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民族的类型、属性及其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属性论文,民族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4)05-0089-05
一、关于跨界民族的属性和定义
跨界民族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人们共同体的民族范畴与人类社会的国家范畴交错重叠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现象。一般来说，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构成了民族国家，但是由于民族过程与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方向、范围不完全一致，民族分布地域与国家政治疆界不吻合的现象十分普遍。目前，世界上共有3000多个大小民族，交错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民族多，国家少；多民族国家多，单一民族国家少。有人曾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世界上132个国家的民族结构进行过分析，发现在这些国家中，真正由单一民族组成的仅有12个，约占9.1%，其他120个国家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其中拥有一个占本国人口50%以上的多数民族的国家有81个，约占国家总数的61.3%。而各民族人口均在50%以下、构不成多数民族的国家有39个，约占国家总数的29.5%。在这132个国家中，包含5个以上民族的国家达53个。[1]这种国家疆域与民族分布地域的交错重叠，使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3种形式：即一个国家一种民族、一个国家多种民族和一种民族多个国家，而后两种形式更为普遍，而且往往存在于同一区域，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民族的传统居住地域被国家政治疆界所分割，成为跨国界而居的民族。
关于跨界民族的定义，学术界至今聚讼纷纭，而问题的症结首先在于如何定义“民族”，因为“跨界民族”是人们用“跨界”这一地理分布特点来修饰“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概念而形成的特定范畴，耍弄清什么是跨界民族，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民族。笔者认为，正如对“民族”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一样，“跨界民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同的类型和特点，其存在和发展趋势取决于各国的民族过程、历史发展、民族观及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要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来界定、解释世界各国、各地区所有的跨界民族过程是不科学的。总的来看，当今世界各国的民族和跨界民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人类学范畴的人们共同体，一种是文化人类学范畴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与国家有共生关系、“民族’与“国民”同为一体的民族属于前者； “民族”包含不同的层次，多民族共同组成“国民”或“国族”的国家的各个民族属于后者。
民族与国家关系密切，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范畴。民族是脱胎于氏族，由以血缘为纽带转变为以地域为纽带，具有历史、文化、经济联系的人们共同体。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有不同形态的民族，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和现代民族、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分化和阶级对抗的产物，是以一定区域和民族群体为基础实施的政治统治，国家的本质内容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国家的疆界因国力的兴衰时而扩张、时而收缩；民族的分布地域因民族迁徙流动、分化融合而常常发生改变，都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从而形成民族与国家的交错重叠现象。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民族与国家完全重合、互为表里的统一仅仅是西欧资本主义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用西方的单一民族国家概念是难以解释世界范围内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的，更无法解释什么是跨界民族。
在西方世界，英文“nation”既有“民族”的含义，同时又具有“国家”的概念，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而这是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密不可分的。欧洲大陆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民族大迁徙，一直存在着多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近代形成了几个民族均势对峙的局面。在“工业革命”时期，在这些民族中逐渐发展形成“nation-state”这种资本主义国家形态。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那样： “民族不是普遍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民族范畴”[2](P300)；“世界上有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资产阶级民族，例如法兰西、英吉利、北美利坚及其他类似的民族。”[3](P288)由此不难理解，在西方世界“nation”一词的民族定义与“国家”密不可分，甚至可以互相通用。《麦克米伦当代辞典》（1979年纽约伦敦版）将其解释为： “占有一块固定领土，在一种政治制度下团结起来的具有共同的族源和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人民。”