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自主招生制度实施成效分析：公平性与效率性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平性论文,视角论文,成效论文,效率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等教育的学生选拔制度具有强大的评价和筛选功能。学生选拔制度及其具体运作程序设计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而在中国社会中，高考选拔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考试制度，承担着教育和社会的双重功能。从教育层面而言，高校学生选拔制度的功能包括选拔合格新生，保障生源质量；引导和规范中等教育的办学方向和教学方向。而在社会层面，高校学生选拔制度承载着维护社会公平竞争、稳定竞争秩序、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功能。[2]这也是为何与其他教育制度相比，高校学生选拔制度受到社会大众如此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其改革动向关系到社会稳定，甚至隐含着引发公共事件的风险。
时至今日，高校自主招生选拔录取改革探索已历时十年，而期间在受到社会高度关注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争议和质疑。自主招生是否达到政策设定的预期目标？高考制度改革呼声渐高，未来的改革将走向何方？在建构多元化高校学生选拔录取机制的过程中，高校自主招生通道是否与既有高考招生制度之间形成有效衔接？回答上述问题的首要前提是，对高校自主招生制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且不仅是停留于应然层面的思辨性探讨，而且还应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实然层面揭示和剖析该项制度的实施成效。
一、高校学生选拔制度改革的国际经验
任何教育改革都应遵循公平、适切、卓越目标。任何参与教育改革的人士，都必须努力寻求上述目标之间和谐。[3]毫不例外，高校学生选拔制度的设计也必须严格遵循上述目标所蕴含的三大价值向度，在制度架构设计中充分考虑三者的价值平衡。
对于高校学生选拔制度公平性的界定，其概念内涵复杂，其中涉及学生参与选拔的机会公平性、选拔程序的公平性以及避免考试内容和某一特定社会阶层文化间的等多方面维度。
然而，近年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势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分化的加剧，如何在那些具有高度社会或学术声望、选拔竞争性激烈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选拔制度中，最大程度地保障公平性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议题之一。
例如英国为提高高校入学选拔机制的公平性，政府召集学者组成高等教育入学指导小组，并于2004年9月公布题为《高等教育的公平入学：成功实践的推荐》的咨询报告(又称舒瓦茨报告)。该报告提出了高校公平入学选拔的五大基本原则：透明化：入学选拔程序必须公开且透明；选拔：大学必须基于学术潜质和学业能力，选拔那些能够完成高校学业的学生；选拔方式：充分保障院校选拔评价方式的信效度；专业化：必须在各方面要求专业化，且辅以适当的结构或流程给予支持；障碍的最低化：尽量降低因申请程序过于繁琐而对低收入或弱势群体学生造成的障碍。[4]
而在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高校学生选拔的竞争性日趋激化，部分常春藤院校开始采用早期选拔(early admission programs)等多种选拔模式，其最初目的在于限制班级规模。[5]由于早期选拔录取率高出常规招生数倍，并受到优势家庭学生的青睐，但这一招生模式也存在社会阶层歧视倾向而备受非议。[6]2001年，耶鲁大学校长莱文(Richard Levin)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谈时指出，早期选拔制度并没有给学生带来益处，为此耶鲁大学将考虑废除该学生选拔模式。翌年，耶鲁大学正式宣布终止早期选拔模式，斯坦福大学也紧随其后宣布取消该制度。2007－2008年，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也相继做出了同样选择。对于废除早期选拔模式的原因，哈佛大学强调，由于该制度要求学生在没有确认是否获得助学金的情况下做出升学选择。其结果导致低收入家庭、蓝领阶层、少数族裔子女在该入学选拔制度中处于劣势，而家境富裕的优秀学生则更多地利用该项选拔模式。为此从维护入学选拔的公平性的目的出发，哈佛大学做出了废除早期选拔制度的选择。
二、我国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改革实施与争议
在我国，作为建构多元化高校学生选拔机制的新探索，2001年经教育部门批准，江苏省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先开启了高校自主招生的早期试点。[7]2003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而时至2011年实施自主招生的试点院校数已增至80所。
