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趋势——基于美国中心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全球经济论文,视角论文,趋势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失衡程度的加深，这一现象的可持续性在学术领域引起了针锋相对的争议，尤其是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和国际资本逆流相关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可持续论与不可持续论。可持续论者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它们是世界经济现实情况的反映。比如，美国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领先的技术创新和良好的人口结构，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则存在大量未利用的劳动力。可持续论者将全球经济失衡视为一种“均衡”现象，他们认为，即使“失衡”本身意味着非理想的程度，但仍具有合理性。因此，“失衡”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通过市场的方式得到解决。多雷等人（Dooley et al.）、雷达和赵勇、钦等人（Chinn et al.）是这类观点的代表。[1][2][3]
然而，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持续的时间越长，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就越难达成一致意见。随着失衡程度的加剧，更多人相信这些失衡是不可持续的。它们被视为影响国家和经济体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不利于国内经济结构和世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并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伯南克（Bernanke）、奥伯斯特费尔德（Obstfeld）、余永定等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国内经济结构和政策扭曲相联系，仅仅通过逆差中心美国与盈余经济体之间的需求再平衡是不可能降低外部失衡的，而需要通过政策调整的方式进行解决——美国应该逐渐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和赤字，新兴市场国家应该稳步推行金融体系改革，提高资本市场和间接融资效率，使国内投资和消费更快增长。[4][5][6]
笔者认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是建立在美国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分工中心基础之上的。[7]这一失衡模式是否可持续不在于外围国家是否愿意持有美元，也不在于它们是否愿意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提供融资，而在于失衡的利益分配是否可持续。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对美国而言，失衡的调整只是利益再分配的调整过程，对美国外部失衡模式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它是一种主动的动态调整的可持续现象，美国依然是全球贸易逆差和国际资本净流入中心。但对外围国家而言，失衡的调整可能意味着国内经济结构和对外经济地位的被动调整，同时意味着利益的减损。近几十年的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历史表明，美国的失衡中心地位是可持续的，只是其失衡的对象发生转换。
二、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调整方式
贸易渠道是国际收支失衡的传统调整方式，根据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方程，作为逆差中心，美国需要增加商品生产或降低进口消费；与此同时，盈余国家需要减少出口和增加国内消费。但以美国为中心的周期性失衡与调整的历史表明，美国与贸易顺差国之间的调整是非对称的。过去几十年，美国并未通过消费降低和商品生产增加的方式进行结构调整，而是通过以下渠道进行调整：（1）对贸易逆差对象的转换进行贸易调整；（2）金融渠道的估值获得融资。
（一）贸易逆差对象的转换
在全球贸易失衡调整过程中，贸易失衡逆转的关键取决于汇率传递效应。由于汇率传递对进出口贸易具有非对称性影响，即一国进口与出口商品价格的汇率传递存在差异，汇率变动对失衡双方贸易调整的影响也是非对称的。[8]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定价地位是美国外部失衡模式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在进口贸易中处于当地货币定价地位，[9]而在出口贸易中处于生产者货币定价地位。[10]因此，进口价格低汇率传递效应和出口价格高汇率传递效应同时并存于美国对外贸易中，使得美元贬值和顺差国货币升值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相当有限。但对顺差国而言，其对外贸易定价模式恰好与美国的情形相反，意味着进口价格的高汇率传递效应和出口价格的低汇率传递效应。因此，美元贬值和本币升值将使顺差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和出口商品的价格降低，由此推动国内通货膨胀和贸易条件恶化，使本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降低和贸易利益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顺差国的出口企业利润将随本币升值而逐渐减少，它们不得不对本国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将商品消费市场转向国内需求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在以美国为逆差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下，美国与贸易顺差国之间存在着非对称依赖关系。美国贸易失衡调整的关键在于通过汇率转换贸易失衡对象，这使得原有顺差国的贸易地位随之弱化，它们不得不减少出口和调整产业结构。以美国与东亚地区之间的贸易调整为例，在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或内需增长不足的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成为亚洲地区形成雁形模式的重要因素。
1980—1985年是美元汇率上升时期，美国与日本等经济体之间的经常项目逆差持续扩大。为了调整美国与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内部失衡状况，1985年9月，美、德、英、法、日五大工业国共同签订了“广场协议”。结果，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和制造业生产的外移，促进了东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与FDI流入的增加。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成为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外移的主要目的地。
