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试论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以后，较之以前有了两大显著变化：第一，作为国民党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第二，工农分子和共产党员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增添了新鲜血液。这样，使得改组以后的国民党较之改组以前更具有广泛性、革命性和先进性。改组后的国民党是什么性质的政党？对此，学术界近年来大致有两种意见：第一种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实质上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民主革命联盟。至于这一联盟的构成，又存在三种不同见解，目前高校中国革命史教材一般认为它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还有人认为它是具有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两重性质的革命联盟。第二种意见认为，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本文赞同此意见，并就其资产阶级性质做进一步探讨。
马克思主义认为，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主要标准有三：1、要看这个政党的纲领，它反映哪个阶级或阶层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一部纲领就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它是判断一个政党性质的重要标准。2、要看这个政党由哪些阶级或阶层的人来组成，谁又在其中起支配作用。这是一个政党阶级属性的决定部分。3、要看这个政党的实践活动，它在实践活动中是为哪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奋斗的。要弄清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当然要运用这三个主要标准加以具体分析。
一、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纲领来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全面地阐述了改组后国民党的政治纲领，这就是，要实现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主张建立一个“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共和国。实际上，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因为，尽管孙中山反对“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度，认为在这种代议政治下，“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①。但他又认为，共产主义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他曾说：“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②他的“五权分立”和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本质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他的“五权”较之“三权”有所改良、完善。孙中山说：“外国近来实行这种三权分立，还是不大完全。中国从前实行那种三权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③那么，人民在这个“五权”国家中的地位怎样呢？他反复强调：“要靠人民作主”，④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⑤。然而，他又按照“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把人们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⑥，认为，中国四万万人中“大多数都是不知不觉的人”。⑦他说：“照我看起来，这四万万人都是像阿斗”。⑧所以，“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去走”。⑨可见，尽管孙中山在新的民权主义中提出了主权在民和普遍的民权主张，但在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在国家的领导阶级和彻底实现人民的各种权利方面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他所要建立的，仍然是由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毛泽东指出：“除了谁领导谁这一问题以外，当做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⑩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新民权主义的阶级实质。进而，我们也就可以明了整个新三民主义的内容了。这就是：通过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实现新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新的民权主义），然后，再通过这个国家政权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发展资本主义（实现新的民生主义）。所以，新三民主义所反映的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它仍然是一部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二、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阶级构成和领导核心来看。国民党改组后，成份愈加复杂化了。其主要成份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此外，还有少量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等。但其中主要的还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国民党的主体部分。国民党“一大”以后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党部，是国民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员（工农阶级的代表）在中执委和中央党部中的比例不足1/4，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没有共产党员，其他成份的代表者更少，占大多数的还是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如汪精卫、廖仲恺、戴季陶、于右任、蔡元培等，都是国民党领导核心中的骨干人物。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形成的领导核心中，虽然共产党人等占居近1/3的数量，但也并没有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相反地，出现的另一个事实是，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二大”，当上了中央执委和常委，继而，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相当于总司令）。至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军政重要人物，他和汪精卫一文一武并列为国民党的两大领袖。（这个时期的蒋介石，主要的还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但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以后，日益向右转的蒋介石利用中共的右倾错误逐步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领导核心中排挤出来，直至国共分裂。纵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过程，组织上在国民党中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形成这种局面，直接原因固然是由当时国共两党现状决定的，但从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力图在国共合作中掌握领导权。且不说蒋介石、汪精卫，即便是孙中山亦如此。因为，孙中山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是为了借助共产党人的力量，把国民党改建成一个有力量的政党，然后用它按照资产阶级理想来改造中国。所以，他虽然赞同国共合作，但他绝不会让国民党的领导权落在共产党人手里的。这一点，在他对邓泽如等人的信的批语中说得很明白。邓泽如等右派曾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反对国共合作，担心共产党人将会掌握国民党。对此，孙中山批示道：“……若怕流弊，则当人人竭力奋斗，不可放责任，严为监视。如察悉有弊端，立为指出，以后我每两礼拜与各人集会一次，如遇有问题，可公开解决之”。(11)可见，孙中山容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是有条件的，是以服从国民党（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领导为前提的。他要求共产党人必须与国民党“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12)。因此，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未改变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因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一大批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
三、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实践活动来看，国民党改组以后，为了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活动。