马克斯·韦伯认为：“在模棱两可的‘民族’一词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它清晰地植根于政治领域……一个民族是通常趋向于产生它自己的国家的共同体。”[4](179)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说得更明确： “一个民族（nation）就是拥有国家的人民（people）。” （原文为“A nation is a people in possession of a state”）[5](P6)以上定义虽然措词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nation”的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而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正是“国家”的基本特征。因此，把“nation”译为“国民”或“国族”更为恰当，而译为“民族”则与中国传统意义上以文化为主要参照系的民族观相去甚远。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悠久，曾长期走在邻近地区前面。同时由于东亚大陆各族群均属于蒙古人种的各个亚型，相互之间体质差异不大，族群间交往的历史很长，在族群、部落的划分方面，中国传统强调的是以儒家思想伦理为参照系的“文化”，而非体质。 《春秋·公羊》说： “内诸夏而外夷狄”，又说： “诸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夷狄而诸夏者则诸夏之“。也就是说，中国古代通常不是以血缘而是以文化来区别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事实上，现今南方各少数民族人群之间的体质差异甚至还没有南方和北方的汉族人群之间的差异那么大。而且，中原地区的“教化”，也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结果。中国的传统是以“文化为本”，把天下所有的人群都分为“化（教化）内”和“化外”两类，强调“有教无类”，通过“教化”，使“生番”成为“熟番”，成为“天朝臣民”，并最终实现理想中的“大同世界”。[6]
由此可见，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的民族观来看，把“nation”简单地译为“民族”来泛指各种层次的人们共同体很不确切，容易引起混乱。英文中还有一些词可以表示中文里的“民族”，如people，tuibe,ethnic group,race，等等。其中，cthnic group主要是指文化意义上的人们共同体，与政治性较强的“nation”相比，显然更符合中国国内各民族的情况。因此，国内学术界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英文“nation”和“ethnic group”所表示的“民族”含义有明显区别，前者所指范围更大，侧重于全体国民，政治性较强；后者所指范围较小，侧重于一国内部的某一部分国民，文化性较强；与此相联系的是，中文里的“民族”是有层次的： “中华民族”中的“民族”可视为“nation”或“state-nation”，即现代国家民族、国族；而“汉族”、“苗族”、 “回族”等次级民族（sub-national group）族称中的“族”则是接近于“ethnic group”，即国内族群。[7]应当说，这种观点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与此相对应，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与相邻各国的跨界民族主要是亚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民族群体，相对应的英文是“cross-border Ethnicity”而非“nation across the boundaries”。当然，强调这些民族的文化属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历史上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共性和地域上的一体性。当人们用“跨界”这一动词来修饰某个民族时，实际上已指出了这个人们共同体历史上在族源、社会、经济、文化、地理上的密切关系。在这里，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P294)的著名定义仍具有科学的参照价值（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就是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指导的）。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跨界民族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们大多是在历史上就已形成的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地域、经济生活的人们共同体，而“跨界”则是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邻国国界最终划定后的事。
就字面意义而言，广义的跨界民族应当包括一切因国家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但是，作为一种被国界分隔而又以共性、联系性、互动性为显著特征的人们共同体，跨界民族的基本属性是虽分属不同的国家但民族分布地域基本连成一片。分布地域是否跨国相连成片是区分跨界民族和跨国移民族群的主要标志。例如，居住在中国与东南亚半岛诸国交界地区的壮、傣、苗、瑶、景颇、拉祜、哈尼、佤等民族就是跨界民族，而散居在东南亚各国城镇地区的华人、印度人则不属于跨界民族范畴而是移民群体；分布于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与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朝鲜人地域连成一片，是典型的跨界民族；而独处于哈萨克斯坦的朝鲜族就不属于跨界民族。有些民族因各种原因出现世界性的迁徙和扩散，如犹太人、华人、吉普赛人等，因其居住地分散且互不毗邻，故属移民集团或又称为跨国民族，其存在和发展的过程、模式与跨界民族有很大的不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构成跨界民族的3个基本要素是： (1)是历史上形成的原生形态民族； (2)同一民族的人们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邻国家； (3)民族传统聚居地被国界分隔但相互毗邻。因此，跨界民族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而现在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注：笔者在《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 （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个定义框架，这里从理论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补充。）
