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的姿态——评陈世旭近年的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坚韧论文,姿态论文,近年论文,小说论文,陈世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世旭20年的小说创作有三个“高潮期”：一是新时期之初以《小镇上的将军》进入文坛，继而他的另两个短篇小说《马车》、《惊涛》与《小镇上的将军》一道， 连续三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二是90年代初，长篇小说《裸体问题》引起文坛关注；三是96年以来，以《镇长之死》、《遗产》、《李芙蓉年谱》、《青藏手记》等中短篇小说再次崛起文坛，其中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镇长之死》，以及98年初面世的中篇小说《青藏手记》是两篇具有突破意义的作品，可视作第三次崛起的标志。本文将在重点分析两篇代表作的基础上，对陈世旭近年的小说创作进行一番探讨，既总结一点创作经验，又有意于对当下充满流行色的文坛提供别一样的参照与启示。
一、重返小镇：再构“文革空间”
在陈世旭的成名作《小镇上的将军》发表17年之际，读《镇长之死》（载《人民文学》96年第2期）不由地产生了一种惊喜和感慨。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感受深刻内涵丰富的当代力作，这是一部可以反映中国作家从80年代走向90年代精神历程的小说精品。
《镇长之死》中的镇长是作家着力刻划的作品主人公。镇长的登场极其精彩和富有意味：迅雷不及掩耳般地夺权方式，立刻把读者带进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位曾经把公社机关所有公章用麻绳串成一串当裤带系在腰上，造反起家的农民，靠强有力的政治铁腕，很快主宰了小镇。此后，作者不动声色地通过强行拆屋、向寡妇请罪、救播音员以及迅速发迹又迅速倒台的一系列情节，层层推进地精心刻划了镇长丰富的人物性格。
从诱发读者阅读兴趣上看，镇长如扫帚星划过小镇上空的短促辉煌很有点闹剧的滑稽，不过由于作者的准确把握，这种“滑稽”并没有表面化，读者很快就会把目光投向那个混乱颠倒不无荒诞的年代，人们会在镇长看似矛盾的言行中，引发或深或浅的思索：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在这位放牛娃出身、文化水平很低的镇长身上，有着中国文人所崇尚的舍身取义舍己救人的品质，有着农民领袖般的谋略和气魄，这位乱世中的英雄，既能处乱不惊，因势利导，护一方百姓，又能葆有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他为政清廉，与人为善，锄强扶弱，宠辱不计，颇有几份侠义肝胆凛然正气。难能可贵的是，即使潦倒失势，也并不颓唐，并不记恨，全无文人式的伤感失落。他是既葆有民族传统，又带有20世纪时代特点，既粗犷豪放又不无狡黠的南方农民的形象，是孕育于乡村文明，同时又崛起于文革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物典型。他是时代的智者？大智若愚？是，似乎又不是。真是一个人物！一个可以折射文革、映照国民性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说他身上是具有作家陈世旭“独一份”发现的性格因素，说他身上寄寓了作家陈世旭对社会文化历史深刻而复杂的“独一份”思考，我想，不会是过头的评价。
值得评论家与文学史家反复阐释的典型意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三重价值：典型的魅力；典型的镜子作用；典型的时代意义与文化内涵。陈世旭正是在对镇长这一人物形象深层开掘中超越一般，充分显示了作者独运的匠心与深刻的思考。在重新建构的“文革空间”中，政治成了一场游戏，而透过岁月回望的游戏又无疑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在人们淡忘文革遗忘历史之际，陈世旭借小说启开记忆之门，试图展开意义广泛的追问。引起我评论兴趣的还有作者对世俗众生相的描写，这一切入角度，以镇长之死而深化。人生变幻却宠辱不惊的镇长结局悲惨，几乎死无葬身之地，无人理解，无人凭吊，一丘野坟，一缕孤魂。作者在看似乎淡的结尾中暗含了一个诘问：为什么会有如此下场？想及于此，作者文中所有不经意的交待似乎都具有了弦外之音，令人掩卷之后陷入难以言说的沉重心。作家以抑代扬的艺术手法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再次感受个体生命之“轻”与民族新生之“难”。
