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对当代文学史的挑战——兼论当代文学史的时间、空间与观念诸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当代论文,观念论文,时间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是继续存在，还是走向消亡？
进入九十年代，临近世纪之交，人们的时间感、时间意识不知不觉地变得特别敏锐、特别强烈。仿佛只是从现在开始，一切眼前的东西倏忽都成为过去，一切当代的事物都在加速成为历史形态。这种时间感和时间意识不能不影响到文学研究，尤其是时间概念十分突出的文学史学科；而对于以变动不居、稍纵即逝的“当代”时间为对象的文学史（即“当代文学史”）来说，这种影响就更带根本性质，它甚至关系到这个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年轻学科是“继续存在”还是“走向消亡”的问题。当代文学史无疑受到了九十年代这个临近世纪之交的带有历史转折性质的年代的严重挑战；回答这个历史性的挑战，无疑也是当代文学史学科建设的一个新的和带有本体意义的理论课题。
当代文学能不能成史，应不应该写史？这本来就是长期以来困扰当代文学史界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文学史的观念问题，进入九十年代，临近世纪之交，这个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历史疑问似乎已经由历史的发展暗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到下一个世纪，如今的当代文学史不可能再称“当代”，当代文学史自然就会“走向消亡”，不可能“继续存在”。这无疑是当代文学不能成史、不应该写史的一个最后的时间的（或许认为也是历史）证明。但是，问题是，在以后的世纪（不仅是下一个世纪），“消亡”的到底是“当代”这个纯粹的时间的概念，还是当代文学史学科的全部？如果是前者，则不仅是文学史，而是所有的历史科学都在不断地调整“当代”这个处于变动之中的时间概念，但是，这种调整决不意味着因为“当代”的时间概念已经或者即将成为过去时态而抹杀这个学科的全部存在，恰恰相反，历史科学所提供的证明往往是以其独特的时间观念和对于时间的特殊处理方式，将曾经是属于“当代”的历史沉淀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形式，从而使极富生机的“当代”史学科得以延续其生命的活力，在未来的学术时空中仍能保持其独立完整的学科形态。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是中国古代许多由“当代”人所写的“当代”史并未因为到了以后的时代就同“当代”的时间概念一起“走向消亡”，不复存在，恰恰相反，这些数目众多的“当代”史，不但在史学领域以各自的方式显示其作为相对独立的部分的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整个史学大厦也在起着一种不可或缺的支撑和建构的作用。证之历史科学，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它在未来的时代是“存在”还是“消亡”的关键，似乎不在于或不全在于那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关于“当代文学能不能成史、应不应该写史”的问题（如上所述，这个问题在史学领域已是不证自明），而在于如何恰当地处理“当代”这个特定的时间概念。最有效的处理方法我以为莫过于将“当代”作为一个断代史的概念，以便保持其学科的全部独立性和完整性，而将“当代”这个与历史（也是文学史）的主体“共时”的时间称谓相对地“中立化”。目前虽然尚未找到这种足以取代“当代”的较为合适的“中立”的时间称谓，但是，这种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例如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史”取代“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概念等等），而且这种时间的“中立化”对于这一学科在未来时代的生存和发展又是一件十分紧迫的和至关重要的基础工程。
在一个需要调整“当代”概念的世纪转折关头，强调保持“当代”文学史学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并非反对将“当代”文学史纳入“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从更宏观的角度编写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例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等），而是因为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具有许多为前此时期的文学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因而这一学科本身也就具有一种不可替代也不应抹杀的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例如这一时期文学的统一的意识形态背景，和在“计划”体制下的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的社会文化格局，以及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当代”时间内所经历的“否定之否定”的全部历史行程等等，都是前此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同时也是以后时代所不可能完全重复的；更不用说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具体各别的特殊性了。宏观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或曰“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通史”当然也会关注这种特殊性，而且完全有可能凭借它的宏观视角的优势，把这种特殊性纳入一个更为深广的历史背景，使这种特殊性在这一深广的背景下被描述、被阐发得更为突出也更为充分。但是，问题是，无论是那一种文学史的视角，在展示它的优势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也就会有它在观念和方法上的不可避免的制约和限制。它尤其不可能牺牲整体的质的规定而去迁就部分的质的特殊性，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部分的特殊性的消亡或由整体从根本上改变了部分的特殊性质。