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若干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技术论文,国家安全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信息技术(IT)进步引发民族国家和全球事务活动方式的革命，已经将人们带入了继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之后、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三个时代，即知识经济时代，亦可称为信息时代。（注：一些学者在阐述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时，“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事实上，除了农业社会形态比较纯粹之外，产业的全面发展虽然是工业社会的鲜明标志，但是农业在工业主导的社会中仍起着很大的作用，信息主导的社会也不会例外。因而用“时代”划分较为合适。）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两者相互关联、彼此推动，是促进20世纪最后25年世界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相比而言，信息（网络）化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比全球化更大、更为广泛，它已经触及和深入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注：更进一步的说明是：可把“全球化”和“信息化”理解为“领域性”的发展和“国家性”的发展现象，在一个以国家为主的国际体系中，推动后者发展的力量显然要比前者大得多，其作用和影响也不言自明。）同样，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也冲击着国际关系及其研究领域。
一、科技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
信息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科学技术在非常宽阔的信息网络平台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巨大发展，将进一步深入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毋庸置疑，计算机信息技术和网络普及使科学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发现、科学研究的信息与资源及人才流动、科学实验的运算和分析、科学成果的应用和传播、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都变得更加便捷和迅速。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5年全球趋势》报告指出，“信息技术的继续发展趋势”将使“现有的学科融合形成新学科，……使创新活动大幅度增加。它对商业、公共卫生和安全将产生深刻的影响”。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值得重视的是，科学技术进步已经并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当今的国际关系。
首先，科技实力已真正成为影响国际格局中力量对比变化的“关键性要素”。科技发展水平与创新能力是评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标志。可以说，谁拥有科技领域的压倒优势，谁就能对世界经济、政治事务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和主导权。当前美国政府极力倡导和实施的高新科技发展战略就是为了确保其在世界上的“科技霸权”地位。也只有这样，才能够长久保持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全球影响力。
其次，某些前沿学科的突破性发展决定着国家战略的调整和制定。核裂变和聚变技术的突破促进了原子能的广泛开发和利用，对核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产生了相当大影响。如今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基础设施”已成为世界主要大国未来发展的基础。美国提出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即“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日本确立了“信息技术国家战略”；欧盟批准了“电子欧洲”行动计划；俄公布了“俄罗斯国家信息学说”，等等。信息技术发展的水平正在成为国力竞争的“关键性前提和条件”，也改变着区域化、地区化的政治、经济面貌。（注：2000年7月22日八国首脑通过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及有关“数字鸿沟”的分析评论文章。）
再次，科技发展对外交决策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写道，“核技术的发展，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通过另一主权国家领土以内的发展就能够改变势力均衡这样一种局面”，“今后制定对外政策将以这样的世界为背景”。信息化的发展对外交决策环境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外事务的社会性增强了。信息传媒对于塑造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信息技术与政策问题已是当前国际双边交往、合作与多边谈判的一个重要论题和内容。（注：2000年7月22日八国首脑会议通过的《全球
信息社会冲绳宪章》；2000年9月24日发表的日本与韩国“信息技术合
作宣言”；2000年11月25日东南亚联盟10国领导人在新加坡签署的“电
子东盟”框架协定。2000年8月欧洲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打击网络犯罪
活动欧洲公约》草案，是第一个有关信息安全问题的多边性国际公约。）
