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留给21世纪的遗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产论文,世纪论文,杜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已经进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为什么依然认为约翰·杜威的观念与当今的众多问题具有相关性？一方面，杜威离开人世之后的六十多年中，人类遭遇了技术、气候、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早在杜威去世之前十几年，他的理论似乎就已经过时了。而且，杜威的观念在20世纪下半叶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如果把对杜威的思念之情放在一边不论，我们还有什么充分的理由来着眼于现状继续研读杜威呢？① 追寻杜威思想影响的路径 关于杜威思想的影响问题，哲学史家和理智史的研究者们可能会提醒我们说，我们还不完全了解杜威在哲学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更不了解杜威对美国实用主义及教育哲学发展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对杜威的观念与皮尔士、詹姆士、米德、亚当斯及其他一些人的观念的关系所进行的考察，尤其是对杜威与很多女性教师和校长的观念的关系的考察，将会让我们有希望拓宽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理解。正如杜威自己所言，那些人既是他的合作者，也是他灵感的来源。 在这些方面，比如，对杜威和威廉·詹姆士之间相互影响的路径问题，我们还根本谈不上了解。由于杜威并不特别热衷于保存自己的来往信件，已知现存的詹姆士和杜威之间的通信一共只有26封。但我们确实知道，当詹姆士于1890年出版《心理学原理》时，杜威在一年间就吸纳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而且我们还知道，时年31岁的杜威毫不胆怯地写信给詹姆士，指出他著作中的某些特质。在一封值得注意的信件中，杜威写到，“在第369页中，您实际上陷入了‘心理学家谬误’的圈套”②。尽管如此，杜威还是受到了詹姆士的很大影响，以至于他立刻在密歇根大学开设了两学期的课程来研究《心理学原理》。我认为，杜威和詹姆士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路径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至于杜威与皮尔士的关系，如果我们对此有所留意，就可能在杜威的工作中找到一些零散的“三”的组合，这些与皮尔士的观点极为相像。例如，杜威在《经验与自然》第九章中对艺术品的讨论就非常好。他认为当今所谓的艺术品已经不再是艺术品，因为它们最后已经沦为某些非审美目的的工具。第一，某些作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的内容只不过是自我表现。第二，其他的艺术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对艺术世界中现存的艺术品反应甚小。第三，还有一些艺术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不过是商业或政治商业化的展品。这不正是将假定的艺术品的失败进一步阐释为(1)不考虑与其他艺术品关系的定性表达；(2)对另外艺术品的全盘反应；(3)一个不相关的第三个成分——艺术家与他(或她)的材料和他(或她)的受众之间的成分——的浸入吗？这一点不正像是杜威对皮尔士的范畴所作的回应吗？至于米德，更简要地说，实际上极有可能但仍存在争论的是：杜威借鉴了这位好友对自我的形成的处理。简·亚当斯也进入我们的视野了，杜威给夫人爱丽丝的信充分证明了他在关于伟大的社会意义的问题上受益于亚当斯。我们迫切需要关注杜威与他的老师们的关系。“杜威的老师们”一词当然很含糊：与杜威共事过的老师有好几位，也有不少人让他受益颇多。 对于那些更有兴趣通过哲学取向来研究杜威思想的预见性和影响的人们来说，他们应该通过考察杜威对其同时代年轻人的某些见解的预见来讨论杜威思想的相关性问题。例如，这些年轻人包括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他们都比杜威年轻30岁。正如我们所知，早在1916年，杜威已经在他的《实验逻辑论文集》和《民主与教育》中提出了关于技术和工具使用的想法，这比海德格尔提出的“Vorhandenheit”(现成在手状态)和“Zuhandenheit”(上手状态)至少早了十年。在他1893年的文章《必要性的迷信》中，杜威提出存在的必要性仅仅只是个“迷信”，这早于维特根斯坦1921年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相关观点。维特根斯坦后来应当给这个见解本身写个德文的版本，“Der Glaube an den Kausalnexus is der Aberglaube(对因果联系的信仰是迷信)”③。