第一，对右派分子进行批评和斗争。“一大”以后不久，谢英伯、冯自由、孙科、黄季陆等人先后制造所谓“控告”和“检举”共产党案。邓泽如、张继、谢持等又于1924年6月18日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向中央执委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对此，国民党中执委专门召集会议，作出决议，指出：“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共产主义者之接受本党党纲而加入本党，即当视为本党党员以管理之”，“凡党员之行动，并未违反此章程之规定者，本党殊无干涉之必要”。(13)所以，“党中同志不必怀疑，仍须依前奋斗”(14)。此外，国民党中执委还专门颁布了《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针对右派的猖狂反共活动，曾发表文章予以揭露和斗争，使右派分子有所收敛。孙中山逝世以后，右派势力又有抬头，1925年8月暗杀了廖仲恺。同年11月，右派分子林森、邹鲁、张继、谢持等人在北京召开反苏反共、反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又在上海成立伪中央党部，在组织上公开分裂。对此，国民党于12月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斥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等，对西山会议分子分别予以处分。通过这些批评和斗争，捍卫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第二，巩固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北伐战争。国民党改组后，首先在共产党人的参与下，领导了击溃广东商团进攻、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两次东征和南征，肃清了广东境内军阀势力，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革命提供了战略基地。接着，1926年7月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把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这些正是国民党实现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实际步骤，同时，也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
第三，发起国民会议运动。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决定北上，并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立场，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15)，从而，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他认为“中国前途的一线生机，就在此一举”(16)。他说：“如果这个会议能够开得成，得一个圆满结果，真是和平统一，全国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我的三民主义，便可以实行，中国便可以造成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17)。显而易见，孙中山是想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实现他的理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正反映了国民党的阶级利益所在。
第四，排斥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领导权，对工农运动采取既扶植、利用又限制、打击的两面政策，这是改组后国民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共合作的建立，为工农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共产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发动和领导了广东以至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使之很快又出现了新的高潮，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威信。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它也震动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他们对共产党威信的提高，工农力量的壮大，特别是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大量存在，以及他们在巩固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的作用，开始感觉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便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迫使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并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几个部长的职位，当然，这些活动都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一手策划的，但这个时期的蒋介石基本上还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的，至少从行动上迫于革命的压力，他不敢公开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在对待工农运动的态度上，国民党表现了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扶植、利用工农运动。孙中山确定了国民党的“扶助农工”政策，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设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且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支持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在这两次罢工中，国民党不但在道义上，而且在经济上都给予大力支持，如：从省港罢工一开始，国民政府财政部就以每月1万元的经费支持罢工，并另捐献15万元等，使这次罢工得以坚持一年之久。在对农民运动方面，除发布农运宣言支持农运外，还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骨干，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还成立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并坚决镇压了杀害农会干部、制造“阳新惨案”的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国民党还组织了专门的土地委员会，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等等。但另一方面，它对工农运动又进行限制，甚至镇压。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国共合作后期。国民党虽然支持了工农运动，赞成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并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态度和行动都不坚决不彻底。特别是当工人从不法资本家手里接管工厂，农民从地主手里没收土地时，他们就感到恐慌，大喊：“工农运动过火了。”于是他们就宣布停止执行过去发布的革命政策，并发布各种训令，限制正在发展的工农运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首先开始镇压工农运动。1927年3月初，他们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镇压了赣州的工人运动，接着又强行解散九江、安徽等总工会，并打死打伤工人多人。汪精卫国民党也紧步蒋介石后尘，从4月下旬开始，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压迫工农运动和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法令。4月底，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会。5月8日，通告工会群众团体，不准举行任何集会和游行示威。14日，发布禁止工人逮捕反革命和没收其财产的命令。20日，发布限制民众运动命令。24日，发布禁止土地革命和限制农民协会命令。5月末，解散了黄岗、黄陂两个湖北最大的农会，等等。从此，国民党逐步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通过“四·一二”和“七·一五”变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
通过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上述几个方面的实践活动，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具有两面性，这正如毛泽东在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点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18)。所以他们就开始“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了。这正是国民党的基本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政治纲领、领导阶级以及它的实践活动的分析，便很自然地得出关于国民党性质的结论，这就是：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尽管由于工农阶级的加入使国民党带有阶级联盟的性质，但是单纯的阶级构成是不能决定一个政党性质的，这种联盟性质并不是它的本质属性，国民党的本质属性就是它的资产阶级性。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5)(16)(17)：《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下卷第750页、897页、762-763页、735页、759页、731页、742页、883页、894页、894-895页。
⑩(18)《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1月版第1360-1367页，第4页。
(11)(12)(14)：《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5年9月版第20页，19-20页、39页。
(13)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