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计划的全面展开，（注：1994年2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西方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要点是，为了保持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同步，应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信息的“无障碍流动”和“自由交换”，最终实现“全球信息一体化”。）围绕信息网络议题的外交活动将会更显突出。以此为例，今后如生物基因工程、纳米技术、超导材料、太空技术等重大领域的新突破和推广应用，也必将被列入国际交往、合作与谈判的重要议题。
最后，科技的新发展，正在促发一场新的军事革命。20世纪科技发展史已表明，其最新成果总是首先被用来更新或发明武器装备及其系统。20世纪初细菌理论提出后不久，人们就将其用于战争；核裂变反应发现后，就被用于发展核武器。（注：“伦理学家提醒注意基因武器威胁”，美国《华盛顿时报》，2001年2月22日。）信息技术也不例外。一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展开，信息战、网络战等新战争形式应运而生。一旦生物基因技术、纳米技术、超导技术及其应用出现新的突破性进展，会被运用到军事领域已不是可能与否的问题，而是何时成为现实的问题。
因此，除了经济学科领域必须重视科技方面的研究，国际关系研究也应当对科技发展予以充分的重视。信息网络时代正在使科学技术与国际关系形成一种“跨学科”关系，成为现在及今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信息网络也不仅仅只是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一种“新手段”，而且还是一个新的“研究平台”和“研究对象”。（注：“虚拟公司”、“虚拟战争”、“虚拟世界”、“虚拟国家”、“虚拟社会”、“虚拟组织”、“虚拟宗教”等概念本身就是人们对未来在这些方面的期望和设计的一种反映。人们还可以构想和在信息空间展示“虚拟的国际关系”。）为此，必须把科技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加以定位，深入研讨科技发展与国际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更多地引入一些定量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如数量分析、模拟分析等方法。
二、“软国力”问题将会日益突出
“软国力”，（注：郭隆隆：“软国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光明日报》，2000年12月20日。）又被称为“软实力”和“软力量”(Soft power)，（注：按英文直译应为“软力量”，但是从美国人使用该词的含义看，将它翻译成“软国力”更合适一些，这样也有助于对“综合国力”的解释，即它包括“硬国力”和“软国力”两个方面。）是近年来人们常见的一些提法。关于“软国力”，根据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小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的定义，指的是“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与无形的权力资源，如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领域的力量”（注：Robert O.Keohane,Joseph S.Nye,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98,Vol.77,No.5,p.87-88）。在《信息革命与国际安全》一书中，奈称，若能将“这种力量”与“信息革命”结合起来，就“可以帮助我们遏制冲突，使我们能够抑制处于对立紧张地区人们之间仇恨的扩散，提供对付煽动种族冲突的替代办法，并有助于推动民主政体的发展”（注：Foreword by Joseph S.Nye Jr.,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edited by Ryan Henryand C.Edward Peartree,The CSIS Press,Washington,D.C.,1998.）。正是按照这个定义的思想，美国利用其“软国力”和信息技术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强行兜售美国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制度规则。
软国力问题日益突出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影响，各国间人员交往愈益密切，信息交流越来越多。苏联解体后，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重新划分、大国关系的重整、民族宗教冲突的增多，以及全球和地区金融危机的影响，形成了冷战后国际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除了传统、现实的国际政治外交活动外，国际上试图解决“不确定性”的各种描述、分析、预测和设计现在及未来国际关系与秩序的主义、理论和思潮也应运而生（注：主要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如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布利斯·鲁塞特的“民主和平论”、威廉·沃尔弗斯的“单极稳定论”、戴维·赫尔德的“全球治理论”、托尼·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迈克尔·格莱侬的“新干涉论”、乔治·麦克莱恩的“人的安全论”，等等。）。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建立维护其利益和主导地位的“世界新秩序”，不断加大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西方思想文化价值观和制度规则的力度，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则加剧了西方思想文化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和渗透，以及西方长期主导的一些重大国际制度规则的强制推行。
