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跨学科交往在其学术创新中的作用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校教师论文,机制论文,学术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1-0034-06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中提到，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应全身心地投入到所在学科的研究中，需要有从事研究的“热情”，有了“热情”才能激发出灵感，有了灵感才有学术上的创新。灵感也离不开智力上艰苦地思考。[1]本研究认为，学术人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与“灵感”也源于学术人之间的学术交往，尤其是跨学科交往。此处的“跨学科交往”特指学术人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或利益跨越学科边界、专攻领域等进行的一种私人间的跨学科合作、交流行为及他们之间建立的联系。相关研究证明，高校教师跨学科交往在其学术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那么，高校教师跨学科交往在其学术创新中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如何促进高校教师进行跨学科交往?
高校教师跨学科交往常常发生在非正式学术场合，与教师在学术职业发展中建立的各种学术关系密切相关，具有很大的私密性。基于研究对象的此种特殊性，以学术人的自传、口述史、著作的序言及后记、学科发展史等作为研究资料，在考虑到历史资料的获取性及学术人学科分布的情况下，查找及筛选出如下案例：科学社会学创始人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科学哲学著名学者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rich Voeglin)、经济学家兼人工智能专家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数学家及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生物学家梅达沃(Peter Brian Medawar)。本研究主要通过案例分析解决提出的问题。
一、核心概念界定：学术创新
案例中的学术人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本研究认为，他们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学术创新的表现。学术创新一方面表现为开辟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例如，默顿创立了科学社会学。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界对科学的社会学方面只有极少的关注，还没有形成研究的热潮。默顿凭敏锐的学术直觉确立了一系列研究问题并把它们作为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问题群，借鉴其他研究领域的方法并将其发展成科学社会学学科专有的研究方法。通过以上努力，默顿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确立了一定的研究“范式”。西蒙在学术职业生涯的开始阶段，以经济学家的身份研究管理行为中的决策问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西蒙用计算机模拟人的决策过程，开辟了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学科的新领域。维纳把数学与物理学结合起来，创立了控制论。另一方面，学术创新表现为在某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例如，库恩写成《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其“范式”理论在科学哲学领域独树一帜；梅达沃发现生理组织免疫性，取得生理学领域中的突破。
总之，学术创新意味着学术人在同时代的学术知识基础上，在有限的学术空间中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从而为新知识的探求和获得打开了一扇窗口，奠定了新知识合法性的基础。
二、非正式跨学科组织：强关系中的跨学科交往
