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学与史学之间--兼具知识与知识的诗学批评家赵翼_诗歌论文

出入于诗学与史学之间——才学识兼备的诗歌评论家赵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评论家论文,学识论文,诗歌论文,于诗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乾隆时代的著名诗人和批评家，赵翼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对赵翼诗学的研究，也积累了不少成果。周明仪将赵翼论诗主张概括为诗本性情，不拘格调；以才运学，才学并济；诗贵创新，忌荣古虐今①；张健称赵翼诗论“最突出的特点是把创新价值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价值来对待，而且把创新做为最重要的审美价值标准”②，都准确地抓住了赵翼诗学的主导倾向。但从诗学史的角度看，赵翼诗学的价值不只限于理论层面，他在乾隆诗学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更多地取决于《瓯北诗话》的成就。无论从哪方面看，《瓯北诗话》都是清代诗话中最有分量的少数作品之一，迄今对这部诗话的研究与其重要价值并不相称。王建生《赵瓯北研究》曾论及赵翼的诗歌批评，但较为简略③。丁履

《赵翼的文学思想》一文，通过梳理赵翼对前代作家的看法，指出他的批评虽取传统诗话的形式，但能用归纳、排比、演绎的方法，且能从文学流变上着眼，宏观与微观并用，优点与缺点并举，富于批评精神④，颇能道出赵翼论诗的特点。不过就赵翼这样一位诗论家而言，无论是把握其诗学理论还是理解其批评特征，究明两者的关系及对其学术加以整体的观照都是十分必要、不可忽略的。因为从根本上说，赵翼与其说是诗论家，还不如说是一位诗歌研究者，并且他从事的是诗人兼史学家式的诗歌研究，他的诗学显示了乾隆实证学风在诗学领域的影响。本文希望由此入手，重新审视赵翼诗歌批评的丰富内容及重要价值。

       《瓯北诗话》是赵翼晚年的著作，写成于七十五岁时。其年谱记载，嘉庆六年(1801)“是岁作唐宋以来十家诗话，共十卷”。这只能理解为成书时间，其撰写应该有个时间过程，而且做了相应的学术准备。我们知道，在前一年他编成《陆放翁年谱》，有关陆游的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诗话成稿后曾求正于洪亮吉，自称本着“论人且复先观我，爱古仍须不薄今”的宗旨⑤，表明其中也伴有自己人生的反思和当时诗歌创作的参照。后人赞许它“沿波溯源，间得其心力独至之处”，“抉摘精微，语多切当，要非局方隅之见横使议论也”⑥。而今天则应该说，在贺裳《载酒园诗话》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家研究专著。学界对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一直有一种偏见，说它印象化、零碎化、缺乏系统性。其实只要读一读贺裳的唐代诗人评论就会知道，诗话的散漫形式也可以负载很有系统、有条理、很周密的批评。我在《清代诗学史》第一卷论贺裳诗学时没意识到这一点，在此补充提到，顺便向贺裳表示歉意。现在我想通过赵翼《瓯北诗话》来说明，诗话作为传统的诗歌批评形式，发展到清代也具备了系统、深入和细腻的特征。

       根据我的考察，《诗话》编成的嘉庆六年(1801)恰好是赵翼与性灵诗学合辙之际⑦，因此书中随处可见属于性灵派的议论也就毫不奇怪了，对才华和天分的强调乃是最醒目的一点。我们知道，袁枚论诗主才而不废学，赵翼则主学而仍强调才，《诗话》卷十论查慎行提到，“诗之工拙，全在才气、心思、工夫上见”⑧，才气被置于首要地位。并且在他看来，才是由性灵所发，所以他觉得明代格调派过于强调了杜甫的学力：“明李崆峒诸人，遂谓李太白全乎天才，杜子美全乎学力，此真耳食之论也。思力所到，即其才分所到，有不如是则不快者。此非性灵中本有是分际，而尽其量乎?出于性灵所固有，而谓其全以学力胜乎?”⑨同时赵翼也突出地强调性情的意义。诗话中对韩、孟与元、白的比较和评价完全立足于性情的立场，这一点下文还要论及。此外还有论诗主“切”，这也与袁枚论诗宗旨接近。他举论杜诗可议之处，正是从“不切”着眼的：

       至岳阳楼之“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古今无不推为绝唱。然春秋时洞庭左右皆楚地，无吴地也。若以孙吴与蜀分湘水为界，则当云“吴蜀东南坼”。且以天下地势而论，洞庭尚在西南，亦难指为东南。少陵从蜀东下，但觉其在东南故耳。又七律中“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亦是绝唱。然换却“三峡”、“锦江”、“玉垒”等字，何地不可移用?⑩

