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神经美学会议：一个新兴领域的前途与缺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本哈根论文,美学论文,缺陷论文,前途论文,神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神经美学仍然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它利用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迅速地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针对其主题的研究文章和专著的数量也在急速增长。这个领域前沿的部分研究者共同来到哥本哈根神经美学会议(2009年9月24-26日)呈现了他们在艺术、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进化论等方面，对人类审美经验间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会议也开设了讨论和反思这个领域核心题旨与问题的论坛。今天，我们的论文以神经美学的历史根源为起始，确定它的研究范围。然后，介绍会议中的部分论文，把它们放到现存的知觉、视觉艺术产品、舞蹈和音乐方面的神经生物学文献背景中来评价。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能涉及会议中的全部演讲和论文。所以，本文只能重点关注那些概括美学经验及其演化的神经基础的研究。在结尾处强调了我们所认为的这个新兴领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未来发展中的主要研究方向。 二、神经美学的历史根源 神经美学的历史反映了心理学、神经科学、进化论生物学和哲学美学研究的发展与影响。历史地看，这几门学科已经于18世纪中叶、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晚期汇集于审美经验研究。 当前对艺术创造和审美欣赏的生物学基础的思考和见解，在英国经验主义者的著作中已经初露端倪。博克总结了笛卡尔的信徒们关于人类身体通过神经细胞产生运动和传输感觉信息，而作为机器般的人和动物的情感表演的观点，详细地阐述了审美经验中的崇高和优美的生理学机制。他认为前者由同一生物机制(如疼痛)支撑，而后者则以爱和愉悦的生理学原因为生物基底。任何可以对“神经的非自然张力、收缩或猛烈情感”产生相似影响的刺激物都以痛苦为显著特点，可以导致害怕或恐惧的状态，并且因此会构成崇高感的源头。相反地，“呈现于感觉的优美物体，通过引起了身体的放松感，产生了意识中的爱的热情”①。这些对审美经验的生理学解释被同时代的作者所采纳和扩展。博克、普莱斯(尤夫戴尔·普莱斯)和韦伯的作品揭示了随着一个貌似合理的生理学框架和足够的心理学概念使审美的生理学理解变得有效合理，神经美学主题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②。然而，如摩尔(2002)所提到的，康德先验视角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把审美经验从情感和感觉愉悦中分离出来，并给生理学对于美学的这第一次入侵带来了一次休止。 19世纪后半叶，达尔文引入自然选择机制来解释生物体进化，并强调配偶选择在人类进化史中的作用。直到此时，审美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研究才再次浮现出来(Darwin，1871/1898)③。部分早期神经科学的先驱研究也开始于此时，包括确定潜在影响语言生产与理解的大脑皮层机制(Broca，1863④；Wernicke，1874⑤)和布罗德曼对于大脑皮层细胞结构特征的描述(1909)⑥。与此同时，费希纳(1860)⑦和冯特(1873-1874)⑧建立了科学实验心理学的基础。 正是在这进化论领域欣欣向荣的发展背景下，对美学生物学基础保持兴趣的神经科学和心理学重现生机。受到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强烈影响，克莱认为人类的审美欣赏赋予人类可以依据其资源和潜在的危险评价周围环境稳定性的优势。艾伦(1880)和达尔文本人(1871/1898)强调了配偶选择在审美欣赏的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居处选择和配偶选择至今仍是两个解释我们欣赏美的能力发生与发展的途径(迪斯纳亚克，2007)。马歇尔的研究发展了18世纪审美经验由快乐和痛苦的神经机制斡旋调节的思想，并且随着当时神经生理学的发展而推进了这个观点，他的工作构成了19世纪晚期神经美学的优秀榜样。 回顾过去，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似乎是神经美学发展的黄金阶段。然而，这并没有带来事实上的成果。由于这个领域的发展被先行的随后处于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所抑制[行为主义心理学的领导者有：桑代克(1911)⑨；沃森(1913)；斯金纳(1938)⑩]，即使费希纳的经验美学也不能发展并强化他与神经科学方向或者进化论理论的联系。用科林·马丁代尔的话说，行为主义者的年代是“心理学美学的一场绝对的灾难”(Martindale，2007，P123)。心理学研究让位于完全的行为主义研究，使神经科学家和进化论者失去对认知和审美经验中的情感过程进行详细描述的意识。因此，除了20世纪上半叶在进化论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一些重大进展外，没有任何心理学架构可以把这些发展整合为对审美创造和审美欣赏的进化论及神经基础的综合性阐述。 然而，神经科学家和进化论理论家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心理学家重新产生对认知问题，特别是美学问题的兴趣。神经病学家检视了大脑伤害常常与失语症、艺术及审美活动相联系，并且进化论生物学家一转向人类行为研究，就马上开始了美学问题写作。 最终，费希纳创立的经验美学传统被丹尼尔·贝里尼(11)的研究赋予了新的生命力。结果，审美欣赏和艺术创造的心理学方法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获得了强大动力。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间的对话被几个理论设想所补充，其假设特定的大脑活动和特定的审美经验之间的联系以大脑功能的知识的增长为基础。 