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1]2001年在《综论洋务派的法律思想与实践》文中认为综论洋务派的法律思想与实践 专 业：法律史 作 者：李 青 指导老师：张晋藩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研
张琮军[2]2005年在《综论清末民初“法治理念”转化的历程》文中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处在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内无民主，广大民众在封建专制的铁幕下残口延喘。外无独立，一向以“天朝大国”自诩的清朝，沦为被侵略、被欺凌、被分割的地位。面对如此巨大的变化，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救亡图存之路，欲求古老帝国的新生。 国门己被打开，迎来的不仅是洋枪和大炮，还有近代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乱方能大治，正是在这样一个激荡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封建法制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不得不踏上了变革之路。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国度，从专制转化为民主，从皇帝专权转化为人权，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历史过程。这种转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转化。思想观念的变革是法律制度变革的先导，思想观念的转变有其自己符合逻辑的转化过程。清末民初中国的“法治理念”首先开始变革，开启了近代法制文明之窗。 首先，“权利理念”的转变。这是法治理念转变的原始驱动力。 (一)、由“君权”到“民权”——“君主专制”向“君民共治”转化。 “君权神圣”一直是中国传统的权利模式，从秦始皇创建帝制，中国便开始了“皇权独断”的历史，作为普通百姓是万万不敢言“权利”二字的。直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中国的传统权利体系一直是以君权为核心的。 随着民主进程的演进，民众的权利意识开始萌醒，“求权”欲望逐渐增强。乘“西学东渐”之风而来的“民权”理念，被近代先进的思想家所接受，并将其作为否定专制统治的手段。近代之“民权”和传统中国的“民本”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强调“主权在民”，而后者则以“主权在君”为立足点。从古代源远流传的“民本”，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高呼之“民权”，再到五四“民主、自由”旗帜下之“人权”，中国人的“权利意识”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不断增强，“民主观念”也越来越强烈。近代思想观念的转化，为法律制度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二)、由“民权”到“人权”——“集约权利”向“个人权利”转化。 伴随着西学东渐，“人权”诸说便乘海风而来。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进一步
徐晨[3]2010年在《盛宣怀近代化思想与官督商办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占有最重要地位,对研究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成败得失带有典型意义,也对当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这不仅是由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在鸦片战争之后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困境之中,更重要的是,洋务运动是在危机与困境中中国人首次在思想、制度和器物层面上全面“回应”的一场改革。这场改革的特点是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力图沟通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而这也正是迄今中国在思想、制度和器物层面上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在历史发展的特有路径中,国人自身对洋务运动的研究与评价存在难以调适的认识张力。尤其是对“用机器兴实业”的典型即盛宣怀及其所实践的官督商办模式存在观点上的分歧。其原因在于,盛宣怀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洋务运动关键人物,他不仅以施行“官督商办”而饱受争议,同时广泛参与了晚清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活动。虽然他具有完整且初步的国家近代化(师西洋之新法实现中国富强)思想,并先后首创多个新式工商企业,主张通过经济改革实现国家富强,但同时也由于坚定地主张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而被质疑。通过现代化视角的审视以及将盛宣怀视作中国近代化的推动者,论文以还原历史和回归具体问题情境的方式认为盛宣怀及官督商办模式显现出洋务运动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洋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了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转变中,国家居于核心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因此不可对传统政治及其中体西用思想作单纯的否定；另一方面,经济基础是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的最终动力源泉,在充满自发性活力的经济社会和国家层面的调适上,中国近代化思想由于多种原因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思维局限和社会基础,官商之间或者说政企之间难以建立良性互动的现代化推动机制,甚至有走入误区的危险。