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组织结构的构成、缺陷与解体——“左联”的组织传播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结构论文,缺陷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4-0103-08
对“左联”组织系统的研究，缘于这样一个想法：“左联”内部纷争不断、矛盾不断，这些论争与矛盾虽然一方面与当事人的个性、品行、办事的作风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在“文革”中许多人因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而最终“蒙冤受屈”，心中对许多事自然是“耿耿于怀”。当时间淡化了“怨气”后，我们必须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难道一切的误会和矛盾都是由当事人的品行与作风造成的吗？在各种回忆录的叙述中，当事人仿佛都在党的指令下开展着自己的工作，他们当时的“错误”似乎不应完全归咎于他们本人。今天，当我们以一种“宽恕”的眼光去看七十年前的是是非非时，我们不禁要问：当年这些矛盾能够因为某一个人的出现和某一个人的不出现而避免吗？答案似乎并不像“品行论”者想象的那样简单。首先，组织系统结构的先天不足，往往会导致人事矛盾的产生和加剧。对“左联”组织系统本身的研究，很有可能使我们站在一个“圈外”的角度去审视以前一些暧昧不明的事情，有助于解答我们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也能真正弄清楚“左联”领导人之间矛盾产生的组织结构根源。
一、左联组织系统分析
从图1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左联在中国共产党宣传系统中的确切位置：“文委”和“文总”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下级组织，“左联”则是“文委”、“文总”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之一。左联在中国共产党宣传系统中的“位置”，决定了它必须和其他同盟（如“教联”、“社联”）共同担负起党的意识形态传播使命，号召并组织青年反抗现实政权的重任。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革命文学的发起人毫不犹豫地宣称：“文学便是宣传。”从这个角度讲，“文学便是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左联”作家的历史使命，他们不仅要用文学去宣传，而且要让宣传起到预期的效果，即革命文学发起者所说的“组织生活”。其次，“左联”所处的位置说明，它并不是“文委”和“文总”所领导的唯一组织，与它并列的还有“教联”、“社联”、“妇联”等组织。事实上，在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活动的大约六年时间里，各联盟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具体情况是，前期“左联”所起的作用比较大，而后期“社联”、“妇联”的作用明显增大，这种作用大小的变化，一方面使得“文总”、“文委”的工作重心有所转移，另一方面，“文委”、“文总”的领导大多数时候是从作用较大的联盟中产生的。后期“左联”在“文总”的地位相比前期有了显著的下降，在“左联”解散的时候，鲁迅的意见没有被充分重视，不知是否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左联”后期，“左联”事实上只是“文委”的“普通一员”，不再具有任何的特殊性。如图：
下面我们来详细谈谈各种组织的具体功能：
（一）中共中央宣传部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中，党中央指出要加强对革命文学运动和文化科学团体的领导，1928年12月底在中国国产党的组织下，成立了“中国著作者协会”，发起人包括郑振铎、叶圣陶等四五十人，鲁迅却未参加。协会成立后，基本没有开展实际活动便自行解散了。1929年6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并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鉴于“宣传工作的组织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宣传部，其职权是：全国宣传教育工作的最高指导机关，它不只是对中央的宣传工作负责，还应当是对全国的宣传工作负责。中央宣传部由以下各科各委组成：审查科、翻译科、材料科、统计科、出版科、文化工作委员会[1]（P273）。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是建党以来第一个党的文化领导机构，旨在“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遍及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1]（P273）。会后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立三，将宣传部的文化党组扩大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宣部干事潘汉年任书记。鉴于中国著作者协会的短命，“文委”开始考虑用另一种形式团结广大的革命文艺界，不久便开始酝酿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此后，“左联”对敌斗争的成功范例，使得“文委”更积极地组织了“社联”、“剧联”等相关组织。
（二）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
