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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源远流长。严格意义的出版，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成熟的符号系统，二是适合传播的载体材料，三是可以大量复制产品的印刷技术。这三条至迟在唐代已经齐备。19世纪末，出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现代新闻出版业在我国兴起。然而，翻遍古代典籍，却找不到“出版”二字。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出版”是一个外来词。
据出版学家张志强先生考证，它最初出现在清末思想家、外交家黄遵宪《日本国志》一书中，黄曾做过驻日参赞，书中用的是日语词。1899年8月，梁启超先生在《自由书》序中，又一次用到了“出版”：“西儒约翰·弥勒说过：‘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当时正是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大量的新思想、新观念涌进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后，前辈文化人更是高举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旗帜，“出版”成了新文化的一个元素，迅速被中国文化人所接受。从此以后，在座各位包括我自己在内，便成了“出版人”。
一、出版的历史使命
出版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不管是大小词典还是百科全书，都有着大同小异的解释。大致可概括为：对稿件作选择判断加工，通过复制技术，对公众进行广泛传播的社会文化活动。这当然是严谨的学术语言。不过，这里只想结合个人的经历，用三个小故事，谈谈对出版的认识。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五年前，我曾应山西出版界朋友邀请，到山西做一个讲座。我是晚上到的，书海出版社总编到机场接我，直接驱车到讲座地点——离太原100多公里的一个温泉疗养院。车子一路风驰电掣，就在快到目的地时，由公路拐向乡间小路，突然之间大面积停电，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司机对路况不熟悉，打足了大光灯，还是辨不清方向，一会儿开到河边，一会儿开进丛林，不到一刻钟的车程，开了整整两个小时。
我坐在车里浮想联翩。我想到了我编辑的《巴金论创作》一书中，巴金老人反复提到过的高尔基的作品《燃烧的心》。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为了带领自己的队伍走出漆黑的山洞，他剖开了自己的胸膛，用一颗燃烧的心引导队伍前进。我想到了另一位作者刘再复说的禅宗故事。两位出家人晚上出门，一人点亮了灯笼，另一人“噗”一口，把灯笼吹灭了。这位出家人说：“心里有灯，何须手上提灯？”这个故事当时听时，就觉得有“棒喝”的味道。我还想到了朱光潜先生打过的一个比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没有这些大师用思想的灯火，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也许直到今天，人类还在黑暗中摸索。”朱先生曾对我说：“思想的灯火就是靠图书保存下来的。没有一代又一代出版人的努力，再深刻的思想也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宋人曾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听了朱先生的话，我觉得后面还要加上一句：“人间无出版，何人识仲尼？”出版的使命就是传承人类的思想的灯火。
第二个故事和一位作家有关。这位作家叫王蕤，她在我们社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书名叫《俗不可耐》，反映的是海归生活，后来香港版改名为《欲望俱乐部》。有一次我问她：“你是搞时尚的，怎么会想到写小说呢？”她谈到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历，说有一次参观印第安人文化遗址，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在她的印象中，印第安人是美洲的土著居民，他们的生活形态肯定是粗糙甚至是原始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印第安人最初生活在亚洲，到美洲后创造了很多人类文明，比如玉米、马铃薯、番茄、向日葵等等，都是他们首先种植的。他们的绘画和雕刻，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自从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侵入以后，他们被迫迁徙，曾经创造的辉煌轰然倒塌。站在印第安人文化遗址前，你会有一种文化被强行割断的恐怖。王蕤们认识到出版能保留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民族的智慧，于是她们拿起了笔。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批年轻人从中国到海外，这段经历是有特殊意义的。她们想用自己的文字，留下一个民族的精神档案。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国外。三年前总社社长杨益萍带队去俄罗斯，本人也忝列其中。一次在一家俄罗斯餐厅用餐，离开前我去了趟洗手间，出来便不见团队的影子。