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素质教育思想与实践发展演变的三大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素质教育论文,阶段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素质教育是近年来流行的一大教育观念，理论界的很多人对此作了大量的探讨，成果不谓不多。但笔者以为素质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理论的思潮，而是具有深刻背景的社会思想。所以对素质教育的研究应重在它所体现的社会政治使命而主要不在于理论的论证。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作一点探索。
一
为了深入讨论“素质教育”的发展，有必要先略为看一下素质教育概念从酝酿到形成的大概情况。
七十年代末，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了要快出人材多出人材的目标。这个目标曾经鼓舞了一代人为之奋斗，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这一目标在其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异化，变成了让学生去通过无休止的选拔考试的“苦海”。这种做法的核心在于用牺牲了绝大多数学校、绝大多数学生全面发展的成才之路换来了少数的成功者，这一社会现实与多出人材快出人材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社会需要的是整个民族具有全面发展的高水平，这种全面发展的高水平通常就被称之为人的“素质”。“素质”的概念一经出现就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素质教育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素质”概念是很模糊的。但通过这样的一段酝酿过程，素质教育思想的形成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了。
二
1996年，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在回顾素质教育的发展过程时指出：“素质教育是在8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的，……”〔1〕。1985 年是素质教育发展的一个标志性年份。
在1985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2 〕小平同志将劳动者的素质和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看作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小平同志的看法反映了我们的高层领导对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观点。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问题，而且把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国家兴旺的一件大事。综观这十多年的历史，我们看到“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正是关于“素质教育”的最基本、最经典的定义。
当“提高民族素质”的目标提出来之后，“素质”作为一个规范了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基本功能的社会性用语，必须有一个能为大家认同的确定的意义。为此，很自然地想到究竟什么是“素质”的问题，这就导致了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在理论层中大量出现的对素质教育概念作逻辑与学术分析的论著。
这一阶段在理论层中所讨论的主要热点问题是：素质的含义、素质的特点、素质的结构、素质教育的含义、素质教育的特点，也涉及到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素质教育的内容、过程、评价方法等等问题。〔3〕这一阶段中理论界所进行的对素质与素质教育的讨论的成就在于，素质与素质教育的概念在理论上清晰、精确了。
教育是一种社会整体性的大事业，决策层的意见是很清楚的，理论层的讨论也是明确的：就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四有”新人。不过这种全局性的要求在实践层上，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实践中总是通过一堂课、一个问题、一段教学内容的教学进行的。教好了自己的一个个学生，就是为提高素质作出了贡献，就是进行了素质教育，这种理解是不无道理的，也是必经之路。但这些实践活动大多是在小范围的班级中进行的局部的、单一的、学科的改革实验。当然，在这些研究中也不乏有一定知名度的教改实践活动。〔4〕
从对素质教育这样的学理研究和实践现状出发，似乎给人一种素质教育就是高要求高标准的教育的印象。既然如此，那么素质教育就只能是对重点学校的要求了，似乎所谓的素质教育并不是为了教好（副词）学生，而是为了教好（形容词）学生的一种教育活动。
正当在素质教育处在如何进一步深入的时候。1986年4月12 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了“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从而指出了基础教育不是专才的教育，而是培养公民、培养国民人格的教育。以此，《义务教育法》诠释了“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含义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一目标的提出使素质教育思想有了踏实的基础，素质教育是整个教育实践必须贯彻的大事。
对于在实践层上的局部行为如何使之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整合起来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整体性的“四有”目标，与实践中的个体操作性的矛盾并未完全得到解决，只要看一下“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越演越烈，有增无减就可见一斑了。教育——包括它的理论与实践——又到了一个必须有所突破的新的关节点上了。
