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流动性陷阱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整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流动性论文,陷阱论文,政策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通货紧缩的AD－AS模型分析
1.通货紧缩分析
经济学界对通货紧缩（Deflation）的定义有较多的争论。其实， 不仅是对通货紧缩，就是对通货膨胀（Inflation ）的定义也有多种说法。但一般观点都同意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意指货币供给总量超过了社会所能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量，从而引起价格总水平的上涨。以此为依据，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通货紧缩就应是指货币供给总量少于社会所能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量，从而引起价格总水平下降。有观点进一步认为，通货紧缩的直接表现应该是货币流通量的减少。所以货币供给量可以作为通货紧缩的一个近似的度量指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9）。联系国民产出看，通货膨胀一般伴随着国民产出的高速增长；通货紧缩则一般伴随着国民产出增长速度的下降。如果一方面价格总水平上涨、一方面是国民产出增长停滞，则是“停滞膨胀”（Stage flation）。
但是，若用上述定义描述中国1998—1999年的宏观经济似不具有说服力。在1998—1999年，中国的价格总水平下降和经济增长趋缓最为明显。到1999年6月末，中国零售价格总指数已连续21个月负增长； 消费价格指数已连续16个月负增长。1999年1—5月份，零售物价总指数与上年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8%、－2.8%、－3.2%、－3.5%、－3.5 %；消费价格指数与上年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2%、－1.3%、－1.8 %、－2.2%、－2.2%。1999年1—6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8%； 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3.2%。然而在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的同时， 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并未减少，反而以较大幅度增加。1998年12月末，狭义货币供给量（M[,1]）和广义货币供给量（M[,2]）分别比上年增长11.9%和15.3%，增幅比1998年6月末加快了3.2和0.7个百分点。1999年1—6月，M[,1]和M[,2]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4.9%和17.7%， 增幅比上年末加快了3.1个百分点和2.4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 ,0] ）余额为10880.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9%，增幅比上年末增加1.8个百分点。以上数据并不支持通货紧缩与货币供给量减少直接相关的论断。或者说，至少中国这一轮所谓“通货紧缩”与货币供给量没有十分直接的联系（要说有所联系，那就是与1993—1997年的宏观紧缩政策有关）。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态势是价格总水平下降，国民产出增长率下降。如果要称之为是“通货紧缩”，那么就要剔除“货币供给量减少”这一条件；不然就干脆称总需求不足或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缓慢）。因为不同的指称代表着对国民经济的不同的判断，进而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决策和实施。一旦判断失误，开错药方，损失将是巨大的。
2.“流动性陷阱”分析
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连续降低利率的措施对总需求的调控效应不甚明显，有不少论者提出中国现在已出现了“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当实际利率很低（接近于零）时，由于“流动偏好”的作用，人们宁愿以现金方式持有其财富。因此，货币供给的增加都被流动偏好所吸收，产生一个货币需求弹性无限大的“流动性陷阱”。这时，LM曲线呈水平状，不会因货币数量的增加而发生移动，同时意味着货币政策对利率和收入均无任何影响。分析流动性陷阱要注意三个要点：一是实际利率接近于零；二是在利率接近于零时人们选择流动偏好（手持现金），即货币既不进入银行系统，也不进入证券市场；三是流动性陷阱引致货币政策失效，但不能由此反推凡是货币政策失效就是由流动性陷阱产生。因为导致货币政策失效的原因很多，并不仅止于流动性陷阱。凯恩斯当年提出流动性陷阱这一假设是有条件的，即当时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不对活期储蓄存款支付利息。由于只有定期储蓄才能获得利息，即获得利息的机会成本是放弃流动性，因此在利率很低（获得流动性的机会成本很低）的情况下，人们宁愿选择流动性——手持现金。而在20世纪后期，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构成货币供给重要部分的活期存款（支票帐户）也支付利息（Stiglitz Joseph E,1993）。在支票帐户计息的情况下，只要实际利率不为零，人们就不会持有现金。活期存款与手持现金对货币供给而言是有区别的，活期存款进入银行系统流通，而手持现金是一种“现金漏损”，两者对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进而对货币供给发生不同的作用。手持现金会冲减货币乘数，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最终会减少货币供给量。
