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传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人传奇的出现和兴盛，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成熟和文体的独立，它在形象塑造及叙事 建构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正如《五朝小说·唐人百家小说序》所言，唐人传奇 把“花鸟猿子”也写得“纷纷荡漾”，把“小小情事”也写得“凄婉欲绝”。可以说，唐人 传奇无论是在题材、主题、内容，还是在体制、语言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艺术个性，也正 因为如此，它才被后世称为“传奇文”。当然，传奇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单就其体制而言 ，它与六朝杂传就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里有必要对杂传略作说明，杂传作为史部的一个子类，是正史“列传之属也，记一人之 事”[1]（卷三）。杂传之称，《七录》已有，不过，其名称历代书目却稍有差异，《七录》 、 《隋志》、《旧唐志》称杂传，《新唐志》称杂传记，《宋志》以下称传记。这里我们沿 袭《隋志》，其内涵所指亦从《隋志》。正如《隋志·杂传序》所说：自“刘向典校经籍， 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尚志，率尔而作，不在正史……相继而作 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六朝是杂传创作极为兴盛的时期，杂传大量 涌现，积累了包括体制在内的 各方面的丰富创作经验。
唐人传奇在它产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并不把它叫做传奇，而是将其与志怪一 起称之为“传记”、“记传”或“杂传记”，即杂传。如赵璘《因话录》卷五说：“有人 传集怪异记传，云玄宗令道士叶静能书符，不见国史。”赵璘所称“叶静能书符”即戴孚 《广异记·叶静能》（见《太平广记》卷三零零引），是传奇作品。又如韦绚《刘宾客嘉话录 》说：“传记所传：汉宣帝以皂盖车一乘赐大将军霍光……（指《续齐谐记》中汉宣帝故事） ”辛文房在《唐才子传》卷十说：“杂传记中多录鬼神灵怪之词，哀调深情，不异畴昔…… ”他们所说的“传记”或“杂传记”都是指的传奇或志怪作品。《太平广记》卷四八四至四 九二收录传奇13篇，题曰“杂传记”。
翻开目录学著作，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历代书目在著录传奇时，大多把它系于 史部杂传一类之下，宋代目录著作中，《新唐书》就将郭湜的《高士外传》等录于 杂传类中，其它目录著作如《郡斋读书志》将《杨贵妃外传》、《赵飞燕外传》等，《读书 后志》将《周秦纪行》等，《直斋书录解题》将《飞燕外传》、《杨妃外传》等，《遂初堂 书目》将《梅妃传》、《赵飞燕外传》等也录于杂传类中。宋代以后直到清代，这种情况并 没有改变，如《文献通考》就将《次柳氏旧闻》、《飞燕外传》、《绿珠传》系于杂传类中 ，《百川书志》将《赵飞燕外传》、《次柳氏旧闻》、《杨太真外传》、《虬髯客传》、《 周秦纪行》、《高力士外传》、《莺莺传》、《任氏传》、《谢小娥传》等，《绛云楼书目 》将《赵飞燕外传》等，《读书敏求记》将《虬髯客转》等录于杂传类中。
书目著录中这种把传奇归入杂传一类的作法，当然不是书目作者的随意之举，它反映了一 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传奇与杂传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可以说，正是由于它在体制上对杂传 的承继，才使人们将其称为杂传，并在书目著录中将它们归为一类。唐人传奇体制，承继六 朝杂传成熟而又灵活的体制而来，这种承继关系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对杂传外在形式的沿袭
在外在形式上，唐人传奇与六朝杂传极为相似，几乎毫无区别。这显然是由于唐人传奇对 六朝杂传外形沿袭的结果。从文本存在的形式看，六朝杂传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单篇，一 是丛集。单篇杂传或称为散传，一般为个人传记，如《孙登别传》、《何晏别传》等。丛集 一般为多人的合传，大多以类相从，如《名士传》、《高士传》、《益部耆旧传》等。唐人 传奇的文本存在形式与杂传相同，也是以单篇和丛集的形式存在。单篇传奇如《补江总白猿 传》、《离魂记》、《任氏传》等。丛集如裴铏的《传奇》、牛肃《纪闻》等。
