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唯物史观社会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社会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学术发展，可以发现，唯物史观的导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以对经史子集的注解诠释为主线，近代概念梳理和经验实证方法的导入，又使训诂考证方法盛行。但唯物史观的导入，使人们在现象资料背后，去寻找统一的解释逻辑，把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开创了一套全新的治学话语系统。唯物史观对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社会学亦然。唯物史观、西方社会学和国学，是中国社会学学术思想形成的三个主要影响因素。
一、唯物史观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在最初的形成过程中，就产生了唯物史观社会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陈翰笙等人。那时，这些青年人的人生经历和教育背景各不相同，但向往革命追求进步的取向是一致的。中国早期的唯物史观社会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他们通常把自己的社会学思想称为“唯物史观社会学”或“现代社会学”。之所以称之为“现代社会学”，是因为他们认为，以前的社会学是“传统社会学”、“旧的社会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李大钊早期也曾受到英国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但他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指唯物史观——笔者)，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时代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的绝大贡献，会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①。李达也是从对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契约说”、“社会心理说”和“社会生物说”这三大社会学说的批判开始，认为“社会学的唯一的科学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②。只有按照历史唯物论的原理，才能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③。许德珩强调，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之构造，社会构造之存在、发展、变革及其相互联系，分析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诸要素，及诸要素的性质、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探求社会变革的因果关系和法则，以推知社会进行的方法，预测将来的一种学问”(许德珩：《社会科学与社会学》，1936)。
瞿秋白在20世纪20年代曾担任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并发表了《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等论著。他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对社会发展的原因论与目的论、社会现象的有定论与无定论、社会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等问题，都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他在书中写道，“没有一种科学足以代替社会学研究总体的社会现象，亦没有一种科学足以直接运用自己的原理来解释社会现象，——因此，可以断定必须有一种科学来特别研究那解释社会现象的原理，并且综合一切分论法的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间之关系，——就是社会学”④。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学原理往往被视为同义语，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也有着思想来源上的共同渊源，瞿秋白在狱中《多余的话》里说，“在1923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⑤。
唯物史观社会学者，并不是仅仅把社会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而是把唯物史观社会学作为认识中国社会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李大钊针对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社会改良论，指出研究社会问题一定要和社会上多数人联系起来形成为一个“社会运动”，即“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认为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种思想武器，可以用于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革命。他指出，社会的根本问题是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了经济问题，那么人口、妇女、劳动、青年、废娼、童工、土地等问题，乃至市民生活等实际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唯物史观社会学作为当时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积极参加了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三大论争，这些论争虽然都是以学术争辩形式出现，但实际上都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紧密相关。所以说，在唯物史观社会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学，是一种“新社会学”和“现代社会学”，它与西方传统社会学的最根本区别，实际上是改造社会的道路和途径的区别，也就是“革命”和“改良”的区别。而这种区别的理论分野，最鲜明地表现在阶级理论上。例如李达认为，“旧来的社会科学家”，对阶级的概念有种种错误的解释：第一种是根本否认现代社会的阶级差异，说现代社会民主制度以平等为原则，无所谓阶级不平等；第二种是认为阶级的差别和对立是一切社会所通有的，是万古长存的；第三种是认为阶级的差别是由职业的区别而发生的；第四种是认为阶级的差别是由各个人收入的多少而定，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是千差万别的。在李达看来，科学的阶级观有三个最主要特征：第一，阶级及阶级社会的存在，与历史上特定的生产形态相结合；第二，社会分裂为阶级的根据，必须就其在历史的特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差异去说明；第三，阶级的剥削与阶级利害的对立必然引起阶级冲突，而阶级冲突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⑥。
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中，唯物史观社会学并非是社会学的主流，它主要是在北京和上海流行。北京是由于李大钊等人以北京大学为重心进行的传播，上海则是以瞿秋白为系主任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为重心进行传播。赵承信1948年曾发表《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一文⑦，认为中国早期社会学存在两大主流，即“文化学派”和“辩证唯物论派”。“文化学派”是正宗、是主流，在社会学界占优势；而“辩证唯物论派”尽管对青年影响很大，但是并非正宗。赵承信所说的所谓“文化学派”，是指以孙本文等为代表的学院派社会学，而“辩证唯物论派”则是指当时中国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两大派”当时在很多观点上是互相批评的。例如，孙本文在所著《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本书认为唯物史观的著作不属于纯正的社会学，故凡从此种史观所编的书籍，概从割爱”⑧。“文化学派”拒绝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说纳入正统的社会学学科体系，而“辩证唯物论派”则对自孔德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采取了激烈批判的态度。这种分裂的局面，不能不对早期社会学的本土化产生严重的制约。
杨堃在1943年写的《中国社会学发展史大纲》一文里，把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分为萌芽、介绍和建设三个时期，并认为在系统的介绍时期，中国社会学可分为五派：美国文化学派、马克思主义派、法国涂尔干社会学派、美国人文区位学派、英国功能人类学派。他说，“马克思主义派在1930年左右，颇具有相当的势力，几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潮，不仅是以社会学为限”⑨。
二、唯物史观社会学与中国农村性质研究