       类似这样的议论，让王渔洋看到必斥为“记里鼓”(11)，但性灵诗学区别于神韵、格调说的要义却正在这里(12)。惟其如此，赵翼对黄庭坚以“工巧”推许韩愈《南山》颇不以为然：“凡诗必须切定题位，方为合作。此诗不过铺排山势及景物之繁富，而以险韵出之，层叠不穷，觉其气力雄厚耳。世间名山甚多，诗中所咏，何处不可移用，而必于南山耶?而谓之工巧耶?”(13)在这些问题上，赵翼的批评立场都接近于袁枚，但他的批评水平，尤其是作家研究的深度就绝非袁枚所能企及了。他缜密的论述，使诗话由“辨句法、备古今、纪圣德、录异事、正讹误”(14)的漫笔升格为依托于文学史研究的作家批评，体现为刘知几所谓史家三长——才学识的高度融合。

       《瓯北诗话》的史才尤见于缜密的分析和严谨的论证两方面，堪称是古代作家研究和批评的典范。首先，书中对十位作家的论述，角度和方式各各不同，俱有匠心。李、杜两家论者如鲫，赵翼只就历来纷争的问题论定结案；韩愈、白居易、苏东坡三家论者虽也不少，但只集中于某些问题，赵翼遂拿出整体性的思考和分析；陆游历来研究薄弱，赵翼先做年谱考实生平，再论其诗作，因陆集庞大，批评以摘句为主；元好问、高启两家成就稍逊前人，可论无多，合为一卷；吴梅村诗多隐含时事，赵翼倾力于考覈作品本事和注释；论查慎行同样以摘句为主，但五七古仅举题名，又有变化。凡此都足以显示赵翼把握问题的能力和处理材料的匠心。

       其次，相比前人之作，《瓯北诗话》每则的篇幅明显较长。文字繁复不是因为堆砌材料，而是剖析细致。以论韩愈为例，赵翼首先就前人对韩愈的误解，指出韩愈对奇险的追求乃是出于“影响的焦虑”，不得已而另辟蹊径。卷三开篇这段文字常为后人引用：

       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险处亦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恐昌黎亦不自知，后人平心读之自见。若徒以奇险求昌黎，转失之矣。(15)

       这里不仅揭示了韩愈诗歌艺术的出发点、艺术特征及与杜甫的区别，最后还点明韩愈的本色所在，及评价韩愈应有的着眼点，见地十分透彻。卷三论韩愈共有13则诗话，随后分别讨论韩愈与孟郊的关系、诗歌语言多样化、用韵特点、联句诗创体、章法创格、独创句法、《元和圣德诗》的铺陈、《南山》铺排的得失、韩诗的晦涩俚俗、五七律写作得失、与人交谊之厚道、与释老二教的关系、训子诗，其中论韩诗艺术渊源2则，论艺术特点及独创性5则，重要作品2则，成就得失2则，为人处世3则，大体覆盖了作家研究的基本视域。

       白居易是赵翼心仪的前辈诗人，对白居易的论述尤见其批评眼光的锐利和内容安排的匠心，这在近年的研究中似乎未受到注意(16)。白居易诗历来评价不太高，人们在欣赏乐天为人的同时常不免轻看其诗。像王渔洋、叶燮这样的杰出批评家对白居易都没什么肯定性的评价，直到康熙四十三年(1704)杜诏编《中晚唐诗叩弹集》，才将白居易与杜甫相提并论，称杜为泰山乔岳，白为长江大河(17)，给予很高评价。赵翼一番缜密的论证，抉发了白居易诗歌诸多为人忽略的独创性。细玩卷四论白居易的27则文字，足以让我们对传统诗话的批评能力刮目相看。开宗明义赵翼首先指出，元、白的坦易诗风同样是中唐诗风变革的一部分，只不过走向了与韩、孟不同的另一个方向。基于性灵诗学的观念，赵翼认为尚坦易的元、白诗原本更具抒情性，更能打动人，因而也更耐人玩味，然而世俗却每因其浅易而以轻俗目之。这在以专业批评家自居的赵翼看来，完全是不懂诗的误解。而且，元、白胜过韩、孟还不只是个以抒情见长的问题，“大凡才人好名，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18)，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揭示其独创性及成就所在。作品丰富而保存完整的白居易集为赵翼施展他博而能约、思理缜密的史才提供了便利。他就从白集的编集谈起，涉及白居易诗歌的流传和影响，再由《长恨歌》、《琵琶行》的脍炙人口谈到白居易驾驭长篇的能力，由歌行旁涉排律、次韵、格诗等体式问题；第9则开始讨论具体作品，第13则开始转向白居易生平行事的探讨，以细密的分析推考其出处之迹和人生态度的转变，对两《唐书》的记载提出有力的辩驳；最后4则为无可归附的杂考，其中第24则论“东坡似乐天”，第27则记白居易寄存各处的五本诗集的下落，都与卷十二论“南宋人著述未入金源”一样，属于当今文学研究中很热门的影响和传播研究。虽然当时尚未有这样的理论和概念，但赵翼的批评实践已体现了类似的意识。

