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还政成王说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公论文,成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再整理和再分析，对周公摄政及周公还政之成说提出了质疑，认为周公摄政是虚，篡位是实；周公致政成王是虚，被赶下台是实。作者据此对周初史实做出了新的解释。
关键词 周公 摄政 致政 质疑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起周王朝。武王姬发在灭殷后二年即死云，据说其子成王姬诵年幼，由叔父周公姬旦摄政。摄政共七年，在七年多的时间里，姬旦平定了东部的叛乱，制礼作乐，封建诸侯，镇压殷民，于是天下太平，“复子明辟”（《尚书·洛诰》）。稽首归政，退就臣位，而且“
如也”（《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被尊为“圣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摄政”而后“归政”。但是，事实真相如何呢？
一、周公实际上是篡位
1.成王的年龄
周公姬旦摄政的理由很简单，即“成王幼”，那么当时成王究竟有多大？这是问题的关键。最小的是《史记·周本纪》中的说法：“成王在襁褓中”。最大的是王肃说文王崩时成王已三岁，武王崩时成王已十三岁。关于此点，前人庄存与、廖平分别在《尚书既见》和《经话》一书中，均已对成王年幼之说提出了质疑。顾颉刚先生也认为：“武王死时年五十四，成王是他的长子，该有三十岁左右”。[①]
笔者认为，庄、廖、顾等大师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史记》中说文王断“虞芮之讼”，“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此后七年，文王死。”西伯盖在位五十年。《韩诗外传》：“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之后四十三年，凡莅国五十一年而终”。这里面都应包括文王在受命前作为周部族首领的四十多年。以文王即位时非常年轻只有十几岁算，文王在死时最少也应有七十岁左右。
而武王死时多大呢？
班固《汉书·律历志》说：“文王十五生武王。”《史记·周本纪》说文王死后“二年，武王观兵，四年灭纣。”《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而崩。”可见，武王是在文王死后六年去世的。另外，《史记》引《逸周书》谓武王灭殷后曾说过“自发未生至于今六十年”，不久武王即死去。
从以上几条史料看来，武王死时不足六十岁应当是可信的。
那么，成王在武王死时有多大呢？
依据古人“三十而娶”，国君诸侯则“十二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国嗣也。”（《淮南子·汜论训》），即使武王二十而娶，那么成王在武王死时在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大约是不会有大的出入的。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霍……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由此可知，成王至少还有四个弟弟都封了国，其中，封于晋的便是成王的弟弟唐叔虞。而此时的唐叔虞已经至少是一个青年人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史记·周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成王少，周初定天下……晋唐叔得嘉禾，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归周公于兵所。”《史记·鲁世家》也有“唐叔得禾异苗同颖（郑注：“二苗同为一穗”），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足见此事是武王刚死，周公东征时的事，唐叔已经能够代表成王处理一些事情了。而不是像史书上说的成王以桐叶封弟那样两个小孩子在宫里随便玩闹。
因此，武王死时，成王姬诵已经成人。周公摄政的条件便也不复存在。于是，便有人提出来周初行的是兄终弟及制，周公继位属名正言顺。因此，弄清当时的王位继承制的形式对判断周公称王是否合理至关重要。
2.周初遵循的是“父死子继制”还是“兄终弟及制”？
清末今文学家廖平在《经话》中说：“周公、成王事为经学一大疑……乃知成王非幼，周公非摄，此《尚书》成周公之意，又有语增耳。武王克殷后，即以天下让周公，《逸周书》所言是也。当时周公直如鲁隐公、宋宣公，兄终弟继，即位正名……盖商法兄终弟及，武王老，周公立，常也。”
王国维也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