在图1中，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主管文化工作的部门；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也是协调各文化组织的部门，那么这二者之间的隶属关系到底如何？担任文委书记时间最长的阳翰笙曾说过，“文委”的成员同时也是“文总”的党团成员，即一套班子，两块牌子[2]（P66）。但胡乔木却并不这样认为[3]。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是，在“左联”、“社联”、“剧联”等联盟成立之前，“文委”已经存在，而“文总”则是在“左联”、“社联”等组织产生以后，“文委”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盟的工作而设置的一个机构。但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文总”和“文委”所具有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指导各盟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斗争”。从机构的直接隶属来说，“文委”是中宣部的直接下设机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机构，而“文总”从其产生的过程来看带有明显的“统战性质”，只是由于人员的重叠，这种区别就显得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文委”和“文总”到底组织和领导哪些组织和团体，看法很是不同。
1.夏衍说：“‘文委’直接领导的革命文化组织，除了上述的四个联盟之外（指‘左联’、‘社联’、‘剧联’、‘美联’——引者注），1933年3月，还组成了‘左翼电影小组’和‘左翼音乐小组’，由于当时这两方面的党员人数不多和便于公开，并转组成‘电联’和‘音联’。‘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专案组一口咬定说‘文总’下面有一个所谓‘八大联’，也有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也用过‘八大联’这个名称，这一点我可以负责说明，他们把电影、音乐、教育、新闻都说成和‘左联’、‘社联’并列的联盟，这是不确切的。我是电影小组的组长，音乐小组则在1935年以前一直由‘文总’委托田汉单线领导，影响较大的‘侨联’、‘新联’、‘妇联’则都是‘社联’的外围组织，不是由‘文委’和‘文总’直接领导的。”[4]（P119）
2.阳翰笙说：“下面有九个组织，它们是‘左联’、‘剧联’、‘社联’、‘美联’、教育工作者联盟、新闻记者联盟、音乐小组、电影小组，还有一个叫苏联之友社（又叫‘中苏音乐学会’）。”[2]（P158-159）
3.孔海珠根据第十一期《文报》上刊载的各个联盟的新纲领草案，认为以下的组织可能是平级的。这些组织是：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中国新兴教育者联盟、中国左翼报人联盟、中国妇女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5]（P76-77）。
由于各种说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要弄清楚它们之间的组织隶属关系事实上已经很难。但是，透过这些研究材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委”和“文总”已经把它们的战线扩展到文化界的各个方面，也就是说，它们为了完成“文化斗争”的使命，试图把各个文化领域的人都组织起来。
在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点，椭圆形的虚线所围起来的部分——左联党团，常委会、执委会，秘书处，可以说是左联的领导核心。从表面来看，“左联”力图去实现的是一种“集体领导”，但由于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这种“集体领导”却并没有实现。
下面我们对左联的这三个“领导部门”分别加以论述：
1.“左联”党团
在党的任何一级组织机构当中，“书记”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无论是其拥有的职权还是承担的职责都比较大。“左联”也设有“党团书记”一职，在这样一个“群众组织”里，“党团书记”的职权到底是什么？
从“左联”盟员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左联”成立初期，“左联”党团书记的职权并不是很大[6]。但事实上，由于：（1）在“左联”内部，有两类工作：一是创作；一是政治活动。鲁迅作为“盟主”并不经常参与“左联”内部许多事务的决议，也不去参与许多政治活动。（2）在当时的条件下，常委会的人常常碰头开会也没有现实可能性。（3）党团是“党”的唯一合法化代表，而“左联”内部成员绝大部分又是党员。在党内，党小组的活动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许多活动诸如游行、贴海报等都是由基层党小组完成的。（4）“左联”的党团书记又往往是由“文委”成员兼任，有时甚至是“文委”书记（即“左联”上级机关领导）兼任。（5）鲁迅与作为“左联”发起者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的矛盾并没有随着联盟的成立而消失。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左联”在成立时的初衷，是由执委会、常委会进行协商的集体领导，“左联党团书记的主要任务是联系文委和左联常委，起个桥梁作用，不像现在某机关党委书记权力大”[6]。但是“左联”党团书记的职权也有一个逐渐增强的过程，到周扬开始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时候，“党团”在“左联”内部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理论上的“权力中心”（“左联”常委会、执委会）角色的弱化，“党”的权力的逐渐增大，使得“左联”事实上产生了两个领导核心，一个是理论上的（“左联”常委会、执委会、秘书处的集体领导），一个是现实的（“左联”党团）。在笔者看来，正是因为在机构设置上的这种缺陷，为后来“左联”内部矛盾的激化埋下了种子。