例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者以“苍凉”来概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美学特征，显然就是以牺牲“当代”中国文学非“苍凉”或反“苍凉”的审美特征为代价，和无视其特殊性，将“当代”中国文学更为丰富复杂的美学内涵强行纳入论者所认定的整体的美学特征之内。即使是非“宏观”的非“整体”的断代文学史，“宏观”的“整体”背景和视角都是不可或缺的和十分必要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因此就可以否定非“宏观”的非“整体”的断代文学史存在的可能和必要，尤其是在断代的文学史中极富活力的“当代”文学史，更不应该也不可能抹杀它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以“时间”的名义还是以“整体”的名义。
“当代”是一个开放的时间概念，在历史的进军中，它总是处在先锋的位置。而且这个先锋的角色随着时代的推移又总在不断地变换，任何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都可以站在这个先锋的位置上，代替刚刚逝去的时代而被称为“当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时间既在不断地“消逝”而这个时间概念又永远不会“消灭”。已经到来的九十年代和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无疑也是新的“当代”，文学的历史无疑也要在这个已经到来和即将到来的“当代”延续它的生命，呈现新的生命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史也不会“消亡”。一种新的“当代”时间的加入自然要引起既有的文学史秩序的变化和促使新的文学史格局的建构，已经到来的九十年代和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意义也全在于此。因此，研究九十年代对“当代”文学史的“挑战”，并非仓促地宣告“当代”文学史的完结，而是要以九十年代及随后的二十一世纪作为新的历史参照，使“当代”文学史在这个新的参照系统中获取新的理解和观照的视角，得以将学科的生命向未来伸展和不断延续。
是割裂的时间，还是整体的时间？
长期以来“当代”文学史家习惯于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划分为“十七年”、“文革十年”和“新时期”三个大的时间段落，虽然此外也还有或“粗”或“细”的阶段划分，但在总体上却都是以这三个大的时间段落为依据。这种分期法，无疑是根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的分期习惯，即以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变化作为划分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的衡量标准。就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言，由于这期间的文学与政治的非同寻常的紧密关系和政治对文学的巨大影响作用，这种分期法也确实能够反映这期间的文学发展的某些规律，和有利于对它的某些特殊性质作出阐释和说明，因而这种分期法对“当代”文学史学科的建构，仍然有其不可否认的作用和贡献。但是，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即使是对这种分期法所持的偏狭的文学史观存而不论，它事实上也已经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时间鸿沟，从而将一个整体的有机的“当代”文学史强行切割在三个凝固的时间板块之内。虽然文学史家在论及这三个阶段的转换和递嬗更替时，也不免要涉及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历史联系，但那也大半是停留在对社会政治背景的变化和因此而引起的文学环境的改变的讨论范围之内，并未真正深入文学的价值判断层次，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情况和价值尺度，从整体上对“当代”文学的历史作出新的认定和评价。“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仍然是在三个分割的时间段落内，依照不同时期的价值标准，各自作着几乎是互相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评价。这就不免要造成如下一种文学史评价的双重价值标准：即既在一个时期的文学中肯定历史的发展为文学提供的新的生活内容和形式，同时又在另一个时期的文学中肯定已经被历史的发展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扬弃”和“否定”了的旧的生活形式和内容。翻开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我们都不难看到因为这种双重价值标准所造成的诸多矛盾现象，尤其是对“十七年”和“新时期”在题材或主题方面具有某种对应关系的作品（最典型的是这两个时期反映农村题材和“农民问题”的主题的作品）的评价方面，这种矛盾现象就更为突出。
如上所述，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的直接原因当然主要是由于单一的“政治分期法”所造成的文学史时间的割裂，但是，在“当代”文学史家的心目中，缺少一个统一的社会文化背景作整体的依托，也不能不说是造成这期间的文学史时间的割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原因。不是说九十年代的出现就为我们带来了这种统一的社会文化背景，而是说九十年代作为一种新的“当代”时间加入“当代”文学史，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文学史固有的时间格局，并以其所提供的新的历史参照，将上述三个互相割裂的文学史时间，集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凝固于三个时间板块中的分散的“当代”文学史呈现出一种统一的和相对完整的学科形态。八十年代末，鉴于某种文学革新和政治波动的因素，有论者即开始提出“后新时期”之类的文学史的分期概念，意谓作为“新时期”文学已告结束，“当代”文学史又开始了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这种新的分期构想的提出，对认识和评价“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变化固然不无益处，但对“当代”文学史学科整体建构，却并未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出现了“市场经济”的文学背景，“当代”文学开始了全面转型，相对于这个新的文学背景，“当代”文学前此各阶段的整体统一性才开始如此鲜明的凸现于历史的前台，九十年代才把一种新的挑战和意义带到“当代”文学史学科的建构中来。