三
多年来，教育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提高全民素质”与着眼于“英才”教育的“片面追求升学率”之间的矛盾。它反映了在局部利益与民族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尚有待摆正，只有摆正了其间的关系才能使素质教育有所突破、有所前进。
对于素质教育来说，1993年至1995年是一个关键性的时期，而1993年可以说是又一个标志性的年代。
作为标志性年代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2月13日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是90年代乃至下世纪初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蓝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纲领性文件。认真贯彻执行《纲要》，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的中心任务。〔5 〕《纲要》提出了在新形势下教育工作的任务是：“遵循党的十四大精神，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快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大批人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在明确了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后，《纲要》再进一步指出了我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和各级各类教育的具体目标。其中对基础教育的目标要求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做到“两基”和“两全”：即本世纪末，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纲要》还明确规定：“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
在这一阶段，如果要回答什么是“素质教育”，它的具体答案就是“两基”和“两全”。“提高全民族素质”是“两基”、“两全”的根本目标；“两基”、“两全”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这一总原则的具体规定。只要按照“两基”、“两全”去执行，就是提高全民族素质，这就是素质教育。
因此，就普教界而言，通过“两基”、“两全”而实现“提高全民族素质”这一观点的提出可以说是素质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时期，教育界的上层领导对素质教育作过一系列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要搞好基础教育就要实施素质教育，基础教育改革的紧迫任务是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是转变教育观念；素质教育是为全体学生服务的、全面发展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教育学生学会做人，是素质教育的首要任务；素质教育是一种着力打基础的教育，它的任务是为每一个学生今后的成长和发展奠定坚实、稳固的基础，从而推动民族素质整体性提高，可以这样说基础教育就是素质教育。
在这一阶段理论界对“素质”概念的讨论还在继续，但更多的讨论“素质教育”的问题，这一类的成果在全国主要教育杂志上是很多的，〔6 〕论题主要是在肯定必须进行素质教育的前提下研究了怎样进行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目标、方法方式、素质教育的评价、素质教育的课程教材、素质教育对教师的要求等问题。这就表现出了一种深入。在这一时期，众多的研究论著中有两类著作是比较醒目的。一类是从哲学原理上为“素质教育”提供哲学基础的论著，特别是为素质教育的实践提供哲学基础的论文也时有发表。〔7 〕另一类则是表述对素质教育不同看法的论著。〔8 〕其实这一类论述也并非是根本上不赞同我们称之为“素质教育”的那种活动，而大多是对“素质教育”、“转轨”之类的概念从日常用语转换成科学用语过程中在语义学、逻辑学上因尚不够精确而出现的语言上的逻辑歧义而发的。正如柳斌同志在1996年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转向素质教育，绝大多数同志是赞同的。素质教育的提法是否科学，或者如何给它的内涵作一个科学的界定，可以而且需要进行研究。但是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思路必须首先确定下来。”〔9〕因为不论是“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 这两个词语中的“素质”与“应试”并非仅仅指人的特性或考试这样的具体事情，这两个词语分别指谓了教育活动、教育现象中的正负两方面的现象，即使再换一个名词，由现在的“应试教育”所指称的那种现象也要反对的，而由“素质教育”所指称的“两基”、“两全”、“提高全民族素质”也是一定要贯彻的。
这一阶段实践层上也是硕果累累。此间，《人民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有代表性的实验。如，1990年发表了上海一师附小的“愉快教育”的报道。柳斌同志专门为愉快教育写了一篇文章，〔10〕肯定了愉快教育的成绩和经验。柳斌同志概括了愉快教育的三个显著特点：①有正确的教育思想，以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为目标，保证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得到全面的落实。②以充分调动广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出发点，坚持全面育人，面向全体学生。③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教育规律，创造性地改革和优化教育教学工作，使学校成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乐园。这一概括实际上指出了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应该怎么做、如何评价素质教育（标准和方法）这样一些基本原则。
