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福利模式”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福利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东亚福利模式”研究的缘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艾斯平·安德森有关福利比较类型学的影响，人们对于东亚福利体制的关注日益增强。在早期，这些研究多是通过与西方福利国家的比较而展开的。进入21世纪以后，关于东亚福利问题的讨论仍然十分热烈，并且不断深入[1-3]。促成这种研究兴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西方福利国家体制正处于改革阶段，国家福利有所削弱，而在东亚，国家福利则有所强化和扩张；第二，当西方社会政策学者感叹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出现了社会政策对经济政策的屈从这一趋势时，在东亚，人们则看到了其社会政策的发展与经济成长相结合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使人们对于Holliday所提出的“生产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概念[1]产生了浓厚兴趣。
追本溯源，东亚福利研究可以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早在1985年，Dixon和Kim就出版了《亚洲社会福利》一书[4]；次年，Rose和Shiratori又出版了《福利国家：东方和西方》一书[5]。上述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有关东亚福利研究的兴起。其时，人们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来辨认东亚福利体系的特点，并将此作为解读“东亚奇迹”的一个方向。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东亚福利体系的研究大多采取的是平行的国别考察的方法，较少将此上升到所谓的“福利体制”层面进行探讨。就此而言，把东亚福利作为一种独特的模式进行分析，并将此与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相比较这一研究导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明晰起来。
十余年来，学者们围绕东亚福利展开了广泛讨论，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成果[6－7]。但迄今为止，人们在诸如东亚福利模式是否存在、如何解释东亚各国或地区福利发展的异同等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争议。在如何描述东亚福利体制的主要特点这一问题上，也尚未达成基本共识。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可资比较的研究资料的缺乏，在资料搜集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分歧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既影响了人们对东亚福利体制的认识，也使东亚福利研究的逻辑基础和有效性受到了质疑。
当然，尽管东亚福利研究还存在种种困难，但研究这一议题的学术意义却非常重大。这是因为：首先，在国家层面，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东亚各国或地区社会政策的基本特点、发展动力和各类主体的交互作用，从而为政策制度分析和确定发展导向提供启示；其次，在区域层面，考察东亚社会政策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演进，并将此与西方福利国家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进程、文化传统等因素对福利体制的影响，并检验社会政策发展的不同路径及其效应；再者，在全球社会政策层面，研究东亚福利将有助于我们发现一些由特定的社会条件所导致的社会政策问题。例如，西欧福利国家的发展促使人们思考公民权和社会民主对于社会政策制定所起的作用，而东亚社会政策的发展进程则提醒我们去关注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威权体制与“发展型国家”等因素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无疑将会促进我们对社会政策的功能、作用及其与经济政策的相关性的理解。
二、“东亚福利模式”的特点及有关争议
“东亚福利模式”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理论假设，即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福利发展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这一研究假设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通过比较东亚福利体制与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异同中产生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一时期，一些在西方学术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的东方学者展开了对东亚福利的分析，他们的研究揭示了东亚社会福利体制与西方福利国家模式之间的差异。鉴于这些差异，一些学者提出了“东亚福利模式”（East Asia welfare model）或“东亚福利体制”（East Asia welfare regime）等概念，用以指称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在社会福利发展方面所具有的某些共性，而这些共性又是西方福利国家模式所不具备的[8－10]。
根据人们对“东亚福利模式”的相关研究，这一模式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就福利供给的资源／来源而言，一些学者指出，与西方相比，东亚社会具有较低的社会支出与福利支出[9]13。这一特征使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社会福利体系具有“残补主义”色彩[11]。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其社会投资倾向于教育、住房、卫生等方面，而非聚焦于社会保障，且其社会保障体系注重社区、公司和家庭在福利提供方面的功能，而职业福利在该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并通过男性劳动者给予其亲属一定的福利待遇[12]。