值得一说的还有陈世旭的精品意识。《镇长之死》以一万六七千字的短篇小说篇幅，本来完全可以拉成一个中篇，但作者极其克制地控制着笔墨。也许他明了艺术的奥秘：限制是局限，局限亦是一种优势；与其拳打脚踢全面进攻，不如攥紧五指，猛击一拳。联想到当今一些作家在小说中充分表现机智，渲泄般地铺陈，随意性地重复自己，无疑是一种艺术的浪费。相比之下，陈世旭将丰富的内容压缩在短篇之中，选择了局限，选择了克制，选择了沉重，选择了“独一份”的艺术表达方式，选择了精品的标准。同时也意味着作家对当前文坛非个性化复制状态的努力摆脱，意味着作家在对他人与自身的超越之后趋于成熟。《镇长之死》面世不久即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权威刊物转载，两年后，它又在首次启动的鲁迅文学奖中夺得短篇小说大奖，这无疑也是对作品价值的一个承认与肯定。
成熟是一个有份量的字眼，但成熟并不可能一蹴而成。陈世旭在经历了十七年的精神跋涉，十七年的艺术探索，在转换了多种题材多种笔法之后，终于开始进入几番过滤一派纯净的艺术境界。他终于重返小镇，在小镇的“话语空间”中找到了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找到了寄托他“独一份”艺术思考的圣地。重返既是回归，更是超越之后的提升。而提升之后的“小镇”，自然是独属于陈世旭的“小镇”。我为陈世旭击掌称好，他在《小镇上的将军》写进文学史后的十七年，终于又以《镇长之死》立起了中国大陆90年代文学的一块碑石。
二、走进青藏：追寻生命终极
当我们试图以“重返小镇”命名陈世旭近两年再次启动的“小镇系列”创作时，这位正处壮年小说家却出人意料地突然在青藏高原铺开了一幅高原画卷。如果说，“小镇系列”是在棋盘般大的有限格局中咀嚼历史沧桑的话，那么《青藏高原》（载《人民文学》98年第1期， 《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则是在更为阔大的现实舞台上进行了一次对当下世人生命意义的庄严叩问。叩问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忏悔开始的。“我”是高原建设者的后代，邮校毕业后分回出生地工作，但让“我”没有思想准备的是高原极为严酷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生命禁区”，人的生存竟受到强大挑战，生命的意义在一个十分广阔的高原背景下被一次次地追问。在柔弱生命与坚韧意之间，“我”与“老那”经受了反复锤炼，“我”一度退却但又在精神的感召下最终献身高原；老那为高原献出了一对儿女，付出了青春与健康的代价，最终放弃调回内地成为高原永远的守护者。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口号在这里得到了形象的表述。也许在一些人看来，今天已经是远离理想的时代，拒绝崇高甚至成为一种口号。但是，为一线国脉，为神圣国疆，就有那么一群人奉献在高原。既便在这个充满利益关怀的年代，他们的人生字典中依然没有功利计较的字眼。这些象高原雪山一样沉默、坚忍、悲壮的建设者们，本身就是崇高的化身，在“生命禁区”生活下去，便是一种人生壮举。就此来说，陈世旭的《青藏手记》无疑是一曲响遏行云的理想之歌。面对他们，我们将不由自主地扪心自问，生命的终极意义何在？贯穿于全篇的这种追问构成了这部中篇力作的深沉意蕴。
细细想来，在如何展示当代理想主义者人生历程这一点上，陈世旭是颇费艺术匠心的。《青藏手记》可贵处有二：一是神圣理想的平民化——以两位小人物作为理想化身；二是以低视点写高位点的精神境界——从平凡琐碎乃至不足道也的庸常生活中自然显现。陈世旭巧妙地将“我”与老那构成现实与理想的两极，“我”的逃避是依着当代人利益关怀的惯性以空间转换趋近“现实”的一极，老那一辈子忠于职守以时间推进趋近“理想”一极，而我重新成为奔波于青藏公路上的一名司机，则是在老那——“理想”化身的感召下，以无数次灵魂洗礼与精神提升渐渐趋进“理想”一极，并最终以身殉职献身高原。两代人走着同样的道路，但精神境界的展开与提升却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如果说，老那是以“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作为人生原则的话，那么，第二代人“我”则是在一种十分清醒而理智地认识个人幸福存在的前提下，以个人欲望与奉献理想始相抗终相融来完成理想实践者的人生历程。陈世旭在没有回避实践理想的人生是沉重而痛苦的同时，既令人信服地张扬了理想主义，又暗示了理想主义的生生不息。