从大量的实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改革实验正从分散走向集中，这些实验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一个学校、甚至是一个地区的学校的整体性的改革，其目标就是要办好每一所学校而改革。其次这些改革在对人的培养上的共同点是从学生的整体素质着眼，不仅要培养合格的学生而且是有特长的学生，并且是要让学生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愉快地、生动活泼地学习。可见这一阶段的改革实践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在这些大量涌现的教改实验中看到素质教育又有了新的提高，素质教育发展过程开始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四
素质教育的第一阶段，中央提出了“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决策，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如何实现这一原则还需有一整套的具体原则。第二阶段提出的“两基”、“两全”就是对“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深化。在此基础上的大量改革实验不断地具体了基本原则。
近年来有一个进行了十多年的实验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湖南汩罗的教改实验。1996年2月，《人民教育》发表了一篇近6万字的长篇通讯《大面积推行素质教育的探索——湖南汩罗市中小学教育改革12年写真》，详尽地介绍了汩罗在一个市范围内实行大面积、区域性推进的经验。文章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向世人表明所谓“汩罗教育现象”就是一种“全面发展现象”，一种“素质教育现象”。
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大保证就是国民的高素质，汩罗人、湖南人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认识到“现在在学校求学的青少年一代的素质将决定我们国家的民族的前途命运。而对照发达国家的现状和21世纪国际竞争的要求，我们的最大差距就在于国民素质不高，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隐忧所在。要排除这一隐忧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教育。〔11〕汩罗现象的根本意义就是在区域性范围内推进了素质教育，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
中小学的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在班级的课堂里，素质教育最终要落实到课堂上。如果每一堂课都贯穿“两基”“两全”要求，那么素质教育也就落实了。汩罗现象不仅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且重视培养学生的特长，“全面发展加特长”是汩罗素质教育的追求目标。这就要求学生成为知识的主人，让学生学得生动活泼，得到和谐发展。怎样才算教好了每一个学生？从汩罗的经验看，就是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劳动，具备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
在落实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对两个问题左右为难。第一个问题是素质教育与考试的关系，另一个问题是素质教育跟升学的关系。汩罗教育现象很好地处理了这两个问题。他们也有考试，他们的升学率也是很高的，在汩罗没有“剃光头”的学校。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来看待汩罗既是素质教育，又有考试又是高升学率的现象呢？李岚清副总理在视察汩罗教育时有两段深刻的论述精僻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在汩罗市一中，李岚清同志在回答学校的“小记者”的提问时说：“我们要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主要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在全面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前提下，当然也为高一级教育输送人才。我们国家现在只有5%的人能上大学，我们的教育是面对5%还是95%呢？这就需要端正教育指导思想。而且端正指导思想之后，面对全体学生的素质教育与培养5%的高一级人才并不矛盾。”〔12 〕对第二个问题，李副总理说：“我认为实施素质教育跟升学并不矛盾，学生全面素质好而分数差，这是很少有的，全面素质好就包括学习成绩好，而且往往是这样的。”〔13〕
总之，在汩罗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的教育所具有的共同的特征，汩罗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共同特征概括起来就是：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上好每一堂课；让每一个学生全面地、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劳动，具备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这就是素质教育。我以为从“两基”、“两全”的原则到这几条共同原理，可以说是素质教育的又一次深入。我们不妨以“汩罗教育现象”为代表的这几条原理的产生，作为素质教育发展第三阶段形成的标志。可以看出素质教育在观念上越来越深入、具体了，在实践上越来越可操作了。而这种具体落实素质教育的社会教育意义就在于使人人都能受教育，使人人都能受到全面发展的好的教育。
五
