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变动论文,初期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产业结构中最基本的关系，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准之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线，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那么，在这一特定的时期，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又是如何变化的呢？
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及其矛盾
表1数据表明：劳动力在第一产业的比重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在1978—1988年的10年间共下降了11.1%，年均下降1.11%；第二、三产业呈不断增加的趋势，10年中分别增加了5.1%和6.1%。但是，如果我们分析国内生产总值在三次产业间的变动状况，就会惊讶地发现：第一产业的GDP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局面，在1982年达到峰值33.3%，1986年后才下降到78年的值以下，与劳动力变化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二产业的GDP变化不大，大致稳定在45%左右；第三产业的GDP基本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与劳动力同步。
表1 1978—1988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三次产业结构理论首先是由配第、克拉克提出的。早在17世纪，威廉·配第已经注意到：大部分人口从事制造业和商业的荷兰，人均国民收入要远高于当时欧洲大陆的其它国家，他指出这种产业间的“相对收入差”会推动劳动力向更高收入的部门移动。一个世纪后，G·G克拉克计算了20几个国家各部门劳动力投入和总产出的时间数据，以其开创性的统计研究，验证了配第的发现，他的结论是：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这就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当然，经济资源在三次产业之间的配置变化，不应只用单一的劳动力要素分布来衡量，还应分析综合反映着诸如资本、土地和技术进步等其它要素变动的国民收入的变化。西蒙·库茨涅兹在克拉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整理了欧美主要国家的长时间统计数据，不仅从劳动力方面，且从国民收入方面对结构变动作了分析研究。库茨涅兹的成果已不限于对观察值的利用，而且对截面数据和历史数据进行了统计回归，从中撇开了各个国家最为特殊的因素而仅仅保留其统计的抽象，使得出的结果更具有一般性，其结论是：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不仅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国民收入在各产业间的份额变动也有同样的趋势。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三次产业结构的劳动力变化符合一般规律，但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变化与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理论是相悖的。这需要学者做出回答。
二、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将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与“世界发展模型的标准结构”进行比较。所谓的“世界发展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在处理了上百个国家的2万多个数据后，使用统一的计量经济框架，将经验观察与理论演绎结合起来，建立的一种“标准经济结构”。该模型对研究收入增长、需求变化和资源配置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钱纳里指出：在任何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其经济变量并不能独立变化，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密切相关。在人均收入水平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上就体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总是对应着一个相对“合理的”、“标准的”产业结构，超出该发展阶段的“先进”产业结构或滞后该发展阶段的“落后”产业结构，以及该发展阶段上产业结构的“重大偏差”，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给予说明，都是不合理的，终究会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表2 1981年我国产业结构与“世界标准结构和大国模型”的偏差状况
资料来源：据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著《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第36、37页整理编制。
说明：第1列为比较项目；第2、3、4列均为中国产业结构数据，第2列是根据物质产品净值所作的统计，第3列按GDP观念调整了第2列中的折旧及服务业数值，第4列进一步调整了价格误差；第5、6、7列为“标准结构”在不同收入水平下的结构值（已调成80年美元）；第8、9、10列为“大国模型”在不同收入水平下的结构值（已调成80年美元）；第11、12列为中国与“标准结构”、“大国模型”人均300美元时的结构偏差；第4列无数据时用第2列代替。
表2是1981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300美元时的产业结构与“世界标准结构和大国模型”的偏差状况。表中数据表明：在就业中我国与“世界标准结构”相比，初级产业份额（主要是第一产业）要多出5.8%，而产值中相应的比重却少了3.2%；工业就业份额比标准结构只多4.2%，而产值份额却多出15.6%；服务业就业份额比标准结构少9.9%，而产值份额则少12.4%。如果考虑到大国存在“规模经济”，与“大国模型”比较，则这种偏差更为显著。显然，我国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存在着严重的背离现象。那么，这种背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表3 “世界标准结构”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动状况
资料来源：据钱纳里著《发展的型式1950—1970》第31、32页计算编制。
说明：用第一产业代替初级产业，这不会影响分析结果，因采掘业在初级产业中的份额甚小，在变动比较中影响更微。
为清楚地将三次产业的就业与产值结构联系起来，我们引入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概念。比较劳动生产率是指某一产业占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除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它反映一个产业与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当其值小于1时，表示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当其值大于1时，情况则相反。表3是根据钱纳里“世界标准结构”计算的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观察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具有如下规律：1)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先是下降，然后回升，呈U型变动趋势，转折点在500—800美元之间，整个变动过程中其比较劳动生产率始终在0.5以上；2)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出一贯下降的趋势。由于“世界标准结构”是处理了许多国家的大量数据后得出的理论模型，因而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应具有一般意义。那么，为什么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会呈现出这样的规律呢？