学术人因共同的兴趣、爱好等常常聚在一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非正式的组织。学术人的学科背景及研究专长多种多样且各不相同，因此，这些非正式组织往往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学术人组建非正式跨学科组织的?跨学科交流最主要的障碍是学科知识、价值观及学科利益，学术人在非正式跨学科组织中是如何克服学科文化带来的障碍的?非正式跨学科组织在学术人学术创新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20世纪30年代，巴伯、科恩(I.Bernard Cohen)和默顿组成了三个人的跨学科小组。巴伯和默顿当时所学专业是社会学，科恩所学专业是科学史，他们三人都对社会学与科学史之间的联系感兴趣，在思索二者的联系上他们相互影响。与此同时，三人小组还得到了化学家及科学史创始人乔治·萨顿，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学家和帕累托派生物学家亨德森(L.J.Henderson)，前化学家、自学成才的科学史学家、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三位具有跨学科背景的著名教师的影响，三位老师经常参与及关注三人跨学科小组的讨论。[3]40年代，巴伯又和库恩、库恩的好朋友吉利斯皮、杜普里组成四人跨学科小组。在40年代末，他们都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都在某个军队或政府部门服务。完成了一定量的服务后，1949年，巴伯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吉利斯皮获得了史学博士学位，库恩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三年后杜普里也获得了史学博士学位。在哈佛的那些日子里，虽然他们在不同的系，但这种差别并没有妨碍他们彼此相识，并培养他们对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共同兴趣。[3]巴伯是联结30年代三人跨学科小组和40年代四人跨学科小组的纽带。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库恩和默顿也互相熟悉。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彼此交叉，思想通过社会网络从相关的探索领域流入和流出。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默顿和库恩参与的跨学科小组的成员虽然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及学科专长，如社会学、科学史、历史学、物理学等，但他们有共同的学术兴趣，即探索社会学与科学史相关的问题。对四人跨学科小组来说，他们年龄相近(这意味着他们都受到同时代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都在哈佛大学求学并且二战期间都曾参军。共同的学术兴趣及共同的成长经历无形中促使他们走在一起并形成密切的关系。“相似孕育联系”是同质性原理最基本的含义。在个人人际关系网络中，人们与他们相识的人在年龄、性别、种族、教育、行为特点、个人内在性格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一致性。同质性在人们信息的接收、态度的形成及互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同质性框定了人们的社会世界。[4]根据同质性原理，有共同特点的人们经常进行社会互动。当人们互相信任和认可时，他们更有可能进行支持性的互动。[5]人类信息沟通的一个基本原理也认为，沟通的个体之间相似程度越高，越容易进行沟通。[6]虽然大量研究认为，学科文化(知识、价值观、利益等)是跨学科交往中最主要的、难以克服的障碍。[7][8]从此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跨学科小组成员间各方面高度的同质性使他们在学术交流上较容易克服学科文化带来的障碍。同质性使他们相互信任、理解与支持，即使学术观点有所不同，也不会影响彼此间的关系。学术人私人密切关系的建立与学术交流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西蒙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西蒙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工作期间，参加了考尔斯委员会每周关于经济学的讨论班。西蒙回忆说：“这个名单(指参与讨论班的人员)中包括不少于9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讨论的智力水平也给人以深刻印象，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所有的人在最尖锐的意见分歧中仍不失为最亲密的朋友。我从我与考尔斯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礼物是结交了一批终身的朋友。”[9]
长时间的合作与交流使相互交往的学术人甚至发展出一种非常默契、微妙的交流方式，这种交流方式在他们的学术发展中起了富有创造性的共鸣作用。库恩回忆他的一个同事时说，“卡维尔是一个主要研究伦理学和美学的哲学家，他得出的结论同我的十分一致，一直是一个激励和鼓舞我的源泉。而且，他还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同我只用一言半语探索思想。这种交流方式表明，他的理解力足以为我指出怎样通过或绕过我在准备第一个手稿时所遇到的主要障碍。”[10]西蒙和阿伦的合作中，他们同意每个周六见面，在广泛的话题中“漫游”——尤其谈得多的是“问题解决”和阿伦正在设计的“下棋语言”。阿伦往往会从语言和计算机这一头出发提供想法，而西蒙则从人类解题和启发式方面所了解的东西出发。这是一种角色专门化，是由各人的条件所决定的，他们俩适度地坚持了好多年。“在整个时期我们处于最密切的交流之中，并且通过长期联系，发展了不同寻常的交流能力。我们甚至能交流我们的微妙的思想。”[9]
