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省际面板的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财政支出论文,面板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财政支出不仅影响经济增长（萨格勒和杜尔奈克，2009），也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尤其是当地方政府间出现财政支出竞争时，总体财政支出可能膨胀，从而产生通货膨胀。目前的相关研究忽略了这一通胀的产生机理。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将从政府间策略互动的角度研究财政支出如何影响地区的通胀膨胀水平。
财政政策决定通货膨胀的观点较早见于Sargent和Wallace（1981）的“非合意的货币主义者计算”（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财政当局占优于货币当局，过度财政赤字水平会导致政府发行货币进行融资，当债券利率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货币当局就再也无法控制货币的供给，从而导致通货膨胀。Leeper（1991）提倡利用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来稳定宏观经济，这时候，价格水平由财政政策决定；在积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下，价格水平则会呈现出爆炸性增长。Leeper（1991）与Sargent、Wallace（1981）的共同点在于，财政政策影响或决定价格水平需要货币政策同时起作用，因此这种观点可称为“铸币税效应”。但是，Woodford（1995，1996，2001）、Cochrane（2005）等人则认为，即使没有货币的存在，财政政策依然能够决定价格水平。这一观点实际依赖于政府负债增加产生的“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当政府基本剩余为外生变量时，如果财政货币政策是非李嘉图制度（Non-Ricardian Regime），那么政府发行的债券不会导致消费者由于预期未来税收增加而降低当前消费，反而会由于手中持有债券数量的增加而产生“财富效应”，从而增加当前的消费。在均衡水平下，产品市场和政府预算同时达到出清状态，这时价格水平是由财政政策唯一决定。这被称为“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简称FTPL）。
但是，上述两种观点都没有考虑到财政支出的“生产效应”（Productive Effect）和“内部需求效应”（Home Demand Effect），这两种观点在新经济地理学文献中得到具体阐述。“生产效应”是指公共支出具有生产性特征，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观点，公共投资作为生产要素直接进入生产函数（Barro,1990; Barro & Sala-i-Martin,1992）；另一方面是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财政支出的生产性也体现在公共支出提高私人资本收益率上，这意味着公共支出与私人投资有“互补效应”（complementary effect），它可以通过公共支出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流入（Bucovetsky,2005）和生产成本的下降（Brakeman et al,2002; Commendatore et al,2007），这导致公共支出的增加吸引“脚底松”资本（Foot-loose Capital）流入该地区，从而形成产业聚集。“内部需求效应”具体也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公共基础设施（交通、法律、通讯，教育科技等投入）投资的增加导致区域内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的降低刺激了需求，进而市场的扩大导致本地产业聚集（Martin和Rogers,1995; Martin,1999）；二是财政支出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直接影响总需求，从而通过产业“后向关联”（Backward Linkage）形成产业聚集（Trionfetti,1997; Brülhart and Trionfetti,2004; Commendatore et al,2007）。新经济地理学中，价格水平并不是重点，但是产业聚集会因为交易成本下降和规模经济导致该地区价格水平下降。但是本文认为，无论是交易成本下降还是规模经济都不可能在短期取得显著的效果，反而可能会由于总需求的突然增加导致当期价格水平升高，而在长期，财政支出的“生产效应”和“内部需求效应”比较明显，因而能够显著降低本地区价格水平。
上述现象在中国也存在，只不过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的分权和财政竞争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揭示得远远不够。现有的解释大致可归为两类：第一类观点是财政分权导致银行信贷膨胀，这通常是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替代政府的财政扶持，或者政府直接从银行借款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导致银行信贷膨胀，进而产生通货膨胀（Qian and Roland,1998; Wang,1991; Bennett and Dixon,2001; Brandt and Zhu,2001）。这种观点暗示了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竞争导致地方政府将商业银行作为本地区的“第二财政”来支持地区经济发展，政府过度的投资扩张导致对银行负债增加，从而进一步恶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最终货币当局通过发行货币增加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维持金融体系的运行。上述观点意味着地方政府有能力通过信贷途径创造货币来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要，因此这相当于货币创造功能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散转移，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第二类观点认为，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如果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较低，即使在货币发行集权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和赤字的扩大也会导致通货膨胀。Brandt和Zhu（2000）阐述了这一观点，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硬约束，由于向非国有经济倾斜的信贷政策，商业银行充当地方政府“第二财政”的角色弱化。但由于中央政府收入份额比较低，它没有足够的收入来为本级支出的赤字进行融资，因此不得不通过发行货币、征收铸币税来进行融资，这导致通货膨胀。① Fung et al（2000）认为如果政府的税收收入不足以弥补财政赤字，而且债券融资比例高于货币融资比例，其结果是经济的滞胀状况，即出现低增长和高通胀状态。许煜等（2007）认为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吸引外资、土地批租和信贷支持等手段客观造成了市场上对要素的超额需求，从而导致生产成本升高以及通货膨胀。