二位经学家虽然都敢于直率地承认周公是在事实上称了王，但是他们为了不损毁周公圣人的形象，为周公称王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即“周因于殷礼”[②]，继尔，又可以继续粉饰“周公还政”，说是因为周公认识到传子之制能避免争乱，于是公而忘私地拥护成王继位，将政权交给了成王。所以，王国维又说：“此种制度固亦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③]廖平也说：“周家法度皆始于公，欲改传子之法，故传政成王。”[④]
我认为以上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且看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后稷卒，子不窑立。……不窑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卒，子庆节立。……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卒，（子）季历立……公季（季历）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周的始祖后稷开始，到建国的武王为止，前后共计十五王，代代都是将王位（部落首领职位）由父传子，从未有过一个兄终弟及例。因此，可以证明，“父死子继”在周公之前已成为周人王位继承的传统。
再看商的情形。王国维认为：“商之继位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⑤]但是，事实上，殷的末期已有固定的传子制，《史记·殷本纪》：“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是谓帝辛，天下谓之纣。”分明在说，殷末四代均是父子相继。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周初的王位继承制是父死子继，而不是兄终弟及。
也有人认为，太王传位季历，文王传位武王，虽然是父子相承，但都是舍弃长子《太王舍弃太伯、虞仲，文王舍弃伯邑考），实际上亦是受殷早期和中期兄终弟及制的影响[⑥]。
我觉着，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众所周知，太王（古公亶父）共有三个儿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季历娶了太任为妻后，生子周昌，“有圣瑞”，太王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太伯和虞仲听了这些话，知道太王想立季历，于是逃到南方的荆蛮地区，“以让季历”。[⑦]
这段故事，表面看起来，太王传位给季历是王国维所谓的“其以父继子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⑧]而其实，从太伯和虞仲二兄弟为了能让小弟如太公所愿继位而毅然逃走这件事上，不也恰恰说明了周人确有传位以长的传统么[⑨]？
而文王之舍伯邑考立武王，则是因伯邑考早死的缘故。
确定了周的继承制是父死子继，就可以确认周公继位是篡位——篡了武王的儿子姬诵的位。因为无论从周制还是从商制，已经成人的姬诵都是法定的继承人。
当然，不能否认，周初还存在着兄终弟及制的深刻影响。其一是因为商王朝建立五百余年来，正像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说的那样：“殷以前无嫡庶之制，……一朝之中，其嗣位者亦然。特如商之继统法……自成汤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原注：外丙、中壬、大庚、雍己、大戊、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盘庚、小帝、小乙、祖甲、庚丁），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原注：小甲、中丁、祖辛、武丁、祖庚、廪辛、武乙）。”其二，对于僻处西北的周人来说，商的发达的文明必是他们所向往并愿意学习的。据《诗经·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可知，周在太王时已开始着手灭商的工作。想必，周与商的来往则更应该长了。在这么长的交往中，商的王位继统法也应该影响到周，比如，太王的儿子太伯和虞仲在逃到吴越后，就是由虞仲在太伯死后即位。另外，上面所举的《史记·周本纪》自后稷以来共十五王计历一千二百余年，平均每位在位八十余年，古人对此早已提出了质疑。[⑩]如果其中在记载上有脱漏的话，是否也有兄终弟及的例子呢？姑且存疑。