情急之中想到了一个俄语单词：Китай(中国)。我问餐厅的一个服务员：“Китай？Китай？”她立刻把我带到后门，大家正站在那儿等我呢。Китай这个单词，据说是从契丹的读音来的。契丹是个十分强悍的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辽国，横亘在俄罗斯和唐之间。俄罗斯人只知道契丹，不知道在契丹的南面还有更辽阔的唐，他们以为契丹就是中国，所以称呼中国为Китай。这样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为什么后来无声无息了呢？既不是因为战争被消灭，也不是因为瘟疫被拖垮，而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自己的文化！契丹人和汉族人、蒙古人、女真人混合居住，没有坚持发展自己的文化，结果渐渐失去了作为契丹人的民族特征。由此可见保留民族文化元素的重要。没有科技会亡国，没有文化则会亡种。韩国人吃泡菜，日本人穿和服，中国人过春节，都和文化有关。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收养一个越南孤儿，对她照顾无微不至。希拉克经常让这个孩子吃越南菜，他说：“我要让她记住祖国的味道。”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
以上三个故事，我只想说明一个道理：出版承担着传承文化的使命。印第安人文化被割断，这是可怕的；契丹人文化遭放弃，这是可悲的。我们庆幸中国出版源远流长，正是出版让我们认识了春秋时代便有孔夫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认识了记录孔夫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这样不朽的著作。
二、出版人的四种角色
作为一个出版人，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我们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想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文化生产的组织者。鲁迅曾经说过，诗人要写诗，就像植物要开花一样，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马斯诺的心理学，有五个层次的理论，表现欲望便是其中的一个层次。出版人的责任，就是要让这种欲望由自发变为自觉，由无序变为有序。不仅大型的丛书、套书，大型的百科全书、工具书，要精心做好工作，个人写作同样有个组织问题。特别是在作者还没有进入写作状态时，出版人要激发作者的写作热情，点燃作者的写作欲望。
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谈过自己的创作经历。他本是一个热血青年，社会却让他处处碰壁，终于堕入颓唐。他曾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终日以抄古碑打发时间。正当他百无聊赖时，会馆里来了一个人——《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钱问鲁迅：“你抄这个古碑有什么用呢？”鲁迅回答“没用”。“那为什么不写点东西呢？”鲁迅反问：“难道写点东西就有用吗？”接下来便是关于“铁屋子”的著名比喻。鲁迅认为现实中国就像一个铁屋子，没有门也没有窗，所有人都在里面昏昏欲睡，把少数人先惊醒过来，只会让他们感到更痛苦。钱玄同说，把少数人惊醒过来，他们就会寻找出路，谁说铁屋子没有打破的可能呢？在钱玄同的激励下，鲁迅终于拿起了笔，写下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钱玄同的组稿，在“五四”的新文坛上，会不会有鲁迅这样一位“直面人生”的勇士。
再举一个例子。汪曾祺因参加京剧《沙家浜》创作被反复审查，1979年春“说清楚”以后，万念俱灰，决心封笔。他每天到单位应个卯，然后晃荡晃荡回家，不是闷头睡觉，就是提篮买菜。有时干脆在外面喝酒解闷。一天傍晚他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二女儿告诉他说，有人等了他两个小时。“谁？”“王扶。”“哪个王扶？”“《人民文学》的。”“干吗？”“约稿！”听到“约稿”二字，汪曾祺顿时酒意全无，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拿着王扶留下的便条，读了一遍又一遍。他仰天长叹说：“居然有人还记得我啊！”可以说是一次约稿，让一个作家起死回生。如果没有这次约稿，也许汪曾祺真的会变成一个整天忙着给家人做饭的老头，读者无缘再看到《受戒》《大淖记事》这些当代小说史上的杰作。
第二，文化产品的鉴定者。说到“鉴定”二字，不由联想到电视台的“鉴宝”节目，那些“老法师”真是目光如炬，洞幽察微，抓住一些小细节、小特征，便能断定“宝物”的真伪和价值。出版社编辑所从事的，何尝不是“鉴宝”工作？他们应该像文物商店的“老法师”一样，掂得出文稿的分量。这种“鉴定”是社会文化评价系统的组成部分，对社会文化生产起着调节和引领的作用。一旦缺乏这种眼光，则会伤害作者的创作热情，甚至可能扼杀作者的创作生命。
各位一定知道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这位作家本是学法律的，后来专门从事科幻创作。他的作品风靡全世界，在我们那个时代，几乎无人不读，《八十天环游地球》《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成了年轻人见面时的话题。凡尔纳的作品不仅影响了文学阅读，而且影响了科学研究，当年的幻想不少已成了今天的现实。但凡尔纳的作品并不是一开始便被人认识的。他的《八十天环游地球》，前后投过十五家出版社，都遭到退稿处理。凡尔纳一气之下，曾准备把原稿投入炉中，付之一炬，幸亏他夫人眼明手快又抢了出来，劝他再投一次。第十六次终于有一家出版社接受出版。面对出版史上的这个经典案例，出版人应该扪心自问：我到底是前面十五家出版社的编辑呢，还是第十六家出版社的编辑？