       在白居易的整个创作中，对诗体的开创能力和驾驭能力是赵翼尤为欣赏的，《诗话》中再三致意，展示了赵翼细致深入的分析能力。第7则论“香山于古诗律诗中又多创体，自成一格”，所举计有：(1)如《洛阳有愚叟》五古、《哭崔晦叔》五古“连用叠调”作排比之体。(2)《洛下春游》五排连用五“春”字作排比之体。(3)和诗与原唱同意者，则曰和；与原唱异意者，则曰答。如和元稹诗十七章内，有《和思归乐》、《答桐花》之类。(4)五言排律“排偶中忽杂单行”，如《偶作寄皇甫朗之》中忽有数句云：“历想为官日，无如刺史时。”下又云：“分司胜刺史，致仕胜分司。何况园林下，欣然得朗之。”(5)五七言律“第七句单顶第六句说下”，如五律《酒库》第七句“此翁何处富”忽单顶第六句“天将富此翁”说下，七律《雪夜小饮赠梦得》第七句“呼作散仙应有以”单顶第六句“多被人呼作散仙”说下。(6)五排《别淮南牛相公》自首至尾，每一句说牛相，一句自述，自注：“每对双关，分叙两意。”(7)以六句成七律，李白集中已有，而白居易尤多变体。如《樱桃花下招客》前四句作两联，后两句不对；《苏州柳》前两句作对，后四句不对；《板桥路》通首不对，也编在六句律诗中。(8)七律第五、六句分承第三、四句，如《赠皇甫朗之》：“一岁中分春日少，百年通计老时多。多中更被愁牵引，少里兼遭病折磨。”这种种创格在赵翼看来，都属于“诗境愈老，信笔所之，不古不律，自成片段，虽不免有恃老自恣之意，要亦可备一体也”(19)。在丰富的举证和分析之外，这一论断对我们理解诗人创作至老境的自由率性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应该说，赵翼论白居易所显示的资料丰富、考订周密、分析细致、论断审慎的特点，不只是他作为诗歌评论家或研究者的才能与资质的体现，很大程度上也是乾嘉之学严谨风格和实证精神的反映。但上文的梳理，仍让我对赵翼的批评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能力无疑是与他史学家的身份和素质相关的，是思维能力、判断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综合体现。我们再来看一段论苏东坡、陆游高下的文字：

       宋诗以苏、陆为两大家。后人震于东坡之名，往往谓苏胜于陆，而不知陆实胜苏也。盖东坡当新法病民时，口快笔锐，略少含蓄，出语即涉谤讪。“乌台诗案”之后，不复敢论天下事。及元祐登朝，身世俱泰，既无所用其无聊之感；绍圣远窜，禁锢方严，又不敢出其不平之鸣。故其诗止于此，徒令读者见其诗外尚有事在而已。放翁则转以诗外之事，尽入诗中。时当南渡之后，和议已成，庙堂之上，方苟幸无事，讳言用兵，而士大夫新亭之泣，固未已也。于是以一筹莫展之身，存一饭不忘之谊，举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虽神州陆沉之感，已非时事所急，而人终莫敢议其非。因得肆其才力，或大声疾呼，或长言永叹，命意既有关系，出语自觉沉雄。此其诗之易工一也。东坡自黄州起用后，敭历中外，公私事冗，其诗多即席即事随手应付之作；且才捷而性不耐烦，故遣词或有率略，押韵亦有生硬。放翁则生平仕宦，凡五佐郡、四奉祠，所处皆散地，读书之日多，故往往有先得佳句，而后标以题目者。如《写怀》、《书愤》、《感事》、《遣闷》以及《山行》、《郊行》、《书室》、《道室》等题，十居七八，而酬应赠答之作，不一二焉。即如《纪梦》诗，核计全集共九十九首。人生安得有如许梦?此必有诗无题，遂托之于梦耳。心闲则易触发，而妙绪纷来；时暇则易琢磨，而微疵尽去。此其诗之易工二也。由斯以观，其才之不能过于苏在此，其诗之实能胜于苏亦在此。试平心以两家诗比较，当不河汉其言矣。(20)

