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全球化：扩大同发展中国家贸易引起的争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美国国内的贸易政策辩论在关注重点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在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引起争议的主要是如何对付日本等发达国家为帮助本国企业占领国际市场而采取的产业和贸易政策。这种政策的“重商主义”倾向被认为严重威胁美国企业在出口方面的竞争地位。从1992年开始，批评者的矛头开始转向美国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特别是同墨西哥、中国等劳力资源丰富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他们提出，这种贸易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源。
这种论点使贸易是否影响收入分配的问题在美国目前有关全球化利弊的讨论中成为一个中心议题。用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话说，这个问题是“全球化讨论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全球化面临的最基本的政治挑战”。（注：Jeffrey Sachs,"International Economics:Unlocking the Mysteries of Globalization," Foreign Policy,Spring 1998,p106.）
认为贸易对美国收入分配有负面影响的论点成为美国当代保护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支柱。来自左右两翼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以此为基本出发点，质疑和批评自由贸易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最激进的劳工组织成为当代保护主义的中坚力量。因此，深入了解这一争议的内容，及其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对于全面了解美国贸易政策的国内环境，特别是美国国内保护主义的社会政治背景，十分重要。
对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提出异议
有关贸易对收入分配有何影响的辩论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同美国收入差距自七十年代初开始不断扩大有直接关系。 从统计数字看， 在1973年至1993年期间，人口中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五和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五的收入比例从10∶1左右增至大约15∶1。（注：Ethan B. Kapstein,"Workers and the World Economy,"Foreign Affairs,May/June 1996,p22.）差距扩大被认为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情况恶化有直接关系。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美国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基本处于增长滞停或负增长状态。1973—1995年期间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低于通货膨胀率。现工人实际小时工资只有加上附加福利收入增长因素后才超过1973年的水准。（注：Survey World Trade,The Economist,Oct.3,1998,p28.）
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下降趋势明显。 根据政府提供的统计数字， 在1974年至1994年期间，没有高中毕业文凭工人的家庭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十以上。对仅持高中毕业文凭工人家庭收入的调查结论不一，有的认为其明显下降，如：其实际平均小时工资在1973年为＄11.85，到1993 年降至＄8.64，有的认为这部分人的家庭实际收入虽未下降，但增速远远落后于有大学文凭和更高学历者。几乎所有的统计数字都显示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注：Clay Chandler
and
Richard
Morin,"America's Economic Chasm,"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Oct.15,1996; Ethan B.Kapstein,"Workers and the WorldEconomy, "Foreign
Affairs, May/ June 1996;"Job and WagesRevisited,"The Economist,Aug.17,1996.）
收入差扩大的趋势在九十年代美国经济进入强劲发展期之后仍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1996年之后，低工资工人的收入才开始回升，但这被认为主要反映经济扩张和劳力短缺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尚不足以证明收入差距扩大的长期趋势正在或已经得到根本扭转。到目前为止，收入差别的扩大仍被普遍认为是美国经济的主要阴暗面。
把收入差的扩大归咎于自由贸易政策的人们主要提出以下“论据”：扩大同低工资国家的贸易导致：（1 ）美国国内对低工资劳力的需求降低，连带其工资下降；（2）美国制造业萎缩， 大量报酬不菲的制造业工作随之消失；（3）贸易逆差增加，影响美国工人的实际收入； （4）全球性购买力下降，使美国工人工资增长面临结构性障碍。
贸易对非技术工人的打击
有关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对发达国家的工人，特别是低技术工人带来工资下抑压力的论点，理论根据主要来自W·斯托尔珀和P·萨缪尔森在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基础上提出推论。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预测，开放贸易将使一个国家的非相对优势工业所需资源—往往也是相对匮乏资源—价格下降。这是因为自由贸易推动该国的专业化进程向具有相对优势的工业深化。使国内对非优势工业所需资源的需求相对降低。对在生产技术密集产品方面有相对优势的发达国家来说，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意味其工业结构进一步向高技术工业倾斜，国内对其它工业生产要素的需求降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受不利影响。（注：Wolfgang Stolper and Paul Samuelson,"Protection andRealWage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41:9,pp58-73.）
