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的使命与服务：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内外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命论文,分析法论文,国内外论文,公共图书馆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167(2007)06-0021-08
1 引言
在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与发展中，使命与服务彼此决定。使命对服务的决定性表现在，图书馆必须依据其使命(即图书馆对其服务对象承担的责任)确定服务内容，从而保证所有服务活动都围绕使命展开、所有资源都围绕使命分配。服务对使命的决定性表现在，图书馆的使命必须通过其服务来完成，服务的范围和水平决定使命完成的程度。
我国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讨论主要见诸以下语境：公共图书馆功能的拓展与完善[1]、面向不同人群的图书馆服务[2]、传统服务领域的创新等[3]。这些讨论试图确定究竟什么是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图书馆应该提供哪些服务、怎样提供这些服务。遗憾的是，很少有讨论涉及这些服务背后的使命驱动，即很少揭示图书馆的日常服务如何作用于它的长久目标。所以，在很多时候，这些讨论只回答图书馆应该做什么，却没有回答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本研究试图将图书馆的使命与服务结合起来考察，同时将国内外图书馆为实现自身使命而开展的服务进行对比性考察。具体说来，本研究希望重点考察以下问题：(1)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在各自的社会中承担哪些责任？(2)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分别提供哪些服务来履行这些责任？我们希望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能为图书馆管理者对内进行服务内容设计、对外游说利益相关者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是通过客观系统地确认文本的特征，从而对研究问题形成推论的方法[4]。构成本研究分析对象的文本材料包括三个部分：(1)近20年来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出版／发布的纲领性文件；(2)国内外一组公共图书馆网站上的介绍性材料；(3)国内公共图书馆在历次评估之后产生的总结性材料。
2.1 公共图书馆文件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都出现过不少指导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4年修订的《公共图书馆宣言》，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于1987、1998和2001年分别出版的《公共图书馆计划与功能设计：选项与程序指南》、《面向结果的计划：图书馆变革过程》、《新编面向结果的计划：流水作业法》，英国文化、传媒及体育部于2003年出版的《未来框架：新十年的公共图书馆、学习和信息》，我国文化部于1982年发布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以及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颁布的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我们从上述文件中选择了以下文本进行内容分析：(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共图书馆宣言》；(2)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的《面向结果的计划：图书馆变革过程》；(3)英国文化、传媒及体育部的《未来框架：新十年的公共图书馆、学习和信息》；(4)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一组地方性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分析过程中采用的内容编码表如表1所示。
注：“文件使用范围”指文件有效性涵盖的地域范围，例如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地方性公共图书馆条例的使用范围一般为某个省份；使命指向的领域：指使命陈述确定的责任范围，如大众教育责任、信息保障责任、文化传播责任等；使命指向的利益相关者指使命陈述涉及的受益人群，如一般公众、特殊人群、政府等。
2.2 “县级”图书馆网页分析