在新千年的转折点上，我们认为两个基础学科的发展为研究者第三次提供了巩固和加强神经美学领域的机会。首先，审美经验中潜在运行的单一特定机制的观念，被审美欣赏和相关现象依赖几种不同的普遍机制的理论所替代，普遍机制包括知觉、记忆、注意、决策、回报和情感的过程。即使我们知道这些过程的神经关联，它还伴随着审美经验必须从复杂的大脑区域的不同时间帧的动态的相互作用活动中涌现的问题。 第二个转折是方法论在本质上发生改变。直到现在，也只有两种策略可用于研究艺术欣赏和创造的生物学机制：其一，基于对大脑结构和功能大体了解的理论推想；其二，大脑伤害对于艺术相关活动影响的个案研究。前一种畸形引申的理论常常是未经证明的，而后一种生成的描述常常是奇闻异事的。然而，非侵入性神经成像技术的探索和提炼，为在可控条件下对健康的被试者审美经验的经验主义研究提供了可能，也为潜藏于艺术知觉和艺术创造的神经过程进行大体总结创造了机遇。 三、哥本哈根神经美学会议：一次及时的大事件 从第一次神经成像技术用于绘画作品的欣赏，已经过去6年；从第一次大脑病变对艺术生产和欣赏影响的完整评论，亦有6年时间。随后，如前文引述的例子，神经成像研究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尽管所有这些研究以理解审美行为的神经基质为共同目标，仍然在技术、刺激物和理论背景方面存在诸多困难。 今天，神经美学是一个相当异质性的研究领域：进入这个领域的科学家怀着不同的背景、兴趣和追求。因此，没有必然的公认的重要问题和给出答案的最好方式。哥本哈根神经美学会议及时地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回顾该领域近些年研究的方法和不同的结论，阐述至关重要却悬而未决的焦点问题，并且总结我们当前对于艺术和审美经验的生物学基础的统一描述。 会议在几个方面开创了新的领域。首先，组织者——Kaspersen，Jon O.Lauring，and Martin Skov——邀请了超过25位来自包括人类学、哲学、语言学、艺术史、心理学、神经科学及动物学等广阔领域的研究者，展示和讨论了他们在神经美学上的研究成果。其次，会议程序广泛而又集中，覆盖了艺术形式(绘画、文学、音乐、舞蹈和电影)和人文主义的、认知的、神经科学的及进化论的方法问题。第三，会议氛围使参与者交换了想法和观点，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公开陈述后有简短的生动的讨论，甚至持续到咖啡和午餐间歇，在会议尾声阶段有总括性讨论。在本文的后一部分，我们即概括介绍了一部分最有开创性的贡献和富有成果的讨论。如前文所述，我们的焦点目标将会集中在确认与审美欣赏和进化相关的大脑区域上，包括对绘画、音乐、舞蹈和人类面孔的欣赏的研究展示。然而，我们要以最重要紧迫的问题之一——这个领域的范围和方法的定义——为本文的开始。 四、何为神经美学 会议提出的主要问题之一即是这个领域的定义和范围。“神经美学”常常被认为是关于艺术作品生产与欣赏的神经基础研究。然而布朗和迪斯纳亚克认为艺术远离了美学所关心的问题，这个领域所尝试的定义太过宽泛而不能解释艺术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其包括大量与审美无关的认知和情感机制。因此，他们争论道：“除了神经美学，‘神经艺术学’领域也亟待建立”。与此观点不同，斯科夫和瓦塔尼亚(2009)已经非常广泛地使用了“神经美学”这个概念，来包含创造和感知艺术和非艺术对象的心理与神经过程的生物学根源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讲，“神经美学”与菲琪(12)、冯·Graevenitz、尼古拉斯(2009年)所定义的“生物美学”含义相近。 我们认为在神经美学领域的这个发展阶段上，一个广泛的包容性的定义更受欢迎。相应地，当个体研究者采用了审美的或者艺术的方法来处理(西方或者非西方的)艺术作品(广阔意义上包括音乐、电影、话剧、诗歌、文学和建筑等)、非艺术对象或者一个自然现象时，我们通篇则使用“神经美学”概念来包含认知的和情感过程相关的，以神经学和进化论为基础的研究。这个定义足够宽泛且包括：例如，艺术专家(艺术家、艺术批评家、艺术史家)对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评估时，业余爱好者对同一艺术品(装饰花瓶、运动跑车、商店橱窗里的一双鞋、一副人的面孔或一副身板、一朵花、一次落日或者一场暴风雨)欣赏时，艺术品的创造和构想时心理和神经运动的过程，以及给予我们人类这样神经和心理进化过程的研究。比起对人工制品的分类定级，这样广阔地覆盖和聚焦于心理经验，有利于神经美学研究确立其艺术地位、对象、作用和评估个体背景影响等。它也允许研究者援引广泛的研究成果来架构和阐释他们自己的结论。 查特吉(13)给哥本哈根美学会议提交的论文题目为——《视觉神经美学：原理和实践》。他将目前对美学问题感兴趣的神经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分为三类。首先也是最基本的理论构想：艺术家可能会运用大脑知觉系统潜在的理解力来影响他们的观众对作品的欣赏；第二种方法超出了前一种观察方法，对脑功能损伤带来的艺术创造力和欣赏力进行神经心理和临床检查；第三种方法主要用神经成像技术来实际地测试艺术欣赏和创造的神经基础。查特吉认为第三种方法是最科学合理的，由此他提出了源自单一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复杂艺术和审美经验是可以孤立研究的默许假设。然而事实却非如此：对要素过程进行孤立研究而不遗漏审美经验本身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大多数研究在实验室中使用特意设计的人工创造的或标准化的刺激物，这实际上也是最大的限制因素。因为在实验室之外，人们可以选择他们乐于参与审美和艺术活动的环境(独自在家里、电影院、音乐厅或者其它环境中)，选择他们乐于欣赏的时间长度，大多数时候是他们乐于听的音乐和喜欢看的展览等等。所以，对其环境有效性的质疑浮现出来：被抽出的在实验室中的经验是真实的审美经验吗？如果是的话，当前的方法是否捕捉到那些经验的本质？ 几位与会者展示了被试者进行审美欣赏任务时的功能性核磁成像研究结果。和神经科学的其它领域一样，重要的血氧水平依赖反应的图像模糊一团，很难告诉我们这项实验中认知和情感的运动过程，除非我们确实了解其关系。赫尔穆特·莱德的会议论文题为《我们为什么喜欢艺术？》，描述了审美欣赏的五步心理模型，并且认为可以作为神经成像研究和脑损伤研究的解释性框架。 第一步是对组织、分组、对称、复杂性等影响审美欣赏的知觉特征的分析。第二步是相似性分析，与暗含的自动的信息和前在于记忆中的结构相整合，原型和意义呈现出来。明显的分类过程呈现于第三步，这包括了与类型和内容相关的刺激物。而后，在认知管理阶段，刺激物在特定艺术场合自相关背景下被阐释。