从篇名上看，杂传常称“某某传”、“某某别传、内传或外传”，如《曹瞒传》、《孟宗 别传》、《尹喜内传》、《关令内传》，或有称“记”者，如《毋邱俭记》。《四库全书总 目》传记类小序说：“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 始终者为记之属……”在六朝杂传中，特别是单篇散传中，以传为名者，写人为主，以记为 名者，叙事为主。当然，六朝杂传也并不是全都以“传”、“记”名，还有以“录”、“志 ”等为名的，如《会稽典录》、《海岱志》等即是。唐人传奇的篇名与杂传相类，也多以“ 传”、“记”名，如《李章武传》、《柳氏传》、《古镜记》、《镜龙图记》等，为“传” 、为“记”的区别，也大致如六朝杂传，李宗为在《唐人传奇》一书中说：“取名为‘记’ （包括‘志’、‘录’等）的，相对来说比较侧重于故事情节的奇幻怪诞，对人物形象注意较 少，较多地保留了志怪小说的形式并大多荟萃成集；取名为‘传’者，则更注意于人物形象 的 刻画，对主要人物的叙述比较完整……”[2]（第32页）李宗为所言，揭示了在传奇作品中， “传”类也主要是以写人为主，“记”类也主要是以记事为主，与杂传一致。除主要以“传 ”、“记”名以外，唐人传奇也如六朝杂传一样，还以“录”、“志”等为篇名，如《昭义 军别录》、《宣室志》等。
二、对实录的有意标榜
唐人传奇多是为了显露才藻、抒情叙志而作，是有意识的创作，这一点，明代的胡应麟已 有先见，他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中说：“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 先 生也说唐人传奇“是意识之创造”[3]（第51页）。有意而为的唐人传奇，虚构是它的重要特 征。鲁迅先生在答北斗文学社问时说过，唐代传奇，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那事迹的虚构，以 见他想象的才能。虽然唐人传奇的虚构性明显而突出，但有趣的是，唐人传奇在故意虚构的 同时，却又不遗余力地标榜实录。作者甚至不惜直接介入，走到读者前面，亲自解说，如在 《离魂记》的结尾，陈玄佑就对读者说：“玄佑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 ，遇莱芜县令张仲枧，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枧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明明虚构无 疑，而他却欲擒故纵，自言“或谓其虚”，然后说明此事得之于其中人物张镒的堂侄，而证 明其真实可靠。诸如此类的作法在唐人传奇中比比皆是。如《任氏传》、《南柯太宗传》、 《李娃传》、《莺莺传》等。
唐人传奇对实录的有意标榜，最常见的作法就是作者的介入，这种介入，一般是在结尾， 如上引诸篇均是。也有在开头介入的，如《东阳夜怪录》开头云：“前进士王洙，字学源， 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尝居邹鲁间名山习业。洙自云，前四年，因随籍入贡，暮 次荥阳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虚者，以家事不得举，言旅故里。遇洙，因话辛勤往复之意 。自虚字致本，语及人间目睹之异。”此故事出自“成自虚”，其名就显露了它的虚构性， 然而，这段前序的目的却在于说明下文所记之事是成自虚的亲生经历，真实可信。有时，作 者在故事的中间插入，如《谢小娥传》作者就两次插入，一方面是出于情节发展的需要，另 一方面，也是为了标榜所记谢小娥事的真实和无可怀疑。不管作者在何处介入，其主旨大多 是介绍所写故事的来源、显示其为作者的亲见亲闻，确凿无疑。
除了作者亲自解说之外，为了使其虚构之事如同真实，在唐人传奇中，往往对人物的生平 交 游、籍贯爵里做详尽的交代，其中人名、地名也多真实可靠。而且还常以真实的人物作主 人公，如《补江总白猿传》中的欧阳询、《柳氏传》中的韩翊、《霍小玉传》中的李益等等 。
唐人传奇的这种既显示虚构又故意标榜实录的矛盾作法，源自于传奇对杂传体制的承继和 套用。这种承继和套用，也体现在唐人传奇中时间的具体和精确上，如《长恨歌传》，时间 交代就十分清楚，提及“开元中”、“天宝末”、“元和元年冬十二月”。与此相比，《东 城老父传》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开头介绍老父贾昌“开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岁，九十 八矣。”又云“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从封东岳”、“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二十 三年，玄宗为娶…”、“大历元年”、“建中三年”、“元和中”，如此具体精确的时间， 显然是对杂传的刻意仿效。在为史时，人物、地点、时间的准确是最基本的要求，杂传虽杂 虚诞怪妄、传闻不经之言，但在这一点上却不例外，唐人传奇在这方面的作法，与此相关。
