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的最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时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附逆的汉奸还是冤死的英雄：关于“穆时英的最后”的两种说法 1940年6月28日下午6时许，穆时英被枪杀于上海。自那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一般都认定穆时英乃是作为追随汪伪的汉奸，而被潜伏的国民党特工所杀，很少有不同意见。 但30多年后的香港却有一位“康裔”先生，自称是前“中统”特工，在1972年香港《掌故》月刊第10期上发表《邻笛山阳——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一文，说自己与穆时英本是老朋友，1939年10月曾亲赴香港动员穆时英打入汪伪组织——“此后，我帮他安排好一切，使他可以安安稳稳的去上海，去出任汪政府的职务。”然而不幸的是，1940年5、6月间康裔赴重庆公干之际，穆时英却被“军统”特工狙击于上海，康裔闻讯悲愤不已而又无可奈何——“人家已经邀了功，我们又如何去补救?一种无法的内疚，只有牺牲了穆时英，也只有让穆时英死不瞑目，他是成为双重特务制下的牺牲者了”①。怀着深深的内疚与悲愤，康裔在30多年后写了这篇文章，为冤死的穆时英鸣不平。 康裔先生的文章在社会上似乎反响不大，后来却引起了香港的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先生的注意。为此，司马长风在1976年7、8月间曾与康裔先生多次通信、通话以至晤谈，从而确信康裔所述确凿无疑，乃在其所著《中国新文学史》的下卷里郑重为穆时英翻案： 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一九四〇年六月，在《国民新闻》(汪伪政府机关报之一)社长任上被重庆特工刺杀，一般史书指骂为汉奸，三十年来已成牢不可破的定论，但据笔者所获最新资料发现，穆时英不但并非汉奸，实为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是由“中统”(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人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香港安排他回上海，出任伪职——伪汪国民党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处长。刺杀他的是“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特工人员。大概当时“中统”与“军统”在上海的特工人员，没有横的联系，上层领导未能充分及时的交换情报。致造成这一可悲的错误。②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司马长风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在大陆流传甚广，正在研究新感觉派的严家炎先生，乃在《新感觉派小说选》的序言里和《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有关章节里率先采纳了司马长风的说法，从此此说广为流传，很少有人公开订正和质疑。 似乎唯一公开表达了疑虑的是李今撰写的《穆时英年谱简编》，刊于2005年最末一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穆时英年谱简编》自然不能不涉及穆时英的“附逆”及其死亡的是非问题，李今乃在谱末引述了康裔的说法后，慎重地加了这样一段按语—— 按，康裔的说法近年流传甚广，但其实疑点甚多：一则“康裔”既能安排著名文化人去做特工，则“康裔”自己就不是个小人物，但这个“康裔”却声名不彰，其真实身份难以确证，他的证言只是来路不明的孤证。二则穆时英虽然算是著名作家，但说到底不过一介软弱书生，很难想象他去冒死犯难做什么“卧底”，而且他也不大能接近汪伪核心人物，所以也难以设想他会获得有多大价值的情报，然则中统要他去卧底有何用处?三则即使当年军统、中统有矛盾，但按“康裔”的说法，穆时英之死只是误杀，问题出在双方协调不好，事后自然不难沟通、重新甄别，为穆时英平反，何况穆时英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军统又能邀多大的功而拒不给一个冤死的“党方同志”平反?四则即使当年只能将错就错，但在事隔多年之后，就没有理由不平反，尤其在军统早已失势的情况下，如果有老同志呼吁，国民党中央是理应而且不难给穆时英平反的，然而竟然毫无反应。这该作何解释?五则“康裔”为什么不向国民党中央呼吁而却只在香港的报(刊)上把他的说法当作“掌故”发表?综合以上疑点，康裔的说法就难以作为确切的证言采信——或许这只是好事者“为掌故而掌故”，也未可知。