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近代中国民族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业家论文,管理思想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主义企业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是一种先进的形式，但是，同西方的资本主义企业相比，它们又的确是很落后的。它们规模小、资本不足、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然而，在如此困难的和不利的主客观条件下，许多民族企业长期生存下来了，有的还有所发展；它们的产品不但销行国内各地，有的还远销国外。这也表明它们在经营管理方面有某些独到之处，表明许多民族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中存在着某些先进的、合乎科学的内容。这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课题。
近代中国民族实业家的主要经营管理经验可大致归纳如下：
一、重视人才，重视对职工的培训
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都很重视人才，他们把人才看作企业成败的关键，把择人、用人看作经营管理的根本。号称“棉纱大王”、首先在我国介绍并推行美国科学管理的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就强调：“人才为事业之灵魂。”〔1〕著名的化工实业家、科学家， 为中国近代的化学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奠基作用的范旭东也反复申论：“事业的真正基础在人才”，“凡事待人而兴”。〔2〕荣德生说：事业之成， 必以人才为始基。
解决人才问题首先要有选择人才的正确标准，中国自古在用人方面就有着“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两种对立原则。近代著名实业家都是“任人唯贤”论者，他们用人重知识、重能力，对一些在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都不惜以高薪聘请。有的企业对为企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还采用增股之类的方式加以鼓励。例如，刘鸿生对于为章华毛绒纺织厂的扭亏为赢起了重要作用的总经理和营业主任，就在高薪之外，以二十万元的增股作为酬劳。
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对人才的重视尤为突出。他在1920年兴建永利制碱公司时，就致力于选拔人才，派人到国内外去物色人才，通过努力物色到侯德榜、李烛尘、陈调甫等一批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之后又派人到各高等学校去物色优秀毕业生，结果又汇集了一批有为青年。范公对这些人员能知人善任，依其所长来安排工作，被选用的各方面人员也都忠于永利，他们工作努力，积极创新，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永利的事业上，使永利在1928年生产出质量优良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的博览会上获奖，为永利打开了销路，开拓了市场，争得了荣誉。抗战爆发后，塘沽、南京两厂相继沦敌，范公将两厂的技术人员和熟练技工转移到大后方。抗战八年，永利基本上没有收入，靠借债度日，但他坚决不让永利人员离散，全部养起来，即使别的企业想向永利要人，他也是“借用可以，人权不放”。〔3〕这些人员在抗战胜利后， 为永利各厂恢复生产、发展生产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许多企业不仅重视高级人才的聘用，对一般技术人员的延揽和培养也很重视，一些有条件的企业采用各种形式自行培养本企业所需的专门人才。张謇在南通办纺织学校，聂云台在恒丰纱厂内办纺织传习所，周学熙在天津设棉业传习所，培养纺织技术干部和植棉人才。永利碱厂创办后，需要大批合格的、年轻的技术人员，曾开办过艺徒班。企业对在岗职工的教育，往往是各厂根据需要和职工队伍状况，举办各种专修班、技训班、补习班和识字班，采取业余学习、现场学习、脱产学习等方式，对职工进行全面培训。
二、重视科学技术、讲求优质产品
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是普遍的，但近代民族实业家在同外国强大对手的竞争中，都深深感到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应用、机器设备的扩充和革新都极为重视，都力求发挥自己的一切局部优势，创造出优质产品。他们很注意观察市场变化，搜集国内外生产动态，及时掌握信息，有些资本家曾亲自或派得力人员多次到日本和欧美等国考察，学习这些国家在管理上、技术上先进的东西，并购买新式设备。