论文通过对盛宣怀近代化思想和官督商办模式的研究,挖掘了以前较少受到关注的盛宣怀近代化思想中具有鲜明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内容,将其置于洋务运动的宏观时代格局之下,进而从新的研究思路基于中国政治思想自身的发展规律对洋务运动的历史意义展开思考,深入研究洋务运动的得失,特别是从生产方式近代化和国家社会关系构建的角度对洋务运动进行新的评价。同时还以史为镜,重点分析了官督商办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所引发的思想表现、深刻影响以及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政府权力的功能和职责,以此来揭示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在中国思想语境下的现实意义,呈现出中国近代化思想变迁发展的一个侧面真实的面貌。
严亚明[4]2003年在《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时期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活动的演变呈现出巨大的飞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晚清企业制度思想的发展决定了企业制度创新的范围、程度及与社会转型的适应度，直接影响了社会经济的进步。 本文就晚清时期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活动进行了整体考察，以求探寻晚清企业制度及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力图阐释其演进过程中传统因素的影响和现代因素的萌生。 首先，本文解释了企业、企业制度、企业制度思想的基本内涵，回顾了晚清企业制度的研究状况，说明了本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简要提示了本选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及内容框架。 其次，本文描述了晚清企业制度演进的社会经济氛围及其轨迹，分析了传统经济思想遗产中影响企业制度选择创新的若干因素；探讨了通商口岸的西方新式企业的制度特征及其示范效应，指出买办商人通过附股活动熟悉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并积累了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分析了晚清时期市场经济观念发展的若干表现，企业制度思想与市场经济观念的相互关系；将晚清企业制度思想的发展划分为叁个时期，分述了其发轫、展开、推进等叁个阶段主要思想主张及演变趋势。 再次，本文对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活动进行了横向的剖析，具体探讨了企业创立与资金筹集、企业治理与监管、企业产权制度、企业分配制度、企业管理制度、发展股份制与证券市场等问题。 晚清企业经历了由政府官员、清政府有关部门特许核准创立，逐步过渡到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依法设立的演变过程，政府主导发起创立、政府发起招商募集创立是晚清企业创立的初始模式，清末新政时期私人招商募集创立企业才成为主导模式。相应地，晚清时期企业创立原则的总的演进态势是从地方政府官员及清政府中央机构特许核准成立，逐步演变为根据有关章程、法规的条文依法设立。晚清时期人们关于企业创立方式和原则的思想主张，同样经历了由依靠政府主导向按照法律法规运作的转变。晚清人士围绕创立新式企业的资金筹集问题，提出了面向社会公众募集股份、发行公债、建立银行、鼓励人民储蓄、借外债、招洋股等主张。 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的治理与监管表现出浓厚的官方行政干预特征，政府凭借政治、经济权力委派官方经理人员，插手企业的经营活动，使投资者的权利落不到实处，股权从属于政府行政权力，违背了制度设计者发挥商人投资者和政府双方作用、合力推进新式企业成长的初衷。清末时人们对公司企业的法律属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揭示了洋务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治理机构和监管机制方面的弊端，要求政府立法规范公司企业的内部运作。清末《公司律》出台，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公司企业实践发展的需求，为清末公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制度框架。同时，实业界、思想界人士从不同角度对公司企业的治理与监管问题进行了 fweed＼博士学位论文 ④DOCfOIta．－－－ DISSERTATION 更为深入的探讨。晚清股份制企业的政企关系经历了由政企合一模式逐渐向政企分离模式转变 的过程，但政府并未彻底放弃以行政权力干预企业经济活动的做法，传统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 具有很大惯性，使清政府总是试图依靠政治权力直接约束资本主义企业。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股份制企业的股东，难以借助企业内部治理机构充分行使对企业经理层 的约束权、监督权。政府官员未能普遍认可企业股东的财产权力，只是给予大股东某些特权， 使大股东所有权与官方政治权力相迭合，企业中出现经营者权力膨胀的现象，中小股东基本无 缘利用股东会机制伸张自身的权力。同时，股东们对自身的权力也缺乏认识，混淆了股票投资 与传统合伙经营行为。甲午战后，人们对股东权利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要求由投资者直接参 与企业的经营决策活动，对企业经理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公司律》在股权方面也作了若干规 定，将股权平等的原则写入了法律条文。但在实践中股权平等原则并未得到切实遵行，有关企 业创办人和大股东出任公司企业董事、总理、协理的规定，迎合了传统合伙经营习惯，使中小 股东的所有权无形之中趋于弱化。清政府创办新式企业时，最初选择确定了官督商办股份制企 业模式，政府资产以债权方式进入企业，不承担企业盈亏责任，可以保证其资产的安全性，获 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并由政府权力界定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清末《公司律》虽然在法律界定 产权方面有所进步，但政府权力界定仍是实践中惯行的做法，在很多场合是缺乏公平性和公开 性的。 晚清时期企业中的官利制和报效制是富于中国本土特色的企业分配制度。官利制的形成与 人们的传统投资理念及社会资金流向密切相关，一方面，它切合了近代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 是移植西方新式企业制度模式的客观要求。它契合了传统商事习惯，有利于吸引社会资金，促 进新式企业的创设。另一方面，它使企业自创办时就处