③ 可是，李今的这个谨慎的存疑也并没有维持多久，两三个月后，她就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2期上，发表了这样一则《关于〈穆时英年谱简编〉的更正》—— 本人在写作《穆时英年谱简编》的过程中，曾经因找不到有关嵇康裔的背景材料，而对他为穆时英翻案的说法有所疑虑，并在文章结尾，以“按”的形式将这种疑虑表述了出来。后来就此问题请教严家炎先生，他为我提供了司马长风所掌握的嵇康裔的生平身份材料，尽管嵇康裔的说法还是孤证，对于穆时英是否是汉奸做出定论还有所欠缺，但以司马长风所知嵇康裔的身份，还有合乎情理之处。所以，我对《年谱》的结尾作了修改，以嵇康裔和司马长风的话结尾，而避免用叙述者的口吻做出定论，并将“按”的一段去掉。非常抱歉的是，在投稿时发错了电子版。现将修改后的结尾登录如下： 1978年12月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了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作者采用了康裔的说法，标志着为穆时英汉奸罪名的平反得到社会的认同。为慎重起见，司马长风曾经与康裔多次通话和约晤，详询有关人物和事件，宣称“所有疑虑之点均告澄清”。据讲，嵇康裔先生浙江湖州人，为陈立夫亲戚。当时安排穆时英回上海时，中统局长为朱家骅，负实际责任者为徐恩曾。战后，徐氏因过错被南京最高当局解职，批示：“永不录用”。在中统负责人失势的情况下，穆时英的冤案遂难以翻案。(见《中国新文学史》下卷第五编第二十五章注释①)④ 李今的“更正”是将近十年前的事了，而我则一直欠着李今一个“更正”——其实，李今当年既没写错稿子、也没发错电子版，她的“更正”乃是出于“包庇”我而不得不撒的一个善意的小谎。事实是，李今所谓“修改后的结尾”原本是最初的结尾，此前所刊年谱末尾关于嵇康裔的按语，则是她传初稿给我看后我顺手写下的一点意见，她在征得我的同意后采纳入定稿的。所以，李今的那点过错，实际上是我导致的，她不便说明，只得自己承担。这是我一直深感抱歉的，现在终于有机会说明了。至于司马长风所掌握的“嵇康裔”生平材料，应该就是嵇氏自己提供的，而司马长风又为什么语焉不详?可能也是应嵇氏的要求吧。严先生和司马先生都是志诚君子，而君子可欺以方，所以我还是疑虑未消。 正由于对李今深感歉疚而又对“嵇康裔”疑虑未消，我在此后对有关问题留了一点心，六七年前陆续发现了一些文献，但最大的疑难还是因文献有阙而碍难弄清——所谓“嵇康裔”者究竟是什么来头，他的证言孰真孰假?直到今年暑假回乡路过兰州小驻，偶然在一位亲戚的书架上看到一本关于“中统”的书，心想或许会有“嵇康裔”的蛛丝马迹也未可知，一翻之下果有所获，连带想起以前收集的资料，隐约觉得这个惑人多年的问题似乎可以澄清了。 二 “嵇康裔”及其真身“嵇希琮”：他的自述和对穆时英的回忆之真伪 如通过“嵇康裔”的文章，能够平反穆时英的冤屈，还这位“新感觉派圣手”一个清白，那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是“嵇康裔”及其文章必须可靠，而为此，仅有“嵇康裔”及其文章本身之自证是不够的。因为“嵇康裔”的真实身份尚不清楚，他的文童也只是一面之词。虽然司马长风说他曾与“嵇康裔”有来往，终于使“所有疑虑之点均告澄清”，但他在著述里却语焉不详，那或许是“嵇康裔”有意保留吧，然则他究竟忌讳什么?这就是我当年读了《穆时英年谱简编》之引叙后，仍有所献疑的原因。 应该说，司马长风先生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一)“康裔”本姓“嵇”；(二)“嵇××先生”也即“嵇康裔”先生自称是亲自“代表国民党‘中统局’安排穆时英回上海”或“回南京”的——这也就是说，“嵇康裔”先生乃是潜伏上海的国民党“中统”特工；(三)“嵇先生浙江湖州人为陈立夫的亲戚”。⑤也因此，近十年来我也曾沿着这些线索、数度查询过两岸三地有关“嵇康裔”的材料，可惜却一无所获。 现在看来，我(也可能还有别的研究者)之所以长期没有收获，恰恰源于“嵇康裔”这个姓名的误导——依此名去查寻，除了反复回到“嵇康裔”以及他的那篇文章之外，几乎注定了别无所获。这是因为“嵇康裔”是个化名，司马长风在其著述里于“嵇康裔”之外也用了“嵇××”，这已暗示“嵇康裔”并非真名，我们却一直疏忽了。实际上，“嵇康裔”的真姓名应该是“嵇希琮”或“嵇希宗”——关于此人，文献记载并不少，而比较可靠的是《亲历者讲述中统内幕》一书。该书虽迟至2009年才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但所收文字多写于上世纪60和80年代，作者全是羁留大陆的前“中统”高级特工，他们的文章原是作为“文史资料”来写的，所以较为信实可靠，而有别于也优于坊间流行的通俗猎奇之作。 在该书中较多提及“嵇希琮”或“嵇希宗”的文章有两篇，一是牧子(“牧子”即李约勒，曾在中统局本部长期做内勤)所写《中统和日伪的勾结》，一是陶蔚然(陶氏曾任中统局本部专员，抗战后出任中统局驻沪办事处及中统上海办事处秘书)所写《中统特务在上海》。据牧子的文章所述—— 嵇希琮，中统特务，浙江吴兴人。陈宝骅的表亲。原任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外勤。1940年投敌为汪伪特工总部工作，1941年受命秘密到达重庆，由中统提升为局本部党派调查处总干事。