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中国论文,性格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1921年初，毛泽东就明确地认同唯物史观，主张“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① 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奉者。但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则在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实践论”。
《实践论》是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最为重要的哲学篇章，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核心的文本，与之相关联的《矛盾论》则是从方法论上进一步对《实践论》的展开。以《实践论》为标志、为核心所展开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可以称之为“实践论”。“实践论”的创立，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哲学资源和革命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极其鲜明的中国性格。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毛泽东的《实践论》及“实践论”却受到了先是来自国外然后是来自国内的贬抑，被说成是沿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框架，打上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鲜明印记。如近年来有研究者认为：“这种俄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影响了第一代中国革命者，也影响了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喜爱哲学的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在思想上尤其深受这种‘原理’文化的影响。……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虽然有独创性，但也打上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烙印。”为了强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烙印”，该研究者甚至曲解历史，作如是说：“在20世纪20、3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苏联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他仔细研读过西洛科夫等人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上册）等教科书，亦认真研读过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在研读这些书籍时都作了详细的批注，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包括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② 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成稿于1937年，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表于1938年，前者显然不可能以后者为“基础”。但现在为了论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烙印”，就连这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顾了。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实践论”在何种程度上体现着中国性格，确实成了一个需要认真辨析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力图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的中国性格作出更深入的发掘和分析，以说明毛泽东的“实践论”固然吸取了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但决不能简单地视为“深受这种‘原理’文化的影响”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至于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成稿于1937年这一史实，龚育之有一篇题为《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关于〈实践论〉的写作、流传和发表》的短文，对此作过有说服力的考论，已不应再是一个问题。③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兴奋点的转移
毛泽东的“实践论”之所以被某些研究者视为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影响的产物，一个很明显的理由，在于毛泽东的包括《实践论》与《矛盾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与当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结构与内容上具有一致性，甚至它们的一些章节亦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但如果仔细研读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就会发现这个提纲固然与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着鲜明的联系，但也与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着鲜明的不同。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在于：在毛泽东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已经实现了转移，由本体论而移至了认识论。在毛泽东看来，世界的物质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对于世界的物质性，人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并不难证明和了解。他在这个提纲中说：“经过了万里长征的红军，不怀疑经过地区连同长江大河、雪山草地以及和他作战的敌军等等的客观存在，也不怀疑红军自己的客观存在；中国人不怀疑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自己的客观存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也不怀疑这个大学和学生自己的客观存在。”④ 因此，他认为，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关键，不在于证明世界的物质性，而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以应对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十分重视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当时译为论理学）相统一的思想，从理论上加以了强调和凸显，使之成为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关键性和总体性的思想。他说：“唯物辩证法是惟一科学的认识论，也是惟一科学的论理学。唯物辩证法研究吾人对外界认识的发生及发展，研究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转移，研究自然及社会的发展法则在人类头脑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唯物辩证法研究客观世界最一般的发展法则，研究客观世界最发展的姿态在思维中的反映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研究现实事物的各过程及各现象的发生发展消灭及相互转化的法则，同时又研究反映客观世界发展法则的人类思维的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论理学的一致。”⑤ 由此，毛泽东得出了结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⑥
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进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根据。他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⑦ 在这里，毛泽东更看重的、更强调的，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论的意义，并且认为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有其生命力，才能真正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力量。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也充满着中国味，体现着他本人的风格，可以说代表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一种中国化理解。