最后，模型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输出信号：一个是认知状态的，属于早期认知阶段的产品；另一个是情感性状态的，源自于上述过程和多种情感机制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认知阶段为审美判断提供了基础，而情感性状态激发了情感反应。 这个模型概括了经验美学研究主题，强调了众多影响审美经验的认知和情感过程的复杂的相互影响。因此，神经美学家面临着创造实验模型的挑战，这些模型应该将特定大脑区域和审美经验中特定认知、情感过程间的活动梳理清楚。 五、洞察大脑伤害与退化 达丽雅·扎伊德在他的会议报告《艺术、美、大脑和神经心理学》中认为，神经心理学的证据显示艺术技巧和创造力对大脑伤害有惊人的抵抗力。与通常的观念相反，没有足够的神经心理学证据证明右脑半球有视觉艺术的特殊作用。相似地，尽管音乐能力一度被认为应当是属于右脑单侧性的，现在一般则认为它介入了左右脑两侧的神经过程。扎伊德研究揭示了大脑受到单侧伤害的艺术家可以保持受伤前形成的原有的绘画风格。他们艺术技巧上可观察到的变化似乎更多源于伤害本身引起的缺陷或者对伤害的适应。直到他们的认知能力完全退化，痴呆的艺术家依然保持着他们的艺术技巧和艺术风格。这些实验与阿诺尼、卡罗塔、Bruggimann、Bogousslavsky的研究中所显示的两个专业画家在一次重创之后显出可见的变化相反。事实上，几项研究表明不同神经病状况，包括癫痫症、偏头痛和不同的神经退化疾病，对艺术家的创作有重大影响。他们认为当创伤是由撞击引起的局部受损时，对艺术家作品的影响是细微的，并且急性期之后几乎是完全不可能探测的，而痴呆和其它更普遍的情况确实倾向产生明显可见的影响。 即使对艺术没有先在的偏好，一些远不至于影响艺术生产的神经性错乱的事例反而会激发创造力。Miller，Boone，Cummings，Read，and Mishkin研究了左前额颞痴呆症患者(主要患处在他们的前颞叶)的绘画和音乐表演，他们延续了或者似乎获得了新的绘画或音乐技巧。他们描述绘画作品缺乏抽象和象征特征，他们大部分画了记忆中的、临摹的或完美设计的风景画和人物画。Mell，Howard和Miller(2003)把这些艺术天赋的涌现归因于主要与语言相关的思维(被次要后右颞叶顶叶皮层影响，被认为在精确绘画中发挥作用)影响的释放。与先前对这些病人作品描述不同的是，Rankin等人随后研究报告了额颞痴呆病人们的绘画，被专家组判定为离奇古怪的、常包含抽象的或简化的意象，少有细节，背离于详细的和具象的描述，显得空间结构不足。 从上面简洁的概述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神经病状态对于艺术生产本质和内容的影响方面，研究者难以达成共识。再加上这类案例的匮乏，不同年龄的患者被非常不同的症状所影响，由于患病之前技法熟练程度不同、教育背景和社会背景差距较大，乃至基本人口学变量的年龄和性别都不同。甚至在以上环境下详细阐述有意义的大体上的结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作出一个系统的综合分析明显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些实验者缺乏共同的测量方法和解释仪器。如在查特吉的会议论文中所清晰表述的一样，研究者用各种不精确的术语，在各种概括层级上，致力于不同特点地来描述这些脑伤患者的绘画作品。在他的论文中，查特吉展示了一套精确程序来克服这个困难——艺术属性评估测试。这套程序已使对先前状况不同的患者的绘画作品在开始测试时的标准评价成为可能。这个测试包括对抽象、平衡、色彩饱和度、温度、复杂性、深度、情感、现实主义、笔触或者象征主义等定量方法。这个仪器将便于研究间的比较，并且允许研究者可以超越过去对神经病状况下艺术作品创作的模糊不准确性的影响的评估。 除了这些限制之外，上面讨论的这种研究也得出了一些清晰的结论。查特吉和柴德尔的论文概括了这些结论，其中包括其他人的研究细节(查特吉，2004b；柴德尔，2005，2010)。首先，神经心理学研究已经揭示了艺术和审美经验包含一些脑区的参与。第二，似乎没有右脑半球在艺术或者审美活动中具有明确优势的证明，这并不排除一定程度的潜在于认知和情感过程活动的半球对称。第三，我们创造和欣赏审美和艺术现象的能力，源自于这些认知、记忆、决策、情感和注意活动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六、视觉艺术的神经呈像 (一)视觉艺术 爱德华·韦塞尔的论文《这是你的艺术大脑》报告了一项核磁成像研究：被试者表明，他们为艺术作品的优美、迷人而感动或者振奋的审美经验的力量，与大脑颞叶和额叶皮层区域(包含于高级感觉加工与判断及回报相联系的下皮层区域，如丘脑、桥脑网状结构区和尾状核)的活动相关。比起其它刺激物，当被试者观看他们最喜欢的艺术作品时，他们的中额叶皮层、黑质及海马体存在更剧烈的活跃运动。韦塞尔认为这些区域在高水平情感的审美经验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马丁·斯科夫的论文《重视审美评价过程论的证据》包含了几个探索专家组和不同背景信息对审美经验影响的核磁成像实验。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他的团队呈现了面对建筑物时的照片和面对无建筑物的人类面孔的照片，表明了被试者对于建筑物的喜爱程度。尽管专家组观看建筑物时脑活跃程度更加强烈，但对于两组被试者来说，框额叶皮层中部的活跃运动，基本上与喜爱程度的层级成正比。前扣带皮层的活跃运动也与审美层级有关。因而，两组被试者对面孔审美的活跃运动基本相似，而面对建筑物时，审美专家组的脑活跃运动增加，非专家组的活跃运动降低。相反地，伏核活跃运动与喜爱程度有关，与专家和刺激物种类无关(更多详情见Kirk，Skov，Christensen等人，2009)。 另一项研究中(Kirk，Skov，Hulme等，2009)，幼稚的被试者对计算机绘制的抽象画的吸引力进行定级。被试者被告知他们将看到的图像中的一部分属于某著名艺术博物馆，另一部分是由计算机通过计算程序创造的。结果显示框额叶皮层中部在他们被告知绘画被陈列于博物馆时其活跃运动随着喜好程度等级而更加强烈，这表明该区域对快乐价值的预期效果非常敏感。基于他的研究，斯科夫辩护了审美价值是作为一个普遍的系统而广泛存在的概念，它修整着行为决策。在这个系统和莱德尔的心理模型中，审美判断包括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感觉目标加工，并对观察者的背景和现在经验反应敏感。 (二)人体之美 除了视觉艺术，会议也覆盖了视觉神经审美的特殊兴趣的领域：面孔美。其他人的面孔包含了对人类的高水平相关刺激物，并且面孔知觉被分散的神经区域所调节(艾莎，2007)，包括致力于个人身份加工的两侧纹状皮层和致力于讲话及方向凝视的面孔运动加工的颞上沟。边缘系统区域(例如杏仁体、脑岛)负责辨认情感的面孔表情。