体，解释经济现象是什么。在全部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可分为两类：哲学的方法和数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用哲学的研究方法，而西方经济学则采用数学的研究方法。转型经济学不同于标准的西方经济学，也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采用制度分析方法和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一些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提供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其方法论体现了非合作博弈论的发展，包括科斯、威廉姆森、诺斯等对制度重要性的先驱性研究，阿克洛夫、斯宾塞、斯蒂格利茨等建立的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理论，马斯和哈特等人的合同理论以及在博弈论应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法与经济学、组织理论、公司治理等理论。(2)经济的演化方法和相关理论。纳尔逊、温特等人建立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体系由分散经济和不可分散经济组成，不可能将它们加总起来，经济体系的演化是一个整体的演化过程。(3)社会工程或建构主义理性的批判方法。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受到了哈耶克和波普对社会工程或建构主义理性的批判方法的影响。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通向奴役之路》以及波普在《开放社会的敌人》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对社会工程或建构主义理性的批判方法也成为了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三)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1.罗兰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体系。罗兰的体系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即政治—市场—企业。“政治”是指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改革的政治约束和改革策略；“市场”是指大规模部门再配置的动态分析，主要研究资源配置的变化，或者说是经济协调模式和市场功能的变化；“企业”是指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主要研究所有权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罗兰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所研究的议题有：一是激励结构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所有权和激励之间的联系；二是合同理论引发的问题，合同为什么不完全的理论基础；三是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法律制度可移植性、实施机制、法律不完备性；四是政府和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专制和无序的替代；五是政府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政治制度的选择问题；六是理解大规模制度变迁什么时候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在经济环境中驱使和对抗变化的因素和条件是什么、推动变化或阻碍变化的社会力量又是哪些、变革的力量如何组织动员起来战胜保守力量、新建立的制度只是多种其他可能的均衡中的一种还是惟一决定的、或是选自狭窄范围的均衡系列等。
2.斯蒂格利茨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斯蒂格利茨在其《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通过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面批判，以信息经济学为理论依据，“传达新的信息经济学范式对经济运行问题的更深刻的理解，打破市场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几个神话”[2]：第一个神话是价格神话的新古典教条。“新古典教条”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经济关系主要是由价格调整的，而实际上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关系是不能通过线性价格关系得到有效调节的；第二个神话是社会化工业神话，即认为转型国家的国有企业总会自动地追求“社会的目标”。实际情况却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那些参与决策的人的收益与社会目标极少是一致的，这可以由委托—代理理论提供解释，这说明国有企业并没有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第三个神话与计划有关，他认为计划不是万能的，有很多非正式协调方式，计划与协调对于市场经济固然也很重要，但旧的计划模式的中心是物资平衡方程，在开放经济中，这种方程已经变得没多大意义了；第四个神话是集权化的神话。斯蒂格利茨通过计划的集权化和市场的分权化之间的比较，认为正如计划的神话一样，集中化和分散化的区别被夸大了，所有社会都有一定的分散，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决策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同样，即便在最分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有一些企业在内部实行非常高度集中化的控制；第五个神话是产权神话，这一神话认为人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正确地确定产权，做到这一点就能保证效率。而实际上仅仅解决产权问题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不必要的，这样做忽视了竞争等产权之外的因素对经济效率的改善作用；第六个神话是两条道路的神话，即认为在市场和国有企业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表面上的失败使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在市场和国有企业两个极端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了，而实际上存在许多“中间”制度安排成功的例子，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制度也存在多样性，在现阶段还看不出这些制度中哪一个就一定比其他的好。各转型国家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最好是根据自己的现实做出选择。斯蒂格利茨还同时研究了与转型有关的其他问题：转型的理论基础，信息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批判；激励和创新，市场经济中资源的非价格配置；竞争、集权和分权、私有化、资本市场改革、政府的作用、改革建议等。
三、西方转型经济学的新理论
在目前经济全球一体化、金融国际化和信息革命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转型国家不断推进和深化其转型进程，转型经济学就是对此做出的强烈回应。西方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理论史，总体上讲是围绕着如何促使资本主义由“古典市场经济模式”向“新型市场经济模式”转型这一线索演绎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也存在体制转型问题。西方经济学为了更好地解说资本主义经济转型从而更好地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必然要同时比照着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问题。”[3] 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型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转型经济学的新理论。
(一)对转型要素的新认识
中国经济渐进式改革的成就，标志着华盛顿预言的破产，通过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形成了转型经济学的新理论。这一新理论对转型要素形成了新的认识：第一个要素是改革的总和具有不确定性。改革总和的不确定性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个现实，转型过程就是经济活动代理人和政策制定者面对总和不确定性进行博弈的结果。新理论认为出发点的不同会影响改革策略，因而特别强调改革的渐进方式，强调依靠试验的灵活性，以适当的顺序开展改革。第二个要素是改革的互补性。转型经济学的新理论赞赏局部改革，认为在改革总和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一切取决于改革的顺序，尽管一些局部改革确实可能导致改革过程的停滞甚至不必要的倒退，但以其他局部改革作为起点却可能产生一个动力效应来推动进一步的改革。这特别适用于改革的互补性很强的情况。第三个要素是政治约束。转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存在事前的政治约束，也就是改革的可接受性与事后的政治约束，也就是与改革的不可逆转性之间谋求一个均衡，这个均衡的实现取决于逆转成本。
(二)提出把体制转型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目标相统一的转型模式