其次，就社会福利体制设计的制度特点及其相应的制度背景而言，一些研究者认为，由于社会保障支出和税收水平都比较低，因而东亚福利体制所具有的再分配效应很弱[13]。在东亚，社会体系的阶层化色彩明显，从而使社会保障制度呈现出阶层化和职业化的分配特征[14]，这使东亚社会保障体系呈现出特殊主义的色彩，使某些特定的利益群体受到政府的优待和特殊保护，而一些脆弱群体则经常被排除在体制之外[6]。从社会政策的功能上说，社会福利的提供成为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工具，但在公民社会中福利权利的观念却并未得到广泛认可[9]13－14。
再者，就福利体制运行的文化和规范基础而言，一些研究者在考察东亚福利体制时提出了“福利东方主义”和“儒家文化福利丛”等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表征了一些学者力图从文化角度来阐释东亚社会福利体制的特点。例如，Jones曾将东亚福利体制的特点归纳为缺乏工人参与的法团主义，没有政教对立的分权体制，缺乏平等基础的社会团结，缺乏自由理念的自由主义政策[8]214。林卡提出，东亚福利体制具有偏好非正式福利安排、排斥市场自由主义、强化政府的威权主义特征及奉行集体主义规范等特性[10]165－169。Jacobs也从儒学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入手，把具有法团主义性质的公司福利视为东亚福利体制的本质要素[15]。
此外，从政策制定的导向上看，在东亚福利体制的长期发展进程中，其政策设计和发展战略具有明显的生产主义倾向。正如Holliday所说，东亚地区的社会政策具有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特性，因而可以用“生产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来概括东亚福利体制的基本特征[1]。Gough等人也指出，在东亚，促进经济增长是制定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由此，他把东亚福利体制称为“生产型福利体系”（productive welfare system），并将此与安德森所提出的三个体制模式相并列[16]。Kwon主张用“发展型福利国家”（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来概括东亚福利体制的特点，但在他看来，这一概念与Holliday所言的“生产主义福利资本主义”是同义的[3]15。
尽管上述研究揭示出东亚福利体系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点，但人们对于“东亚福利模式是否存在”仍有很多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东亚各国或地区在历史进程、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福利体制的确立也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因而它们能否被纳入同一模式是令人怀疑的。一些学者甚至明确宣称“东亚福利模式”这一概念是无效的。例如，Goodman等人就指出，不存在所谓的“东亚福利模式”[9]19。Ramesh也认为，“东亚福利模式”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因为东亚各国或地区原本就存在一定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2]16。日本学者武川正吾强调，传统的“福利东方主义”观念使一些研究者把东亚社会视为同质的，从而建构了一个“均等齐一的东亚之像”，但事实上，由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传统及其现代化进程具有很大差异，因而所谓的“东亚模型”、“东亚主义”等概念是缺乏研究基础的[17]107－109。同样，埋桥孝文也认为，在没有对东亚各国或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展开扎实的比较调查研究前，我们不能轻言“东亚模式”[18]。
由此，许多学者认为东亚福利体系尽管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很难把它们归结为一个同质的、统一的东亚福利模式[19]216。要讨论这一模式，就要回应相关质疑，特别是“根据什么标准确立福利类型或模式”这一在东亚福利研究中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对此，林卡坚持认为，地理区域不能作为福利模式的划分依据[20]。即便通过研究可以确认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东亚模式，但其形成基础也绝非是这些国家或地区所在的地理范围。而且，我们也要进一步思考以往研究所描述的那些东亚福利体制的特点（如强有力的家庭福利供给）究竟是东亚社会所独有的，还是非欧洲社会或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东亚福利体制的特点究竟是由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促成的，还是源于东亚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条件？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探究“东亚福利模式”这一概念得以确立的逻辑基础和理论依据。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要深入讨论：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东亚福利体系及其演化所形成的共同性，并由此为形塑“东亚福利模式”提供了可能性？
三、支持“东亚福利模式”理念的依据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于东亚福利体系特征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解释：