同年又由中统派回上海，抗日胜利后，他被中统任命为上海区副区长。⑥ 按牧子文前述，陈宝骅也是“浙江吴兴人，陈立夫的堂兄弟，原任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长、中央党部驻沪调查专员”⑦。陈宝骅既然是陈立夫的堂兄弟，则作为其表亲的嵇希琮也应是陈立夫的亲戚。陶蔚然的文章说得更清楚：“在上海区这百余人(指‘中统’驻上海区特工——引按)中，有陈立夫的堂兄弟陈宝骅、表兄弟嵇希宗。”⑧这个“嵇希宗”与牧子文所说的“嵇希琮”显然是同一个人，所以下面就统一用“嵇希琮”。应该说，“嵇希琮”就是“嵇康裔”的本名真身。这不难判断：“嵇希琮”和“嵇康裔”同姓且同籍浙江吴兴(司马长风说“嵇康裔先生浙江湖州人”，这与吴兴并不矛盾，因为湖州古称吴兴，现在湖州市还有吴兴区)，同属抗战时驻沪的“中统”特工，也同是陈立夫的亲戚，然则非一人而何?当然，陈立夫也可能还有另一个嵇姓表兄弟，但若要他与嵇希琮年龄相当且也是“中统”特工，那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因此，说“嵇康裔”即“嵇希琮”，乃是近乎确定无疑的判断。而当我们明白了“嵇康裔”的真身其实即是“嵇希琮”之后，则所谓“嵇康裔”的自述和他所谓穆时英附逆与牺牲之真伪，也就可以参考有关“嵇希琮”的文献史料来判断和辨证了。 嵇氏的年纪比穆时英小一点，据有关文献，他在1939-1940年之际还是上海法政大学的二三年级学生，同时担任“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外勤，不过，嵇氏也有可能是以“专职学生”的身份掩护特工活动的。不待说，作为大学生而又身为情报人员的嵇氏，由于喜欢文学、追逐时尚且又熟悉情报，则他在抗战前就知道穆时英并与之有所交往，是很有可能的；至于嵇氏在上海沦陷后又见到重回上海、投奔汪伪的穆时英，这也是有机会的；迨至上世纪40年代末，嵇氏隐居香港，对抗战时期内地文人尤其是上海文人集聚香港的流风余韵，也应该有所耳闻，他自己也说去凭吊过薄扶林道的“学士台”等遗迹，此所以晚年的嵇康裔在《邻笛山阳——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一文中所说抗战时期文人在香港的情况，也有部分的真实依据。但这位善于捕风逐影的前特工也有一些想当然的妄谈。比如嵇康裔在其文中转述穆时英说自己曾被左翼安排与鲁迅相见、被鲁迅大大教训一顿，这就近乎瞎编乱造、哗众取宠了。⑨只是诸如此类的瞎编乱造也都无关紧要，且略过不谈吧。 至关重要而不可轻忽的，乃是嵇康裔文章的核心内容——他自己如何在抗战最艰难之时冒险犯难亲赴香港、动员和安排穆时英到汪伪阵营做卧底的英雄事迹——是否当真发生过? 按照嵇氏文章的说法，“一九三九年十月，我到了香港，我找到了薄扶林道的学士台(也即见到了穆时英——引按)，一别三年，备感亲切”，于是他动员穆到汪伪政府去做卧底，两人一拍即合。然后，“我们在十一月初，同乘美国总统轮，‘克利扶兰’号”回到了上海。次年三月间，汪伪筹组伪政府，穆时英便“出任了汪伪宣传部的新闻宣传处处长”，与嵇康裔时相过从。随后刘呐鸥被杀，穆时英“辞去了新闻宣传处处长职，而来沪担任国民新闻社社长”。至于嵇康裔自己呢?他说：“一九四〇年五月，我动程去重庆”，到了“六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在办公室里看到了上海来的电报，穆时英已伏尸南京路新雅门口”⑩。 这个英勇而又悲情的故事，乍一看严丝合缝，其实漏洞不少。一个最明显的漏洞，即所谓刘呐鸥被杀后穆时英接任其职务的说法，乃是后来相沿甚久的误传，可自称是当年在上海操控穆时英的提线人物且又兼为其好友的嵇康裔先生，是怎么也不该说错的。一个潜在的漏洞是，嵇康裔言之凿凿地说自己与穆时英“在十一月初，同乘美国总统轮，‘克利扶兰’号”回归上海，可是穆时英的文友萧雯却在写于沦陷时期的回忆文章里对此另有说法。据萧雯说，他当年在香港的时候因业务上的便利，所以穆时英乃专门来托他安排回上海的船—— 有一天，他来看我，说要上海去一趟，这时候港沪间船只很拥挤，我因业务上的便利，所以他来托我找只较好的船只与舱座，记得是皇后号船载他出鲤鱼门的。就是这一次，他走了，他去了，他不再还香港，他改变他的文艺的作风，他强调他的和平文化的报道，他也丧失了他的生命，他流血了，他尽责于自己的岗位而牺牲了。(11) 按，萧雯也是一个小有才的附逆文人，当年的他并不隐瞒自己的“和平”立场——其所谓穆时英之“牺牲”即为日伪的“和平运动”而牺牲之谓，所以他在文章里把自己与穆时英的交往以及自己的来历与心路历程详尽道出，并在穆时英被刺四周年前夕特意发表于重要伪刊《新东方》杂志上以为纪念，显见得既无顾虑也不想掩饰什么，所以他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而倘若萧雯40年代的记述是可信的，则嵇康裔30年后所说的“故事”就有了大破绽。 其实，实情乃是“嵇康裔”即“嵇希琮”在当年根本就没时间也没心思专程去香港策动穆时英回上海做“中统”卧底。因为，恰在1939年冬到1940年夏这半年间，“中统”上海区摊上了三件连环套式的大事变，而嵇氏则是其中的骨干人物，他是不可能有机会去香港的。 