流动性陷阱是一种极端的假设，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也未出现过。由于这一概念缺乏实际的分析意义，在西方一些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如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的《宏观经济学》）中，已不再介绍和讨论。我不认为中国现在出现了流动性陷阱。原因是中国目前的实际利率还不是很低，中国的商业银行系统对活期存款是付息的，而且中国的储蓄存款并未随着利率的下降而减少。用流动性陷阱来说明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应微弱似不具有说服力（对于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应微弱，我曾作过专门分析，参阅赵晓雷，1998）。
3.通货紧缩的AD－AS模型分析
如果将通货紧缩定义为是价格总水平下降、国民产出增长率下降，则可用AD－AS模型作如下分析。
该模型表示，当总需求下降时，总需求曲线（AD曲线）从AD左移到AD[,1]，经济的均衡点也从E左移到E[,1]，价格从P下降到P[,1]，产出从Y减少到Y[,1]，这一情况符合前述对通货紧缩的定义。在这里，我假设通货紧缩是由总需求下降的冲击所引致。其实，通货紧缩只能是由总需求下降所引致。当然总需求下降的原因可以有多种，包括货币供给减少、收入水平下降、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失调、对经济预期的悲观，等等。
图1 总需求下降的短期影响
当总需求下降时，货币工资的变动是否灵活将影响总供给曲线（AS曲线）的移动，进而对经济发生不同的影响，假设货币工资是灵活的，即随着价格水平的下降，货币工资水平也随之下降。工资水平下降使厂商生产成本下降，因此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造成价格水平进一步下降，产出水平则会上升。
图2 总需求下降的长期影响Ⅰ：工资是灵活的
图中，当总需求曲线从AD左移到AD[,1]，价格水平从P下降到P[,1]时，由于假设工资是灵活的，工资水平随之下降，致使总供给曲线从AS右移到AS[,1]。这时，经济的均衡点为E[,2]，相应的价格水平为P[,2]，产出则回升到开始时的充分就业产出水平Y[,*]。产出回升到Y[,*]以后，货币工资水平停止下降，AS曲线停止右移。这一分析的要点是，第一，货币工资的变动是十分灵活的；第二，产出回升到Y[,*] 是在低工资水平下实现的，即是“低工资水平的充分就业”。但由于价格水平也下降，因此实际工资水平不变；第三，如果满足以上两点，则总需求的减少只能在短期内使产出水平降至充分就业产出水平之下。而在长期中总需求的减少只会引起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的下降，产出则会回复到充分就业产出水平。
假设货币工资变动是不灵活的，即当价格水平下降时，货币工资不变或下降缓慢，这将使厂商的利润率下降。这时，对应于较低的价格水平，总供给会减少。
图3 总需求下降的长期影响Ⅱ：工资是粘性的
图中，总需求曲线从AD左移到AD[,1]，价格从P下降到P[,1]。由于工资粘性（Sticky），厂商利润率下降，总供给减少，产出从Y[,*] 下降到Y[,1]。这时经济中有非自愿失业发生， 失业增加导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减少，引起总需求曲线进一步左移到AD[,2]，价格和产出也进一步下降至P[,2]和Y[,2]。
图3这个AD－AS模型可以说明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态势。自1997 年中国经济“软着陆”以后，价格水平就持续下降，产出增长率也逐年回落。这里，工资粘性当然只是一个分析工具。联系中国实际，工资粘性主要表现为企业不能根据产量的缩减随意解雇工人；即使是工人“下岗”、“待业”也得由企业负担其基本生活费。此外，由于缺乏健全的退出机制（购并和破产），企业即使亏损，也仍然坚持生产。所以企业之间价格竞争激烈，价格水平更加难以回升。
二、凯恩斯学派、供给学派、货币学派：不同的政策主张分析
针对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态势，经济学界提出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治理思路。一种思路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主张持续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以刺激总需求；第二种思路是借鉴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通过降息、减税等措施以降低厂商的生产成本，使厂商得以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上扩大产出，使经济较快增长；第三种思路是借鉴西方“货币学派”的理论，认为推动总需求曲线移动的力量主要是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主张继续增加货币供给以刺激总需求。
对以上三种理论思路和政策主张，需要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作深入分析。
凯恩斯学派（包括新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都同意货币供给量对经济的影响。但凯恩斯学派只在金融资产框架内讨论货币供给量变动的影响，并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间接地通过利率变动而实现的。货币政策的传递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货币与利率的关系，即流动性偏好途径；二是利率与投资的关系，即投资的利率弹性途径。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衰退期，这两个传递途径可能因两个因素被阻滞，一是“流动性陷阱”，即当利率很低时，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不会对利率产生影响，从而也不对总需求、收入和价格产生影响；二是投资的利率弹性很小，这时利率变动对投资需求也不会产生有效的影响。