在乡村建设和农村发展道路问题上，更激烈的争论似乎还不是在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而是在“土地革命派”与“不断革命派”之间。后者属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中国的革命是民主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这种争论，集中反映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
当时这场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学术争论，双方很注重以社会调查的事实为依据。土地革命派的实际领袖人物是陈翰笙。陈翰笙也是留洋回国的学者，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硕士和柏林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实际上也是受20年代末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生争论的影响。当时主持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工作的马季亚尔写了一本《中国农村经济》(1928年莫斯科出版，有中文译本)，把争论引向高潮。马季亚尔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他认定中国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认为，马季亚尔的理论推论离事实很远，他讲的只是农产品商品化的问题，而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早在宋代就开始了，但这只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中国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争论中，陈翰笙深深感到，由于对中国农村经济缺乏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讨论问题时没有确切有力的材料足以说服对方，这是他随后把主要精力用于中国农村经济实地调查的原因。
1929年，陈翰笙应蔡元培邀请，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主持社会学组工作。他接任后，立即着手进行农村经济社会调查。陈翰笙的农村经济调查，是希望通过发展类型的比较来了解中国的全貌。他选择了江苏无锡、广东岭南和河北保定三个调查点，这三个地方的发展水平不同，但相对来说，都是中国农村经济变化最快的地方。这些调查是非常细致的，如陈翰笙在《亩的差异》一文曾提到，调查中发现农村中计算土地面积的“亩”差异极大，如根据无锡22村1204户的调查，无锡的所谓亩，大小不同，至少有173种，最小的合2.683公亩，最大的合8.957公亩；就是在同一村里，亩的尺度也有若干种，甚至在一村就有20种，这种亩的差异暴露了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
陈翰笙认为，当时的社会学已陷于危险的境地，出现两种偏向：“它不是偏倾于社会现象之一种无意义的分类，便只自封于种种哲学观念的一个抽象体系”。而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之现实的实质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出发点，是了解由生产关系组成的社会基础结构。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因此中国的农村调查，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第一步工作。而过去的大多数的调查，只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因而无法揭示中国农村社会的本质。陈翰笙通过对中国各地的农村调查，形成了他的土地革命的思路：中国社会纯粹的封建已成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是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土地所有者、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三者，均以农民为共同剥削目标。因此，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这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
1933年陈翰笙与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被推选为理事长。该会1934年在上海创办《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主持，形成了主张“土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农村派”，并参与了一系列学术论战。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在农村性质问题上，代表“不断革命派”观点的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和严灵峰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两书，就遭到“土地革命派”学者的激烈批判。任曙认为，“全部中国农村生活是千真万确的资本主义关系占着极强度的优势”，“资本主义日益向上增涨，取得支配的地位”，中国贸易“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发展中。它不因内战、灾荒、革命，以及所谓封建剥削的阻碍，而致停止其前进”。任曙引用了大量调查和统计资料来证明他的结论，如1922-1925年江苏、山西等省区2000余农户的调查所显示的平均每户由市场购买各种物品的较高的百分比，“宣告了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支配之下”；1875-1926年中国海关轮船和帆船进出的吨位百分比变化，说明代表资本主义时代交通工具的轮船的吨位比重从1875年的85％上升到1926年的98％；1912-1920年钱庄和银行的兴替，也“可以相当地看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例如在此期间中国金融业投资的比重，钱庄从68％下降到37％，银行从32％上升到63％；此外，土地的集中趋势，中农的丧失土地和贫农与富农地主的对立，都是由于封建生产的破坏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而且“土地愈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愈发达”，反之亦然。严灵峰也力图证明，“占有中国广大土地的，已不是维持旧时代残余下来的贵族、宗室，而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或地主化的资本家”⑩。
张闻天对他们的批判，亦引用了大量的有关进出口商品、制丝业、纺织业、土地分配、棉花销售、农产品价格等方面的统计和调查数据，说明数字是死的而解释是活的。如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只说明商品经济的增加而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输出的主要是原料而不是工业品的事实说明了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而非工业社会，输入的工业品表明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等。最后批判的落脚点是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任曙强调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而不是“促进”资本主义的；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前途。张闻天则批判道，“中国的土地革命一直到平均分配一切没收的土地，一直到土地国有，是民主资产阶级性质的。他不但不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这土地革命是反对大资产阶级的，但对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却是有利的”；“然而这土地革命成功后，并不将在中国开辟一个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前途，而是将开辟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它在革命中，终不停止于工农民主专政，而将进一步的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那时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前途”(11)。