据《亲历者讲述中统内幕》一书中的《中统和日伪的勾结》和《中统特务在上海》两文所述，1939年冬到1940年夏半年间，恰是“中统”与汪伪特务机关从激烈对抗到携手合作的大转折期，其间先后发生了三件连环套式的大事，皆与嵇氏有关。首先是在1939年初冬，由嵇希琮的表亲——“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长、中央党部调查专员陈宝骅，倾力发动了用美色诱杀逆方大特务头子丁默邨的行动，嵇氏当然不能不参与此次行动，只可惜行动功败垂成，并导致了双方更加激烈的对抗；接着就是逆方对“中统”特工的大逮捕，几乎把“中统”上海区的势力一网打尽，而所有被捕的“中统”特工几乎都投降了逆方，这其中就包括嵇希琮——他也于“1940年投敌为汪伪特工总部工作”(12)；可没过多久，被捕附逆的“中统”特工们却都被放了出来，那是因为这些人与汪伪特工们大都是战前的“中统”同志，并且逆方也在前面的对抗中受到强烈震撼，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后路，所以双方决定握手言和，嵇氏也因此得以释放；于是，也便有了最后的一出：“中统”上海区的两员得力干将黄刚和嵇希琮“到一九四〇春，两人先后不约而同地到了重庆”，向“中统”头子徐恩曾汇报请示，得到了徐的认可后，当年秋嵇、黄二人衔命重回上海、重建“中统”上海区组织，并与汪伪特工总部展开合作，其共同的斗争目标则转向了中共和新四军。 显然，“嵇希琮”乃是上述三件大事变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如此紧张的连续事变之中，当然不可能再抽身去香港策反穆时英了；而“嵇康裔”则在其文章中对这三件大事只字不提，仿佛他根本不知道“嵇希琮”的存在。可是“嵇康裔”还是难免露了一点马脚：他在文章里禁不住提到作为“中统”特工的自己曾在1940年5月“起程去重庆”，这个时间点虽然改后了一点，还是暴露了他就是那个在1940年春天专程去重庆向“中统”大老板徐恩曾汇报请示的“嵇希琮”——难不成还有第二个姓嵇的“中统”特工在1940年从上海去了重庆?! 顺便说一下，在这一系列大事变中转危为安的嵇希琮也颇有后福：抗战胜利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了“抗日英雄”，迅速成立“中统局驻沪专员办事处”，乃是当时上海最有权力也最为疯狂的“劫收”大王，曾为此而大肆包庇汉奸，因而一时声势炬赫也声名狼藉。只是好景不长，随着其大老板徐恩曾因贪污倒台，嵇希琮也跟着倒霉了。到上世纪40年代末，大陆当然不能容他住，就连台湾恐怕也难以让他安居，于是他逃到香港，化名“嵇康裔”于焉隐遁。 然则，作为“嵇希琮”的“嵇康裔”，为什么要在30多年后精心编造出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悲情故事来耸动视听呢?厚道点说，其初衷恐怕不是要让文学史家上当，而很可能是出于一种不甘寂寞的自我补偿心理——想想看，他那样一个人物，却被迫隐姓埋名那么多年，能不寂寞、能不愤懑吗?!他的化名“嵇康裔”，就透露出了其愤懑不平的心曲，但他当然也明白，自己当年作为“嵇希琮”在上海的那两段不光彩历史，是不能见光的，于是便有了化名写文章、刻意编造自己在抗战最为艰难之时冒险犯难亲赴香港、动员和安排穆时英到汪伪阵营做卧底的英雄壮举这一出。换言之，作为“嵇希琮”的“嵇康裔”之所以写这篇《邻笛山阳——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真正的主旨并不在为穆时英翻案，而更在意于“自我表现”——把自己表现得像嵇康一样慷慨敢担当、像向秀一样非常有情义，穆则不过是他借以自我表现的道具，恰好他也与穆熟识，所以便借穆来发声，并发挥自己的特工之特长，对之下了一番调查功夫，翻案文章也写得细密周详、跌宕起伏、声情并茂，而穆时英则只能任他谬托知己，反正死无对证。(13) 不能不承认，这个老特工，真够有才的。 三 穆时英怎样走向“最后”：他的蜕变过程及妥协思想之逻辑 既然嵇康裔所说关于穆时英的悲情故事，乃是他精心编造的谎言，则就目前可见史料证据而言，“穆时英的最后”也就并非一个冤死的抗日英雄，而仍是一个附逆的汉奸文人。这当然无意否定其文学成就，可是就事论事，我们也只能接受这个令人遗憾的事实。而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像穆时英这样一个聪明人，是怎样走向汪伪阵营的?其心路历程又如何? 显然，嵇康裔也即嵇希琮对穆时英的附逆并无“功劳”。因为1939-1940年之际的嵇氏先是被捕并叛投为汪伪特工服务，随后被放出来，便急着衔汪伪特工之命去重庆向徐恩曾汇报、请示与汪伪特工合作事宜。而从穆时英这方面来看，他其实也并不需要嵇氏的敦劝和策动，因为穆时英自己就是一个聪明的识时务者——正如当年的一份小报所说，“时英洵‘时’哉‘时’哉，少年‘英’俊，天资聪明”(14)，他自会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的；并且那时在香港的穆时英身边也不缺乏先进的“和运”分子，他们自会鼓动其如簧之舌劝诱穆时英，积极推动他“识时务”地投奔日伪的。 不能不承认，以往把穆时英仅仅视为一个凭着“新感觉”来写作的小说家，很可能是把他看简单了。