“县级”图书馆网页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国内外“县级”图书馆分别通过哪些服务完成自身使命。之所以选择“县级”图书馆作为分析对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本文所报告的研究构成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面向学习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县级图书馆功能设计”的组成部分；集中考察“县级”图书馆可以为该项目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研究证据。其次，在国外，与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相对应的图书馆类型经常难以确定，例如，从表面上看，与我国省级图书馆比较接近的图书馆类型在美国应为州立图书馆，在英国应为“郡级”图书馆，然而，美国的州立图书馆通常不被视作公共图书馆体系的组成部分(NCES,1996)，而英国的“郡级”图书馆在很多地方根本就不存在。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选择以下样本的网页信息进行分析：(1)从google上搜索到的、内容相对完整的我国县级图书馆网页，本研究共收集到湖南、湖北、浙江、广东等地36个县级图书馆的网页。(2)美国县(county)级地方政府设置的中心图书馆，原则上以州为单位，每州选取一个样本，但有些州(如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等)由于没有设置县级图书馆(county libraries)，未能提供合适的样本；另一些州由于县级图书馆网站设计不够完善，缺少公共图书馆服务内容的详细介绍，也未能提供合适的样本。(3)英国人口在4万人以上的镇图书馆(town library)，以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郡为单位，一个郡选取一个样本。英国和美国的样本总数为44个。
本研究首先根据本文2.1节中的文献，制作了公共图书馆使命和服务列表，作为“县级”图书馆网页内容分析的初步编码表(见表2)。在对特定图书馆的网页进行分析时，将该馆已经开展的服务项目赋值为1，未开展的服务项目赋值为0；如果该馆开展了表内未列的服务项目，则先将相应项目补充进列表，然后赋值。对于那些可以同时归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类别的服务，我们作出以下规定：
(1)我国“送书下乡”、“三下乡”服务依据所送图书的类别归类：如果所送图书以科技信息类为主，就归为信息服务；如果所送图书以娱乐休闲类为主，则归为文化传播；无法判断主次时则归为信息服务。
(2)演讲、征文类活动如果突出爱国主义主题则归为“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否则归为“阅读促进活动”。
(3)读者咨询归为“为个人提供生活、工作、研究所需的信息”。
(4)与学校图书馆开展的馆际互借归为“送书到校、设立分馆／流动站”。
(5)下乡活动中的“影片展、歌剧”归为传播文化使命中的“举办与用户兴趣爱好相关的活动”。
(6)推荐好的阅读网址归为“推荐书目”。
(7)为残疾人、外来务工人员和老年人提供的针对性服务归为弱势群体服务。
必须指出的是，在进行上述分析时，本研究假定图书馆网页所介绍的服务内容是全面、完整、真实的，但这个假定可能与现实存在一定距离，因此，根据图书馆网页分析得出的结论，只具有参考价值，尚需其他材料验证。
2.3 图书馆评估总结材料分析
自1994年以来，我国已先后开展了三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工作，每次评估之后都产生了一批区域性总结材料，这些材料大都是对全省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总结。本研究共收集了36份公开发表(含网上发表)的总结，并按表2所示的编码方式对其中涉及的图书馆服务内容进行了标注。由于这部分材料的总结单位一般是一个省份，而不是具体图书馆，因而，这部分的分析结果只用于佐证本文2.2节析出的服务内容，而不用于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我国公共图书馆使命：断代性(discontinuity)与国际化
表3和表4列出了国内外主要公共图书馆文献对图书馆使命的陈述。表3显示，《公共图书馆宣言》、《新编面向结果的计划》和《未来框架》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它们所界定的公共图书馆使命大致包括以下方面：教育使命、信息素养教育使命、扫盲(维持读写能力)使命、信息服务或信息保障使命、文化传播使命、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民权利的使命。
表4显示，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条例很少明确陈述公共图书馆的任务(管理者视野中的“任务”即图书馆职业视野中的“使命”)。从1996的《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到2003年的《北京市图书馆条例实施办法》，以“使命”、“任务”、“宗旨”、“功能定位”或“目的”等术语表达的使命陈述都付阙如。虽然有些条例规定了图书馆的基本服务内容，但这些内容并不表达图书馆对社会的根本责任，因而未能指出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和存在价值。例如，《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采用图书展览、辅导讲座和组织群众性读书活动等多种形式，向读者推荐优秀读物，指导读者阅读；第三十条规定：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应当为读者提供书刊资料信息，解答读者有关阅读方面的咨询，指导读者查找书刊资料；公共图书馆应当根据读者需求，为读者做好专题信息收集、参考资料编写和书刊资料的代查、代译工作。很显然，这里表达的是图书馆服务的内容和方式，而不是服务的最终目的。事实上，由于使命陈述阙如，要判断哪些服务属于图书馆的核心服务是很困难的。