2.“左联”常委会、执委会、秘书处
在左联成立大会后，《拓荒者》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的报道，报道称，“左联”成立大会选出了七名常务委员，两名候补委员，甚至有人认为在1933至1934年常委会还是存在的[2]（P301）。在一些文件材料中，也经常提到“左联”的执委会[7]。这些材料说明，在“左联”内部，常委会和执委会是同时存在的。那么，执委会和常委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冯雪峰便说过“左联”最初成立时先有执委会，执委会开会成立常委会[8]（P549-550）。也就是说，常委会是由执委会选举产生的，这一回忆得到了其他盟员的证实[2]（P472）。这说明执委会和常委会确实是不同的组织，但由于常委会是由执委会选出，常委委员都身兼执委之职，因而，在实际的工作中，它们的区别并不是很大。
从常委会和执委会产生的过程来看，它们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让不同的意见在“左联”内部得到充分的表达，一方面保证内部信息交流的畅通，通过民主化的协商形式达成共识，以便很好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常委会和执委会的集体领导对权力的过于集中也是一种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它对党团的工作有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是，执委会和常委会的集体领导形式在事实上却没有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由于以鲁迅为代表的“非党派”在具体事务上参与较少，许多事情往往是在事后向鲁迅“汇报”，因而，这种形式上的“集体领导”、形式上的“民主”便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准确地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左联”要实现“集体领导”是不可能的。与这种“集体领导”的机构设置紧密相关的是秘书处。在鲁迅保存下来的一期《秘书处消息》中，提到了秘书处的职权和职责，以及它的构成：
左联秘书处仍由书记、组织、宣传三人组成。它在文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左联执委会的领导之下，经常执行左联执委会领导的任务，各小组经常直接受秘书处指导。加强动员小组履行一般斗争的工作，以及左联内部的教育和训练。[9]（P19-20）
这段话说明，秘书处受双重领导，即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左联执委会的双重领导。作为一个执行机构，秘书处还必须动员和指导各小组的工作。但是在许多盟员的回忆中，1934年之后常委会似乎和秘书处也混同起来[2]（P301，P371）[10]（P79）。
二、“左联”的组织结构的特点与缺陷
从“左联”成立的初衷来看，它是想建立一套集体领导机构和领导方式。夏衍在《“左联”成立前后》中讲到，“左联”的筹备委员会曾经拟订了一份“组织关系”的草案，本来以鲁迅作领导，有人建议叫他做委员长，有人建议叫他做主席，但鲁迅都拒绝了，“左联”因而实行集体领导。这个集体领导机构，是一个执行委员会[2]（P41）。据钱杏邨回忆，常委会内部也分工明确[6]。但分工归分工，集体领导的方式显然是脱离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的。简言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想让执委会（或者常委会）的成员经常聚在一起开会是不可能的，加之文化人长期以来养成了相对散漫的性格，集体领导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是个美妙的设想。事实上，作为集体领导的核心人物鲁迅就常常不出席“左联”的许多会议，后来的茅盾也是如此。“左联”后期，鲁迅被周扬等人看成是“懒”的代表，这个“懒”绝不可能指鲁迅的创作。一个不经常参加会议的人是很难领导“左联”的，鲁迅被尊称为“盟主”，只不过是一个“头衔”。就像当时被人称为“大先生”、“老头子”一样，他对“左联”更多地是从思想上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作用的大小与“左联”对鲁迅意见的尊重程度紧密相关。也就是说，许多时候鲁迅的意见只是一种参考意见，能否被采纳还要看实际领导人的“脸色”，在“左联”中，名义上的“盟主”没有决定权。
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看来，“左联”的组织更接近“直线-参谋”的结构。它的优点在于：直线或参谋机构的管理者有较明确的分工和权责关系，既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又有较合理的决策和监督系统。如果内部信息流通不畅，直线-参谋结构形式的缺点也同样明显：由于包含了两种结构形式，两者间容易产生一些矛盾。一方面，如果参谋机构人员的权力过大，就会将其意图强加于直线管理者，干扰、限制直线管理者的正常工作；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对直线管理者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直线管理者的集权会弱化参谋机构的职能，从而使得参谋机构及其管理者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上[11]（P68-69）。“左联”的组织结构中，直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或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各分区→党小组的上下级行政机构设置。在这条直线上，体现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左联”党团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下属机关，加之“左联”的大部分成员是党员，因此，“左联”党团无疑在“左联”的组织机构中发挥着领导作用。而鲁迅在“左联”当中所能起到的只能是“参谋”的作用，无论他周围的盟员认为他的角色是多么重要。