不必讳言，表述理想主义到了90年代已经是一件坚硬难攻不易“讨好”的事情，由于对从前文学中“伪崇高”的逆反心理，使文学作品想要获得读者“信服”与“感动”成为两道不易跨越的高栏。陈世旭知难而进，敢于攻坚，以其真诚之心传达“感动”，以其艺术功力显现“信服”，以其对两代人实现理想不同方式的个人诠释，以及由此进行的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在理想主义的题材创作上有所突破。我以为，正是作者人格中某种坚定性以及崇尚理想的人生观，成为这种追问的原动力，也同时成为作品的深层底蕴。因此，与其说是作者在短期采访中受到的情感冲击太多，不如说作者本人对当下世事浮躁的排斥情绪在高原得到一次释放，青藏高原与作家陈世旭仿佛命中注定地不期而遇，严酷的自然环境，殊异的人情风俗，虔诚的宗教信仰，弥散悲凉气氛的生存状态，大自然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短暂渺小的反差，所有这些都共同成为叩问生命的背景。陈世旭在短暂的旅行中居然幸运地把住了高原的命脉，于是神接千载，风云际会，眼前强烈的感受与作家内心长久的思索迅速接通升华，作家人格主体在这里最终决定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境界。“对青藏高原我是既不熟悉又熟悉”的作家表白恰恰可以印证上述结论。倘若我们承认，“在1995——1996年短篇小说中，镇长或许是最生动、最能够被长久记住的人物”，（见李敬泽评《镇长之死》，载《小说选刊》98年第3期），那么，《青藏手记》或许也称得上是近年表达理想主义最感人亦最成功的小说作品。
在表达理想主义这一主题的同时，我们还可以透过字里行间体会出《青藏手记》的“第二主题”，那就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内地来青藏高寒地带连续生活二十年以上的人，一旦重返内地，等待的将是因氧中毒综合症所导致的猝死。由此，在青藏干了三十年的老那当可以退休回到内地时已经注定无法返回。陈世旭在《中篇小说选刊》98年第1 期转载《青藏手记》时所附的短文中写道：“当我把《青藏手记》交给读者的时候，除了希望读者觉出我的感动，我更希望人们能够理解我更深一层的想法，那就是，在掩卷之余，我们可不可以请求：我们对自然的挑战能否更多一些科学与妥善？我们对人的生存、对人性的最基本的愿望更多一些关爱？对如此珍贵的生命资源、精神资源能否更多一些保护的意识？倘能，则民生幸甚，国家幸甚！”“第二主题”的这层意思容易被作品抒发的理想主义激情所掩盖，但她又是不容忽视的。它的含蓄表达，不但使作品显得更为繁复、丰厚与深刻，同时也体现了陈世旭不同于前辈作家的“现代立场”。我用“现代立场”这个字眼意在拥有更大概括性与包容性，因为恰恰是处在后一位的“第二主题”含纳了许多属于20世纪的现代人文思想与人间情怀，比如人道主义立场，比如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爱护等等，所有这些又是可以在人类的精神历程中找到传统的。纵览历史，放眼世界，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超越现实穿越时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显然是重要的支撑点之一。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在《青藏高原》这首人们熟悉的歌中回味《青藏手记》，我们可以感受一次“高峰体验”，由此得到如下启示：理想与崇高并非神话，她将是我们每一位当代人现实人生中神圣和永远的召唤。
行文至此，我的情绪在释放之后渐趋平静，仿佛歌手李娜高亢的歌声在慢慢消失之后，沉入寂静与黑暗；夜色如磐，万籁俱寂，一种清凉感觉悄悄渗透全身，并慢慢地在心间汇合成观照反省自我的心境，一种思想不动声色地生长起来；难道仅仅用“理想”可以阐释作品？作品的表层之下还有没有更深层的意蕴？两层主题的归纳是不是已经付出了“概括的代价”呢？我们这辈在意识形态环境中成长的七七、七八级学人先天会不会有某种宿命般的限定？我们是不是也已经无可逃避地局限在某种既定的观念中呢？于是我开始思索：孔繁森之后，陈世旭还想传达些什么呢？一连串的问号纷沓而来——
贯穿全篇的情绪为什么是悲怆的？几乎所有写到的人的段落为什么始终弥漫着悲凉的气氛？在亘古不变永恒威严的大自然面前，人如何面对自然？面对自己？人与自然到底处于何种关系？“我”和老那靠什么融入高原？他们的朝圣路与藏族同胞的朝圣路异同何在？这些又是不是可以看作作者深层的“第三主题”呢？