以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转型为参照，前此各阶段的文学在题材和主题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就题材而言，自五十年代初期开辟的“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和“军事题材”第三大题材领域，一直贯穿到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甚至在“文革”十年有限的创作中，这种题材分布的格局，仍然未有丝毫改变。这三大题材领域在现实生活中，不但对应着这期间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三大历史活动的主体——“工、农、兵”（新时期才扩大到“知识分子”），而且也对应着这期间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例如后来在“四个现代化”中概括的四个方面，除“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普遍适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而且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外，其他三个方面——“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就是属于上述三大题材范围），因而这三大题材领域同时也是这期间整个中国社会的生活现实在文学中的一个历史的缩影。这期间的“当代”中国文学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题材规范和选材方式，“现实主义”地反映着这期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从而使这期间的中国文学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同质同构状态。题材问题在这期间的中国文学中之所以显得比任何时期的文学都更为突出也更为重要，正是因为它如此紧密地粘连着一个时代的生活背景，如此特殊地受着一个时代的本质规定，因而题材的“相关”性和“一致”性无疑是这期间的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态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如果说这期间的中国文学的整体形态见之于题材是以上述“相关”性和“一致”性为特征的话，那么它在主题方面的表现则是具有某种因果关系和悖论形式的“二元对应”性。从“十七年”到“新时期”，在这期间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中，隐含着一个被结构主义者称之为“二项对立”或“二元对应”的深层结构。“新时期”文学许多涉及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主题，特别是那些引起普遍“轰动效应”的主题，大多是以对前此时期的文学主题作政治的“反拨”或历史的“否定”的形式出现的。“伤痕文学”的主题对“文革”文学的主题的直接否定自不待言，孕育于其中或紧承于其后的所谓“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主题同样是以这种“反拨”和“否定”的形式为特征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敏感或比较重大的主题中，这种“对应”或“对立”的形式就更为突出。例如“十七年”长期作为政治批判对象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主题，作为否定的倾向描写的农民的“发家致富”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题，以及作为“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处理的各种政治性的文学主题，等等。有的主题的思想萌芽，甚至在“十七年”的某些作品中就已经露出端倪，只是到了“新时期”文学才得以完成这个艰难曲折的思想行程。最典型的莫过于五十年代中期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所触及的重大社会问题，经过了长期的政治批判之后，却成了“新时期”文学从正面展开的普遍主题。“当代”中国文学主题的这种奇特的“对应”性或“对立”性，只有在一个整体的统一的社会文化背景上，才能得到有效的解释和说明，这种奇特的主题结构同时也以它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入的本质把握，完整地揭示了这期间的中国历史所经历的一个“否定之否定”和“螺旋上升”的伟大辩证行程。
九十年代以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开端及其所构造的新的社会文化背景，无疑已将前此各阶段的“当代”中国文学由历史的前景“淡出”，使其逐渐隐没于历史的纵深地带，并且也因此而获得了一个整体地观照前此各阶段的“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历史的视域，使前此各阶段的“当代”中国文学在这一历史视域中得以沉淀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学科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九十年代的到来不是意味着“后新时期”而是意味着“后当代”的开始——如果执意要借用这种外来构词法表达“当代”中国文学所经历的这种文学史时间更替的话。
是复合的空间，还是单一的空间？