过去十年的研究已经揭示面孔之美被回报环路区域加工，特别是伏核和框额叶皮层，也包括腹侧枕叶皮层。 阿鲁米特·艾莎在会议上提交的研究报告旨在阐明性和性别取向在对男性和女性面孔吸引力定级过程中的作用。被试者包括异性恋和同性恋的男人和女人。结果显示，异性恋女人和同性恋男人，比起有吸引力的女性面孔对有吸引力的男性面孔在框额叶皮层区域活跃运动程度更高，由此异性恋男人和同性恋女人的相反结论也是真实的。通过艾莎的研究，框额叶皮层呈现了潜在的性伴侣的面孔回报价值，而不是繁殖的适合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面孔美与回报的关系并非必然地直接联系。阿哈龙等人发现，年轻的异性恋男性给优美的男性和女性面孔图片分级为有吸引力的，但是只愿意努力增加他们对优美女性面孔的观看，这表明了只有这些女性面孔是有回报的。 会议上另一篇论文概括了从面孔美到人之美的所有方面的探讨。在他的题为《达尔文主义美学：完美面孔、完美身体和完美基因？》的演讲中，卡尔·格拉默(14)评论了完美无暇的面孔对称、皮肤质地、身体香味、声音和步态等方面作用的实验证据，以及这些作用如何与性选择进行关联。例如，女性面孔在排卵期被定级为极其有吸引力，并且格拉默认为这是由于皮肤质地和颜色变得更加均匀，面部特征更加对称。我们在下文还会在提到格拉默论文的进化论视角。 (三)对舞蹈中视觉运动的欣赏 尽管神经美学研究已经倾向于聚焦视觉艺术，但独立的音乐和舞蹈研究现在已经开始对这个领域做出重大贡献。事实上，会上的几篇论文关注了舞蹈中的视觉运动知觉。基于身体姿态和运动知觉的神经科学，这项研究已经揭开了人类身体信息加工的两条特殊路径。包含于背侧视觉系统和前运动皮层等区域的似乎以构形的方式，对身体进行信息加工并且激活了观察者自己的感觉运动表现。另一条路径似乎是专门在身体姿态特定细节中加工，这条途径是腹侧视觉信息加工流的一部分，还包括两侧纹状体区域。 特殊研究兴趣中的主题之一是，专业运动(如舞蹈)对行为观察的影响。当专业舞蹈者观察自己与他人相对照的运动时，在其前运动皮层、含有橄榄核组织的顶叶皮层、颞上沟观察到了更强烈的活跃运动，这些区域包含着生物性运动知觉。这个研究显示了专业舞者主要强化舞蹈运动的构型过程，而不是容貌特征。 卡尔沃·梅里诺给大会提交的论文《表演艺术的神经美学：一种感觉运动方法》从审美视角论述了运动问题的神经科学。他报告了一项核磁检查的实验结果，实验中芭蕾舞演员和非芭蕾舞训练者观看了一些简短的芭蕾舞表演片段。刺激物成对呈现，被试者需要表明这两个表演是相同的还是不同，或者选择出两者中他们更喜欢的那个。结果揭示了被喜欢的舞蹈运动诱发了前运动皮层的强烈运动，专业舞者皮层活跃度更加强烈。这表明舞蹈的审美偏好包含了对舞蹈的强化的皮层表现。卡尔沃·梅里诺的另一个实验报告旨在确定被确认的两个身体信息加工流的相关贡献。在这个研究中，当被试者对于各种舞蹈姿势进行喜好程度分级时，对他们背部和腹侧部信息通道进行经颅磁刺激实验(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结果显示，特别在(刺激)经过背侧信息通道也就是包含于构形过程的部分，程序被审美欣赏所干预。这表明普遍的舞蹈完形视角比起特定身体姿态特征对审美欣赏具有更强烈的影响。 七、音乐的神经美学 最近涌现出的实验证据表明，神经结构对于各种不同音乐属性有巨大影响，这些属性包括音高特征(绝对音高、音程、轮廓)、时差特征(如节奏、韵律、拍子)、响度、音质和空间定位。例如，节奏处理似乎依赖于原始的和第二级的听觉皮层中的音质表现，还有证据显示独特的皮层区处理音程和音高曲线。也有证据表明，特定的听觉方位信息通路存在于对声音进行空间位置编码的前听觉皮层和顶下皮层。帕金森患者的神经成像研究数据集中地表明基底层在音乐的韵律节奏知觉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模块化的音乐神经处理模型设想知觉分析所创造的表现被传递到包含着皮层和下皮层组织的边缘和平行边缘的情感系统。后者包括杏仁体、伏核和海马回，而额叶中的区域，特别是框额叶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也被认为是音乐情感加工的重要区域(Peretz，2010)。 音乐的情感效价被认为部分地受拍子和风格影响，如缓慢的小调音乐与消极情感联系，快速的大音节(大调)音乐与积极情感联系。神经成像研究已经将古典音乐的积极效价反应与双腹侧和左背侧纹状体、左前扣带和左海马回相联系，同时把消极效价反应与海马体和杏仁体的活动相联系。对音乐的情感反应是神经美学研究的中心，会议的其它几篇论文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安德里亚·哈尔彭的论文《音乐家和一般人的大、小调知觉》，呈现了一系列检视大小调间关系及音乐中愉快和悲伤情绪体验的实验结果。当音乐家轻易区分开大、小调时，一般人除非把大调和小调换成喜悦还是悲伤否则不能做出区别。然而，在一项ERP实验中，只有音乐家对一段确认为小调但不是大调等价物的旋律的第一个音符产生了强烈的电生理反应，这表明他们与一般人相比打开了特定的神经信息通路。许多问题在于节奏和风格在激发音乐情感方面的作用。例如，我们还不能得知在何种程度上这些是普遍的联系或者文化经验决定的。听众是否确实感受到归因于音乐的情感，或者他们是否仅是把情感标签贴在了特定种类的音乐上，这仍是一个开放的有争议的问题。在未来研究中，调查音乐的情感反应变化，非西方听众在陈述这些问题和确认音乐反应效价中的情感反应显得非常重要。明确可以稳定地激发特定情感反应的音乐的其它特征，以及理解它们为何如此，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音乐情感反应的神经基础的补充途径是，搁置哪种音乐特征可以激发情感反应，而仅仅依赖听众根据可激发不同情感反应的音乐刺激进行自我情感定级。Mitterschiffthaler等人采用这种方法，但是没有控制他们对于音乐刺激物的偏好。在本次会议上，艾尔薇拉·布莱提克首次展示了音乐与审美效果相互作用所传达的愉悦和悲伤情感可达致的程度。在题为《音乐审美经验的神经关联》的演讲中，她汇报了被试者根据个人喜恶选出他们感到愉悦和悲伤的音乐片段。被试者偏好的音乐激发了大脑边缘和平行边缘区域，包括扣带皮层、腹侧内额叶皮层和腹侧纹状体，这些部位音乐的情感内容不同地激发了颞叶组织的活动。 第二系列的音乐情感反应研究，考查了音乐唤起觉醒的方式。这是斯蒂芬·凯尔奇的会议论文《什么让音乐是愉快的和不愉快的？》的主题。这个研究的理论基础工作由迈耶(1956)奠定：设想音乐建立了对下一步即将到来的期待；确认或违背这些期待激发了产生情感反应的不安或坚决的感受。听众的期待反应了音乐事件的可能性，正发生的音乐事件表明了他们通过调节经验来提供对环境更好的预期。结果，对于音乐期待的确认常常是有回报的。然而，有些自相矛盾的是对于期待的悖离也会是愉快的，这可能是由于在意外带来的最初惊吓和它随后而来的无伤大雅的评价之间的对比(Huron，2006)。 