联想到西藏小说家扎西达娃的作品《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以朝圣者塔贝具有讽刺意味的死亡结局比较汉人世俗世界的合理存在，那么，在生活于江南内地的汉族作家陈世旭的眼里，青藏高原上的汉人传统与藏人坚定无比的宗教信仰之间又应做什么样的评判呢？陈世旭没有说明，但潜藏于文字之下的丰富内容一如海中的巨大冰山，难以预测的冰山底座恰是作品给读者再想象的一个巨大空间，对《青藏手记》来说，“言而无尽”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我尝试着用知识去接近青藏那个遥远而神秘的空间，从而为解开上述疑问寻找桥梁。
青藏高原海拔4500米，有大面积的生命禁区，从地理上看相对封闭。处于此间的藏族同胞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按扎西达娃的总结：藏人的宇宙观是“三界”：天、人间、鬼神；生是转世，死是投胎，因此藏人对死亡没有恐惧，认为是一种解脱；由于经济生活落后，商品匮乏，人的名利观念淡漠，藏人没有什么改变生活的欲望，对生活从来都是乐天派；在藏人看来，大自然是有灵的，充满了神秘的内涵而受到崇拜，人是弱者，人对自然的要求是交流。（扎西达娃语，参见《西藏文学七人谈》，载《文艺报》1986.8.16）。
显而易见，面对扎西达娃阐述的藏人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面对产生此种观念的青藏高原殊异的生存空间，汉人传统中的“我”与老那不可能不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背离与反差，他们的辛酸与悲壮也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作为汉人的他们很难完全进入藏民的传统，然而，他们不懈地努力，他们的生命历程无疑也在朝圣的路上，他们的心是痛苦的，因为他们是悲壮的奉献者。如果把话说得更直截了当一些，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在青藏高原生活了千百年的人们，也只有在他们特殊的人生价值观的支撑下，才能坦然安详地生存下去；也只有在他们义无反顾无怨无悔（真正意义上的无怨无悔，而不是被眼下传媒大量消费的不无矫情的用滥的流行语）的朝圣路上，生命的全部意义才得到一次完全和清晰的显示，就象《青藏手记》以及许多描写青藏的艺术作品都一再表现的藏民磕等身长头去拉萨朝圣的场面，其象征意义深刻且有力地触动了外部世界的每一位艺术家乃至普通人。这一将全部生命虔诚地毫无保留地一次次支付给佛给神的举动仿佛给沉浸于世俗诱惑与感官享受中的人们洞开了一扇通向天国通向神性通向人类崇高精神的窗户。《青藏手记》的成功就在于不但肯定了“高原是距离神性最近的地方”，而且把这次近于形而上的思索用高原风物来烘托，并别具匠心地用援藏汉人“我”的心路历程来进行形象地阐释。建设者辛酸的人生，牺牲者悲壮的努力在高原殊异的自然与人文空间中汇成悲怆生命交响曲，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调动了读者怜惜生命的悲悯情怀，并同时向人们昭示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陈世旭也借此完成了他久藏于心的一次对于生命意义的终极追寻。
三、专注持恒：沉着而坚韧的姿态
在陈世旭的眼中，写作是一种诚实的劳动，他曾经在文章中讲述《庄子》里的三个寓言故事：专注执著的粘蝉老人；不讲得失的卫大夫；“于物无视，非钩不察”持之以恒的工匠。这三个古代人物形象仿佛成为作家时时警醒自己的三面镜子。故事中孔子面对心无二念的粘蝉老人也禁不住感叹：“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我以为，正是这种出自先贤的精神始终激励着陈世旭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顽强前行。放眼文坛，我们并不缺少才华横溢倚马可待的才子作家，眼前晃动的各色旗帜以及耳旁喧哗的各种口号，似乎总在催促他们马不停蹄地制作一次次“流行色”，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文学真的成了快餐文化的一部分？陈世旭没有在乎这些，他只是默默地思考，沉静地写作，在20年小说创作的一轮轮竞争和淘汰中，在拒绝浮躁与喧嚣的艰难行进中，向文坛推出他的一篇篇力作，从而显示这位当代小说家沉着而坚韧的创作姿态。
不同国度的作家学者都说过大致相同的话，即生命与作品相通，有怎样的作品便要求怎样的生命。面对文学，陈世旭的人生姿态一是坚守立场，二是坚守观念，三是坚守思想。