“左联”组织结构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左联”组织系统中存在着两个领导核心。尽管鲁迅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并无制度或机构保障他的这种影响力得以充分的发挥。实事求是地讲，鲁迅不可能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人事纠纷、游行示威等活动的组织上。这就使得“左联”领导人所期望的鲁迅和在现实生活中的鲁迅发生了背离。这是因为一方面，“左联”一直想把鲁迅树立为一面旗帜，最典型的就是李立三要求鲁迅成为自己游行队伍的领头人，这种想法现在看起来很是滑稽，但在当时这或许是许多人想象中的鲁迅形象——一位名副其实的旗手。另一方面，鲁迅虽然主动辞去了“委员长”、“主席”一类的头衔，在组织中似乎也没掌握什么实权，但由于长期树立起来的威信，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具有弗罗姆所称的“权威人格”的人，因此在他周围聚集起一批“信徒”是必然的。这就在无形中使“左联”内部形成了两个领导核心：一是由组织保证的、直线式的领导机关；二是依靠片言只语对这个组织产生重要的影响的“权威”。
左联组织机构的另外一个缺点是沟通机制的缺失。鲁迅推辞掉“委员长”、“主席”之类的头衔之后，“左联”似乎在原则上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制，但在这种集体领导下，鲁迅并不知道“左联”内部的许多活动和事务，例如任白戈就认为，“本来‘左联’是在双重领导下工作：一方面要接受鲁迅先生的指导，一方面要接受党的领导。这两方面的领导要做到一致、不发生矛盾，主要是靠党的组织如何与鲁迅先生通气和协商，而且善于听取和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同时也依靠‘左联’向鲁迅先生汇报请示工作的人能够如实地反映情况，并善于领会和疏通双方的意见”[2]（P272）。但在许多人的回忆录中，一般是有重大事情的时候，才会向鲁迅汇报或者征求意见，但是什么样的事才是“重大事情”呢？很明显，不同的领导人对“重大”的界定是完全不同的，这样就完全有可能造成一种结果：在“左联”领导人眼中很重要的事，也许在鲁迅看来是无所谓的；而“左联”领导人认为是不重要、不必向鲁迅汇报或征求意见的事，在鲁迅看来却十分重要。如果双方沟通不够，鲁迅可能会认为对方是故意向他隐瞒“左联”内部的一些消息。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一件事实上很重要的事，却因为各种原因而向鲁迅故意隐瞒。既然有两个“核心”，组织上又没有为这两个“核心”提供充分交流的机制，那么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二者之间产生矛盾便是迟早的事。后来“左联”的发展也证明，聚集在鲁迅周围的那批人和“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致最后鲁迅宣称不再管“左联”的事了。
对于任何一个较大规模的组织来说，等级结构与下属部门往往是多层次、多序列的，因而信息在纵向与横向传播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下达”和“上传”的过程中往往要经过多次的连续传播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由于不同层次的人对于信息的理解不同，往往造成信息的“丢失”或者“添加”，从而造成信息的“失真”。层次性的中间环节越多，信息失真的程度也就越严重。与此同时，在两个领导核心之间，“左联”是通过“联络人”进行信息交流的。但是，无论是如何忠诚的联络人，都会以个人的喜好对“信息”进行重新编码，他们或偏向于鲁迅，或偏向于直线管理者，在“信息”输出后附加的那一两句劝告或建议往往具有比“信息”更重要的作用。不掺杂主观愿望的“联络人”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徐懋庸和胡风不时受到来自两派的批评的主要原因。
三、“左联”组织的解体
1933年下半年瞿秋白和冯雪峰先后被调离上海，虽然这只是中国共产党内很普通的一种人事变动，对“左联”的走向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夏衍曾有这样一段回忆：“自从秋白、雪峰离开上海之后，左联和鲁迅之间失去了经常的联系，加上1934年至1935年之间党组织遭到三次大破坏，白色恐怖严重，周扬和我都隐蔽了一个时期。加上就是在这一段时期，上海的反共小报散布了许多谣言，其目的就在于挑拨左联和鲁迅之间的关系。加上田汉在34年秋天向鲁迅提到过胡风的问题，引起了鲁迅的反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隔阂。鲁迅对左联的不满，当时在文化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4]（P205-206）