九十年代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挑战性的意义，是在“当代”文学史的空间结构方面给我们带来的新的认识的参照和启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在一个单一的文学史空间内描述“当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这种单一的文学史空间或者只能容纳一种“现实主义”（常见的提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形态，或者只能笼盖一种“纯文学”（或称“雅文学”和“严肃文学”）类型，结果也便造成了如下两种文学史空间的缺损：一种是无视非“现实主义”的文学形态（在“新时期”文学中是“现代主义”或与之相关的实验探索的文学）和“通俗”的文学类型的存在；一种是忽略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民间文学”（有人称“文革”中的这种文学为“地下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这两种文学史空间缺损所造成的结果，首先是有悖于文学史学科所要求的事实的客观性和历史的真实性，近年来有众多论者呼吁给通俗文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和重视对“当代”形态的“民间”文学（包括“文革”中的“地下文学”）的研究，就是对这种缺损的一种积极的补充和修正。其次则是造成文学史价值判断的功能的紊乱。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一种单一的价值尺度去衡量文学史上纷纭繁复的创作现象，将所有家作品都纳入这种单一的价值规范之内，完全无视其他多种价值标准的存在和用其他多种价值标准评价文学的必要和可能。其突出表现在“十七年”是用一种单一的“纯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标准去涵盖一切创作，甚至是以叙事文学的“再现”要求去衡量抒情文学的“表现性”。在“新时期”，这种绝对单一的价值标准虽然有所松动，但仍然是用“现实主义”和“纯文学”的观念代替“现代主义”和“通俗文学”的价值标准。这种文学史价值判断的功能性紊乱，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文学史空间的缺损，同时也阻碍了文学的形态与功能的正常分化和走向多极多元的健康发展。
从八十年代起即开始自然分化的当代文学，到九十年代已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多元的格局和空间结构。这个分化过程虽然十分艰难并时时伴随有剧烈的阵痛，但最终毕竟结束了当代文学无论派别、不分雅俗的混沌一体的原初状态，使不同性质、不同形态、不同类型的文学各自都获得了独立的发展，从而也使当代文学在整体上显得更加生机蓬勃，更加丰富多采。最先从这个混沌的整体中脱胎出来发展到今天已蔚为大观的，是作为这个多层的文学空间结构最基础的一个层面的通俗文学。虽然中国的俗文学传统是近代以至“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内在的动力，并且文学的通俗化从来就是中国新文学崇高的追求目标和重要的发展方向，但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性质的文学类型和艺术形态，通俗文学却长期被排斥于新文学的“正史”之外，或被“正史”强行“收编”，而未能占据一席应有的独立地位。八十年代结束“文革”文化禁锢后，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为通俗文学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通俗文学在经历了复制翻造、引进移用和独立创作的艰难曲折的过程之后，到了九十年代，终于在市场经济这块土壤上找到了它的坚实的基础和最终的归宿。现代通俗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商业化特征的大众娱乐文化类型，它的生产和消费从根本上说是要依托市场才能进行并且也只有在市场体制下才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建设和深入扩大的发展，无疑已预示了通俗文学一个更远大的发展前景，通俗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对于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的作用和意义，无疑也将益发不容忽视和显得更加重要。
随后从这个混沌的整体中夺路而出的便是长期以来被新文学传统视若旁门释道或邪门歪道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这股文学潮流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史上本如草蛇灰线，忽隐忽显，若断若续，曲折潜行，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当代文学史上则灰飞烟灭，了无行迹，绝去踪影。自八十年代以来，这股文学潮流初则应文学革新之需，补主流文学之缺，作为一股支流伴主流躅踯前行或时被主流卷掠吞噬而为主流之一脉涡漩。继则另辟蹊径、别开生路，开始依托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或撮其精要，多方实验独立发展的可能和前景。到了九十年代，这股文学潮流在经过了长期多次的吸纳、融合、转递、嬗变之后，已经开始从它前此所依托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各流派的母体甚至现代主义文学本身的意义上剥离出来，成为在观念上超前在艺术上标新的文学的“先锋”和“前卫”的集中标志。这种“先锋”和“前卫”的文学虽然依旧保持着它先前所有的实验探索精神，并与现代主义各流派依旧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精神联系，但因为已脱离了现代主义某一具体个别的流派的局限和现代主义文学本身的拘宥，故而它也就不再是作为与主流的文学并行不悖的一股文学的支流存在，而是处于文学的潮头之上，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显示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在观念和艺术各方面向未来方向所作的最新追求。这种从现代主义脱胎出来的“先锋”和“前卫”的文学潮流，在进入九十年代后，无疑也从新的市场经济的背景和处于萌芽状态的商业社会的文化环境中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现实条件和基础。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迥然相异，但商品和市场的固有属性，及由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却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和发展的普遍课题。中国当代的“先锋”和“前卫”文学在楔入这些人类共同性问题时，可能会有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完全不同的意识和感受，但是，却丝毫也不影响它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终极关怀”的责任和态度。这将是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出现的一处新的艺术景观，它在已经分化完成的多元的文学空间中，无疑将居于一个塔式结构的尖端位置。
