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读者与明清历史小说流派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派论文,明清论文,历史小说论文,读者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2)02-0017-07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发展与兴盛是多种原因合力的结果，而读者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正如德国曼弗烈德·纳乌曼《从历史、社会角度看文学接受》所言：
某一时代产生的文学不仅仅体现着作家们的创作个性，同时也体现了读者们的需求、趣味和接受能力。因此，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或作品集所显示的不同的特性总是内含了文学接受中的读者群体的某些特性。[1]71
明代谢肇淛《五杂俎》指出：“《三国演义》与《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矣。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2]312尽管谢氏对《三国演义》等书的批判有其局限性，但他对“里巷小儿”与“士君子”等不同阶层和不同身份的读者的阅读习惯及特点有所区分、强调读者对历史题材小说的影响，值得我们重视。作为明清通俗小说中成熟最早、作品数量和创作成就非常突出的小说流派，历史小说在创作与传播的过程中都留下读者影响的烙印。
一、读者与历史小说流派的兴盛
德国学者H·R.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提出期待视野的话题，他认为：
从类型的现在理解、从已经熟知作品的形式与主题、从诗歌语言和实践语言的对立中产生了期待系统。……(文学作品)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随之开始唤起“中间与终结”的期待，于是这种期待便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这类本文的流派和风格的特殊规则被完整地保持下去，或被改变、重新定向，或讽刺性地获得实现。在审美经验的主要视野中，接受一篇本文的心理过程，绝不仅仅是一种只凭主观印象的任意罗列，而是在感知定向过程中特殊指令的实现。……一个相应的、不断建立和改变视野的过程，也决定着个别本文与形成流派的后继诸本文间的关系。[1]28～29
读者受个人主观情感、知识基础、生活阅历、价值取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阅读时存在着心理期待。这种心理期待在通俗小说的创作、传播过程中，对历史小说流派的兴盛起到促进作用，对此，笔者试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读者求知心理与历史小说
明清时期，读者有着很强的历史求知欲，尤其下层民众更是如此，他们通过听说书或者阅读小说刊本等多种形式接受历史故事。明代东山主人《云合奇踪序》指出：
田间里巷自好之士，目不涉史传，而于两汉三国、东西晋、隋唐等书，每喜搜揽。于一代之治乱兴衰，贤佞得失，多能津津称述，使闻之者倏喜倏怒，亦足启发人之性灵，其间谶谣神鬼，不无荒诞，殆亦以世俗好怪喜新，故以是动人耳目。……使于愚夫愚妇之前，谈经说史，群且笑为迂妄，惟以往事彰彰于人耳目者，张皇铺演，若徐寿辉、陈友谅之徒，乘隙窃发，莫大智勇自矜，乃不数年身死族灭，邪术无灵，险众失恃，徒为太祖作驱除耳。倘鉴于此，人人顺时安命，不为邪说之所动摇，斯演义之益，岂不甚伟！[4]
“田间里巷自好之士”、“愚夫愚妇”等下层读者对历史故事“喜搜揽”，充满浓厚的兴趣，他们一般不是通过阅读经史著作获取历史知识，而是通过听说书或阅读小说刊本等方式熟悉历代治乱兴衰。虽然小说有荒诞之处，但读者读之可以启发性灵，亦能自得其乐。清代许宝善在《北史演义叙》中也提到：“今试语人曰：‘尔欲知古今之事乎？’人无不踊跃求知者。”[5]可见读者对历史故事体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
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之一就在于满足读者的求知欲望，丰富他们的历史知识。明代秦淮墨客《续英烈传叙》云：“窃尝综建文、永乐故实，汇为续传，阅是书者，其于盛衰顺逆之故，平坡往复之机，亦可了如指掌矣。”[6]《续英烈传》(一名《云合奇综后传》)叙自建文削发为僧至正统时被迎入皇宫事，作者自称阅读此书有助于读者了解明朝靖难的一段历史，了解建文、永乐诸朝的故实。明末王黉《开辟衍绎叙》云：
未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夏、商、周诸代事迹，因民附相讹传，寥寥无实，惟看鉴士子，亦只识其大略。更有不干正事者，未入鉴中，失录甚多。今搜辑各书，若各传式，按鉴参演，补入遗阙。但上古尚未有文法，故皆老成朴实言语。自盘古氏分天地起，至武王伐纣止，将天象日月、山川草木禽兽，及民用器物、婚配、饮食、药石、礼法，圣主贤臣，孝子节妇，一一载得明白，知有出处，而识开辟至今有所考，使民不至于互相讹传矣，故名曰《开辟衍绎》云。[7]