到1935年，这种争论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进一步展开。这次论战以《中国经济》杂志和《中国农村》月刊为对抗的两个学术阵营，前者称为“中国农村派”，主要有钱俊瑞、陶直夫、薛暮桥、孙冶方；后者称为“中国经济派”，主要有王宜昌、张志诚、王毓铨等。他们论战的代表作均收入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一书，于1936年出版。在一些学者看来，在这次论战中，王宜昌、张志诚等复活了任曙、严灵峰的见解，而钱俊瑞、薛暮桥也把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次论战的导火索，是王宜昌在1935年1月26日天津《益世报》的第48期“农村周刊”上发表的一篇短文《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这篇文章对1934年10月《中国农村》创刊号上薛暮桥《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一文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提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要进行三个“方向转换”：“第一方向转换，便是在人和人的关系底注意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方向转换，便是注意到农业生产内部的分析，从技术上来决定生产经营规模的大小，从农业生产劳动上来决定雇农底质与量，从而决定区别出农村的阶级及其社会属性”；“第三方向转换，是在注意农业经营收支的情形，资本运营的情形，和其利润分配的情形。这里不仅要注意到农业的主要业务，而又要注意到副业的作用”。
薛暮桥在发表于《中国农村》创刊号的《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一文中，批评了农村经济研究对象问题上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批评把自然条件当作主要研究对象的观点，如把“人口过剩”和“耕地不足”作为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二是批评把生产技术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如通过中美农业人工成本的比较，认为中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和缺乏竞争力是中国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三是批评把封建剥削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如认为“高度地租”、“买卖不公”和“高利借贷”是中国农民贫困的三个主要动因；四是批评把农产商品化程度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如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中国农业中间占有支配地位(12)。
薛暮桥对农村经济社会研究中几种观点的批评，显然是要划清他们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与其他学派的界限，在《中国农村》创刊号上为该刊树立鲜明的旗帜。他的批评没有受到力图避开政治争论的改良主义学院派的回应，却受到他们称之为“托派”的、实际上持第四种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反击，这就是王宜昌强调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要进行“方向转换”的文章的由来。“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的争论文章，实际上都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13)，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争论问题。
“中国经济派”的理论逻辑是：生产技术是生产力的主要代表，生产力使生产关系进步，土地分配问题在1927年大革命以后就过去了，中国现阶段的农村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本问题，现在中国农村“已是商品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已占优势”，所以核心问题“并不再是土地所有形态，地权，租佃关系等等，而是资本制的农业生产过程分析”，“要以资本的大小来划分社会阶级，从而说明其中残存的封建等级”(14)。
“中国农村派”的理论逻辑是，生产关系的演变“规定一种新的能使生产力更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形态”，现阶段农村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分配问题，以及它所隐蔽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应从土地所有形态和性质、地权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农业经营、租佃关系四个方面来研究土地分配问题，并从农村市场、农业成本和雇佣劳动方面研究农业经营(15)。
这种理论争论的背后，实质上是关于走依靠农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还是走依靠无产者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争论，即仍然是“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争论，不过更学术化了。但是，争论之中也仍然伴有尖锐的指责，“中国经济派”强调，他们的观点是针对1930年以来农村经济研究中单注意人与人的关系的倾向，并指责“中国农村派”是“中国的民粹派，中国的农民思想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修正派”(16)。而“中国农村派”则指责“中国经济派”是落后因素在“蠢蠢欲动”，是“风烛残年”式的挣扎和“大开倒车”，后来则概括为“反托派的论战”。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在革命的视角下，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把中国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乡村，因此要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系统来观察中国农业与工业的分离、都市与乡村的联系，以及工人与农村无产者的天然结合，通过推翻外国资本的支配来争取民族经济的自由发展。另一条路径是从生产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发，强调必须从改造农村土地关系入手，走通过反帝反封建来发展农村生产力并与工业相结合的道路。
三、唯物史观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
社会史研究曾经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但在中国社会学于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中断30年以后，社会史研究的传统几乎完全转移到史学领域，社会学界研究社会史的学者为数甚少，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向，至今对社会学的治学方法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20世纪初叶，唯物史观的传播，使新兴的社会学与史学建立起密切的关系。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17)但唯物史观这个社会学的法则，在学术界影响最为深远而广泛的确是在史学界，唯物史观通过在史学界的影响，进而在社会学中得到呼应。因为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对社会学影响很大，特别是社会史的研究，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史学研究方法的变动，不仅影响史学自身，而且对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李大钊还指出：“科学界过重分类的结果，几乎忘却他们只是一个全体的部分而轻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弊象，呈露已久了。近来思想界才发生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在的事实，亦可以同样应用于过去的纪录。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18)。
传统史学的写史，以经史子集等古典文献为主要依据。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一些考古的新发现，人们对“史料”的概念发生了变化，要求写史要有“新史料”的印证。如王国维在1925年写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认为，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的发现和整理，代表了最近二三十年的新学问。重视史料印证的考据学派，反对盲目信古，开了疑古的先河。这个史学传统，被胡适、顾颉刚等人继承，形成“新史学”派。但胡适等人不同的是，在注重史料的同时，他们也很注重逻辑线索，善于运用逻辑推论，从旧史料中找出新发现。
新史学派与唯物史观学派有相同的地方，即他们都是对传统史学的反叛，也都注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而且在叙述上往往都会有史料服从逻辑线索的特点，只不过这个逻辑线索，胡适与唯物史观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唯物史观一派的新派史学家如郭沫若等人来说，和他们同样受西学影响而注重逻辑线索的胡适，虽然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胡适对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还未摸着边际，倒是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由于其蒐集、保藏、流传、考释的功力，使他们成为清算中国古代社会不可逾越的人物，因为他们就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19)。