但是，迄今的文献都忽略了财政竞争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打算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本文的贡献首先在于将财政政策影响价格水平的机制从传统的“铸币税效应”和“财富效应”进一步扩展到“生产效应”和“内部需求效应”，并对中国1992年后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其次，本文从政府间财政支出策略互动角度出发，来研究财政政策对价格水平的影响。鉴于政府支出通过上述四种效应影响通货膨胀，政府间支出竞争与政府规模的关系暗示政府间策略互动通过支出规模的膨胀而对通货膨胀有潜在的影响。本文既讨论地方政府间的“横向互动”对各地区通货膨胀的影响，也讨论地方政府与中央间的“纵向互动”对地区价格水平的影响。第三，本文利用地方政府分类的财政支出来分析地方财政政策对本地区价格水平的影响，而不仅仅笼统地用政府总支出。
文章第二部分描述财政支出互动如何影响地区通货膨胀水平，并提出理论假设；第三部分是变量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检验第二部分提出的三个假设；最后一部分是全文的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分析框架和假设
（一）财政支出竞争与“财富效应”
财政支出的“财富效应”主要是基于FTPL理论，考虑地区财政支出对于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地方政府支出和赤字的增加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增加，但这可能进一步导致中央政府本身的财政赤字增加，进而中央政府负债增加。由于“财富效应”的作用，政府赤字或盈余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与地区之间财富的分配有关。Bergin（2000）认为，FTPL本质在于家庭“财富效应”保证稳定的均衡价格水平，地区或国家之间的名义财富分配决定了各地区价格水平的差异，但是，由于中央银行实际发挥了转移支付作用，整体的通货膨胀水平不会因某个地区财政赤字的扩张而升高。财政分权或者财政联邦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政策问题与货币同盟类似，其中只有一个中央银行有权发行货币。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同盟不同的是，这里还存在一个中央政府，政府间的水平转移支付可以通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垂直转移支付来完成，但前提是中央政府必须掌握大量的财政资源，这样才能实现类似货币同盟下地方政府间水平转移支付。因此，本文得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背景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由于“财富效应”会导致价格水平升高。但是，财政收入的中央集权会缓解和降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竞争与“铸币税效应”
由于政府间财政竞争，地方政府支出的增加具有强烈的“溢出效应”，即该地区政府支出增加导致其他地区相应支出规模随之升高，这可能造成地方政府本级预算上出现财政赤字。为了吸引“脚底松”资本和劳动力流入本地区，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为支出进行融资。一种方式是增加负债，但地方政府发债受到严格的控制，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向银行贷款增加。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过度负债可能导致商业银行资本金危机，因而中央政府不得不出面救助。中央政府通过向银行部门注入流动资金，减少呆账和坏账的风险。其后果是导致基础货币增加，价格水平普遍升高。另一种方式是将中央财政视为“公共池”，向中央政府争取更多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支出竞争势必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膨胀，赤字增加，因此不得不通过增发货币进行融资。这两种方式都导致货币流通量增加，从而产生“铸币税效应”。但是，与“财富效应”相同，较高比重的中央政府收入会降低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的规模，因而也降低了财政竞争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根据“铸币税效应”的作用，本文作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互动更刺激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因而导致地区价格水平升高幅度更大；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集中缓解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三）财政支出竞争与“生产效应”和“内部需求效应”
财政支出的“生产效应”是基于公共品的生产性特征产生的，例如交通、能源、通讯设施投入、文化教育和卫生投入、科学技术研发支出以及以完善法律和制度为目的的投入等，这些投入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可以降低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交易成本，从而导致未来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且吸引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和私人资本流入该地区，形成产业聚集，因而使得未来社会总供给提高。由于生产成本的下降和总供给的增加，地方政府支出竞争的“生产效应”使得本地区未来价格水平下降。因此，财政支出的“生产效应”主要在长期发挥作用，短期作用不明显。财政支出的“内部需求效应”主要来源于因内部市场扩大而产生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导致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单位生产成本下降，因而一般价格水平下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导致未来生产效率升高和生产成本下降，未来总供给也会升高，因而本地区和其他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的“内部需求效应”导致本地区未来价格水平下降。同“生产效应”一样，“内部需求效应”的短期效应可能也不明显。尽管如此，财政支出竞争却可能进一步刺激政府需求和私人投资需求，进而导致短期内一般价格水平升高。一方面，政府消费需求短期内突然增加拉动一般物价水平升高；另一方面，私人投资需求的增加导致对该地区要素需求也会增加，这又加剧各地区之间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竞相开展支出竞争，因而导致全社会对生产资料需求增加，并推动生产资料价格升高。这导致全社会总需求增加，因而在财政支出竞争的刺激下，本地区政府支出的增加可能导致当期总体价格水平升高。