王黉考虑到一般读者不太熟悉“三皇五帝，夏、商、周诸代事迹”，以至相互讹传，即使看过《通鉴》的读书人，也只是了解其梗概，所知有限。有鉴于此，他编撰《开辟衍绎》一书，“皆用老成朴实言语”，说明其以下层民众作为主要期待读者。小说将天地开辟至今的历史故事详细记载，目的是为了“使民不至于互相讹传”，一方面增加读者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也纠正读者对历史史实的错误认识。
晚清时期，历史小说用来丰富读者历史知识的创作动机依然沿袭，有些小说编刊者甚至将其作品作为历史教科书的辅助读物。例如，光绪二十九年作新社排印本《万国演义》凡例第一则云：“是编专述泰东西古近事实，以供教科书之用。”[8]吴沃尧也把小说《两晋演义》视作“失学者补习历史之南针焉”。[9]
历史小说依据史实创作，容易使读者相信，不过在如何认识、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上，就作者而言，应用心斟酌；作为读者来说，也不应把小说等同历史，从而混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区别。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下》中提到对关羽“缪明烛”一事的看法：
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羽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繇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邳，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致谈者纷纷。案《三国志》羽传及裴松之注，及《通鉴》、《纲目》，并无其文，演义何所据哉？[10]432
《三国演义》中描写，关羽下邳战败后为保甘糜二后，投降曹操，曹使羽与甘糜二后共处一室，关羽避其嫌疑，秉烛立于户外，彻夜达旦。关羽的所作所为令读者心折，广为传颂，而事实上，这一情节是小说家因《三国志·关羽传》有“羽守邳，见执曹氏”之语，为保持关羽的完美形象而虚构的，所以胡应麟直指其荒谬，强调读者在阅读时应对历史史实与小说家言有所区分。出于类似原因，清代章学诚《丙辰札记》也曾对《三国演义》提出批评：
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纪实事，《西游》、《金瓶》之类全凭盘构，皆无伤也。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故演义之属，虽无当于著述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入耳。[11]
章学诚这种完全写实的历史小说创作观点带有封建正统的视野局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时人的崇真心理。
(二)读者崇真心理与历史小说创作
注重真实的现象在唐代文言小说创作领域中已比较普遍，而这种对真实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信于读者。唐人小说结尾往往标注故事来源，其中多为不实之词，例如《离魂记》描写张鎰之女倩娘离魂的故事，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小说结尾却写道：“大历末，(作者陈玄祐)遇莱芜县令张仲鋧，因备述其本末。(张)鎰则仲鋧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12]这种“自欺欺人”的标注是因为真实的事情更易被读者接受并引起共鸣。
与此相似，读者的崇真心理也影响了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明人谢肇淛《五杂俎》一方面强调“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另一方面也指出当时读者对小说真实性的要求：“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13]313读者喜欢真实的心态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有着充分体现，例如，人瑞堂崇祯年间刊《隋炀帝艳史》凡例强调其材料的真实可靠：“今《艳史》一书，虽云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设一语，以滋世人之感。故有源有委，可徵可据，不独脍炙一时，允足传信千古。”[14]339反映出小说对一些读者崇真心理的迎合，以吸引读者。
(三)读者崇古心理与历史小说创作
探讨明清时期历史小说兴盛的原因，也不能忽视读者的崇古心理。晚清吴趼人《两晋演义序》指出：
自《三国演义》行世之后，历史小说层出不穷。盖吾国文化开通最早，开通早则事迹多。而吾国人具有一种崇拜古人之性质，崇拜古人则喜谈古事。自周、秦迄今，二千余年，历姓嬗代，纷争无已，遂演出种种活剧，诚有令后人追道之、犹为之怵心胆、动魂魄者。故《三国演义》而脍炙人口，自士大夫以至舆台，莫不人手一篇。人见其风行也，遂竞敩为之，然每下愈况，动以附会为能，转使历史真相，隐而不彰；而一般无稽之言，徒乱人耳目。……吾尝默计之，自《春秋列国》以迄《英烈传》、《铁冠图》，除《列国》外，其附会者当居百分之九九。[15]