现代工业社会是从农业社会发展而来的，人们度过了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活动的漫长岁月后，18世纪后期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工业才逐步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活动。但现代工业的一出现，就表现出与传统农业的巨大不同。在技术进步方面，由于农业的生产周期固定及其它天然的特点，其生产技术的进步比工业要困难得多，农业投资很容易出现一个限度，过度投入就会出现明显的“报酬递减”。而工业的情况则不同，它以加工取自于自然的物品为特征，技术进步远比农业迅速，工业投资也经常处在“规模经济”的状态。随着工业投资的增加，产量的加大，单位成本下降的潜力很大。因此，通过技术进步和投资两方面的作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慢于工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较低收入水平上，第一产业与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即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趋于下降。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工业化日趋成熟，第三产业迅速膨胀，体现着主要技术进步的工业部门在非农产业中的份额逐渐处于稳定、甚至下降状态。而农业部门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大量资本和先进生物技术进入的同时，大量的劳动力也从中转移出来，从而使农业比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更快，体现为在较高收入水平上第一产业与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即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出现回升。虽然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工业化初期处于下降状态，但它还存在一个下限值，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不能低于此值（在“世界标准结构”中此值为0.5）。这是因为：在工业化起步的时候，第一产业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如果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过低，就意味着社会上大部分劳动力的收入过低，其只能消费一些生活必需品（正如恩格尔定律所述），缺乏对代表较高消费水平的非农产品的购买能力，从而会从需求方面抑制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产品是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重要原料来源，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过低必然会导致工业企业的原料短缺，因而从供给方面阻碍工业的发展。所以，只有当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处于其对立面的第二、三产业才能获得顺利的发展，这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辨证关系的。当然，通过一定的机制，政府可以用非经济手段强制发展代表较高生产力水平的工业，使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正常下限。但这种行为的后果是：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过低，首先制约了轻工业的发展，进而通过轻工业这一环节转化成对重工业的牵动乏力。由于轻工业与消费直接相关，各项指标显而易见，所以不会出现长期的供求失衡。当工业过度发展时，脱离需求的部分只能出现在重工业部门，只能出现在为重工业本身服务的某些重工业行业，形成所谓的“重工业自我循环”，效率低下，体现出产业结构的失衡。显然，由于国际贸易的存在，有一种情况需要剔除，即当“为重工业服务的某些重工业行业”的产品能通过国际贸易转移出去，获得独立于本国经济系统之外的需求时，产业结构的平衡也能实现。由此可见，“不平衡发展战略”、“倾斜式发展战略”等都是以国际贸易的发达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对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系统而言，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其最低限值之间的偏差，可用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失衡程度。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慢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人均收入500美元以前同时下降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之所以在其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快于第一产业时也出现下降，是因为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大量转入第二、三产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上升，虽然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在上升，且在初期其速度快于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上升，但其上升幅度没有达到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的原有倍数，即其劳动生产率的加速上升不足于抵消就业转移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两者的比值仍出现下降的趋势。所以，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不能成倍地高于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即是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出现一贯下降的主要原因。
三、“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过低综合症”
由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可知：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如果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过低，会导致以“重工业自我循环”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失衡。那么，我国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结构的背离是否属于这种“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过低综合症”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知道，在解放后的30年中，我国以“剪刀差”的方式将大量的物力、财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进入工业领域，从而形成“重工业高度倾斜”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夕达到了颠峰状态。这时的经济现实是：
（一）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处于低谷
表4是以社会总产值指标计算的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1973—1982)，表中数据表明：我国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很低，其中1977、1978年处在波谷，数值低于0.3。由于农产品计划定价的影响，上述数据可能存在误差，为此我们利用表5进行农业实物劳动生产率的直接比较。表中吸引我们注意的不仅是我国农业与国外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距，而且更是在这大致相同的时期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差距。1960—1979年，农业实物劳动生产率日本提高了82.7%、美国提高了2.5倍，英国提高了2.1倍、西德提高了3.5倍、巴西提高了41%、印度提高了25%。而在1957—1978年，我国农业实物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6.7%，与西德差52.2倍、与日本差12.29倍、与巴西差6.11倍、与印度差3.73倍。另一方面，如果以1950年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为100%计算，则1978年发达国家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别是：日本1100%、美国249%、英国194%、西德343%、法国338%。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如果以1952年为100%，1980年则为289%、1978年为266%。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美英快，比德法慢12.5%，比日本慢73.75%（注：辽宁社科院：《世界经济统计提要1950—1979》，《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以上数据说明，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差距在缩小，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则在扩大。因此，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下是确定无疑的。
表4 1973—1982年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1987》计算编制。
表5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刘伟、杨龙：《中国产业经济分析》，第69页。中国为1957、1978年数据。
（二）经济系统相对封闭