根据财政支出的“生产效应”和“内部需求效应”，本文给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长期来看，由于财政支出竞争导致各地区交易成本的下降和规模经济，未来总供给和生产成本下降，因而未来价格水平下降。但是短期内这两个效应或者并不明显，或者由于财政竞争的加剧而导致社会总需求和当期价格水平升高。
三、变量和数据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生产资料价格和消费资料价格，本文用地区GDP平减指数来反映中国各地区通货膨胀水平。GDP平减指数是指名义GDP除以不变价格GDP的值，在相应的统计资料中，由于没有各地区不变价格的GDP绝对值，只有各地区不变价格的GDP指数，因而本文计算地区GDP平减指数的公式为：
本文以下部分检验假设1—3，所用的变量包括各地区历年政府总支出以及分类支出。总支出是指本地政府的预算内支出，分类的财政支出包括六类：基本建设支出、科技支出（包括企业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经费）、农业支出（包括农业综合开发、支援农业生产建设以及农林部门事业费用）、工业、交通和流通部门事业费支出、文教、科学和卫生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公检法和警察部队支出）。财政支出变量用经过定基CPI（2000年为1）调整的本年实际值相对于经过定基CPI调整的上年支出实际值的增长率（百分数）来表示，总支出、基本建设支出、科技支出、农业支出、工业、交通和流通部门事业费支出、文教、科学卫生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实际值增长率的变量名称分别定义为spending,investment、technology、agriculture、industry、human和administration。关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本文参考李涛和周业安（2008）的方法，用相邻地区地方政府相应类型财政支出平均值的增长来表示。相邻地区在本文的定义是与该地区在地缘上有接壤的省份，然后计算所有与该地区接壤省份的财政支出的平均值。本文仍然以2000年的CPI作为基期计算相邻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总支出和上述六类财政支出的实际值和增长率（百分数）。为了反映中央政府行为与支出竞争之间的策略互动关系，本文分别用中央政府收入占当年全国各级政府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小数）和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年全国各级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小数）来刻画中央政府的行为，变量分别定义为fdrev和fdexp。由于所用的变量是百分比，因此利用实际值和名义值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重反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权的分配，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比重反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的分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的分配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策略，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支出竞争的反应和后果。考虑到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支出的策略互动性，本文用fdrev和fdexp与相邻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的乘积来表示这种策略互动性。模型还包括一些控制变量，主要有各省的银行信贷额占本地区GDP的比重，进出口额占本地区GDP的比重，以及该地区国有经济部门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这些变量都用百分数来表示，变量名称分别定义为credit、open和state。
本文的样本是1992年至2006年的年度数据。选取这段时间作为样本，主要是考虑到这段时间内省级地方政府明细财政支出数据比较容易获得并且更加准确，得出的结论更具有针对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数据根据1993—2007年的《中国财政年鉴》整理而成，由于数据缺失，样本中剔除了西藏，1996年前的样本不包括重庆市，故只有29个省市地区，1996年后的数据将重庆市与四川省单独作为样本，故有30个省市地区。各省的银行信贷额、进出口额、国有经济部门的产值和GDP数据整理自《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以及2006年和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表1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包括观察值个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
四、回归结果和分析
（一）财政支出策略互动
该部分主要检验假设1和假设2，参考Madiès等人（2004）和Rizzo（2007）给出的税收互动模型，本文将模型设定为：
由于工具变量是变量2阶及2阶以上的滞后值，因此，内生变量估计系数实际上意味着该变量过去历史值对当期通货膨胀的影响，因而反映了因果关系。同时，对于上述模型的设定，本文用“两步稳健”（Two-step Robust）方法进行估计，获得渐近一致的估计结果。但是，由于“两步稳健”估计容易导致估计系数的标准差向下偏误，因此本文用有限样本估计进行修正（Windmeijer,2005），给出了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而不是通常的z统计量。所用的软件是Stata10.1，根据命令xtabond2进行回归（Roodman,2006）。
上述估计的结果见表2，我们只考虑中央政府收入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之间的策略互动关系。这个结果不能拒绝假设1。第Ⅰ-Ⅶ列分别是对财政总支出增长率以及分类的财政支出增长率的变量估计系数和标准差（括号内），最左列表示解释变量，解释变量local是本地政府支出，分别对应Ⅰ-Ⅶ各列财政支出变量，解释变量wlocal对应Ⅰ-Ⅶ列相邻地区相应的支出增长率。L1.表示滞后1阶的因子。