学术人聚在一起，最重要的活动是学术互动。柯林斯互动仪式理论为我们理解与分析学术互动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简要地说，互动仪式是指，在具体情境下，聚集的人群在象征性的神圣客体的影响下，经过互动激发出一定的情感能量，从而促使人们相互认同和团结在一起。对学术共同体来说，“真理”是神圣客体，因为它体现了学术共同体中最高的认知范畴和道德范畴，是最高价值场所。[11]学术人因探讨思想、真理而走在一起，进行讨论、演讲、辩驳，并对证据不断地进行考察与说明，等等。在互动中，学术人通过他们的思考来确定观念的有效性。在具体的演讲或争论中，某个主导个体就其关注的论题发表所坚持的观点，提出一套统一的话语，由此把大家关注的焦点提到神圣客体的位置。然而，因为学术人总是持有不同的观点，很难达成一致，因此，对学术人来说，互动过程的重要性大于对神圣客体——“真理”的认同。学术互动的目的在于揭示一种世界观，一种将理解本身视作目的的诉求。[11]因此，学术互动的核心不在于特定的论述或信念，而在于活动本身。“核心在于特殊的言说行动：超越情境的对话的进行，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文本。正是对这一共同活动的深层意识，把知识分子结合为一个仪式共同体。”[11]在学术互动中，不同的思想观念在学术人之间流进流出。在互动中，因学术人受关注程度及参与互动程度不同，学术人的情感(如自信、热情、良好的自我感觉等)常常时而高涨、时而低落。互动的成员们对各种观点的感受与互动中激发的情感能量产生摩擦，常常激发出学术人创造性的神圣火花。对知识分子来说，产生的不仅仅是思想观点，而是能感受到成功的思想观点。[12]从案例中我们难以看出三人跨学科小组和四人跨学科小组成员们是如何互动的。我们只能通过历史的想象还原他们当时热烈讨论的情景。我们还能想象出各位教师的参与和关注也激励了他们学术探究的热情。德国大学研讨班的授课方式非常注重学术互动，从沃格林的回忆与感受中我们可以窥见学术互动的重要作用：“这些小组取决于讨论班的建制、个人友谊，以及这些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最终结晶出一种所谓的Geistkreis(精神或知识圈子)建制。一群年轻人每月有规律地见面，其中有一个人会就他选择的主题做个演讲……这是个有教养的团体。此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我们都是因为在追求这门或那门科学上的知识兴趣而走到一起，且同时有相当数量的成员不单单属于大学，而且还从事种种商业活动。”[13]
非正式跨学科组织在学术人的学术创新中是否一定发挥着积极、正面的影响?这或许取决于学术人自己对学术领域的把握。梅达沃经常参加一个叫“理论生物学俱乐部”的团体的活动，其成员包括米德尔塞克医学院生物学教授伍杰及他的一位年轻同事佛洛伊德(W.Floyd)、植物学家威瑟斯(R.Withers)、剑桥胚胎学家李约瑟、生物学界著名科学家沃丁顿(C.H.Waddington)及哲学家波普尔。[14]在俱乐部中，梅达沃与沃丁顿相互认识并相互熟悉。在学术生涯早期阶段，梅达沃在沃丁顿的影响下，研究毫无进展。梅达沃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受到沃丁顿的错误引导，并认为沃丁顿只是位哗众取宠的科学家。[14]从梅达沃的学术经历中，可以找到另一种猜测性的解释：梅达沃大学期间学习的是动物学，毕业后从事的是胚胎学与组织移植方面的研究，与动物学几乎不相关。由此看出，对研究领域涉猎不深也是梅达沃做出错误学术判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与陌生人的相遇：弱关系中的跨学科交往
除了以强关系形式在非正式跨学科组织中的交往外，通过人际交往获得学术灵感的另一种重要途径是在不同场合与陌生人的相遇与交流。这种交往的主要特点是，交往的对象之间仅仅相识，相互了解得并不深入，他们的感情基础很薄弱。这种关系即格兰诺维特(Mark S.Granovetter)所说的弱关系(weak ties)。“弱关系”指类似认识但不熟知的人(acquaintances)之间的关系，“强关系”指类似朋友(friends)、亲人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系统的进化、劳动分工及专业化的发展，多种多样的专业化角色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使每个人只能了解其他人人格的一小部分，弱关系由此而生。弱关系成为个人融入现代社会的重要因素，而不仅仅代表着疏离。弱关系发挥着桥梁作用，它把不同的强关系联系在一起，进行着信息的传递。嵌入在同一社会圈子里的个体一般与圈子里的其他人关系更紧密，互惠性和互动性更强，因此，他们有很大的同质性。如果个体需要不同的信息，那么他们更可能在不同的、而不是自己的社会圈子中寻找。弱关系更有助于接触到异质性资源。联系不同社会圈子起桥梁作用的人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本。[15]相关研究指出，来自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他们曾在不同的部门接受训练，有着不同的导师，在不同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参加不同的会议。他们间的关系相当于弱关系。[16]强关系在人际影响方面有相对优势，弱关系在信息传播方面有相对优势。[6]以弱关系形式在不同场合与陌生学者的相遇在学术人的学术创新中如何发挥作用?