第一，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早期有关东亚福利的讨论首先是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影响下产生的。基于这一导向，对东方福利模式的研究就很自然地与文化传统和文化阐释结合了起来。在当时，这一趋势也体现为西方学者对“东亚奇迹”的强烈兴趣。一些学者认为，以儒家文化为基石的亚洲式价值观念体系对东亚工业化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对福利体制展开比较研究中，Jones和林卡等人的研究从文化基础方面展开，力图揭示儒家文化对东亚社会的福利思想、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特点的影响[8，20]。Jacobs在对东亚福利的研究中也强调，东方传统文化对教育、家庭关系、社会和谐与秩序的重视，对于传统和家长权威的推崇以及强烈的工作伦理等，使东亚社会表现出某种“东方主义”的特点[15]。
第二，受政治生态的制约。一些学者认为，东亚福利体制的形成是与其特定的政治生态相关的。这种政治生态因素包括：（1）威权主义的政体。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东亚各国或地区普遍采取威权手段治理国家或地区。其执政党拥有很强的合法性，并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的干预。对此，Holliday归纳说，战后日本、新加坡、韩国的发展主要是由威权主义的政府推动的[1]715。Kwon也指出，东亚福利体制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而非民众福利需求的反映[3]14。（2）保守主义政党执政。有学者认为，保守主义政党决定了东亚福利国家特有的发展路径。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曾是保守派精英执政。因此，Aspalter强调，所谓的“东亚经验”就是通过高度的权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建立协和关系[21]。（3）劳工运动力量薄弱。在东亚，由于劳工运动受到威权主义政体的严密监控，工会未成长为劳工阶层的代言人和劳工运动的领导者，因此，东亚社会缺乏欧洲社会所建立的在阶级谈判基础上的利益协调机制[22]80。这样，人们就难以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反映福利诉求，并对政府制定社会政策产生强大压力。
第三，受“后发效应”的影响。由于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起步晚，它们在发展福利体系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和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二战后，各东亚国家或地区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都倾向于将经济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就确立了“生产第一，稳定第二，福利第三”的发展战略[5]。这一思想在政策制定上则表现为把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置于优先地位。在新加坡，李光耀政府也大力宣扬“经济发展必须优先于公平分配”的思想[23]70－78。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一度采用了“先增长、后分配”的成长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也大力倡导“发展才是硬道理”，并将此作为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因此，在战后东亚社会发展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再分配型的福利发展模式在东亚社会的推行面临着动力不足的困难。
第四，“适应性学习”的结果。扩散理论认为，国际接触的增多有利于社会福利信息和社会政策理念的传递。在社会政策领域，东亚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通过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其社会保障思想、社会保障立法和社会保障项目设置等方面的努力而发展起来的。在此问题上，Goodman和Peng曾研究过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政策福利发展进程，认为三者在福利体制方面的相似性可解释为：日本对于欧美社会保障体系的“适应性学习”及其对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所产生的“政策转移效应”[12]，由此强调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福利发展既有来自于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理念的直接影响，又有经由日本而受到的间接影响。在这些学者看来，社会政策的学习和互动进程使这一区域福利体制的发展相互影响，并形成了一定的相似性。
第五，战后东亚国家或地区发展战略的相似性。尽管各国或地区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进程，但由于“后发效应”的影响，东亚国家或地区常常采取“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导向。Holliday认为，这一共同的导向使它们在福利体制的发展中表现出了很多的相似性[1]。林卡也认为，“生产主义”的战略导向是解读战后东亚社会政策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22]。Gough等人强调，除个别国家外，东亚社会福利体制不同于拉美、南亚、非洲等地的特点就在于“生产主义”[16]。可以说，在这一研究领域，尽管学者们对于东亚福利模式是否存在至今仍存有争议，但对于这些体系所共有的以生产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则有一定共识。当然，这一政策导向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已有所淡化或正在发生变化。例如，金渊明指出，韩国社会福利的扩张已远远超越了所谓的“生产主义福利体制”[24]128－129。Wilding也认为，有证据明显表明，韩国正在背离生产主义，走向一个普遍主义、生产主义和家庭主义相混合的福利体制[25]29。但直到2006年，韩国政府仍在大力倡导“生产主义”的政策理念，并将此作为其社会政策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四、有关东亚福利研究存在的问题