吴趼人在批评历史小说创作附会、虚构的同时，也分析了读者崇拜古人的心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令后人为之自豪，产生崇古心理。“崇拜古人则喜谈古事”，复杂多变，纷争不断的历史，留给后人说不尽的话题，以至社会各阶层读者自上而下，“人手一编”《三国演义》。编刊者看到其风行盛况，又编创出大量历史小说，以满足读者的崇古心理。可以说，读者的崇古心理是明清历史小说创作繁盛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四)读者好奇心理与历史小说
“好奇”是古代小说作家普遍存在的审美观念，也是阅读者广泛注重的审美追求。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历程中，“奇”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唐代及唐前小说作家所倡导的“奇”多指情节的新奇曲折，宋明以后，随着小说通俗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加上宋明理学的崛起与盛行，传统的小说观念产生更新与转变，被赋予更多社会化色彩，主张“奇”与“理”的统一，也就是把“奇”与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理念相统一[16]41-45。从读者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明清时期读者的好奇心理对历史小说的兴盛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明代李贽《三国志叙》云：
外传多矣，人独爱《三国》者何？意昭烈帝崛起孤穷，能以信义结民，延缆天下第一流，托以鱼水，卒能维鼎西隅，少留炎汉之祚，殊足鬯快人意。且古来割壤窃号，递兴倏废，皆强并弱款，并未有如三国智足相衡，力足相抗，一时英雄云兴，豪杰林集，皆足当一面，敌万夫，机权往来，变化若神，真宇内一大棋局。两国手争能，不相下哉，宜志士览古乐观而忘倦也。乃吾所喜《三国》人物，则高雅若孔北海，狂肆若祢正平，清隐若庞德公，以至卓行之崔州平，心汉之徐元直，玄鉴之司马德操，皆未效尽才于时。……世之阅《三国》者，傥尚多古人，将无同志乎？敢以质之知者[17]。
《三国演义》描写刘备从孤穷中崛起等事迹，富有传奇色彩；三国时期的历史纷繁复杂，英雄豪杰云集一时，“机权往来，变化若神”；《三国》中人物故事“皆未效尽才于时”，留下诸多遗憾，所有这些都引起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志士览古乐观而忘倦也”，甚至“三尺竖子”也为之神往。明代东山主人《云合奇踪序》也提到，读者喜读历史小说，“殆亦以世俗好怪喜新，姑以是动人耳目。”[18]
“世俗好怪喜新”，读者喜爱历史故事的传奇色彩，对朝代更替、贤佞得失的题材津津乐道，从而推动了民间说唱文学的繁荣与历史小说流派的兴盛。
二、读者与历史小说文体的发展
读者对历史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读者与按鉴创作的小说演义体之间的关系。在作品取材与历史小说自身文体的发展两个方面，读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笔者分而论之：
第一，在历史题材的通俗小说创作中，尤其是早期历史演义的创作，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按鉴演义，所按之鉴主要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通鉴纲目》。还有一些“通鉴”类的续书，也是历史小说取材的主要依据[19]。这种取材倾向是由于对普通读者而言，史书篇幅庞大，不宜于阅读；且文字古奥、义理深邃，给阅读带来很多困难，于是便出现了按鉴创作的演义体小说。
宋代秦果在《续世说序》中就已指出：“史书之传信矣，然浩博而难观。”[20]张芬敬光绪十三年(1887)撰《纲鉴通俗演义叙》云：
涑水《通鉴》，朱子《纲目》，读史者无不家置一编。二十四史，各有专籍，亦或有藏之者，然博览不易，往往束诸高阁，徒为书笥中壮观而已。……吕氏《纲鉴演义》，能统廿四史事实，说得原原本本，至其中条分缕析处，亦复一线穿成，洵史集中之别体，余素为之服膺者也。……尤愿读是书者，其进而求之《通鉴》、《纲目》，以至二十四史各专籍，庶几一以贯之矣。[21]
张芬敬在此说得很清楚，《通鉴》、《纲目》、二十四史等史籍篇幅浩大，“博览不易”，虽然也有读史者对其进行收藏，然往往不会去读，不过是放在书房中做摆设。而吕抚的《纲鉴通俗演义》简要记载自盘古开天辟地至明代的历史概况，篇幅集中，适合读者尤其是初学历史者阅读。通过阅读历史小说，可以为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阅读《通鉴》、《纲目》以至二十四史打下扎实基础。
除篇幅因素外，历史小说出现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由于史书文字古奥、义理深邃，不便于阅读，而小说语言通俗、浅显，从而受到读者欢迎。明代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
