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凌云健笔”成因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成因论文,庾信论文,凌云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论庾信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指出庾信后期诗文风格刚健、老成。而历来考察其诗文“老成”、“凌云健笔”的成因，大多归于他由南入北的经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乡关之思”的影响。诚然，家国罹乱，思乡忧国构成了他后期作品的主要内容，受这一内容的影响，诗文不再如早期宫体诗那样绮艳清新，而是代之以豪迈超拔、意气纵横，这是很自然的。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并非问题的全部答案。笔者认为，探讨庾诗“凌云健笔”的成因至少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庾信的家学渊源和他本人的个性气质；二是北朝文学对他的影响。
先看庾信的家世。倪璠《庾氏世系图》说：
昔者掌庾命氏，在于唐时；鄢陵著姓，盛于晋代。入南阳，取樊氏之陂；迁江陵，居宋玉之宅。遂昌而下，载在史籍，可得称焉。若夫上行先生，既与征士齐名；子山入关己后，又与叔奕并校书麟趾。於滔凡历八世，两人祖孙行迹略同矣。黔娄兄弟清节，文章孝友。肩吾瓌文，特为於陵友爱，又有良子，文艺自过。此小庾风流，所以跨逾南北者也。
这一段话很清楚地说明了庾信家学传统的深厚，以及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对庾信文才“风流”，“跨逾南北”的影响。
倪璠所云庾氏一族“遂昌而下，载在史籍”，并非夸大溢美之辞，有正史为证。如八世祖庾滔；《北史·庾季才传》载：“八世祖滔，随晋元帝过江，官至散骑常侍，封遂昌侯。徙居南郡江陵。”见于《南史》列传的有祖父庾易：“易志性恬静，不交外物。”伯父庾黔娄：“少好学，多所讲诵，性至孝，不曾失色于人。东宫建，以中军记室参军侍皇太子读，甚见知重。”伯父庾於陵：“七岁能言玄理，清警博学，有才思。齐随王子隆为荆州，既为主薄，使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父亲庾肩吾：“八岁能赋诗。……在雍州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庾氏家族多为皇室所重，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对这样的家世，庾信显然是十分看重的。这从他在赋中屡屡提及先辈可以得知，如《哀江南赋》中以自豪的口吻提到八世祖庾滔：“彼凌江而建国，始播迁于吾祖分南阳而赐田，裂东岳而胙土。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对父亲庾肩吾更是推崇备至：“降生世德，载诞贞臣。文词高于甲观，楷模盛于漳滨。”
庾信的先辈不仅有使之足以自矜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在文学上尤颇有建树。亦如《滕王逌原序》所说：“或昭或穆，七世举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集。”这方面的情况史传中也有记载，如《南史》载：“《庾於陵文集》十卷。”《隋书·经籍志》载：“梁度支尚书《庾肩吾集》十卷。”《南史》列传称庾易“以文义自乐”。“（黔娄）少好学，多所讲诵”。尤以於陵、肩吾为著。二人均早慧，於陵七岁能言玄理，肩吾八岁辄能赋诗。於陵“清警博学，有才思”。肩吾“于宫体一流中，特疏俊出群。”（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这样一个有深厚文学传统的家族对庾信有着怎样一种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庾信不仅遗传了父辈早慧的因子，“少而聪敏，绮年而播华誉，龆岁而有俊名”（《滕王逌原序》），而且继承了家族好学的传统，腾王逌称其“若乃德、圣两《礼》，韩、鲁四《诗》，九流七略之文，万卷百家之说，名山海上，金匮玉版之书，鲁璧魏坟，缥帙缃囊之记，莫不穷其枝叶，诵其篇简。岂止仲任一见之敏，世叔五行之速。强记独绝，博物不群。”（腾王逌原序）虽是溢美之辞，却也有其依据。这其中，就文学风格而言，伯父庾於陵的“清警”、父亲庾肩吾的“疏俊出群”对他后期诗歌以“凌云健笔”为特色不无影响。