所以，周代初年，尽管制度上的继承形式是父死子继制，但是，在思想观念上周人却可能已经接受了兄终弟及的影响，武王死后，周公篡位称王，其实正是利用这一影响，并试图将之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例如，在周公的封国鲁国，就一直实行着“一继一及制”。[(11)]而不是像后来人们所说的周公自己按兄终弟及法继位，意识到此法的危害，于是为了周王室的长治久安，决定将传弟法改为传子法，并大公无私地从自己做起，还政成王。这未免将周公过于美化了。
后来的管、蔡的叛乱，是否也是一场王位的争夺战呢？因为管叔是周公的哥哥，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观念，他更有继承权。不难想象，当他看到周公篡位，自然要愤愤不平，奋而起兵了。
历代经学家们用以作为武王传位周公的证据，无非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我维显服，及德之方明。’叔旦泣涕于常（裳），悲不能对。……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今维天使予，维二神授朕灵期。予未致于休，予近怀于朕室。汝维幼子，大有知。……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令（命），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拱）手。”（《逸周书·度邑》）庄述祖《尚书记》：“王者欲有所为，必奉天之明命，即龟、筮以稽之。今周公继文、武之业，天意已明，不必更即命于筮、龟也。”
按顾颉刚先生的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武王受到二神的启示，知道自己的死期（“灵期”）将到，顾念国家（“乃室”〔侯国〕和“朕室”〔王国〕）初造，愿意“兄弟相后”，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智的叔旦，并说这事可以当面决定，不须占卜，可是叔旦只有泣涕沾裳，拱手不肯接受。于是顾颉刚先生据此断定：周公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12)]对这一点，我表示不敢苟同。
（1）据顾先生考证，这篇记载未必真出周初，而只能“至少在周代曾有这个传说。”既然是传说，就存在着真假二种可能性，如何能断定其为真的呢？
（2）传位是一件大事，按理说应在众人面前宣布，此处却为什么只对周公一个人讲呢？
（3）即使退一步讲，这个传说是真的，武王的确对周公讲过这种话，又怎能知道武王的用意如何呢？又焉知武王用的不是后来三国时刘备托孤的手法呢？
（4）在同一本《逸周书》里，其《武儆》篇却说：“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梦。丙辰，……命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这里明明白白在说，武王在临死前确立由姬诵继位。二种说法同时存在，为什么宁愿只信前一种呢？
顾颉刚先生在这里解释说：武王得了不祥的梦，知道自己的病已不能好，就接受了周公的王位传子的建议，把儿子诵交给周公，立为嗣王。[(13)]我觉着，这种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因为文中并未有周公提出此建议的字样，这样解释有把功劳往周公身上推的嫌疑，另外，若此建议真为周公所提，那不恰恰说明周公是个不折不扣的两面派么？在武王死前，大公无私地建议武王将王位传子，武王死后，却立即自践王位，把已成人的姬诵置于“世子”之位达七年之久，也正好证明了周公不是“大圣”。
（5）据《君奭》：“汝明勖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表明武王曾明确提出让召公辅佐成王。可见，武王是打算传位姬诵的。
二、周公是被赶下台的
1.周公首先受到了管、蔡的攻击
《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克殷，……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殷是大国，周人长期隶属于殷。周灭殷后对于殷的遗民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一方面封武庚以安抚殷民，同时又封管蔡来监视殷民以及武庚，即使如此，武王仍忧心忡忡。《史记·周本纪》：“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终于“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也就是说在洛阳附近建立起一个军事据点，驻守重兵，以备镇压殷人。
由是可知，周知的殷人对于周统治集团来说，一直是个心腹之患，而武王能把监视殷民的重任交给管叔、蔡叔，正说明此二人并不是凡夫俗子，[(14)]而是深得武王信任和 赏识的。然而后来他们又为什么突然反叛了呢？
《尚书·金滕》：“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