因此，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毛泽东尽管讲世界的物质性，讲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军对战，但他的兴奋点、着重点却不在于本体论，而实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他看来，只有从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得其精神、得其要领，才算真正懂得了、学会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在这一提纲中，毛泽东着重阐发的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分，这两部分后来成为最能代表他的哲学创造的名篇。在这两部分中，他把实践的社会功能与认识功能、把认识论与辩证法结合在一起，考察人的认识活动，深刻地说明了人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其间充满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和对机械唯物论、教条主义的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因此，毛泽东的“实践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作的一次重大的转向，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本体论转化为认识论、方法论，突出了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转向的意义，除了从理论上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论述的兴奋点外，更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思维方式，并能为广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掌握。
到了晚年，毛泽东更把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推向了极端，明确地提出了“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命题。他在1964年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说：“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⑧ 在毛泽东看来，把哲学理解为认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一个创见。正是这样，在这次谈话前后，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说：“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⑨
由此可见，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兴奋点的转移来看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才能真正了解毛泽东的“实践论”独创性之所在，才能真正揭示和把握其中的中国性格。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走向的体现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由本体论向认识论、方法论的转向，固然是他本人的独立思考所得，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化理解，但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即可发现这一转向实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走向，是这一历史走向的合乎逻辑的思想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是以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其起点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首先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那里，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唯物史观。李大钊与陈独秀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并非完全一致，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是从科学意义上来看待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是具有实证性的历史哲学（李的看法）或社会科学（陈的看法），是认识和改造中国的最正确的科学方法，而不包括形而上学的内容。在1923—1924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陈独秀作为唯物史观派的领袖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一种属于社会科学、当然也是属于科学的哲学，而“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⑩
20世纪20年代中期，瞿秋白开始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任务在于“求宇宙根底”，（11） 认为“我”与“非我”、“意识”与“实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12） 力主从宇宙观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研究宇宙观的形式率先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研究。瞿秋白使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包括唯物史观的内容，这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大贡献。但瞿秋白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带有强烈的自然本体论倾向和科学化、实证化特征，主张用现代自然科学成果去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提出：“归根到底，‘存在’的根本，始终是电子组成的物质”。（13） 这实际上抹杀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忽视了人的活动、实践的意义，简单地把哲学本体论问题看作是一个实证自然科学可以证明的问题，因而并不能真正深入说明哲学本体论问题。
至20世纪30年代，李达、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作了深入的探讨，凸显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义和位置。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一书中，把唯物辩证法划分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部分。在这三部分中，本体论是最根本的；同时本体论又与认识论、方法论相联系。他强调，唯物辩证法与以往的唯物主义之根本不同，在于看重实践对认识、理论的决定作用，“实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理论之核心”，“而别的哲学者所最不能了解的也就是实践”。（14） 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一书中，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论”，（15） 以实践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的区别，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在他看来，实践既是本体论范畴，又是认识论范畴，但主要是哲学认识论范畴；正是实践，为作为人类认识史综合的唯物辩证法提供了基础；因此，“实践的唯物论”本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说：“唯物辩证法，当作哲学的科学看，原是认识论，它的更进的具体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16） 这种认识论并不与本体论合一，而是以实践规定、解释本体性质，形成一种知识论型的本体论。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实践的唯物论”转向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与瞿秋白、艾思奇、李达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相比，毛泽东的“实践论”更直接指向中国现实，更直接指向中国革命的实践，更能与中国人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相联系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实践论”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走向中有其明晰的思想脉络可寻。我们在考察“实践论”的形成时，不应当割断这一思想脉络，仅仅将“实践论”看作是毛泽东个人思考所得，而应当深入地把握这一思想脉络，将“实践论”置于其中作历史的考察。这样一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由本体论向认识论、方法论的转向，以及由之所赋予“实践论”的中国性格，就可以在这一思想脉络中得到更合理的显示和更透彻的理解。
三、对湖湘学风的承继与发展
毛泽东的“实践论”的中国性格，还与毛泽东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相联系，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一种融贯与结合。这种融贯与结合，当然在《实践论》、《矛盾论》等毛泽东哲学著述中的中国语言、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上表现出来，但更为本质更为核心的，则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对中国哲学的重现实、重实践的性格的承继与发展。特别是重现实、重实践的湖湘学风，给了毛泽东以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毛泽东的“实践论”，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对重现实、重实践的湖湘学风的承继与发展。