张靖[5]2005年在《晚清选官制度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选官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权选拔官吏的规程,古称仕进制度,是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源起于先秦,发展于秦汉魏晋南北朝,创新于隋唐,完备于宋元,成熟于明清,清代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选官制度的集大成者,但鸦片战争之后,封建自然经济的迅速瓦解,皇权政治制度的腐朽,西方宪政文化的输入,传统科举选官的滞后,内忧外患,晚清政府不得不对选官制度进行变革。 晚清选官制度的变革是在沿袭传统和模仿西方的混合中进行的,是中国从科举取士到建立现代文官录用制度的过渡和转折。自此,中国的官僚构成开始由旧有的儒臣向新式的文官转变。研究晚清选官制度变革的历史渊源、演变进程、体系建构及社会影响,探求其成败得失的因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选官制度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一定历史惯性,并不会因社会巨变而立刻丧失其固有内涵,因而晚清的变革进程先后历经1840年到1898年的初步尝试、1899年到1905年传统选官制度的彻底废止和新式选官制度的形成、1906年到1911年新式选官制度的发展叁个阶段。在这已近乎于革命性的进程中,科举选官制度被彻底废止,学堂选官制度、留学毕业生选录制度、议员选举制度成为新式选官制度的主体性内容,中央和地方的选官制度均在各自的体系中得以完善,职业官选用制度开始成形。但是,由于晚清统治者守旧与变革思想的矛盾冲突,封建儒家思想的长期沉淀,以及上层建筑转型的固有特性,传统选官制度中生员补考优贡、拔贡与考职,举贡会考,截取选官,封赠和荫典,保举,捐纳等方式仍然沿袭了下来。 变革创新与保守固旧并存、旧制更替与新意多元、任人唯亲唯财与任人唯贤的冲突整合是晚清选官制度变革的主要特点,这场变革推动了晚清官制改革,促进了社会思潮的涌动,为社会发展积累了人才,推动了学堂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急功近利、新旧杂陈、权限不清、职责不明的弊端和问题。无论怎样,晚清选官制度变革始终围绕如何维护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展开,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但其实践的浓厚致用性客观上从内部破坏了晚清政治制度,维护统治之举最终成为瓦解政制之具,清王朝难免崩溃的命运。 我们今天回顾晚清选官制度的历史嬗变过程,目的之一就是要从中挖掘出有效的东西,为今日中国深化文官录用制度改革所用。通过析辟晚清选官制度变革的合理要素和兴衰规律,我们可以发现:发展、完善现代的选官制度,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要求;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必须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基本要求;必须不断振兴国家教育事业!
吴永[6]2007年在《晚清洋务派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指导，一方面固守着传统政治思想的主体不放，把封建礼教和君主专制看作是政治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一些政治文化，如外交理念、法律思想、教育机制等引进中国，并参照西方对中国的行政制度和管理模式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使其政治思想带有少许现代特征。但是，这种简单的中西调和并不足以改造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给其带来质的飞跃，促使其自然地转化为现代政治思想。不仅如此，洋务派政治思想由于排斥民主与法治，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转化有较多的冲突和抵牾之处，这就在实践中阻碍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发展。但是不可否认，洋务派政治思想中融入的一些现代理念，为此后资产阶级吸收和改造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提供了新鲜的养分。本文认为，洋务派政治思想以中国传统的经世实学思想、君为政本思想和西学中源论为理论基础，把传统政治思想加以改造，创造出以“中体西用”论为代表的新型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对晚清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在洋务派的倡导和实践下，晚清中国创立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矿企业；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武装力量；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近代科技、文化人才；促进了东西方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并部分地实现了政治体制的创新，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新局面。