信息网络时代的“软国力”问题集中表现在：一是“国家治理”。信息的大规模流动和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变革，给传统的治国机制和方式（如政府运作、财税、法规、许可证等制度）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其面临着如何调整和改进的挑战。面对西方要求推行“良政”或“全球治理”的压力，（注：世界银行将一国“良政”的标准描述为：公道、正义、自由、司法独立、尊重人权、政府不腐败而有效率。L.Shihata,The World Bank in a Changing World,SelectedArticle,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p.85.）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改革都面临相当复杂的处境和困难抉择。
二是国家权威。政治资源流动和政治权力分配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政府的权力空间、职能作用及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因为“因特网政治”的特点是，网络是全方位开放的，难以全面封堵，它使人们非常容易地获取所需信息并加以转发。这种“新政治媒体”是即时的、廉价的，交流是双向的，计算机上网后，都可以围绕某些思想、观点和论题参与讨论、发表意见，甚至从事组织活动，并可以让政府和其他社会群体听到它们的声音和主张。因而，某个具有自己观点的“新手”或者“团体”“就可以组织形成一种政治力量”。（注：《今日美国报》，1999年8月31日。）这种趋势的出现必然要涉及到政府体制、权能范围、社会管理、地区和民族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三是国家主权。信息技术革命促使“非政府行为”(Non-governme-ntal actor)和“非国家行为”(Non-state actor)组织、团体活动增多，“准国家”、“超国家”、“跨国家”的组织机构纷纷出现。（注：如跨国公司、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无国界医师协会、无国界记者协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各种形式的反全球化团体等一些跨国性论坛组织、民间组织、行业组织和网络组织。）这一趋势挤压了行使国家主权的活动空间，使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全球信息化的发展使一场争夺未来“全球信息空间”、保卫本国“信息空间”、扩展“信息边界”和确立“信息主权”的斗争全面展开，从而派生出如何有效地反对国际“信息霸权”、切实维护国家信息主权的问题。
四是国际规制。全球信息化和世界各国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正促使着国际政治资源与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由于国家间依存和互动的增强，各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利害得失的相关性也在加大。随着各种各样新问题的出现，原有的国际制度规则需要改革，相应的新规则的制订也变得更为迫切。一国在国际制度建立与国际规则制订上发言权的大小固然取决于其“硬国力”的强弱，但也离不开其“软国力”作用的发挥。美国学者史蒂文·克拉斯纳就曾这样认为，在一个国际体制中，一个成员国若能将其文化中的基本价值，发展成一套体制内的游戏规则，自然有助于提升其体制中的权力地位。（注：Steven D.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此外，它还包括对建立相应制度与制订有关规则的认识、建议以及寻求国际支持的能力。
五是思想文化。信息技术革命加速了各种国际主流和非主流思想文化的传播与渗透，网络正在成为展示世界主要国家社会和形形色色的主义思潮及价值观念宣传、交流、碰撞的“主要平台”。一方面它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及其内外政策的制订；另一方面它也会与他国现有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与观念产生冲突，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后果。对于“信息贫弱”国家（主要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负面影响要更大一些。（注：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有很多，可见王小东专著《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丹麦]罗尔夫·詹森的《梦想社会：第五种社会形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与麦克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年，第85-86页；张春江、倪健民主编：《国家信息安全报告》，人民出版社，2000年。）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信息时代的“帝国主义”，形成“信息宗主国”与“信息殖民地”的局面。“信息弱国”的信息资源、信息产业、信息传播、信息安全将被控制在“信息强国”手中，（注：陈挺、赫兢指出，现代经济的发展与增长，40%来源于信息产业，西方发达国家信息产业产值已占其GDP的45-60%，而发展中国家仅占1%左右。在全球信息产业中，CPU的产量美国占92%，系统软件生产量占86%，上前美国互联网用户达1.13亿，全球约3000个大型数据库，70%设在美国。《解放军报》，2000年2月8日，“关注‘信息殖民主义’”。）使它们失去了在世界上的声音，甚至它们原有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有可能被“信息强国”加以改造（注：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但它的新闻媒体辐射世界各个角落。CNN被称为“全球新闻报道的先锋”，是当今最大的有线电视新闻网，在世界上对突发性新闻报道最快，覆盖面最广，24小时不间断播放。此外，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美国其他三大电视网ABC、CBS、NBC以及C-SPN也是当今世界影响极大的新闻媒体。另据统计，1996年，在全球上网报刊中，美国上网的报刊有765份，占世界上网报刊总数一半以上。而美国加上其他西方国家上网报刊的总和为1206份，非洲10份，亚洲73份，中东13份，拉美92份。来源：Editor and Publisher,August'96;http://www.itc.com.cn/foreign/papers.html,《全球各国上网报纸索引》。）。