因此，凯恩斯学派认为，在经济处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是缩小的和不确定的。要有效刺激总需求回升，必须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国政府在1998—1999年主要就是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增加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一政策虽然收到了一些效果，但仍未能止住经济的疲软趋势，究其原因有三：第一，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1998 年为12.4%）、财政收入绝对额较小（1998年为9853亿元），使得财政政策的扩张程度和调控力度相当有限；第二，在财政政策的实施上，政府采购、贴息贷款、BOT融资、 项目融资等市场经济性质的工具刚开始采用，大量的还是传统的财政拨款和政府直接投资，因而效率较低；第三，财政政策的“外部时滞”（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较短，可以直接作用于总需求。但其“内部时滞”（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较长（Rudiger Dombusch & Stanley Fischer,1994）， 尤其在政府机构庞大、效率低下的条件下，财政政策的内部时滞更长，削弱了对经济的调控效应。因此，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对当前中国经济有一定的效果，但单靠此不足以使中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
货币学派强调货币供给量对经济的影响，而且认为货币的替代对象不仅是证券和其他金融资产，还包括实物资产（不动产）。货币学派的理论可以简单地用一个货币流通公式和一个货币数量论方程式表述：
V＝PQ/M
这是一个货币流通速度定义。公式中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价格，Q代表产量，M代表货币供给量。整理该公式，可得到货币数量论方程式：
MV＝PQ
假设货币流通速度V是稳定的，那么货币供给量M的变动将影响名义GDP（即PQ）作同比例变动，换言之，由AD曲线所反映的总产出、 就业水平和价格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受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另外，与凯恩斯学派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对货币需求起间接影响的观点相反，货币学派认为货币需求的变动不依赖于利率。因为假设货币流通速度是常数，那么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变动将不敏感，即货币需求曲线完全没有利率弹性。所以，货币需求（M[,d]）只与收入（PQ）成比例：
M[,d]＝k（PQ）
式中，k是常数比例因子。
但是，货币学派的一个重要假设即货币流通速度既定是很难经受经验检验的。据斯蒂格利茨考察，20世纪30年代以后，货币流通速度变化非常剧烈。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货币流通速度有了相当程度的下降，并且其走势是很不规则的。所以，货币学派关于货币与收入之间存在常数的或可预测的关系的理论难以使人信服（J.E.Stiglitz,1993）。
货币学派认为，经济衰退是由不适宜地减少货币供给量的政策所引起的；而一旦经济陷于严重衰退，增加货币供给量的政策则不会有大的效果。因为这一学派假设价格和工资是灵活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是陡峭的，与之相对应，短期总供给曲线也是陡峭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主要影响价格水平，对产出水平的影响是相当微弱的。由此，货币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自由调节功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只限于一种“简单的规则”，即确定一个货币供给的固定增长率，以使经济稳定增长。
现在分析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政策意图相当有吸引力——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上达到较高的产出（AS曲线右移）。但通过降息、减税而使生产成本下降总有一个限度（中国大部分企业生产成本下降的空间很小），特别地，降息、减税还会引致居民利息收入和政府税收收入下降，这将进一步抑制总需求。其实，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主要是针对“滞胀”这一经济状态而提出的。当经济处于“滞胀”状态时，运用这一政策以使AS曲线停止左移甚至于发生右移，也许会有一定效果。但当经济处于价格水平和产出增长率同时下降的状态时，采用供给学派的刺激总供给增加的政策恐怕不是很对路子，也许会使经济进一步萎缩。
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整合研究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性质已开始发生变化，市场需求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消费结构高级化的带动，而不是靠需求数量的低水平扩张来牵动。在这一宏观经济态势中，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资源配置优化，生产的市场需求导向，经济活动效率、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就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的这一要求，而不是因循数量、速度、粗放增长的思维方式，引发新一轮的低水平数量扩张周期，造成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环境污染的进一步加剧。根据中国经济的现状，我认为应当参照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理论，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加大制度变革力度（主要是产权制度、法律制度、企业制度），摆脱经济疲软，并使国民经济走出粗放增长的恶性循环。