而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由于面临同样的货币升值、贸易摩擦和市场狭小等问题，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对东南亚三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投资开始减少，并开始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的开放，外商直接投资更钟情于中国，将更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外商引资政策相结合，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伴随着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贸易顺差的减少，日本因国内市场狭小和国外需求不足而陷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低迷，被美国经济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因为美国将贸易逆差对象转向了新的伙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已经和新的失衡伙伴捆绑在一起了。1990年日本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迅速降低，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则迅速增加，并在21世纪初替代日本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逆差对象（见图1）。日本贸易顺差地位的下降正是美国针对外部失衡进行系列调整的结果。一方面，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恶化了日本的贸易条件，并导致了日本国内的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另一方面，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短暂的逆差降低后又顺利地将进口贸易对象转向了中国。
（二）金融渠道的财富再分配
从美元环流格局中获得国际资本流动净收益是美国外部失衡调整的另一重要方式，即所谓的金融渠道。与贸易余额降低的直接调整渠道相比，金融渠道是一种间接的调整方式，它通过估值效应①在美国外部失衡调整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利用美元霸权地位，美国通过金融渠道降低了对外负债水平和顺差国的净外部资产，在美国与贸易顺差国之间实现了财富的再分配。金融渠道始终伴随着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它贯穿于全球经济失衡加深与减弱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就金融渠道而言，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失衡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顺差国通过商品出口积累了大量的外汇资产，这些资产又以美元形式流回美国的金融市场，在美国与贸易顺差国之间形成了美元环流格局。美国外部失衡的历史表明，净国外资产头寸的变化可以通过资产价格与收益的变化——所谓“金融渠道”的估值效应而实现。大量研究表明，尽管存在调整的程度、构成等方面的差异，但毫无疑问，估值效应对美国净外部资产变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美元贬值和利率降低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的实际对外负债水平。例如，古里查斯和雷伊（Gourinchas and Rey）的估计结果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金融渠道对美国周期性外部失衡调整的平均贡献度达30%。[11]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国净国外资产基本上都表现为明显的正估值效应。1977—2010年，美国从国际资本流动中获得的年均估值高达1650亿美元，与相应年度的GDP之比为1.64%（见图2）。与此同时，日本和中国这两大贸易顺差国则分别在国际资本逆流中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负估值效应，意味着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在贸易逆差中心美国与顺差国之间实现了财富的转移。因此，金融渠道的调整实际上是通过失衡国家之间的财富再分配而降低了美国的实际对外负债，使外部调整在失衡过程中平稳进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美国金融中心地位的强化，巨额的经常账户失衡增加了金融资产的跨境交易，为美国贸易逆差提供了融资来源。
三、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趋势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受到了严峻考验，美国的逆差中心地位也受到了质疑。但大量悲观预测只是建立在贸易流量的短期变化上，而不是建立在长期的利益分配联系上。过去30多年，虽然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但其经常账户赤字并非如跨期理论所阐述的那样通过未来盈余的方式进行弥补，而是通过金融渠道的正估值效应进行循环融资。这意味着美国对外贸易失衡是不需要通过实体经济领域的商品生产和贸易逆转进行调整的，而只需要通过虚拟经济领域的隐性融资就能维持适度的外部失衡。或者说，美国的外部失衡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持续的，只有当外部失衡所需要的隐性融资超过金融发展程度时，才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全球经济失衡的暂时中断，但并非意味着全球经济失衡的不可持续。2007—2009年金融危机并未彻底动摇美国的利益中心地位，对美国的失衡中心地位也无显著性影响。但对顺差国家而言，这可能意味着贸易竞争力的弱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一）美国失衡中心的可持续性
迄今为止，对于失衡的可持续性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借鉴国外学者关于失衡发展趋势的观点，笔者认为，如果外部失衡与经济增长机制相适应，失衡的扩大和有序调整都是“可持续”的，对美国而言，意味着其经济中心与利益中心的可持续性。虽然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美国在全球货币和金融领域仍居于中心地位，在国际分工和贸易领域仍占主导地位。生产与贸易结构的调整主要发生在外围国家之间，对美国而言，只是经济结构的微调。在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经济格局下，失衡的调整可能酝酿着以美国为中心的新一轮失衡。