虽然这项改革至今已实施达十年之久，但对于其在升学机会的地理区域和社会阶层间的配置、制度设计、评价内容、监督机制等方面，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雅虎(中国)实施的网上调查结果显示，47％被调查者指出现有的自主招生改革有利于城市学生，而认为有利于农村学生的比例则只有1％。[8]有学者指出，自主招生在实际操作层面已偏离初衷，其结果引发高校间争抢生源，激化中学的应试教育。并且在招生过程中存在着本地化、城市化倾向，有违教育公平。[9]还有学者以北京某高校为案例，发现自主招生院校和录取人数集中在大城市或核心城市，而农村或偏远地区由于信息、路途、考试成本等各方面不利因素，使之与自主招生有一种天然的阻隔与疏离。不仅如此，考试内容以及面试过程中重视的形象气质、语言谈吐等指标也明显有利于大城市考生。自主招生录取新生中存在着受教育程度高、经济状况富裕、社会资本积累丰厚的特征。[10]
而对于高校学生选拔制度的效率性，有效地选拔人才和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考试的测验选拔功能，是学生选拔制度的重要职能。[11]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做好2012年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工作的通知》，自主选拔录取制度“作为高考制度的重要补充，主要招收具有学科特长以及全面发展且具有创新潜质的考生”。由此可见，该政策的实施意图可理解为：第一，探索高校自主考核与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相结合的人才综合评价体制和多样化选拔录取模式；第二，引导中学开展素质教育，促进高水平大学建设。[12]为此，结合自主招生改革实施目标，其效率性可体现为促进中等教育机构完善和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有效选拔具有高综合素质、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人才，与既有高校人才甄选机制形成有效的互补。
针对自主招生对于基础教育的影响作用，有学者通过自主招生实施院校与高中的相关人员问卷调查(有效样本59份)发现，虽然多数人认为自主招生的实施对中小学的应试教育产出一定影响，但真正改变应试教育的现状难度很小。[13]与此类同，也有相关调查也发现，认为自主招生对基础教育形成积极影响的受调查者比例为42％，有消极误导作用为22％，没有影响的为36％。
针对自主招生在人才选拔方面的效率性，有学者通过对上海某高校自主招生个案分析[14]和东南大学的案例分析，发现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在入学后的学业成绩高于其他类型学生。[15]有学者利用清华大学实施的中国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数据，通过学生参与和学习行为的比较，发现自主招生在合作学习能力、学术兴趣等方面优于统招生。[16]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该研究忽略了目前高校选拔路径中除高考统招、自主招生考试之外，还存在保送生、特长生等其他招生通道，在分析过程中没有对不同类别的升学群体做出清晰的剥离与界定。
随着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不断推进，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研究内容、视角与方法都有了显著的发展。但遗憾的是，多数既有研究依然局限于理论层面或应然视角的阐述和新闻报道，缺乏基于实证的观点支持。同时在对高校自主招生招生制度的成效分析方面，缺乏对于公平和效率两大价值维度的兼顾。
鉴于此，本研究将利用2010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首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项目实施的《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尝试从公平性和效率性两个视角，考察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成效。目前我国高校实施自主招生改革包括：(1)部属重点高等院校的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2)部分省市高职院校的自主改革试点；(3)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实施的主要根据面试决定录取的自主选拔录取改革三种模式。基于目标设计，本研究在具体分析中聚焦第一种自主招生模式，所以在分析样本选择中，只选择开展重点院校自主招生试点改革的8所“985”院校的学生抽样数据。有效样本数5761人。其中入学选拔形式为普通招生4840人(82％)、自主招生415人(7％)、保送生308人(5％)、特长生125人(2％)、港澳台地区或留学生等其他选拔形式为73人(1％)。考虑到港澳台地区或其他国家留学生的招生选拔模式较为特殊，在以下考察过程中，将这类学生作为缺失值处理，不纳入具体分析。