再看庾信的个性气质，《周书》本传称其“幼而俊迈”。可见他很早就以出众的才华崭露头角。后来在梁朝，亦享有盛名。难能可贵的是他虽出入宫掖，备受宠信，却能不谀权势，自具气骨。《南史·梁宗室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萧）韶昔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后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踏肴馔，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宾客满座，韶甚惭耻。
史载萧韶初为上甲县都乡侯，后为舍人，职低位卑。城陷后奔江陵，人士多问及城内事。因湘东王建议，作《太清纪》十卷，受到器重，“改超继宣武王，封长沙王，遂至郢州刺史。”本与庾信交接甚密，后因官高位极，“有自矜色”。庾信并未趋炎附势，而是敢于面斥，声色俱厉。据宇文逌《庾信集序》说，他在江陵任御史中丞时，使“贵戚敛手，豪族屏气”，入周后任洛州刺史时，也是“吏不敢贿，人不忍欺”。足见庾信为人刚正有傲骨。
从庾信之子庾立身上也可以看出庾信的这种个性气质。《旧唐书·贼薛举传》载：“仁杲，举长子也。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万人敌’，然所至多杀人，纳其妻妾。获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于猛火之上，渐割以啖军士。”庾立亦志节之士也。
正是这种“骨气”，使庾信羁留北朝念念不忘故土，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之齐名的王褒等人难望其项背。《王司空集》载：“（王）褒与王克、刘彀、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俱至长安。太祖喜曰：‘若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并至。可谓过之矣。’又谓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并吾之舅氏。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介意。’于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从容上席，资纥甚厚。褒等并荷恩眄，忘其羁旅焉。”同样的经历遭遇，同样是离家滞北，一个时时以乡国为念，一个则“忘其羁旅”。两相比较，高下自明。
法国布封有一句名言：“风格即人。”的确，诗歌风格与诗人的个性气质有密切关系。在建安时期，曹丕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典论·论文》）“气”，即作家的禀性气质。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在谈到个性气质与风格的关系时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指出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不同风格，与作家的才气、学识、性情不同有关。《事类篇》也说：“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正因为如此，尽管庾信“凌云健笔”的风格到后期因生活经历的巨大变化方臻于成熟，但与他本身具有的个性气质是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上，这一风格在他早期作品中也已露端倪，王夫之《姜斋诗话》说：“宫体盛时，即有庾子山之歌行，健笔纵横，不屑烟花簇凑。”可举例证之：“（王褒）平日作燕歌行，能尽塞北苦寒，梁朝君臣竞和其同，竟成符谶。”（《王司空集》）庾信也有和作，此当为在梁时。清代贺贻孙也说：“子山虽多清声，不乏逸响。……清新易涉于浮，而子山则警。”（《诗筏》）这段话提到了“清新”，可知并非指后期作品，而“逸响”和“警”正好是其“凌云健笔”的表现。“逸响”，即诗句的超迈豪放；“警”，则指诗句语意新颖，警策动人。