休伦(2006)已经表明音乐中对于期待的悖离产生了个性化的情感和生理的反应，它们与对危险环境的争斗、逃跑和冻僵的反应相关。这也被最近的研究所支持：旋律中音高预期的悖离激发了听觉运动同步为特征的β频带激活模式。脑电图扫描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音乐中意外的和弦，产生了个性化的电生理反应和更强的触电似皮肤反应的唤醒。另一类对于音乐预期悖离的生理反应是战栗：有些人在听到音乐片段时的颤抖或寒颤状态。寒颤是音乐引起的普遍和愉快的生理反应，并产生腹侧纹状体、框额叶皮层、腹内侧额叶及与回报相联系的皮层杏仁体这些脑区活跃运动的变化(Blood & Zatorre，2001)。音乐审美反应所包含的回报相关区域与视觉艺术研究结果相一致。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凯尔奇也讨论了另一可以由音乐激发的愉快和不愉快反应的特征：和音与不和谐音。以前的研究已经发现框额叶皮层、扣带和额极皮层调节愉悦和谐的音乐经验。凯尔奇报告了一项确认听愉快和不愉快音乐时神经关联的核磁研究。鉴于布拉德等人(1999)使用计算机声音作为刺激物，凯尔奇使用愉快的器乐乐曲碎片也包括连续的不和谐碎片的相似物。未经音乐训练或教育的被试被要求利用节拍认真听音乐，然后表明他们感受到的愉快和不愉快的程度。结果显示，当不和谐音乐激活了与消极效价刺激物处理相联系的组织时(杏仁体、海马、平行海马回和颞极)，和谐音乐激活了如脑岛，包含于制造声音的罗兰迪克岛盖，还有腹侧纹状体。这些结果揭示了愉悦音乐知觉被回报环路调节，也被表现声音听觉信息的知觉执行系统所调节。 这些神经成像结果已经找到了神经心理学的确凿证据。例如，有研究表明：尽管他们的情感效价判断毫无损伤，但平行海马回损伤的病患把不和谐音乐片段定级为愉悦的(Gosselin et al.，2006)。杏仁体的损伤节制了音乐上对愉快和悲伤的辨识力，在另一方面伤害了对消极效价音乐(恐怖的和悲伤的)的认知。 八、审美经验的神经基础 本文对与会论文统计的结果特别强调：审美和艺术活动特别地包含在广泛分布于两个半球大脑区域的网络系统，而不仅是一个专属区域。这些区域的功能性分析表明了对绘画、音乐和舞蹈的审美欣赏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可测量的大脑活动：1.低级别脑皮层感觉加工过程的强化；2.高级别自上而下加工过程和包含评价判断的皮层区域活动；3.回报环路的介入，包括皮层(前扣带、框额叶和腹侧内额叶皮层)、下皮层(尾状核、黑质和伏核)和这个环路的控制器(杏仁体、丘脑和海马)。 许多业已发表的论文证实了当被试者给形象的不同审美维度进行分级时，存在高级别感觉皮层的活动。与积极审美经验关联的枕叶皮层活动被卡普其克等人(2009)及瓦塔尼安和戈尔(2004)等人所验证；与之关联的额叶皮层被雅各布森等人(2006)，Lengger等人(2007)及Yue等人(2007)所证实；与其关联的顶叶皮层被塞拉·康德等人(2009)，菲尔霍尔和艾莎(2008)及Lengger等人(2007)所证实。凯尔奇和卡尔沃·梅里诺的会议论文，揭示了审美经验的这方面问题适用于音乐和舞蹈。喜爱音乐片段和舞蹈表演与声音和身体运动知觉联系的大脑区域活动相关。 已发表的神经成像研究也证明了与评价判断相关的活动和与视觉刺激物审美愉悦相关的注意性介入。后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被塞拉·康德等人(2004)，卡普其克等人(2009)，雅各布森等人(2006)及Lengger等人(2007)等人所证实，中额叶皮层活动被雅各布森等人(2006)所证实。 几项研究也证明了被试者观看和收听他们认为美的形象和音乐片段时，与不同情感方面脑区活动相关联。这些区域包括著名的回报环路及其调节器(Kringelbach & Berridge，2009)。最可能与回报价值相关的框额叶皮层活动被布拉德等人(1999)，布拉德和萨托雷(2001)，卡普其克等人(2009)，川端康成和泽基等人所证实。可能反映监视某人情感状态的前扣带活动被布拉德等人(1999)，卡普其克等人(2009)等人及瓦塔尼安和戈尔(2004)所确证。审美经验中的回报环路的下皮层因素的介入，被卡普其克等人(2009)，迪迪奥等人(2007)，Mitterschiffthaler等人(2007)，瓦塔尼安和戈尔(2004)和Yue等人(2007)所研究证实。 尽管支持这些潜藏于审美欣赏神经机制的证据在不断累积，仍有许多争议和矛盾在这些研究结果中显现出来。首先，上面提到的研究结果中的矛盾由哪些因素来负责？例如，尽管几项研究都提出了强化的高级别知觉过程，不同研究确证了脑枕叶、颞叶或顶叶皮层的各种不同强化。纳达尔、穆纳尔、Capó，Rosselló和塞拉·康德已经表明，这些矛盾的一部分可以由使用不同种类刺激物，不同性别被试的比例，不同程序和技术，甚至记录审美反应的不同指导和任务来解释。最近的研究已经显示，如可期待的那样，具象刺激物比抽象刺激物介入神经系统引发的客体知觉反应更加强烈(菲尔霍尔和艾莎，2008)。相应的，卡普其克和他的同事们(2009)演示了指导说明对于审美欣赏相关的大脑活动影响。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系统研究去澄清审美欣赏神经基底的各种因素。 其次，心理模型部分地指定了审美欣赏的情感过程，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晰明朗。有些研究已经证实了与情感相关的脑区活动，例如脑岛(卡普其克等，2009；迪迪奥等，2007)；其他学者也证实了框额叶皮层包含在编码回报价值中的区域(川端康成和泽基，2004；瓦塔尼安和戈尔，2004)，还有学者报告了愉悦启动下皮层区域的大脑活动(Yue等，2007)。更进一步，斯科夫向会议提交的报告结果已经清晰地表明了框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和伏核在审美欣赏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斯科夫和艾莎在会上陈述的研究报告把专家级、背景和性别偏好等变量纳入考察范围，其结果显示了框额叶皮层的活动被以上因素所调节，同时表明了这个区域可以计算来自于整合对刺激物背景和个人信息核心喜悦反应的回报价值。相反地，回报环路的下皮层因素显得相对不被调节因素所影响，并且可能对审美经验的愉快层面发挥作用。斯科夫的论文表明作为回报环路本质要素的伏核活动，不受他们分类定级事物的先在经验所影响。这些发现为研究者设计创造性的实验来澄清包含在审美欣赏中的不同脑区作用提出了挑战。 最后，饶有趣味的问题是，在什么范围内这些针对各种艺术样式(如在众多艺术种类中的音乐、绘画和舞蹈)的神经反应可以反映区域普遍情感的或者审美的过程。