值得回顾的是，在1982年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中，公共图书馆使命陈述曾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条例》在第一部分“总则”的显著位置，以“主要任务”为题，明确提出了省级公共图书馆的以下使命：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向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提供书刊资料；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搜集、整理与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献；开展图书馆学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研究，对市(地)、县(区)图书馆进行业务辅导；在省(市、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下，推动本地区各系统图书馆间的协作和协调。无论今天的图书馆职业如何评价这些使命，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们代表了当时公共图书馆界和政府主管部门对公共图书馆社会责任的理解，并为那个时期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提供了方向和框架。这种方向和框架正是20世纪90年代后地方公共图书馆条例所普遍缺乏的。
回过头看，20世纪90年代正是我国公共图书馆最需要方向感的时期：此前确立的一些核心使命(如意识形态使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已经显得格格不入；公共图书馆曾经拥有的无可置疑的公益性地位正接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不难想象，困惑中的公共图书馆多么需要目标引导。在这种情况下，新出现的公共图书馆纲领性文件却回避了“新时期公共图书馆的使命”这一问题，的确令人费解。
有两个背景因素或许能为此提供解释。第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公共图书馆和它们的主管部门决意与原来的公共图书馆发展方向告别，但一时又不能确定未来发展方向，因而只能选择缄默。在社会转型时期，公共图书馆界出现暂时的迷茫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经常发生的。纵观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当社会出现重大转型的时候，很多国家的公共图书馆都曾感到迷茫。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之所以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图书馆调研”，就是为了解决战后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展方向的问题。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对中国社会的改变远比二战对美国社会的改变要深刻得多，公共图书馆发展出现暂时的方向迷失并不奇怪。如果这个解释成立，那么，新时期公共图书馆文件回避使命问题的原因就是，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方向出现了我们尚不知如何跨越的断代性(discontinuity)。
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图书馆职业日益频繁地、普遍地采用国际职业话语界定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在公共图书馆文件中重复这些界定似乎已无必要。这段时间，对我国公共图书馆产生最大影响的国际职业话语体系莫过于《公共图书馆宣言》。CNKI数据库检索显示：1994年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发表的与《公共图书馆宣言》相关的论文达1056篇；一些重大的公共图书馆行动也经常引用《公共图书馆宣言》作为理论基础，例如，2004年以来的很多区域性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方案，都明显渗透了《公共图书馆宣言》的指导思想。至少对部分公共图书馆来说，《公共图书馆宣言》弥补了我国图书馆使命陈述的空白。如果这个解释成立，那么，新时期公共图书馆文件回避使命问题的原因就是，我国公共图书馆在与国际接轨中已经找到了发展方向，本土性陈述不再必不可少。
如果说断代性和国际化共同解释着公共图书馆文件中使命陈述的阙如，那么，这两个原因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是因为我们告别了历史却又找不到新定位才不得不借用国际话语体系，还是因为我们同时作出了与国际接轨和告别历史的双重抉择？这个问题或许需要留给图书馆史学家去考察，但以下问题却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既然我们的使命界定越来越接近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对公共图书馆使命的陈述，我们是否需要设置与国际接轨的服务内容来确保使命的完成？我们现有的服务离实现这些使命还有多大的距离？
3.2 公共图书馆为实现自身使命而开展的服务
表5显示了国内外“县级”图书馆为实现自身使命而提供的服务。如前所述，这部分数据主要来源于对“县级”图书馆网页的分析。由于难以确认图书馆网页信息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因而表5中的数据，无论是服务种类还是提供这些服务的图书馆的比例，都只能作为参考。