       这真是一篇有理有据的作家比较论。先提出陆不如苏的传统看法是慑于东坡之名而致，然后分别从客观环境和自身遭际两方面对比其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最终得出苏才虽胜陆，但诗却逊陆一筹的结论。其史事人事之精熟，形势判断之到位，加上层次清晰的分析，使这篇议论具有不容辩驳的说服力。同样，随后论陆游古诗之炼一则，寥寥几行，也说得透彻之至，不仅见识过人，语言更是明快犀利，在诗话这种被章学诚目为“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的文体中实在难得一见(21)。

       史学品格是《瓯北诗话》最鲜明的特色，作者渊博的历史知识为诗歌批评“知人论世”的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相比袁枚和其他性灵派批评家的诗话，赵翼此书不以寻章摘句为能事，而致力于诗人的创作研究，并且是整体性的研究，涉及诗人思想倾向、艺术风格、创作习惯、作品流传各个方面，用当代的文学研究来衡量应该说是综合性的作家研究。但很显然，赵翼的诗人批评主要立足于传记研究。毕竟是史学家，撰著诗话也近于史家之学，史实考辨在书中占了颇大篇幅。像李白从永王磷始末、《蜀道难》本意、杜甫与严武的关系、《长恨歌》故事情节之虚实、陆游为韩侂胄撰《南园记》、高启死因、吴梅村之出处等等，这些历来聚讼不已的公案书中悉有考辨，且资料翔实，案断平允，结论足可采信。尤其是论吴梅村，多纠正靳荣藩笺注之误，发其诗史之覆。众所周知，自宋代开始，“诗史”意识就一直主导着古代诗歌的评论和注释，作家的年谱编纂和作品编年成为诗人研究的基础手段和重要内容(22)。身为史学家的赵翼更具有这方面的自觉，鉴于陆游“身阅六朝，历官中外”，且正值“战与和局亦数变”之际，却夙无年谱，诗话卷七专门为陆游编纂了年谱，而卷六的陆游诗话正是基于年谱而发的。年谱为认识和了解陆游的生平出处提供了完整的背景知识，诗话从而得以深入探讨陆游生平与创作的重大问题，甚至修正早年显得轻率的议论。比如，陆游为韩侂胄撰《南园记》一事，向来颇遭物议。赵翼47岁时也有诗哂之，曰：“放翁一代才，落笔见瑰异。从军陕蜀间，不忘恢复志。如何一著错，轻作《南园记》?”并将原因归结为“显赫在目前，未免艳荣利”(23)。然而撰诗话时，既弄清当时“侂胄特以其名高而起用之，职在文字，不及他务；且藉以报孝宗恩遇，原不必以不就职为高。甫及一年，史事告成，即力辞还山，不稍留恋”，于是转而肯定“其进退绰绰，本无可议”。就是为韩侂胄撰《南园记》、《阅古泉记》，也认为“一则勉以先忠献之遗烈，一则讽其早退，此亦有何希荣附势、依傍门户之意?”(24)这与早年的讥讽态度简直判若两人。

       这样一种基于实证研究的客观态度，正是《瓯北诗话》史学品格最突出的表现。尽管书中所论的十位诗人都是赵翼最崇敬的作家，但他始终秉持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冷静地审视其生平行事。尤其是杜甫、陆游这两位历来处于道德评价巅峰的诗人，赵翼首先褫除唐宋以来笼罩在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将他们还原为一介文士，从而洞见其人格和思想意识上的缺陷，作出自己的评价。比如他论杜甫的干谒诗：

       士当穷困时，急于求进，干谒贵人，固所不免。如李白《上韩荆州书》、韩退之《上宰相书》，皆是也。杜集如赠汝阳王及韦左丞诗，因其有知己之雅，故作诗投赠，自无可议。至其《赠翰林张垍》云：“倘忆山阳笛，悲歌在一听。”《上韦左相见素》云：“为公歌此曲，涕泪在衣襟。”《赠田舍人》云：“扬雄更有《河东赋》，惟待吹嘘送上天。”《送田九判官》云：“麾下赖君才并入，独能无意向渔樵。”《赠沈八丈》云：“徒怀贡公喜，飒飒鬓毛苍。”几于无处不乞援。然张垍等犹皆同气类之人也。鲜于仲通，则杨国忠之党，并非儒臣，而赠诗云：“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哥舒翰，武夫也，高适为其掌书记，杜送高诗：“请君问主将，安用穷荒为?”是固已薄翰之贪功邀宠矣。而赠翰诗则又谀之以“开府当朝杰，论兵迈古风”，末又云“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若不胜其乞哀者。可知贫贱时自立之难也。(25)