回顾新时期文学20年的历程，当年与陈世旭一道走上文坛的作家已有不少人下海或转行，文学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日益边缘化。如何行走于边缘并固守文学，陈世旭坦诚地这样表白：我闲时看过一些佛学，禅宗认为，诱惑之所以构成诱惑，是因为你把它当作诱惑，不是诱惑在动，是你的心在动，这虽然有些唯心，但道理是有的。搞文学创作，干一切事业，都要有定力。没有定力，一事无成。各人都可以选择，只要他认为他的选择更能发挥他的潜能就行。我选择了文学，是因为我觉得它适合我，最能发挥我的潜能，所以我面对诱惑可以不动心。作家是社会的良知、良心，是要有责任感的，要关心民生、关心社会，对生活的美好充满期望，应该追求真善美，应该有理想、追求崇高。贬低深刻是很可笑的，人要不断完善自己，总不能把自己贬低成经济动物或低级动物。我以为，坚定的人生立场是陈世旭立足文坛的前提。
早在80 年代， 就有一种得到文坛认同的说法：中国大陆文学界用10年的时间匆匆地走过了西方文学百年的历程。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如何应对近20年来文坛万端变化新潮迭起的形势，几乎成为每一个作家无法回避的课题。对此，陈世旭向来冷静，独立不倚，远离时髦，拒绝流行，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坚守着自己的创作观念。《镇长之死》在97年12月参加鲁迅文学奖评奖时仍被一些评委称为“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陈世旭表示，我在生活中和文学中都是个现实主义者，这个是不会改变的。艺术上允许探讨，但有些东西不可改变，小说还是要反映生活、深入生活。作家要了解生活，要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作为一种表达，要在生活中挖掘有益的思想。生活是创作的基础，思想是艺术的灵魂。唯有如此，艺术之树才能蓬蓬勃勃。对各种艺术探索，没有必要去贬低它，可以学习、借鉴，但学习借鉴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生活。我至今没能清楚地了解陈世旭的阅读资源，从他的创作谈中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印象：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块与西方人文著作的一块都有较为系统的阅读，尤其在先秦文学与西方哲学两个领域用功较多，这显然对他理性能力有极大的帮助。但是，在他崇拜的作家中，他只提鲁迅、契诃夫、老舍等有限的几位，他对西方20世纪文学大家有多深的接触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陈世旭对花样翻新的小说文本试验始终保持冷静观察的距离，他甚至在谈到《镇长之死》的简洁精粹时，认为没有太多艺术技巧方面的原因，而归于思想认识的深化，从前用10句话表达的意思，今天可能只需要两、三个句子了，句子与句子之间所以留下了空白，语言之所以更精粹，主要是思想表达的需要。这种认识，对于将文本形式看作高于一切的作家来说有没有启示呢？我们又到底要如何看待“有意味的形式”呢？
在陈世旭看来，艺术的全部美好恰在与人的生命过程，与人类的生存活动息息相关，艺术家的全部工作无非是艰辛地当然有时也是很孤单地寻找沟通世界的道路。唯其如此，陈世旭的近作从来不在梦境与现实的边缘停留，而是沉沉地坐实具体时代的现实。在他的小说世界中，个体生命是关注的中心，但他笔下的个体无意逃离世俗的人间，个体的欲望总在社会规则的制约中挣扎、对抗。然而，这种貌似写实的作风，并没有牵制作者对生命的不断思索，即便是现实人生的惊涛骇浪，也没有妨碍陈世旭对生命思索的迷恋，在他近年的小说创作中，这种“迷恋”有时甚至不惜付出削减感性“枝叶”的地步，力透纸背的凝重，肩负大山般沉重，浓重如化不开的浓墨，以至于少了几分丰腴、风姿，多了几分厚重与干练。读陈世旭近作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在他私人化的秘密花园里，他似乎从不陶醉于小说语言绽开的花朵，而是在对自己内心幻象的花朵反反复复端详之后，试图寻找花朵下的种子。顺着花瓣，顺着花蕊，透过夜色，他一步步地逼近种子的核心地带——意义与价值。在意义消解、价值颠覆的时代，他似乎成为固执的夜行客，徘徊在自己内心的花园，寻找答案。陈世旭之所以坚守思想，不但建立在“思想是艺术的灵魂”信念上，也出自于他生命不止思想不止的激情，就此来说，无论是重返小镇，还是走近青藏，都贯穿着对生命种子的寻找，对人生意义的叩问。这，也许正是陈世旭小说近作魅力不减最为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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