庾信早期作品，的确显示出“清新”的风格，如：“梨红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寻周处士弘让》）“篱下黄花菊，丘中白雪琴。”（《赠周处士》）“无因侍清夜，同此月徘徊。”（《聘齐秋晚馆中饮酒》）“露晚盘犹滴，珠朝火更明。”（《奉和同泰寺浮屠》）“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奉和山池》）等。无论是秋日梨红桂白的山谷，还是踽踽独行的清朗月夜，无不传递出清新的气息，“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更是代表这一特色的名句。而他也有另外一些诗句，俊逸之气充溢其中。如：“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奉和山池》）“林寒木皮厚，沙回雁飞低。”（《对宴齐使》）这些作品虽然不可能像后期表现习武、边塞风物、抒写壮伟情怀的诗歌那样豪迈超拔，但像“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这样壮阔的大景，“林寒木皮厚，沙回雁飞低”这样具有北方特色的警策之句，无一不开后期作品之先河。庾信早年生活在南朝，南方的自然环境秀美柔媚，决定了以江南山水为描写对象的诗歌也容易清新隽丽，如谢灵运、何逊等人的作品。庾信却能于此中独具只眼，给诗歌灌注了一股昂扬凌云之气。
庾信对北方文学的学习也是他的诗文具有“凌云健笔”的重要原因。
倪璠《注释庾集题注》：
若夫《易》、《礼》分王、郑之学，《尚书》别今、古之文，虽家本江南，而学遵河北。至于九流七略，海上名山，《游仙》、《步虚》则朝浮紫气，《麦崖》、《经藏》则夜落长星，莫不言若泉涌，思如飚发。此又玉振金声，大成之集也。……夫南朝绮艳，或尚虚无之宗；北地根株，不祖浮靡之习。若子山可谓穷南北之胜。
对这段话，历来论者都只注意到“南朝绮艳，或尚虚无之宗；北地根株，不祖浮靡之习”这一节文字，并据以说明庾信为集南北之大成作家，广为征引，却少有人注意其中“虽家本江南，而学遵河北”这一重要论断。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指出：“就古代之学术观之，则南逊于北。盖北方之地，乃学术发源之区也。”皮锡瑞《经学历史》中认为北朝经学胜于南朝。与南方相比，北方更重礼学与史学。这是因为北方“处于各族混战之下，当地汉人为了避遭劫掠与屠杀，往往聚族而居，结为‘坞堡’以自固。这种生活状况，使族姓观念更为加强。……宗族间聚居，势必需要一定的礼制加以协调和巩固。因此北朝重礼学。……北方人对政治盛衰的关心则远远超过南方。”（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说庾信“学遵河北”，指庾信在学术上遵尚北方传统。以史学为例，他早年“尤善《春秋左氏传》”（《北史》本传），其他如《史记》、《汉书》、《易》、《礼》等也无不涉猎，这从他诗文中用典多源出诸书可知。庾信的用典历来为人称许，陈祚明说他“学擅多闻，思心委折；使事则古今奔赴，述感则方比抽新”（《采菽堂古诗选》三十三）；沈德潜也称他“造句能新，使事无迹”（《古诗源》卷十四）。均指出庾信多用典，善用典。显然，北方优良的学术传统给庾信诗文带来了典故的丰赡，而用典的技巧则使他的作品更具“凌云健笔”。亦如陈祚明所言：“又缘为隐为彰，时不一格，屡出屡变，汇彼多方；河汉汪洋，云霞蒸荡，大气所举，浮动毫端。”（《采菽堂古诗选》三十三）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典故运用对他诗文风格影响至深。这一特点在《哀江南赋》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典型，这篇赋“以炽热的感情写出了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援古证今’，‘用人若己’（《文心雕龙·事类》），在纷披的文采和宏亮的音节中显示了沉郁苍凉的骨力。”（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无需列举正文进行说明，从序文中即可窥见一斑：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这段文学集中写其身世之悲。11句话连用15个典故，几乎句句有所本，分别出自《汉书》、《后汉书》、《史记》、《庄子》、《周礼》、《左传》等，且多采用故实词语，如“日暮途远”出自《吴越春秋》子胥语：“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壮士不还”出自《战国策》荆绅《易水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气氛全出而如同白描，丝毫不觉其用事，而其中的慷慨凌云之气自撼人心魄。