       虽然最终归结于士人处贫贱难以维持自尊的感慨，但相比李白、韩愈，指出杜甫“几于无处不乞援”，甚至滥及鲜于仲通、哥舒翰之辈，则鄙薄之意不言而喻。赵翼颇为注意作家思想意识方面的弱点，即便是夙被目为诗人之达者的白居易，在他看来也不能算是真正豁达(《读香山集》)。先后读杜甫、白居易、陆游、元好问、吴梅村等人诗集，他都有题诗述说一时的感想，而评价无不集中于思想意识方面，足与诗话互相发明。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和袁枚都对前人诗中的淑世之语不以为然。《偶得九首》其六写道：

       杜陵厦万间，白傅裘万丈。后人读其诗，肃然起敬仰。谓虽一身穷，不忘天下想。吾观拾遗老，身世困抢攘。固无藉手处，为民筹教养。香山历官多，所至文酒赏。未闻康济略，政绩著天壤。区区浚六井，小惠亦未广。诗人好大言，考行或多爽。士须储实用，乃为世所仗。不可无此志，隔瘼视痛痒。不可徒此言，虚名窃标榜。(26)

       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居易“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所表现的民胞物与之情，前人无不给予无上的赞美和推崇，而赵翼却冷峻地提醒我们：士固然不可无此志，但重要的是付之践行，流惠于民；若徒托之空言，即无异于欺世盗名。晚年作《苦寒》诗，仍发挥此意(27)，甚至觉得杜甫的自比稷卨、陆游的不忘恢复，都不免有大言欺世的味道：

       杜陵布衣老且拙，许身自比稷与卨。南宋偷安仇不报，放翁取之作诗料。设令一旦任事机，安知不败陈涛溃符离?”(28)

       照这么说，陆游濩落不遇的遭际不等于是上天成全了他?《书放翁诗后》更直接说：“放翁志恢复，动慕皋兰鏖。十诗九灭虏，一代书生豪。及开禧用兵，年已八十高。设令少十年，必亲与戎韬。是役出即败，轻举千古嘲。公若在其间，亦当带汁逃。天特善全之，仕隐皆奇遭。无事则恤纬，有事已善刀。”(29)惟其如此，他在诗话中对陆游诗歌的推崇纯粹着眼于艺术表现，而不像古今许多论者那样着眼于其中炽热的情感。今天我们或许难以接受和认可类似这样的诛心之论，会觉得对前贤过于刻薄。但如果唯言是信，前人说什么就信什么，那不也显得很幼稚么?作者真实的内心他人本无从知道，所以赵翼也不根据诗歌来评判作者的道德感。诗歌在他看来只是一种话语，只能在话语层面上评判其意义与价值。这种观念似乎与当代现象学美学的立场相一致，但赵翼的认识却是基于史学家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

       由于淹贯载籍，精熟史事，对古来世运风俗之变瞭然于胸中，赵翼论人论事无不贴合时世，出以平情。《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诗话》论诗考史，同样也通透练达，尠有迂阔论调。前文提到的卷三论韩愈各则，即颇具知人论世之鉴。如韩愈训儿诸诗，一向颇遭物议，赵翼平章其说曰：“《示儿》诗自言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而备述屋宇之垲爽，妻受诰封，所往还无非公卿大夫，以诱其勤学，此已属小见。《符读书城南》一首，亦以两家生子，提孩时朝夕相同，无甚差等，及长而一龙一猪，或为公相，势位赫奕；或为马卒，日受鞭笞，皆由学与不学之故。此亦徒以利禄诱子，宜宋人之议其后也。不知舍利禄而专言品行，此宋以后道学诸儒之论，宋以前固无此说也。观《颜氏家训》、《柳氏家训》，亦何尝不以荣辱为劝诫耶?”(30)这就从思想史的角度阐明了唐宋之际士风和时俗的变化，不只有助于理解韩愈而已。