斯蒂格利茨没有沿袭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制度分析理论的传统方法论，而是从现实的制度运作和转型实践中所暴露的认识上的问题出发，在对错误转型观念的批评过程中来揭示他所认定的正确理念，从而阐释经济体制转型问题。他提出的把体制转型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目标相统一的转型模式的核心内容有：(1)在转型过程中应抓住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创新这个关键，追求金融稳健，保持金融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斯蒂格利茨十分强调“深化、高效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增长和稳定的重要”[4] 的体制上的原因。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出发，斯蒂格利茨强调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指出“一个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既可以提供长期增长所需要的储蓄，又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福利；一个设计不好的体制则会对工作和储蓄的经济激励机制产生负面影响，阻碍劳动力流动，减少总储蓄，还会成为财政预算资金流失的一个渠道，使资金不能被用于更紧迫的社会需要和经济增长。”[5] 他还特别讨论了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设计问题。斯蒂格利茨根据自己对转型问题的理论见解，结合经济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已经取得的转型的成功经验，把“强调竞争的重要性”作为对转型国家的第一个建议，指出，“理想的市场是分权、竞争和试验的市场”，转型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确保竞争……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减少进入市场的障碍。”[6] 通过对新古典市场模型的批判，指出新古典市场模型在信息化时代不足以成为转型的目标模式，而比较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应该是一个“竞争、分权和试验的市场”。[7]
(三)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角度来分析转型问题
青木昌彦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研究了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和活力问题。青木昌彦注重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的传统，从假定条件出发来建立比较制度分析的信息经济学模型，用数理模型去诠释转型过程。比较制度分析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他通过将经济体制看作是一个制度的集合来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和活力问题，从制度的互补性出发，揭示了经济体制的多样性，他认为“即使同是市场经济体制，也会因内部的制度配制不同而存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即经济体制具有多样性。他还认为“多样性的经济体制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一个体制内部各种制度之间是互为补充的，并产生了体制整体的强度。”[8] 此外，他还从制度的互补性和博弈进化的观点出发，研究了体制改革、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困难，认为经济体制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随着环境的变化，并为应付这种变化，必须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面对四方面困难：一是经济体制具有稳定性；二是制度具有互补性，改革一种制度是远远不够的；三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后果具有不确定性；四是对抗性利益集团的压力会给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政治上的困难。从制度的互补性出发，经济转型中不能仅从一种制度开刀，而是要形成互补型的制度安排。
(四)研究了后社会主义的转型问题
科尔奈以其短缺经济学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进行了分析，为转型经济学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源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又对后社会主义的转型问题进行了研究：一是提出了转型经济的七种趋势。科尔奈从市场化、私营部门的发展、宏观非均衡的再生产、立宪政体的发展、民主制度的发展、民族团结的重新定义、福利提高中的不公平等七个方面研究了转型经济的趋势；二是研究了后社会主义国家硬化预算约束的经验。他对东欧、前苏联和中国的预算软约束进行了分析，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软预算约束的五种类型：即财政补贴、软税收、软银行信贷、软商业信用、脱欠工资等现象形成的原因和所造成的后果；三是针对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预算软约束，研究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财经纪律的演进，提出了后社会主义转型中提高财经效率和强化财经纪律的重要性；四是研究了后社会主义国家福利部门的改革问题。针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和法律改革进程快，而福利部门改革艰难的问题”[9]，从伦理学假设、理想组织和协调之间的特点、理想的分配比例等方面提出了福利部门改革的九条原则。
四、西方转型经济学的理论述评及其启示
热若尔·罗兰指出：“发生在20世纪末的转型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了世界上很重要的29个国家近16.5亿的人口，而中国在其中占有很大的部分。因此可以说，转型经济和转型过程是20世纪最重大的经济事件之一。”[10] 转型经济学的发展为分析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所研究的问题则是转型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因此，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西方转型经济学的理论述评
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对“转型”问题倾注极大理论热情。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转型”一词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转型经济学的兴起无论是对经济学还是对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为研究大规模的制度变迁问题提供了一种分析方法和分析范式。转型经济学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转型实践对经济学的挑战。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预示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促使了演化—制度学派的兴起，该学派认为成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由各种制度支撑的，而合同理论、政治经济学、法与经济学、规制(或监管)理论、公司金融等理论的发展，为演化—制度分析的深入奠定了基础。转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市场和价格理论转为强调合同行为以及合同行为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环境；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分析，这对理解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改革的势头是怎样产生的、制度结构是如何演化的、改革的势头又是如何消失或增强的、怎么会陷入无效率的制度结构困境等等问题时形成了颇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同时它在经济学上对市场经济模式多样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受到“新比较经济学”的启示，而更侧重于分析比较各个国家所实行的各种资本主义模式，转型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许多公共制度和私人制度，这些制度的功能包括选择政治领导人、保护产权、以及重新分配财富等等。研究表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着极大的系统性差异，而这些制度差异对经济绩效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这些差异的分析正是新比较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课题，该理论认为制度设计的关键问题是要解决对无序与专制进行控制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问题。
2.转型经济学对转型国家政策的选择具有参考价值