从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洋务派政治思想的确为新旧思想的转换搭建了一座缓冲和过渡的平台，尽管它本身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政治思想的窠臼。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洋务派政治思想对晚清的内政和外交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转换和政治民主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也是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最大价值。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叁大块：绪论、主体和结语。主体分为四章，结构如下：第一章：洋务派和洋务思想。该章分叁节介绍了洋务派的产生和形成、洋务派的实质和洋务思想，主要是为论述洋务派政治思想做一背景性叙述。第二章：洋务派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该章是本文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学术界一般都把“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洋务思想的核心，甚至认为“中体西用”就是洋务思想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中体西用”思想不仅是洋务派政治实践的指导原则，而且是洋务派最具有理论价值的思想体系，但其理论化和系统化却在甲午战争之后，因此，“中体西用”不可能成为洋务派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其理论基础应当是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前在晚清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想、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君为政本”理念、以及为宣扬变法提倡西学的“西学中源”论。如果没有这些理论作基础，就很难理解洋务派为什么会在变法和改革的过程中，既学习西方，又不改变政体。第叁章：洋务派政治思想论析。该章结合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发展概况，分别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等政治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对其废科举、引西学、育人才、变成法、兴外交等观念进行了概括性总结，既肯定了洋务派政治思想的现代性，又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基本上揭示了洋务派在晚清内政和外交方面的立场、态度、作用和影响。第四章：洋务派政治思想的发展与转换历程。本章从晚清政治思想由传统到现代发展变换的视角出发，分别对早期维新思想以及资产阶级早期的民主思想与洋务派的政治思想做了一番对照和阐释，目的是说明洋务派内部的分离和洋务派政治思想的内部变异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产生准备了条件。通过对洋务派政治思想在发展过程中的两次重大变异的历史考察和梳理，基本上凸现了中国政治思想在晚清50年(约1860年—1910年)的完整发展脉络。结束语：紧密联系实际，对洋务派的政治实践做一番评价和总结，并就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提出了一些启示性的建议。本文意在通过对洋务派政治思想的研究，希望能打通整个晚清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以便让人对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清晰认识；另一方面，通过研究洋务派政治思想，也有利于我们认清近代政治保守主义的本质，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促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郭萍[7]2016年在《张君劢自由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由作为中国人的一种现代性诉求,必须接续到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才能生根,因此,对儒家自由观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他们的理论尽管没有彻底摆脱前现代的儒家思想与现代性的自由观念之间的紧张,但他们通过“返本开新”的路径而建构的儒家自由观,毕竟是一种最典型的样本。所以,要探索现代自由观念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对现代新儒家的自由观加以深入的剖析。在现代新儒家中,张君劢的自由观最具代表性。一方面,他在政治自由问题上见识高远,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了解、最认同西方自由主义的代表之一；另一方面,他倡导儒学复兴,继承发展宋明儒学而建构了“新宋学”,因此,他的自由观集中体现了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关系。此外,张君劢作为现代新儒家较早的代表,其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路对后来的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范导作用,因此,通过剖析张君劢的自由观,可以以点带面地揭示出现代新儒家自由观的共同问题。