托马斯·雅各布森在他题为《美物的审美判断》的会议论文中，比较了人对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的不同反应，并且呈现了视觉和听觉对刺激物的审美反应的两个区分性核磁实验证据。关注这两种情况，审美判断比控制任务激发了更强烈的大脑前-中额叶和额下回活跃运动，这表明了存在美物判断的独立调节系统。在未来的神经美学研究中，确证独立的审美经验神经调节基底的存在将成为重要的主题。 九、进化论视角 除了追寻我们审美经验的神经基础外，神经美学也努力寻求对其进化史的理解。我们生产、欣赏美的艺术品的能力的进化论起源，也让早期达尔文主义思想家感到困惑，他们尝试确定被审美特征所赋予的竞争优势。今天仍存在对艺术和审美经验的适应意义的否定看法。在某一种研究方法中，艺术家的行为被看做是功能变异，曾经提出了“音乐是听觉蛋糕”著名观点的Steven Pinker就阐述了这个看法。我们对于蛋糕的偏好源于对脂肪和油类的进化偏好，他们比起坚果和种子中自然流出少量油脂对生存更有优势，但在我们今天可以无限量人工生产奶酪蛋糕时却是生存的不利条件。Pinker认为音乐是为适应语言的认知和行为功能的副产品。 其他人认为艺术和美学已经具有明确的适应性价值。但是，审美活动可能会带来怎样的选择性优势呢？例如，达尔文本人认为，像小鸟歌声的音乐可能进化自雌雄淘汰来支持配偶选择。获取生产高质量艺术作品的技能是困难的、稀少的和昂贵的，所以这种技能比起其它能力可能被看做是健康、能力、创造力、接近稀缺资源、优异学习能力、智力和协作能力的真实标志。 视觉审美偏好与栖息地选择息息相关。评价环境，作出决定迁往何处、定居何处，被我们更新世冰期游牧狩猎的祖先认为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审美偏好反映了居住地选择的进化取向，即高质量的美洲热带无树大平原的特点。 哥本哈根会议上提交的两篇论文采用了进化论观点研究神经美学。迪斯那亚克的论文题为《更新世早期古人类的原始审美反应》，开始无非是探讨了180万年前为适应两足行走骨盆变窄和直立行走级古人类大脑尺寸增长的状况，导向了一个更短的孕育生长期。而后，母性的自然选择帮助提供了必要额外的关护以确保婴儿晚熟期。在视觉、声音和运动方式上，成人与婴儿交流的标志被简化、固定形式、反复、夸大和详尽说明。这些特征干预了婴儿的注意力，激发了期待状态。迪斯那亚克认为这些策略被用作一个可以被后期古人类进行艺术或者宗教活动所援引的“水池”。事实上，这些属性构成了可在一切人类社会看到的宗教化和艺术化行为的实质性因素。 尽管迪斯那亚克的观点与传统的非西方社会所认知的艺术相一致，并克服了一些其它构想的缺点和不足，她的方法仍然具有假定性。如果缺少化石或者考古证据来确证这个假定的认知过程，几乎不可能把经验可证的假设发展为理论。这对迪斯那亚克的工作也存在批评的挑战——审美行为的进化论解释不应该沦落为过去自认如此的故事(Fitch，2006)。 准确地说，从进化论理论到假设测试的转化的是格拉默的论文的核心问题。格拉默评论了例如平均性、对称性荷尔蒙特征等如何影响人类之美，以及它们在面孔、体形、皮肤纹理、身体运动、身体气味、嗓音和头发的表现，这些特征如何与遗传和后天发展因素相关联。格拉默也阐述了适宜信号的接收者如何达成对这些多样提示的内在统一评价。他反对每一个特征信号的不同部分都具有配偶价值的设想，相反他认为人类集合了不同信号来得出单一配偶适宜性评价，这比任何其它的基本要素要可靠得多。最后，格拉默反对特殊具象内容天生审美感受器的存在，而是构想了一套通过经验构造美物模板的内在固有抽象规则。 十、未来神经美学面临的挑战 如果哥本哈根神经美学会议有些个别的缺点，就在于其对于每个研究者陈述之后的问题和争论时间的限制，这些陈述对于开启来自于不同背景的学者间的对话是如此重要。结果，没有足够的机会在建立神经美学的关键基础原则、优先问题，以及如何处理针对该领域的常见批评意见等问题上达成明确的共识。我们在前文中尝试着廓清我们认为的这个综合学科的一些基础问题。提出这些基础问题未必是详尽的，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对其不断修正和强化。在研究的道路上，这个领域必须认真听取批评意见，确认和阐明这些挑战，稍有忽视就会导致严重的缺陷。 (一)与这个领域内部一致性有关的挑战 一个需要立即引起注意的问题是神经心理学和神经成像结果的重叠范围问题。本文中所评论的文献表明两种方法间没有简单的一致性。其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多数关于艺术和脑损伤、脑退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联系到艺术创作，而大部分神经成像研究一直在尝试确认与艺术作品或艺术设计欣赏相关的脑区活动。另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是神经科学与进化论观点如何能够互相推动。明显地，关于审美欣赏的进化论知识与其神经基础的理解息息相关，反之亦然，但是最好的探索其关系的精确方法现在仍非常不明朗。因此神经美学面临着为整合神经成像、神经心理学和进化论研究成果提供审美和艺术活动解释的挑战。 (二)方法上的挑战 神经成像是否真正地记录下与审美欣赏相关的神经活动？就我们所知，文本中还没有研究包含了诸如注意机制控制和刺激物的情感价值控制的实验。因此，我们这里所概括总结的一些实验结果可能反映了与审美无关的过程，进而，研究者可能不知道其被试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注意任务或者情感辨别任务而不是审美欣赏任务。在审美欣赏期间的其它可能混淆的因素中，未来的工作需要发展方法性程序来确认和控制对刺激物的注意和情感价值的影响。并且对人的机能障碍和脑损伤研究，对于精确的受损认知过程和伤害领域来说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不明确领域，因而在案例采样中极少有共同的深刻的神经心理学评估。 查特吉(2011)超越疑虑注意到了两种方法性问题。首先，就其实验本质来说，美学的科学方法包含定量和分解问题。实证主义美学和神经美学的实验通常要求被试者通过一些分级标准对他们面前刺激物的反应进行量化定级。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依赖于审美经验可以被有意义地分解和量化，定量的方法获得了审美经验的本质，并且他们在事实上并不干涉它。然而，美物、喜好和偏好的分级，在多大程度上是审美经验的合适的表征？查特吉(2011年)雄辩地指出这一缺陷：“削减美的要素来适应实验方法正冒着在灯下寻找丢失的硬币这句古谚的危险：即使硬币掉在别处，可是只有这里可以看到”(查特吉，2011)。 第二个由查特吉确证的方法论挑战是避免反身推理，也就是说，把大脑活动作为特定认知过程介入的指示器。神经美学领域已经充分地归功于神经成像研究的发展成熟。然而多数情况下，被试者在大脑活动扫描仪前进行审美相关的测试任务时，这些研究已经推断出特定认知或者情感操作的介入。