三、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公平性考量
1.不同升学群体的家庭社会背景的比较
自主招生改革实施之前，我国高校既有的学生选拔机制主要包括以高考为基础的普通招生、保送生、特长生三大主要模式。
作为多元化学生选拔路径之一，保送生制度起始于1988年，是指由确定的中等学校推荐、保举成绩优秀或有特长的学生，经高等院校考核同意，免予其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而直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学生选拔制度。由于近年社会对于保送生制度蜕变为“特权制”的批判与质疑，2001年，教育部对保送生选拔规模、选拔标准和管理方式做出了新的规定，将该年度保送生规模压缩控制在5000人，并提高了保送“门槛”，规定只有四类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具有保送生资格，即省级优秀学生；获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和全国决赛获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国家理科试验班优秀毕业生；13所外语学校(中学)优秀毕业生(与外语类院校对口保送)。[17]
高校特长生录取制度指的是，为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推进学校素质教育，部分普通高校每年录取一些成绩达到一定要求，又有体育或艺术专长的考生。其中艺术特长生，通过招生院校艺术水准测试，符合普通院校艺术特长生招生要求的考生，可在高考中享受降分录取的优惠政策。
表1比较了基于四种不同选拔模式升学群体的家庭社经地位和生源地特征。首先从家庭的文化资本积累状况而言，普通高考招生(简称：普招生)中第一代大学生的所占比例接近一半，其次是文体特长生(30％)和自主招生(27％)，而相比之下保送生(16％)家庭的文化资本积累处于明显的优势。与此类同，在父代职业地位方面，保送生依然具有显著的优势地位，而自主招生则紧随其后。但在家庭经济资本的积累方面，普招生与其他三类通过多元化渠道升学学生之间呈现出鲜明的收入差距。其中自主招生明显高于其他类别的升学群体，其平均家庭年收入甚至达到普通招生的1.8倍。
从不同升学群体的生源地分布来看，院校所在地区倾斜度最低的为保送生(6％)、其次为普招生(9％)，而自主招生和文体特长生中北京生源比例分布达到12％和16％，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所在地区倾斜。而从农村生源比例来看，普通招生中有22％学生来自农村，而文体特长生中该比例降为11％，自主招生和保送生中该比例仅为7％和13％，反映了农村学生在多元化选拔机制中陷于明显的边缘化地位。
2.不同升学路径的影响因素
究竟在不同的高校升学选拔机制选择中，上述学生的家庭社经背景因素和地域因素是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高校学生选拔机制是否呈现出社会阶层间或地区间的不公平性结构？以下将采用多元逻辑斯特回归模型，在控制学生年级、入学前学业能力的前提之下，考察不同选拔机制升学群体的特征。逻辑斯特回归模型中的发生比Exp(B)是Beta系数的以e为底的自然幂指数，其值等于事件的发生比率(Odds Ratio)，发生比率是衡量解释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中该指标表明自变量每一个单位的变化给相关高校选拔机制成功的发生比带来的变化(Exp(B)＜1，发生比减少；Exp(B)＝1，发生比不变；Exp(B)＞1，发生比增加)。表2概括了分析结果。
首先从自主招生群体来看，在家庭社经背景要素中，具有5％水平以下显著影响作用的仅为第一代大学生(父母均没有接受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经历)。在其他条件固定的前提下，第一代大学生在自主招生选拔机制中成功的概率，比第二代大学生减少39.3％。这表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即家庭积累的文化资本在子女成功通过自主招生选拔考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此外，研究也发现地域因素中，农村生源在自主招生选拔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相比于城镇学生，农村学生在自主招生选拔中的成功概率低52.4％。而北京生源在该项选拔机制中并未表现出显著的优势。
其次就保送生而言，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入学前学业能力等相关指标的前提下，学生家庭的母代职业地位、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积累对子女能否成功作为保送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母代职业地位较低、第一代大学生作为保送生的概率则相对低52.9％和60.8％。同时，家庭收入每增长1万元，子女作为保送生的概率则增长1.6％。但是在地域因素方面，研究发现京内生源作为保送生的概率低于京外生源，换言之，北京生源在进入本地重点院校保送生的竞争中并不具有地域优势。