基于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及其不足,本研究将立足于一种本源性的思想视域,对张君劢形下的政治自由观念和形上的本体自由观念进行剖析,通过检讨其自由观的思想视域问题,揭示出他的理论缺陷,最终尝试性地提出儒家自由观新开展的可能。具体内容展开如下：张君劢的自由观是在传统儒学遭遇到现代自由主义挑战的历史语境中诞生的。作为现代儒学对自由主义的一种积极回应,张君劢以其“中西合璧”的“新宋学”为理论依托,表达了他的自由观念,这意味着张君劢的自由观与其“新宋学”之间具有理论的同构性和观念的一致性,因此有必要先对新宋学做一番审视。“新宋学”是一套典型的“形上-形下”的结构理论。新宋学之形下学以践行儒家“仁义礼智”四德为主要内容,撑开知识论与道德论两个维度：知识论旨在阐明依靠个体理性才能获得知识,但同时知识论作为儒家的“智”德最终被纳入道德的范围；道德论是通过借鉴西方现代道德观念对儒家的“仁义礼”进行新解释,旨在强调个体为独立自主的道德主体,主张通过发展文教树立现代公民人格以修身,通过政制建构实现现代民主政治以立国。新宋学之形上学是通过继承阳明心学的先验“良知”本体,借鉴康德“实践理性”思想,提出“心”本体;同时强调以个体道德践履亲证“心”本体的实在性,由此建构唯实唯心的道德形上学,确立了道德个体的本体地位。与“新宋学”相应,张君劢的自由观也分为形下与形上两个层面。形下的政治自由观念以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为实质内容,以个体为享有权利的价值主体,以国家为实际的权力主体。这种政治主体的二重性倾向,使得他的政治自由观念存在着张力：在个体权利方面,他强调自由权利是人权之核心,而且人人平等享有,不容国家或他人干涉；在国家权力方面,他虽然通过“叁民主义”表达“主权在民”的观念,但更强调国家统一行政对保障个体权利具有积极意义,进而主张个体必须遵从国家。由此,他一方面提出分权制衡的民主建制原则,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又以“第叁种民主”为立国之道,主张政治上实行“修正的民主”,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这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倾向与其自由主义的立场形成了张力。尽管如此,他的政治自由观念并没有背离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而是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立场相一致的。上述政治自由中存在的张力根本上来自他形上的本体自由观念。在其形上的本体自由观念中,张君劢以“精神自由”为核心范畴,力图为现代政治自由和民族国家建构确立形上根据。“精神自由”乃是“意志自由”和“良心自由”的一种统合：其中“意志自由”具有明显的西方哲学渊源,尤其与康德的“自由意志”思想密切相关；“良心自由”则体现着深厚的儒学根基,特别是与阳明“良知”观念具有直接的承袭关系。然而,康德哲学和阳明心学都是某种先验哲学,由此确立的绝对主体都是某种道德主体的预设,因此给出的本体自由乃是一种以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自由。这也就决定了“精神自由”的实质：一方面在本体论层面上确立起个体自由,而彰显出现代性特质；另一方面又以预设的道德观念消解了个体的本体地位,最终将国家视为先验道德的化身,为个体绝对服从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就是其政治自由之二重性倾向的理论根源。由此表明“精神自由”并不能真正完成对现代政治自由的奠基,反而实际地造成了张君劢思想中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倾向。上述本体自由的理论缺陷,根本上是由于张君劢采取先验哲学的进路,将“精神自由”设置为不证自明的原初给予观念,由此蔽塞了自由观念的生活渊源。这实质已暴露出他的思想视域存在着根本的局限性,即缺乏“本源自由”的观念。所谓“本源自由”,乃是追问“主体及其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如果自由总是某种主体的自由,那就应当追问这种主体本身是怎样生成的。所以,“本源自由”其实是指的“自由的本源”,亦即一切自由主体、包括形上和形下的主体的渊源所在,这就是前主体性的存在、生活,以“让…”的方式指引着自由主体“自行”跃出。这就表明,“本源自由”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观念,但唯有通过对本源自由的追问,才能对自由问题有透彻的阐明。这就是说,本源自由对自由观念的建构具有原初意义：在共时性上,本源自由作为前主体性的存在观念,先行于任何主体性的存在者,因此成为一切自由主体的最初来源；在历时性上,本源自由作为敞开之境,不断敞显着新的可能,由此确立新的主体性,给出新的自由,这就从源头处决定了历时的自由观念具有不同的时代性。然而,由于张君劢缺乏本源自由的观念,因此他无法回答“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也无法真正从当下生活中确立新的主体、赢获新的自由,反而最终窒息了自由。同样,这种思想视域的局限性也是“新宋学”理论缺陷的根源。由于“新宋学”的“内圣”层面是通过“返本”、其实是回到宋明儒学而建构的一种“有本无源”的观念,因此难以彻底摆脱前现代的观念束缚,无法完成“内圣”层面的现代转化；而“新宋学”的“外王”层面虽有积极“开新”的一面,但由于得不到相应的本体论支撑,由此造成了“返本”与“开新”之间的断裂。通过对张君劢自由观的剖析,笔者认为,当代儒家自由观的建构,首先要突破“形上-形下”的传统思维模式,开启更为本源的思想视域。这就是说,要立足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批判继承传统儒学,同时批判借鉴西方自由主义,进而重建儒家的形上主体性、以展开儒家本体自由,同时重建儒家的形下主体性、以发展儒家政治自由。