除此而外，九十年代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固有格局和空间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性的意义，是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的华文文学。近几年来，已有数种当代文学史新著开始为台、港、澳地区的文学设立专门章节，或着手构建一个整体的包括祖国文学、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多维空间结构”，如此等等，这当然是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界开展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历史的结果。但是，也应当看到，台、港、澳文学的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并非仅仅只是一种内容的添加和体例的重组，它同时也意味着长期以来处于一元单质状态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必将出现一个多元异质的空间结构。无论从那方面说，台、港、澳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发展道路都有其与祖国文学不同的独特性，这种独特的生存环境和发展道路，也铸就了它们独特的文化性格和表现形态。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港、澳社会一直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在这个殖民文化的氛围中，港、澳文学在当代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进入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工商社会而带有很浓的“商品化”色彩。当代台湾文学则在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之后，伴随着台湾社会由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也基本上完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转型变化，并且留下一部转型期的文学嬗递和演变的完整的历史模型。我国在当代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却由于历史的负担过于沉重和其他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到九十年代才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真正向现代工商社会发生全面转型，当代中国文学也只有到此时才谈得上转换形态和呈现出转型期文学的种种征候和迹象。凡此种种，即使是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暂时作理论的悬置，就整体的中国文学而言，这种局部的错位发展，本身也就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新的空间状态。而且在这些错位的局部之间，因为某种传统的、现实的和文学本身的因素的作用，还可能存在一些更为复杂也更为内在的关联，从而使这种新的文学史空间的层次和结构显得更加错综繁复也更加丰富多彩。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改变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固有的空间观念，并对固有的文学史格局作出新的调整，才能接纳这种新的空间状态，从而在建构真正具备有机统一性的整体的当代中国文学史的意义上，而不仅仅是在文学史编写的技术层面上，接受九十年代向当代文学史提出的这一新的挑战和急待突破的理论课题。
经典性的存在，过程性的消亡
文学史的断代是一个时间的和空间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和经典的概念；一切被文学史家“断”定为“史”的文学年代，都将与孕育它的那个年代一起，被继续行进着的历史沉淀，从而也与孕育它的那个年代一样，成为一种历史的经典。
194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也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经典化过程。这个过程的发生首先便是因为历史行进到九十年代给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存环境带来的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国际冷战背景的消失；国内进一步深入扩大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以及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环境中民众对于文学需求的变化，等等。这种新的文学环境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九十年代的文学将接受一种新的本质的规定，从而与过去年代的文学相区别，成为一种具有新的时代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文学。这实际上也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如同以1949年为过去年代的文学断代的起点的标志一样，九十年代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起点，无疑也将为此后的中国文学带来新的时代内容，凝聚新的时代精神，使之成为新的时代的情感和理性的文化表征。进入九十年代前后当代中国文学所发生的种种“转型”表现，即包孕了这种新质的因素。只是因为这种“转型”表现还不是一种文学新质的成熟形态，故而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或习惯地看作是过去年代的文学向当今的自然延续。无论如何，这种为九十年代的新的时代环境所规定的文学新质必将在此后的文学中日益发展、扩大和走向最后的成熟。而伴随着这种文学新质的发生、发展和走向成熟，过去年代的文学的经典的意义也会益发鲜明地在文学的历代上凸现出来。