内容分析显示，截至目前，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已经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与其使命相适应的服务。尽管公共图书馆的价值经常被它们的利益相关者低估，但从上述数据来看，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之宽泛、服务之深广，是很多公共服务机构无法相比的。
分析结果还显示，我国县级图书馆的服务与英美同类图书馆的服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在几乎所有领域，我国县级图书馆的服务内容都相对单薄，在教育使命、信息保障使命、社会和谐使命方面尤其显著。在这些领域，表5所显示的国内外不同是如此了然，即使我们考虑到网页信息的局限，也很难否认差异的确存在。
在可能影响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内容的众多因素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因素就是我国公共服务的管理体制。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按条块分割的形式建立的公共服务体系。对于像公共图书馆这样的服务机构来说，这种体制的真正寓意在于，国家用于支持公共服务体系的经费被分割成若干大块，分别由不同的主管部门调配使用：发展教育事业(包括正规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经费归教育主管部门，扶持弱势群体的经费归民政等部门，发展农业信息服务的经费归农业主管部门，发展商业信息服务的经费归商务部门。在这种体制中，公共服务机构的行政隶属关系在哪，便从哪里获得预算经费和项目经费。在我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公共图书馆在行政上隶属于文化主管部门。这个定位给公共图书馆使命的实现至少带来两个影响：第一，它造就了政府和社会对公共图书馆性质和使命的理解，甚至造就了公共图书馆界对自身的理解：强调其文化使命，忽略其他使命。带着这种片面的理解，政府给予图书馆服务的支持、社会对图书馆服务的期待、图书馆管理者对服务体系的设计都难免带有局限性。第二，在公共服务部门缺乏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公共图书馆获得的预算经费和项目经费主要是根据其文化使命来计算和划拨的；图书馆的教育使命、信息保障使命、社会和谐使命不仅很难获得专门的预算经费，而且很难获得相关的项目经费。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图书馆是以庞大的身躯，分得一块小小的披肩；与非文化使命相关的服务难免出现偏废。
国内外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第二个显著差别表现在，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对象的个体性不像国外那么显著：尽管国内外公共图书馆都提供着大量面向人群和组织的服务，但英美公共图书馆提供着更多的、更丰富的面向个人的服务。所谓面向个人的服务，是指那些以满足个人需求为主要目标、由个人在自选的时间按自选的方式加以利用的服务——外借、阅览、面向个人的信息服务等都属于这类服务；所谓面向人群的服务是指那些以满足一群人的需求为目标，由这群用户在规定的时间或集体选择的时间里一起加以利用的服务——各类讲座、培训、集体借阅等都属于此类服务。表5显示，除了基本的外借阅览服务，英国和美国的公共图书馆还提供诸如为中小学生提供作业辅导、为寻求正规教育渠道的人提供信息支持、为个人日常生活或工作中的问题提供信息帮助、为家长提供阅读辅导等服务。
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对服务对象的倾向性差异可能与各自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及职业传统相关。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始终以个人为核心；其现代民主制度则以个人参与为基础。与此相适应，现代图书馆职业也始终把个人作为设置服务内容的基础。Rubin在总结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特征时，就把“服务于个人”(Focus on services to the individual)视作公共图书馆的根本特征之一[6]。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建构主义信息观的影响，图书馆服务比以往更关注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与喜好，这使图书馆服务对象的个体性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张扬。
国内外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第三个显著差别在于，在若干使命领域，国内外公共图书馆选择的服务重点明显不同。在教育使命方面，我国公共图书馆比较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和宽泛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而国外公共图书馆更强调为正规教育和终身教育提供具体的支撑服务。在支持正规教育方面，比较常见的服务包括为学校课程配备相应的阅读计划、为学生作业提供资料及辅导等。需要说明的是，素质教育语境下的作业通常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学习任务，因此比应试教育语境下的作业更适合图书馆员的专长，也更需要图书馆员的帮助。在支持终身教育方面，比较常见的服务包括为寻找正规教育机会的人提供信息或建议、为参加远程课程的成人学生提供合适的资源和学习空间、为各大学图书馆及其远程教育学生充当资料接收站或中转站、为辖区居民举办各类培训课程等。