焦润明[8]2004年在《梁启超法律思想综论》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一篇专论梁启超法律思想的博士学位论文。全文共分五章，即从“民族危机意识与变法思想的形成”、“近代国家观念与立宪法思想的形成”、“西方近代法律思想的介绍与引进”、“本土法律资源的开发”、“建设法治国家的理论探索”等不同的角度，分别就梁启超变法思想的形成、国家国民观与宪政思想的确立、本土法律资源的开发、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介绍西方法律思想等方面对梁启超的法律思想进行综合论述。第一章，重点讨论了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意识形成背景及其对梁启超变法思想形成的互动关系。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意识产生于鸦片战争前后，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战争的失败刺激，创巨深痛，促使中国知识精英阶层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的积极转化方式，就是在政治经济各个层面上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变法思潮的崛起。梁启超变法思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梁启超的变法思想主要是指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即强调主动变法而以制度变革为主要内容。1896年发表的长篇系列文章《变法通议》是其变法思想形成的标志。中国近代屡受列强欺侮的现实，世界各国亡国的悲惨经历，对近代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这些构成了梁启超改革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梁启超的变法思想根植于近代以来思想先驱变法思想的沃土之上，直接来源于老师康有为的变法思想，间接地来源于从古至近代的本土思想资源，而近代西学对梁启超变法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二章，重点讨论了梁启超近代国家观念与立宪法思想的形成以及其宪政理想的实现途径问题。梁启超的近代国家观念是在内忧外患的摧锄下，在西方启蒙思想的启迪下形成的。梁启超的国家及国民观大致形成在1903年前后，并于1911年前后最终确立。他在1899年发表的《爱国论》一文中，就非常明确地把民权、民治、自爱看成是国家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在同年发表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又提出了国民为近代国家主体的思想，而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文中，还可以看到梁启超的国家观中已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辛亥前后发表的《宪政浅说》及《国民浅训》两文，可以看成是梁启超近代国家观及宪政思想形成的标志。<WP=8>与近代国家观相匹配的则是他的“新民”观。在近代最先提出新民问题的是严复。但是系统、全面地论述“新民思想”却是始于梁启超。1902年前后,梁启超撰写了《新民说》、《新民议》等系列文章,构建了其“新民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梁启超的“新民”理论明显地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天赋人权理论。在他看来，只要有近代新民，才会有近代国家、近代政府，而塑造近代新民也就成了宪政制度建设的第一要务。他创办《新民丛报》，撰写《新民说》，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启蒙国民，培育新国民。梁启超提倡新民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通过近代新民的塑造，来实现近代宪政制度的永久建立。 从总体上看，梁启超就是要在中国仿效英国和日本建立议会君主制政体，并通过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来建立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并由此实现中国的救亡图存和社会进步。尽管中国宪政制度的原动力在国民，然而国民的自身素养能否承担则是关键。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罗列了国民的十叁条缺点，此后，在论及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时，梁启超每每以此为出发点,认为当时的中国不仅不能马上实行民主共和制，即使实行君主立宪制，也须有一个过渡。在梁启超看来，这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就是开明专制。他甚至认为凡是经过开明专制再逐步过渡到君主立宪制，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这样的君主立宪制可以避免共和制所产生的内部冲突明确把开明专制作为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必备条件。第叁章，重点讨论梁启超对西方法律思想的介绍与引进情况。梁启超大规模介绍西方法律思想，主要集中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居日本期间。第一，讨论了梁启超对于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叁人的社会契约学说的认识。认为斯宾诺莎民约说与霍布斯的民约说有本质上的不同，霍布斯认为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可以放弃所有的权利，而一旦让渡就不能再收回。斯宾诺莎则认为人们所有的权利都可以放弃，只有自由之权不能放弃，“而由此一权而生万权”。从中可以知道，梁启超心目中的政治理想不仅要保持和平，还要有公平、平等和自由。1901年《清议报》上刊载的梁启超撰写的《卢梭学案》是近代中国人对卢梭的思想介绍较早、较系统的一篇。此外，梁启超还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等文中提到卢梭的相关思想。第二，讨论了梁启超关于孟德斯鸠叁权分立、相互制衡理论的介绍与评价。<WP=9>在近代思想家中，系统介绍孟德斯鸠叁权分立学说的当推梁启超。虽然他在后来认为叁权分立在中国万不可行，但他在宪政制度架构中特别强调权力制衡问题，广泛地渗透了叁权分立思想。说明孟德斯鸠对他的影响很大。第叁，对边沁“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的立法原则及其学说的介绍。从梁启超对边沁思想的介绍看，他对边沁的“乐利主义”伦理观及其建筑在其?