1.继续增加货币供给量
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更多地运用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但是，由于经济的市场化、金融化程度低，银行体系不健全等原因，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操作上不尽规范和熟练，对经济的调控效应也不明显。标准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存款准备率，选择性信用管制（如证券交易、消费信贷、房地产信贷等）。标准的货币政策指标是利率、货币供给量和商业银行准备金。中国现在对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率等工具的运用处于较低水平（这与国债市场和票据市场的规模狭小有关）。而法定存款准备率的变动对货币乘数、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容易引起经济震荡，所以不宜频繁地、大幅度的调整。另外，中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帐户是带息帐户，现在各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备付率）都居高不下，这就大大削弱了存款准备率这一政策工具的效应。
近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一般不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整利率，而是直接制定利率，将利率当作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现在的利率不是市场利率，只是一种行政性利率，是一种外生变量；也决定了这种利率与经济的相关性较差，对经济行为的调节效应微弱。从1996年5月1日到1999年6月10日，央行连续7次下调利率，但对货币需求及总需求的刺激效应很小。1999年1月—6月，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私人投资）增长15%，比上年同期下降4.5 个百分点；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增长6.4%，比上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同比下降1.8%；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3.2%。
另外，到1999年6月末，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比第一季度回落0.7个百分点，各项存款余额增长比第一季度回升0.2个百分点。截止到1999年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9062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各项存款余额为102761.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3%。其中企业存款余额33410.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917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5%。以上数据说明， 央行连续降息并未能止住国民经济增长趋缓走势。
詹姆斯·托宾和斯蒂格利茨讨论了利率下降的财富效应——较低的利率使股票和长期债券的价格上升，使人们感觉到更富有了，从而可以刺激总需求。这种假设有一个前提，即当利率下降时，人们会变换财富持有方式，即更多地持有有价证券，使得有价证券的价格上升。但如果资本市场不发育，金融资产品种非常有限，证券投资风险很高，储蓄就不能顺畅地转换为有价证券。在这种情况下，以储蓄形式持有的这部分财富就会“缩水”，从而进一步抑制了需求。
总而言之，由中国的制度条件及经济状况所决定，利率基本上不是一种市场利率，不反映真实的货币供求关系。同时货币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很小，加之银行贷款的高风险成本特征，所以利率变动对货币需求及总需求的调节作用相当有限。有鉴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较差，我建议在短期内应采取直接扩张信贷（放松信贷的非利率限制）以增加狭义货币（M[,1]）的供给和直接增发现金（M[,0]）的办法来增加货币供给。因为M[,1]主要反映银行信贷，且与价格水平和名义GDP关系密切。据资料，1986—1998年的13年间，M[,1]的平均增长率为20.9 %，名义GDP增长率为18.9%，相差2个百分点。而同期M[,2]与名义GDP相差6个百分点（王海港，1999）。M[,0]是构成M[,1]的主要部分。 加之中国经济中交易的信用化程度低，现金仍是最主要的交易工具。据世界银行1996年4月的报告， 在一个大部分交易以现金为媒介的金融系统中，现金的低增长会导致需求的萎缩。所以，从短期看，尤其应进一步增加M[,0]的投放，而且主要用于增加城乡居民的名义收入， 以激活最终消费需求，刺激价格水平回升。当然，这种用通货膨胀来治理通货紧缩的办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短期内的应急措施，且要把握适度。