著名实业家周学熙就极为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工业生产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故他所办的企业都力求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二十年代初期他创设耀华玻璃公司，鼓励用机器仿制洋货，并特意在公司名称上冠以“机器制造”四字，定名为“耀华机器制造玻璃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引进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佛克玻璃制造法”，不惜以全部资本的50%购买专利。〔4〕荣氏兄弟经营企业也特别重视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的改良。每建新厂，需从国外购买先进机器设备。1923年西班牙专家试验成功一项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棉纺技术革新，即细纱机改用大牵伸，纱机牵伸部分加重，速度加快，棉纱拉长倍数随之增加，1928年以后，荣氏兄弟就将这一新技术引进荣家企业，纱绽出纱量大大增加。〔5〕
在企业竞争中，主要的武器或打击力量是产品，而优质产品是企业的生命线。民族实业家们深深地懂得：新的企业不讲求产品质量就不能建立企业的信誉、得到社会的承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立不住脚；已经打开了局面的企业只有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优质产品，才能得到巩固。因此，他们重视先进科学技术，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和引进新的设备，其目的就是推出优质产品，以取胜同业。申新纺织公司生产的“人钟”牌纱，大成纺织染公司生产的“蝶球”牌细布和“六鹤”牌纱，以及福新的“兵船”牌和茂新的“绿兵船”牌面粉，民丰造纸厂生产的“帆船”牌各种纸版和卷烟纸，都在同行业中获有好评，是市场的热门货，深受用户欢迎。为了保证优质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民族实业家严格执行质量管理制度，并一抓到底，从原材料进货、生产，一直到成品，都要进行分析、测定、检验，连包装、搬运、销售到为用户提供服务等各个方面都要求贯彻质量管理。近代民族实业家的这一宝贵经验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和借鉴的。
三、重视信誉，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企业形象主要是指人们对企业的印象和评价。一个企业要想在激烈竞争中取胜，最根本的是要靠良好的企业形象去保证。而良好的企业形象则来源于其信誉。近代中国的民族实业家大都对信誉很重视，生产厂商以货真价实的优质产品吸引买主，商业交通运输部门以优良的服务态度赢得顾客，他们还坚持按期结还贷款，以取得银行的信任。
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创办的民生轮船公司，在同外商轮船公司竞争中，之所以能战胜外商的倾轧，并能得到很大的发展，重要原因在于，其优质的服务造就了企业的较高信誉，企业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民生轮船公司在“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经营思想的指导下，在航运过程中除保证安全、准时外，很重视优质服务。他们对货运严格执行收、交、保管责任制，凡包装有破损者，能当场缝补的就予以缝补，不能补的在仓单上注明，以明责任，这样既能减少货差、货损，又争取到货主的信任。民生轮船公司对统舱客不歧视，尽量提供方便，凡是买了统舱票的旅客，不须另出铺位钱，在统舱设置餐桌。用餐时不仅有饭，而且有菜有汤。当时外商轮船规定：凡搭统舱的乘客，除了购买船票之外，还要出钱买一个铺位，旅客在途中饮食，船上只供饭不供菜，也无吃饭的地方，旅客只能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或蹲在甲板上吃。〔6〕相比之下，民生轮船公司使旅客感到不仅生活上得到便利， 而且人格上也受到尊重。民生轮船公司以其优质的服务，深得货主和乘客的好评，获得了很高信誉，因此，回头客很多，许多乘客宁愿多住几天旅馆，也要等民生公司轮船班期才走。
对于提高企业信誉、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周学熙一是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二是注重举办工商演说会和参与救援灾难的活动，双管齐下，以扩大企业的影响。他根据市场调查、预测，以及社会调查的结果，每月举办两次工商演说会，对产品加以介绍。这为近代中国工业史上最早的信息交流会。他积极参与的社会救灾活动主要有：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我国华北连续遭受严重灾害，他从其所办企业拨出了一大笔灾款，帮助华北地区度过了灾荒年景；1923年，日本列岛发生地震，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他也给以物资援助，赠以巨款，日本民众由此而感激涕零，等等。当时国内外的报刊诸如《大公报》等宣传舆论工具都作了详尽的报道，从而在读者中他拥有较高的声誉，也提高了他所办企业的知名度。〔7〕