       古来论史家三长都将识放在第一位，叶燮以才、胆、识、力论作家才能，也说“要在先之以识”(31)，“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32)。要之，“识为体而才为用”大体代表了古代批评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瓯北诗话》之所以迥出于清代众多泛滥百家、浮光掠影的诗话之上，也正缘于“绝顶聪明不患才”和“胸中别有四千年”外(33)，还有卓荦过人的史识，突出地表现于独到的批评眼光和出色的判断力两方面。

       以赵翼的才性，自然亲近于李白的诗风。事实上他也极推崇李白的天才，认为太白“作奇句警语”也都以挥洒出之，不同于杜、韩作狮子搏兔之状。这已不是常人所能望见，但还不是最见识力之处。能从平中见奇，才显出他的见识不凡。他注意到李白诗中也有一些用思深刻的艺术表现：

       其他刻露处，如“长风入短袂，两手如怀冰”(《新平少年》)，“客土植危根，逢春犹不死”(《树中草》)，“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拟古》)，“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独漉篇》)，……皆人所百思不到，而入青莲手，一若未经构思者。后人从此等处悟入，可得其真矣。(34)

       这里列举的“刻露”之例，给人的感觉倒像是“未经构思者”，属于用意深刻而造语平常，不细玩很难体会其取意的刻苦。赵翼认为这是李白的真本领所在，必由此悟入才能把握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前人论李白诗，往往因其才高，又为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夫子自道所迷惑，漫以为其诗都出于自然天成，赵翼独注意到这些用思深刻的作品，其见识不能不说是过人一等。

       因为见识独到，赵翼也像袁枚一样喜做翻案文章。黄庭坚曾说杜甫夔州以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赵翼认为这是惑于老杜“晚节渐于诗律细”之说，而妄以为其诗愈老愈工。“今观夔州后诗，惟《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细意熨贴，一唱三叹，意味悠长；其他则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入湖南后，除《岳阳楼》一首外，并少完璧”。为此他引朱子的说法：“鲁直只一时有所见，创为此论。今人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矮人看场耳。”从而断言“斯实杜诗定评也”(35)。他的评价应该说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我注意到，赵翼许多精彩见解都是在比较中形成的，文学批评的本质原本就是在比较中见出差异。由于对十位大诗人都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通过比较得出的判断往往不同于诗家通行之说，却又很有说服力。诗话卷五论苏东坡，是在前与韩愈后与陆游的比较中把握其艺术特色的：

       昌黎之后，放翁之前，东坡自成一家，不可方物。昌黎好用险韵，以尽其锻炼；东坡则不择韵，而但抒其意之所欲言。放翁古诗好用俪句，以炫其绚烂；东坡则行墨间多单行，而不屑于对属。且昌黎、放翁多从正面铺张；而东坡则反面、旁面，左萦右拂，不专以铺叙见长。昌黎、放翁使典亦多正用；而东坡则驱使书卷入议论中，穿穴翻簸，无一板用者。此数处似东坡较优。然雄厚不如昌黎，而稍觉轻浅；整丽不如放翁，而稍觉率略。此固才分各有不同，不能兼长也。(36)

       这不能不说是很精彩的论断，切中东坡诗歌的长短得失。卷十论查慎行，先是在与吴梅村的比较中展开议论，剖析两家艺术表现的主导倾向：“吴梅村好用书卷，而引用不当，往往意为词累。初白好议论，而专用白描，则宜短节促调，以遒紧见工，乃古诗动千百言，而无典故驱驾，便似单薄。故梅村诗嫌其使典过繁，翻致腻滞，一遇白描处，即爽心豁目，情余于文。初白诗又嫌其白描太多，稍觉寒俭，一遇使典处，即清切深稳，词意兼工。此两家诗之不同也。”(37)吴、查两家本分别以用典和白描擅名，但结果各累于所长；偶尔弃长用短，反得意外之喜。赵翼此说不仅指出一个现象，更蕴含着启人深思的艺术辩证法原理。随后，他又就律诗比较了查慎行和陆游写作方式的差异及其结果：“以初白律诗与放翁相较，放翁使事精工，写景新丽，固远胜初白；然放翁多自写胸膈，非因人因地，曲折以赴，往往先得佳句而足成之；初白则随事随人，各如其量，肖物能工，用意必切。其不如放翁之大在此，而较放翁更难亦在此。”(38)寥寥数语，竟涉及两家的成就、高下、艺术倾向、写作习惯、难度等诸多层面的问题，不仅切中两家诗风的肯綮，更树立了一个多角度理解和评价前人创作的批评模式。我们说，一个杰出的批评家，不仅要善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还应该能通过具体的批评给人以理论思考的启发，赵翼就正是这样的一位批评家。