这将不是一个活跃大脑区域是否仅包含于一个认知过程的问题。然而，几乎没有例外，而事实并非如此。大脑区域参与被试者的各种认知活动。波特拉克的分析表明了：“特别在那些先在信念参与认知过程和在某个兴趣低的区域活动进行选择的情况下，使用反身判断时务必谨慎”(波特拉克，2006，P63)。然而，他确实注意到了反身判断可以组成新的丰富的理论假设，随后在实验中进行测试。布尔乔亚·吉伦特(2010)在神经经济学中提出了避免严重依赖于反身判断的认知和大脑活动关系的策略。相似的方法应该被深思熟虑以免神经美学反复地在此跌跟头。 (三)学科身份和学科范围的挑战 布朗和迪斯那亚克写到：“神经美学是一个太年轻的学科，因而没有合适的已经成型的主题”(2009，P43)。会上的陈述者和讨论者就神经美学应然的主题和特定的焦点的不同意见似乎证实了这个断言。就神经美学并不适合解决的问题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大概最主要的未解决的问题就是神经美学是否应该限于审美经验，还是应该或者能够澄清艺术创造活动。我们在论文中阐明了四点理由来证明神经美学不适合谈及艺术：它完全聚焦于美学问题；它于特殊中寻求普遍规律；它脱离语境的方法；它把艺术经验归纳为神经生物机制。 考虑到对于美学现象的强调，布朗和迪斯那亚克(2009)已经清晰地阐明了神经美学不适于解决艺术领域的全部问题“审美情感毫无疑问地是艺术的完整的一部分，但是它们既非必要也不是充分地描述其特征。因此，狭隘地聚焦于审美反应将最终把艺术的广阔图景撕扯分割”(布朗和迪斯那亚克，2009，P54)。美物与世界和历史上广泛呈现的艺术关系不大，艺术本该诞生于恐惧，感应悲伤，显示集体的庄严，让我们沉思于自身的存在等等。实际上，当代西方艺术作品包含许多明显的构思于悖离美物概念的反应。更进一步，一个给定的艺术作品常常反应不同背景下不同时间的不同人的复杂意向。神经美学能否抓住内在于艺术作品创作和感知过程中的情感的、形式的、文化的和意向的复杂性？如前所述，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美学，仍有丰富的矿藏需要我们挖掘，以便把神经美学和久远的音乐和视觉艺术的心理实证研究传统连接起来。 神经美学是否可以对艺术中的“另类”予以新的解释也是一个问题。梅西认为不可能：“那么，如果不是必须回答‘为什么’‘为了谁’等问题，神经学在探索审美过程‘怎么样’方面存在巨大价值，或者在决定一件艺术品是否比其它的更具有价值上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梅西，2009，P18)。塔利斯(2008a)更加极端地将神经美学解释为“神经科学批评的真理”(坚信人类意识可以被神经活动所解释)：“(神经美学)没有给客体或者艺术经验以特殊的本质，也没有给个体艺术家带来特殊的帮助。更没有为伟大的、好的或者坏的艺术作品的评价提供任何基础。简言之，神经美学绕过了每一件艺术批评所做的事情”(塔利斯，2008a，P19)。这可能是当前的一种防御式评论，这或许并不让人吃惊：一个刚刚走过十年新生成长期的领域，仍需要提出它的被哲学美学和人文研究者已占据百年的主要问题。相反地，实证美学很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在与它的哲学堂兄的交锋中获得更多成果。 神经美学也要为脱离语境的刺激物和被试者承担代价。考虑到神经成像方法所强加的程序式限制，实验者已经倾向于呈现长时间的接替刺激物，几乎没有背景的信息和更大规模的被试群体。环境常常是不大有助于审美经验，并且我们寻找从可靠的安心的大规模个体构成的群体中的效果。“绘画被当作纯粹绝缘的刺激物或者一套刺激物。[……]这个作品和我们对它们的经验被从其文化背景中隔离开来，也从观看个体的个人成长史中隔离开来”(塔利斯，2008a，P20)。这些焦点问题当然为我们带来了下文提到的该领域外部有效性的挑战。 最后，在许多完全与艺术无关的甚至与动物共通的活动中，审美经验不能被归纳为神经生物学机制的解释。这样做，研究者将不能解释伟大的人类艺术品的特殊人类经验和日常知觉经验之间的区分：找到镜像神经元不能解释多恩节应具有的特殊的紧张效果(塔利斯，2008b)。这一陈述的准确性将带来合理性的争议，但是无论结果如何不可否认多恩节将会对特定读者的特定大脑网络的神经元或者神经转换器活动产生影响。作为神经科学家，我们理应对审美经验的必要的生物学状况进行调查研究。问题是调查研究可以报告和提供帮助的范围，关于艺术在人文领域的研究的问题滚滚而来。 神经美学及其还原方法是否可以在理解艺术上带来进步？我们相信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只有当神经美学家接受他们可以把审美经验归纳为简化的脱离背景的实验室任务这个事实时才变得可能，他们不能期待获得大规模个体对艺术作品的调查问卷来预测和解释实验室以外的任何审美经验。大部分艺术可以大体上通过特定神经机制的运行来解释的豪言壮语已经阻碍了神经美学的发展进步(海曼，2010)。事实上，研究者在一件艺术作品的欣赏时的活动脑区确认当然不是故事的终结。我们只是刚刚在问题的表面留下痕迹，上面评论的问题需要我们在深耕细作这个领域的时候牢记于心。 (四)与这个领域外部一致性有关的挑战 考虑到神经美学的交叉学科的性质，急需树立起相邻学科间流动和相互影响的意识。鉴于与心理学关系密切，神经科学和进化论生物学或多或少地发挥作用。由于方法论的重大不同，在神经美学和传统人文科学(美学、艺术理论、音乐学、文学批评等)间的关系会有些紧张：“描述艺术的审美和科学方法体现了两种思维方式”(梅西，2009，P22)。一方面，无论是费希纳和贝里尼的实验方法，还是最新的最前沿的神经美学形式，美学的科学方法常常寻求发展和测试普遍的可以透过个体、背景和经验来预测(审美)反应的假设。另一方面，人文科学研究相对于其它因素常常聚焦于作品的精细的形式、风格、肖像和批评方面，而这独特的艺术作品给予受教育的读者一个关于作者分析的完美欣赏。在该方法中，可能有许多有效的途径来感受艺术作品，在最大化群体的个体差异中达成共识，而这些途径将会失去分析的独特性和与众不同之处。 实验美学和神经美学也都以客观分析为目标：进行可以在主体间脑海中再现和核实的实验观察。然而，主体的个体性经验(其许多方面仍需在心理学和神经角度进行全面理解)是艺术和美学人文主义探索的本质所在。梅西(2009)认为原则上科学不能抵达审美经验，因为“沉浸于经验的现象学，即使以思考它为目的，这也取消了寓于科学层面及其程序化、实用性和数学标准价值取向的间隔”(梅西，2009，P185)。 神经美学研究必须检视在普遍和特殊、客观和主观之间是否存在着原则上不可逾越的藩篱，或者这些阻碍可以被克服。现在我们能说的是我们看到了这些障碍并且努力跨越它们。 (五)这个领域未来研究途径相关的挑战 除了本文已经提出的诸多争议问题，神经美学在未来的一个探索方向是与审美经验相关的大脑活动的时序问题。研究者需要超越仅对参与审美经验的脑区定位而来创造一种神经过程的动态视野。这不仅是音乐和舞蹈方面不言而喻的真理，也同样适用于视觉艺术和建筑物的欣赏。