黄广友[9]2010年在《刘大年史学研究》文中指出1949年新旧政权完成更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此之前经历一段“在野”期后,终于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并获得空前发展。一批在叁、四十年代业已星光闪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此时更是光芒四射,这一群体大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人们只将赞佩的目光注意他们或为他们的高言阔论所吸引之时,在他们身边却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群体则是以刘大年、胡绳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代史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命运与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紧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新中国五十年作为一个学术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分明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文革”后他们相继去世,以刘大年、胡绳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过“掌门”,坚守唯物史观史学阵地,薪火相传。比较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历程,第一代史家体验的是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的艰辛和喜悦,第二代史家除分享了唯物史观史学统领史坛的快乐外,还经历了唯物史观史学学术势力逐渐下沉的无奈。因此,后者的学术生态和学者的心境更加复杂,他们学术取向的变与不变,更具有迷人的魅力,更值得后人去探讨,因为它不仅仅属于已经逝去的时代,而且昭示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因此,研究以刘大年为代表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对身处21世纪的史学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刘大年史学作为一个学术史对象研究,有助于求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的学术生态。英国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因此,对于刘大年这样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缅怀表彰式追忆上是不够的,而应该把刘大年史学作为学术史对象置入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框架中进行综合研究。任何史学家的史学成长都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我们首先从时代、史学与史家叁者互动中分析与刘大年史学密切相关的生平、着述与学术交往。刘大年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战士,早年革命战士的生活经历直接决定了他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品格的定位。刘大年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中国历史学界领导地位,亦学亦官,这使他在多次运动中往往处在一线。刘大年一生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并认为史学应为政治服务,因此,其着述往往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与政治意识形态挂得比较紧。刘大年又是一个有广泛学术交往的史学家。分析他与毛泽东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他终生都在诠释毛泽东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是毛泽东近代史理论的忠实捍卫者；刘大年与史学“五老”学术交往都比较密切,而与郭沫若、范文澜学术交往和工作生活交往尤多,郭老和范老对刘大年的学术影响更深；刘大年与胡绳也有广泛的学术交往,他们二者的学术交往属于同辈学人的互相促进。刘大年与国外学者交往也比较多,尤其是与日本井上清的交往甚深、交情甚笃,这是缘于他们共同的学术偏好；与齐赫文斯基交往特别曲折,由互相为敌到成为朋友,他们学术上的论战反映的是中苏那段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论战对历史学术、对历史学家造成的影响。史学家的史学建树或史学成就是当代人或后代人研究其史学的主要载体,也是衡量其史学地位的主要凭依。刘大年史学成就巨大,撮其要归纳之：第一,刘大年在研究美国侵华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紧随刘着《美国侵华简史》之后,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中国历史的课题迅速展开,论着和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刘大年作为一名战士学者的为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学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此书奠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刘大年一生专注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编撰中国近代通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主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扩编为的《中国近代史稿》全叁册,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此着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贯穿全书,对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自己见解渗透其中。在近代史解释体系上完善了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全面反映了刘大年在近代通史编撰方面的重要成就。第叁,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果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更专注研究的方面,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专题。他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孙中山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四,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刘大年晚年开拓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做出了突出业绩。由于刘大年的奋力开拓,及胡乔木、胡绳的共同努力,抗日战争史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取丰硕研究成果。第五,近代经学方面的研究。刘大年前后历经十年着《评近代经学》长文。这是刘大年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时间里,面对“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活,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学做出的再认识,它凝聚了一个战士型学者对传统经学的理解。此文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革命,极富创见。任何有成就的史学家在自己的着述中都体现着一定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有学者说,从1949年开始,几十年间,毛泽东的历史观点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学习、宣传、阐释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指导着、规范着、覆盖着中国史学界。可以肯定的是,刘大年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观点是刘大年史学理论最突出表现。刘大年始终坚信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或者说,将这一观念具体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认为要把社会关系及其运动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私有制社会,就是把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毛泽东历史观的指导下,刘大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旧史书上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被颠倒了,事实上,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是刘大年始终坚信不疑的观念并贯穿于其史学着述之中。与史家的史学理论一样,有成就的史家也往往都有自己研究历史的套路和认识历史的方法论。一般地说,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是表里如一的。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下,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中体现着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路径或者说是史学方法论特色,这就是从革命时期开始构筑的革命史范式。这一范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酝酿,中经40、50年代到60年代最后完善。