       准确而深刻的判断力，背后是渊博的史学修养和上下千古的文学史眼光。赵翼的历史眼光不仅照灼于古代诗人批评，更在本朝诗人的批评中闪烁。我想，将本朝吴梅村、查慎行与李、杜、苏、陆等并列为十家，应该是基于他对本朝诗歌的自信。他的《检阅近人刻集再题》一诗曾有“江南落落几儒英，博物工词总老成”，“突过黄初虽未必，斯文已迥胜元明”的评价(39)，表明他心目中的本朝诗歌是足以超迈元、明，与唐、宋分庭抗礼的。而将查慎行与唐宋以来大家相提并论，虽不无个人趣味在起作用，但相信也经过审慎的掂量。考溯查慎行的经典化过程，乾隆三十二年(1767)刊行的刘执玉《国朝六家诗钞》是个重要的界标。迨赵翼《瓯北诗话》以查慎行为殿军，基本就确立了查慎行的大家地位。所以时人认为：“其论列近代诸家，梅村后独举初白，盖查诗空灵变化，瓯北性与之近也。然如王渔洋之高秀、朱竹垞之深厚，衡之初白，实所未逮。惟当两家并峙之时，独能陶冶性灵，自开门径，此初白所以为不可及。则瓯北之论诗，亦可云独具只眼矣。”(40)在论及韩愈联句的冗长时，赵翼曾取朱彝尊、查慎行之作加以对比：“以《城南》为题，景物繁富，本易填写，则必逐段勾勒清楚，方醒眉目。乃游览郊墟，凭吊园宅，侈都会之壮丽，写人物之殷阜，入林麓而思游猎之娱，过郊坛而述禋祀之肃，层叠铺叙，段落不分，则虽更增千百字，亦非难事，何必以多为贵哉?近时朱竹垞、查初白有《水碓》及《观造竹纸》联句，层次清澈，而体物之工、抒词之雅，丝丝入扣，几无一字虚设，恐韩、孟复生，亦叹以为不及也。”(41)由此我不禁想到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所提出的著名论断：“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42)文学史历来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动态链环，古今作家都只能在一种互文关系中参照定位。赵翼评价古今作家实质上正秉持类似的原则，以陆游的“大”和“易”相形查慎行的“切”和“难”，又以查慎行的加入改变韩愈的评价。这种古今贯通的文学史眼光最终成就了赵翼的史识。

       尚镕《三家诗话》称赞“云松《十家诗话》，最为具知人之识，持千古之平”，这固然不错，但须知这“识”是与批评能力的整体相关的，概言之就是学以养其识，才以运其学，识以张其才，达到才学识三长的完美融合。黄培芳说：“瓯北、子才一时并称，就二家论诗观之，固以瓯北为优。瓯北所著《十家诗话》能不失矩镬，不致贻误后生，胜于《随园诗话》矣。”(43)应该代表着诗家定论。当然，具体到个别问题，《瓯北诗话》也不是全无可议之处。昭梿《啸亭杂录》已说：“所著议论，尚多可取，然考订每患疏漏。如诗话中载吴梅村《送人之闽》诗有‘胡床对客招虞寄，羽扇挥军逐吕嘉’之句，盖谓当时制府李日芃、赵廷臣辈，而先生乃以姚启圣收功当之。按：梅村卒于康熙辛亥，去姚少保灭郑氏尚有十四年之久，何能预祝其成功也?至谓汤若望、南怀仁至乾隆初年尚存，按：怀仁谥法已见王文简《谥法考》，其早死不待言。若望乃崇祯末人，焉能越百年而尚存?其与呓语何异?真堪令人喷饭也!”(44)今人周明仪也指出《诗话》若干考证未谛、引用各家诗题诗文屡有改动、立论有失公允、过于拘泥考据四点不足。第三点举出论王安石专好与人立异、苏东坡以禅语入诗、杨万里喜以俚语俗语入诗三个例子(45)，这大概是古代诗论家的一般看法，植根于自古以来政治和文学的传统观念，并非赵翼所独有。

       乾隆年间的诗论家，除了以诗歌观念区分出流派，在诗歌批评方面也同样显示出不同的倾向性，最显著的一点是格调派诗论家都注重古代诗歌研究，而性灵派则留意于当代诗歌创作——这几乎是性灵派诗论家的独特标识。自袁枚以降，洪亮吉、李调元乃至嘉、道间的诗论家法式善等，都是引领一时风气的人物。赵翼的批评兴趣主要集中在古代作家，但也不排斥当代诗人，就像他的诗学观念之于性灵派，乃在依违离合之间。当然，他才学识兼长的批评才能则远超其他性灵诗家，足以与他的史学相提并论，同居清代学术第一流的位置。