有些人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出发，提出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扩大同发达国家的贸易带来更多的问题。理由是传统的西方国家间贸易多属“工业内”贸易，即同类产品之间的交换，而不是技术密集和劳力密集产品之间的交换，贸易双方可在扩大规模效益的前提下受益于专业化生产。由于工人工资水准相近，扩大贸易不会产生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及有关贸易导致生产要素价格趋同理论所预见的后果。
还有些人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扩大同其中某些国家的贸易对美国工人工资的影响格外严重。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如墨西哥和中国——的平均工资同美国相距更远，剩余劳力储量也要大得多。（注：Jeffrey E.Garten,The Big Ten: The BigEmerging Markets And How They Will Change Our Lives (New York:Basic Books,1997).）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批评者们认定开放对墨西哥的贸易造成美国工人工作机会流失和工资负增，并引此为“教训”反对扩大同有能力大量生产低价劳动密集产品国家的贸易。
贸易同制造业工作机会减少的关系
美国制造业多年来呈相对缩小趋势。从1950年至1990年，制造业增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29.6%降至18.4%。制造业占美国雇工的份额从34.2%降至17.4%。在1978至1990年期间，制造业的雇工人数估计减少了约140万。（注：E.B.Kapstein, "Workers and the WorldEconomy,"p24.）
这种趋势被认为同全球化有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价进口品冲击美国制造业市场，使国内制造商无法保持应有的利润率；第二，受低价劳力的吸引，美国投资资本大量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加快了零部件加工渠道国际化的进程，带动生产活动和就业机会大规模转移到这些国家。有些人进一步提出，受压缩生产成本和占领海外市场需要的驱使，西方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将生产技术含量较高产品的活动也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这意味甚至在高科技产业工作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的工作也可能受到威胁。（注：J.Garten,TheBig Ten,p45.）
贸易逆差的增长不利于美国工人工资的增长
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堡垒普遍偏高，加上这些年来出口势头猛增，给美国贸易平衡带来严重困难。贸易逆差居高不下、有增无减，削弱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减小了美国工人提高实际收入的可能性。
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是全球通货紧缩的根源
把全球通货紧缩的危险同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是威廉·格里德在其颇畅销的著作“一个世界”中提出的观点。格里德提出，目前全球化最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其出口增长导致全球总产量的增加大大超过总购买力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全球生产过剩的结构性根源，也是美国出口困难、 贸易逆差持续不减的基本原因。 （注：William Greider, OneWorld,Ready or Not: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York:Simon & Schuster,1997).）
对贸易导致收入差扩大观点的反驳
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自由贸易政策支持者对贸易导致美国工人收入降低、收入差扩大的观点进行了相当有力的批驳。他们不仅从理论上，更从事实出发指出其错误。以下是他们提出的主要论点：
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有限
到目前为止，在美国的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所占的份额仅为百分之十三左右。除石油产品外，从低工资国家的进口仅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到三。美国人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百分之八十八是国内生产和提供的。美国受低工资国家进口品冲击的行业，即服装、鞋类、玩具业等，其所雇佣的工人仅占美国劳工总额的不足百分之五。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国工人所就业的行业同国际贸易的联系有限。（注：有关贸易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有限的论点和数据，见： Paul
Krugman
&Robert Lawrence,"Trade,Jobs,and Wages."Scientific American.April 1994; Robert Z.Lawrence & Matthew J. Slaughter,"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merican wages in the 1980s:Giantsucking sound or small hiccup?"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Activity:Microeconomics,1993:2,pp161-226.）
美国的进口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以1997年为例，来自高工资国家的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65%，来自拉美和东南亚中等收入国家的份额为25%左右，而来自中国等低收入国家的进口比额仅为百分之10%左右。（注：Reginald Dale,"Finally,a Voice in Defense of Import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Oct.20,1998,p15.）