然史之文，理微义奥，不如此，乌可以昭后世？《语》(按：即《论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22]
庸愚子揭示出历史小说产生的历程，由正史到属于口头传播的评话，再到提供案头阅读的演义小说：正史“理微义奥”，读者往往弃而不顾→瞽者演说评话，“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演义小说雅俗共赏，“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人人都可阅读，在了解史实方面又能取得和读史相似的效果，所以受到各阶层读者的广泛欢迎。从中可以看出，读者在历史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清代滋林老人《说呼全传序》声称：“史册所载，其文古，其义深，学士大夫之所抚而玩，不能挟此以使家喻而户晓也。如欲使家喻而户晓，则是书(按：指《说呼全传》)不无裨于世教云。”[23]167也是同样道理。
清代许宝善乾隆五十八年(1793)撰《北史演义叙》云：
史之言质而奥，人不耐读，读亦罕解。故唯学士大夫或能披览外，此则望望然去之矣。假使其书一目了然，智愚共见，人孰不争先睹之为快乎？晋陈寿《三国志》，结构谨严，叙次峻洁，可谓一代良史。然使执卷问人，往往有不知寿为何人，《志》属何代者。独《三国演义》，虽农工商贾妇人女子无不争相传诵。夫岂演义之转出正史上哉？其所论说易晓耳。[24]
史书“质而奥”，给阅读带来很大困难，一般人读不懂也无耐心去读，只有学士大夫才有能力披览。而人们又渴望了解历史，如若“其书一目了然”，人人都想先睹为快。叙文指出，《三国志》虽是“良史”，但普通人很少知道其书属何年代，陈寿是何人，而对于《三国演义》，则“农工商贾妇人女子无不争相传诵”。并不是历史小说比史书更高明，只是对于读者而言，小说更加通晓易懂，所以深受喜爱。清代邹存淦《删补封神演义诠解序》云：“今人心不古，江河日下，读正史者，每不终卷；得小说读之，则津津有味。”[25]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第二，就小说自身文体发展而言，读者对历史演义体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推动作用。明代熊大木《序武穆王演义》称：
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于是不吝臆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创作《大宋中兴通俗演义》)。[26]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在原有说岳小说《精忠录》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精忠录》义理深邃，“士大夫以下”的下层读者难以明白，所以熊大木根据《通鉴纲目》诸书创作成篇，阐发其义理，以便读者阅读。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台馆刊本《列国志传》卷首所附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云：
士林之有野史，其来久矣。……抱朴子性敏强学，故继诸史而作《列国传》。起自武王伐纣，迄今秦并六国，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凡英君良将，七雄五霸，平生履历，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而逐类分纪。且又惧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辞奥旨，复又改为演义，以便人观览。庶几后生小子，开卷批阅，虽千百年往事，莫不炳若丹青；善则知劝，恶则知戒，其视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者，信天渊相隔矣。[27]
关于列国题材，原有抱朴子所作《列国传》，余邵鱼“惧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辞奥旨，复又改为演义”，将志传改为演义，其目的就在于便人观览。读者的阅读需求推动了演义体小说的发展，正如明代署名钟惺所撰《盘古至唐虞传序》云：“今依鉴史，自盘古以迄唐虞事迹可稽者，为之演义，总编为一传，以通时目。”[28]“以通时目”点明了小说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满足当时读者的阅读需要。
在明清时期的读者群体之中，人数众多、文化水平不高的下层读者是历史小说编刊者考虑的重要对象。明末兼善堂本《警世通言》识语称：“通俗演义一种，尤便于下里之耳目。”[29]清代绿园老人《歧路灯序》云：“《三国志》者，即承祚之书，而演为稗官者也……再传而为演义，徒便于市儿之览。”[30]都表明了这一事实。随着越来越多的下层民众加入到通俗小说读者队伍，他们的阅读需求和审美趣味在通俗小说创作、传播中都有所体现，这对演义体小说的大量编刊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读者与历史小说的编创方式及创作主旨