2.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指控制政府支出和税收的政策。改变政府在购买商品和劳务上的支出可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短期的国民产出水平。税率的变动会改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需求以及企业的税后收入和投资需求，进而影响总需求和国民产出水平。在“通货紧缩”的态势下，为了减少失业压力，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应当继续实施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如果进一步增加政府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建设，既可以解决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也可以有效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核算司披露的资料，机械、电子、轻工、纺织等行业的一般加工产品大量供过于求，生产能力利用率都在70%以下，部分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50%（《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28日）。生产能力闲置， 说明实际国民产出水平与潜在国民产出水平之间有缺口，因此增加政府投资将会产生乘数效应。
在财政收入规模较小的条件下，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靠发国债支撑。1998年末，中国未到期国债余额7818亿元，加上2700亿元特别国债，共计为10518亿元，这一数字占1998年GDP的13.2%；1999年计划发行国债3415亿元（不排除下半年增发特别国债的可能性）。1998年中央财政赤字960亿元。1999年预算安排赤字规模为1503亿元，占1998年GDP的1.9%。无论是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还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均低于国际一般水平，因此中国增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仍有一定空间。但中国中央政府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当年举债额／当年支出额）偏高， 1998 年中央财政总支出6443 亿元， 当年共发国债3819 亿元（不包括2700亿元特别国债），债务依存度为60%。债务依存度偏高与中央政府的财力分散和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体制相关。若能允许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省级政府发行地方公债，则可压低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大大扩展中央政府的举债空间。
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关键是要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一方面要对投资项目作科学评估；另一方面应采用现代财政政策工具，并逐步开放一些具有高额垄断利润的行政性垄断行业（如电信、环保、路桥建设、公共交通等）让民间资本进入，使有限的政府支出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推动经济增长。
3.继续深化改革，建设市场经济制度框架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是短期的应急之举。要提高中国经济的运行质量，必须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继续深化改革，逐步构筑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继续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排他性的产权制度，切实保护产权（包括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这是规范经济行为、提高经济效率、优化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许多弊端，包括经济秩序混乱，经济效率低下，缺乏创新机制，财富积累缓慢，都与缺乏产权约束有关。有效的产权保护是一种新的制度供给。如无此项供给，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将缺乏激励和动力。
第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法、商法制度和司法制度，提高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尤其要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审判制度和高效率的执法制度。这是保护公民权利、保证社会安定、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关键环节。
第三，企业制度改革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措施，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大部分竞争性产业，让出经济空间使民营经济自由进入。现在的宏观经济紧缩加大了市场压力，有利于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企业制度的变革。如果趁此机会推出加大企业制度改革力度的政策措施，将大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微观经济效率，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
有观点提出，21世纪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此言值得深思。其实，从16世纪以后的国际竞争就是制度的竞争。有效率的制度就是能充分激发人们的创造力的制度，就是能使人们自由追求利益，并限制任何人侵犯他人权利的制度，一个社会的活力、效率、秩序全赖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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