事实上，自幼生长于十里洋场的穆时英也是个有心人，对洋场内外的中国社会自有敏锐的观察和想像，稍长又感染到当年流行的左翼社会科学思潮之影响，使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之现状和命运形成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此所以在他那些看似浮光掠影的新感觉派小说中，其实相当自觉地表达了他对中国的观感和判断，那观感和判断就事实的“真实”认知而言，与左翼的中国社会分析并无不同，但在如何应对这“真实”、如何看待中国之前途上，则与左翼大异其趣。其中最能反映穆时英之观感的，无疑是其小说创作的里程碑之作——长篇小说《中国行进》。这部小说初名《中国一九三一》，穆时英从1932年就开始着笔，至1935年底完成，交付出版并打出了纸型，1936年初的《良友》杂志就曾经刊出其即将出版的广告，可惜全书未能刊印，幸好各章节基本上都在当年的报刊上发表过，到了新世纪以后则陆续被发现和重刊。对这部小说，当今学者们一般都比较看重其显然与茅盾的《子夜》争胜的艺术雄心，而尚未注意到其中反映的穆时英在抗战前对“中国行进”的一种很不乐观、颇为低落的看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的民族命运观。直到穆时英在1939年底追随汪伪之后，他才和盘托出了自己对“中国行进”的“落后”观感和悲观看法—— 中国的行进是跳跃的行进。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在崩溃和变质的过程中，新的社会秩序却还没有建立起来。封建制度，资本主义，殖民地掠夺，金融独裁，农民暴动，什么都混在一起。社会是百货店社会，时代是未成熟的时代，所以我们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始终以古怪的步法走着离奇曲折的道路。然而这古怪的步法和离奇的道路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被历史所规定的必然的发展轨迹。(15) 这种在抗战前就有的“中国”观感，使穆时英认定“中国的行进”必然步履维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没有什么前途，而这也正是他在抗战爆发后并不乐观的原因。按，1936年的4月，穆时英追随太太来到香港，试图挽回夫妻关系，然后返回上海过自己的小生活，不料随后抗战爆发，他只得暂时苦住于香港。在这里，穆时英先是醉心于电影和戏剧艺术，随后参与编辑了国际关系刊物《世界展望》和《星岛日报》的娱乐版等。此时的穆时英一边热情应酬着各方朋友，甚至应时写过一些抗战文章，但另一方面则悄然把结交的重心转向来自国民党“低调俱乐部”的汪派人士，悄悄考虑着自己的退路，而把他最亲密的老朋友戴望舒等都蒙在鼓里。就此而言，穆时英性格里是颇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复杂性的——就像他的小说所醉心描写的二重人格一样，平时的穆时英看似随和无主见，其实却可能悄然地暗度陈仓，甚至像他笔下的都市流氓一样，断然作出“有奶便是娘”的决断，然后便“义无反顾”地行进。比如，穆时英1938年前半年在香港就参与了《世界展望》杂志的编辑，并在创刊号扉页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日短文，可是，此刊却有着汪派的“低调俱乐部”所主持的“艺文研究会”及其在香港的派出机构“国际编译社”的潜在背景，汪精卫的心腹林柏生就是“国际编译社”的负责人，所以该刊的抗日宣传乃是装潢门面的，实际工作则是为汪派搜集情报、搞“和运”打前站的，也因此，不久《世界展望》的政治立场就受到质疑，另一个汪派人士杜衡不得不出来“辟谣”。(16)而正是通过这个机构，穆时英与汪派拉上了关系——汪派的核心干将林柏生和热狂的“和运”策士胡兰成成了他的知心朋友。这些来自汪派的新朋友对穆的蜕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巧舌如簧的胡兰成就是“有他的一套的”且最善于蛊惑，而据当年也在香港的一个知情人卜少夫之证言，“穆时英的附逆，和胡兰成的关系最大”(17)。 当然，“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按卜少夫的观察，“穆时英是聪明的，且他自以为自己是聪明的”，所以他和同样自以为特聪明的胡兰成走在了一起，而自恃聪明的人往往会被自己的聪明所误：1938年末汪精卫主张“和平”的“艳电”由林柏生在香港公开发表，这让聪明的穆时英终于“看清了方向”，乃认定抗战无前途，“和平运动”是大势所趋，自己不能不作出最后的抉择了。于是，穆时英开始了悄悄的准备。可以说，此时的穆时英已表现出一种无师自通的特工式聪明：一方面，他埋头学习，读政治书、温习英文且自修日文，作出很用功的样子；而另一方面则放出风声，说是要为一部法国色情片在上海的开映回去一趟。