《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祚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
从这里可以知道，管、蔡之所以反叛，主要是因为武王死后，周公摄政称王。如果周公摄政称王是顺理成章的事，管、蔡何至于要反叛呢？如果周初不是奉行父死子继制度的话，管、蔡为什么会散布“公将不利于孺子”的谣言呢？如果管、蔡的反叛无理的话，为什么一开始又会得到群弟的支持呢？
《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由此可知，管叔鲜为周公旦的哥哥，而且据上所述，也并非平庸之辈。当他在监守殷民的时候，却突然听说自己的弟弟利用辅政之便执政称王了。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管、蔡起兵，《尚书·金滕》郑玄注曰：“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圣，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势，今复秉国之权，恐其因即篡夺，遂生流言，不识大圣之度，谓其实有异心，非故诬之也。但启商共叛为罪重耳。”
郑的观点，可以说是对于此问题的传统观点，即管、蔡误会了周公。但正像前文所指出的，周公即已执政称王，误会就无从谈起。何况，即便是误会的话，这误会也不仅仅来自于管、蔡，据现有的资料，这误会还来自于朝中大臣和诸侯，来自和周公有着同样重要地位的召公以及成王自身。如果传统的观点是正确的话，不能不使人觉得如此“圣人”居然没有得到个理解者，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2.诸侯、大臣也不支持周公
管、蔡发动叛乱之后，周公决定东征讨伐叛军。在开始时，诸侯和朝臣们是不愿追随周公一起去东征的。《尚书·大诰》：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君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
西周人尤其是周初之时，具有很强的神秘主义倾向，遇事必要占卜，依兆实行。可是这一次尽管周公声称“予得吉卜”，可是诸侯和大臣们还是拒绝他说：“艰大”“王害不违卜”。这是为什么呢？周公现在已贵为周王，大权在握，准备去讨伐的则是“启商共叛”的“天下暴人管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又卜问过天，得到的又是吉兆。如果周公真是名正言顺地兄终弟及继位，管叔及群弟的对周公反叛又果然是不得民心的话，诸侯和朝中的大臣们理应踊跃参加，起码要听命唯谨才对，何至于要托词拒绝呢？对此，前人做了种种的推测，有的说“诸侯不欲东征者，以二叔王室至亲而武庚叛形未露也。”[(15)]有的说：“武王之旧臣……以武王之辅翼自居……”“执己见已与公相异同”。也有的说：“当是时，周祸烈矣，邦君、御事怀‘艰大’之疑，王宫、君室谋自守之计……”[(16)]等等。
以上种种解释都不能尽如人意。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或许应该是周公的继位不得人心。所以周公尽管卜得吉兆，大家还是推托说“艰大”，不愿意服从。以至周公要反反复复动员强调他是要完成文王未竟的事业，“不可不成宁考图功”，“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17)]最后下令说：“肆朕诞以尔东征”。[(18)]
3.周初重臣召公也不与周公一心
召公奭于周是疏属，《史记》只说他是周的同姓。但在武王时，他的地位颇高。《周书·克殷》解有：“周公把大钺，毕公把小钺，……召公赞采。”《史记·鲁世家》：“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周建立后，周公旦与召公奭共同辅政，召公为太保，有时，也与姜太公并称为“二公”。据《诗经·江汉》：“文武受命，召公维翰。”他受命辅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不是王室的近支，如果说管叔鲜有野心想觊觎周政的话，召公是不会有此想法的。但是召公也不满周公。因此，周公才做了那篇著名的《君奭》。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知道，武王的确是传位给成王的，并让召公去辅佐。“汝明勖偶王，在奭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会不会是后来“相成王为左右”[(19)]的周、召中的周公干脆越俎代庖，自己执政称起王来，才引起了召公的不悦的呢？所以，当周公一发现自己在朝中势孤力单时，马上作《君奭》，文中极尽溜须奉承之能事，又是说：“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又是说：“诞无我责收，罔勖不及。”等等，不一而足。可以看出，周公是打算拉住召公的。