1978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不足100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出口的0.75%，居32位。用改革后我国对外贸易已取得很大发展的1982年数据，其出口贸易总额也只有美国的9.8%、德国的11.8%、日本的15%、英国的21.5%、法国的22.6%。1980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7.4%，低于美、德、日、英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更进一步，在我国1978年不足100亿的出口额中，农产品占27%、轻工产品占46%，重工业产品也只有27%左右（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6、1984年。）。综合这些数据，我们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前夕经济系统相对封闭，重工业对外联系较弱是不成问题的。
（三）重工业部门自我循环
为了研究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我们引进经过日本经济学家盐野谷裕一修正过的霍夫曼比例，其定义为：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工业的总产值／生产资料工业的总产值。盐野谷裕一根据这一定义计算了美国、日本、瑞典和丹麦四国的霍夫曼比例的估计值（表6），并得出从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看，重工业比重增大是一切国家都存在的普遍现象。表7是1973—1982年我国的霍夫曼比例值，70年代末我国人均GDP不足300美元，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四、五十年代的水平，但霍夫曼比例却只有美国等国的1/2左右，也远小于1，达到了所谓的工业化第四阶段的水平。考虑到美国等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产业结构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地保持平衡，那么我国的霍夫曼比例甚小，就必然意味着重工业脱离了轻工业的需求，依靠某种非市场力量获得了强制发展，体现为重工业内部的自我循环。
表6
美国、日本、瑞典和丹麦四国的霍夫曼比例的估计值
资料来源：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第62页。
表7
1973—1982年我国霍夫曼比例值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8》编制。
重工业部门自我循环的结构特征是轻工业畸轻、重工业畸重，在这种产业结构条件下，该经济系统的工业增长就会出现与代表需求的收入增长基本无关，而与代表重工业主要服务对象的固定资产投资（不是下游工业的生产活动）增长呈显著相关的情况。不仅如此，其工业经济效益也会因为导向模糊、约束软化而出现生产的低效率和资源的巨大浪费，造成高投入低产出的局面，使大量工业生产能力处在低效运转的状态，而不直接表现为绝对的过剩。有关研究表明（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展研究室：《工业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954—198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是一条剧烈波动的曲线，1978年以前轻重工业产值的增长曲线与投资增长曲线高度吻合，重工业产值增长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254，而与轻工业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弱于前者，相关系数为0.6879。直接生产生活消费品的轻工业，其产值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相关程度也较高，相关系数为0.7214，而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却不存在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2768。同上年全社会货币收入总额的相关性计算也证明了这一点，相关系数为0.1810。重工业增长同固定资产投资的这种密切关系，就是因为重工业主要为投资活动服务，而不为同消费相连接的轻工业生产活动服务的缘故。只有在投资增长造成的对原材料和工业设备大量需求的带动下，其庞大的生产能力才能得到充分利用。投资的剧烈波动造成重工业生产大幅度波动，使之在停滞和下降期必然有巨大的生产能力闲置，最终导致经济效率的不断滑坡。表8是1957—1985年我国有关资本生产效率的历史数据，我国单位能源消耗提供的国民收入和单位全民独立核算工业固定资产原值提供工业净产值均出现不稳定的下降趋势，显示了能源和资本产出率的下跌，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水平的低下，其中1978年滑入低谷，以后出现回升。
表8
我国资本效率的有关数据
年代
1957 1962 1965 1966 1970 1975 1978 1980 1985
国民收入／能
934
466615
671
593
499
467
504
632
耗（元／吨）
工业净产值／
77 3549545346444546
固定资产原值
（元／百元）
资料来源：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发展研究室：《工业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第3页，国民收入按1952年为基准的可比价格计算。
上述数据清楚地表明：改革开放前夕我国产业结构具有“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过低综合症”的一切特征，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处在失衡状态。
四、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三次产业结构异动的解释
有了以上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我们就可以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异动作出合理的解释。表9是1978—1988年我国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表中数据表明：我国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远低于“世界标准结构”，大部分年度低于0.5。“世界标准结构”中的1964年1美元相当于1981年的3美元，因此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人均收入相当于“标准结构”中的100美元左右。此时，“标准结构”中的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高达0.687，比我国同项指标最低的1978年高0.288，比最高的1984年高0.187。虽然由于统计和其它方面的原因（如物价、汇率等），这些数值会有一些误差，但不会影响我们的基本判断。从1979至1984年，我国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步上升，由0.399变为0.5，向“标准结构”靠拢。但从1985年起，我国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再次出现下跌，从1984年的0.5下跌到1988年的0.433，使我国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再次偏离“标准结构”值。由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可知，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夕三次产业结构已经处于失衡的情况下，1978—1984年第一产业产值份额的上升，不是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水平的倒退，相反表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正逐步走向协调。而1984年后，我国第一产业产值份额的再度下跌，也并不表示我国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相反是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再次滑向失调。
表9
1978—1988年我国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整理计算。
利用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我们也可以对解放后我国50多年的三次产业结构展开分析。扣除人均收入上升引起的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正常下降后，我国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初，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较高，而1960、1977年则跌入低谷。根据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我们可以判定：50年代和80年代初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比较协调，而1960年与1977年左右的两个时期产业结构失衡最为严重。与历史事实比较，我们的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出现快速下跌，这种形式的三次产业结构失衡与这一时期我国的“三农问题”、“通货紧缩”等经济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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