1.货币中心的可持续性。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所获得的净收益是支撑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重要来源，美元信用本位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美国外部失衡得以持续的重要基础。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们就提出了美元危机论，随着全球经济失衡程度的加深和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元的货币中心地位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美元行将崩溃。但美元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险象环生中获救，美国经济霸权依然屹立在那里。从理论上讲，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必定使美元资产不再那么受欢迎，贸易顺差国势必为外汇储备寻求新的国际货币和投资工具。可是，问题背后的现实情况足，谁能替代美元，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呢？人们能否挣脱美元而顺利地进行国际贸易与金融活动呢？答案是否定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短期内还没有哪个货币足以替代美元。尽管美元独大的货币地位面临着诸多困境，但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再次彰显了美元的相对强大和无以匹敌。目前来看，将继续维持着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惯性，对于美国来说，以美国为中心的失衡模式既依赖于美元霸权，又巩固了美元的中心地位。
事实上，至少有三大市场因素决定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中心地位的可持续性：（1）目前不存在足以替代美元的其他国际货币。一方面，其他国际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仍显不足（不到40%），难以与美元（60%左右）抗衡；另一方面，亚洲区域的“亚元”、海湾地区的“湾元”等区域性货币尚处于构想和设计阶段。并且，欧元的实践已经证明，由于区域内不同经济体之间很难实现利益与风险分担，超主权货币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货币的统一更是遥不可及。虽然美元的信心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受到影响，但欧债危机的爆发和持续蔓延使欧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美国想让世界明白，虽然作为世界头号货币的美元不是那么完美，但欧元更不可靠，美元依然是真正的中心和主角，而欧元只是配角。可以说，目前还没有比美元更合理的国际中心货币诞生。（2）美元在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中占有的比重最高，高达41.9%。到2011年8月底，全球SDR篮子货币中的美元资产已达2151亿美元，这也间接决定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3）美元仍是世界市场的主要标价货币。美元不仅是国际石油、粮食以及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还是一般贸易品和国外资产与负债的主要标价货币。美元的国际货币中心地位使美国在国际商品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美国的失衡伙伴或多或少都对美元存在依赖，尤其是作为国际货币外围国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因此，从市场角度看，无论是欧元，还是其他尚未形成的超主权货币，短期内都难以替代美元的中心地位，未来一段时期，美元仍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2007—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人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再思考，针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缺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提出了改革建议。但IMF等国际经济组织并非利益中性，美国拥有主导权和半数以上投票权。作为既得利益者，美国当然不愿意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实质性的大幅度改革。因此，针对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难以提出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改革方案。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没有像黄金这样的真正外部储备资产的世界里，在满足国际流动充分性与维持储备货币资产价值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将依然存在。与非对称性相伴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具有几种储备货币的多极世界仍然存在现代特里芬难题。[5]
上述分析表明，无论从市场力量的角逐，还是基于政府主导的超主权层面的国际货币改革意向，改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并非指日可待。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是长期形成的结果，短期内不可能扭转世界经济对美元的惯性依赖，作为国际货币中心的美元仍将得到持续。
2.美国进口消费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消费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在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推进下，制造业外移和金融服务业比较优势强化是美国经济的长期变动趋势，也是导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金融危机后美国进口贸易量和贸易额有所下降，但短期内不会逆转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美国也不会以制造业复兴为由而放弃已有的金融比较优势，低储蓄一高消费模式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
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与美国外部失衡利益相对应的国内经济结构的体现。为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谋取利益最大化，美国利用货币与金融中心地位主导了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以进口方式流出美元是美国实现美元利益扩张的重要方式之一，表1（见下页）给出了美国国内供需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制造业的外移，美国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二产业逐步弱化、第三产业逐步加强的长期趋势。美国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37.13%下降至2008年的26.3%，且军工产品生产大约占GDP的3%，其中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产值的比重分别下降了4.16%和6.67%。与此同时，金融等服务业占美国GDP的比重则从51.35%增加至64.19%，比国内私人消费高出近18个百分点。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生产结构并无明显变化，金融等服务业产值比重继续增加；制造业产值占比虽然略有回升，但并不显著；建筑业产值占比明显降低，由2007年的10.21%下降至2010年的6.94%。