其中，颇值得玩味的是《君奭》中的这句话：“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这段话的大意是，我现在好象是在横渡大河，如果和你一起前往的话，或许可以渡过。会是什么事情使周公感觉像一个人在渡宽阔的大河一样，使得他迫切需要得到召公的支持呢？我们不妨从他的写作背景处入手来分析一下。《史记·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时，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马融的集解说：“召公以周公既摄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复列在臣位，故不说，以为周公苟贪宠也。”可知此篇作于周公摄政时，而且是在召公对周公不满的情况下做的。一个人手握大权，却感到一种如渡大河的战战兢兢的危机感，只能说明周公当时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而这种个人的艰难感，只能来自于人事关系上的众叛亲离，在上面已介绍周公摄政，首先便遭到了管、蔡及群弟的攻击，同时又受到了朝中大臣和诸侯的消极抵抗。同时，已经成人的成王也在和他明争暗斗（这将在下文谈到），现在召公也不满意他，于是，他便想尽办法，来挽留召公，企图获得召公的支持。苦苦哀求：“君！告汝，朕允保奭。”（君奭！请求您，我信得过的太保奭。）又说：“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除了我们二人，您还有合意的人么？’您会说‘只有我们二个人’”）来极力拉近二个人的关系，并以“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我们共同成就文王的功业啊！不懈怠地努力工作，要使那海边日出的地方，没有人不顺从我们。）来晓之以“大义”。必须注意的是，在这篇《君奭》中，周公多次用了“二人”一词，即指召公与己。是否二个人就在这个时候达成了什么协议呢？[(20)]
4.成王是不信任周公的
前面已经说过，武王死时，成王并不年幼，作为一个青年天子，王位却被辅政的叔叔所篡得，心里自然是不会容忍的。因此成王对于周公旦肯定是不满，以致和周公旦明争暗斗。这一点，可以从《尚书·金滕》篇看出来。
《尚书·金滕》篇，主要写的是这样的事：周灭商后二年，武王生了重病，周公作册书向先王祈祷，请求代替武王死。事后，史官把册书放进金属封缄的匣子（金匮）。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三监散布流言，说周公要得成王的天下。周公在朝廷上站不住，就避居在外面。成王没有派人去抓他，但也没有相信他的忠心。后来有一年的秋天，忽然大雷电和大风把禾黍都吹坏了，成王等惊慌得很，打开匣子来看书，看到周公请求替死的祝册，幡然悔悟，出郊亲迎周公。于是，雷电停止了，风开始倒吹，已经倒地的禾黍又重新竖了起来。
这篇文章，上半篇说的是祖宗的灵魂对于子孙的权力，下半篇说的是上天对于人事的警告。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来看，通篇文章所写的事情都是不可信的，只能说，是多少年来流传下来的一个关于周公的神话，因此，它对于说明周公是辅政还是篡位，是自己让位还是被迫下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文中有二句话，却颇值得让人玩味。
“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关于此段内容该当何解，历来众说纷纭。争论的关键点在“居东”和“罪人斯得”二个词上，有人认为“居东”，是东征，有人则认为“居东”是东居。至于“罪人斯得”也是说法各异，司马迁说：“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可见，司马迁认为罪人指的是管蔡。《白虎通·诛罚篇》也说：“《尚书》曰‘肆朕诞以尔东征’，诛弟也。”又说：“《尚书》曰‘诞以尔东征’，诛禄甫也。”即《白虎通》所持观点亦与司马迁同。持此观点的还有毛公。对于《诗经·鸱鸮》中的“既取我子，无取我室。”毛公的解释是：“宁亡二子，不可以毁我周室。”《诗经·豳谱》疏说“二子，谓管、蔡。”又说“毛以罪人斯得为得管、蔡，周公居东为东征也。”所以说，毛公的观点与司马迁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但是《尚书》的注者郑康成却认为，“罪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尽为成王所得。谓之罪人，史书成王意也。罪其属党，言将罪之。”他之所以这样认为，也是根据《诗经·鸱鸮》中“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来说的。他认为“时周公竟武王之丧，欲摄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属党。兴者，喻此诸臣乃世臣之子孙，其父祖以勤劳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诛杀之，无绝其位，夺其土地。”《周易集解·蒙·初六》“用说桎梏”这句话，干宝的解释是：“此成王始觉周公至诚之象，将正四国之罪，宜释周公之党。”这个说法。与郑康成是一致的。