也因此，在港的那些单纯的文友们没人怀疑他，只有比较见多识广的新闻人卜少夫感到异样—— 我怀疑到他，令我发生“此人或将把他的生命一切作孤注一掷”的，一方面是由于我注意他过去的结果，最重要的还是在他临行前半个月内他陆续地邀请了不少研究国际问题和研究国内政治的朋友所举行的个别谈话。(我是其中之一，其余大都是在各报各杂志写这类文字的朋友。)就他向我提出的几个问题来说，他的问题的中心，不在研究政治而在热衷于名利，个人投机的倾向极浓厚。 再有一星期，他的留港的母亲，妻子和弟弟，不声不响悄悄地举家去沪了。(18) 穆时英则是此前一个星期就悄然回沪的，而在返回上海的第二天，他就与日本人相见甚欢(19)，不到一周就出任了不像样子的维新政府的文艺科长，随电影界人士首访日本，给人饥不择食、慌不择人之感。稍后的1940年3月，装模作样的汪伪政府成立了，穆时英担任多项伪职，其风头之健可谓一时无两，对“和运”宣传他也确实热诚负责、不遑稍让。也正因为风头太健、招摇过甚，所谓“枪打出头鸟”吧，穆时英才成了潜伏的“军统”特工之目标。 自然，穆时英并不认为自己是投敌附逆，所以值得琢磨的倒是他在那些不大说得出口的个人考虑之外，是否还有更为堂皇的理由和说辞?据说，穆时英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积极宣传“和平运动”的文章，只是均为匿名，如今大都难睹究竟了。但值得庆幸的是，穆时英初回上海的亮相文章，还可以打捞出来，那就是前面引用过的《一年来之中国文化界》一文。 《一年来之中国文化界》发表在上海《中华日报》1940年1月1日的“元旦特刊”上，作者署名“龙七”。当穆时英被杀之初，他的一位“和运”同志在悼念文章里就特意指出，“龙七”此文即穆时英所为，并充分肯定了穆时英在当时汉奸群中的独特地位云—— 在上海时，从他为《中华日报》元旦特刊以龙七的笔名写《一年来的中国文化界》，我确切地知道他已从香港来参加和平运动了。和平运动中的文化队伍，并不散漫，但是以一个青年所爱戴的文艺作家像穆时英者，在这队伍还并不多，他之所以被人注意乃是必然的事，也是使文化人最期待的事。(20) 一个“和运”同志在那样悲痛的时刻写这样深情的悼念文章，是不可能也没必要作伪的，所以六七年前的某天初读这篇悼念文章，我觉得有理由相信它说的情况是可信的，并推测“龙七”即穆时英的《一年来的中国文化界》很可能发表在1940年1月1日的《中华日报》“元旦特刊”上。于是立刻托人在香港查找，而一查就着，只是题目有一字之差——报纸上的题目作《一年来之中国文化界》。 拿到“龙七”即穆时英的《一年来之中国文化界》一看，果然是一篇非同寻常的奇文。穆时英之所谓“一年”乃是1939年，这一年不论对汪伪政府的出笼还是穆时英的出走，都确乎是备受煎熬、辛苦异常的一年——除了如何组织筹划的艰辛之外，最大的苦恼便是如何从理论上论证“和平运动”的合情合理，以便给国人也给他们自己一个过得去的说法了。 穆时英此文的价值和贡献正在于此。这是穆时英1939年“一年来”艰苦思索的思想结晶，又是他准备初回上海要发表的亮相表态文章，所以他委实下了功夫，终于把“和平运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解说得头头是道。应该承认，穆时英不愧是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社会科学思潮中混过来的新文人，很有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所以他的文章首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纵览“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之大势，以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乃是中国思想之主潮，而这个“主潮”是不能不受“社会环境”制约甚至是被其决定的——糟糕透顶的“社会环境”(前已援引过他对中国社会之认知，此处从略)，决定了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不可能平坦地行进，而必然要经历跳跃的、曲折的历程。然后，穆时英诚恳地承认，“抗战”也是“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一种必要形式和一个必然阶段，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如英美和苏联的压制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之无能，所以“抗战”只能失败且业已失败；于是穆时英的结论便是，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迎来了它的曲折的辨证的发展的新阶段，获得了新形式，即“和平运动”是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而汪精卫的“艳电”发表以来的1939年，则被穆时英视为这个历史新阶段、运动新形式的转折之年—— 一九三九年在民族解放运动上划一个新阶段。在一九三九年的开始，民族解放运动从抗战的形式转变到和平运动的形式，从抗战阶段，进展到和平运动阶段。和平运动不是屈复(屈服)运动，也不是妥协运动，与抗战同样是斗争运动。