在移出制造业和深化金融等服务业的同时，美国私人消费的比重则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62.97%增加到2010年的70.53%，即使在危机期间仍然保持增长趋势。其中服务消费支出增加显著，1980年占美国GDP的34.29%，到2010年这一比例达到47.21%。可见，在经常账户失衡的同时，消费型经济增长在美国得到了深化。美国商品净进口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0.82%上升到2006年的6.43%，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商品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缺口逐步扩大直到金融危机爆发，虽然2009年美国商品进口明显降低，但2010年又表现出强劲的反弹趋势。因此，从美国国内供需结构看，美国将利用比较优势维持商品进口，如果美国恢复制造业生产，美国服务业的出口也将相应地受到抑制，不仅不能充分发挥美国的比较优势，还会失去从顺差国经济增长中获得高收益的机会。
因此，对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分析表明，依靠进口维持国内高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将继续存在。一方面，美国的供给结构是国内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随着制造业逐步空心化，美国实体经济领域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消费。虽然2008—2009年美国的商品进口额有所降低，但2010年已经明显回升，短期内美国的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格局都不可能得到调整。另一方面，逆势调整将不利于美国与世界经济的恢复。为了实现经济的复苏，美国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在生产和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进口消费仍将是刺激美国国内经济复苏的重点，美国对国外商品仍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尤其是低成本的非耐用品。如果采取逆势的过度贸易保护，损害的不仅仅是贸易顺差国的利益，美国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也将进一步挫伤，这将增加世界经济的动荡。
3.外围国对美国依赖的可持续性。外围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离不开对美元和美国市场的双重依赖：（1）对美国消费市场的依赖。为了推进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外围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就形成了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与美国的进口消费增长模式相对应，在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外围国家实施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国内劳动力、资金等大量流向出口生产和贸易部门，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由此加大了贸易顺差和外部经济失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日本，此后的石油输出国，以及今天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都相继通过出口贸易的扩张促进了经济增长。（2）对美元货币的依赖。作为世界货币，美元不仅需要满足美国国内的货币需求，还要满足全球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对外贸易与投资需求。与美元的国际货币中心地位相对应，外围国家不得不通过出口获得美元。为了积累在世界市场上所需要的交易媒介，外围国家积累美元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资源和商品并保持顺差，由此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来源国。与此同时，这些顺差国又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商品、美国国债、证券等金融资产，大量美元最终流回美国，形成了畅通无阻的国际美元环流格局。美国与外围国之间的失衡程度越大，国际市场上流动的美元资产就越多，这间接排挤和弱化了其他国际货币的使用，由此形成了对美元的惯性依赖。
（二）顺差国贸易地位的更替
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下，作为与美国贸易逆差相对应的整体，贸易顺差国将持续存在，但顺差国的出口地位是随着国际产业转移和贸易环境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的。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等发达国家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中国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逐步替代日本的地位，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但是，由于中国出口产品位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替代性，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国际产业的转移，建立在低端制造业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可持续性将受到来自印度、墨西哥等国的挑战。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长期的低成本优势也正在减弱，这意味着顺差国在长期不得不对出口贸易产品和结构进行调整。如何应对外贸环境的恶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突破的一个瓶颈。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占据着全球贸易逆差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始终保持了失衡中心地位，但与之相应的顺差国地位却呈现出动态变化趋势。从商品贸易逆差来源地看，中国、日本、德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是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五个来源国，这些国家向美国的出口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60%以上，2009年和2010年达71%，它们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制造业生产国家。