周扬在1933年下半年成为“左联”的领导人，虽然长期以来饱受非议，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左联”时期，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扬都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和政治手腕（有许多人认为他是富有文学家气质的“政治人”），正是由于他这方面的出色才能，使得他在“左联”后期掌握了“左联”的领导权。关于鲁迅和周扬之间的矛盾，相关的学术文章很多，我们在此不再赘述。但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和直线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左联”的战斗力。1934年之后，在“文总”的下设单位中作用更大的是“社联”，当时的文委成员也大多是“社联”的成员，这使得“文委”在决定许多重要事项时，就不像1934年以前那样更多地重视“左联”的作用。这也意味着，1934年以后，在一些领导者看来，鲁迅对左翼文化运动的作用没有1934年以前那样重要了。典型的例子便是1936年“左联”解散时，鲁迅的意见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在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中，民主生活是不可能进行的，盟员之间的联系也变得稀少而秘密。许多决定只有少部分人知道，其他盟员只有执行的份，这直接导致了直线领导者权力的集中，也导致了对鲁迅的忽视，这个盟主在实际领导者的眼中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捐班作家”。
此后不久，胡风也被排挤出了“左联”，在《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提到周扬等人对胡风的中伤与攻讦，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如果要从组织上找原因，那么，胡风被排挤出“左联”后还有谁能告诉鲁迅想知道的信息呢？在“左联”解散过程中，鲁迅不止一次地降格以求。之所以降格以求，是因为鲁迅很清楚当时“左联”的领导人是不可能重视自己的意见的。充当“联络人”的徐懋庸也多次把与鲁迅相左的意见传达给鲁迅。在鲁迅眼里，他无非是和周扬一伙的。我们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胡风当时在周扬和鲁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产生了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很难弄清楚到底是胡风受鲁迅影响而对周扬极其不满，还是鲁迅受胡风影响而对周扬等人恨之又甚。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即使没有胡风，鲁迅和周扬等人的矛盾还是存在的。胡风作为一个“信使”、“联络人”、“把关人”，他对所要传递的信息进行加工也是必然的，但这种加工，显然与鲁迅设想中的“周扬派”形象相一致。在一定意义上，是鲁迅和他的弟子们一起勾画了“周扬派”的形象，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在“联络人”换成徐懋庸之后，鲁迅和周扬之间的隔阂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深。胡风只是一个鲁迅“忠诚的学生”，如果他对“信息”有所加工，也只是按照鲁迅的“口味”来加作料的。事实也证明，代替胡风和鲁迅联络的徐懋庸便不再得到鲁迅的信任，在“左联”解散之前，他的确是更为靠近“周扬”一点的，在信息的传达过程中，他也会把传给鲁迅的信息根据周扬的“意思”改造的。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左联”组织上的弊端完全呈现了出来。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曾提到，直线-参谋结构的缺点在于，“一方面，参谋机构人员的权力如果过于集中，会将其意图强加于直线管理者，干扰、限制直线管理者的正常工作；另一方面，直线管理者的权力如果过大，自行其是，将使参谋机构及其管理者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上，削弱组织的整体领导和统一指挥”。在“左联”后期，“参谋者”和“直线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们没有很好地沟通，无论是在胡风做“联络人”的时候还是在徐懋庸做“联络人”的时候。周扬等人认为，鲁迅在一定程度上干扰限制了他们的正常工作，便一直想排除这种影响（这在“左联”解散的时候显得尤为突出）。无可否认，鲁迅的权力并不是来自于“盟主”的幌子，而是实实在在的“精神”影响力，鲁迅周围的年轻人总是以一种敬仰的目光看待鲁迅，鲁迅对“左联”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他们是否参加“左联”，以及以什么样的姿态参加“左联”。他们因鲁迅对“左联”领导者的意见会或多或少地对“左联”产生相同的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左联”的工作。我们拿“左联”和“社联”作一个简单的比较。1934年以前，“左联”因鲁迅、茅盾这样的知名作家的加入而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左翼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社联”成员较“平庸”，没有像鲁迅、茅盾这样的成名作家，因而影响力弱小。“左联”之所以影响巨大，前提条件是“党团”组织充分认识到了“知名作家”的价值，并与他们保持一种互动的协调关系。如果这个前提条件被破坏，那么对组织本身的破坏也同样巨大。因为在组织内，总有人会跟着“权威”走。说到直线管理者和鲁迅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忽视他们为寻求合作曾进行的种种努力。我们可以在很多材料中发现“左联”领导者主动汇报工作的事实，也可以发现鲁迅是怎样一直关心着“左联”的成长，这不仅表现在他不断地培育着新的文学青年，也表现在他不断地资助“左联”，当然也包括“左联”解散之后他的惋惜与愤懑。笔者一直在思考：如果“左联”后期的领导者不是“周扬派”，是不是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就可以完全避免？问题确实不那么容易回答，因为从“左联”成立之初，就没有能够保证鲁迅和“左联”领导者之间沟通的机制，在“左联”后期，完全是靠“联络人”和鲁迅取得联系，这种联系是很不可靠的，双方也很难对一些不同意见进行充分沟通，加之白色恐怖时期，有时“联络人”也很难联络到双方，那么矛盾升级就成为自然的结果。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