上述表明，在信息网络时代，除了要继续大力发展“硬国力”外，同时也必须高度重视国际关系中“软国力”问题，加强对“软国力”问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研究。
三、国家安全面临“瞬间威胁”的挑战
冷战后国家安全面临的现状是：既非战争又非和平。一方面，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已经远去，大国间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也逐渐减少；另一方面，世界和平也远未降临，国际安全环境也远非如人所愿。大战的危险转化为各种威胁，这就是信息网络时代国家安全面临的最主要难题。而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如领土、领空、领海及军事安全仍未解决，“新的国家安全问题”（注：国外学者称之为“新安全”或“非传统安全”。）却不断增多，使当今国家安全环境和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和判断变得更加复杂。
信息网络时代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性质与特点与冷战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是威胁多样化。冷战时期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比较单一和集中，威胁来源主要是“敌对国家”、核武器以及重大领土纠纷等问题。因此，国家安全问题的性质和特点主要表现为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问题。然而，冷战的结束使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明确的“敌对国家”已经消失，核武器大幅削减，大国间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几率非常之小，领土边界纠纷等问题得到控制。随着国与国之间、内政与外交之间、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之间的互动性增强，对国家安全的单一、集中性威胁逐渐演化成围绕国家战略与发展而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多样和分散性的威胁，（注：或称“战略上的威胁”和“发展上的威胁”。）它包括经济领域（资源、能源、产业、市场、金融）、政治管理（国家政权、意识形态、政府体制、地方关系、少数民族）、科技发展（技术信息、创新、开发、应用与保障）、社会稳定（生活方式、群体行为、凝聚力、公共安全）、安全多样性威胁比较突出的如金融危机、环境问题、恐怖主义、来自外部的各种非军事的干涉，等等。而信息网络时代则加速了这种多样性威胁的到来。
第二是威胁的潜在性和瞬间性。冷战时期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有一个过程且较为透明，如敌对国家针对本国的军事力量部署的动向是可知的（除秘密战之外），可以有时间去寻求应对的办法。而冷战后全球信息网络迅速扩张、国际间相互影响和渗透不断增强，使构成对国家安全与稳定威胁的潜在性因素逐渐增多，且由于这些威胁的多样化、分散性以及有些威胁性因素如思想文化等具有“潜移默化”的特性，人们常常难以察觉或有所疏忽。因此，国家安全面临“瞬间威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并且破坏性后果范围更广、更严重。东南亚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就是典型例证。生态环境问题也是如此。此外，在冷战后新的互动环境下，无论国内国外，恐怖活动的攻击目标“变得更多”，“手段更为现成，威胁可以在瞬间实现”（注：Bruce D.Berkowitz & Allan E.Goodman:Best Truth:Intellig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Yale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2000,p.12.）。随着先进的基因、环境武器（在人所不知的情况下损害一国民众的生理健康和改变或破坏一国的自然生态）、粒子束武器（瞬间的攻击速度）等的出现和运用，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和瞬间威胁将更加严重。
四、信息安全是当前国家安全中最突出的问题
信息时代国家安全中最突出、最核心的是信息安全问题。对于信息安全的认识源自对波斯湾战争以来“信息战”（新的战争形态）（注：詹森认为，海湾战争主要是一场信息战，是软件和硬件的战争。这场战争是通过计算机技术和通读手段而取胜的，拥有最多的信息并能够得心应手地操纵信息的一方成为胜利者。今后战争争夺的是“非物质价值”——态度和感情。[丹麦]罗尔夫·詹森：《梦想社会：第五种社会形态》，第44页、214页。）的广泛思考，逐渐形成了关于信息安全范围界定的狭义和广义两种互补的看法。狭义的理解主要指信息技术领域的安全，包括网络安全。广义的理解指综合性的信息安全，它包括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稳定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后者是人们通常讨论信息安全问题的主要内容。（注：张春江、倪健民主编：《国家信息安全报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