当然，杜威同样也预言了《哲学研究》中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当时，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语言是工具，他拒斥私人预言，抵制语言“图式论”。 我几乎不用怀疑，对于听众来说，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我在这里强调它们，只是因为人们对实用主义奠基人所实际倡导的和所完成的事情仍然存在着相当混乱的联系。下面是安东尼·高特理勃(Anthony Gottlieb)给卡林·罗马诺(Carlin Romano)的著作《美国哲学》所写的书评，该书评刊登在2012年7月1日《纽约时报》书评栏目的头版中：“在实用主义看来，理论的优劣要取决于它们的实用价值，而不是根据它们所描述的世界的准确性来加以判断。这种想法的最终命运被一个伟大的美国哲学家悉尼·摩根拜斯(Sidney Morgenbesser)表达出来了。摩根拜斯说，这个想法在理论上很完美，但在实践中无法起作用。他的意思是，实用主义听起来像是个好方法，但当你究其实质，它要么是浅薄的，要么缺乏连续性。”他继续写道：“哲学上的实用主义存在着薄弱的方面：它通过我们如何使用概念来研究概念的意义。但这个观念的所有权主要是维特根斯坦的……”④ 我在这里不能列举出高特理勃书评中所有的错误，我只能建议，我们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只有这样，杜威对技术性哲学的贡献才能被更广泛地知晓(包括他至少预言了20年后维特根斯坦转向语言的工具观点这个事实，以及这个理论几乎不是维特根斯坦的“特质”这个事实)，历史的精确性在评论和期刊中才能得到尊重。 文本的解释学完整性 在上一段中，我已经开始从关于哲学发展和研究的影响的相关性建议转向讨论杜威技术性哲学的持续相关性问题。首先，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对文本的忠实性问题。换句话说，当代哲学家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了解了杜威(更不用提那些在专业上不那么消息灵通的记者们的随意的评论了)？说得复杂一点，我们可能都知道，至少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说过：即使杜威没有说过他曾经说过他说过什么，他也应当已经说过他曾经说过他说过什么。 其他一些人从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的视角来看待杜威的工作，他们曾经发现过“错误”。其实，不带偏见地说，相关文本已表明，应该不存在那样的错误。例如，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random)曾经提出，古典实用主义者(杜威也被假定包括在内)的错误之一在于，他们仅仅考察信念的结果的“下游”，因此忽视了当代语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由于恰当的应用环境与结果相关联，信念的前件遭遇到“上游”，因而应得到考虑。但以此种方式进行争辩，就忽略了杜威在1938年的著作《逻辑》中提到的一个重要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十分熟悉的区别：即适用于以一般性交流为目的的语言(或者是洛克所谓的“市民语言”)与那种仅仅是由先验探究所决定的语言之间的区别，“前者与探究的目的相关，后者只看重逻辑的意义”(LW.12.284)。显然，大多数人都懂这个区别。但是，很清楚的是，杜威认为，确定一个探究的后果的判断是真的，这个判断是在它既是确证的也是可断言的意义上是真的。而且，它是作为对先前有问题的情境的先验探究的后果而得到确证的。在这里，“先验”是“上游”的另外一种说法。因此，我认为仍然有必要做更多的研究，让一些所谓的“分析的”实用主义者们注意经典实用主义文本中的实际细节。 杜威的技术哲学的前溯：动态的系统理论 除了解释学的完整性这一重要问题，当我们讨论杜威哲学的当代相关性时，杜威的技术哲学的向前追溯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杜威的一些工作现在才刚刚得到学术界的赏识，并继续为前沿的研究工作提供学术刺激。杜威1896年的文章《心理学中的反射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洛克韦尔(W.Teed Rockwell)是动态系统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他曾经再明显不过地谈论过杜威的贡献。“如果杜威是预言天才的话，他会用1896年的经典文章《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来预测行为主义的垮台和认知心理学的兴起。而且，他还超越了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表达出了动态系统理论的基本原理。”