三、对杂传行文模式的承继
如前所述，杂传是正史的“列传之属”，因其已“不在正史”，故为杂传。和列传一样， 杂传行文时，一般来说，有头有尾，始末必具。杂传开头总是先交代人物姓名、字号、籍贯 、先世父祖以及时代和故事发生的时间等，是史传贯常的陈述式句式。如钟会为其母传开头 就说：“夫人张氏，字昌蒲，太原兹氏人。”（见《三国志》卷二八裴注引）又如《陆玩别传 》：“玩字士瑶，吴郡吴人。祖瑁，父英，仁郡有誉。”（《世说·政事》第13条刘注引）唐 人传奇之行文，大多亦如此，如《任氏传》开头云：“任氏，女妖也。”《谢小娥传》开头 云：“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杂传在人物简介之后，接着就进入正文，传述 人物生平，细写重要事件，凸显主旨。
杂传的结尾，常交代人物的归宿，甚至述及他们的子孙。如夏侯湛《宪英传》（见《三国志 》卷二五裴注引）：“宪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又如《吴质别传》（见《三国志》 卷二一裴注引）：“…质其年卒。质先以怙威肆行，谥曰丑侯。质子应乃上书论枉，至正元 中乃改谥威侯。应字温舒，晋尚书。应子康，字子仲，知名于时，亦至大位。”时或略加点 评。如皇甫谧《列女传·庞娥亲传》（《三国志》卷一八裴注引）结尾处，皇甫谧就评论说： “玄晏先生以为父母之仇，不与共天地，盖男子之所为也。而娥亲以女弱之微……”唐人传 奇也是如此。如《任氏传》结尾就介绍了郑六的归宿：“为总监使，家甚富，有枥马十余匹 ，年六十五卒。”并附韦鉴之终。又论云：“嗟呼，异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节，徇人 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这种结尾作者的议论，不论是语气，还是称谓，都与 史传如出一辙，它是传奇脱胎于杂传的最为明显的遗传特征，中国古代小说一直拖着这条尾 巴，到了清代，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我们仍能发现它的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我们说的是“一般情况”，正如李剑国先生所说，唐人传奇的开头结 尾“也有些新的变化”[4]（第97页），此不赘述。其实，六朝杂传的开头结尾也不是完全如 正史的列传，它也有新变，如上所引《宪英传》的开头，夏侯湛就没有按照常规做介绍，而 是说：“宪英聪明有才鉴，初，文帝与陈思王争为太子……”直接进入主要内容。再如《蒲 元传》（《艺文》卷六零、《书抄》卷一二三、《御览》卷三四五引）起首就说：“君性多奇 思，得之天然，忽于斜谷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也是开门见山地进入故事。
唐人传奇对六朝杂传体制的承继，在更深的层次上，体现在叙事安排方面。这里我们是就 宏观而言，至于其细处，那是叙事建构的问题，将另做讨论。
唐人传奇的叙事安排颇为完善，且不拘一格，与六朝杂传相比，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和 创造性，六朝杂传已不能和它同日而语，但却不能因此否定六朝杂传对它的影响。正是在六 朝杂传大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才有唐人传奇完善的、不拘一格的叙事安排。
六朝杂传叙事，多以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这一叙事安排，称为“顺叙”，它是史传 叙事的常法。六朝杂传的叙事安排也多用此法。但仅用顺叙，行文显得呆板，缺少生气，所 以，六朝杂传在主要运用顺叙的同时，常会兼用插叙、补叙、倒叙等法，使行文活泼起来， 更具感染力。