眼光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职业固有的，而是出版人自我修炼的结果。“五四”时期，宗白华曾编过《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当他第一次读到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投寄来的《鹭鸶》和《抱和儿浴博多湾中》两首新诗时，便断定郭诗具有特殊价值，鼓励他继续惠稿。郭沫若在此之前，给国内不少报刊投稿，不是泥牛入海，便是“恕不录用”。自从遇到宗白华后，他的诗歌创作激情如火山一般爆发出来，半年之内在《学灯》上发表了几十首诗，后来集成了《女神》一书，不仅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而且开启了一代诗风。郭沫若称宗白华为“我的钟子期”。为什么宗白华能慧眼识珠呢？看了《三叶集》中那些通信你便明白，当时宗白华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他已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美学修养，对中国诗歌传统了然于心，对“五四”新文学更是充满热情，这样的出版人，自然会有异于常人的眼光的。
第三，人类智慧的传播者。英国哲学家培根对出版曾作出高度评价，他认为出版就像一艘航船，把人类的智慧运向一代又一代。传播，是出版的一个基本特征。看过电视里播放的《动物世界》，我们知道动物也可以通过肢体动作，向下一代传播生存技能。人为万物之灵长，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可以通过语言，传播自己的生存经验，传播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体会。然而，个体和个体之间的传播，其范围毕竟是有限的。自从文字出现以后，人类的智慧便可以得到有效的记录和保存；而自从出版出现以后，人类智慧的传播便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人的思考，有可能成为全人类的思想；一个人的发明，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的财富。出版，使人类的智慧实现了超时空的传播。
每一本书，都积累着人类的智慧。早在春秋时代，书已经是“汗牛充栋”。随着一代又一代出版人的贡献，今天的书早已是浩如烟海。面对巨大的文化遗产，每一代出版人为了完成自己的传播任务，都要放出眼光进行选择，选本的流行便与此有关。孔夫子编《诗经》，萧统编《昭明文选》，清人编《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都是为了让作品得到更好的传播。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期间，我曾几次拜访周扬先生。一次谈到选本问题，他就认为选本体现了传播的智慧。他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选本。这既是为了让作品经典化，也是为了让作品当代化。通过经典化，提升作品的文化积累价值；通过当代化，使作品更容易被今天的读者接受，强化传播效果。为此，周扬曾建议说：中国应建立一门“选学”。
传播，既是纵向的，也是横向的。每一代出版人，都必须立足于为当代人服务。为此，图书必须具有市场的号召力和文化的渗透力。一本书的价值，当然不能简单地由印数来决定；但如果书出版以后，在目标读者中激不起半点涟漪，那肯定不能算是成功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努力扩大国内市场的覆盖面，而且还要实现“走出去”的目标。中国出版承担着文化交流的任务。传播，要自觉地站上一个新台阶。
第四，精神气候的营造着。人总在一定的气候下生活。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气候，精神界有精神界的气候。“精神气候”这个概念，出自19世纪法国的美学家、史学家丹纳。这位在中国美学界极具影响的人物，曾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说：自然界气候的变化，决定了这种植物或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界气候的变化，则决定了这种艺术或那种艺术的出现。他是讨论艺术的，所以重点谈的是精神气候对艺术的影响；实际上精神气候何止影响艺术，它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化环境。精神气候和自然气候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构成精神气候的元素是多方面的，广播，电视，网络，手机，街头广告，包括语言，而其中必不可少的则是出版物。它们是精神界的花草树木。龙应台曾经说过，看一个城市是不是先进，不要看其他的，连续下两个小时的雨就足够了。如果这个城市的交通没有停止，供应没有匮乏，人们的情绪没有恐慌，那说明这个城市是先进的；否则，便还处在发展之中。我们也可以说，看一个城市是不是文明，不要看其他的，只要看一看这个城市的读书生活就够了。如果这个城市里还有书展，在书店里还陈列着学术图书，图书馆里的经典著作经常有人借阅，电视里还能看到读书节目，那这个城市便是有文化的，否则便可能正处于文化滑坡之中。