经过非常严格的选拔，库恩入选哈佛大学研究员协会(Society of Fellows 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研究员协会是哈佛荣誉退休校长劳伦斯·洛威尔(A.Lawrence Lowell)为纪念他的妻子由个人捐赠成立的。洛威尔坚信，不同学术领域学者之间的非正式讨论具有很高的价值。学会建立的目的是让处于学术职业早期阶段的人们从正式的、传统的大学教育的要求中解放出来，给他们一次在大学任何院系、部门从事研究与学习的机会。研究员协会会员任期为三年，会员来自著名大学不同学科，他们都是学术精英。会员人数控制在30人以内，每年入选10人左右。初级研究员和高级研究员每周一晚上进行晚宴会餐，初级会员两周一次午餐聚会，也经常有一些访问学者加入进来。[17]在提到研究员协会的经历时，库恩说道：“我的一位同事要我读一读感觉心理学、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的文章。还有一位介绍我看本杰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是怎样考虑语言对世界观的作用。W.V.奎因(Ouine)则为我解开了区别分析和综合的哲学之谜。这是研究班所容许的自由探索，只有通过这样的探索我才能看到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的几乎没有人知道的专题著作《科学事实的出现和发展》，此文先于我而提出了我的许多想法。弗莱克的著作同另一位实习生弗朗西斯·X.萨顿(Francis X.Satton)的评论一起，使我意识到需要把这些想法置于有关科学界的社会学之中。”[10]
哈佛研究员协会通过人为的努力把不同学科的学者聚拢在一起。不可否认，存在有些会员早已相互熟知的情况，但大部分会员也许是仅仅相识，成员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弱关系。库恩说起哈佛研究员协会对其学术发展的影响时，重点提到获得了多方面的信息，这也印证了库恩与其他会员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弱关系。哈佛研究员协会的各种弱关系为库恩的学习带来了丰富的资源，在多学科的小环境中与社会学家间的互动增强了库恩意外发现的能力。“没有那一段自由时期，要转到一个新的领域就困难多了，甚至根本办不到。”[10]
弱关系的形成还与学术人的角色、地位密切相关。学科带头人、实验室领导等比一般的科研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合作项目的洽谈等，他们更容易获得多方面的信息并把信息传达给科研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他们担任着“信息守门员”的角色。“观念领导者的角色就像一条林荫大道，新的观念和事物顺着这个大道进入到系统，他们因而被认为具备导向能力。”[6]梅达沃作为研究小组的导师及负责人，他在国际会议上结成的弱关系中获得的有用信息为其研究小组带来了很大的机遇：1948年，梅达沃在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遗传学大会期间，爱丁堡农业研究委员会动物育种研究组织的主任唐纳德(Hugh Donald)与他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分辨异卵双生与同卵双生牛犊的问题，梅达沃答应帮唐纳德解决技术上的问题。一个无意间的承诺，开辟了梅达沃科研小组获得新成果的方向：梅达沃与其合作者比林汉和布伦特三人在此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组织移植中的免疫耐受性，为此他们荣获了1960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
从心理学角度看，弱关系主要是通过影响人的心理认知过程这一中间变量对学术创新发挥作用的。心理学相关研究表明，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其所具有的相关知识密切相关。个体所具有的相关知识主要包括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所处环境、精通的技术、解决问题的相关经验，等等。弱关系为个体提供了异质性的、非冗余的信息，这增加了个体的相关知识储备，使个体对相关领域有了更多的了解。个体通过弱关系认识的人往往具有不同的背景及不同的做事方式，这也为个体提供了广泛的视角。非冗余的信息及多样的视角为个体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解决方案，并为个体提供了在不同方案间进行细微比较的可能，从而进一步促使个体在认知上对事物间的关系进行非同寻常的联想，结果提高了个体创新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18]此外，在弱关系中，个体与所交往的人没有强烈的认同感，个体更倾向于在多样性的联系中认同自己，这促使个体更自主地进行反思与思考。
四、学术系统中的认可机制：跨学科交往机会的获得