南北朝时代，尽管在军事上北方占有优势，最终由北方的隋代统一中国，但是在文化上却始终是南方文化占主导地位，北方的学说和文风多半受到南方的影响。庾信入仕北朝，面对北方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时俗迥然不同的态度。当时南方士族对北方文化和北方人士常常表示轻视。如南齐张融听到北魏使者李道固问他是否宋彭城长史张畅之子时，故意“嚬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达六夷’”（《南齐书·张融传》）；当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之际，由南朝投奔北魏的褚緭，竟作诗讥刺（见《梁书·陈伯之传》）。实际上，北方文化在后期是不断发展的，并具有与南方不同的自身的特点：“北朝文人，舍文尚质。崔浩、高允之文，咸硗确自雄。温子升长于碑版，叙事简直，得张蔡之遗规。卢思道长于歌词，发音高劲，嗣建安之佚响。子才、伯起，亦工记事之文。”（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庾信对崔浩、高允的评价不见史传，但对温子升、魏收、卢思道等人却是相当推崇的。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庾）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举世所推。如温子升独擅邺下，常见其词笔，亦足称是远名。近得魏收数卷碑，制作富逸，特是高才也。”对卢思道则“深叹美之”。《北史·卢思道传》：“（思道）常于蓟北怅然感慨，为五言诗见意，世以为工。周武帝平齐，追赴长安，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听蝉鸣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据此可知庾信对北方文学是持肯定和褒扬的态度。由此联想到张鷟《朝野佥载》所载：“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庾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字何如？’信曰：‘惟有韩陵一片石堪共语。’”其可靠性似值得怀疑。作为一个博采众长的作家，庾信在吸收北方学术的同时，也注重吸取文学的营养。庾信的诗文之所以“老成”，具有“凌云健笔”，应该说和北方文学“尚质”，“叙事简直”，“发音高劲”不无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碑刻文学对他的影响。关于碑刻，据刘勰《文心雕龙·诔碑》载，自上古帝皇时就已存在：“纪号封禅，树石埤岳。”刘勰又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接着对蔡邕的碑文进行了高度评价，称《陈太丘碑》、《郭有道碑》“词无择言伇，替周勰、胡广等人作的碑文“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从以上评语来看，碑文要求叙事周详扼要，虽不乏词采，但并非绮艳之词，而是清新允当、典雅润泽之语。在北朝，“北魏统治者很早就有勒石纪功的习惯。《北史·魏本纪》载，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北巡，就在薄山‘勒石纪功’。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次于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与此相反，南方的东晋和南朝则对立碑有所限制。据任昉《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称“晋氏初禁立碑”，后来宋、齐仍未开禁（参阅《管锥篇》第四卷、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宋书·礼乐志》载《晋武帝禁断立碑诏》谓：“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可见南北对待碑刻大不相同。
庾信由南入北之前，并不长于碑刻写作。只在入北以后，由于他在文坛的极高声望，在北朝备受尊崇，“特蒙思礼，……群公碑志，多相托焉。”（《北史》本传）从上引他称许魏收碑文可以看出，他对这一文体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且制作甚丰，碑文有14篇，志铭达21篇，实则志铭与碑文同一：“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此碑之体也。”（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