从素质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素质教育的初衷是针对教育活动中出现的一些不符合社会发展需求、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现象而提出的一种匡正时弊的要求，通过提出提高全民族素质而针砭被异化了的人才观。素质教育思想的每一次深化，也都是针对当时教育活动和教育观念中存在的弊端而发的，提出素质教育的思想以及它的每一次深化都是为端正教育思想而言，我觉得这才是倡导素质教育最基本的原因和素质教育的最基本的原理。素质教育要研究的首先不是人的生理心理素质是什么、如何训练生理心理素质、如何培养尖子之类的问题，国家的决策者在提出素质教育概念的时候就是着眼于如何提高全民族素质这样一个关涉民族繁荣昌盛的大问题的，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这才是国计民生的根本大业。从12年素质教育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主线的存在，舍此而奢谈素质教育终究是缘木求鱼而已。所以我们说素质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理论的思潮，而是具有深刻背景的社会思想。所以对素质教育的研究应重在它体现的社会政治使命而主要不在于理论的论证。
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端正教育思想。我们现在不少论述中讨论的“素质教育”，其实不过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人类正确合理的教育思想及教育规律。我们化那么多笔墨反复重述着这些人类早已发现的规律，不正说明我们现在教育活动中有不少事做得并不怎么合乎正确的教育规律吗！所以说素质教育的提出主要就是对在教育实践中出现的不那么正确的思想行为的匡正！这种不合乎规律的东西不得到匡正，那么正确的东西反而成了天方夜谭。
素质教育所体现的正确的教育思想主要就是教育民主平等的思想、全面发展的思想，从中央关于素质教育的系列指示中所体现的最基本的要求归结起来就是要使人人都能受教育、使人人都能受到良好的全面教育。虽然我们尚未完全达到这一目标，但我们必须以此为目标去工作，去办教育。如何达到教育平等、如何达到全面发展，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首先要能保证使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学、办好每一所学校、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舍此一切都是空谈。这种正确的素质教育思想从本质上说就是几百年来进步思想家、教育家所追求的教育理想。这就是素质教育思想所规范的社会使命，就是素质教育思想的意义。
我们这样来界定素质教育，并不是说不要研究心理学生理学、不要研究人的生理心理素质的提高，而是说我认为素质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是提高民族素质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一个文盲成群的社会中，即使有那么几个精英点缀其中，与民族整体的兴旺也是无补于事的。只有做到人人都能受教育、人人都能受到好的教育之后才可能进一步讨论如何使人人都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如果现在有人要问如何进行素质教育，那么我们可以用上述的那几条原理来回答，就是：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上好每一节课，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劳动，而这正是“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通过十多年的实践、异化、回归的过程，我们正在向返朴归真的境地前进。
注释：
〔1〕柳斌：《三谈关于素质教育的思考》，《人民教育》， 1996年第9期。
〔2〕邓小平：《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邓小平文选》， 第3卷第120页。
〔3〕这方面的主要论著， 较早的有《民族素质与教育》（孙喜亭，《北京师范大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6期）、 《论素质》（俞启定，《教育研究》1988年第6期），以及，《谈素质教育》（柳夕浪， 《教育研究》1991年第9期）等。据华东师大教育资料中心提供的资料，1987年至1991年这五年中，在主要刊物上发表的有关论著就有一百十几篇之多。
〔4 〕这方面的重要实验如：《综合实验与综合管理》（杭州天长路小学李承龙，《人民教育》1985年第2期）、 《从“升学教育”到为振兴农村经济服务——山西省临猗县教育工作考察报告之一》（朱世和等，《人民教育》1987年第3期）等等，这样的成功例子还有许多。
〔5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1994年）。
〔6〕例如：《浅谈素质教育》（郝文武， 《中国教育学刊》1995年第4期）、《素质教育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杨银付， 《教育研究》1995年第12期），《浅论素质发展目标和素质教育目标》（蒯超英，《上海教育科研》1993年第2期）等等。
〔7〕这一类论著的代表作， 如：《素质教育·人格教育·公民教育——关于基础教育的思考》（陈敬朴，《上海教育科研》1995 年第6期）、《对素质教育的哲学探讨》（吕晓虹，《教育论丛》1995 年第5期）等。
〔8 〕这类文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素质教育悖论》（黄金甫）、《对“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质疑》（郭兴汉）（见《教育参考》）。
〔9〕柳斌：《关于素质教育的思考》，《人民教育》，1996 年第6期。
〔10〕柳斌：《推广“愉快教育”经验，深化小学教育改革》，《人民教育》，1990年第7－8期合刊。
〔11〕刘正：《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根本出路何在——兼论汩罗大面积推行全面素质教育的经验及其意义》，《人民教育》，1996 年第4期。
〔12〕胡宏文：《李岚清副总理视察汩罗实施素质教育纪实》，《人民教育》，1996年第6期。
〔13〕李岚清：《基础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视察汩罗教育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教育》，1996年第7－8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