刘大年对完善这一解释体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文革”结束前,革命史范式一直统领史坛,它把“革命”看作历史的最高价值,其突出的外在表现是把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文革”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现代化范式迅速崛起,传统的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和挑战。如何回应挑战成为刘大年在新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两种范式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论辩,刘大年反对以资本主义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强调研究近代史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被刘大年引为同道的胡绳除仍坚持阶级斗争主线论外,同时也赞成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在“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问题上,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应该先行,然后才能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胡绳在这一点上赞同刘大年的观点；两种范式另一个分歧点是如何认识近代革命与改良问题,刘大年认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脊梁和主旋律,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当承认,两种范式都是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模式,但由于方法论的局限,都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历史的某些侧面,只有多种范式互补方可有益于史学的发展。综观之,刘大年史学是那种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意识形态倾向比较突出的那一种史学。其史学革命意识形态是他学术与政治高度绾合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交织在一起必定损害学术。从刘大年一生学术实践来看,其实未必,如果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建设有不可低估的正面价值,当然,如果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控制史学,产生的负面作用会非常之大。刘大年学术一生取得了巨大史学成就,从学术史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历了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如同我们国家在这五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家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在这五十年里,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主题完成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因应社会主题的转换做出了相应调整并有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各个史学家认识不一,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其史学又表现了个体差异,有时认识甚至并不正确。因此,唯怀有不卑不亢之心,既不虚高,又不妄贬,客观探讨主要史家们的史学,才能准确了解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生态,进而从整体上正确衡估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这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益顺[10]2014年在《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文中提出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传播是在西学东渐、西力东侵的历史格局中进行,与科学话语传播结伴而行的是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而晚晴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经历了酝酿期、萌芽期与初步形成期叁个不同的阶段。其中酝酿期以传教士的格致话语传播为主,萌芽期以维新报人的格致话语传播为主,初步形成期则以辛亥报人的科学话语传播为主。从格致话语传播到科学话语传播的嬗变,就是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表征。格致话语与科学话语代表着两条不‘同的传播路径。一条是传教士格致话语传播路径,基本上沿袭明末清初传教士的“以学辅教”的宗旨,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致”来指称Science,“科学”一词直到1905年间,《万国公报》上才开始使用“科学”词汇。传教士格致话语中的“格致”更多的是指称狭义上的科学,即自然科学,尚属“小科学”的范畴。并概述格致的本义、方法、分类、功能与精神等方面。鉴于晚清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实指中国人的自主构建,传教士只是起着一个中介与播种的作用。传教士中文报刊在格致话语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的“《察世俗》传统”,“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科学内容很少,属于宗教期刊。另一个是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东西洋考》传统”,以科学为主,宗教次之,类似世俗期刊。首先是“《察世俗》传统”主导,然后“《东西洋考》传统”取而代之。19世纪60年代以前,“《东西洋考》传统”一直被《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与《格致汇编》等传承。《中国教会新报》创刊后,两种传统共存。《万国公报》介绍了西方一些格致新闻、格致成果与格致理论,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1907年终刊后,传教士格致话语传播式微,“《察世俗》传统”回归主导。但“《东西洋考》传统”并未消亡,仍然被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所传承。另一条路径是中经日本的科学传播路径。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掀起了科学话语传播的两次高潮,具有“以学辅教”之表征。内容有区别,前者重视科学知识与科学新闻的介绍,是第一阶梯传播。后者更侧重于形而上的科学话语传播,是第二阶梯传播。并使用日文中的“科学”来指称Science。国内最早使用“科学”既非康有为,也非严复,而是《实学报》(1897年11月15日),但因未署名而难以确定身份。20世纪初“格致”与“科学”共存与混用,1905年以后,“科学”词汇才逐渐淘汰“格致”。日本成为了戊戌维新时期与辛亥革命时期科学话语传播的主要中介与信息来源。而日本国内的“科学”原本就有“大科学”与“小科学”两种发展趋势,但输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系统之学”的“大科学”。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主要具有信息传递、科学启蒙两项功能,与当时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形成互动。一方面,科学话语传播是观念革命的助产士,也是认知图式变革的加速器,对人们的认知方式、认知的地理空间与知识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宏观的宇宙天体、中观的人事社会与微观的物质世界都逐渐纳入人们的认知范围,科学的理性精神、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逐渐被人们所内化,科学传播所催产的这种深层变革,使得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科学不再是奇技淫巧与旁门左道,而被正名,这是科学发展的外在要求。科学话语传播过程是近代科学的中国化过程,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之间碰撞与融合,并促成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近代转型。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有五项特征,即信息源上的外源性、传播途径上的单向度线性传播、传播绩效上的局限性、生长周期上的短暂性、话语体系构建上的渐进性等。科学传播层面上,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基础,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而新文化运动是对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的传承与发展,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二者一脉相承。
参考文献：
[1]. 综论洋务派的法律思想与实践[D]. 李青. 中国政法大学. 2001
[2]. 综论清末民初“法治理念”转化的历程[D]. 张琮军. 中国政法大学. 2005
[3]. 盛宣怀近代化思想与官督商办模式研究[D]. 徐晨. 南开大学. 2010
[4]. 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D]. 严亚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5]. 晚清选官制度变革研究[D]. 张靖. 中国政法大学. 2005
[6]. 晚清洋务派政治思想研究[D]. 吴永.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7]. 张君劢自由观研究[D]. 郭萍. 山东大学. 2016
[8]. 梁启超法律思想综论[D]. 焦润明. 中国政法大学. 2004
[9]. 刘大年史学研究[D]. 黄广友. 山东大学. 2010
[10]. 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D]. 李益顺.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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