       注释：

       ①(45)周明仪：《赵瓯北诗及其诗学研究》，第87—97页，第154—157页，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②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7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王建生：《赵瓯北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

       ④丁履

：《赵翼的文学思想》，《清代学术论丛》第六辑，第67—80页，台湾中山大学清代学术研究中心编，台湾文津出版社2001年版。

       ⑤赵翼：《稚存见题拙著瓯北诗话次韵奉答》其一，《瓯北集》卷二十八，《赵翼全集》，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6册第874页。

       ⑥王藻、钱林：《文献征存录·赵翼传》，《赵翼全集》附录二，第6册第35页。

       ⑦蒋寅：《赵翼诗论的唯新倾向及与性灵派的离合》，待刊。

       ⑧(13)(15)(30)(41)赵翼：《瓯北诗话》卷三，《赵翼全集》，第5册第128页，第128页，第22页，第28页，第35页。

       ⑨⑩(25)(35)赵翼：《瓯北诗话》卷二，《赵翼全集》，第5册第12页，第13页，第20页，第16页。

       (11)王士禛：《皇华纪闻》卷二：“香炉峰在东林寺东南，下即白乐天草堂故址；峰不甚高，而江文通《从冠军建平王登香炉峰》诗云：‘日落长沙渚，层阴万里生。’长沙去庐山二千余里，香炉何缘见之?孟浩然《下赣石》诗：‘暝帆何处泊?遥指落星湾。’落星在南康府，去赣亦千余里，顺流乘风，即非一日可达。古人诗只取兴会超妙，不似后人章句，但作记里鼓也。”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4册第2688页，齐鲁书社2007年版。

       (12)有关神韵诗学对“切”的排斥和性灵诗学对“切”的重视，可参看蒋寅《王渔洋“神韵”的审美内涵和艺术精神》(《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袁枚性灵诗学的解构倾向》(《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的相关论述。

       (14)许

：《彦周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37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6)近年有关赵翼作家论的研究有王友胜《简评赵翼的苏诗观》，《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丁恩全、朱留霞《赵翼论韩愈》，《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潘殊闲《简论〈瓯北诗话〉的李白研究》，《西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吴中胜《赵翼论杜诗》，《钦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7)杜诏：《中晚唐诗叩弹集》自序，康熙刊本。

       (18)(19)赵翼：《瓯北诗话》卷四，《赵翼全集》，第5册，第31页，第33页。

       (20)(24)赵翼：《瓯北诗话》卷六，《赵翼全集》，第5册第67—68页，第81页。

       (21)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吴兴嘉业堂刊章氏遗书本。

       (22)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参看浅见洋二《学的历史学——论宋代的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及“诗史”说》，金程宇、冈田千穗译《距离与想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3)赵翼：《偶得九首》其七，《瓯北集》卷二十一，《赵翼全集》，第5册第355页。

       (26)赵翼：《瓯北集》卷二十一，《赵翼全集》，第5册第355页。

       (27)赵翼《苦寒》：“白傅大裘长万丈，杜陵广厦拓千间。书生开口论康济，纸上空谈祗汗颜。”《瓯北集》卷五十一，《赵翼全集》，第6册第1061页。

       (28)赵翼：《瓯北集》卷二十六，《赵翼全集》，第5册第461页。

       (29)赵翼：《瓯北集》卷四十二，《赵翼全集》，第6册第834页。

       (31)(32)叶燮：《原诗》内篇下，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584页，第580页。

       (33)舒位《奉和赵瓯北先生八十自寿诗原韵八首》其六、其二，《瓶水斋诗集》卷十二，下册第508—5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4)赵翼：《瓯北诗话》卷一，《赵翼全集》，第5册第2页。

       (36)赵翼：《瓯北诗话》卷五，《赵翼全集》，第5册第53页。

       (37)(38)赵翼：《瓯北诗话》卷十，《赵翼全集》，第5册第141页，第142页。

       (39)赵翼：《瓯北集》卷四十六，《赵翼全集》，第6册第934页。

       (40)王藻、钱林：《文献征存录·赵翼传》，《赵翼全集》附录二，第6册第35页。

       (42)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诗学文集》，第2页，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43)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嘉庆十六年刊黄氏家集本。

       (44)昭梿：《啸亭杂录》卷五，第51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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