如《曹瞒传》，整篇传文主要用顺叙之法叙写，从曹操少时起笔，直写到其死，按理，传 文就应该到此收笔，但作者却似乎觉得意犹未尽，还没能写尽曹操的性格特征，于是，又补 叙了几件事，以表现曹操的“佻易无威重”和“酷虐变诈”。《曹瞒传》中也用了插叙之法 ，在述及司马防时，就插入了对他的简介：“建公名防，司马宣王之父。”（见《三国志》 卷一裴注引）又如，《孙资别传》在顺叙中有插叙，介绍他在未达时田豫等人忌害之事：“ 初，资在邦邑，名出同类之右，乡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艳，皆忌害之……”（见《三国志 》卷十四裴注引）六朝杂传叙事安排的多样化，使其行文有了跌宕变化，特别是补叙的运用 ，使文势徐徐收束，不至于显得突兀，而结尾也因此有了余韵缭绕之感。这一点，唐人传奇 就加以了充分发挥。如《任氏传》、《莺莺传》、《虬髯客传》、《南柯太守传》等结尾都 有 一段补叙，引人回味，让人遐思。
从总体上说，唐人传奇与六朝杂传一样，主要以散体为文，以上，我们就此讨论了它们之 间的承继关系。当然，唐人传奇并不是只有散体，在局部的分析中，正如人们通常说的那样 ，唐人传奇是“文备众体”，在散体之中，杂有骈体文、诗歌、议论。通过以上粗浅的论说 ，唐人传奇之体制，在总体上承继六朝杂传而来，应无异议，那么，唐人传奇的“文备众体 ”是否与六朝杂传有关呢？
唐人传奇文备众体的形成，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八推其原因说：“唐之举人，先借当 时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 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赵氏所论，可疑之处甚多， 不过，通过创作传奇来表现作者多方面的才华，当有一定道理。文备众体是唐人传奇的显著 特征，治唐稗者多认为这是传奇的独特创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传奇中的骈体文，即所谓“以对语说时景”，一般认为是直接受辞赋的影响，其实，在六 朝杂传中，以骈俪之句来描写景物、状物抒情的情况就已经存在，且相当普遍。如《夏仲御 别传》中的一段：“夏仲御诣洛，到三月三日，洛中公王以下，莫不方轨连轸，并南浮桥边 碶，男则朱服耀路，女则锦绮灿烂……”（《御览》卷三零引）又如：“黄帐之衷，西施之 孙，郑袖之子，肤如凝脂，颜如桃李，徘徊容与，载进载止，弹琴而奏，青角翔风，至而玄 云起，若乃携手交舞，留盼颉玩，足逾鞞鼓，口衔笙黄，……”（《夏仲御别传》见《御览 》卷五六八）六朝时期，为文的骈俪化是普遍倾向。杂传也不例外，所以，唐人传奇中的以 “ 对语说时景”，并不是直接来自辞赋，而是在六朝杂传实践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散体中插入诗歌，也并非是唐人传奇的独创，在六朝杂传中，也有插入诗歌的现象，如《 蔡琰别传》：“汉末大乱，为胡骑所获，在左贤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诗言 志曰：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艺文》卷四四、《书抄》卷一一一均引） 在叙述中插入谚语谣歌，则更比比皆是。如《曹瞒传》之“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又 如《益部耆旧传·张霸》之“童谣曰：弃若戟、弃若矛，盗贼尽，吏皆休”等等。唐人传奇 中的诗赋，主要用于言志抒情、绘景状物以及男女之间传情达意，从上引六朝杂传中的诗赋 看，其用意也大抵如此。
至于议论，它本身就是传记文的一部分，所以，在局部的分析上，唐人传奇的文备众体， 即以散体为主、在散体中杂以诗赋议论，实际上也与六朝杂传有关，是在六朝杂传已有实践 的基础上形成的。只不过唐人传奇出于逞露文才、藻思的需要，将其显著化，对它们的利用 更加自觉，使它们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罢了。
新兴的唐人传奇，选择并继承了杂传体制，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杂传从六朝一直 到唐初创作的兴盛、史的崇高地位和史传传统的巨大影响等等，其中也有传奇作家多为史家 的因素，如《古镜记》的作者王度就是一个历史学家，曾奉诏撰国史，“大业之末欲撰《隋 书》，俄逢丧乱，未及终毕”。《任氏传》的作者沈既济为史家，曾任史馆修撰，著有《建 中实录》、《选举志》各十卷。《长恨歌传》的作者陈鸿也长于史传，撰有《大统纪》三十 卷，自序云“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成熟和文体独立标志的唐人传奇，它对杂传体制的承继和沿袭，对形成 有中国特色的小说形态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它无疑也表明中国古代小说曾寄生于史 ，受到史的巨大影响，为我们梳理中国小说的发生、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