湖南人自己的哲学风格，即我们今天所称的湖湘学风，是由两宋之交的胡安国、胡宏父子所开启和奠定的。胡宏辞世后，他的弟子张栻等人通过书院讲学延其学脉。张栻先后在长沙创设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提出办学宗旨在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这一宗旨点明了湖湘学风的特点。湖湘之学虽以理学为主，有其形而上学的内容，力主“传斯道”，但又不只空言性命，而注重经世务实，重在“济斯民”。重现实、重实践，成为湖湘学风的显著特点。
宋以后湖湘学风的重要继承者和发展者，首推明清之际的大哲学家王夫之。王夫之既建构了中国古典哲学中最为博大精深的本体论体系，又关注历史的实际与现实的实践。他不仅著有《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等著作，对中国古代史和他所亲历的当代史进行反思和总结；还著有《黄书》、《噩梦》等著作，来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夫之的经历、思想与人格，成为湖湘学风的典范与楷模，对近代湖南思想界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湖湘学风由古代而近代的转换，是以王夫之为其承前启后的关节点而实现的。
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成为近代湖湘学风的开启者。魏源的经世之学与公羊之学，以及所著的《海国图志》，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在19世纪中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导中国思想界开始直面现实、放眼世界，作一种新的思考。接下来，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湘军领导集团崛起于湖南，直接将思想与实践熔于一炉，成为湖湘学风的发扬光大者。其中的郭嵩焘，更成为湖南最早到欧洲了解和接受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先进人物。至19世纪末，维新变法运动大倡于湖南，湖湘学风又由谭嗣同、唐才常等激进的青年改革斗士所发扬。他们的活动呈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办学会，首先是在长沙成立南学会，接着推动湖南全省纷纷组织学会；二是办报刊，有江标、唐才常等创办《湘学报》于前，又有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办《湘报》于后。这些活动使新思想在湖南迅速传播，湖南自此成为新思潮涌动之地。
少年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都是在湖南度过的，自然深受湖湘学风的直接熏陶感染。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重视面向实际、面向实践进行思考，强调把理论付诸实践，不愿作纯粹的形上玄想，更反对向书本讨生活。在毛泽东的题为《讲堂录》的笔记本中，保留了他在1913年10月到12月间的学习笔记。这份宝贵的文献，使我们能够比较具体地看到青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受到的湖湘学风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讲堂录》中，他对于那些传承与体现湖湘学风的前辈人物，怀着深切的敬意，记下他们的思想。对于王夫之，他记有：“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17） 对于曾国藩，他记有：“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18） 对于郭嵩焘，他记有：“郭筠仙以好名与好利判世代之隆污（汉人好名，魏人好利，晋名唐利，宋名元利，明名清利）。”（19） 从《讲堂录》的这些记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湖湘前辈人物所体现的重现实、重实践的思想特点，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
在《讲堂录》中，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湖湘学风影响下所表现出来的重现实、重实践的思想倾向。其中，有“不谈过高之理”一条，认为：“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20） 又有“谨言慎行即是学”一条，认为：“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1） 他称赞伊尹的德业，记有：“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22） 看重张载的思想，记有：“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23） 认肯顾炎武的经世之学，记有：“昆山顾宁人先生……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民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24） 因此，他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25）
谭嗣同、唐才常等一代青年改革家所传承的近代湖湘学风，更对毛泽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毛泽东于1918年创立新民学会，于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如照之以历史之镜，都可以从中发现谭嗣同、唐才常们于20年前在长沙活动的影子。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就高度评价了谭嗣同等人的历史贡献，指出：“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26） 在这里，青年毛泽东对谭嗣同们赞扬备至，实表达了自己正是他们的后继者。
与关注现实、投身现实、思考现实、变革现实相联系，湖南学风凸显了实践的哲学意义，形成了一种强调行、重视行的知行观。这种知行观是由王夫之奠定的。王夫之反对把知与行割裂开来，主张“知行相资以为用”，（27） 但他更强调知与行作为一对矛盾关系，行是其主导方面，比知更为重要：“行焉，可以得知也；知焉，未可以收行之效也。”（28）“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29）“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也。”（30） 这就是说，行优越于知，包括了知，统率着知，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具有更关键的作用。近代湖南思想家哲学家，大都承继了王夫之的知行观，强调实践比理论更为重要。魏源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明确主张只有通过行才能获得知，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31） 陈天华既是一位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又是一位民主革命的实践家。对那些空言救国而又以没有学问、没有资格为借口不去实践的知识分子，他从知行观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奉劝读书士子，明是会说，必要会行。……这学问、资格，非是生来就有的，历练得多，也可长进。”（32）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于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作了更为深刻的阐发。他用带有湖南味的话说：“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33） 在这里，毛泽东的知行观与王夫之、魏源、陈天华的知行观，可以说有着明显的联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源与毛泽东都举了只有亲口吃食物才能知其味的例子，来说明实践是知识的来源。因此，毛泽东的“实践论”，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湖湘学风在新时代的承继与发展。
四、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解答
毛泽东的“实践论”的形成，无疑包括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学习与吸取，但在学习和吸取这些哲学资源时，毛泽东是从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出发的。因此，毛泽东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学习与吸取，有一个环绕中国问题来加以咀嚼、消化的问题。正是通过这种环绕中国问题的咀嚼、消化，毛泽东把这些外来的哲学资源中国化了。对苏联的本本、共产国际的本本照抄照搬，不是毛泽东的性格和作风。
毛泽东的这一性格与作风，早在他阅读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前，就已在1930年他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鲜明地显现出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批评了当时在红军和苏区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反对迷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本本。在当时的党内，“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34） 而在毛泽东看来，两年前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尽管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制定了党的新的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但这毕竟是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得出来的结论，毕竟是在莫斯科而不是在中国的山沟里得出来的结论，因而用这些本本来指导中国共产党，来指导在中国的山沟里进行的革命，还是远远不够的。如“六大”仍然把党的城市工作放在中心位置，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性，就是一个很大的局限。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5） 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中国革命斗争”、“中国同志”和“中国情况”，凸显出了“中国”的重要性，反对把中国革命问题交给那些根本没到过中国的外国人来解决，反对在远离中国的莫斯科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强调只有由中国同志，了解了中国实际情况，才能解决好中国革命问题。