⑤简单地说，杜威1896年的文章拒绝将信息标注为被力图链接在一起的原子时刻，他的文章因此而超越了斯金纳(Skinner)、华生(Watson)、乔姆斯基(Chomsky)和福多(Fodor)等人的观点。洛克韦尔将此恰当地解释为：“我们用一系列行为模式来应对每种感知，这通常有助于实现某种目的。行为本身也存在于一个可能性空间的范围内，所获得的技能正在知觉空间和行为空间之间建立起一套一致、有用的联系。或者说得通俗一点，学会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⑥哲学家和神经学家阿尔瓦·诺伊展示了一长段来自杜威1884年论文的文字。对杜威于八十多年前写的话，诺伊问道：“你在哪里停止？世界的其他部分又在哪里开始？我们没有理由假设这关键的边界存在于我们的大脑或我们的皮肤上。”⑦下面可以看作是杜威自己在《经验与自然》中对诺伊的评论的“古怪”回应，“必须记住的是，生命作为一个经验事物，它不是一个有机体皮肤表层下的东西，而是包含了有机体本身与外部时空以及更远的高级有机体之间的连接和相互作用的综合事物”(LW.1.215)。研究梯柏·斯雷墨斯(Tibor Solymosi)所称的“神经学实用主义”(neuropragmatism)似乎有宽广的前景。毋庸置疑是，杜威的工作，包括这篇关于反射弧的文章，都会继续与这个有前途的研究相关联。杜威的技术哲学的前溯，在这个领域的继续研究中是大有潜力的。 杜威的技术哲学的前溯：概念—命题理论 杜威的技术哲学的前溯在与认知的身体比喻的相关研究领域中也很明显。例如，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2007年的著作《身体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Body)中证明了，当一些美学和逻辑的方法在杜威的工作中相互交织时，会对一些语言上的英美分析哲学的基本假设产生重大影响。⑧以杜威的《经验与自然》和《作为经验的艺术》为基础，约翰逊反对由哲学家蒯因(Quine)、塞尔(Searle)、戴维森(Davidson)、福多(Fodor)和罗蒂(Rorty)等人提出的所谓的“意义的概念—命题理论”⑨。正如我们所知，他们所持的共同观点是：“句子或话语(以及我们用于造句的词语)各有各的意义。句子通过表达命题而获得意义，这些命题是意义和思想的基本单元。”而且，“根据这些客观的语义，既不是语法规则，也不是逻辑联系，甚至也不是命题本身与人的身体有内在的关系。”⑩ 约翰逊当然不是持这种观点。他用于替换这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的候选观点具有经验上的显而易见特性，并得到优美的陈述：“如果婴儿在学习事物和事件的意义，如果婴儿尚未形成命题，那么，意义和理解就必须涉及远比创造和理解命题及与之相应的话语更多的东西……意义在模式、影像、品质、感受并最终在概念和命题中得以交流。”(11)把约翰逊的观点与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所做的论述加以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每一种思想和意义都可以向下寻找到某种有机的吸收或剔除行为，或放弃，或破坏，或照顾，或发信号或回应。它起源于生物行为的某种确定的行动；我们的身体为心灵行为命名，像明白、领会、搜索、确认、穷酸、摒除、理解、感动等等，情感不仅仅是‘隐喻’”(LW.1.221)。考虑到约翰逊所谓的“意义的概念—命题理论”的持续主导地位，以及杜威和约翰逊提出的替代方案的相当大的哲学涵义，我认为，在未来几十年里，杜威技术哲学的前溯为语言哲学的重建提供了几乎是取之不尽的资源。 对逻辑学造成的冲击 当我们讨论命题这个话题的时候，指出杜威的思想中尚未得到充分考虑的领域，似乎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有巨大的潜力去改变逻辑导论性课程的讲授方式。杜威处理逻辑命题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然，杜威的更大的逻辑颠覆了传统的逻辑。传统逻辑开始于词项，词项组成命题，命题进而组成论证。杜威则从判断开始，命题被当作判断的组成因素。很认真地说，单单这一点，就会让大多数逻辑学教材的作者感到头疼不已。然而，杜威却走得更远：他认为命题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合适或不合适、有效和无效之分。 就像它们在有生命力的探究逻辑中所起到的作用一样，命题只是建议，而建议从表面上看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例如，在棒球赛中，投手向击球手投球，这个建议既不对也不错：它只不过是个建议，除非它成为一个判断——即，除非击球手，或者裁判，或两者都通过动作判断了它的真假。基于自己对场地适当性和有效性的判断，击球手的击打对于外野手来说又是一个建议。求婚也同样如此。求婚可能是真诚的、有效的和相关的，但是，带有真值的是提议的接受者的判断，而不是判断者自身。因此，杜威的确捕捉到节奏——生活的探究中的精致的给予和接受：命题只是建议，而判断则可能是中间的或最终的某个观点的结论。还值得注意的是，在电影业中，建议也只是一个创意——在制片人做出判断之前，它既不真也不假。