究竟孰是孰非，因为与本文关系不大，暂不讨论，我只是想说，不管大家持何种看法，里面透露的唯一一致的信息就是成王对周公有怀疑。《诗经·鸱鸮》疏正义甚至说成王“疑其将篡”。可见二人的矛盾相当严重。尤其是后句：“于后周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这不禁使人要问，成王为什么要“诮”周公，为什么又“未敢”？《尚书正义》说：“成王犹尚疑公。”又说：“王犹未悟，故欲让而未敢，政在周公。”这就是说成王为畏其威而“未敢诮公”，那周公真是具有“震主之威”了！
再看一看周公写给成王的诗《鸱鸮》。开篇起兴的第一句就是“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鸱鸮”是一种恶鸟。把成王直接喻为恶鸟，一是可以说明周公在当时是不可一世的，二则可以说明二人的矛盾已从明争暗斗而表面化了。成王作为一个被驾空了的青年天子，假若仅仅是默默忍受，那就不会有后来的致政成王了。
5.周公被赶跑
综上所述，周公在执政称王以后，首先受到了自己的兄弟管、蔡的进攻，朝中的大臣和诸侯也不愿听其命令，和他一块辅佐成王的召公也怀疑他，年轻的成王与他更是矛盾重重。这样众叛亲离的一个人，在政治舞台上能够表演多久，的确是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
历来的说法都是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管、蔡）、三年践奄（剪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我认为，这是历代的儒生们为了美化周公，而将周初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加在周公头上而编造出来的。事实上，周公并不是还政于成王，而是被赶下台的。
从道理上讲，摄政还政，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周时，每发生一件大事，便会由周王发一篇文告，或由史官记下来，这些资料均被收入《尚书·周书》，可是，遍查《尚书·周书》，唯独没有关于周公还政成王的记载。
《尚书·洛诰》“载周公稽首曰：“朕复子明辟”。一般将此认为是记载周公还政的。
《后汉书·桓帝纪》诏曰：“远览‘复子明辟’之义”。注说：“复，还也，子，谓成王也。辟，君也。谓周公摄政已久，故复还明政于成王也。”但事实上，这句话该作何解，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本人觉得今人的解释更有道理。《今古文尚书全译》：“朕，我；复，白，告诉；子、你，指成王。明辟，明法，指治洛的光辉措施。”全句意为，让我告诉你治洛的光辉措施。
因为此话在《洛诰》中，应该说这种解释更能站得住脚。这样一来，就和致政成王全无关系了。
整部《尚书·周书》，关于周公还政的事，除了上面所提这句有争议的《洛诰》中的一句话外，再无别的记载，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疑问，这样一件大圣还政的事，何以没有记载？周公真的还政成王了么？
根据前面已提到过的周公执政后所面临的种种严峻的局势，使我更愿意相信另一个传说。即周公是在后来又一次的政治流言中，被已经逐步掌握大权的成王从台上赶了下来，并流落异乡。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琴操》说：“周《金滕》者，周公作也。书曰：武王毙，太子诵袭武王之业，年七岁，不能统理海内，周公为摄政。是时，周公囚诛管、蔡之后，有谤公于王者，言公专国大权，诈谋，将危社稷，成王闻之，欲囚周公。周公乃奔于鲁而死。”《墨子·耕柱篇》：“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史记·鲁世家》：“及成王用事，人或谐周公，周公奔楚。”《史记·蒙恬传》：“及王能治，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王充《论衡·感类篇》“王意狐疑，周公奔楚。”
以上的周公奔鲁说、居东说、奔楚说，说法不一，尤以奔楚说最值得人注意。《左传》昭公七年，楚国召鲁昭公，“公将往，梦襄公（昭公父），祖（饯之行）。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看来，周公的确到过楚。
另外，据说墨子是见过百篇尚书的，他认为周公居于“商盖”，是否也是有所根据呢？墨子不是儒家，他没有必要推崇周公，所以，此说的可信度也较高。