根据这些出口国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顺差国的更替情况——日本、德国、加拿大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而中国和墨西哥则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日本占比的大幅度下降与中国占比的快速上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出口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50%以上下降至2007年金融危机后不到10%；中国则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贸易逆差国转变为当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并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和2010年，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达到44.01%和42.22%（见表2）。
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随着出口贸易竞争力的提高，中国的贸易顺差迅速积累。在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吁下，人民币于2005年7月开始走上快速升值之路。此后，中国逐步陷入通货膨胀和制造业成本急剧上升的困境，包括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也包括融资成本，意味着中国过去的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和贸易条件的恶化，中国制造业出口利润正在被慢慢侵蚀，2011年沿海企业倒闭风潮即是明证。2010—2011年，浙江、广东等主要沿海地区中小出口企业遇到了经营危机——生产成本的显著上升和出口订单的明显下降，这场经营危机甚至超过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中小企业的冲击程度。中国会步日元升值之后的覆辙吗？一些迹象表明，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地位正在被更具有成本优势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替代。国内企业因高成本而难以接受低价格订单，大量出口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制鞋业为例，2010年，东莞制鞋工人月薪都在2000元以上，一年工资成本上涨都高达30%；与此同时，越南运动鞋产值同比增长20.2%，高于越南工业生产平均增长水平。面对日益上升的成本和汇率变动的压力，不断下滑的利润使企业大量裁员，一些制鞋厂陆续倒闭和迁移。事实证明，中国制造业正在进行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
此外，虽然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但它处于制造业国际分工的中低端，面临着来自印度、墨西哥等国生产成本、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潜在竞争。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跨国公司将对全球生产网络进行调整，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会逐步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将加速这一进程。美国很可能将其进口转向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中国贸易地位将被弱化，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着的潜在威胁。因此，与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相对应，作为一个整体，全球贸易顺差国家和地区将会持续存在，但贸易顺差国的地位是随着国际产业的转移和国家之间的贸易竞争力相对变化而相应调整的。正如美国的贸易逆差曾经从德国、日本、加拿大转移到中国和墨西哥一样，中国的出口贸易顺差地位可能将逐步转向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且这种转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步调整的渐进过程。
本文从美国中心视角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探讨。全球经济失衡和调整都是围绕着美国展开的，在以美元为国际货币中心和美国为进口消费中心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外部失衡对美国是有利且可持续的。对于失衡中心美国而言，它并不需要刻意对其逆差大小进行调整，而主要通过金融渠道的资本流动收益为其贸易逆差提供融资。贸易渠道对美国消费与生产结构的调整相当有限，其外部失衡调整的是贸易逆差的来源伙伴，而不是贸易余额的逆转。金融渠道的国际资本流动收益是美国进行外部失衡调整的主要方式，利用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所引起的美元环流中获得了巨大的正估值，意味着它从金融渠道实现了财富转移。
与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性相对应，作为整体的贸易顺差方将持续存在，但美国的贸易失衡伙伴则是变化的，顺差国的贸易地位将随着国际产业的转移和对外贸易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就像它曾经将商品进口从德国、日本转移到中国、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国家那样，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国际产业的梯度转移，美国可能再次将其贸易逆差来源国转移至印度等其他具有制造业潜在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正面临着这一情形。
因此，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模式是建立在利益与风险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国际分工格局基础之上的，失衡的调整压力更多施加于贸易顺差国而不是逆差中心美国。这一全球经济失衡模式将继续存在，只是失衡程度的差异和失衡对象的变化。
①估值效应（valuation effect）是指给定国际投资资产、负债与规模不变的条件下，由汇率、利率与资产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国际净资产头寸的变化。如果估值效应为正，意味着一国从国际资本流动中获得了净收益，或者获得了来自其他国家的财富转移；如果估值效应为负，则意味着一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中遭受了财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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