对于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近十余年来，人们常常按捺不住“重评”的欲望和“改写”的兴趣，而且也确有过几次或大或小的“重评”或“改写”的举动。这自然无可厚非而且有十分充足的学理上的根据。但是，问题是，这种“重评”和“改写”不是在尽人皆知的常识内行事，就是为一种急于事功的偏狭的情绪所左右。以今人的常识发现过去年代的文学的不足和局限，实在是一件并不十分费力的事；用激烈的言辞和简单的逻辑在过去年代的文学中作翻案文章，同样也不是一种学术勇气和史家才识的表现。多年来，对过去年代的“当代”文学史的种种“重评”和“改写”之所以收效甚微，未曾留下多少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学术成果，甚至适得其反，在学术上造成了一些新的失误和混乱，实在不能不说是这种兼有旧的惯性和新的时尚的思维的“偏至”病所致。而且，迄今为止，人们仍然对这种“重评”和“改写”的新的机遇和可能寄予期望和确信，这无疑将进一步遮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最终将使“当代”文学史研究陷入一个机械的否定循环的历史怪圈而不能自拔。
九十年代出现的文学新质，无疑为“当代”文学史研究挣脱这一机械的否定循环的历史怪圈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参照，一种新的可能和出路。如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转型期的文学状况一样，当一个时期的文学中萌发了新的转变的要求，往往同时就会伴随有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的激烈的否定行为出现（包括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在内），而当这种转变的要求凝聚为一种文学的新质并且表现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和这种新的形态的文学开始居于历史的主导地位或者明确地预示着一种未来方向的时候，这种拥有新质和表现为新的形态的文学又往往会与过去时代的文学达成和解，并吸收其中合理的因素，使自己成为由过去时代的文学继承下来的某种文学传统的一个中间环节和历史的延续。这样，过去时代的文学便转而被奉为一种经典的文本，以其不可替代和无法重复的唯一性存留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和这个时代的文学活动的全部记录。
九十年代的文学转型，虽然未曾经历过如本世纪初那样的一个对过去时代的文学的激烈的否定过程，但却不能无视因为这种转型变化的发生，而使前此阶段“当代”文学成为一种历史的经典这一既成的事实。这一事实首先便意味着以这种转型变化为分界，前此阶段的“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已告完结。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种种艰难和曲折，痛苦和牺牲，也已经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且正是这种艰难和曲折、痛苦和牺牲构成了前此阶段的“当代”文学的基本的历史内容和独特的表现方式。人们可以继续考证、辨析某些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但却无法也无须“改写”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本身。与此同时，一切个体为这种艰难和曲折、痛苦和牺牲所付出的代价，也将随这个过程的消失而消失。这虽然会造成新的痛苦和需要付出新的牺牲的代价，但当一个文学时代被继续行进着的历史推到经典的位置，则一切个体的活动都被凝聚于经典的文本之中，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独特的精神印记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亲历一个文学转型时代所发生的这种历史的经典化过程，应当是一种幸运与光荣。其次则意味着这种转型变化为观照前此阶段的“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的视角，从而有可能远离长期以来与“当代”文学史研究纠缠不清的过于切近的政治功利的角度，而获取一种相对客观的学术立场，使前此阶段的“当代”文学史真正作为一种文学的文本，作为一种历史的形态进入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这当然同时也意味着对前此阶段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将做到对一切时代的文学经典都普遍适用的某些衡量的标准和尺度，从而使前此阶段的“当代”文学史真正脱离即时性实录的“准”史状态，以其独特的不可替代和不可重复的经典性，成为联系中国文学的历史的桥梁和纽带。
随着“当代”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和“当代”文学转型的日趋完成，前此阶段的“当代”文学将会更深地隐没于历史的纵深地带，但作为一个文学时代的经典，却永远也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九十年代虽然结束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段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却同时又开始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新的历史行程。中国“当代”文学将在这种嬗递推进的历史中永葆其青春的活力和不朽的生命。最终消失的毕竟只是一些具体的时间过程，而留下的却是被时间所沉淀的永远的历史的经典。
1994年11月25日于珞珈山面碧居
本刊启事
为了适应当前文艺理论工作者的需要，为研究人员提供方便。本专题第7期特将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有关资料集中汇编成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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