2004-2005年，为了总结公共图书馆在支持终身教育中的经验，欧盟专门资助了跨国项目Biblio.for.mEDA，该项目在英国的调研显示，英国公共图书馆为终身教育者提供着大量专门服务，他们是英国政府建立的跨部门“终身学习支持网IAG”(Information,Advice and Guidance)的核心成员，不少图书馆(如伯明翰图书馆)还设有专门的终身学习支持岗位(Learner Support Staff)[7]。终身教育服务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所占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在信息保障使命方面，我国比较偏重为机构用户提供经济信息、决策信息及科研信息。这一倾向性不仅体现在表5所列的信息服务内容上，而且被明确写进了很多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条例。这些条例在谈到为个人提供的信息服务时，都明确说明是提供与其阅读需要相关的咨询，信息服务由此被建构为阅读服务的辅助手段。与我国相比，国外公共图书馆似乎更注重为个人用户提供广泛的信息：解决个人日常生活问题的信息、支持个人参与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前者如政府和政务信息，后者如有关服务辖区内社会团体、机构和社会活动等的信息)。在社会和谐使命方面，国外公共图书馆比我国公共图书馆更注重通过强化自身的社会包容性(或消除自身的任何排斥性)来促进社会和谐，这包括消除使用图书馆的费用障碍、增加文献语种的多样性、增强服务内容对弱势人群的针对性、消除空间布局与标识设计等造成的视觉或心理排斥感等。他们还比较注重通过“引导服务”(referral services)作用于社会和谐。所谓“引导服务”是一种将用户引导到能解决其问题的其他公共部门(如相应的地方政府部门、各种援助机构)的服务，引导方式既包括宣传展示，也包括直接引介。2005年英国政府的社会排斥部(Social Exclusion Unit)在评价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和谐作用时就高度评价了这一服务的价值[8]。
4 结论
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公共图书馆纲领性文献对于“什么是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的使命(或任务)？”的问题，基本上都省略不表；与此同时，我们的专业文献和图书馆实际工作已开始频繁引述《公共图书馆宣言》等国际文献作为指导思想。在采用国际话语体系的时候，我们显然已经放弃了《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或它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话语。尽管我们有不少理由对公共图书馆使命的国际化趋势做正面解读，但本研究的内容分析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疑惑：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公共图书馆界是否需要明确陈述自己的使命(任务)？是否需要将《公共图书馆宣言》的使命陈述与我国的区域性特征(如发展不均衡性)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如何正视我国公共图书馆使命的断代性？特别是如何正视过去的话语所象征的“中国特色”？
本研究的内容分析还显示，尽管我国公共图书馆已开始从国外公共图书馆使命借鉴发展方向和指导思想，但图书馆的服务内容(特别是县级图书馆的服务内容)却依然保留着比较鲜明的“中国特色”。与英美同级别的公共图书馆相比，我国县级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力量相对侧重于传播文化、促进阅读和为党政及科研机构提供信息服务，而为个人的正规教育、终身教育、民主参与、社会参与、兴趣爱好等提供的服务却较少。这些差异有些是出于职业选择或设计(如信息服务活动向机构与组织的倾斜)，有些则是客观条件使然(如作业辅导等服务的缺失)，但不管怎样，我们似乎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通过现有的服务能否完成与国际接轨的图书馆使命？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可能会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过程，在答案尚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建议图书馆管理者开始用批判性思维审视国内外图书馆服务的选择性(设计性)差异。以各类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为例，我们究竟希望它服务于怎样的公共图书馆使命？是意识形态使命还是公民教育使命？怎样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才能使它更好地服务于图书馆的使命？再以信息服务为例，在我国更加强调社会和谐和政治民主的今天，我们是否需要重新考虑公共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思路？是否需要加强面向个人的信息服务以提高社会成员的民主参与和社会参与能力？希望本研究的结果以及它所揭示的问题，能为图书馆管理者规划和设计图书馆的服务内容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收稿日期〕2007-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