我再次强调，杜威的激进观点为未来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例如，如何认真看待杜威的逻辑学工作对逻辑导论课程的改变？似乎公正地建议，当前对谓词演算的研究不能遭到放弃，因为它们的确是有用的，但是，它们可以被嵌入到探究理论的更大语境中，它们在其中能够起到辅助作用。 经济学 正如我们所知，新古典经济学综合派的观念的核心是：人们对于结果存有理性的偏好；个人趋向效用最大化，企业趋向利润最大化；人们在全面和相关信息的基础上独立地行动。(12)但托斯丹·范伯伦在他1898年的论文“为什么经济不是进化的科学”中已经提出：应在19世纪物理学(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用植根于生物学进化模型上的新经济模式替代旧的经济模式。(13)他认为，新的古典经济学理论需要重建，因为它依赖于前达尔文的假设和视野。(14) 在这一点上，杜威拒绝了旧的经济学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认可旧的原子般的经济实体无拘无束飘荡的观念，在这些原则看来，这些经济实体是独立的，它们极少与制度背景有关系。从伦理方面考虑，杜威写道：“脱离其社会情境的个体在伦理上是不真实的，道德上的不真实性会导致没有逐渐灌输的渠道，没有与他相关的故事，没有说真话的训练，没有爱国主义和实业化。”(LW.4.210)从另一个角度看，杜威指责经济个体主义这个观念阻碍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最重要的是，”他写道，“被解释为致力于私人利益的能量和企业的经济个体主义作为一个寄生者，一直辅助着科学和技术力量的运动。”(LW.5.85) 杜威把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争论问题归结如下：“最关键的谬误在于，这个理论假设原初的和自然的需求决定了生产和交换的经济现象。实际上，在它们成为经济需求(有效需求)之前，已经被现存的分配一交换系统改变了。市场和商业决定了需求，而不是相反。这种讨论在恶性循环中进行。”他随后指出，这样的讨论包含一个逻辑错误，它有一个模糊的中项：心理的“需求”和实际需要的“需求”是混淆的(LW.15.264)。(15)杜威的观点是，假定的修正，例如“绝对”需求和“有效”需求之间的区别，只是享乐主义问题的微调。它们并没有得到修正。杜威和凡勃伦的替代方法为经济学家展现了一个以融合和社会性为背景的人类图景，“人类是一种在展现性活动中寻求实现与表达的特性和习惯的相融结构”(16)。这种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的观点并不是孤立和自洽的，而是位于各种形成的制度类型的背景下，并受其影响。 换句话说，一个进化的经济学理论应该考虑到制度的历史和现有的趋势，以及它们对于个体和共同体的形成具有的工具性作用。被各种力量牵拉但经常回归平衡状态的静态经济实体的观念或多或少会被后达尔文模式所取代，在后达尔文模式中，不断变化的环境创造出新的信息流畅、重新调整的个体，这些个体持续地被要求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去搜寻调整其情境的方式。 当前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都倾向于接受凡勃伦和杜威所推崇的后达尔文模型。新的“行为经济学”的支持者们也有同样的倾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不回避数学分析，而是认为我们对经济状况的理解需要我们更充分地考虑数学和统计模型运行中的文化背景。因此，制度学家们严厉地批判古典综合派的某些“不容置疑”的假设，例如，大多数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版本，以及他们所认为的对“实用”所进行的主体主义的解释。 新古典主义和制度主义经济模型之间的竞争所下的赌注是很高的，同时它们也再次凸显了杜威与我们现在情境的联系。以中国现状为例，制度主义者对文化语境的坚持与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A.Bell)等人的观点可以做到完美的契合，后者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将通过承认并尊重儒家传统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的经济发展，忽视那些传统，将不可避免地使得对经济活动的分析变形，进而实际上把它们变成纸上谈兵，与真实世界的事件分离开来。 现在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些所谓崭新的设计开始受到影响了。例如，我请大家注意几篇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政治经济项目的研究者阿尔伯托·阿莱斯纳(Alberto F.Alesina)撰写或合作撰写的文章。阿莱斯纳论述了把当代社会的各种复杂性融入传统的经济政策模型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难度。