而就在毛泽东认真研读这些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同时，他于1936年12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在这本书中，毛泽东以中国革命战争为着重点，深入论析了中国同志如何来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以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主张的具体深化。毛泽东之所以抓住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来做文章，当然是因为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军事斗争就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挥又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失误，特别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更是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这种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上的本本主义，已经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上受到了批判，其错误开始得到了纠正。因此，抓住中国革命战争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反对军事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就成为毛泽东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清算教条主义的第一环。在这本书的开篇，毛泽东劈头提出了“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三个相关联的概念。如何看待这三个概念呢？他接着指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36） 对于那种迷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本本，而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的教条主义者们，毛泽东予以了尖锐的批评：“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37） 在这段文字中，毛泽东通过对战争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的分析，强调重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明确地反对只尊重苏联国内战争经验而不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反对只在列宁、斯大林的本本里找主意而不面对中国实际情况想办法。尽管他在这里主要是讨论战争问题，但锋芒所向，已经远远超出了战争问题。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著述中对那些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作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批判。
毛泽东的这一性格与作风，当然也延伸到他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态度。毛泽东自30年代中期开始发奋研究哲学，认真研读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不是着意于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形式，用洋本本来把自己在理论上武装起来，而是着意于学习、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资源，以思考、解答中国问题。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所写的读西洛可夫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的批注，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毛泽东最早的读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批注，也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毛泽东所写字数最多的哲学批注。对比西洛可夫们的原著与毛泽东的批注，我们即可深切感触到毛泽东读这部教科书的关注点、兴奋点、着力点。
例如，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绪论《哲学的党派性》时，共写了12条批语，其中就有8条直接关涉到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解答，这些批语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具体的更好的推动各阶级的势力。”“目前斗争的正确口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首先的问题是国内和平即国共合作。”“以离开一般联结的各个散乱事实为满足，现在正有此种人。”“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各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总体就是联结个个事实、各个方面的一般基础。”“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并不是不能相容的——孙鸣九说。”（38） 从这些批语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当时读书时思考的中心和重心，并不在于照着苏联学者的思路去建构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而是通过吸取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一般原理，来思考、解答中国问题，特别是西安事变前后国内外的复杂矛盾问题。不然，西安事变时只是张学良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鸣九的话，怎么会出现在他的哲学批语中呢？
又如，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写下了一些长篇批语，这些批语固然有哲学理论上的思考与探讨，但也总是同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解答相联系的。在读该书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第七节《矛盾之主导的方面的意义》时，毛泽东写下了一段千余字的长篇批语。在这段批语中，毛泽东首先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对立与转化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接着就用更多的篇幅对当时中国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在中国社会，主导势力属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他们的作用决定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决定了各种的变动。然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猛烈发展中，南方革命势力与北洋军阀对抗中，南方势力由次要地位转变到了主导地位，北洋势力作了相反的转变。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言，资产阶级因握有经济命脉，至今还居于主导地位；然在革命领导上面说来，由于无产阶级之觉悟程度与彻底性，而资产阶级则是动摇的，无产阶级却居于主导地位。这一特点，影响到中国革命之前途。无产阶级要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居于主导地位，只有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工农小资产阶级多数觉悟与组织起来的话，那么，革命之决定的主导的作用，则属于无产阶级了。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苏联、日本民众、其他和平国家），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39） 从这段批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矛盾问题的理解，不只是停留在哲学家的书本上，不是在概念、范畴间兜圈子，而是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社会矛盾作了细致深入的论析，以回答当时中国革命所面对的最紧迫的问题。