学术人进入什么样的学术机构，将与哪些教师建立师生关系，将与哪些人进行跨学科交往，这些人际互动环境虽然是个人自我选择的结果，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受到学术系统认可机制的影响。学术系统主要存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两种取向的认可机制。普遍主义认为，学者个人内部特征(如个性、天赋、创造性、努力程度等)的不同导致学术产出不同，从而使学术人获得不同程度的认可及学术系统内不同的地位。特殊主义认为，学者在学术系统中地位的获得主要是由于本科及研究生教育背景(毕业机构的声誉或地位)、工作机构声誉与环境、职业流动、学科特点、导师关系等众多复杂的外在支持条件和因素。两种学术认可取向在现实的学术生活中是相互交叉影响的。二者相互交叉影响的最主要原因是组织内部环境，即“精英机构内部存在的一种基于对学术人的内隐资质加以筛选(先赋性因素)，再给予其能力释放和发挥以制度和环境支持(赞助性因素)的加速度催化效应机制”[19]。科学界对荣誉等资源的分配遵循着马太效应或称为优势积累效应，指的是，“非常有名望的科学家更有可能被认定取得了特定的科学贡献，并且这种可能性会不断增加，而对于那些尚未成名的科学家，这种承认就会受到抑制。”[20]现实学术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是联结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纽带。人际关系、学术系统认可机制及优势积累效应，三者共同影响着高校教师跨学科交往机会的获得及将与谁交往的可能性。
库恩选择哈佛大学且被哈佛录取已然隐含了库恩将来有可能与某些领域优秀教员相遇的可能性及与同样基于自我选择被哈佛录取的地位相同的同学相遇的可能性，这些人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开拓他的视野。库恩本科主修物理学并写出了优秀的毕业论文，出色的个人角色表现引起了哈佛校长科南特的注意。科南特是第一个引导库恩对科学史产生兴趣的老师。1941年，哈佛大学根据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命令成立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科南特任办公室副主任，库恩也进入了这个办公室。战后，二人又都恢复了他们在哈佛的生活，科南特是哈佛大学的校长，库恩则是物理系的研究生。库恩个人出色的表现及与科南特的关系使库恩赢得了入选哈佛大学研究员协会的机会。库恩的出色表现继续为他的优势积累过程创造新的机会：由于库恩曾是全国研究理事会的一名成员，再加上他在哈佛研究员协会的一段重要历程，库恩因此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全职教学职位。这个教学职位是公共课和科学史课程的讲师，这一教学项目是科南特亲自开设的。“当然，库恩可能不知道，他与有多方面影响而且恰巧又是这所大学的校长的这位科学家-学者之间的个人互动，在他入选哈佛大学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3]958-1959年间，库恩应邀到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做访问研究员。当时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要引进社会学、认知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而库恩本科及研究生阶段所学专业是物理学，后来的研究主要是科学史，从当时的情境看，行为科学与物理学和科学史之间的制度化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年轻学者在没有相关科研学术成果出版而得到同行的认可时，在他们学术职业发展的这一阶段，是没有机会被提名为这个中心的研究员的。作为年轻学者的库恩为什么能入选呢?这是因为，年轻学者的知名度或认可来源于他们在学术界相关学术组织机构中的地位、相关学科教师关系网络以及通过优势积累以前获得的各种机会(如哈佛研究员协会会员、哈佛教师等机会的获得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个人的表现)。哈佛大学是精英机构，在这样的精英机构中，有影响的教员很容易与其他精英机构建立起联系。因此，对库恩来说，他早期在行为科学不同领域中的知名度，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类机构网络和跨学科网络。这些网络既是社会网络，也是认识网络，他们超越了当时大学的界限和学科的界限。[3]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库恩再次获得意外发现，由此促成《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完成。
五、研究结论
由以上研究可知，高校教师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跨学科交往。一种方式是高校教师基于共同的教育背景、年龄、经历、学术兴趣等自发组建的非正式跨学科组织。在非正式跨学科组织中，基于高度的同质性形成的强关系使他们相对容易地克服学科文化带来的沟通障碍。在学术互动中，小组成员间进行思想观念的传递、情感能量的积累，在相互砥砺中摩擦出创新性的神圣火花。跨学科交往的另一种形式是在不同场合与陌生学者的相遇与交往。由此形成的弱关系为高校教师带来信息提供上的优势，为高校教师提供异质的、非冗余的信息，改善了高校教师创新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人际关系、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认可机制以及学术奖励中的优势积累效应，它们共同影响着高校教师将进入什么样的学术机构、将与谁进行跨学科交往以及交往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