“在经济政策中仁慈的社会规划者会把代议制的个人效用最大化。”他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探索政治势力是如何影响政策的选择，开始特别关注分配冲突和政治制度，这些在代议制的个人模型中是不存在的”(17)。 如果我们给这个问题加入对潜在的伦理学问题的分析，我们会得到一些与杜威关于经济中迫切需要的东西很相似的结论。如果把制度经济学对传统儒家社会的影响加进去，我觉得我们将得到重要的资源来继续讨论那些社会生活的民主形式的未来。 美国、英国及其他地方都存在着教育危机，这几乎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里有几则刊登于《纽约时报》的故事：“公众的钱找到了去私立学校的后门”；另外一个是：“军校学生领先公立学校学生一步”；还有一个是：“网络特许学校的利润及问题。” 杜威对教育的洞悉在如今的教育领域显得空前重要。虽然也有例外，但是，总体的教育政策和实践却与杜威为之奋斗的通识人文教育计划背道而驰。这些趋势是什么呢？ 首先，从小学到高中乃至高等教育中对标准化考试和应试教育的强调。这种体制，长期以来是中国、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学校的特点，它产生了远近闻名的“填鸭式学校”、“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倡议，它从小布什政府开始实施，现在被奥巴马的教育部长稍微修改，它综合了亚洲教育体系中最糟糕的特点。当然，杜威强烈反对这种在高水平考试中测试死记硬背的能力的做法。 为什么会发生《纽约时报》所报道的“军校学生领先公立学校学生一步”的情况？在报道所列举的几个原因中，最吸引眼球的是，军校不要求为了应付考试而进行教学。标准化的考试可以使用，但必须按照杜威推荐的方式来使用：为了评估学生的能力和弱点，同时是为了检验课程的有效性。课程本身应当更具多样性，重点是让学生学会学习而不是记住很快就会忘记的事实。其他的因素包括：更小的班级规模；教师与管理者之间的良性关系等。这些路径的一个结果是，似乎困扰着一些公立学校的成绩差异问题并没有出现在美国国防部开设的学校中。 其次，特许学校的举措在美国日益增长。虽然这些学校往往得到公共资金的资助，但多数情况下仍然不能充分防范在挑选学生和偏执的宗教指导方面的歧视行为。相比之下，杜威强烈支持他所认同的公共教育的民主化趋势。杜威认为，民主社会必须实施保障措施以避免歧视，避免纳税人资助的宗教性的教育。 再次，家庭教育和虚拟教育领域中的运动愈演愈烈。家庭教育往往普遍存在于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中，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远离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杜威与之相反，他认为公立学校是社会化的主要机构，在公立学校里，一个孩子能够接触到差异，这些差异不仅有利于孩子们及他们的家长，也有利于更广泛的社会。一些家庭教育是由纳税人的钱支付、但以盈利为目的的特许学校完全采用在线方式提供的虚拟教育。根据我提到的报告，这样的公司利用公共资金为自己做广告并游说立法者提供额外的资金。 最后，与此相关的是“盈利性”大学的事情。在美国，这些大学消耗了公共高等教育机构中大笔的金钱。根据可靠的报道，一些这样的机构往往不仅在未来的就业前景上，而且在学生们期望的学位的合法性上误导它们现在的学生和未来的学生。与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是，许多进入可疑的“盈利性”大学的学生获得公共援助，他们随后又把这些援助用于学费，而这些学费本来是可以花在公立或私立的非盈利大学上的。 美国国会于2012年8月1日发布了用时两年完成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描绘了盈利性高等教育糟糕的现状。在2009年的财政年度里，被调查的大学花费42亿美元(全部收入的22.7％)用于市场营销、广告、招聘和招生人员，花费36亿(全部收入的19.4％)用于盈利，而在课程上的花费是32亿(全部收入的17.2％)(18)。加利福尼亚州已经开始对问题最严重的学校取消加州奖助金(Cal-Grant)，以此来解决腐败问题。正如我们所知，杜威反对团体腐败，他主张公共经费应该服务于公众，而不是局限于团体的内部利益。 简而言之，我是通过在哲学史中追踪其影响、古典实用主义文本中的解释学的忠诚性、对被应用到动态系统理论的杜威技术哲学的前溯、逻辑教学改革的关系、经济学和教育等维度，来讨论解决杜威的思想与现代社会的持续的相关性论题的。我相信杜威的理论仍与当代相关，前沿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会在其中寻找到真知灼见，而且他们也会用这些真知灼见来推进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 注释： ①约翰·杜威的主要参考文献如下：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1882～1953,edited by Jo Ann Boydstun(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7～1991)，分为三大系列：The Early Works:1882～1898,The Middle Works:1898～1924,和The Later Works,1925～1953。