对本地区财政支出而言，总的财政支出增长率spending的估计系数为正，但在10％的水平上并不显著。这说明，本地区财政支出增长对本地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是财政支出的不同成份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不同的，相互抵消导致总财政支出作用不明显，第Ⅱ到Ⅶ列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第Ⅱ列的回归结果表明investment的系数为负，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spending、agriculture、industry以及administration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human的系数为正，但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对地区财政支出而言，相邻地区财政总支出以及分类财政支出wlocal对本地区通货膨胀率都有正影响，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例如，如果相邻地区财政总支出增长10％，本地区通货膨胀率会显著地升高3.41个百分点。这说明了财政支出竞争确实显著提高了本地区通货膨胀水平。考虑到中央政府收入集中度，相邻地区财政支出wlocal和fdrev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为负，除了科技支出外，其他估计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就财政总支出而言，这意味着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收入比重每提高10％，会使财政竞争对地区通货膨胀的影响降低0.0391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变量fdrev是用小数表示）。从1992年到2006年，我国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从28.1％到52.8％，提高了87.7％，按照上面估计的参数，这导致地方政府间竞争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降低了0.34个百分点。从这个效果来看，中央政府对财政收入的集中确实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假设1是成立的。
倒数1—4行的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和回归残差的自相关性检验都表明该回归的性质良好。此外，因变量def的一阶滞后变量L1.def的估计值在0.392—0.750之间，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各地区通货膨胀确实具有强烈的正自相关性。国有经济比重state、对外开放水平open以及信贷比重credit的估计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上是正的，也符合经济直觉。
从表2中可以发现，中央政府收入比重越高，财政资源越向中央政府集中，通货膨胀水平越低，本文的结论与Thams（2007）和Claeys et al（2008）的研究一致。但这只是反映问题的一方面，它假设中央政府行为支出与地方政府支出行为无关。事实上，中央政府收入比重升高必然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降低，在地方政府事权没有显著减少的情况下，财权的缩小会导致地方政府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中央政府必须通过手中掌握的财政资源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补贴拨款。其结果可能导致Weingast等人（1981）所谓的公共池问题（common-pool problem），在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和补贴的保证下，地方政府间竞争反而可能加剧，从而中央政府比重升高放大了地方政府竞争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一点，本文对方程（2）进行修正，中央政府收入比重fdrev和支出比重fdexp都与wlocal作交叉乘积后作解释变量，回归的结果如表3。
表3的结果证实上述推断，变量wlocal×fdrev的估计系数仍然为负，且都在1％的水平显著，估计系数位于［－0.635，－0.057］区间，但是，除行政管理费支出与中央政府支出比重交叉项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外，其他支出解释变量wlocal×fdexp的估计系数都为正，并且都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支出比重的增加反而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且，wlocal×fdexp估计系数的绝对值都大于，wlocal×fdrev的绝对值，这意味着，如果中央政府收入比重和支出比重按照同样的速度增加，那么财政的中央集权将加剧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通货膨胀也会升高。这个结论证实假设2也成立。
对比表2和表3，除了基本建设投资的系数变得不显著外，local的估计系数基本没有变化，而wlocal的估计系数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除了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的估计系数符号没有变化外，其他估计系数的符号都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在表2和表3中wlocal的含义不同。在表3的回归中中央政府的行为只包括财政收入，而没有刻画其支出行为，因而local和wlocal的估计系数只控制了“财富效应”。表3的模型中既包括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变量，也包括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变量，因而wlocal控制了“铸币税效应”和“财富效应”，主要反映了“生产效应”和“内部需求效应”对当期价格水平的影响。从表3中可以发现，本地政府在科技、农业、工业交通和流通部门以及行政管理费用上有显著的正影响，这说明短期内该地区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支出由于总需求的增加提高了当期价格水平，而基本建设支出、文教科学和卫生支出的当期影响则不显著。就相邻地区财政支出wlocal系数而言，除了wadministration的估计系数是正的之外，其他估计系数都是负的，但是只有wagriculture和whuman的系数是显著的，因此在这两方面的财政支出竞争会由于生产成本的下降而导致当期价格水平下降，而在行政管理费用方面的支出则可能因为总需求增加而导致当期价格水平下降。因此，总体上来看，短期内财政支出竞争通过“生产效应”和“内部需求效应”对当期价格水平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长期效应，上述估计结果可能并不稳健。
（二）财政支出竞争的长期效应
方程（2）可以检验财政支出竞争的短期影响，但是并没有对其长期效应做进一步的检验。我们下面利用方程（3）来检验财政支出竞争的长期效应：
模型中加入了相邻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1—5阶的滞后值，这意味着财政支出竞争本身也是一个动态过程，相邻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本年增长率可能受到当期和过去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影响，也可能受到本地区财政支出的影响。