与国际社会政策研究的其他话题领域（如全球社会政策、西欧福利国家类型学、女权主义社会政策等）相比，东亚福利这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形成的共识却不多。人们一方面认为东亚福利体系相对于西方福利国家模式而言，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特别是在高税收、再分配和公民权等方面），但另一方面，能够为人们广泛认可和采用的理论共识却十分有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既有东亚福利体系所蕴含的内在差异性和所涉及的话题领域广泛等方面的因素，也有研究进程本身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为了推进东亚福利研究，我们既要探讨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性质，也要解决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解决后一类问题将有助于探究前一类问题。为此，有必要对东亚福利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理论反思和学术讨论，以便为推进该领域中的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
第一，在确立研究的学理基础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东亚福利”这一理念的提出常常基于两个基础：一是比较的基础，即遵从“东方主义”的导向展开东西方体系的比较，从而反观东方体系所具有的特点。但是，这种通过与西方体系相比较而提炼出的“特点”并不能确保就是“东亚的”。二是感性的基于文化直观的基础。人们常常假设东方社会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并由此促成了福利观念和福利体制的独特性。而且，这一假设也常常为西方学者对东亚福利的“刻板印象”所强化[26]。然而，这种文化直观并不能为东亚福利的发展和变化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
由此，无论是从东西方比较还是基于文化直观的基础来辨认“东亚福利模式”的存在，都表明东亚福利研究尚缺乏科学的学理基础。因为就东西方比较而言，我们发现借用西方福利国家的理念来分析东方社会的做法未必十分有效。例如，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发展进程时，我们发现使用欧洲福利国家的语言和逻辑常常难以对这些国家的状况进行客观的解读。同样，利用文化因素解释东亚福利的特点，也会出现在一些方面或阶段是有效的，但在另一些方面或阶段则是无效的情况。因此，推进东亚福利研究要求我们要确立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基于东亚社会自身的经验进行社会政策的理论创新工作。
第二，在研究资料方面存在的问题。充分的、可资比较的数据资料可以为东亚福利研究提供较为扎实的经验基础。然而，由于语言障碍、搜集标准不统一等原因，东亚福利研究尚缺乏诸如“卢森堡收入研究”那样的数据库，只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劳工组织（ILO）、欧盟（EN）等数据库中获得一些有关东亚国家社会保障方面的资料和数据。而且，由于研究导向不明确，我们常常难以回答“要搜集哪些资料”、“依据何种标准搜集资料”、“通过资料力图说明什么”这些问题。这也表明研究资料的搜集与研究假设的形成和研究标准的设立是一个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过程。在推进东亚福利研究的进程中，只有形成一定的研究目标和探索方向，从事东亚研究的团队才能共处同一平台，并展开切实有效的工作。
第三，在探索方向上存在着模糊性。要把哪些东亚福利体系囊括到研究对象中取决于研究目的。目前，此领域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是否要把东北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分开进行研究？这两类福利体系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程度、福利项目设置等，并在宗教背景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13]163。此外，在研究维度的设定上，我们也面临着选择：是要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层面展开对政策制定进程和发展导向的研究，还是从市民社会着眼，把视野投向各国或地区的社会组织形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的影响和社区组织的特点？再者，东亚福利发展进程的静态结构分析与动态历史分析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特别是对此问题的动态分析对于那种倡导静态模式比较的主张常常会提出挑战。
第四，东亚福利的发展导向并非静止不变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社会福利体系发展路径的差异正在加大，而以往研究所提出的东亚福利的特点也正在发生变化。对此，Peng认为，目前关于东亚福利研究的传统观点已不能充分解释此地区近期社会政策的变化[27]389。Walker和Wong提醒我们，在社会变迁的当下情境中，应注意东亚社会的“非福利化”（welfare is unAsian）所具有的意涵[19]216－218。同时，东亚福利体系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在发生变化。目前，世界各国福利体系的发展正处于调整和变迁之中。它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国际社会政策的最新进展，对新情况、新问题展开研究，而不能囿于传统议题及观点。这种情况也势必影响到东亚福利研究的相关问题。笔者认为，应把东亚福利研究与全球化和全球社会政策的讨论相结合，但如何承担起这一任务，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五、推进东亚福利研究的策略
推进东亚福利研究要解决一系列的基础理论问题。例如，如何从分类学的角度为东亚福利研究设定标准？如何界定“东亚福利”这一研究对象？如何看待区域一体化对福利体制的影响？只要这些基本问题尚未得以解决，要真正确立“东亚福利模式”就是不现实的，而这些问题一旦得到解决，其意义将超越东亚福利的研究领域，并对比较社会政策和全球社会政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此，我们不仅要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性，也要针对东亚福利研究在过程和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展开以下工作：