在郭沫若看来，唯物史观新史学与同样代表当时中国“新学问”的考据学派在方法论的根本差异，是“整理”和“批判”的差异，“整理”的终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所以，郭沫若希望他的振聋发聩的大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界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的中国古代史专著，它在当时开创了一套全新的史学话语系统。郭沫若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便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系统研读过《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并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起来是研究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但实际上为中国史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思路，而且郭沫若广泛引征甲骨文、金文等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提出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和众多新颖的观点。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了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等一系列史学大家。
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研究，是广义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分支。而把经济史研究和政治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开出新土地的，是花了十余年时间翻译三卷《资本论》的王亚南。王亚南1948年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一本很独特的社会史著作，它融合了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视角，考察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的独裁性、封建地主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学说的独占性以及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并把中国官僚政治与中国社会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一起加以分析，指出以地主经济为物质基础的中国官僚政治，抑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阶段，未能及时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化，这是中国社会经济的特殊发展规律。可以说，王亚南是中国第一个试图破解“李约瑟难题”的学者。王亚南认为，建立在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官僚政治，一方面靠宗法组织和儒家伦理加强统治，另一方面把它的对立面——商工市民力量也同化在它的统治之中。而残酷剥削之下的农民起义，只是改朝换代，而无社会革命。中国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中只有王朝更迭而无社会革命，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此(20)
王亚南的结论，证实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猜测。马克思依据许多有关东方社会的文献，特别是关于印度、爪哇等地的文献，曾经提出，“这种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以同一形式再生产出来，如果偶然遭到破坏，它也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简单的生产组织，为这个秘谜的解决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个国家不断瓦解，不断重建，王朝也不断变更，但与此显著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是看不出什么变化。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在政治风云的浪潮中，总是原样不动”(21)。
唯物史观社会学的发展，为解读中国社会开辟了一条新路，深化了中国社会学方法论的探讨。当然，在后来的发展中，它也有哺乳教条主义的风险，那是后话。
注释：
①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载《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0页。
②李达：《社会学大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李达：《现代社会学》，载《李达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
④瞿秋白：《现代社会学》，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9页。
⑤瞿秋白：《多余的话》，载《赤都心史》附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李达：《社会学大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0～386页。
⑦赵承信：《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益世报》，1948年1月22日。
⑧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上海：上海胜利出版公司，1946年版。
⑨杨堃：《中国社会学发展史大纲》，载杨堃著《社会学与民俗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191页。
⑩刘梦飞：《中国农村经济的现阶段——任曙、严灵峰先生的理论批判》，载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98-499页。张闻天：《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评任曙君的〈中国经济研究〉》，载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260页。
(11)张闻天：《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评任曙君的〈中国经济研究〉》，载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267页。
(12)薛暮桥：《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载《薛暮桥经济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13)争论的双方最经常引用的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此外还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考茨基的《农业问题》等。
(14)王宜昌：《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北京：新知书店，1936年版，第99-110页。
(15)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阶级研究的任务》，载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73-88页。
(16)张志诚在《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一文中，引用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译者杜畏之、彭苇秋在译书序言后面“追加的几句话”来批评“中国农村派”的观点，那几句话是：“中国农业资本主义之发展已成彰明较著的事实，而中国的民粹派，中国的农民思想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修正派偏偏看不见，而且不愿看见这个事实，只闭着眼睛喊封建制度来替这个农村资产阶级哭穷”(参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39页)。
(17)(18)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载《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页。
(1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20)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81-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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