这种情况意味，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提出的问题—扩大同有劳力资源优势国家的贸易使发达国家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下降—即使存在，影响也十分有限，不可能成为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另外，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情况的调查并没有提供确实的证据，证明开放同墨西哥的贸易给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带来严重冲击。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报告指出，就工人的平均工资而言，同墨西哥进口品竞争的美国工业同向墨西哥出口的美国工业并无明显不同。 （注：Gary
Hulbauerand Jeffrey Schott,NAFTA:An Assessment( 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3) ; Lawrence andMatthew
Slaughter, Trade
and
Wages;
LawrenceKatz,"Understanding Recent Changes in the WagegStructure,"NBERReporter,Winter 1992/93.）
资本外流对美国工人的影响有限
近年来，美国在海外投资的规模虽有扩大，但对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并没有明显影响。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雇员仅占美国制造业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五。经和组织在1994年发表的《就业问题研究》指出，没有理由认为国际贸易是导致发达国家对非技术劳动力需求减少的主要原因，也没有数据证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对经和组织成员国的就业和工资水平产生重大消极影响。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调查数据证明资本流动对美国国内工资水平和收入分配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注：Paul Krugman,Pop Internationalism(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96),pp162-163.）
贸易并非制造业相对缩小的主要原因。
美国制造业在国内产值中的比例相对减小，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没有重要联系。实际上，从1970至1990年，美国制造业出口占增值的份额从12.9%上升到31.0%。同一时期，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逆差增长只相当国内生产总值的1.4%，不到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份额下降幅度6.6%的四分之一。美国制造业相对缩小的原因之一是国内需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人们增加了对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保健、旅游、娱乐、法律等服务业的市场份额迅速增长，制造业产品的消费相对减少。另一个原因是制造业工人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减小了制造业对劳力投入数量的需求。（注：参阅Paul Krugman,"Does Third World Growth Hurt FirstWorld Prosperity?"Harvard Business Review,Jul/Aug 1994.）
工资增长缓慢反映生产率增长缓慢
决定工人实际工资水平最基本的因素是生产率。美国工人收入增长缓慢，原因是美国的生产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增长乏力。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50—1973年期间，美国工人平均生产率的年增率为2—2.5%，而在其后的1973—1990年期间，增速降为0.5—1%，落后于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的增速。美国经济学家对于生产率增速减缓的原因看法不一，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同不断扩大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有关。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同生产率因素相比，贸易逆差对工人实际收入的影响十分有限。
另外，促使美国贸易赤字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除受国民收入变化的影响外，贸易赤字主要反映一些结构性的宏观经济问题，如美国国内储蓄率过低，以及政府预算赤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居高不。（注：William J.Baumol & Alan S.Blinder,Economics:Principles & Policy(New York:The Dryden Press,1994),p862.）
贸易将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产品的需求
贸易导致全球通货紧缩的说法没有看到国际贸易的影响往往表现为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简单的连锁反应。随着贸易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将得到提高，这些国家工人同西方国家工人的工资差距将逐步缩短。南韩、新加坡等国是明显的例子。发展中国家在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升后，对发达国家产品的需求将增加，出口收益的相当一部分将用于购买发达国家的产品。这将为后者提供新的工作机会。
从1960年到1990年，从低工资国家的进口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基本没变，原因之一是：三十年前，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曾属这个类别。根据美国政府提供的比较数据，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制造业平均工资一直不断增长。 其中25 个国家的工资水平在1975年是美国水平的65%，到1995年已达美国的95 %左右。 （注：R.Dale,"Finally,a Voice in Defense of Imports."）