二、 跨界民族的类型与性质
作为民族分布地域被国家政治疆界所分割的特殊人们共同体，跨界民族的性质和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相关各国的地位和地理分布情况。当今世界各地区的跨界民族按其在相关国家的地位和分布情况又可大体分为3种类型：
1.在相关各国均为主体民族的跨界民族
此类跨界民族是指原来具有共同地域的同一民族后来被国家疆界分隔，虽然分属于不同国家，但在相关各国都是主体民族或多数民族。这一类跨界民族的发展前景多数是统一，少数是分解。前者如东西德的统一和现在南北朝鲜正在酝酿中的统一；后者如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人。双边或多边主体跨界民族历史上常常建立过统一的民族国家，其是“分”还是“统”直接关系到国家疆界的改变和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并与国际政治走向密切相关。
2.在相关各国主体与非主体并存的跨界民族
此类跨界民族是指分属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在某个或某些国家是主体民族，在其他国家是非主体民族的跨界民族。如西欧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北爱尔兰人，巴尔干地区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科索沃、黑山的阿尔巴尼亚人，亚洲南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普什图人，斯里兰卡和印度的泰米尔人，非洲索马里、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人等。东南亚的马来人在马来西亚和文莱是主体民族，在新加坡和泰国则是少数民族，也属主体与非主体并存的跨界民族。这一类型的跨界民族由于作为主体民族的一方往往建有独立的民族国家，对分布在其它国家非主体的同一民族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易于导致分布在相邻国家的同一民族在他国内的分离倾向。
3.在相关各国均为少数民族的跨界民族
此类跨界民族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国家都不是主体民族的同一民族群体，如中俄的蒙古族，西亚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国的库尔德人，非洲尼日利亚、尼日尔、喀麦隆和乍得的卡努里人等。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壮、傣、苗、瑶、哈尼、景颇、拉祜、僳僳、佤、德昂等10余个跨界民族均属这一类型的跨界民族。在这一类型的跨界民族中，由于各自逐渐接受了所在国家的主体民族的影响，彼此之间的同一性不断减少，差异性不断扩大，共同的民族意识逐渐淡化，主要趋势是分解，即由原来的一个民族，逐渐分化为不同国家的数个民族。
从跨界民族的以上3种分类可看出，跨界民族的属性和发展趋势取决于该民族与国家结合的形式，是否以主体民族的身份建立或建立过统一的民族国家等最主要的因素。在相关国家均为主体民族的跨界民族一般是在国际政治影响下由一个单一民族或主体民族国家分立而形成；而在相关各国主体与非主体并存的跨界民族中，作为主体民族的一方往往建有独立的民族国家，因此这两类跨界民族政治属性较强，是政治人类学范畴的人们共同体。所以，与在相关各国均为少数民族的跨界民族相比，单边或多边主体跨界民族问题更具政治性、多发性和危险性，极易引发地缘政治的动荡。科索沃问题、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问题、英国的北爱尔兰人问题即是典型的例子。而在相关各国均为少数民族的跨界民族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历史上曾建立过统一的民族政治行政实体，近现代以来才被划属不同的国家，如西亚的库尔德人；一种是自古以来就以亚文化族体的身份生活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的族群，如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跨界民族；前者有一定的政治属性，后者则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人们共同体。由于这种性质上的差异，不同类型的跨界民族有不同的发展趋势。
中国与东南亚的跨界民族均为历史上形成的前资本主义形态的民族。由于历史的和地缘的条件限制，这些民族内部从未形成过整个族群的政治统一。其中只有壮族在今中越边境地区建立过“大历国”，傣族在今西双版纳一带建立过古“泐国”，但也仅是局部性的地方政权，未能涵盖整个民族分布的地区。其他各民族内部长期处于部族社会甚至是原始亲缘地缘社会，如景颇族“贡萨”山官制、瑶族“瑶老制”、独龙族“吉可罗”和怒族“提其”父系亲缘村落等，并归属于中原王朝一统天下或其他某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层层统治之中。各跨界民族内部没有形成过完整统一的民族政治行政实体是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特点，因为这种实体正是单一民族国家的雏形，这一特定的民族过程决定了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族体，而非政治人类学范畴的人们共同体。
三、跨界民族的民族过程与发展趋势
（一）跨界民族民族过程的基本特点
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现象，跨界民族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过程有着不同于非跨界民族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的共同性和部分的差异性
由于是同一民族分布在相邻的各个国家，跨界民族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历史上形成的共同的语言、文化、心理素质和经济生活等共性，又具有由于其所在各国不同的国情和影响而产生的个性。
例如，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聚居地为国界所分隔，但同一民族的分布地域基本上连成一片。各国交界地区属于低纬度高海拔的内陆地区，没有荒漠、高山、大川的阻隔，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一年四季畅通无阻。国界两侧的民族照常往来，进出频繁，历史上形成的探亲访友、通婚互市、拜佛朝庙、过耕过牧、节日聚会等传统交往从未间断，存在着较为稳固的民族认同和内聚力。因此，直到今天，这些跨界民族内部整体上仍保持着共同的民族特点，其民族凝聚力和认同心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因国界的划分而消失。