标注采用卷数加页码的方式，例如，“LW.1.14”表示The Later Works，第1卷，第14页。 ②1891.05.06(00458):John Dewey to William James.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1871～1952.Larry A.Hickman,General Editor.Volume 1:1871～1918,fourth edition.Volume 2:1919～1939,third edition.Volume 3:1940～1952,second edition.Volume 4:1953～2008,first edition(Charlottesville,VA:Intelex Corporation,2008). ③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C.K.奥格登译，伦敦：劳特里奇&基根·保罗有限公司1986年版(Ludwig Wittgensteain,Tractatus Logic-Philosophicus,C.K.Ogden,tan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86)。 ④安德鲁·戈特洛布：《美国哲学评论》，卡琳·罗马诺：《纽约时报·图书评论》(2012年7月1日)，第1页和第14～15页(Andrew Gottleb,review of America the philosophical by Carlin Romano,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July 1,2012))。 ⑤⑥W.提德·洛克威尔：《既非大脑亦非幽灵》，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65～66页(W.Teed Rockwell,Neither Brain nor Ghost,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5)。 ⑦阿尔瓦·诺伊：《感知活动》，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68页。Alva No,Action in Perception(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 ⑧参见马克·约翰逊《身体的意义：人类知性的美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Mark Johnson,The Meaning of the Body:Aesthetics of Human Understanding,Chicago: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7)。 ⑨⑩(11)马克·约翰逊：《身体的意义：人类知性的美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8、8～9页。 (12)参见E.罗伊·温特劳布《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简明百科辞典(E.Roy Weintraub,"Neoclassical Economics",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13)(16)托斯丹·范伯伦：《为什么经济学不是进化的科学？》，经济学季刊(1989年第12期)，第373～397、390页(Thorstein Veblen,"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1898))。 (14)我的同事肯尼斯·斯泰克(Kenneth Stikkers)提醒我，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现在宣称：即使他们的人类学可能有点过时了，但是他们的立场依然具有很强的预言价值。 (15)19世纪的经济学区分了“绝对需求”和“有效需求”。简言之，区别就是“我想要某物=X”与“我非常想要某物=X以至于我愿意牺牲另外的某物=Y”。杜威对此回应，这种区分没有解决快乐主义的问题。 (17)阿尔伯托·阿莱斯纳：《项目报告》(Alberto F.Alesina,"Program Report" NBER Reporter 3(2007))。 (18)来源：《高等教育年鉴》，2012年7月30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July 3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