经济转型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这一转型完成的标志是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或者是用市场经济机制代替计划经济机制，这一点与转型经济的含义是一致的，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致共识。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认为经济转型完成的标志是：市场调节的比重基本达到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一般为70％左右；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得到基本清理和转化，主要表现为现有国有企业的改组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债务重组的基本完成；保证市场经济稳定有序运行的社会基本条件得以形成，包括市场本身的条件、法律法规、管理系统的完善以及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发展。转型是为了获得效率改进、财富增长以及福利改善，因此，如何设计转型政策，包括短期和长期政策，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以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转型问题时需要作中国化处理。
3.对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发展政策和制度转型政策同等重要，甚至是“一枚硬币，正反两面”的问题：中国在基本没有法制、极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发明了乡镇企业、“双轨制”，同时促进了二元经济的发展和变迁。如何通过制度的完善既促进经济转型，又促进经济发展是一个急需研究的问题。转型经济学可以视为“具有特殊初始条件的发展经济学的子领域”，这里的初始条件是指：广义的国家所有制和强大的国家权力、工业化状况(如重工业化过度)、人力资本状况、收入分配状况等，这些初始条件使得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带有路径依赖的性质。从中国来看，中国经济的转型具有严重的路径依赖，如果不摆脱这种路径依赖问题，经济制度就会处于某种“锁定”状态，制度的绩效就无法发挥作用。
(二)西方转型经济学对中国转型经济问题研究的启示
中国的转型实践本身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且任务十分复杂的过程。所谓的转型既是起点，又是过程，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人们的传统习惯等多种因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因此，转型经济学的理论对研究中国转型经济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从双重转型背景下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综合地考察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从中国具体而特殊的国情及社会历史背景和转型实践来看，所谓中国经济的发展实质就是在“双重转型”背景下的发展。所谓“双重转型”有两层涵义：一是发展的转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最基本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转换的任务尚未完成，从发展意义上说是从相对落后的农业国转向较为发达工业国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因此中国的转型首先是发展转型；二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基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打破旧的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机制，逐步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尽快步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市场化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济转型又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中，一方面是要实现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城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都是这一制度变迁的表现。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转型又要加快实现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工业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型，制度的变迁与经济的转型统一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表现出了转型增长的特征，形成了“双重演进”，[11] 这种双重演进的特征延长了改革的实践过程，增加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因此，依据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转型发展，需要从双重转型背景下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
2.注意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层次性。经济的转型具有层次性，经济转型从总体上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增长方式的转型，即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三是社会转型，即由不发达经济转向现代化经济。因此，依据转型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经济转型主要涉及到以下层次问题：一是研究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型。经济转型时期国家的体制、政策和方针不能超越历史和现实，必须立足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从我们所处的阶段出发来制定方针和政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总结经济转型的经验，对经济转型时期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新的认识，以便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转型的研究应当包括两个方面：所有制的转型和收入分配制度的转型；二是研究经济体制转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促进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针对市场分割和市场的无序性，在宏观上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宏观体制，形成统一、开放、有序和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在微观上，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三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是经济转型的现实要求，发展经济学中有增长不等于发展之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针对中国单纯追求增长而出现的环境污染、资源高消耗、经济效益下降等有增长无发展的问题提出来的。因此，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实际是要解决这种有增长无发展问题，改革数量型的经济增长，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四是以新型工业化为内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新型工业化的特征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转变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方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信息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
3.重视研究转型的次序和成本。在转型的次序方面，麦金农认为市场化的次序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稳定财政，第二步是稳定价格，第三步是放开外汇，首先是放开经常性项目，其次是放开资本项目。依据麦金农的理论，在转型过程中需要依据各个经济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解决好市场化改革的次序，防止次序颠倒产生的经济系统混乱。同时注意研究经济转型的成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经济转型引起了利益格局的变化，总会形成一定的成本支出，这种成本实质是转型的代价，转型成本的大小决定着转型的顺利与否，决定着经济转型的绩效。转型成本从一般意义上分为体制的转换成本与体制的摩擦成本。体制的转换成本是指转型开始以后，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而造成的成本；体制的摩擦成本是指转型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对转型成本的抵触而引起的经济损失。在转型过程中需要研究转型的成本问题，以便将经济转型的成本降低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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