回顾一下新时期初的出版工作，作为一个出版人，我觉得是值得自豪的。当时，我们国家刚走出“十年浩劫”，眼前一片狼藉，但民心思治，百废待举。一套“青年自学丛书”，修补了因高考停止而断裂的学习传统，掀起了一代人的学习热潮；一套“走向世界丛书”，砸向闭关自守的精神枷锁，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一本高屋建瓴的《读书》，不但打开了读书的禁区，更打开了的思想的禁区，多少人因此发出了“还我头来”的呐喊；一本接地气的《文化与生活》，让生活恢复了应有的色彩和活力，政治上的解放带来了生活上的觉醒，人们恍然大悟：活着并不等于生活……正是这些书、这些刊，构成了特定的精神气候，让国人经受了一场精神洗礼。中国出版的这一复兴期，写下了出版人的光荣与梦想。
三、出版人要念好“三自经”
下面简单说一下“三自经”。它们包括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律。
文化自觉体现的是一种使命感。出版人要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精神的打造，自觉地承担自己的责任。有了文化自觉，你才会在出版实践中充满激情，充满向往；你才会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做时代的“弄潮儿”，运用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健康发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提出的口号是：做中国文化的脊梁。这个口号便有着文化自觉的深刻内涵。
前一阶段，多家出版社重印民国时期的老课本。比如商务版的《国语教科书》，开明版的《国语课本》，世界版的《国语读本》。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当年教科书出版的热闹景象。张元济进入商务以后，抓的第一件事便是组织编写教科书，他说：“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陆费逵自立门户创办中华书局后，同样把教科书作为当务之急，他说：“立国之本在于教育，教育之本在于教科书。”开明的叶圣陶和丰子恺两位大家，更是亲自合作编写语文课本。这是出版人的一时心血来潮吗？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王朝风雨飘摇，科举考试命悬一线，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现代出版机构不约而同地选择编写出版教科书，这体现了前辈出版人的文化自觉。编写出版教材是中华民族赋予出版的神圣使命。这些老课本不仅对今天的教育改革具有启迪意义，更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高度和精神高度。
文化自信体现的是一种判断力。它不是自我安慰，更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对文化价值的准确判断，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文化创造力的充分肯定。对于我们这一代出版人来说，首先要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充满信心，再不能重蹈“打倒孔家店”的覆辙，重演“革命大批判”的闹剧。毛泽东早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不能自惭形秽，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们要把传播中华文化的担子，自觉地担当起来。其次要对先进文化的感召力、影响力充满信心。我们相信人心是向善的，社会是向上的。先进文化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一定能够影响世道人心。出版要坚持宣传真善美，抨击假恶丑，不能为了吸引眼球，为了增加码洋，不惜搔首弄姿，让斯文扫地。在任何情况下，出版人都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第三在当前泛娱乐的大背景下，我们还要对阅读充满信心。阅读是一种精神现象，只要人类存在，阅读便不会消亡。人均阅读率的波动，只是阶段性的现象。阅读的形式可能改变，但阅读本身不会改变。出版仍然是万古长青的事业。即使在网络时代，纸质图书仍然有发展的机会。一代伟人毛泽东9月9日逝世，但他9月8日仍在读书。比尔·盖茨曾自称是纸质图书的掘墓人，但2008年退休以后，他的办公室里却放满了纸质书，他说每周至少要读一本。我们相信未来是一个多元阅读的时代，纸质图书仍有着独特的魅力。
文化自律体现的是一种自制力。出版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了民族文化的振兴和发展，出版人要该出手时就出手，像作家谌容说的那样，龙门敢跳，狗洞能钻，虽九死而不悔；但决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利，一社之小利，放弃操守，放弃原则，被金钱牵着鼻子走。所谓文化自律，说得明白一点，就是人要有人格，社要有社格，不为五斗米折腰。中国版协曾编过一本《我与开明》的书，开明书店便是一家懂得自律的出版社。作家丁玲称开明书店是一个“严肃的书店”，“负责编辑的先生们是有思想的，对读者是负责任的。他们不趋时，不务利，只是要为祖国的文化事业贡献力量”。社会上皮包出版社、野鸡出版社为了赚钱，在书的内容上竭尽挑逗之能事，“开明”却目不斜视，不改初衷，叶圣陶曾有诗曰：“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作家秦牧用八个字评价“开明”出版的书：“严严正正，踏踏实实。”在能觅到的1500多种书中，你找不到一本不该出的书。今天，我们应该更高地举起“文化自律”的旗帜，像当年的开明人那样，做一个“俯仰两无愧”的新时代的出版人。(本文据作者2010年8月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