与自主招生和保送生相比，文体特长生在家庭社经背景和地域方面并不具有显著的优势。只有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收入每增长1万元，子女作为文体特长生进入高校的概率高1.8％。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发现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推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保送生制度中存在的高收入、社会优势阶层倾斜的现象，却并没有完全消除家庭文化资本积累和地域差距所形成的门槛效应。
四、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效率性考量
对于高校自主招生效率性的测量，本研究侧重于两个维度的考量。其一是，考察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所选拔的学生群体是否在学业表现、专业素养方面具有领先地位；其二是，通过与既有的普招生、保送生群体之间的比较，考察该制度所选拔的人才是否与既有选拔制度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功能互补。此外，鉴于现有资料无法对学生在体育或艺术方面的表现做出相应的测量，所以，以下分析主要以普招生和保送生作为参照组，文体特长生并不纳入考察范围。
1.学业表现
作为学生群体测量指标，为了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选择了国家奖学金的获得比例、学生对自身在调查前一学期课程成绩在90分以上的科目数、课程平均分、专业排名的四项指标。虽然后三项指标来源于学生自我汇报，但其中国家奖学金是由中央政府出资设立、用于奖励高校中学业成绩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具有能力导向的奖学金制度。为此，本研究将该指标作为衡量学生学业表现出色的较为客观的指标。
表3显示了自主招生、普招生、保送生之间的比较结果。从中可以发现，目前从各项学业指标项目来看，保送生在国家奖学金获得比例、90分以上科目数、平均成绩方面都最高。自主招生升学群体紧随其后，相比之下，普通招生在上述指标方面则相对落后。在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经方差(ANOVA)分析，上述三类不同升学群体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四项学术表现测量指标均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2.专业素养的自我认知
为了考查学生通过高校学习所形成的能力架构，《首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建构了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高校学生能力发展量表”。对测量题目进行因子分析，如果一个题目在所有因素的负荷都比较小(小于0.4000)，或者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素虽然比较大但却非常接近，则删除相关题项。最终该量表由17个题项组成，对测量题目进行因素分析验证该组量表包括三个公因子，即专业素养、通用能力、公民意识三项维度，其组合信度分别达到0.814、0.864、0.836。[18]其中专业素养主要包括对“专业学科知识发展前沿的了解”、“专业学科领域的操作动手能力”、“知识面和视野”。以下，根据本章研究的目标设定，主要针对学生专业素养的影响因素，特别是与既有的选拔群体相比，自主招生是否在这方面形成自己的优势？
表4的模型1以学生专业素养因子得分为因变量，在控制了学生个体特征、家庭社经背景之后、考查学生学业参与、高校教学质量、学生选拔方式对于其专业素养提升所带来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学生的学业参与和院校教学质量对于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学生课程出勤率的提升、课外的相关学习时间投入、与同学在学业方面的同伴效应都能不同程度上提升其专业素养。同样，院校教学服务质量(学生满意度)以及教师在课外给予相应的辅导，即有效的师生互动也对学生专业知识素养提升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控制上述变量的前提下，研究发现，学生选拔方式对于学生专业知识素养的提升并未形成显著的影响作用。在专业知识素养的方面，自主招生、保送生和普招生之间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