它是抗战的继续，是百年民族解放运动的继续。它是对英美代理人和苏联代理人的斗争，同时也是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抗争。 这就是穆时英的思想逻辑。看得出来，经过他这一番“唯物辩证法”的深刻分析，“和平运动”不仅不是屈服运动、妥协运动，反而“与抗战同样是斗争运动”，“是抗战的继续，是百年民族解放运动的继续”，并且那斗争的矛头不仅指向英美资本主义和苏联新官僚独裁政权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而且还包括“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抗争”!这不论对内对外、对人对己，都是很能交代过去的正当理由和很能说得过去的堂皇说辞，比那些质木无文的汉奸可强多了。人才难得，难怪穆时英被刺后，“据称汪精卫和林柏生闻讯‘极为悲愤’”(21)。我过去读到穆时英对人说自己“能直接见汪精卫，极司菲尔路的汪公馆直进直出”(22)，还以为他是瞎吹，并断言他“不大能接近汪伪核心人物”。现在看来，我真是低估了穆时英的才华和地位。 可以理解，由于汪伪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除了接受和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操控，再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所以进行所谓文化思想上的“斗争”，几乎成了他们唯一可以“积极”努力、“独立”开展的工作，并藉此以自我修饰、装潢门面，这对他们自身也确是当务之急。也因此，汪精卫在“日理万机”中才把“礼贤下士”、拉拢文人的事放在优先位置。追随汪伪的文人也很能体会汪精卫的苦心，并且他们即使为了把自己的妥协行为合理化，也会积极投身于思想文化上的“斗争”的。而在这方面，所谓来自苏联的并为中共大力宣传的“战斗的唯物论”，则因其“战斗性”而为中国抗日的人民战争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也便成了汪伪文人开展文化思想“斗争”的首要目标。此所以当穆时英到上海的次日，和刘呐鸥一起与一个日本人餐叙时，刘就提出了日伪合作对抗“战斗的唯物论”之建议—— 苏联为了使这个国家(中国——译者注)与其合作，就让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去散播战斗的唯物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在中国的苏化上起了多大的作用!日本若希望中国成为它的好伙伴，首先就应该确立自己的理论，并勇敢地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共同探讨。 ——这是刘君的一贯主张。(23) 刘呐鸥率先提出了这个战斗目标，的确显示出了足够敏锐的“问题意识”，可是他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样有心又有力的乃是他的好友穆时英。还在30年代前期，年轻的穆时英就于“新感觉”的艺术才华之外，表现出相当新锐的理论批评才思，对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套路也颇有操练；迨至滞留香港的1938-1939年间，渐趋妥协的穆时英更潜心于理论的学习和思考，对国际国内局势很下了一番调查研究功夫。正惟如此，穆时英投奔汪伪的首秀文章《一年来之中国文化界》才能反转过来，很机巧地对投降主义-妥协主义的“和平运动”进行了“唯物辩证法”的包装，理论论说很有现代性，明显比刘呐鸥高出一筹，其他汪伪文人也望尘莫及。很可能正是这一点让汪精卫印象深刻吧，所以尽管穆时英投奔汪伪比刘呐鸥晚，却能先于刘呐鸥获得好位置；但也很可能就是为此吧，穆时英的“牺牲”也才先于刘呐鸥。 当代学界一贯看重思想，以为一个文人，哪怕是附逆的汉奸文人，“有思想”总比“没思想”强——除了汉奸不计外，“思想”总是有其独立价值的。这种不因人废言、肯认“思想”独立性的研究立场自有道理。就此而言，穆时英的理论贡献却被忽视了，而他自己则很自信和珍惜，可谓坚定不移、誓死捍卫。当其殒身之初，一位“和运”同志就曾透露说—— 对于他(指穆时英——引按)从事和平运动的态度，在他多少次的谈话中，已流露着真挚与热诚。他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来参加和平运动决不是遭受了威胁和利诱，我们是在理论中的确领悟到是有挽救中国危亡的路径。我以身许和平，对于一切外来的威胁早已置之度外。过去我是个文人，现在还是以笔工作，所以绝无顾忌。”(24) 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则在其最初的悼念文章里憾恨地说—— 为什么他(指穆时英——引按)不能不把抗日意志抛弃尽净，而参加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建设，倘若把他的必然性和心理过程艺术化，而给与中国民众，也许会成了对和平的伟大的魅力，强化了把中国的知识阶级拉到汪政府影响下的精神根据无疑。