四、运用科学管理理论，大胆破除陈规
要办好现代企业，需要有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及一大批高水平的劳动者，但是，这一切因素，只有在科学管理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组成强大的生产力，否则，资金会积压，设备会闲置，人才也将无用武之地。管理上不去，企业人、财、技、物的因素越充分，越精良，浪费往往越大，效益往往越低。近代中国的许多民族实业家是懂得这一点的。有的民族实业家就曾明确地说过“懂经营管理，又懂技术，是一等人才；懂经营管理，不懂技术，是二等人才；懂技术，不懂经营管理，是三等人才。”〔8〕为此， 民族实业家努力引进西方的科学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以改革求发展成了近代民族企业经营管理中一个根本性的策略。
从对企业的组织管理看，以纱厂为例，当时民族企业中，在组织管理方面普遍实行着文、武两场制度。文场中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封建衙门的传统和积习，亲族、帮派等封建关系充塞于企业中；武场由各级工头组成，工头多是由封建帮会安插进来的人物。工头把持生产大权，不仅不容技术人员置喙，连企业经理也管不了，工头还利用封建关系对工人进行着人身控制。这种管理制度同社会化生产严重不适应，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针对这种局面，穆藕初在厚生纱厂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把文场改为科室，引用懂得现代企业的管理人员分管各项工作；把武场改为车间，聘请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领导车间，负责生产的指挥管理工作，把工头置于工程技术人员的领导之下。旧的工头制转变为工程师制的改革，大大削弱了企业中的封建势力，增加了企业的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因素，给企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生产经营有了很大起色，他所经营的纱厂名列上海各纱厂之冠，穆藕初本人也赢得了“棉纱大王”的称号。继穆藕初之后，荣氏兄弟等许多企业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工头制进行了改革。
从财务会计的管理方面看，我国传统的老式记帐法虽然帐目明细，但没有统一的核算制度，很难为企业决策活动提供科学的数据，贪污和浪费现象也不易杜绝。随着科学管理方法的传播，财务会计制度的改革就成了一些精明企业家关注的重点。荣宗敬经过慎重考虑于1920年开始引进新式薄记，同时对旧的记帐法并未一概废除，而是有所保留。正如他所说：“以新的为表，旧的为里，互相传抄，新旧并存。”〔9〕一个企业同时使用两种薄记，不可避免地增加传抄的麻烦，但这种方法确实适合中国民族企业的实际情况。1919年茂新、福新、申新三家成立总公司，建立了国内民族企业第一家现代型会计部，逐步完善了会计审计制度，不仅杜绝了许多不正常开支，还为企业的许多重大决策活动提供科学依据，荣家在1921年纺织行业利润高涨期没有盲目扩建新的企业就得力于此。穆藕初、卢作孚、周学熙等也都是财务管理制度化的积极推动者，穆藕初的日报表制度，卢作孚的“无预算，勿开支”，周学熙的所有人员“不得挪移挂借分文”的严明财经纪律的思想，在此不多赘。
从物资的管理方面看，卢作孚在《工商管理》中把物资管理分为设备和物料管理，他说设备管理的原则应是“如何以最少之工具发挥最大之效用，如何可使工具的活动有最大的容量，最高的速度，最多的工作时间，同时使修理期间和停搁期间达到最小限度”；物料管理的原则是“经济、实用、节约”。民生公司成为大后方最强大的民族资本集团，与卢作孚的这一物资管理思想原则在其经营的企业中应用是分不开的。
近代民族实业家在经营管理方面所进行过的尝试和努力，所取得的经验，对我们今天完善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机制，无疑会有十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注释：
〔1〕《藕初五十自述》，第83页。
〔2〕〔3〕〔6〕〔8〕《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第12页；第12页；第一辑160页；第三辑第154页。
〔4〕〔7〕黄清根：《周学熙企业管理思想简论》，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
〔5〕尚方民：《近代实业家荣氏兄弟经营之道析》，《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
〔9〕《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