未来发展中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确证包含于艺术和审美欣赏的包括如音乐、舞蹈和绘画等不同感觉调节器的真正的调节-独立的过程，区别于调节-专属的过程。最终，包括发展的、比较的、跨文化的和神经生物学的丰富的方法必须被发展综合为对艺术和审美行为的进化论起源的实验性理解。 十一、最终陈述 任何一个科学努力带来繁荣的领域必须有一个定期的论坛让研究者可以直接见面和讨论问题：哥本哈根神经美学会议极好地完成了这项使命。这里，我们已经努力概括了会议的主题并把他们的轮廓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即从其历史背景、范围和方法来理解神经美学研究。我们已经努力从知识的现存状态综合出一些该领域的基础原则、主要陷阱和未来的挑战。 [本文原载于《大脑与认知》(Brain and Cognition)2011年5月第76卷3号第172-183页。] ①埃德蒙·博克(1729-1797)，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1756年发表《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首次划分崇高与美的界限。中文译文见马奇等编辑《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②韦伯(E.H.Weber，1795-1878)，德国生物学家。1834年韦伯进行了关于两点阈和重量差别阈限的测定。韦伯在一系列实验中发现，人能感觉到刺激变化，取决于该刺激变化的相对量。描述觉察刺激微弱变化需要的变化量与原有刺激之间关系的规律，称为韦伯定律。 ③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FRS，1809-1882)，进化论创立者，1871年出版《人类的起源及性的选择》。乔治·达尔文，1898年发表《太阳系中的潮汐和类似效应》。 ④布洛卡(Broca P，1824-1880)，法国医生。1863年发表了他的8例病例报告。发现这些病人都因损伤左半球额叶而产生语言障碍。Broca失语症主要是语言加工的困难。由他所发现的与语言相关的左额叶额下回后部被称作Broca区。 ⑤Wernicke，德国神经病学家。1874年，Wernicke报告了损伤左半球Broca区以外的颞叶上面皮质也能造成语言障碍。Wernicke失语症主要表现为理解语言困难。 ⑥布罗德曼(Brodmann)，德国的神经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了人、猴子和其他一些生物脑组织的细胞结构，于1909年公布了根据细胞形态不同，将脑划分为52个分区的分区图。布罗德曼分区在脑的研究中应用广泛，一直至今。 ⑦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德国心理学家。1860年在《心理物理学纲要》中提出的心理现象的量化研究方法——心理物理法。费希纳提出可用韦伯定律理解人对刺激量的心理经验，并用最小可觉差加以解释。他的发现被称为费希纳定律。 ⑧冯特，德国心理学家。1873-1874年出版了《生理心理学原理》，被心理学界誉为科学心理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冯特提出必须用实验方法研究心理学，并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对心理现象进行量化的科学研究，从而创立了实验心理学这门新学科，使心理学真正地走入科学的殿堂。 ⑨桑代克(Thomdike E，1874-1949)，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曾经用猫做实验来研究动物的学习行为。 ⑩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斯金纳提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强调操作性强化对刺激—反应关系建立(即学习)的影响，并提出了R=F(S·A)的刺激(S)-反应(R)模式，其中A为中间变量，即改变刺激—反应之间关系的条件。 (11)丹尼尔·贝里尼(Daniel Berlyne，1924-1976)，英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先后执教于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阿伯丁大学，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他最重要的著作有《冲突、唤醒和好奇》(1960)、《思维的结构和方向》(1965)、《美学与心理生物学》(1971)。出版于1974年的《新实验美学的诸种研究》，是贝里尼编集的最后一本著作，其中收有他自己的七篇实验研究论文。应当说，《美学和心理生理学》是当代最负声望的艺术心理学著作之一。贝里尼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所谓“唤醒理论”，又称“规范与审美愉悦的关系理论”。 (12)圣特库姆赛·菲琪(Tecumseh Fitch)，安德鲁斯大学教授。他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概括了神经美学的三大研究目标：一是什么是艺术与美学；二是艺术灵感与美感是如何产生于大脑中的；三是为何唯独人类的审美认知能力获得了显著的进化？ (13)查特吉，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在该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中心工作，是神经伦理学会的创始人。著名的神经学家，他的研究目标是了解认知系统，并将其纳入神经美学这一更大的体系，其中特别以探索克服大脑损伤的后遗症为其研究的侧重点。查特吉的实验表明，当人们观看那些具有极强吸引力的摄影、雕塑或绘画作品时，其大脑中的奖赏—回报系统得到了高水平的激活，其中包括眶额皮层、伏核、腹侧纹状体和杏仁核。 (14)卡尔·格拉默(Karl Grammer)，奥地利维也纳的路德维希-波尔茨曼研究所的行为研究者。标签：美学论文; 心理学论文; 神经科学论文; 神经心理学论文; 认知神经科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心理学发展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认知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