碑志之文，自蔡邕后，皆逐节敷写；至有唐韩愈，乃变其体。若庾信则犹守蔡氏矩矱，特蔡氏骈语雅润，而信则四六铿锵耳。观其每叙一事，多用单行，先将事略说明，然后援引故实，作成联语，皆可为骈散不能偏废之证。夫骈文之中儸苟无散句，则意理不显，故信为碑志诸文，述及行履，出之以散，而骈俪诸句，则接于驿下。如是则气既舒缓，不伤平滞。而辞义亦复轩爽。偶意共逸韵俱发，丽句与实事并流，必使理圆事密，迭用奇偶，清畅奕奕，所以贵耳。
这段话对庾信在碑文上的创新可谓一语中的。庾信“碑有伯喈之情”（《滕王逌原序》），同时他又把赋体文学的特点引入了碑志中，骈散兼行，丰富了碑志的创作。试以《周陇右总管长史赠太子少保豆卢公神道碑》为例。碑文叙述豆卢永恩的行履时，先说：“君讳永恩，字某儸昌黎徒河人。本姓慕容，燕文明帝皇光之后也。”是为散句。接着说：“朝鲜微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国，汉有四城，奏为一侯。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开国承家，始静辽阳之乱。”是为骈语。又说：“祖代，左右将军，魏文皇帝直寝。父长，少以雄略知名……。周朝以兄弟佐命，义存追远，保定二年，有诏赠柱国大将军，涪陵郡公。”此为散句。“是知春雨润木，自叶流根；西伯行庆，推存及没。公以山岳精灵，星辰秀异，气侔钟鼎，声感风云。观于秦兵，尚称童子；对于楚战，犹不青矜。”为骈语。以下同此例制。散句可以起到叙事、舒缓语气的作用，而骈俪文字则能使气韵轩昂俊爽。碑文内容一般以记述亡人生平事迹为主，应以散句为正，而庾信却能在继承蔡邕的同时，更好地将骈散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了“偶意共逸韵俱发，丽句与实事并流”，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庾信在更好地把握碑文叙事性和质朴特征的同时，又加之以“四六铿锵”的丽语，将南北文风熔于碑刻一炉。更重要的是，碑文的创作使他的诗文风格进一步趋向朴实、“老成”。
以刚健质朴为特色的北方乐府民歌也对庾信的“凌云健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亲自制作郊庙燕射歌辞，据《庾子山年谱》载：“武帝造《山云舞》，其辞多出于子山之手。集中郊庙燕射歌是也。其《圆丘》、《方泽》、《五帝歌辞》，采入《隋志》。”北朝文人诗不如南朝发达，但乐府民歌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是由于它的题材范围较宽泛，内容较丰富，多表现边塞风光，从军作战，风格豪放爽朗，慷慨激昂，最能代表北方民族的贞刚气质，因而价值较南朝民歌为高。庾信在创作的过程中，虽然也融入了南方的清词丽句，如“齐坛芝晔晔，清野桂冯冯。夕牢分六鼎，安歌韵八风。神光乃超忽，嘉气恒葱葱。”（《黄帝石门舞》）但他更多地却是表现了北方的风物及诗歌的风格。如“函谷风尘散，河阳氛雾稀。”“升舆芒刺重，入位据关寒。”“六军命西土，甲子陈东邻。戎衣此一定，万里更无尘。烟云同五色，日月并重轮。流沙既西静，蟠木又东臣。凯乐闻朱雁，饶歌见百麟。”（《皇夏》）另外，他以俊尚之才，沉郁之思，创作七言歌行，篇制宏伟，音节顿挫，意绪流转，韵和情高，“开唐初七古”。此指他创作的乐府《燕歌行》而言。《杨柳歌》则有唐崔涂的评语：“唯有一篇杨柳曲，江南江北为君愁。”（《读庾信集》）四杰的歌行体《长安古意》、《帝京篇》，高适的《燕歌行》无不受到庾信的影响。庾信的乐府诗创作，使南北文风进一步融合。
庾信对唐诗有多方面的直接的影响。唐代之所以成为诗歌的大国，与对前代诗歌的继承学习是分不开的，其中，南北朝诗人对唐人影响更为直接。如谢灵运、谢朓、鲍照等甚至影响了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庾信则更受唐人推崇，这不仅是因为当时他在文坛的崇高地位，诗文易于流传开来，而且他的时代较六朝别的诗人离唐为最近，因此更能对唐人产生直接的影响。在诗歌格律化方面的创新自不必说，“庾子山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刘熙载《艺概·诗概》）他的诗文一反南朝绮靡柔媚风格的“凌云健笔”对唐人尤其有着重要的启示，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将南北文风融合起来，才是诗歌发展的康庄大道。初唐重臣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所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革新诗风的思想，也是对未来唐诗发展的瞻望。从这一意义说，庾信诗文被誉为“启唐之先鞭”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