至于奔鲁说，目今尚未找到旁证，或许只是奔楚说的一个变异？
三种说法，展示了一个共同的史实，即周公在东征之后，依然受到“欲为乱久矣”流言的困扰，被成王赶跑了。
三、我对周初这段史实的推测
周武王去世时，周实行的是父死子继制，但是兄终弟及制在周人的思想观念中有很深的影响。管叔和周公是武王的弟弟，管叔在克殷之后被封到殷旧地和武王的另一个弟弟蔡叔来共同监视殷遗民，周公一直留在武王身边辅政。因此，武王去世时，只有周公在镐京，武王决定让年轻的儿子姬诵继位，由周公旦和召公奭辅政。周公旦于是想利用兄终弟及的观念篡位，借辅政手握大权的机会擅自称王。这件事，首先遭到了其兄和其弟管叔、蔡叔等的反对，他们打着“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旗号发兵，但是周人分封和驻防到东方去的人数究竟太少，于是，他们和武庚及殷遗民、淮夷、奄君等联合了起来。
周公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强行命令不愿听从他的朝臣们去东征；拉拢劝说朝中另一重臣召公给予他帮助，或许是因为管、蔡与殷民共叛，使召公意识到国家的危险，于是接受了周公的解释。周公亲自去东征，因为反周阵线中人的目的各各不同[(21)]，所以他们的步骤也各各不齐，被周公一一击破。成王虽然年轻，却也比较老练，没有将他和周公的矛盾激化，反而任凭周公去和管蔡厮杀，并趁周公东征的机会，将其羽翼剪除。周公东征回来，见羽翼已无，愤而做了《鸱鸮》，又过了一段时间，年轻的成王已积聚了一定的力量，便在又一次“周公欲为乱久矣”的流言中，将周公赶跑了。
我想，这或许是历史的真实。
但是，这样一段历史，为什么会变成了周公辅政成王，最后又主动还政的传说呢？
顾颉刚先生在《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22)]中认为，战国时期原先的所谓世卿世禄早已崩溃，于是，墨家提出“尚贤”的主张。所说的“尚贤”，就是后来常说的“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所以尧禅舜，舜禅禹。先秦儒家不主张禅让。孟子、荀子都对禅让说不满。孟子的弟子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回答说：“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荀子则说：“圣王在上，论德而定次，量才而授官。”他断定禅让是虚言，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
另外，西周的“共和”政治也是颇为有趣的，和周公摄政还政几乎是一模一样，两个说法究竟是谁在先，谁在后呢？恐怕有一个是原型，一个是改造。这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才能弄清。不过，我怀疑这二者中间是有着一定联系的。
从战国到汉代，周公的故事变得越来越神化。但是在先秦诸子中除掉战国晚期的荀子、韩非子之外，几乎没有人提到过周公返政的事。所以，这种说法可能是后来出现的。最初很可能是出于为了巩固皇权。但到后来却起了相反的作用。王莽就恰恰是利用了周公摄政故事而移易汉祚；明初的燕王朱棣也曾“法周公辅成王”却铲除了“成王”。周公一次又一次成了篡位者们的“榜样”。
注释：
① (13) (14)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文史》总23期。
②《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③ ⑤ ⑥ ⑧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④廖平《经话》。
⑦《史记·周本纪》。
⑨张天恩先生《试论太王传位季历的目的和意义》持同一观点。见《宝鸡师范学院教学与科研》〔哲社版〕1984年第一期。
⑩详《史记·周本纪》。
(11)《公羊传》庄三十二年“鲁一生、一及”。
(14)王冠英同志认为管叔平庸无能，所以武王传位给周公。值得商榷。原文详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1期《周初的王位纷争和周公制礼》一文。
(15)吴澄《书篡言》四。
(16)王夫之《尚书稗疏》下。
(17)马骕《绎史》二十二。
(18) (19)《尚书·大诰》。
(20)参考了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今古文尚书全译》。江灏、钱宗武译注，周秉钧审校。
(21)顾颉刚《三监及东方诸国的反周军事行动和周公的对策——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三》，《文史》总26期。
(22)《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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