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技术革命
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产生两个推论。第一，如果国际贸易是造成工资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美国多数工业部门会相对降低雇佣高技术工人的比例，以便在向技术密集生产方向专业化的同时控制劳力成本；第二，技术密集工业雇佣高技术工人的比额将迅速超过其它工业。事实是，美国经济近年来的发展并未证实这两个预测。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尽管技术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别明显加大，但几乎所有的工业都在增加高技术工人的雇佣比例。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的技术革命浪潮，特别是同计算机有关的新信息技术的采用和普及，造成各工业内对劳力技术水平的需求发生变化。美国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包括未受外国竞争影响的工业，都在通过增加技术工人含量提高其雇工的平均技术水平。低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同贸易有关和无关的工业部门走势相同，没有高中文凭工人的工资普遍明显降低。同技术因素相比，贸易的影响要小得多。根据多数经济学家的估计，在技术与非技术工人工资扩大的原因中，其分量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此外，虽然难以排除全球化对技术革命的影响，但没有事实证明国际贸易，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是刺激技术革命的主要因素。美国的钢铁、汽车制造等工业部门的技术投资确实因受到国际竞争的刺激而增长，但这些企业的贸易伙伴主要来自发达世界。在同发展中国家贸易集中的服装等轻工业行业，技术投资未显增长趋势。从理论上讲，如假定贸易导致美国工人工资受抑，那么也应承认贸易能减轻向劳力替代技术投资的压力，这反过来有助于稳定工人的工资。
造成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其它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
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明显增加。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投资资本收益率大幅度增长，资本收益税降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速明显加快。
联邦政府福利制度和再分配政策的改革，导致用于直接贫困救济的支出相对减少，流入以退休金计划为代表的社会保障体制的资金相对增加。而后者的分配不以受益人原收入水平为准。
八十年代以来，大力削减和严格控制劳力成本成为美国企业结构改革的主导方针。这种情况在工资报酬较高的大企业中尤为普遍。与此同时，管理人员同普通工人在薪酬方面的距离明显扩大。
工会在劳资谈判中的地位有所减弱。最基本的原因是工会会员人数减少，其在雇工总额中的比例，在70年代为百分之三十左右，到90年代已不足百分之二十。制造业规模相对减小是原因之一。（注：参见Gary Burtless,"Worsening American Income Inequality:Is WorldTrade to Blame?"The Brookings Review,Spring 1996.）
建立贸易支持体系面临的困难
有关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是否导致美国收入差距增加的争议，目前仍在全球化和美国贸易政策辩论中占据中心位置。将收入差扩大归咎贸易的观点尽管受到相当有力的批驳，其影响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贫富差别扩大的趋势普遍感到困惑和不安，以及部分工人受到国际竞争的冲击，对工作和收入前景感到忧虑。
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指出，不能否认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主要的，但也不能忽视部分人至少在短期内可能受到的冲击和伤害。任何重要的经济变革和技术革命都会带来这样的问题，近年来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冲击更是前所未有的。要赢得民众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单凭经济理论和数据的说服力显然不够。政府需要加强干预，为受到冲击的部分工人提供帮助和补偿，使其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这也是缓解社会分化的措施。（注：Dani Rodrik,"Sense and Nonsense inthe Globalization Debate,"Foreign Policy,Summer 1997.）
就美国当前的政策环境而言，加强这种贸易补偿和支持体系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从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政策调整和福利制度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贸易支持体系，而建立新体系的努力又面临一些不易克服的困难。
传统自由贸易体制植根于罗斯福政府从三十年代开始在新政框架内发展起来的福利制度。它从一开始即为废除斯穆特—霍利税法设立的高关税体制开辟了道路。二战后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建立的社会安全网，特别是其中的失业救济、家庭补助、再就业资助，以及建立在无职业歧视基础上的全民养老保险制度，为战后全球贸易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在西方国家中，经济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如丹麦、瑞典、荷兰等，其福利制度和政府转付款项支出的规模也最大。两者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被广泛认为反映了贸易发展对国内政策支持的要求。为工人提供基本生活安全保障，降低其长期收入方面的不稳定性，对于减少来自贸易的冲击、保证开放型经济的稳定发展、维持和加强对自由贸易的国内社会支持， 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注：David
Cameron, "TheExpansion of the Public Econom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Review,December 1978.）