另一方面，由于跨界民族在各国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不同，所受的影响不同，同一民族之间也会产生一定的差异，发展趋势也会有所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跨界民族内部的差异性还会进一步扩大，并有可能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总之，既有整体的共同性，又有部分的差异性，是跨界民族的基本特点。而总的发展趋势是整体共同性逐渐削弱，部分差异性日益扩大。
2.民族过程的多样性
与非跨界民族相比，跨界民族的某些民族特征变化与消失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发展、分化以至融合为新的民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跨界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往往社会制度不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各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各民族在不同国度的政治、经济地位也不同。凡此种种不同的因素必然对跨界民族的发展趋势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使其在历史上形成的某些共同的民族特征发生改变乃至消失，同时产生一些新的因素。另一方面，跨界民族在与所在国其他民族联系和交往的过程中，也容易受到对方的影响，人数较少者有可能被其他民族融合或同化，人数较多者也会形成一些新的文化特点，最终与境外同一民族分道扬镳，成为不同的民族。
例如，跨居非洲多国的索马里人的民族过程就具有多样性。索马里境内作为主体民族的索族支系正在聚合为单一民族，保持并发展其原来的民族特性；埃塞俄比亚的索族将作为该国的少数民族独立存在下去；吉布提的索族则正与北半部的阿法尔族聚合而形成新的吉布提民族；肯尼亚的索族则正被邻近的奥罗莫族同化吸收。[8](486)
3.民族认同与国家观念的分离性
对于整个民族或民族主体部分都分布在一个国家的民族来说，民族认同与国家观念是较容易统一起来的，即便二者的范围、层次不同，方向也是基本一致的。跨界民族由于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同一民族的成员具有不同的国籍，从而形成了他们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的不一致：一方面，跨界民族做为一个民族整体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另一方面，又因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命运与所在国联系在一起而具有不同的国家观念和归属感。
一般来说，当所在国的民族政策正确、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跨界民族境遇不断改善时，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与国家归属感是基本统一的。但是，当所在国政府不能以平等、公正态度对待跨界民族，或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不一致、民族观念与国家观念发生冲突时，跨界民族的民族观念往往超过国家观念。如果一个跨界民族内部的向心力增强，其对所在国的离心力就会增大，这两种力量严重失衡的结果，就是跨界民族与所在国的冲突和分离。
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与国家归属感的分离这一特殊性，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如何对待和处理这种情况，则与跨界民族所在国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息息相关，值得人们高度重视。
（二）跨界民族的发展趋势
如前所述，跨界民族被国界分隔的时间越长，差异性越大。其主要表现是各自不断接受了所在国家其他民族特别是主体民族的影响，彼此之间的同一性不断减少，共同的民族意识逐渐淡化， 跨界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某些共同特征如共同的语言、文化等，也随着不同的政治、经济生活而发生质变。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在相关各国均为少数民族的跨界民族的民族过程取向是分解而不是联合。但其前提一是跨界民族与其所在国其他民族的关系良好，各民族有充分的发展，才能有自觉的融合；二是有跨界民族分布的相关各国关系和睦，且均反对以跨界民族为基础的泛民族主义。
在相关各国均为少数民族的跨界民族的民族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或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在国内民族平等的条件下，在社会、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大环境中，国内务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联系逐步增多，各民族在这种联系、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产生自发性的变化而相互融合，民族意识逐渐淡化，这是一个自然的和平的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口规模较小、与其他民族混居比例大的族群融合的速度会快一些，而人口规模大、与其他族群混居比例小的族群，融合速度会慢一些，但总体发展的大趋势是融合。与此同时，随着跨界民族与其所在国其他民族的逐渐融合，与其居住在其他国家的同一民族的差别将逐渐扩大，最终有可能成为不同的民族，不再是跨界民族，跨界民族问题也就自然消除了。这是一个和平而漫长的渐进过程。
第二种可能性，是由于跨界民族分布的相关国家政策失误或关系恶化，跨界民族与所在国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差异被外部力量所利用，在外部政治、宗教势力的刺激下，内部的民族意识被重新唤起、重塑、强化，民族问题被高度政治化，泛民族主义重新高涨，跨界民族在争取“民族自决”、建立“民族国家”的旗帜下，被内外势力共同导向民族冲突和内战的道路上，有可能走向国家分裂。然而，现代国际政治秩序首先承认现代国家主权原则。跨界民族提出的“民族自决”乃至“民族独立”等要求首先危及到现有国家的疆界和领土主权问题。在“国家主权高于一切”和“现行政治疆界不变”的国际关系准则、理念的制约下，若没有外部势力的支持，泛民族主义的目的一般很难达到。
收稿日期：2004-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