总之，毛泽东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学习与吸取，有一个环绕中国问题来加以咀嚼、消化的问题。正是通过这种咀嚼、消化，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抽象讲述改造成了结合中国实际的具体思考，使这些外来的哲学资源中国化了。在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问题上，毛泽东既是一位很用功的学习者，也是一位有主见的思考者，而决不是一个本本主义者。
五、从外来哲学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毛泽东的“实践论”的中国性格，从最根本处看，不仅在于“实践论”是在中国的山沟里讲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仅在于“实践论”是用中国人的语言和风格讲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在于“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一种外来哲学，变成了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总特点，强调立足于现实、立足于实践，来发现、把握现实的矛盾运动，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促成矛盾的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追求。而对于这种思维方式的阐发，使这种思维方式为广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掌握，毛泽东是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的。他的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论》当然是从哲学上来阐发这一思维方式，他的许多论革命、论战争、论政治、论学风的名篇实也是从哲学上来阐发这一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表明毛泽东已经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论、方法论了。
在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反复谈到中国共产党人要在中国找到一条使革命取得胜利之路，并不是靠翻译、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就可以解决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本本上，并没有为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给出现成的答案，这个答案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这块土地上自己动手来找。他在1941年就曾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向延安的干部们说明这一点：“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40） 在这里，毛泽东指出仅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那只是“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还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通过艰苦的探索，来学会对这一方法论的运用。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和革命的实践，深入到中国农村中，真正认识了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把农民群众的反抗精神从社会最底层中发掘出来，转化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从而最终找到了支撑中国革命的伟大力量，开辟了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道路。
在战争问题上，毛泽东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战争问题。他在1938年所写的《论持久战》一书，就根据“实践论”明确地提出分析战争应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41） 毛泽东正是采取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正在初步开展中的中日战争，依据对国内与国际诸现实矛盾的动态分析，预见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将在这场持久战中发生逐渐的变化，中国将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后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毛泽东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在政治问题上，毛泽东强调从中国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国情出发，来建构新的现代中国。正是这样，他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强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42） 来看待中国的历史特点，并根据中国的历史特点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课题，进而指出我们共产党人长期奋斗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新中国，而这个新中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他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43） 这就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建构现代中国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方案。正是这一新的建国方案，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石。
在学风问题上，毛泽东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一定要关注和解决中国问题，反对那种只会背本本的坏学风。他认为，从党的理论家到党校的学员，都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对中国问题的回答结合起来。他说：“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44） 他又说：“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45） 在这里，毛泽东反复强调了“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的人。这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态度，清楚地表明了他并不是像今天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尤其深受这种‘原理’文化的影响”。
毛泽东的这些论革命、论战争、论政治、论学风的篇章，在某种意义上说，更能显示出毛泽东的“实践论”的鲜明的中国性格。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教科书的形式完全转化为活生生的哲学智慧，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能掌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其秘密也就在这里。著名哲学家冯契在回忆自己青年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特别强调《论持久战》对他及一代投身抗战的革命青年的深刻影响。他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是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的。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抗战初期，因为平型关、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许多人盲目乐观，以为抗战不要太久就会胜利结束。但接着打了许多败仗，日军长驱直入，很多城市沦陷了。在前线，我们亲知国民党那些杂牌军确实腐败得不得了，而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又还比较弱小。抗战的前途究竟如何？使大家感到困惑，存在着许多思想问题。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出来，给大家指明了前途，使我们豁然开朗，解除了困惑，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于言表的。这本书以其理论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们，它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基本要素，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中什么是优势的可能性，中国人将如何通过持久战来最后获得胜利。记得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被吸引住，一口气就读完了，后来又反复地读。《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受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可以说，这本书是继《资本论》之后，运用辩证逻辑的典范。”（46） 在冯契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感触到毛泽东的“实践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所发挥出的巨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对群众的掌握力。