信息安全之所以成为最突出、最核心的问题乃是由于：(1)信息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国家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信息网络时代，一个国家在信息匮乏、信息流失和信息不安全的状况下，能迅速发展是难以想像的。(2)信息化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当今及今后整体发展战略最优先的方面之一。一国各个关键性部门、产业和领域正在被网络连成一体，形成信息化国家“关键性基础设施”，它包括政府系统、电力、交通、能源、通讯、航空、金融、传媒、军事等运作、计划、清算、支付、交换的信息系统。这使信息安全从一个产业问题上升为一个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核心问题。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高低和信息安全保障能力的强弱，成为重新界定国家实力、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国际地位的实质依据。(3)鉴于发达国家占据着信息优势和信息技术的垄断地位以及当今世界各国信息技术发展“不平衡”、“不对称”的状况，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的推进，既给其他国家信息化发展带来了机遇，也给它们维护本国的信息主权与信息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4)西方学者将目前对人类安全威胁最大的战争手段分为"ABCD"4种武器，即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数字武器。其中，数字武器即信息武器具有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极强的穿透力和攻击力，其危险性、破坏力最大，且难以做到对之真正的全面防范。而其他武器的杀伤破坏范围和穿透力都比较有限。（注：张春江、倪健民主编：《国家信息安全报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第117页。）(5)信息网络的发展和信息战的出现正在模糊原有的“界限”，如国内与国外、前方与后方、团体与个人、军人与平民、外交与内政、军事与非军事、局部与全局等，使得判断事件的性质、辨认发动攻击的来源、事先预警和防范变得更为困难。(6)目前信息网络系统仍存在着诸多脆弱性，一旦遭受攻击易导致局部性甚至是全局性的系统瘫痪。据美国防部估计，世界上已有120多个国家具有计算机攻击的能力。在今天的网络世界里，计算机“黑客”(Hacker)、网络“坏客”(Cracker)到处流窜进行攻击和破坏，电脑病毒、电子邮件炸弹更是花样翻新、肆虐全球，给受害个人、机构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有形与无形损失。据美国防部统计，该部信息数据系统1996年以来每年要遭受25万次黑客攻击，每年损失数亿美元。（注：美国防部审计总局研究报告《信息安全：对国防部的计算机攻击构成日益增大的威胁》指出，国防部信息统计局对攻击的记录是，1992年53次，1993年115次，1994年255次，1995年559次。《国家信息安全报告》，第106页。）
信息安全保障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信息安全技术与管理发展能力与水平的问题。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当前信息安全问题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是信息攻防战（注：关于信息战有两种理解，狭义理解指的是利用信息技术打击对方军事系统和目标的战争方式，即军事信息战；广义的理解指的是打击敌对国家整个信息基础设施包括军事系统和目标的战争，即全面信息战。）和意识形态与舆论领域的斗争。1998年5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第63号总统行政命令，要求动员一切力量重新构建美国“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以使美国信息系统免遭攻击，确保国家的信息安全。为此，美国政府关键性基础设施保护委员会制定了保卫美国信息安全的“国家行动计划”，经克林顿总统批准，于2000年12月生效、2003年全面付诸实施。该计划明确强调要提高美国信息系统的整体防护能力，保护涉及美国关键性基础设施、政府部门、军事指挥和情报系统、重要产业和企业以及公民的信息安全。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制定“网络进攻计划”，对具有信息攻击能力的国家采取预防，必要时发动网络攻击，摧毁敌对国家或恐怖国家和组织的信息网络系统。从1991年海湾战争到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信息战已经爆发。可以预料，如果今后会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话，其中的主角就可能是信息战，它的结果将决定现实的“硬件战争”的胜负。
意识形态和舆论领域的信息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对国际上不良意识形态和信息传播的防范、网络信息对社会思潮的影响、国内舆论导向控制、社会文化市场管理以及对外信息传播与宣传等问题。美国和西方提出的建立“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计划中就明确指出，“高速发展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将促进民主的原则，限制极权主义政权形式的蔓延。世界上的公民，通过‘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将有机会获得同样的信息和同样的准则，从而使世界具有更大意义上的共同性”（注：《后发先起：从Internet说起》，《计算机世界》，1997年10月29日。）。这表明，信息网络的发展，使冷战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这将是利用互联网为主要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一场长期的斗争，新闻传播、政治理念、文化价值观将成为这场斗争的主要内容。这场斗争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国家的安全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