对方程（3）也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发现，local系数都是正的，其中变量agriculture、industry、technology以及human的系数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即地方政府对农业、工业、交通和流通部门和文教、科学和卫生方面上的支出会显著增加对当期通货膨胀的影响。另外，wlocal[,i，t－j]的当期支出效果根据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而不同，这体现了不同方面支出竞争的“生产效应”和“内部需求效应”是有差异的。首先，变量wspending、winvestment以及whuman在当期和滞后期的估计系数都是负的，并且当期值和滞后4—5期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这些方面的财政支出竞争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会导致生产成本的下降，进而通货膨胀水平下降。其次，变量wtechnology和windustry的系数在当期显著为正，而滞后5阶的系数显著为负，其中，变量wtechnology从1—5阶的估计系数都是负的，其中4—5阶滞后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windustry的系数只是到了5阶滞后值才显著为负。这说明科技、工业交通和流通部门事业费支出的竞争由于当期总需求增加而提高当期价格水平，尤其是工业交通和流通部门事业费支出对价格水平的正向影响一直持续到滞后第4期，随后由于生产成本下降和规模经济导致价格水平下降。变量wagriculture和wadministration的估计系数只是在滞后4—5期才显著，并为负，说明地方政府在农业和行政管理费用上的支出竞争短期内对价格水平没有影响，而长期对价格水平有负影响。因此，总体上来看，由于交易成本的下降和总供给的升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长期内将导致通货膨胀下降，这证明了假设3。
（三）反向因果关系检验
如果上期发生通货膨胀，说明宏观经济形势可能过热，这时政府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可能降低，以避免总需求进一步升高。这就产生了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反向因果关系意味着上期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会降低本期财政支出增长率对当期通货膨胀的影响。为了检验上述反向因果关系，将方程（2）进一步修正为：
（4）
相应的估计结果见表5。L1.def的估计系数显示通货膨胀仍然显示出强烈的正自相关性，local的估计系数中，spending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investment的系数为负但也不显著，其他支出的估计系数都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交叉项local×L1.def的估计系数为负，但是总支出不显著，其他都至少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根据回归结果，
，这意味着，由于
＜0，因而财政支出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导致通货膨胀升高的幅度下降
个单位。因此，如果上期通货膨胀率较高，财政支出对本期通货膨胀的影响就会降低。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区价格波动采取反周期政策，降低本地政府支出。考虑到这样的反向因果关系，本文发现，假设1和假设2依然成立，wlocal×fdrev和wlocal×fdexp的估计系数符号与表3是一致的，即中央政府收入比重升高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水平，而中央政府支出比重升高则会提高通货膨胀水平。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运用1992—2006年地方政府分类的财政支出数据研究地方政府支出、政府间竞争以及中央政府行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基于四种效应，本文提出了三个假设，并对这些假设一一进行检验。总的来说，政府间财政支出互动体现在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由于地方政府普遍将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视为“公共池”，因而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膨胀和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进而导致总体政府支出和赤字规模增加，因此产生更高的通货膨胀。但是，如果中央政府占有较高比重的财政收入，这会降低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今后的财政政策和财政体制改革，本文提出两点建议：（1）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促进财政支出“生产效应”和“内部需求效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到有利于长期生产效率提高的基础设施领域，例如改善地区交通和通讯设施；提高教育、医疗和卫生水平，增强人力资本；改善法律和制度环境，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等。这部分投入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供给水平，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也有利于抑制由于供给不足而产生的通货膨胀。（2）继续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寻求中央与地方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解决财政分权和“公共池”问题。目前我国财政体制的一个问题在于省级政府是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直接受益方。作为地区公共品主要供给者的县（市）级和乡（镇）政府反而得不到足够的财政资金，这直接导致我国县乡负债问题严重，进而容易导致总体赤字规模膨胀。这为通货膨胀的产生埋下了隐患。结合目前进行的政府改革，因此有必要扩大县（市）和乡（镇）地方政府的财权，弱化省级政府对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支配权力。
注释：
① 但Thams（2007）和Claeys等人（2008）利用德国联邦的数据，证明中央政府收入的集中化有效地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对地方政府负债的压力，因为德国联邦政府更容易通过转移支付途径弥补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从而降低地方政府负债导致的“财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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