仅仅这一点，他的死已经可惜。(25) 这真可惜了。的确，穆时英委实是个很有才华和思想的作家，倘使天假以年。他一定会用出色的小说创作有以自见的，孰料却那么突然地殒身于途中，让片冈铁兵只能徒然怅想了。 2015年8月10-16日草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注释： ①⑩康裔：《邻笛山阳——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香港《掌故》月刊1972年第10期，但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下卷的注解却说康裔此文刊在《掌故》1973年10月号，我未见原刊，不知孰是，此据《穆时英全集》第3卷，第487-491页，第489-491页，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②⑤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第11页，第48页，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在这段文字后面，司马长风加了一个比较长的注解说明他的依据——康裔的《邻笛山阳——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一文，司马长风先生并说自己在1976年7、8月间与康裔先生有信函问答、电话采访和约会晤谈等情况，还透露说“康裔”先生本姓“嵇”。 ③李今：《穆时英年谱简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④李今：《关于〈穆时英年谱简编〉的更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2期。 ⑥⑦牧子：《中统和日伪的勾结》，《亲历者讲述中统内幕》，第280页，第28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⑧陶蔚然：《中统特务在上海》，《亲历者讲述中统内幕》，第288页。 ⑨我估计，嵇康裔所说穆时英与鲁迅的这个“故事”，很可能是他从当时的小报上受到启发而再发挥的。即如当年《奋报》第452号(1940年7月2日出刊)的头条，就是署名“海风”的短文《被刺殒命之穆时英小史》，其中就有这样的说法：“穆苍头突起，时势英雄，‘天皇老子’鲁迅，特垂青眼，亟图拉拢，穆斯时凛于赤色作家之不幸遭遇，爰惶惶然去之，勿敢皈依门下，领‘卢布’津贴也。” (11)萧雯：《记穆时英》，上海《新东方》杂志第9卷第6期，1944年6月15日出刊。 (12)牧子：《中统和日伪的勾结》，《亲历者讲述中统内幕》，第280页。 (13)从情报来源看，嵇康裔的谎言也有所“本”。按，日人松崎启次在1940年后半年的一篇纪念穆时英的文章里，就曾援引张资平的话说，“据说他(指穆时英——引按)离开香港来到上海时，曾向重庆方面有过一个特殊的口头承诺，即‘将上海的情报送到重庆。’然而，他逐渐表现出对汪精卫理论的热情，想与重庆方面断绝往来。在得知了他两次赴日之后，重庆方面要求他逃回香港，在那里散播关于汪精卫派和日本内情的谣言，他的拒绝被视为叛逆而遭射杀。”(松崎启次：《穆时英先生》，收入氏著《上海文人记》，高山书院，1940年10月出版，此据《穆时英全集》第3卷，第460-461页)这个说法已暗示穆时英是重庆方面安排在汪伪里的卧底，只是后来因为背叛而被重庆方面暗杀，但松崎启次也觉得这个说法不大可信，称之为“不可思议的流言”，并有“重庆方面会收买这样的人吗”之疑问(出处同上)。嵇康裔可能知道这个流言并受到启发，从而在多年后对之作了精心的重构。 (14)海风：《被刺殒命之穆时英小史》，《奋报》第452号，1940年7月2日出刊。 (15)龙七(穆时英)：《一年来之中国文化界》，上海《中华日报》1940年1月1日“元旦特刊”。 (16)杜衡：《本社启事》，《世界展望》第3期，1938年4月5日出刊。杜衡1938在香港的蔚蓝书店(汪派“艺文研究会”的驻港机构“国际编译社”的对外招牌)工作，并与穆时英同为《世界展望》的编辑。 (17)(18)(22)卜少夫：《穆时英之死》，载重庆《时事新报》，1940年7月23日，此据《穆时英全集》第3卷，第485页，第485页，第486页。 (19)参阅松崎启次：《穆时英先生》，收入氏著《上海文人记》，此据《穆时英全集》第3卷，第456页。 (20)云生：《穆时英不死》，南京《新命月刊》第2卷第3期“追悼穆时英先生专辑”，1940年7月20日出刊。 (21)李今：《穆时英年谱简编》，此据《穆时英全集》第3卷，第571页。 (23)松崎启次：《穆时英先生》，收入氏著《上海文人记》，此据《穆时英全集》第3卷，第456页。 (24)雨人(周雨人)：《悼壮志未酬的穆时英》，南京《新命月刊》第2卷第3期“追悼穆时英先生专辑”。 (25)片冈铁兵：《悼穆时英》，原载东京《日日新闻》，此据《新命月刊》第2卷第3期“追悼穆时英先生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