正是这样，我们在衡论毛泽东的“实践论”的中国性格时，尤其不可忽视这些论革命、论战争、论政治、论学风的篇章。离开了这些篇章，去谈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不可能真正全面地深刻地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那种毛泽东哲学思想尤其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影响的说法之所以产生，很重要一点，就是没有看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一种外来哲学转化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多地是体现在这些篇章中。
六、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实践论”的中国性格
通过以上五个部分的论析，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兴奋点的转移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走向看，从对湖湘学风的承继与发展看，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解答看，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哲学改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的“实践论”的中国性格。这种中国性格的产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贡献，也凝结着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辛探索。
毛泽东的“实践论”的中国性格，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具有两个方面：既有与作为外来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联系的一面，但更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哲学转化为中国哲学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是与自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相联系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出发源地西欧而演变为世界性哲学，把自己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带给了非西方民族，唤起了东方的不发达国家和前近代民族的觉醒；另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在这一过程中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实际情况、革命实践相结合，融入到不同民族国家的思想世界之中。对于毛泽东来说，正是由于前一个方面，他才于中国哲学自身的资源外而获得了能够再造中国的新的哲学力量；正是由于后一个方面，他才成功地用这个新的哲学力量掌握了广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从而真正实现了中国历史的大飞跃。
我们在看待毛泽东的“实践论”的中国性格时，应当对这两个方面作历史的辩证的把握，切不可以其一面去遮蔽另一面。那种毛泽东哲学思想尤其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影响的说法，从方法论上看，就是以毛泽东与作为外来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联系的一面，遮蔽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哲学转化为中国哲学的一面，而缺乏对这两个方面作历史的辩证的把握。
注释：
①毛泽东：《致蔡和森》，《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②胡为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现状与前景——对怎样走向“后原理”时代的一种探讨》，《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③龚育之的这篇文章发表于《文献和研究》1982年第3期，又收入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
④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⑤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第28—29页。
⑥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第29页。
⑦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第30页。
⑧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9—390页。
⑨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4、323页。
⑩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页。
（11）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0页。
（12）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11页。
（13）瞿秋白：《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页。
（14）艾思奇：《理知和直观之矛盾》，《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页。
（15）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页。
（16）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第61页。
（17）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589页。
（18）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1页。
（19）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3页。
（20）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1页。
（21）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6页。
（22）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8页。
（23）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1页。
（24）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9页。
（25）毛泽东：《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7页。
（26）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2页。
（27）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第4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1256页。
（28）王夫之：《尚书引义》，《船山全书》第2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314页。
（29）王夫之：《尚书引义》，《船山全书》第2册，第314页。
（30）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6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815页。
（31）魏源：《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7页。
（32）陈天华：《警世钟》，《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9页。
（33）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7页。
（34）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116页。
（35）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36）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37）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2页。
（38）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7—11页。
（39）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88—89页。
（40）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379页。
（41）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7页。
（4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
（4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
（44）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4页。
（45）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
（46）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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