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国家还没有专门的贸易适应援助项目，主要是由政府出资向受到贸易冲击和国际竞争影响的工人和公司提供特别的失业补助、再就业训练、贷款和其它经济帮助。在美国，这一项目创立于1962年，其拨款数额在七十年代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
但这种以收入保障和经济补偿为支柱的贸易支持体系从八十年代开始面临削减的压力。其大背景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特别是美英两国，受到置疑和批判。在美国，许多在新政原则指导下设立的社会援助项目被批评者们认为是造成税率过高、国有部门臃肿、预算赤字增长过快、通货膨胀难以控制等问题的重要原因。随着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一些理论削弱了凯恩斯主义需求调控模式的政策影响，“大市场、小国家”成为政治、经济甚至社会改革的口号，再分配规模的削减在所难免，贸易支持项目也不例外。
里根政府上台后不久，即于1981年对专门的贸易适应援助项目进行了大幅度削减，理由是提供经济补偿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减轻冲击带来的痛苦，不能有效促使工人和公司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保守派的观点是：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迫使人们作出调整，如增加学历和掌握新的技能，以适应新时代竞争的要求。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提出重新恢复贸易适应援助的规模，但面临共和党国会抵制和平衡预算的压力，在实施方面有较大困难。另外，美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因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将退休而可能陷入财政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大量增加其它社会开支的能力。人口老龄化本身也对预算资金的分配政治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非退休金计划拨款的难度。
作为贸易适应援助的另一项主要内容，为工人提供再就业训练受到克林顿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但对这类项目进行的实际调查显示，受其训练内容和方式的限制，现有培训项目虽数量不少，但在帮助工人得到收入水平不低于过去的工作方面，作用仍然相当有限。在如何提高其实际效益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易克服的问题。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改善一些更基本的宏观经济关系也有助于缓解贸易带来的冲击，例如：改变民众的储蓄与消费比例，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加快技术革命步伐等。但更多的人认为，这些长远努力不能取代提供贸易适应援助的作用，有必要更及时地把从经济全球化得到的部分好处用于补偿受到冲击的社会群体。
一种较能代表工会方面的意见是：鉴于增加贸易补偿的要求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难以实现，而扩大再就业训练的短期效果不够显著，因此在现有条件下最现实的解决办法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先次序，即：更重视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如争取年增长率不低于3.5%， 从根本上保障工人的工作安全，提高其增加收入的可能性，以此抵消扩大贸易对工人工作机会和工资的不利影响。（注：Thomas Donahue（原劳联—产联主席，美国贸易代表的劳工顾问委员会主席），"Three cheers forEthan Kapstein for opening a debate on how to addresstheneeds of workers in the so- called global village."ForeignAffairs,Jul/Aug 1996,pp174-177.）
这种主张受到主流派经济学家的反对。理由是：依靠就业政策的解决办法同严格控制通货膨胀这一政策优先目标冲突。另外，造成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即技术革命等供应方面的问题，不是周期性因素，不能靠财政或金融刺激手段解决。
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仍应主要靠收入补偿解决问题。鉴于近年全球化进展速度远远超过以往，有必要适度增加救援规模，特别是为受冲击的低收入工人提供更充分的经济补偿。著名经济学家P ·克鲁戈曼曾提议将此项拨款数额增至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与此同时，他们提出改变传统救援方针，减少受援人对现金补助的依赖，为其寻求再就业提供新的刺激。具体建议包括：在工人找到新工作之后再发放收入补助；对失业者在多长时间内能够得到收入补助作出较严格的规定；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公司和工人对贸易带来的竞争作出反应。 （注：GaryBurtless,Robert Z.Lawrence,Robert E.Litan,and Robert J.Shapiro,Globaphobia:Confronting Fears about Open Trade(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8).）
这种主张被批评者们认为不现实，原因是：其基本立点未脱离对政府拨款的依赖，因此在实施方面面临同传统救援项目类似的困难。
对美国外贸政策的影响和挑战
有关贸易威胁美国工人工作安全和收入的观点有一定政策影响，除上述原因外，还同以下背景有关：
反贸易宣传对公众有一定影响。据马里兰大学1998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尽管66%的美国人支持自由贸易，但只有43%的人赞成扩大同“低工资”国家的贸易。根据另一项民意调查，在评价一系列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时，83%的人把“保护美国人的工作”列入第一类—“非常重要”。在同一类中，只有“阻止毒品流入美国”目标得到更高的支持率。（注：John E.Rielly,ed.,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Foreign Policy 1995 (Chicago,Ill: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Relations,1995),p15.）
对贸易的批评有政治化倾向。贸易的批评者们从“社会公正”角度出发，提出一些有政治鼓动性的口号，包括：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是“不公正”的贸易，因为它意味着只有美国工人在为全球化付出代价；开放贸易造成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问题，同美国长期奉行的社会公正原则直接冲突，美国社会制度的稳定因此受到威胁。