对于学生专业素养的形成，相关研究发现教师投入与学生学习兴趣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性(Paswan and Young,2002)。[19]特别是，学生是否对所学专业抱有浓厚的兴趣对其掌握专业知识具有重要的作用(DeMarie and Aloise－Young,2003)。[20]表4中的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专业兴趣及其与学生选拔方式之间的交互作用项。其旨在考查学生对于专业兴趣在学生专业素养形成中的影响力，以及专业兴趣和选拔形式之间的交互作用。相比于模型1，由于专业兴趣指标的加入，模型2的调整后的R[2]指标增加了1.5％，表明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对学生专业素养形成的解释力度。研究发现，与上述先行研究所论述的一致，学生对于专业形成浓厚的兴趣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特别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模型2的分析结果中，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的前提下，自主招生的专业素养显著低于普招生。然后从自主招生和专业兴趣的交互项却对专业素养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通过自主招生选拔制度入学的学生，其专业兴趣每增加一个单位则会引致专业素养有效提升。相反保送生与专业兴趣之间的交互作用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针对以推动高校学生选拔和评价机制多元化为目标，近十年在我国积极探索实践的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改革，利用2010年首都高校教学质量和学生发展监测调查数据中的“985”院校抽样学生数据，从公平性和效率性两个不同视角考察该项改革在研究型高等院校中的实施成效。
首先，作为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具备创新潜质的人才选拔机制，高校自主招生制度在选拔精英人才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然而从公平性视角，从该制度所选拔的学生群体的家庭社经背景和生源地来看，该项制度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向知识精英阶层、城市学生倾斜的精英化趋向。这反映了，由于自主招生选拔制度在测评方式、考核内容以及实施程序等相关环节的特征，使得家庭文化资本积累薄弱以及农村生源在这场竞争中被排斥在边缘地位。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自主招生制度在公平性层面依然存在一定缺陷，但与既有的多元化高校学生选拔制度相比，已有了较为显著的完善。具体而言，与保送生制度相对照，自主招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以往保送生选拔制度中父母职业优势、家庭经济收入在选拔竞争中的门槛效应，抑制了高收入阶层和社会优势阶层在高校学生多元化选拔机制中的教育机会获得特殊性。
其次，从效率性层面而言，虽然自主招生制度选拔的学生群体的入学后学业表现明显高于通过普通高考制度升学群体，但并没有超越既有保送生制度选拔的学生群体。从学生自我认知的专业素养来看，在学生个体特征、家庭社经背景、学业参与、院校质量固定的前提下，入学后的自主招生升学群体的专业素养与普通高考制度选拔的学生群体之间并未形成显著的差异。虽然自主招生制度旨在选拔具有学科特长的考生，改变既有高校选拔制度考核标准的单一性现状。但以上研究结论表明，该制度在选拔特色及功能分工方面，与既有的高校学生选拔制度(特别是保送生制度)之间存在较大重叠，功能互补性并不明显。
此外，培养具有学科特长，高素质的优秀人才，不能过度夸大高校学生选拔制度的功能，而严重忽略高校内部对于学生的教育培养功能。正如本研究分析结果所显示，提升自主招生的专业素养，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是如何帮助学生形成浓厚的专业学科兴趣。只有在学业兴趣的支撑下，自主招生升学群体所拥有的学术潜质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提升。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发现，高校自主招生选拔制度的改革推进，需要在高校学生选拔体系的整体框架中对此进行合理与完善。特别是在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日趋扩大、高等院校优质教育资源依然稀缺的特殊背景之下，考虑到高校学生选拔制度所承载的维护公平竞争、稳定竞争秩序的社会功能，在引入多元化选拔制度的过程中，高校需要在兼顾效率性的同时，充分重视选拔制度的公平性。针对研究中发现的保送生制度中较为显著的优势社会阶层倾斜取向，自主招生制度与保送生制度在人才选拔效率层面的功能重叠，高等院校需要在调整和完善高校多元化学生选拔制度的同时，探索有效整合自主招生制度和保送生制度。此外，针对现有多元化选拔制度在公平性层面存在的对于农村生源、弱势人群子女的排斥性，需要建构相应的倾斜性选拔制度，为边缘化群体提供补偿性升学机会，与既有选拔制度之间形成有效互补，最终保障高校学生选拔体系的公平性与效率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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