读者阶层的欣赏习惯、审美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创作的编创方式。在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史上，虚实相间问题是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宋代洪迈就认识到小说虚构性的特征，他指出：“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固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自《春秋》三传则有之矣。”[31]967明清时期是通俗小说创作、传播比较发达的时期，也是小说编创方式丰富多样的时期，虚实相间的编创方式被普遍认同与运用，对于历史小说而言，虚实结合的作品也被许多读者所接受。清代金丰《说岳全传序》云：
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出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32]728
过度虚诞的历史小说对于喜欢“考古”的读者而言，不能令之信服；而过度追求真实的作品，则容易陷入平庸境界，缺少生动曲折的情节，难以吸引人，所以金丰主张小说创作应做到虚实相间，“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从而能对读者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清代惜馀馆主《平金川序》云：
余维古今说部，载实事者，莫如《三国》；逞荒诞者，莫如《西游》；皆各擅所长，以成体例。独是书颇能综二者而兼之，惜因俗务繁冗，不及润色。而索观者已户限将穿，爰付石文而述之旨。[33]
惜馀馆主认为张小山的《平金川全传》(一题《年大将军平西传》)兼具《三国演义》与《西游记》二者之长，虚实结合，所以受到读者的追捧。虽还只是未经润色的初稿，“索观者已户限将穿”，可见读者对其欢迎的程度。
关于虚实问题的讨论，与以往多重视真实的看法不同的是，明清时期许多论者比较看重读者的因素，认为只要读者阅之“快心”，就算与史实有出入也可以接受。明代张凤翼《水浒传序》云：“即其事(按：指宋江之事)未必悉如传(按：指《水浒传》)所言，而令读者快心，要非徒虞初悠谬之论矣。”[34]275认为对于宋江三十六人起义的故事，即使《水浒传》所载与史实有出入，只要读者喜欢，也可以理解并接受。由此观之，在明清时期历史小说虚实相间的编创方式发展历程中，读者的影响不可忽视。
在历史小说创作过程中，读者对小说的创作主旨也会产生一定影响，试以清初吕熊(号逸田)《女仙外史》的创作为例加以阐述。清代刘廷玑《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记载自己与吕熊数次讨论《女仙外史》的创作情况：
岁辛巳(按：康熙四十年，1701)，余之任江西学使，八月望夜，维舟龙游，而逸田叟从玉山来请见。杯酒道故，因问叟：“向者何为？”叟对以将作《女仙外史》。余叩其大旨，曰：“常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湮灭无闻者，思所以表彰之，其奸邪叛道者，思所以黜罚之，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余闻之，矍然曰：“良有同心。叟书竣日，当为付诸梓。”
壬午(按：1702)，叟至洪都，余为适馆授餐，俾得殚精于此书。
癸未(按：1703)冬，余挂公事，削职北返，旅于清江浦。
甲申(按：1704)秋，叟自南来，见余曰：“《外史》已成。”以稿本见示。余读一过，曰：“叟之书，自贬为小说，意在贤愚共赏乎！然余意尚须男女并观。中有淫亵语，盍不改诸？”叟以为然。不日改正所憾。余既落籍，不能践前言，乃品题廿行为简端，以为此书之先声而归之。[35]
吕熊在准备创作《女仙外史》之际，即征求过刘廷玑的意见。他对《明史》中的“靖难之役”深有感怀，以致“泫然流涕”，所以打算创作小说以褒扬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谴责奸邪叛道，抒发个人情怀，刘廷玑对这部小说的创作主旨予以充分肯定，并答应以后承担出版之任。三年后吕熊完成《女仙外史》的创作，以稿本求教于刘廷玑，刘廷玑对小说中涉及淫亵的语言及情节结构提出修改意见，希望通过修改使作品更好地凸现主旨，这些意见被吕熊所接受。这是读者影响于历史小说创作主旨的直接例证。
综上所述，笔者从明清时期读者与历史小说流派兴盛之间的关系、读者与历史小说文体的发展、读者对历史小说编创方式及创作主旨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尝试从读者这一视角探寻明清通俗小说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内在动力，以还原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真实历程。
标签：三国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小说论文; 中国古典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明清论文; 三国志论文; 读书论文; 女仙外史论文; 通鉴纲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