反对扩大同低工资国家贸易的不仅有传统的工会和左翼势力，还有来自右翼保守阵营的社会群体，包括一些传统工业部门的中年男性白人职工，及其它认为自己的技能和工作安全受到国际竞争威胁的人群。以布坎南、佩罗为代表的右翼经济民族主义者使用一种平民主义语言表达这些人的不满，他们提出，扩大同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受益者只是大企业和资产所有者，付出代价的却是“美国工人的工作和实际工资”。（注：A.J.Bacevich,"The Impact of the New Populism,"Orbis,Winter1996,p41;Patrick J.Buchanan,The Great Betrayal:How AmericanSovereignty and Social Justice Are Being Sacrificed to theGods of the Global Economy(Boston:Little,Brown & Co.,1998).）
在美国历史上，保护主义思潮通常在经济衰退时抬头，但九十年代的保护主义暗流，却在一个经济繁荣、失业率降低的时代涌动，其强度被认为是自国会在大萧条期间通过斯穆特—霍利税法以来少有的。甚至在贸易赤字高速增长的80年代中期，要求限制自由贸易的呼声也没有如此高。（注：Marc Levinson,"Kantor's Cant:The Hole in OurTrade Policy,"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6.）
目前保护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国际贸易中提高劳工标准，把劳工权利问题纳入全球贸易谈判的中心议程。他们的口号是：促进平等和公平竞争的努力不应以降低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为代价，而应以提高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工标准为出发点。他们还呼吁采用更严格的环境和人权标准，及其它削减发展中国家劳力价格优势的措施。强硬派还主张以关税等手段限制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特别是从劳力资源丰富国家的进口。（注：Thomas I.Palley,Plenty of Nothing:The Downsizingof the American Dream
and
the
Case
for
StructuralKeynesian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由于保护主义势力的抵制，特别其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激烈批评，使克林顿政府谋求获得贸易谈判快速审批权的努力至今未能获得成功。
保护主义压力的存在使克林顿政府的贸易政策具有较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承认美国在促进自由贸易方面有重大政治和经济利益。推进全球化的进程、将更多的国家纳入全球经济体系，被视为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的关键举措，是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但在另一方面，克林顿政府对美国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作了这样的“修正”；“为了美国工人的利益，我们必须坚持要求同我们的竞争伙伴享受相同的竞争条件”。在创造“更公平”的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口号下，克林顿政府加大了要求发展中国家“对等开放”的压力。用一位克林顿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不能再让世界贸易环境成为一种单行道—美国和发达世界敞开自己的市场大门，而在发展中国家方面，连佼佼者也迟迟不愿在市场准入方面作出回报。”（注：Staurt E.Eizenstat(commerce undersecretary for international trade),"Change ofHeart,"Bussiness Week,May 20,1996,p49.）
克林顿政府为其贸易政策的辩护基本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扩大自由贸易能促进美国的出口，给美国人带来新的、报酬更高的工作；“美国工人受益于对外贸易”：由出口支持的美国就业机会迅速增长，同出口有关的美国工人的工资比平均水平高。（注：Interview withLawrence Summers,deputy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Los AngelesTimes,May 24,1998.）这种辩护框架有一定的被动性。它接过当前保护主义运动衡量全球化利弊的首要标准：贸易是否损害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它使用这样的设定：只有出口的扩大才是贸易成功的证明。
正如不少批评者指出的那样，为扩大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全球化的政策作真正有力的辩护，必须突破现有框架，使美国民众更全面地了解贸易的重要性，更客观地评价全球化的好处和代价。这首先要求辩护者回到相对优势理论，强调贸易在促进各国根据本身在生产率方面的相对优势扩大和深化专业化生产的同时，给各国人民带来的好处将远远超过给部分人带来的冲击或伤害。另外，不能回避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作出正面评价，应承认：廉价消费品的进口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和实际生活水平，使美国人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购买本国产品和在国内投资，并对美国在低通货膨胀情况下能保持经济有力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目前的情况看，有关贸易对收入差距影响的辩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慢或出现衰退，争议将更加激烈。它不仅反映美国贸易政策所面临的保护主义压力，还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在论述美国同全球化的关系时，人们往往强调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但现有争议的存在和发展显示，美国要保证其贸易政策的稳定，维持其在扩大自由贸易方面的传统地位，不仅要澄清保护主义在思想上带来的混乱，还要在建立更有效的贸易支持体系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阻力，将成为美国贸易政策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