第一，暂时搁置争议，关注具体问题。在当前关于东亚福利的研究还存在着争议多于共识的情况下，为了打破僵局，应暂时搁置一些争议，不过多纠缠于东亚福利模式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存在它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以避免停留在对一些抽象概念的争议中。相反，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对相关具体问题扎实有效的研究上。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我们应在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具体的、可检验的命题，并致力于证明命题的可解释程度[26]。这些工作的积累将为理论创新奠定基础，并最终促成理论上的突破。
第二，强化有关社会福利的专题研究。目前，东亚福利研究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泛泛而论的多，抽象议论的多，但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少，为理论分析提供扎实的数据和研究基础的少。为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力图研究一些具体问题。尽管有关东亚福利的研究是在体系层面上展开的，但在这一研究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确立一些具体的研究问题，展开切实有效的研究工作。我们应形成专业团队，选择一些主导方向进行突破。每一个研究团队可以在一些共同探讨的问题上形成某些假设，不同团队之间的工作也可以依据不同的假设进行，从而形成学术争鸣，并检验理论假设的可行性。
第三，从研究基础看，可靠的统计数据是展开比较研究的必要支撑。目前有关东亚问题的研究尚缺乏能够共享的社会政策统计数据库。虽然东亚各国或地区都基于各自的目的统计了一些社会发展情况，但是它们所采取的标准、涉及的项目等存在很大差异，从而使我们难以展开比较研究。即使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一些大型数据库中有可能包括一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福利发展的统计资料，但其所覆盖的范围十分有限，数据采集标准也是针对欧美情况设立的，未必能够充分反映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状况。为此，今后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要确立一定的统计标准，搜集可以用来进行比较的数据，为开展区域内的比较研究打下资料基础。
第四，整合目前存在的各种观点和研究成果，致力于形成学术共识和对话基础。针对东亚社会发展进程的特点、历史环境，我们要在整合性的研究中强化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把东亚福利研究与发展社会学、社会保障学研究等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可以为我们解说东亚福利提供一些有用的理论先设。从目前的状况看，在东亚福利这一研究领域中，分国别的、历史性的研究偏多，而整合性的研究成果不足。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将东亚各国或地区福利体系的发展进程分章阐述，因而难以揭示这些体系发展的总体特征和内在逻辑。为此，我们要通过对于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估来阐发这些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并据此思考经济发展与福利增进、历史文化传统与福利模式选择、全球社会变迁与福利发展战略等重要问题。
第五，谋求与区域组织的合作，以形成东亚福利研究的跨国、跨地区网络。东亚福利研究不应仅是学者个人的事情，它需要得到区域组织的支持。在欧洲，欧盟对于推进欧洲社会模式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亚洲，我们也要寻找类似的组织作为后盾。归根结底，推动东亚福利研究不仅有助于增进区域内的学术互动，而且对于促进亚洲地区的区域一体化也具有积极意义。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东亚区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互动正在加强，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在这一背景下探讨东亚福利问题，也是推进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要把研究议题从传统的文化因素、现代化进程等方面扩展到区域一体化、儒学文化圈和东亚经济体的影响等方面。虽然从学理上说，“东亚福利模式”等概念的确立还存在很多争议，但它对于形成区域共识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可以预见，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东亚各国或地区之间的相互往来会日益增多，一些区域共识也将不断形成，因而东亚福利研究的现实动力也必然会日益增强。
总之，通过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在探讨东亚福利模式方面所做的努力，东亚福利研究已成为一个激发东西方社会政策研究者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充满了争议，而这些争议不仅推动我们思考“东亚福利模式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也引导我们思考如何展开社会政策的比较研究，以及辨识处于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特点。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东亚福利的理解，促进对威权主义、儒家文化、工作福利等问题的探究，同时，也将为学者们讨论适应性学习、生产主义和发展主义的社会政策提供生动的范例。更进一步说，这些研究也能为解析福利体系发展过程中各类因素的互动关系，并为探索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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